1、中国古代对外输出的商品有什么？
输出的商品有丝绸，茶叶、陶瓷、药材、纸等。
汉代：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张骞通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沿着通道不断西运；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陆续输入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诸国即印度半岛等地进行经常的贸易往来。
唐朝：对外贸易繁荣。唐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唐朝和朝鲜的贸易往来繁盛，朝鲜输入唐朝的有牛、马、麻、人参，唐朝输入朝鲜的有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中亚、波斯商人足迹遍及各地，把胡椒、波斯枣、药品、香料、珠宝等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也源源不断运往波斯，并从那里运销西方。对外交通有陆路和海路；与朝鲜、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贸易频繁。
两宋：北宋政府在广州、杭州等地设置"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事务，征收商税。南宋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等，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南宋政府采取鼓励外商的政策，在一些港口设有番坊，有外商长期在此居住。同南宋通商的国家众多，以阿拉伯人最多。绍兴末年，广州、泉州两个市舶司岁收税高达200万，超过北宋一倍多。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等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地，输入商品以香料、珠宝为主。辽、金与高丽通过使节贸易保持联系，并在边境设榷场，互通有无。日本、波斯、大食等国也同辽、金有贸易关系。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有泉州、广州、明州，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
元朝：泉州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经常停泊着数百艘海船，大量货物在此汇集和起运。高丽的土特产人参、水獭和虎豹皮在我国内地受到欢迎，布在我国民间也很流行。我国的植棉、棉纺织和火药技术在此时传人高丽。
明朝：郑和下西洋与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贸易，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明朝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有广州、泉州、宁波、福州。
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一方面禁止国人出海贸易，另一方面限制外商来华贸易。只开放广州一地对外贸易，还几次下令实行海禁。在正当的中外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出现贸易顺差。
2、被誉为“中国名片”的青花瓷，传入欧洲后，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青花瓷在欧洲的变革其实是源于在与元朝时期的瓷器贸易，当时中国的瓷器开始走入以青花瓷为主导的时代，所以贸易到欧洲后，青花瓷逐渐成为了欧洲的主流瓷器款式。而青花瓷本身的魅力也由此而来，不过对于青花瓷而言，产生还是源于染料的进步和高岭土的烧制工艺的改进，所以当时青花瓷成为了中国的一张独特名片，而被世界所接受。
南宋末期，蒙古铁骑除了正面与南宋军队作战以外，还在中亚与各个小国作战，所以这迫切需要一些成本低并且耐用的瓷器来支撑军队作战，而当时蒙古骑兵从中亚带回来的染料就给景德镇瓷器烧造处一个启发。
如果利用蓝色的染料进行简单绘制，并利用高岭土高温烧制快速形成一种轻而耐用的瓷器，不就解决了军需问题了吗？可当初的军需问题后来成了贵族都追捧的玩物，所以这也一时间兴起了青花瓷热。不过在青花瓷刚刚诞生的那段时间里，青花瓷的图案还是比较单调的，直到元代中叶才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瓷画，这给欧洲后来青花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参考。同时在16世纪初，欧洲就已经形成了完备的青花瓷生产工艺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之路。
一、欧洲青花瓷的起步晚但发展快
相比于中国在元朝初期就发展青花瓷，欧洲要晚上400年，也是在中国明代晚期，欧洲青花瓷才自成流派，成为一个独具艺术价值的一体。不过这也是明朝隆庆开国贸易以后带来的发展转变，原本实行贸易壁垒政策的明朝居然主动开国做起了贸易。
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嘉靖时代留下的财政赤字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国力。所以明朝开国做生意以后，吸引了欧洲大批瓷器生产商，希望明朝能够回购一批，不过明朝的回购不代表欧洲的瓷器水平就已经真正赶上了中国，相反欧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明朝时期的回购瓷器也是给了欧洲一个信心，让其相信还有有机会可以追上中国的。
明朝外贸促进了欧洲大力生产瓷器，除了意大利的几个瓷器生产企业以外，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也有几处瓷器生产点为出口瓷器做准备。虽然同样用高岭土烧造，可是欧洲差的一些功夫却要在后来利用工业化生产工艺的方法来弥补，所以此时出口明朝的瓷器也只能说是处于中国青花瓷的中流水平，远达不到皇室要求的水准。
而同一时期明朝生产的官窑却是远销欧洲给欧洲瓷器生产企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因为当时不少官窑瓷器的出口依旧是欧洲贵族的一个把玩奢侈品的渠道。相比于欧洲本土生产的青花瓷，当时的明青花瓷不仅在颜料上更胜一筹，并且在瓷画上表达也更为丰富，成为欧洲各家瓷器生产企业所要模仿的对象。虽然当时欧洲在管理上很有优势已经形成了具有规模的股份制公司，可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依旧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这也导致了欧洲青花瓷真正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二、欧洲青花瓷具有独特的绘画风格
虽然欧洲后来的青花瓷脱胎于明代的青花瓷，可是在瓷器绘画上却独具自己的风格，不像明青花瓷那样单调，而当初明青花瓷设计单调图案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明朝在开国时期对贪官打压形成的一贯对策，所以较为简朴的图案有利于明朝进行反腐倡廉的运动，而这项反腐倡廉的工作一直到了万历时期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明青花瓷开始变得华丽了起来，可是在外貌上这也让欧洲瓷器设计师第一次看到了如此精美但又华丽的青花瓷，所以欧洲的青花瓷艺术也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开始走向从模仿到独立创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不少欧洲的瓷器生产企业也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宠儿。
其实最早开始尝试生产青花瓷的欧洲瓷器生产企业在法国，也是应波旁王朝的要求，第一批带有独特欧洲纹路的青花瓷开始出现在欧洲各地。而当时来看，因为瓷器是一个体现实用和珍藏价值的结合物，所以一直受法国贵族的青睐，可是法国当时生产出来的青花瓷并不能严格意义的成为青花瓷，因为它仅仅只是在高岭土的烧造上变得可以逼近中国，可真正赶上并超越中国只是欧洲在绘制图案上有了独特风格以后，形成了一种艺术上的超越。
当然后来因为法国内部的战争导致青花瓷生产量越来越低，最终欧洲青花瓷的主要生产基地几乎都集中在了神圣罗马帝国之中，而最为耀眼的就是梅森和皇家哥本哈根公司了。原本都属于罗马教廷专用的瓷器生产基地，在后来逐渐成为德国统一以后拿的出手的奢侈品，虽然如今奢侈品都是以意大利和法国为主，可实际上在19世纪前，奢侈品集中地主要还是神圣罗马帝国。
当时意大利尚未统一，依旧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所以罗马教廷将主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几乎全部搬迁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区，而其中瓷器又是重要的一环，所以瓷器生产基地的搬迁又意味着欧洲瓷器生产基地将主要集中在中欧地区。一方面是上层社会喜欢，另一方面又是瓷器过于昂贵。
而神圣罗马帝国区域内没有什么成行的瓷器加工点，因此在瓷器生产基地搬迁至此以后还要降低瓷器的生产成本是一个主要目的，当然铁矿的匮乏让罗马教廷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瓷器来赈济灾民，所以这两家瓷器生产点可谓是承担了诸多使命。可两家生产至今的瓷器生产企业之所以能生存至今，是因为在瓷器普及化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又能保证自己的利润水平，可谓是一举两得，所以这两家瓷器生产企业在当时却是不折不扣在运作国家体制。
三、欧洲青花瓷的绘画风格差异巨大
欧洲青花瓷的画风差异巨大，这是留给不少第一次看欧洲青花瓷的观众的印象，因为欧洲青花瓷在绘画上更加偏重于形象表达，所以在欧洲的青花瓷，更加偏重于绘画艺术的直接表达，不少青花瓷上甚至出现了一整幅写实的画，这也是代表青花瓷在欧洲的发展其实更加偏重于写实性艺术而已，所以在绘画上就如此。
不过对于欧洲较早一批生产青花瓷的梅森瓷器而言，现在都可以看到其风格艺术，在瓷器上印一个logo就出厂，在欧洲生产青花瓷早期因为技术不成熟，所以有一段时间被迫只能采用简单性的logo表达，只表达自己为官窑瓷器的身份就可以了，所以不少欧洲瓷器收藏家都很关心瓷器的出产地问题，无非也就是对于品牌问题的纠结而已。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官窑上却不会出现，主要还是中国的官窑不仅印有国家独一无二的时期性标志，而且官府烧造的瓷器，无论在图案的复杂性还是艺术性表达上都是民间瓷器所不能相比的，所以在中国瓷器的发展中，自从元代选择景德镇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变过生产基地。
而在欧洲则不然，虽然早在16世纪就开始生产青花瓷，可是生产基地上一直不稳定，这也与罗马教廷的选择有关，如果罗马教廷选择了所需要的生产基地，那么不少诸侯国也无法干涉，正如同原本的意大利的生产基地搬迁到了神圣罗马帝国一样，表面上是对战争的避难，实际也是对诸侯国的变相征税。
部分诸侯国也利用这个机会烧造仅属于罗马教廷的专用瓷器，获得了罗马教廷更多的经济支援，所以也有了日后德意志的强大，不过当时罗马教廷并没有想这么多，它仅仅只是一种对诸侯国的变相征税而已。以至于会不会促进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它变全然不管也不顾，最终导致了管辖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来越大，这也是导致局部战争的一个诱因。
但不可能否认自从在烧造瓷器的基地搬迁至神圣罗马帝国以后，瓷器的发展更加迅速了，将写实的画搬进瓷器中也是诸侯国们打算回馈罗马教廷的一种方式，而它最早则是源于奥地利赠送给罗马教廷的礼物，以便于稳定奥地利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主导位置，可是这样一来就打开了青花瓷绘画的新篇章。
四、欧洲瓷器绘画得益于颜料技术的进步
欧洲发展青花瓷不足百年就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瓷器绘画体系，主要还是得益于颜料的进步。欧洲化学工业在16世纪有了一次质的进步，也是这一次进步让欧洲在瓷器制造水平上快速赶超了当时的主导者中国，虽然当时中国也在瓷器绘画上大有改进，并且也是瓷器烧制革新的一个时代，可是与欧洲在化学工业上的进步相比还是稍有一点落后，因此颜料的生产速度比不上欧洲，质量也不如欧洲鲜艳，所以如此一来欧洲烧造的青花瓷开始占据市场有利位置。
因此到了17世纪，中国陷入动荡的时期，欧洲在青花瓷生产上便更进一步，也开始占据市场的主流地位，而欧洲这些瓷器生产基地真正成为企业还是到了18世纪初，因此神圣罗马帝国来了一次整体性改革，而改革的推动人就是当时波旁王朝的外交官员，他建议神圣罗马帝国也要与法国一样做国有资产改革，改成股份制公司，比较有利于国家征集资金，以及动员战争。
这样一来，神圣罗马帝国也做出了相应了的改革，于是有两个大型的瓷器生产企业诞生了，当时也都在神圣罗马帝国。一个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也是皇家哥本哈根的雏形；一个在维也纳，也是德国梅森瓷器的雏形。所以这两个欧洲瓷器生产巨头也是在后来国有企业改革中形成了股份制公司，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生产瓷器，在成立公司以后生产瓷器变得越来越讲究独特性，而梅森瓷器也是第一个印有本公司logo的瓷器生产企业也是代表了当时罗马教廷的选择，在当时也是绝对的奢侈品。
皇家哥本哈根的发展与梅森瓷器类似，但也得益于颜料工业的进步，因为在此之前它仅仅只是丹麦皇室自营的一家小作坊而已，每年的生产量比较低所以在颜料工业进步以后，皇家哥本哈根也做出了改革，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梅森瓷器相比，它算是北欧地区规模最大的瓷器生产企业，也是在市场上与梅森瓷器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
皇家哥本哈根是最早学习梅森瓷器首先在瓷器旁印一个公司的logo，然后再进行其他的瓷器绘画。不过皇家哥本哈根的瓷器绘画很特别，这种波浪形的纹饰，是不少人对皇家哥本哈根的第一印象，后来也是鉴别它的主要图案的方法，本意还是更加突出这个公司文化与品牌文化的信念，所以在品牌文化上，梅森和皇家哥本哈根都比较占有文化优势。
当然这也是当时对付市场上强劲对手中国瓷器的方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中国瓷器在艺术绘画上可谓是花样繁多，所以在当时中国无论是民窑还是官窑相比于这边些本土生产瓷器的公司而已都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因此这些公司原先打算以数量取胜，后来又形成以绘画风格来取胜，总之两者都表现出欧洲在瓷器发展上要取胜于中国瓷器就必须通过加强印象的logo，以及集中的产品数量和迎合欧洲人欣赏水平的瓷器，这样才能做到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欧洲青花瓷起步较晚，可是发展比较快，比较具有地方特色，最后还形成了股份制的制造瓷器公司，这些都体现出欧洲在瓷器发展水平上其实并不落后于中国，只是在一袭技术上的瓶颈突破以后走上了与中国瓷器发展差异比较大的路线。
习惯将瓷器作为一个绘画的工具，而中国则喜欢将瓷器作为身份的一个象征性表达。二者虽然有目的重合之处，可是欧洲更加偏爱于企业文化以及艺术的表达，所以权力在官方瓷器上表达并不多，而中国则不然，权力在瓷器上有一个完美的表达闭合，比如官窑和民窑有着巨大差异等等，这都是体现权力导致了价值的不同，而欧洲则是由里至外用艺术表达的独特性来显示出瓷器的价值所在，这也是后来欧洲瓷器受追捧的原因。
3、广州是明清时期的贸易港口，那么中外贸易往来的商品都有哪些？
贸易商品可以分为二部分内容：
第一，就是最熟悉的朝贡给赐贸易。
外国派使者团到明廷进贡，进贡品被称之为称为“正贡”，也就是比较正规的贸易商品。正贡是送献给明朝王室的宝贵财富，如有玛瑙、象牙、琉璃制品、玳瑁、盔甲、孔雀、犀牛、金银器物、长颈鹿等珍稀动物，还有一些龙延、檀香、苏木、胡椒等当时中国珍贵的香料、调料等。
之后，明代也赠送了一些礼物给外国使者团，如国王的金印、国王的皇家服装、日历、金银钞票、精美的丝绸制品等。
自朱元璋以来，明代以厚而薄的原则为基础，多献贡品，既表现出皇帝的慷慨，又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这部分，如传统观点所示，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只是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一种礼物交换，一些中外领导人在我们的领导人来访或接待外宾时，为了表达他们的善意而互相赠送礼物。
第二，朝贡中的附进物品贸易。
进贡使者所进贡的商品贸易，其中少部分商品被称之为“附至番货”或“附搭货物”，这些贸易商品可以在京师会同馆或者市舶司等地方进行二次交易。但并代表所有的贸易商品都可以二次交易，在当初明政府是针对不同的物品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正常老讲：就是有明政府出钱购选一些所需的物品，其它都会交给当地市场自由贸易交易。
4、晚清时期与明清时期我国对外贸易有什么变化
明清海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曾德昭《大中国志》
到了明中叶以后，市舶贸易的出口商品，其品种和数量比朝贡贸易的赏赍品就更加繁多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36之多，包括手工业品、农副产品、矿产品、动物和肉制品、干鲜果品、中草药品和文化用品等八大类，其中手工业品共127种，占总数一半以上（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
明末，中国出口商品中，手工业品占总数一半以上，其中最大宗货物是生丝，丝货，棉布。当时从广州出口商品的航线有三条，一，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欧洲各国，二，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日本，三，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菲律宾马尼拉而转口运往拉丁美洲，从万历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的10年间，每年运往印度果阿的丝货为3000担，崇祯九年(1636)达到6000担，崇祯年间(1628—1644)每年由广州经澳门输往长崎的生丝2460担，从这三个数据可以看出明末丝货的出口数量之巨大。
“1591年菲律宾总督发现，菲律宾群岛上土著居民因为服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国的丝绸和其他中国衣着原料。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采用自己种植的棉花自行纺织，可以向墨西哥输出肆十万比索的布匹。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以后土著居民还是大量服用中国衣料。“中国纺织品还经过马尼拉销售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有的文献说，因为中国棉布价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国货而不用欧洲货。中国丝绸就更为畅销了。严中平说，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
，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晚明史》）。
从《晚明史》一大段话中，可以看到中国丝绸和棉布对西班牙纺织业的冲击，很显然，如果没有明末中国纺织业的冲击，西班牙人的纺织业不会衰弱。
再看看清代前期，
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在此后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 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 ％，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 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18世纪2丨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 Constant 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茶叶、白银和鸦丨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
从17世纪2丨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 ）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茶叶、白银和鸦丨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
进入18世纪， 中荷茶叶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7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荷印当局订购6～7万磅茶叶，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万磅，到1719年，荷兰的订茶量达20万磅（鸦丨片战争前中荷茶叶贸易初探）
18世纪对中国的欧洲主要贸易国是英国和荷兰，这两个国家在18世纪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货物为茶叶，英国东印度公司（EIC ）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从18世纪2丨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茶叶、白银和鸦丨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
很显然，明末到清代，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不再是丝货棉布，而是茶叶。当然，如果丝货和棉布在明末的基础上大量增加，自然也无可厚非，但事实呢？
生丝，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为1833担，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为19200担，增加十倍多；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1780—1790)增至27128担，又增加29％；到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增到51662担，再增长90％（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
初一看，数字似乎很大，可实际上呢，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每年的生丝出口量为74担不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平均每年480担，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1780—1790)，平均每年2467担，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平均每年为5166.2担。也就是说，清代的生丝出口，直到鸦丨片战争前夕，才和明末相当。
至于清代的棉布出口则开始于18世纪30年代。如果从明朝灭亡的1644年开始，棉布出口中断了近一个世纪。
当十八世纪英国人的工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棉布市场在美洲，这时候，英国人没有遭遇任何的竞争对手，在一百多年前，先英国人走上海上贸易扩张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还有荷兰人，他们都遭遇到了价廉物美的中国纺织品的疯狂冲击，然后走向衰弱，一百多年后，英国人的棉纺织业开始扩张，这个时候，中国只是在缓慢地恢复自己的伤口，那点可怜的棉布出口，其出口的航线的控制者也是英国，当中国的棉布出口疯狂扩张的时候，中国走到了1840年。
十八世纪初，中国的茶叶出口以极快的速度增长，茶叶为中国换来了大量的白银，但茶叶无法带给中国工业革命。曾经，中国的棉布与丝货毁灭了西班牙人的纺织业，但，当英国人的工业革命开始与棉纺织业的时候，中国的棉纺织业不过是在被摧毁的土地上，缓慢恢复。
那广垠的市场，不是英国棉布击败了中国棉布，而是中国的战乱摧毁了中国棉布。那个年代，中国并非没有保存手工业的机会，但清人的铁骑南下的时候，江南很多地方选择了放弃抵抗。他们放弃抵抗是无耻，但他们在试图保住江南的手工业。明初，常遇春北伐，明太祖为了防止常遇春滥杀无辜而亲往其军营反复告诫，明末，在紫气东来中，除了杀戮，剩下的就是废墟，江南的繁荣，一夜之间，成了望不尽的废墟。
5、如何评价明朝中后期的对外贸易？
【转自中国经济史论坛】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银为何大量流入中国
作者：陈昆
【提 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巨量白银流入有两个原因：贸易顺差和套汇。文章考察了这两个因素形成的机制。与晚明时期类似，当前我国也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政策所致。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评判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海上贸易；套汇；白银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大卫.休谟[1] 著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根据这一理论，在以贵金属为本位货币的时代，理论上并无一国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1]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中国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白银。[2]
弗兰克[3]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他用贸易和套汇来说明他的这一理论。
关于国际贸易，他认为，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态笑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3]
货币不仅可以用来对贸易赤字进行“结算”，而且是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则支配的，由此产生套汇机会。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中，尤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储存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货币之间的套利兑换性以及它们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性，使得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场真正地运转起来！[3]
本文循着弗兰克的思路，从海上贸易和套汇两个方面对明朝中后期白银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
据史料记载，15世纪中叶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液闭薯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吨。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4]
中国自明代中期以来开始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中国商品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而且当时许多日用品生产技术为中国所专有，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垄断地位。就纺闹者织品生产而言，中国是麻类纤维原产地，千余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对麻缕“半浸半晒”、硫磺熏蒸等漂白技术均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生丝制作的产品经得起海风吹拂而不变色，欧洲丝绸产品的款式、织法、图案设计、印染工艺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和启迪，更有甚者，英国直到1690年以后才织出质量较好的亚麻布。
明代中期，中国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 [5]当时一个西方作家也报道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 [6]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产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 [7]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生丝、丝织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除了质量优越之外，明代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也很突出。一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而恰在此时，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欧洲各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涉及所有工农业商品、持续约一个世纪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这场通货膨胀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价从16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普遍上涨3倍左右，英国、法国、德国物价从16世纪中期开始上涨两倍左右。这大大削弱了欧洲各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于欧洲各国，中国商品以白银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国际市场上中国主要大宗出口商品与外国同类产品价格对比如下：
丝织品：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
麻织品：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
铜、铁制品：菲律宾市场中国铁钉价格为西班牙产品的1/4，致使秘鲁总督卡涅特于1590年专门派船赴菲购买中国铜、铁制品，还有位西班牙人维拉曾建议在菲律宾购买廉价的中国铜铸炮，然后运往墨西哥和秘鲁；
生丝：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肉类、蔬菜、水果：当时的一个西班牙神甫马丁德拉达惊叹中国肉类、蔬菜、水果价格低得象是分文不取一样……[8]
西欧迫切需要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香料、药材、茶叶、瓷器、丝绸等物都深受西欧人的欢迎。由于多年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西欧能向外输出售于东方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必须用现金即贵金属白银货币支付。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
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中国与欧洲、美洲海上贸易航路的开辟，为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国际市场。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其中纺织品为大宗商品。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很大，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十八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10]
中国纺织品涌入菲律宾，当地土著“不复种棉织布……忘记了纺纱织布的传统工艺技术”。在拉丁美洲，中国商品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在当时欧美人笔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渐停止纺织”，“西班牙所有的丝织工场全部毁灭了”，“中国的麻织品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渴求，一旦中国产品短缺，尽管欧洲产品充斥市场，他们也绝不问津”，“中国丝织品以它低廉的售价、独具特色的技艺和装饰上的魅力，对欧洲市场构成一种挑战” …… 诸如此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法国一些丝织品厂商为扩大销路甚至不得不给自己的产品印上“中国制造”字样。[11]由于西欧各国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额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因此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西欧工业革命之后、鸦片贸易兴起前夕。
二、明代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白银持续内流
1545年和1548年，秘鲁之波托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之萨卡特卡斯（Zacatecas）的银矿被相继发现、开采和大量向外输出。16世纪末，西班牙占有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12]仅波托西一矿1581-1600年间平均年产量即达25.4万公斤，占当时全世界白银年产量的60%强。17世纪末波托西银矿日渐枯竭，墨西哥银矿又开始取而代之，其产量在18世纪增长约5倍，到1789年占世界产量的5/8以上。[13]
中欧海上贸易航线建立后，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转至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据索萨的研究，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数额，在1590—1602年估计为2，010吨，1602—1636年约2，400吨，1636—1644年约210吨，总共达到4，620吨。[14]艾维泗指出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每年125吨，在1597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五年，高达300吨。[15]
另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仅1631年一年内，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致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中西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W. L.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16]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竟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曾经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锐减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17]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世纪上半叶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美洲白银流入欧洲再流入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另一个渠道。在1500到165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约16，000吨。[18]根据沃德·巴雷特统计，1493—1600年世界银产量是23，000吨，美洲产量就达17，000吨，占全部世界银产量的74％。他认为美洲白银大约70％输入了欧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亚洲。[19]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白银大约有8，000吨，除去流入印度和奥斯曼的，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估计约有5，000吨。[20]15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至少运送100万杜卡特（Ducat）白银到远东，大部分流入中国。17世纪，英国和荷兰也开始把西班牙白银运往东方。1601-16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出75万英镑的西班牙白银（约合250万杜卡特）到远东，多数流入中国；崇祯十年（1637年），该公司船只首次到达中国，“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21] 17世纪后期，该公司运出的金银更是急剧增长，仅1700-1701年度就达70万英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金银在1618-1700年间从50万杜卡特增长到125万杜卡特（约合4万公斤）。[22]
大量白银外流让欧洲白银输出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政府惶恐不安，曾几度设限。1593年1月1日、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度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上限，企图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恰在当时欧洲诸国普遍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视金银货币为财富的唯一形式，主张国家经济政策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积累金银货币。然而，市场规律是不能够挑战的，除非宗主国制造业竞争力大幅度增强，否则，欲以一纸敕令在市场上遏止价廉物美中国商品的洪流，终究枉费心机。
而且，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不符合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利益。菲律宾殖民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支柱是转口贸易，殖民当局财政对关税收入尤其倚重。荷兰官员在1618年估计，西班牙政府（指菲律宾殖民当局）每年仅从中国丝经菲律宾转运美洲的贸易中就可征收约50万比索商税。1586-1645年间，除1586年至90年代以外，中国货物进口税在马尼拉每年的全部进口税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60%。其间，1611-1615年间为91.5%，1636-1640年间为88.6%，1641-1642年间为92.06%。[23]显然，对于竭力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菲律宾殖民当局，理性选择就是千方百计维持、扩大作为骨干税源的中国货物进口税。宗主国政府颁发敕令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无疑于断了菲律宾殖民当局的财路，因此，这些敕令从来就难以获得菲律宾殖民当局的配合。加之西班牙殖民帝国腐败成风，各级官吏把到殖民地政府任职视为发财良机，历任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都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这些敕令最终都摆脱不了沦为一纸空文的必然命运。西班牙殖民宗主国政府后来多次将限额提高到200万比索，实属无奈之举。
三、三方套汇与白银流入
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三方套汇业务是白银流入中国另一条重要渠道。16、17世纪间，主要由于贸易导致的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精明的欧洲商人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单程即可获利一倍以上，如此套利，大发横财。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就是到了18世纪，中国白银价格仍然高出欧洲50%的利差，这导致了18世纪墨西哥白银生产的繁荣，世界各地的白银再次争先恐后地大量地输入中国。
早在1609年，一位拥有25年在亚洲经商历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罗 德 芭萨就注意到：“通常1个金比索可以兑换5个或5个半银比索，如果中国白银发生短缺的话，从外地购买白银，价格就上升到1∶6或6.5银比索。我所见到的最贵的和在广州城购买的黄金是7个银比索兑换1个金比索，我从没有看见比这个价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个金比索通常值12个银比索，因此，显而易见从中国购买黄金意味着可以产生75%至80%的利润。”[24]
关于国际间的套汇问题，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写到：“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价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也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尔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买卖为媒介。”[25]这说明，货币也是是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金融市场。
据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aldez）的研究，美洲殖民地时期1540年代至1640年代，是一个套利周期。[26]恰在此时，中国开始了经济货币化的进程，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约1470年代），白银在民间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因朝廷认可而朝野皆使用白银。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税粮按一定比价折收白银—“金花银”，这大大加快了田赋货币化的进程。1460年代以后（成化年间），广东南海已用白银交租。16世纪初以后，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银支付。到1520年代，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其后嘉靖、万历年间，广东、福建率先实行“均徭”、“均平”和“一条鞭法”等赋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银折纳都是重要内容。由于15世纪中期中国明朝纸币体系的崩溃导致了银币的替代和白银税收体系的建立，而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伦敦和巴黎大许多倍的城市，其“白银化”带来了全球巨大反响。正是中国的巨大需求引起了中国的白银价值两倍于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悬殊的差价反过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白银。在16世纪初，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而欧洲为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到16世纪末，中国最具代表性地区之一的广东的金与银比价为1∶5.5或1∶7，而西班牙为1∶12.5或1∶14，这表明中国白银的价格是西班牙的两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为1∶10，在莫卧儿的印度为1∶9。直到17世纪40年代中国的白银价格才最后降低到与其他地方的价格大致相当的程度。
从对中国明代史料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整个明代时期，白银价值一直比较昂贵。洪武八年（1375）制定金银钱钞之间的比价兑换体系时规定，1贯钞，折合成1千文铜钱、1两白银以及1/4两黄金，即金银比价是1: 4。洪武十八年（1385），金银比价变为一当五或一当六[2]，但主要是一当五。“永乐五年，令各处折收钞，金每两四百贯，银每两八十贯。是高帝时，赐钞千贯为银千两、金二百五十两。而永乐中，赐钞千贯，为银十二两五钱、金止二两五钱矣。”[27]由是可知，永乐五年时，金银比价仍是l:5。永乐中期，金银之间的比价突然拉大，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时，金银比已变成1:7.5。同时，“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寅”条云:“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盐乞定例召商，许以金银铜钱中纳。于是户部定议：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银一两、铜钱二千五百文各给盐三引。从之。”[28]据此可知，金银官方比价当时为l:10。需要说明的是，金银比价1:10出现的地区和时期并不是多，绝大部分时期内是维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万年间。应当注意的是，在这如此长的时期内，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是官价与市场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银之间的比价骤升，发生在崇祯朝时期。万历时期金银一当七八甚至一当五，至崇祯中变成一当十，而且江南地区的某些地方还存在一换十三的情况，以后还曾暂时回落到一换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维持在一换十三的价格水平。
由上述金银之间的比价变动情况来看，黄金是处于较为稳定的升值，银则相对贬值的状态。学者钱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变动情况（见表）。本来，整个明朝，黄金平均价格每两折合白银6两4钱7分，约等于宋元时代平均价格（10两3钱弱）的63%，最低曾达到折白银1两6钱7分。[29]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国市场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变成l:13，这一价格水平仍然要远远滞后于同时期欧洲金银比价。在1492年以前，东方中国和印度的金银比价还是1:5的时候，欧洲就已达到1:11或l:12。在欧洲频繁发现银矿后，从1519-1650年，金银比价从1:11变成1:15.5左右，仅中间短暂时期内保持在1:10.6。
而中国直到清中叶大概在乾隆时期金银比价才达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纪中叶，中国金银比价已经基本上与欧洲拉平，甚或时有过之。日本、印度金银比价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过程，不过日本银矿资源丰富，印度与欧洲通商历史较早，因而其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时间早于中国而已。
结论及比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银流入，主要是中国通过海上贸易用商品交换而来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经济体，这种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其贸易保持着很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3]
除了贸易顺差之外，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金银比价一直低于外国金银市场的比价，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16、17世纪间，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银价。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从1550年到1645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000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30]
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为何这么多货币没有像欧洲那样导致通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着很强的货币吸收能力。弗兰克的回答是，“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但是，货币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求。[3]弗兰克认为中国有这种能力。中国这种能力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高额的贸易顺差。这主要基于它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晚明时期类似，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出现了严重的人民币套汇现象。晚明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产出和收入与西欧相比并不逊色。在银本位制下，白银大量流入满足了国内货币需求，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江南等地早期的工业化也藉此得到了发展。但遗憾的是，晚明政府从打击海上敌对势力等政治需要出发，对海外贸易严格限制，海外贸易远未能发挥其对市场开拓、专业化生产和资本形成的推动作用，使得晚明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
与晚明抑制外贸发展的做法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大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倾斜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发展出口，对进口实行一定限制。这些倾斜政策加上劳动工资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环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等，都降低了出口企业成本，增强其价格竞争力。近年来，除传统的加工贸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过快，化工、机械、汽车等行业出口迅速扩大，我国贸易顺差过快增长。更加糟糕的是，当前的巨额顺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非常罕见。类似地，美国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间，德国从1880年代到“一战”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从1981年到最近，对外贸易均长期顺差。这些国家在上述阶段经济较快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储蓄相对投资过剩并不奇怪。当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本对劳动力的比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资本相对稀缺。此时消费和投资需求理应较大，更可能出现储蓄对投资的不足也即贸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贸易顺差导致白银流入，在银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且不存在外汇风险问题。目前我国外贸持续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导致的。当前外贸顺差过大加大通胀和资产价格波动压力，我国外汇资产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从根本上说，晚明和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共同问题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历史教训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持续的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我国当前应当调整倾斜外贸政策，减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强内需，否则就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持乐观态度。
6、明朝经济的外贸
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7、比较明代后期与清代晚期对外贸易的不同之处
首先，明代后期的对外贸易主要以民间贸易为主，而清代晚期的对外贸易主要以官方为主。明代中后期由于北有蒙古、南有倭寇，所以国家政策倾向于保守，政府明令禁止对外贸易；但是由于茶、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拥有巨大国际市场而且商路顺畅，所以民间商人抵不住利益的诱惑。清政府虽然也秉承禁止对外贸易（保留对外出口——广州），但是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政策转变，对外贸易是实现了解西方的重要手段，所以大型采购、兴办大型工厂都是官府所为。
其次，明代的时候主要是向外输出本国产品，当时明朝人口过亿，劳动力和生产水平都大大超过海外，再加上产品的独有性，商品几乎都是对外倾出的。而清代则主要从国外输入产品。清朝时，西方经过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大超越中国，则理所当然产品向庞大中国市场倾销。值得指出的是，中间使用的货币是美洲的白银。
最后，明代晚期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西北、东北等疆域边缘地区；而清代晚期的对外贸易则深入到沿江的内陆甚至其他地区。明朝由于是民间贸易，所以边疆地带有地理优势。而清代在鸦片战争以后，陆续开放通商口岸，这其中就有内地的沿江等地，而且政府筹办的民用、军用工厂也有很多设立在内地。
值得指出的是，明清两朝疆域差别很大，对西北方面的贸易也有很大不同。
8、明朝中国与欧洲贸易
http://forum.xilu.com/msg/wqh550816/m/8638.html
东西方贸易的发展14—16世纪，亚洲的东西方贸易十分兴旺。东西方贸易发展的标志：一是改变了进出口商品结构。15世纪中叶以前，东西方在贸易中主要是供应贵族所需的奢侈品和特产。自15世纪末以后，西方国家除从东方进口奢侈品外，还进口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印度的纺织品、地毯、药材、蓝靛、珠宝，东南亚的香料、胡椒、丁香、肉桂等商品。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输出的商品有羊毛、呢绒、金属制品等。亚洲各国的外贸都处于顺差地位，取得了大量的金银。二是开辟了新商路。地理大发现前，东西方贸易的商路有三条：一条是古“丝绸之路”；另一条是地中海商路；再一条是印度航线。这三条贸易商路跨越亚、非、欧三大洲，将东西方贸易联系起来。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殖民者开辟了从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从而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外贸易额成倍的增长。印度莫卧儿王朝初期，计有30种棉织品、23种丝织品、10种织棉、毛毯等产品远销各国。
进入20世纪后，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之关系更加复杂，回顾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任务之一；加上这时中欧人士之间来往互访比以前增加，存于欧洲的有关历史资料被中国史学家发现者越来越多，为研究中欧交往史提供了便利。因此，明代的中欧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热点。一方面研究明朝与欧洲国家间的各种交往，另一方面特别着重研究天主教的传入和耶稣会士来华的问题。关于前者，出版有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等论著。关于后者，出版的成果可分五类：其一为天主教传入研究。包括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2期，1934年）、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圣教杂志社，1938年）、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等论文和专书。其二为来华耶稣会士生平研究。包括国安《利玛窦东来之前后》（《清华周刊》32卷1期，1929年）等论文。其三为来华耶稣会士著述研究。 包括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等论著。其四为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来华欧洲人传入欧洲文化成果研究。包括翁幕《明清之交西学东渐考》（《学灯》，1924年8月）、 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文史杂志》3卷1、2期，1944年）以及张荫麟、李俨、 陈垣、向达、郑鹤声等所写的有关论文，这类论文数量极多，而且对耶稣会士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
9、闭关锁国的明朝，如何获得世界上80％白银的？
闭关不出的明朝，如何得到世界80%的白银，主要是实力强大！
闭关锁国明朝建立于1368年。明初，由于沿海倭寇猖獗，朱元璋下令海禁。这次海禁是明朝关闭的开端。此后直到清朝，这一政策可以说一直有效。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朝虽然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却获得了全世界80%左右的白银。这让很多人想不明白，这一切都已经闭关自守了，是怎么得到这么多白银的？
首先来看看明朝的闭关锁国究竟是怎样的。第一，我们认为闭关自守就是完全封闭自己，不与外界交流。然而真正的闭关锁国并非如此，闭关锁国也是对外交流，也是进行贸易的，不过贸易的地点，时间，方式等等都由政府控制。就闭关自守而言，明朝对外贸易虽少，但也只留下一小部分地方对外贸易，且贸易量不大。第二，明朝并非一直对外封闭。
明王朝闭关锁国，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关，有时关。到了开国之初，明朝对外贸易规模较大，商品种类繁多，因此收入也很高。那就是明朝真正的闭关状态。看看明朝闭关自守的局面，再看看明朝究竟是如何与他国进行贸易才能获伏伏汪得这么多的白银的？由于我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并一直坚持着重农抑商政策。在这样的环境和政策下，即使是外贸也很难赚到那么多钱。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观察我国古代历史中找到一点，那就是版图很大，幅员很广厅穗。尽管我们国家是农业国家，但是物产很丰富，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来参与商品交易。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当然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其余的东西都可以买卖。一般而言，小农经济中用于交易的东西并不多。但是由于我国地大物博，经济总量很高，一般都是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所以，能用来交易的东西一般都比较多。那时欧洲的经济总量都远不及我国，用剩下的东西与欧洲做生意还绰绰有余。
诚然，我们的国家物产丰富，但也并非万事俱备。我们外贸的主要商品是丝绸，茶叶，瓷器等。这些东西是我国古代生产的，质量很好，深受各国欢迎。这类物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几乎都属于当时的奢侈品。他们成本很低，但是销售价格高，所以利润很大。想象一下，一个国家向外出口这些东西，怎么就不能赚钱呢？明王朝正是靠这些东西赚了大量的白银。
明代在拥有一些东西后，仍然具有对外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即海上贸易十分发达。明成祖时期，明朝派遣郑和下西洋，历经三代，郑和船队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明代以后虽没有进行过如此规模的远洋航行，但为以后的贸易积累了不少经验。并且还打通了外贸航线，以后想要外贸完全可以通过这些航线。当其它国家想与明朝做生意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来到明朝。
据说明朝有各种外贸条件，有东西也有技术。但若按以往历史发展来看，明朝也是没有那么多银钱的。此时，欧洲发生了一件大事，正是这件大事使明朝获利颇丰，缺仔这就是地理大发现。这是一个地理大发现，它与白银进入明朝有关。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开始了大航海。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致力于产业发展，处于世界前列的是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都是第一个支持航海的国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简言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持下，他们发现了许多新大陆，以及许多新航线。它们在新发现的土地上进行殖民统治，其中以美洲和非洲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美洲，两国几乎已瓜分完毕。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占领美洲后，在此进行了殖民掠夺。美洲的各种资源都很丰富，其中最主要的是金银。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平均每年从美洲掠夺黄金2900千克，白银5500千克。通过对欧洲的掠夺，两国一跃成为全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从美洲获得这些东西后，并没有把它们用于发展资本主义。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挥霍掉了绝大部分的金银。
由于他们从世界各地购买奢侈品供自己享用，因此大量的金银从美洲流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入世界各地。许多人觉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流入与明朝无关，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大。在此之前，我们曾谈到，当时我国对外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奢侈品，而金银制品则是奢侈品。
而且这两个国家也对这些东西着迷，所以我们国家生产的东西，通过各种途径，最后全部进入欧洲。并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银器，也是通过各种途径，终于全部进入明朝。因此，明朝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大赢家。不对外建立殖民地，不进行殖民掠夺，正常的外贸贸易，就得这么多金银。
许多人认为明朝得到这些白银也太容易了，光靠简单的对外贸易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白银。实际上，明朝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多的白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贸如此简单，它还拥有强大的外贸实力。当欧洲国家向外殖民扩张时，看到明朝轻而易举地赚到那么多钱，也很眼红，于是他们也开始招明。葡萄牙人攻过明朝，荷兰人也攻过，不过都被明朝打败了。明代以武力保证了本国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
如今，我们再一次回顾这一事件。明代外贸的数量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其整体实力很强。而且明王朝能够一直保持正常的对外贸易，因为它有强大的军力作保证。总而言之，一言以蔽之，明朝因为有了这么大的力量，才能赚这么多钱。能够说，自己强大了，才是硬道理。
白银的大量流入，当然也改变了明朝。明中后期，白银成为主要交易货币。而面对白银的大量流入，明朝也进行了相关改革。但是，这些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