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津市税务局局长名字
天津国税：
杜铁英(党组书记、局长)
男，1952年11月出生，汉族，天津市人，1970年5月参加工作，198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1970年5月至1974年9月内蒙古建设兵团2师12团知青。1974年9月至1977年8月在天津财经学院学习。1977年8月到天津市税务系统工作，历任市税务局红桥区分局干部、副科长、科长，涉外分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市国税局涉外分局副局长、税政二处副处长、处长。1997年8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局长助理。1999年12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03年6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07年7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汲卫国（党组成员、副局长）
男，1950年5月出生，汉族，天津市人，1968年2月参加工作，197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1968年2月至1971年4月北京空军033部队战士。1971年4月到天津市财税系统工作，历任市财政局财税管理处干部、财税管理三处副处长，市税务局南开分局副局长、税政一处副处长，市国税局税政一处副处长，税政四处处长。1997年7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总会计师。2000年7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总会计师。2004年1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雒明山（党组成员、副局长）
男，1955年10月出生，汉族，天津市人，1974年12月参加工作，197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1974年12月至1983年1月海军航空兵八师二十三团战士、特设师、副指导员、政治处干事。1983年1月至1984年8月海军政治学院基层政工班学员。1984年8月至1988年10月海军政治学院天津分院政治部干事。1988年10月到天津市税务系统工作，历任市税务局人事处干部，征收管理处处长助理、副处长；市国税局征收管理处副处长，市国税局稽查局党组书记、局长，市蓟县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2004年4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郭凤鸣（党组成员、副局长）
男，1958年4月出生，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1976年7月参加工作，197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1976年7月至1978年3月内蒙古赤峰县大庙乡知青。1978年3月至1982年5月解放军51071部队战士。1982年5月到内蒙古赤峰市税务系统工作，历任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税务局税政股干部，赤峰市税务局税务二分局税政股股长、税务四分局副局长、市局稽查科副科长、科长、副局长，赤峰市国税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2001年7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2007年6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廖忠贤（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男，1963年5月出生，汉族，四川内江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9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学历。1983年8月在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师范学校任教。1984年11月在长航重庆工程局任教。1989年9月攻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研究生。1992年4月毕业分配至原四川省重庆市税务（国税）局工作，历任流转税处副主任科员、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1997年6月任重庆市国税局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6月任重庆市国税局办公室主任，2000年11月任重庆市国税局人事处处长，2003年10月任重庆市南岸区国税局局长。2004年4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总会计师。2007年6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张春杰（党组成员、总经济师）
男，1958年9月出生，汉族，天津市人，1975年10月参加工作，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1975年10月至1993年6月历任天津市东郊区财政局（税务局）副所长、副科长、科长、副局长。1993年6月任天津市税务局东丽区分局局长，1994年8月任天津市东丽区国税局局长，1996年10月任天津市国税局征管处处长（其间：2005年4月至2005年9月兼任天津市国税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主任）。2007年7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
王怀鹏（党组成员、总会计师）
男，1963年6月出生，汉族，天津静海人，1982年1月参加工作，198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历任天津市河西区税务分局专管员、科员、副科长，市财政局、国税局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市国税局人事处处长助理、副处长、处长。2004年6月任市国税局人事处处长兼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2007年6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总会计师。
张延才（副巡视员）
男，1951年4月出生，汉族，山东省蓬莱人，1968年2月参加工作，197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1968年2月至1971年4月北京空军033部队战士。1971年4月至1983年5月任天津市财政局财税管理一处干部、副科长、副处长。1983年5月至1994年8月任天津市税务局河东区分局副局长。1994年8月至1994年12月任天津市河东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1994年12月至2004年4月任天津市河东区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河北区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和平区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2004年4月任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助理巡视员。
天津地税局：
杨福刚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局长 组书记
马强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副局长(正局级) 党组副书记
刘健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副局长 党组成员
张庆江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纪检组长 党组成员
陆丽珍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副局长 党组成员
姚来英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副局长 党组成员
张家林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副局长 党组成员
陈庆和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总会计师 党组成员
李伟桥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总经济师 党组成员
王世弟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副巡视员
2、卢绪章的人物生平
卢绪章，原名卢植之，1911年出生在浙江省鄞县城区小沙泥街一个小商之家。1925年，14岁就离家赴上海源通轮船公司当练习生，后升为职员，业余就读于上海总商会商业补习班夜校（简称“商夜”），学习国文、英文、薄记等课程。
受当时蓬勃兴起的革命形势影响，生性活泼的卢绪章开始关心国事，投身社会进步活动。 1932年，卢绪章与田鸣皋、钱兴中3人集资150元法币设立光大行，从事西药及医疗器械邮购业务。由于资金少，基础差，不久以亏损与息业。然后，卢绪章、田鸣皋又与杨延修、张平、郑栋林等5人合作，集资500元（法币），接办光大行，并改名为广大华行，继续开展西药邮购业务逐渐发展，一年多后，广大华行又扩充资本金为1200元法币，同时申请加入上海西药商业公会，成为一家略具规模的小型西药商行。
1934年秋，卢绪章奉父母之命，回乡与毛梅影完婚，不久，寓居上海。
在经营广大华行的同时，卢绪章继续探求着人生之路。1935年华北危机，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又走向新的高潮。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卢绪章积极参加救国会举办的游行示威和宣传活动，成为该会骨干之一。1936年夏秋之际，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在上海洋行华员中筹建上海洋行华员联合会（简称“洋联”）。卢绪章、杨延修、张平以广大华行主要负责人身份，参与“洋联”筹建工作，同年10月“洋联”正式成立。“洋联”经常举办时局形势报告、社会科学及哲学问题讲座，还组织部分积极分子参加义勇军训练。1937年10月，卢绪章、程恩树等参加上海地下党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举办的抗日救国干部训练班。不久经杨浩庐介绍，卢绪章、程恩树二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广大华行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前，业务已有很大发展。但“八一三”后受时局影响，经营面临困难，卢绪章等五位创办人决定将广大华行的业务重点转向西南地区发展，并于1938年1月设立广大华行昆明分行。当时货物运输困难，广大华行决定开办代客运输业务，并与上海一些公司建立销售代理关系。同时，广大华行正式成立董事会，推莫其昌为董事长，田鸣皋为总经理，郑栋林为昆明分行经理，卢绪章为上海分行经理。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滇越铁路成为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国际通道，广大华行在西南大后方迅速站稳了脚跟。
1939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经慎重考虑，决定派卢绪章去重庆，以广大华行为掩护，把它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执行党的任务。
1940年6月，广大华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选出杨延修、卢绪章等5人为董事。除总管理处设在上海外，设上海、昆明、重庆三个分公司，并设办事处于海防、贵阳。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中心，由卢绪章主持，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西药原料、西药、五金材料、海陆运输及其他进出口业务，由此实现了将广大华行业务重心从上海向重庆的转移。
1940年夏，卢绪章在到达重庆后，即在刘晓陪同下，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见面。周恩来详细了解了广大华行有关情况后，指示卢绪章说：广大华行党员的一切活动必须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包括自己的亲人。要在商言商，做好生意，对外广交朋友，利用一切社会关系作掩护，使这一机构长期保存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卢绪章紧急布置广大华行重返上海的有关事宜，决定把广大华行总部立即迁返上海，以上海为中心，大力开展国内外贸易，尤其是发展与美国的进出口业务。为此，他调兵遣将，派人迅速奔赴上海、汉口、天津等地开展工作。1948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乘飞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0月初，由周恩来引见，毛泽东接见卢绪章，并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工作。嗣后，卢按中央领导指示，积极扩展广大华行，分别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并与民生公司合资成立民安保险公司，先后投资与人合办万力制药厂、建业民行、建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以适应自身发展和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的需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时局混乱，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指示，将广大华行业务重心向香港转移，卢逐步收缩国内业务，把资金集中转移到香港。1948年11月，卢绪章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要求，结束广大华行国内分支机构，全体党员干部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次月，卢绪章随龚饮冰及李济深、章乃器、茅盾夫妇等一批民主人士共30多人，乘轮船到达大连，辗转去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学习，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上海解放后，卢绪章参加了上海市军管会工作，出任上海市财经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等职。不久，调至天津，出任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不久公司迁至北京。1952年9月卢绪章调任外贸部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文革期间，受尽折磨。打倒“四人帮”后，卢绪章回北京任外贸部顾问。1977年8月，调任国务院侨办党组成员、华侨旅行社社长。次年转任新成立的国家旅游总局第一任局长、党组书记，成为我国旅游事业的开拓者。1981年2月，卢绪章调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同年8月，又奉调回外贸部任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2年3月，卢绪章退居二线，改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卢绪章是新中国外贸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中国外经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4年，卢绪章以73岁高龄，受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委派，来宁波帮助开展对外开放工作，并被浙江省、宁波市政府聘为特邀顾问。对于阔别多年的故乡，卢绪章这位长期在外漂泊的游子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与省、市领导一见面就说：“我是给家乡来跑腿的，小平同志给我的任务是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发动起来建设宁波，我自感任务不轻，一定尽力帮家乡做事”。宁波当时已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之际，卢绪章的到来，可谓正逢其时。
卢绪章到宁波后，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帮助宁波制订长远发展规划，确定宁波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为了加快利用北仑深水良港，卢绪章于1985年上书小平同志：为进一步发挥北仑港的作用，建议国家将北仑二期工程的集装箱和散货泊位建设列入“七五”计划，并抓好沪杭甬高速公路和萧甬铁路的改造等配套交通集疏运网络的建设。同时提出：立即在北仑港开展水上过驳作业，沟通北仑港与长江中下游沿江各港口运输，为上海等大港分流，这是一个投资省、收效快的好办法。这些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卢绪章对宁波的重要优势———北仑深水大港念念不忘，曾说：“我这一生就是要争取时间，把北仑港建好，1990年4月，他不顾年老体弱又到宁波走了一圈，并与宁波党政领导就宁波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港口建设问题交换了意见。同年6月，他再度上书小平同志，提出“宁波这几年来以发动‘宁波帮’、发挥宁波港优势来带动宁波经济发展。宁波对外开放的路子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主要是北仑深水良港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我总觉得在我国沿海开放地区，已经形成几种开放模式，但确实缺少一个大型国际中转港。为此我看过沿海很多港口，确信惟有宁波才是最佳选择”。 1992年国家计委批准建设北仑港20万吨级大型货轮码头。1994年建成的5万吨级算山原油码头，成为国内海运油港和油品集散基地。多年来，宁波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地实施“以港兴市，以市促港”战略，以港口为龙头，全面推进宁波现代化建设。2006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3.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706.8万吨，分别居大陆吨位第二位和第四位，提前实现卢绪章生前的愿望。
“宁波帮”是宁波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大优势。动员“宁波帮”建设宁波也是小平同志交给卢绪章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卢绪章十分重视做好此项工作。他充分利用自己海外朋友多、声望高的优势，多方奔走联络，请海外乡亲来家乡走走看看，加深对家乡的了解。他首先做船王包玉刚的工作，多次到香港看望包玉刚，并于1984年10月陪同船王回家乡访问。就是在这次宁波之行中，包玉刚从卢绪章口中得知宁波尚无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而家乡人民正在酝酿筹办，由此决定率先捐资创办宁波大学。卢绪章对包玉刚的决定非常赞成，并协助做好有关工作。宁波大学正式成立后，卢绪章多次陪同包玉刚到宁大考察访问，还对如何办好学校献计献策。
此外，卢绪章还多次拜访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盛情邀请他回家乡看看。1987年4月，邵先生首次回故乡，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回内地，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
卢绪章在做好宁波帮知名人士工作的同时，时时不忘做好其他人士的工作。1985年，卢绪章和夫人毛梅影应包玉刚邀请前往日本考察访问，除了联络发动在日本的“宁波帮”为建设宁波家乡引进侨资外，还参加了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在日本建造的“世晶”号巨轮下水剪彩仪式，由毛梅影亲手剪彩，并参加了日本侨界的多次宴请招待，卢利用这些机会向旅日侨界宣传祖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同时动员宁波帮人士常回家看看，日本之行不仅促进了数百旅日华侨宁波探亲祭祖，引进了侨资1亿多美元，也成功地促进了中国船舶总公司和日本航运界的合作项目。1986年10月，他在听取宁波市侨办关于联络海外“宁波帮”情况汇报时说：“香港有一个甬港联谊会，还有中华总商会，我国驻外使馆人员中有不少‘宁波帮’，宁波人在世界上有成就的不少，你们应好好了解、发动。‘有贝之才’可请到宁波搞企业，‘无贝之才’，可传技术、讲学，管理企业。要把发动‘宁波帮’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搞好了，效果不会比一个重要项目差。”
在卢绪章的关心指导下，宁波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一直把团结、发动海外“宁波帮”的工作放在重要战略地位，使“宁波帮”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宁波对外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截止2006年底，海外“宁波帮”已有20万余人次回故乡，他们为家乡捐款兴办文化、卫生、教育、公共事业等项目达5000余个，总金额达10多亿元人民币，并积极在家乡兴办企业，宁波还与400余名海外“宁波帮”知名人士和近40个华侨、华人社团保持经常联系。小平同志关于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重要指示得到了较好落实，这一切与卢绪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了大力推进宁波的开发开放工作，早在1985年9月，卢绪章在给小平同志的信中重申开发北仑港战略意义时，曾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是年10月25日，小平同志在北京出席兆龙饭店剪彩仪式，当面将这封信转给万里副总理，并请他率领有关部委领导，一起到宁波现场办公。1985年10月29日，万里代总理在出席宁波大学奠基典礼后，立即在宁波召开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参加的现场办公会议。包玉刚也应邀出席，他在会上说：“邓主任要发动全世界的宁波人都来建设宁波，要我和卢绪章到外面跑腿，提意见。你们各方面有什么意见，我可以拿到国际上去讲。对宁波建设我个人看法，一定要有一个领导小组之类的协调机构。”在卢绪章和包玉刚等一批热心人士的积极推动下，国务院于1985年12月成立了由国家10个部委领导参加的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国务委员谷牧任组长，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陈先任副组长，聘请包玉刚、卢绪章为顾问，下设办公室。国务院为一个地方经济开发专门成立协调小组，是史无前例的。
对于这个协调小组，卢绪章倾注了很大热情。作为协调小组顾问，每次小组开会，他从议题的确立到时间、地点的安排和出席人员的落实等，都事必躬亲。为此，他不顾年老体弱，在京、甬之间往返奔波，认真落实会议决定事项。从1985年到1988年，协调小组先后在北京、宁波、深圳等地召开六次会议，协调解决宁波开发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如北仑港二期工程、北仑钢铁厂筹建，栎社机场建设，宁波计划单列的实现等等，对宁波的开发开放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中间无不凝聚着卢绪章的心血和汗水。
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宁波经济协调小组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卢绪章认为，小平同志发动宁波帮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为了继续广泛发动“宁波帮”，并发动祖国各地的宁波籍人士关心宁波建设，1988年5月，卢绪章和包玉刚等倡议，在宁波经济协调小组两年多工作的基础上，筹建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这一倡议得到了谷牧同志和海内外宁波籍人士的广泛响应。同年10月18日，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在宁波正式成立。
卢绪章首任会长期间，积极开拓会务，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天津、深圳等地建立协会分会，广泛吸收工商、科技、文教、财贸、行政机关等宁波籍人士为会员，为宁波经济建设增添了一支新生力量。他在1990年6月给小平同志的信中写道：“小平同志，我受你的重托，一直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怠懈。加快宁波开放，促进宁波繁荣，这是我余生的最大愿望。这几年来，虽已步履艰难，力不从心，仍上下求索，内外奔波……”。显然晚年的卢绪章已把宁波发展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为家乡的建设与繁荣倾注了全部心血。
1991年，卢绪章因病在北京住院，他在病中仍十分关心协会工作，曾提出做好“宁波帮”第二、三代的工作刻不容缓，同时协会也要为海外“宁波帮”参与家乡建设做好服务工作。并多次向宁波市领导推荐陈先同志为协会会长后继人选。1993年召开协会第二层理事会，陈先当选为会长，卢绪章改任为名誉会长。在第二届协会理事会上，通过了给卢绪章的一封慰问信。信中说：“五年来，您不顾年事已高，内外奔波，不辞辛劳，为宁波发展殚思极虑，……对您为宁波建设和促进协会所作的卓越成效的贡献和创立的业绩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这是对卢绪章任会长以来工作的高度评价。
1995年11月8日，卢绪章与世长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