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付出环境代价嘛？
全球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全球化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提供了发展机遇。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600多亿美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20%。同时，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在环保意识、环保技术和全球治王单等方面为中国的环境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人们通过中外思想观念交流，增强了环境保护意识，学习到了先进的环保理念和技术;外商投资、国际贸易等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清洁生产、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设备;全球化推动中国积极参与环境全球治理，使中国在提高本国环境保护能力的同时，更有能力为改善全球环境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目前，中国就环境可持续性而言，2005年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33位;就环境绩效而言，2008年在149个国家中排名第105名。废弃物进口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作为资源供给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每年从美国、西欧各发达国家进口数千万吨的废弃物。其中废旧塑料进口超过1000万吨;全世界每年产生的约 5000万吨以上的电器和电子废品中有70%以上被运到中国。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但却带来了环境污染。有关专家对废弃物贸易的研究发现，许多进口废物在中国经过再生处理后的产品往往又运回发达国家，没有起到补充国内资源不足的作用，付出的环境代价只换来微薄的利润。另外，重化工产品的大量出口加重了国内环境污染。以焦炭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2～2006年的五年中，中国出口焦炭共计8586万吨，在目前焦炭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下，生产这些焦炭排放的二氧化硫至少达30万吨以上。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污染物排放。以钢铁为例。钢铁是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排放产业。 2002～2006年，中国共出口钢铁1.6875亿吨，按照中国目前钢铁产业平均技术水平，生产每吨钢排放二氧化硫3.6公斤，共排放二氧化硫60多万吨。再以成品油为例。成品油生产加工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硫化物、烃类、氮氧化物、烟尘。2002～2006年中国共出口7783万吨成品油。按照每吨成品油生产排放 0.9公斤二氧化硫的水平测算，排放二氧化硫至少为7万吨。此外，还有大量有机物和废水排放。以铝为例。铝的生产企业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发达国家已很少再建电解铝厂。2002～2007年中国共出口铝产品1238万吨。按照目前每吨铝排放二氧化硫9公斤计算，共排放二氧化硫约11万吨(以上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官方网站)。仅上述四种产品的出口在中国就排放了108万多吨二氧化硫，占中国年排放总量的近0.72%。还有数量巨大的废水、烟尘粉尘等。
三、应对全球化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对策
为减少全球化对中国环境的不利影响，并充分利用全球化对中国环境的积极作用，中国要走“内外兼修”的路径：对内，必须探索和实践一种适合中国的有益于环境和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外，要通过国际合作广泛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一)探索和实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必须及时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探索和实践一种解决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十一五”规划将发展循环经济确定为重要任务，使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企业到工业园区、从县市到省展开了大规模的试点，使循环经济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到2007年，通过循环经济模式，中国钢铁行业约相当于钢产量 40%、数以亿吨计的固体废弃物几乎得到全面的回收再利用;数以亿吨计的电厂粉煤灰被用作制造水泥;一些发电厂(如西柏坡火力电厂)、钢铁厂(如上海宝钢)甚至整个工业开发区(如天津泰达)等通过废水回收循环利用基本实现了污水零排放。中国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模式已初见雏形。如果这一模式取得成功，将在总体上缩短工业化道路，还将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一种成功范例，帮助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当然，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是无条件的，它要求相应的体制创新，即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促进产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优化。
1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发展循环经济以减少污染排放，涉及企业外部性问题，在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通过法律和政策创新改变企业生产的边界条件，使企业排放污染物具有较高的成本，而循环利用废弃物、减少排放能降低企业成本。制定并认真执行污染物有偿排放政策是根本途径。需要注意的是，从污染免费排放到污染高价排放，在社会经济系统内加入新的成本要素，必然会使经济“总成本”提高，使得价格总水平上升。所以，必须动员全社会理解和承受这一后果，并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来减轻低收入群体因环境成本的加大而带来的生活压力。
2 重新构建国民经济的成本——价格体系。价格是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指挥棒。各种经济政策如果不通过成本——价格机制发生作用，就不会产生长期效果。成本——价格机制是在一定制度和政策框架内形成并运行的。因此，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可重新构建有利于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的成本——价格体系。如，通过增加能源资源税和消费税的制度创新，提高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的比较利益，使循环利用废弃物成为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径。
3 促进产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代表着产业的规模经济性，而技术结构决定了一个企业循环利用废弃物的可能性。在一般情况下，产业的组织结构直接决定了行业的整体技术结构。在政策和技术标准上推进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实现产业发展的集聚和规模效应，加速企业技术创新，利用工业园区模式推进工业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
(二)加强全球协作，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探索和实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环境问题还需要通过积极的国际合作和全球的环境治理来解决。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国际环境合作中的重要力量。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国际环境机制建设和国际环境规则制定，弥补自身在资金、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的不足，节约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这样既能保证本国的利益，也能更加积极和现实地履行国际环境规则。另外，中国还要争取发达国家更多的支持与合作。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事实上为发达国家承担了部分污染。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转让资源高效利用和再生利用的环境保护技术，而不是将之仅仅作为贸易的对象。
2、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
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正是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问题。
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劳务、技术、货币、资本在全球大量流动，
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日益互相依赖的经济现象。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自身所面临的困难具有了新的意义，像债务、人口、能源、环境这样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关系整个世界资
源合理分配及合理使用的问题。
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
展，处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日趋紧密。可以肯定，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必将产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积极有
利的一面，也是新的发展机遇。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吸引外资。
2.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
3.有利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既有消极不利的一面,也是严峻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
空间。
2.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
3.
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传递和同步性加强。
4.
经济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
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下，如何应对成为关键。
在这一艰难的实践进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1.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适度保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条件地参加经济全球化。
3.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4.
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促进经济区域化。
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是不可逃避的。对于发展中的中
国，参加经济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只是要通过经济全球化的手段，来
达到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3、谈一谈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弘扬传统文化
谈一谈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弘扬传统文化。
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弘扬传统文化，就回要秉承以下的做事原答则。
首先一定要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在这历史长河中祖先留给我们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一定要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让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做好申遗工作把我们的文化遗产烙上中国的印记。
其次，弘扬传统文化，就应该让人民大众都了解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精髓，保护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让我们新一代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采用形式多样的方式传播，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新一代的学生青年中继承下来。
还有我国幅员辽阔民族有很大的区别，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要保存和发扬下去，让世界全球了解多样化的中国文化。
我们新时代的青年有责任有义务去弘扬传统文化，去继承传统文化，有自己的责任感和历史感，让我们去传承自己的文化，并把它发扬光大让这一使命成为我们青年人的光辉使命。
4、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怎样的挑战？为此中国采取了哪些具体对策？
(一)中国正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过去20多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
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一以贯之地加以实施。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并行地在汽车、石化等“制高点”领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同时实施，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单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恶果。为了克服体制上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劣势，中国在经济特区、开发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体制和优惠政策，这种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吸引外资与国际贸易的扩大。
上述开放战略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当高。例如，汽车、石化等“制高点”产业由于长期受到过度保护，其国际竞争力一直较低；出口导向部门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联系少，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国内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大国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在税收、市场准入、投融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差别待遇，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
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的战略将有必要调整，逐步转向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人们通常强调的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国家幅员辽阔，某些资源供给充足的优势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优势。
一个优势是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处在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已经和正在进入对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家电、汽车、电子通信等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张期。这一市场条件有可能使某些相关产业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包括由于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低成本不仅会使国内消费者受惠，也有助于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优势是具备了重点发展加工组装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一些年来，中国经历了以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进入一个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可以提供加工组装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利用有较高水平且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出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升的产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势看，一批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产业也会向中国转移。近年来，颇具规模的计算机组装加工基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州地区快速形成，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一般认为，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受冲击较大的领域之一；但据我们的研究，在经过必要的调整后，在今后10年左右，中国极有可能成长起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较优势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二)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取得的进展
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为了避免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的不一致，中国在经济特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贸规则。特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场化改革的实验田。中国政府将特区的成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形成了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和界定依据逐步得到明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经济职能上的认识进展，同时也指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按照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
——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计划、金融、财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国家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减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计划指标要少而精，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财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经营性财政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变，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体制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出纳”的窠臼，正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货紧缩趋势，逐步积累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有益经验。
——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进展。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2000年，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按市场价销售的比重已高达95%，比1995年提高6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过1000家，股票总市值480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成交金额60800亿元。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获得长足发展。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实施了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风险较大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健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了风险防范和监管机制。政府在规范、监管市场主体、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行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轨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政企分开迈出较大步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已经改变。政府各部门解除了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加强所有者监督职能方面，政府采取了向重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派驻监事会，以及向资产经营机构和大企业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等措施，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正在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份额接近1／4。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不对国有企业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外贸、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取消出口补贴，及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外汇运行机制。引进外资的地域和行业限制逐步放松，各级政府在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外商投资、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对现代化建设的压力日益增大。适应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并积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水平。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将应用型科研机构推向市场。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取得明显进展。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进展。首先，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赂，提出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并努力付诸实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重视和加强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制度。其次，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来，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相继开始了力度较大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按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较大幅度地调整和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重点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执法监管部门，精简撤并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人员编制减少一半。机关工作作风和效率有了一定改进。各级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精简，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进。更多地听取专家、公众意见和接受媒体监督，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通过直接选举区、县人民代表和农村基层政权领导，以及推行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等，基层民主政治得到发展。公益组织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机制也逐渐发育，在争取公共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矛盾以及补充、替代和监督政府职能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三)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况下是主动推进的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迫于形势压力，缺乏远见、深度和系统性，治标不治本。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
——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转轨时期又有某种扩展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企业设立、领导人任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行政审批亟待清理、削减。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某些政策的实施又产生了强化行政审批和个案处理的副作用。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以及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活动中，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长官意志，对企业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例如，强行要求效益好的企业在投资、担保贷款、资产重组等方面照顾劣势企业，甚至向企业摊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战线过长的问题依然突出，对其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力度不够，进展迟缓。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乎竞争环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如何构建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在投融资领域，存在着政府以直接干预微观投融资活动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倾向，其结果往往达不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对投融资活动的不正常的干预。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过多地承担着投融资主体的职能，花费大量精力争资金、争项目，投资决策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层层审批，不按科学严谨的、市场化的投资决策程序办事，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屡屡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
——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例如反垄断法迟迟没有出台，难以运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垄断；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至今没有最终建立，难以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二是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形同虚设。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不断变换手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偷税、逃税、骗税、骗汇和走私活动猖獗，社会信用关系紊乱，逃废债务现象相当普遍，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严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政府改革中专业经济部门陆续撤销以后，综合经济部门、执法监督部门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加强。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方案和法规时，或在处理部。门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时，往往受到本部门或所管辖的行业利益的局限，对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考虑不够，甚至作出违背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决策。随着市场化改革向垄断性行业的逐步深入，相关领域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门兼有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状况，容易强化部门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门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恋行政审批权。由于对微观经济活动设置了过多的行政审批事项，使体制性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国家财权财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关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财力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资和养老金搞建设，把欠帐留给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不利于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税权划分缺乏稳定的法制基础，难免导致地方政府变通国家税法、越权减免税和滥用收费权。(2)在分权过程中，一些应当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没有落实到企业。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迟迟不愿向企业放权，在政企分开方面落后于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权一分权一收权的框框还没有根本突破，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责任和权利的框架还不清晰。人们习惯于按计划经济下“先集权、再分权”的思路考虑问题，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下“分权优先、集权居后”的观念。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国家制定的优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区划的范围内实施。这样往往增加行政层次，例如计划单列市的设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性优惠政策，不利于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适当的分权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失控、地区差距扩大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反过来又可能成为重新集权的诱因。
——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立法进程不协调，影响执法效果。目前中国在制定有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执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经常遇到行政性垄断的阻碍。其次是执法落后于立法。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时有发生，严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门、地方政府的法规甚至内部文件与国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内部文件的权威大于部门法规，部门法规的权威大于国家法律的现象。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理矛盾和问题时，往往先依据本地内部文件和法规，然后才考虑中央政府的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是以国家法律法规而是以内部文件甚或长官意志作为判决依据。此类问题较多地表现在企业改制和涉外经济纠纷等方面。
(四)加入WTO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新挑战
应当说，在经济转轨的复杂环境中，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能够取得已有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国际社会对此也作出了积极评价。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只能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求得解决。中国加入WTO，对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规定了政府改革进展的时间表，这就大大增强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紧迫性。
加入WTO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动的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潜力的认识和信心。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WTO和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例如，中国可以抓住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机，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构；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可以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势必面临国际市场的强大竞争压力。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挑战。在吸引外资方面，我们面临周边国家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在加入WTO谈判中承诺了开放市场的义务，“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将难以像过去那样继续实施。国际上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后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将对中国构成严峻考验。加入WTO后，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
——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人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
——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难以同时兼顾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
——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5、3.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应该怎么做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
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
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为此要制定
正确的战略：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
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恩格斯曾就落后国家在利用传统来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时明确指出：只有“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
----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自近代中国人被西方国家强行纳入全球化过程后
，曾经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地位的机会。例如，第
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实现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远离甚至抵
抗了这个全球化过程，造成自身的封闭和僵化而无法从中获益。1978年以后，中
国新的现代化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其为中国所提供的有利外
部环境和宝贵发展时机，结束了与世隔绝状态，转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主动加入到了全球化过程中：在经济上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从
而比较顺利地参与到国际分工格局之中；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设，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现
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信息以及市场。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关起门来
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
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
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因此，中国今天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时，只
有勇往直前地应对，绝无后退可言。
----要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地代替了政治
军事
力量的较量。从
长远看，一个国家只有加强自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才
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为此，中国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
建设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国的经济实力；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与人口
、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为了服从国内提高综合国
力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国际战略的重点仍然是服务国
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避免
与他国的冲突；在加入全球化进程时要注意时序问题，即根据自身经济的适应能
力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在参与全球经
济合作与竞争中，注意通过国内的制度安排或影响国际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国家经
济主权，在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要的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国
家要掌握主动权，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对外开放只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对
外开放如同不发展一样，只有死路一条。事实证明，只有那些快速参与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较稳定和快速的增长，反之亦然。可见，经济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论的始作俑者普雷维什也指
出：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发展，要像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那样由经济体系的边
缘变为中心，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努力割断与中心的联系，而是明智地利用这个
联系”。[1]经济全球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大程度地摆脱了资源和市场的
束缚，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这就自然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国应该在
不形成对外过分依赖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
的有利资源，弥补本国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和后发优势来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例如，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可以首先从大力发展此
产业入手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具备适当的积累后适时进行产业升
级，这会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成功。韩国的产业发展就走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到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道路，结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在比
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了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具备了一定优势
。再如，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最终还得发展自己的高新技
术产业，但是中国的资本稀缺，科学技术还相对落后，因此，中国就需要在集中
有限的物力财力对部分重大科学技术项目进行重点攻关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后发
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从
实践来看，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现代化后起之秀，无一不重视引进和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根据统计，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术进口仍然大于出口；韩国20世纪
60-80年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主要以引进为主，特别是80年代更是如此，“
据初步统计，1981-1987年韩国引进的技术共2598项，是过去25年总和的60%；专
利支付费约15亿美元，为过去25年总数的77%” 。
----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
。因此，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性经济组织和行动越来越多，这也部分地反映了
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切实
解决南北差距拉大 [3]等问题的强烈愿望。不过，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不同于19世
纪的全球化过程，它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即全球
化过程与经济区域化趋势并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组成了数
十个形式各异的区域性经济集团。
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大变换过程中，还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规则制
定权之外，这与其近年来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经贸发展速度和所拥有的巨大发
展潜力极不相称。因此，中国要有原则地尽快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经济
贸易组织，以促使国际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尽量在即将成为
其中一员的世界贸易组织中有所作为，因为它仍然是规范与完善国际经贸行动的
最重要组织；要力争在APEC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要努力参与和培植地区性
经济组织，特别是以台港澳为主体的华人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因为区域
经济合作能够减少或抵御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中国
的政治和经济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包括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由宏观
经济、科技水平、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资源等因素构成；企业竞争力是
由创新能力、公司治理结构、要素组合方式、相关产业的竞争能力等因素构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
的经济竞争最终是企业间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
争力。因此，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为此，
在不保护落后的前提下，注意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和提高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能力
，对境内的外资企业尽量都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减少甚至取消对外商的优惠政
策和特殊待遇；同时，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中国企业必须努力提高
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在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和在市场经济规
律许可的前提下，积极组建我国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经营，
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借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获得
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到1996年中国的外债总额约为1288亿美元，其中80%
以上是长期债务，总债务偿还占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百分比仅为8.7%。按照国际上
通行的债务安全指标，中国对外债务规模合理，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但是，我们
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本自由流动加速，其
中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性炒作的短期资本，常常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鉴于此
，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应当立足于内资与合理利用外资相结合，像日本和
四小龙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一样，固定资本投资主要靠内部积累，让整个金融尽量
处于“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良性态势中；加强政府
在利用外债方面的统一管理，以利用中长期外债为主，保持适当的速度和规模，
防止形成债务灾难和危机；利用外资应以外商的直接投资为主，并根据国民经济
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需要，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在资本流动方面切忌不顾国情
过度开放，特别要注意谨慎开放资本帐户，控制投机性过强的短期资本的大进大
出。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的进步。中国只要能够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参与程度与自
己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承受能力、吸纳能力相适应，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
特色，充分利用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清醒地认识和防范它可能带来的不利
因素与风险，不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那么经济全球化不但不会危及自己的
经济安全，反而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6、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
当然是是支持。
因为中国是全球化获利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7、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该如何走向世界？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文化，而且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只要看清这一点，就应该清醒过来，别奢望我们能够以传统文化去“引领世界”！是的，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中，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但是要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真正的价值，进而以中国文化的精髓来整治自己的国家，可以说绝无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国家一向强调文化交流的意义是増进互相的了解和友谊，这样也可以取长补短，促进本国的发展。从国家长远的发展角度，中国强调的是文化自信，也绝对不会将中国文化强加于人。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引领世界”，是一个伪命题！无须讨论热议。还是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别总想着引领世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此，世界才精彩纷呈，生机勃勃。
有悠久的历史，有璀璨的文化，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理应倍加珍惜，将其发扬光大。同时，我们也放开眼光敞开胸怀，不断学习收收外来文化，为悠久而璀璨的文化注入新鲜血液，让其更加绚烂夺目。魅力来自别具一格，来自特色鲜明，文化传统的生命力也源于此。这样一想，便不难明白:谁愿意被引领呢？谁又能轻易地成为引领者呢？！要真正弄懂传统文化的精气神所在；其次，传统文化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核心就是：要不断总结与发展当下世界政治文明——宪制文明是主流，宪制精神：依宪治国依法行政尊宪守法。传统文化和这个宪制精神相违背的东西就必须割除。 现代自由平等科学的文明思想与传统伦理的结合。
8、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怎样的挑战
为了适应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比较优势，分阶段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要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
济合作，努力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切实加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不断提升本国的综合国力；采取谨慎态度，逐步开放金融市场，规避金融危机的冲击。
能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流中去,是我们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尽管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有不同的看法,它作为一种趋势
却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试图脱离这一趋势而寻求独立发展是不现实的,因此,那些希望国富民强的人们,不管喜欢还是厌恶,都必须融
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并且是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流中去。然而,有趣的是,不管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如何,愿意还是不愿意,能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
主流中去,本身就是一个不以他们意愿为转移的问题。以资本为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被看作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的确有大量资本在寻觅着投入的场所,但
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在你所希望的时间投向你所希望的地点。据统计,
80年代后,国际资本的80%在三角地带(美国、西欧、日本与“四小龙”)流动,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排挤到边缘。198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吸收了世
界流动资本的55%,
199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而“大多数贫困国家和地区,除了国家捐赠、多边援助以外,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外援资本。[7]这不奇怪,资本是要“吃东西”
的,没有利润的地方它绝对不去,因此,必须“诱”之以“利”才能获得资本。推而论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中去,要以做好许多事情为前提。
能否保持输出输入过程中系统的平衡是我们面对的第二个挑战。经济全球化固然开拓了市场,但该市场是双边的而非单边的,当本国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时,对方的
产品也大量涌进本国市场。由此产生输出输入过程中系统的平衡问题。输出输入过程中系统的平衡问题不是简单的贸易平衡问题,而是商品进出口过程中,特别是商
品进口过程中,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有机体或社会系统的适应问题,即我们能否应对滚滚而来的强大的西方物质欲流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冲击。其中包括,电
子、通讯、汽车、农业种植业等比较劣势经济的生存发展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合理性问题;结构调整和高新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就业压力问
题;金融业、商业服务业所面临的国外同行的残酷竞争问题;国际金融市场、商品市场波动,大量资本出入所产生的金融风险问题;西方影视音像产品的冲击以及与
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矛盾问题,等等。如果我们不能在输出的同时妥善解决输入带来的上述问题,中国社会机体就会发生畸变,中国社会发展就会遭遇重大挫
折。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听说哪个国家因入世而有灭顶之灾,但已有报道说,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对拉美国家来说,只意味着进口的大量增
加,而出口的增辐则很小,其直接后果是拉美国家外贸赤字增加,竞争力不强的本国企业将受到沉重打击。[8]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不能应对进口的挑战,市场的
开拓就根本不是机遇,或者勿宁说是他人的机遇。
现有经济体制、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怎样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我们面对的第三个挑战。如前所述,资本投向某个地方是为了利润,资本所有者进行投资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保证自己所获得的利润能够返回手中。为此,无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
是跨国公司、财团以及它们的代表——国家政府,都诉诸规则,要求用具有契约性、同构性、高效率的规则保障自己的权益。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也要求有一套统一的规则并加以执行。这套规则就是一个行业、一个部门、一个国家的体制或制度,包括其
结构、功能和机制。它们构成该行业、该部门、该国家“投资环境”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国家现行的经济体制、结构和机制脱胎于计划时代,
20年间虽经改革而有很大变化,但对内距离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外距离以WTO为代表的现行国际规则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改变这一
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状态的办法似乎一目了然,这就是以“接轨”为取向,深化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WTO的规章制度、现行国际经济交往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国家或以西方国家为参照制定的,其基本精神是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经济管制,这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设定存有差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有抵牾。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不能扬弃传统而与先进文化同道,其生命力将会渐次枯竭;但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倘若照搬他人的模式,则会重复东施效颦的故事。
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机制
转换,就面临着既要“接轨”又不能照搬、既要民族特点又要时代精神的复杂性,能否从多重矛盾的纠缠中走出一条新路,成为中国能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主流中
去和能否在输出输入过程中保持机体平衡的要旨所在。因为,无论引进外资还是开拓市场,从根本上讲,都离不开顺乎历史、合乎国情的制度创新。对于后发展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