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看这些装备制造企业都在“一带一路”做了些啥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太重制造”叫响国际市场
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太重集团近年来始终坚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重，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全面实施全球化配置资源要素，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在国际市场叫响了“太重制造”，以崭新的姿态站在了世界面前。
加快全球布局
近年来，太重海外业务出口订货稳定增长，2016年，太重全年海外业务收入实现18.9亿元，实现出口订货14.2亿元，一批重点项目取得了新的突破。太重轨道交通轮轴、冶金铸造起重机、锻压设备、轧钢设备等主导产品已经全部实现了出口，远销到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五个大洲都覆盖有太重的产品。
伴随着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太重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优质的资源，实现优势资源的国际化配置。太重通过海外合作、海外兼并、吸引海外人才等手段，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完善国际化版图。
几年间，太重相继成立了香港公司、印度公司，作为企业国际发展的战略支点；收购了澳大利亚威利朗沃国际集团，在国外有了自己的制造基地；并购了德国纽伦堡CEC设计咨询公司，吸收世界先进的智库服务太重；此外，还收购了美国盐湖城REI公司，同时在俄罗斯、南非、南美、澳洲等地不断健全服务网点，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国际化营销网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太重充分挖潜近年来“走出去”所积累的资源和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打造战略伙伴关系，同时成立了专门的“一带一路”项目领导组、信息工作组和政策工作组，出访“一带一路”项目涉及国家，如印度AA、俄罗斯、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伊朗、越南、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等，在“一带一路”沿线中选择重点国家进行重点布局。
打造出口基地
在企业融入“一带一路”的蓝图中，天津滨海基地是太重为企业融入海上丝绸之路打开的重要通道。
太重在天津临港经济区投资兴建了占地面积100万平方米、“前港后厂”的重型装备总装和出口基地。基地不仅能够满足太重自身发展的要求，也能为周边装备产品提供相关物流服务，是山西省乃至华北、东北地区大型货物外运出口的第一重装口岸。
2016年初，太重码头将出口越南的500吨卸船机产品直接运抵越南海防港，实现了首次直发海外用户现场，此后，出口印尼的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出口印度的起重机、轨道交通车轮等等产品，越来越多的“太重制造”、“中国制造”从这里直抵海外，联通世界。
2016年末，太重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升式钻井平台——“TZ400”在太重临港基地码头成功下水。作为太重进军海洋工程领域的代表性产品，它也将目标瞄准了国际用户，是太重深化国际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凭借临港重型装备基地，太重已经拥有了面对世界的出海口和海洋工程产品基地，承揽了国际越来越多企业的海外货运任务，为企业深入参与国际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为太重更好的融入“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以高端产品抢占市场
太重集团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品，大型挖掘机就是其中代表。
太重是中国最大的大型矿用挖掘设备设计制造企业，从第一台4立方米挖掘机到中国最大的75立方米挖掘机，太重已累计为国家提供了近1500台矿山挖掘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95%以上。太重不仅让国外企业彻底退出了中国市场，产品还出口到俄罗斯、巴基斯坦、秘鲁、哈萨克斯坦、印度、缅甸、蒙古、智利、南非、伊朗、利比里亚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8年以后，太重凭借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挖掘机拉开了10立方米~55立方米大型矿用挖掘机出口到各个国家的帷幕，从2010年开始，太重向曾经的老大哥——俄罗斯出口了5台35立方米挖掘机，到2016年再次出口两台20立方米和三台35立方米挖掘机，总价值近3亿元人民币。在南非，4台35立方米和一台世界顶尖的55立方米挖掘机正在运行。在印度，10余台挖掘机10立方米以上挖掘机已经投产……
目前，太重已经在南非、印度、智利、俄罗斯、秘鲁等国家建立了10余个国际售后服务站，2017年在印度成立了太重挖掘机大型售后服务中心。目前，太重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型挖掘机研制公司之一。
今年年初，由太重生产的2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20立方米大型矿用挖掘机，搭乘山西省首次开行的“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踏上前往俄罗斯列索西比尔斯克的“远嫁”之旅，再一次彰显了太重国际化发展的决心和实力。“十三五”期间，太重集团将促进全方位与国际接轨，争取出口产品的比重从目前的15%左右提高到30％以上，最终达到50%，实现“创建世界太重”的目标，不断向世界级卓越企业的目标迈进。
好风凭借力雷沃重工加速全球化布局
在马里，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沃重工）获得当地政府500台拖拉机订单；在阿尔及利亚，雷沃重工在1650台拖拉机以及1898台配套机具的基础上，2017年又斩获1000台拖拉机订单；在苏丹，雷沃重工曾一次性实现800台收获机械出口······
此外，雷沃重工先后在欧洲并购阿波斯、马特马克、高登尼等境外高端优质资源，形成了完善的企业全球研发创新平台，并在泰国设立海外运营管理中心，与泰国开泰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这一切都表明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雷沃重工已不单单是把产品和服务简单地销往国外，而是通过完善海外全价值链运营平台步入了新的全球化发展阶段。
好风凭借力
雷沃重工董事长王桂民说，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目前公司产品已经销售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带一路”相关出口占公司出口总量的50%以上。“我们正在加快探索‘全球研发、中国制造、全球分销’的发展模式，通过加快全球资源的整合、构建全球研发体系、并购境外优质高端资源等方式让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落地。”
雷沃重工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竞争下，企业只有主动走出国门掌握核心技术跨进“全球主流”之列，才能获得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早在2011年，雷沃重工就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正式成立了欧洲研发中心，主要负责新技术平台拖拉机、大喂入量谷物收获机的研发。此后又在日本大阪设立了工程机械研发中心，重点突破液压、电控等工程机械关键核心技术。
此外，雷沃重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先后并购阿波斯、马特马克、高登尼三家企业，进一步开发和完善了在全球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的产品组合，并开始产品技术的转化。王桂民说，这种填补空白式并购,除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开拓新市场、进入新业务、达到提升企业某个领域技术和产品能力的目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通过整合全球高端资源，开通了通往全球市场的门槛。
雷沃重工还整合海外资源，成立了雷沃阿波斯集团公司，作为雷沃欧洲业务的总部。同时，雷沃重工对外正式发布了农业装备业务旗下产品将采用双品牌战略，雷沃谷神、雷沃欧豹产品定位于全球中端市场，高端品牌阿波斯的产品线则囊括了动力换挡拖拉机、大型谷物收获机械以及高端精量播种机等产品。
融入共赢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者，雷沃重工在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推动产品升级的基础上，坚持营销创新，主动“走出去”，开拓营销渠道，全面推动产品、服务、网络等营销能力升级。
据悉，目前雷沃重工已建成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分销网络，在战略市场和重点市场建立了9家海外办事处和10家配件中心，并在巴西、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等战略市场注册属地国家销售公司，形成了集“销售、服务、配件供应、用户培训与信息反馈”五位一体的全球营销服务网络体系。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雷沃重工与非洲多个国家加强农业合作，而出口也已从对非单一产品出口阶段，发展到了为非洲提供现代农业整体解决方案阶段。“一带一路强调的是合作共赢。”王桂民说，要合作赢得伙伴的青睐和尊重首先就要强化自身的能力建设，这样才能抓住机遇，为合作伙伴带来更多的共赢价值。因此雷沃重工近年来在有序推进研发、制造、营销、服务全价值链能力升级的同时，还在积极扩大在东南亚、非洲、欧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朋友圈”，与同行的伙伴一起联合走出去，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活动中，获得发展良机。
拓展产业链中集来福士打造世界级海洋综合服务商
山东省烟台市位于环太平洋经济圈和东北亚经济圈交汇处，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结合点。近年来，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来福士”）依托烟台市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已与东南亚、俄罗斯、中东、欧洲等多个地区和国家开展经贸互通。
建立产业自信
2015年3月，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沿线国家宜积极推进海洋工程技术、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
中集来福士作为国内领先的海工企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地区和国家开展海洋工程技术合作。中集集团放眼未来，先后收购瑞典知名海工设计公司BassoeTech－nology和挪威知名海工设计公司BrevikEngi－neering，与烟台中集海洋工程研究院以及上海中集船舶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共同搭建了中集海工“中欧互动”的研发体系，实现从购买技术到自主研发、自主设计，部分核心产品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从零到100%的突破。通过不断研发创新，中国海工装备国产化率从不足10%提高到60%，深水钻井平台建造周期由50个月缩短到30个月，逐步树立了中国的海工品牌及产业自信。
2017年2月，由中集来福士总包建造的全球最新一代超深水双钻塔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1号”交付，并奔赴南海作业。这座平台不仅代表了世界海工行业的最高水平，也为国家南海大开发提供坚实保障。
中集来福士建造的海工装备在助力中国海上油气自主开发的同时，陆续驶往东南亚、里海、波斯湾、欧洲北海、巴西、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以先进的技术和可靠的硬件成为当地海域“明星平台”。在俄罗斯，中集来福士首创“中俄联合建造”模式，交付CaspianDriler自升式钻井平台，成为两国最大的海工合作项目，目前该平台正在土库曼斯坦水域作业。
拓展产业链
自2015年下半年起，国际油价持续低迷，油气装备市场需求受到大幅抑制。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中集来福士在开展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升级的同时，一方面向传统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业务，在困境中探索出一条转型发展之路，持续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在清洁能源应用方面，中集来福士凭借中欧互动的国际领先设计能力，自主开发多套浮式电站完整解决方案，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岛国解决电力短缺难题。同时，中集来福士与集团兄弟企业中集安瑞科联手，成功设计开发清洁能源接收终端及海陆一体化完整解决方案。
针对全球作业环境最恶劣的欧洲北海，中集来福士与挪威公司签订潜在价值2.5亿美金的深海网箱建造意向书，进军深远海渔业领域。同时，中集来福士集成挪威等国水产养殖技术及装备，自主研发适用于中国、智利、西班牙等国的智能渔业装备，大幅改善渔业从业人员工作环境和水产安全。
此外，中集来福士旗下游艇公司针对中东、欧洲、俄罗斯、菲律宾等地豪华游艇及高端游船需求，利用在该领域近20年的积淀，与迪拜知名内装公司Greenline强强联手，提升豪华游艇及游船类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未来，我们将继续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引，通过持续创新，致力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海洋综合服务商。”中集来福士总裁王建中表示。
精准发力中信重工构建“一带一路”共赢圈
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市先锋水泥公司12MW余热发电项目现场，来自中信重工的项目团队，每天顶着四十多度的高温，坚守着、忙碌着，他们为的是一个目标：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共赢体。
“第一乐章”
中巴经济走廊堪称“一带一路”交响乐中“第一乐章”。早在1986年，中信重工的前身洛阳矿山机器厂即获批“国家机电产品出口外贸自主权企业”，并于同年承担出口巴基斯坦水泥厂成套设备制造的任务。今年，中信重工总包的巴基斯坦先锋水泥公司12MW余热发电EP项目投产,创造了中方项目在巴基斯坦市场的最短周期纪录，成为中信重工深耕巴基斯坦市场的典范工程和里程碑式项目，树立起了中国制造、中信重工制造的金字招牌。将带动扩大中信重工与南亚、中亚等国家的合作发展，助力中信重工构建与中巴经济走廊及周边的共赢圈。
对中信重工来说，在巴基斯坦按照中国标准建设的第一个总包项目的高效完成，引起巴基斯坦乃至亚洲市场的高度关注，有效助推了企业以核心技术和实力不断开拓“一带一路”市场，进一步缓解因持续去产能造成的国内市场需求不振、利润下滑，为企业持续发展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由于在该项目上的实力显现，中信重工又先后中标巴基斯坦飞翔水泥公司日产7000吨水泥线烧成系统及配套12MW余热发电设计和主机设备供货合同，和巴基斯坦Askari水泥公司日产2700吨水泥生产线改造EPC总包项目。
实现共赢
其实，巴基斯坦市场不过是中信重工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实施国际化发展的的一个缩影。
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引领中国企业以优势产能输出，带动沿线国家地区互联互通、开放合作、共赢发展的大环境下，中信重工准确研判国际市场和行业形势，建立全球化营销与服务网络，全面贯彻国际规范和国际标准，以“核心制造+综合服务”的竞争优势，加速推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取得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发展。目前，自主品牌产品广销“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双方的共赢发展。
在中蒙俄市场，中信重工与蒙古UBH公司、EasternEnergySystemJSC公司、蒙古国伊罗河钢铁矿业有限公司、俄罗斯KIMKAN铁矿选矿厂等多个业主开展多项合作，不断以良好的业绩塑造中信重工的国际品牌形象。近日，企业为俄罗斯Mangazeya矿业公司生产的颚式破碎机一次试车成功；同时有1台立式搅拌磨正在俄罗斯客户现场安装。
在东南亚市场，中信重工深耕细作，凭借“核心制造+综合服务”的竞争优势，在水泥工程总包与主机成套、矿山装备与矿山工程总包市场取得了显著成绩。两度牵手泰国第一大水泥生产企业SCG公司，签订位于柬埔寨的KCC2日产2500吨水泥生产线合同和缅甸MCL日产5000吨水泥生产线项目EPC总包合同，目前两条生产线均已稳产达产；持续与老挝Phonesack集团合作，签订KSO金矿项目矿山设备批量采购合同；与菲律宾合作实现新突破，2016年6月与菲律宾世纪顶峰矿业公司（简称CPC）签订9.56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合同，11月CPC再次与中信重工合作，并连同河南同力水泥一起签订菲律宾项目日产5000吨熟料生产线、年产180万吨水泥生产线及60MW燃煤发电厂建设及环评报告的三方合作框架协议。2015年7月9日，中信重工提供关键设备磨机的老挝Phonesack集团KSO金矿项目磨机生产线带料试车。2016年3月，中信重工总包的柬埔寨CMIC日产5000吨水泥生产线项目开工。
在中亚、西亚市场，以主机产品输出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多个国家开展深入合作。目前，中信重工在沙特阿拉伯有6台棒磨机、1台加棒机正在调试；在伊朗，有3台磨机、1条烧结窑正在安装，水泥窑、干燥机正在调试；在吉尔吉斯斯坦，有2台磨机正在安装。
在欧洲市场，2016年8月，中信重工为瑞典LKAB公司生产的半移动式破碎站满负荷试车，这是中信重工直接出口欧洲的第一单成套矿山装备，并首次在北极圈极寒气候条件下使用。基于前期的合作，双方又签订第二台破碎站供货合同。2016年10月，第二台破碎站已经投产。
在澳大利亚市场，中信重工将其强大的矿山成套和全流程服务实力演绎得淋漓尽致。凭借企业在澳大利亚SINO铁矿的品牌影响力，中信重工不断深耕澳大利亚市场，今年一季度成功拿下MT、DAL两大金矿项目，实现了公司在澳洲有色矿业领域的新突破。
作为率先走出去的大型企业，中信重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带动中国标准走出去与国际标准对接，促使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产品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丰富具体的实践经验。
2、论述"一带一路"的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及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的框架思路合作重点：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
政策沟通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设施联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
贸易畅通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
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3]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3]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22] 、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
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肩负着三大使命：
探寻经济增长之道
“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陆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如今，“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开创地区新型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
比如，“经济带”概念就是对地区经济合作模式的创新，其中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以经济增长极辐射周边，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
“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不同于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类“经济区”与“经济联盟”，同以上两者相比，经济带具有灵活性高、适用性广以及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本着自愿参与，协同推进的原则，发扬古丝绸之路兼容并包的精神。
3、如何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海洋资源既有赋存于国家管辖海域的国土资源，又有分布于公海和国际海底的共有海洋资源。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海洋资源、资源配置向全球化方向发展、资源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海洋共有资源开发保护成为全球共同性任务的新形势下，要形成新的海洋资源战略。树立大海洋思想，珍惜我国的海洋国土资源，放眼关注世界海洋资源；确立大力开发、积极保护、永续利用的基本战略，以及合理开发保护海洋国土资源、多元化利用国外海洋资源、积极参与分享世界共有海洋资源、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建立海洋生态经济等战略选择，实现使海洋成为战略性资源基地、海洋资源永续利用、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1．合理开发保护海洋国土资源
管辖海域的自然资源是重要的国土资源，象陆地国土一样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基础。我国的海洋资源既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又有急需加强保护的双重任务，应该实行合理开发战略，使国家管辖海域成为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基地。
海洋矿产资源包括国家管辖海域的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砂矿资源，国际海底区域的多金属结核资源、富钴结壳资源、热液硫化物矿产等，有巨大的潜力。要加大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力度，增加探明储量，提高国家的资源保证程度。力争在海上发现新的大型油气田，使海洋油气产量在全国油气总产量中的比重从目前的10%提高到25%以上，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要把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列入国家计划，重点进行南海北部陆坡区相关海洋环境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为商业性勘查做好资源、环境和技术准备。要加强有争议海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并积极贯彻“搁置争议、共同原则”，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力争海洋权益主张重叠区域的资源份额。
重视保护已经严重衰退的海洋生物资源，海洋捕捞业要采取捕捞量“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政策，减少捕捞量，争取逐步恢复主要经济鱼类、重要渔场的渔业资源。科学合理利用滩涂和浅海的可养殖海域，减少养殖业的自身污染，保护养殖海域的生态环境，积极推广生态优化养殖模式，采取大型海湾和近海的海洋农牧化、重要经济种类的人工增殖放流、近海渔场综合整治等措施，保证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珍惜爱护每一处可用于海洋旅游娱乐业发展的海滩、海水浴场、海水运动场、珊瑚礁区、沿海红树林等资源，积极发展海洋旅游业。要重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防止海洋生态环境退化，保证海洋的永续利用。
2．多元化利用国外海洋资源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世界许多沿海国家的海洋资源可以与外国合作开发。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海洋资源特点，从战略角度考虑，既要充分挖掘本国海洋资源的潜力，也要走出去，采取各种形式，多元化利用国外资源：（1）要进一步合作开发利用外国渔业资源。我国已跨入世界主要远洋渔业国家的行列，远洋渔业的作业区域遍布西非、东非、南亚、中东、南太平洋、北太平洋和南美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海,今后应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共同开发其管辖海域的渔业资源，尤其应加强与阿拉斯加、非洲沿岸和拉美地区国家合作，采取独资、合资形式开发这些国家近海资源。(2)我国与日本、韩国、越南的渔业协定生效后，有大批渔船要退出传统作业渔场，大量渔民面临转产转业的严重形势。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延长现有渔业协定中的安排，也可考虑争取建立共同渔业开发区等措施，维护我国渔船在传统渔场的捕捞利益，减少渔业协定生效造成的损失，为渔民转产转业争取时间。（3）利用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地缘优势，争取与海上邻国、海洋油气资源条件较好的非洲和拉美国家合作，勘探开发其海洋油气资源，优化我国油气资源配置。
3．参与分享世界共有海洋资源
国际海底区域约占地球表面积的49%，是地球上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最大的政治地理单元，蕴藏着丰富的多金属结核、钴结壳、热液硫化物、天然气水合物和深海生物基因等资源，是地球上尚未被人类充分认识和开发利用的潜在战略资源基地。我国于1991年3月获准在联合国登记为国际海底先驱投资者，获得了7.5万平方千米矿区。今后要在进一步加强多金属结核勘探工作的基础上，关注其他深海矿产资源，尽快摸清富钴结壳矿区资料，提出探矿区，并选择较好矿区，适时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申请。
应积极参与联合国关于公海渔业资源开发和保护管理条约的制定，积极加入国际性和区域性渔业组织，为我国企业利用公海渔业资源创造良好的大环境。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展大洋性公海渔业，开辟新的作业海域和新的捕捞品种，要把金枪鱼资源丰富的西印度洋和中西太平洋海域作为新的作业区。
4．发展高科技，促进海洋资源利用
海洋资源开发需要海洋科技支撑，应本着促进资源开发、提高经济贡献率的根本目的，实行高技术先导战略，形成高技术、关键技术、基础性工作相结合的战略部署。发展海洋资源勘查技术，不断发现新的可开发资源；发展低成本高效益海洋资源利用技术，开发利用密度低、品位低、开发难度大、成本高的海洋资源；发展海洋资源深加工技术，开发利用海洋功能食品、海洋医药产品、海洋精细化工产品等，提高资源的二次利用率，废弃物再利用；发展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包括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行为和影响、局部海域环境自净能力和环境容量、污染物的生物效应及局部生态变化过程的监测、预报、控制和管理技术，海域生态环境的修复技术、生态工程技术和污染损害的防治技术等，为修复近海的生态环境作好技术储备；发展海洋监测技术领域的高新技术，重视海洋自动监测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广泛应用卫星遥感技术，逐步实现对我国近海海域的全自动动态监测。
5．建立海洋生态经济模式
海洋已经出现严重的生态经济问题，重要海洋资源过度开发，海洋生态环境退化，海洋产业衰退，沿海地区发展受到影响。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由海洋环境、海洋资源、海洋开发活动、沿海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共同决定的。海洋资源开发要走资源持续利用、产业持续发展、生态优质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不断增加新的可开发资源，但开发规模和速度不应超过海洋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实施资源和环境综合管理，把海洋资源开发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逐步形成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4、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战略举措有哪些
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战略举措有以下几点：
1、以海洋经济发展支撑海洋强国战略
发达的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随着我国海洋经济呈现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海洋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国家海洋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继续保持多年来的良好增长态势，全年海洋生产总值超过5.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6％。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全国涉海就业人员达到3513万人。
近年来，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持续加大，海洋区域布局不断优化。在保持近海捕捞、海水养殖、远洋渔业等海洋传统产业稳中有增的同时，海洋生物药物与制品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产业等新兴海洋产业得到持续发展。同时，我国海洋服务业快速发展，全国海洋经济试点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目前，我国海洋经济正处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提高海洋开发能力，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在财政、税收、投融资等方面支持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同时进一步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海洋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努力使海洋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十三五”时期要努力使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201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新增涉海就业人员260万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以上，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贡献率达60%以上。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再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海洋开发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必将更加明显，呈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2、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
人类对海洋的探索随科技进步而不断加深，对海洋的渴望也推动着海洋科技的不断创新。
2012年6月，随着“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成功潜至7062米海底并开展作业，我国正式跻身“国际深潜俱乐部”第一梯队，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99.8%以上的海底进行作业的能力。2013年，“蛟龙”号成功开展试验性应用航次，迈出了业务化运行的第一步。
2014年4月，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雪龙”号极地科考船凯旋。257名科考队员在160天考察期间，圆满完成30项科考任务、15项后勤保障任务，在南极建立了我国第四个科学考察站——泰山站，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广度和深度。“雪龙”号首次完成环南极航行考察，并抵达南纬75度20分开展大洋科学考察。这是中国船舶迄今到达的最南纬度。
近年来，我国组织开展多次大洋科考，在太平洋、印度洋等海域获得了大量宝贵的调查资料和样品，我国在西北太平洋海底申请的富钴结壳勘探矿区等多块国际海底矿区获得国际海底管理局核准……随着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顺利实施，海洋科技创新不断深入，我国正在逐步突破制约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科技瓶颈。
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必须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
中国将来要搞好海洋科技创新总体规划，重点在深水、绿色、安全的海洋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加强对海洋经济转型过程中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同时深入开展大洋和极地科考工作，提升我国深海大洋科学研究水平。
3、提升管控能力，坚决维护海洋权益
当前，海洋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联系纽带，在国际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更加明显。《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4）》指出，我国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所面临的斗争形势尖锐复杂。
2013年，国家海洋局完成了我东海200海里以外大陆架部分划界案的陈述报告，向国内外宣传我钓鱼岛和南海立场主张，提交的10个海底地名命名提案获得国际组织审议通过。
2013年中国政府公务船完成船舶定期维权巡航执法36个航次，海上巡航262天，巡航范围覆盖中国全部管辖海域。其中抵近观察我南沙群岛被侵占岛礁18处，巡航编队共计50次进入钓鱼岛领海巡航。
中国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我们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统筹谋划，积极作为，提高维权能力，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准备，又要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海上的和平稳定。
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迈向海洋强国的脚步正在坚实前行。
参考文献：
中国要从海洋大国昂首迈向海洋强国--甘肃频道--人民网
链接：
http://gs.people.com.cn/n/2014/0611/c183343-21395286.html
5、传统海洋经济产业的发展中如何更有效利用国际经济合作?
分三个角度回答：①教育教学角度；②研究角度；③新闻角度。希望对你有用。
**①教育教学角度：
油气资源和海水资源是海洋行业性战略资源。我国近海含油气盆地石油资源量约24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14万亿立方米。东海和南海还有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海洋能源理论蕴藏量6.3亿千瓦。在国际海底区域拥有多金属结核资源 5 亿多吨。预计到21世纪中叶，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在油气行业中将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海水资源是一种无限资源，海盐资源也是一种永续开发的资源，本世纪中叶前后，海水将成为举足轻重的水资源来源之一。
②研究角度：
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国家的繁荣富强，都与资源环境条件息息相关。资源的安全是国家的安全，资源的危机是民族的危机。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是各国分别占有和世界共有的。世界海洋中有2.5亿平方千米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其中有丰富的共有海洋资源。海洋是富饶而未充分开发的资源宝库。随着陆地战略资源的日益短缺，沿海各国不断加大向海洋索取资源的力度和强度，重视对海洋“蓝色国土”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开发已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据联合国秘书长报告的资料，目前世界国民经济总量为23万亿美元，其中海洋经济约1万亿美元，占4％以上。全球陆地为人类提供的生态价值12万亿美元，海洋提供的生态价值21万亿美元。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沿海国家，国土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东南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岸线漫长，港湾众多，海域辽阔。广袤的海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报告在总体战略部署中专门提出了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实施海洋开发”的具体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是指导我国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海洋开发列入其中，即意味着开发海洋已经列入党的议事日程，列入了国家的发展战略。这是海洋事业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是启动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最好时机。
为使我国最终成为世界海洋强国、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必须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海洋资源开发保护战略。海洋资源既有各国的国土资源、又有世界共有资源，海洋资源战略研究涉及的区域应包括近300万平方千米的我国主权和管辖海域（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也包括2.5亿平方千米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我们应该以资源为主体、以资源与经济的关系为中心，对与海洋资源开发保护相关的人口、环境、科技、管理问题，进行整体思考，做出准确的发展定位和战略选择，使海洋成为战略性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和金属资源基地，成为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物流通道和生存发展空间。
一、我国的海洋资源态势
海洋是富饶而未充分开发的自然资源宝库。海洋自然资源包括海域（海洋空间）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旅游资源、海水资源等。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海洋大国，开发海洋已经形成了多产业组成的海洋经济体系，海洋资源的进一步发现、开发和利用，对于我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海洋资源的基本特点是：
1、海岸线漫长、海域辽阔
我国大陆位于西北太平洋沿岸，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多千米，海洋渔场面积200多万平方千米，大陆架面积130多万平方千米，拥有丰富的滩涂资源、海洋渔业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港湾资源、海洋旅游资源、海洋能源等海洋自然资源。我国的内水和领海面积约38万平方千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因划界工作尚未完成，确切面积还难于确定，估计为200万平方千米左右。这些管辖海域是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的重要基础。我国还可以方便的进入世界大洋，开发利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海洋资源。
2、拥有具战略价值的优势海洋资源
我国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大陆岸线长18000多千米，加上岛屿岸线14000千米，海岸线总长居世界第四，大陆架面积130万平方千米，位居世界第五，200海里水域面积200～300万平方千米，居世界第十，这些都是世界性优势资源。
我国沿海深水岸线400多千米，宜建中级以上泊位的港址160多处,其中深水港址62处。我国海域2万多种海洋生物，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滩涂面积217.1万公顷，30米等深线以内海域面积有20亿亩，充分利用其生物生产力，相当于10亿亩农田。滨海景点1500多处，适合发展海洋旅游娱乐的海滩、水域众多。这些都是国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
油气资源和海水资源是海洋行业性战略资源。我国近海含油气盆地石油资源量约24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14万亿立方米。东海和南海还有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海洋能源理论蕴藏量6.3亿千瓦。在国际海底区域拥有多金属结核资源 5 亿多吨。预计到21世纪中叶，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在油气行业中将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海水资源是一种无限资源，海盐资源也是一种永续开发的资源，本世纪中叶前后，海水将成为举足轻重的水资源来源之一。
3、开发海洋形成了多产业组成的海洋经济体系
我国有悠久的海洋开发历史和丰富经验，逐步形成了多产业组成的海洋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6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4133.5亿元，20多年间翻了6番多，是上个世纪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翻的3倍多，海洋开发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事海洋开发的劳动力400多万人，兼业人员超过1000万；造船完工量达224.51万综合吨；海洋运输船舶10378艘，3076.21万净载重吨；机动生产渔船279729艘，其中远洋渔船1719艘；海洋科技水平越来越高，海洋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
4、海洋资源开发保护中尚存在较多的问题
（1）海洋资源平均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管辖海域面积、海陆面积比值、海岸线系数，这三个指标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海洋资源总量、发展海洋经济和进入海洋的方便程度等方面。它们是衡量海洋资源优势的重要指标。我国人均占有海域面积位居世界第122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海域面积与陆地国土面积的比值为0.31：1，排在第108位；我国虽拥有长18000多千米的大陆岸线和14000多千米岛屿岸线，但海岸线与陆地面积之比的系数仅为0.0018，排在第94位。
（2）重要海洋资源优势不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国内外学者研究，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捕量，在没有开发大洋中层鱼类资源的情况下，每年约为2～3亿吨，中国在近海和外海的可捕量，每年约350万吨，海洋渔业可捕量仅占世界海洋渔业总可捕量的1.16～1.75%；中国海区的生物生产力也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近海鱼类生产力平均为3.18t/km2·年，而南太平洋沿海为18.2t/km2·年，西非近海为8.3t/km2·年；世界海洋中的生物共约20万种，中国海20278种；世界海洋中年产量在10～100万吨之间的品种有60～62种，中国近海历史上年产量超过1万吨的有40种左右，没有年产量超过100万吨的大宗品种。
在世界海洋油气资源丰富的沉积盆地中，中国近海不占优势。世界上海洋油气资源储量主要集中在波斯湾、北海、几内亚湾、马拉开波湖、墨西哥湾、加利福尼亚西海岸等几个地区，这些地区的油气总储量占世界海上探明储量的80%。在未探明的油气区中，主要集中在北极地区，南极、非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周围海域，中国近海的找油前景不如上述地区。据预测，中国近海的石油可采储量仅占世界储量的3～12%。
（3）开发不足和过度开发并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既有开发不足和巨大潜力，又有过度利用和资源衰退问题。统计数据表明，近海油气探明储量仅占资源量的1%，累计开采量仅占探明储量的5%。滨海旅游资源利用率不足1/3，且开发深度不够。可养殖滩涂利用率不足60%。宜盐土地和滩涂利用率只有45%。15米水深以内浅海利用率不到2%。海水直接利用规模较小。滨海砂矿累计开采量仅占探明储量的5%。沿海地区一些深水港址未开发，外海渔业资源利用不足，海滨砂矿利用率不高，海水和海洋能的开发程度和利用水平更低。大洋矿产尚未开发。但在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大多处于过度开发状态。主要经济鱼类资源衰退，部分水域一些种类几乎绝迹。
（4）与海洋资源相关的海洋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近几年来，我国沿海地区海洋开发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海洋自然和生态破坏情况在各海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目前的海洋污染排放和海洋的纳污能力、自净能力已经超出平衡临界值。1999年，沿海地区工业废水直接入海量为81416万吨，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4.13%；每年通过不同途径进入近海海域的各类污染物质约1500万吨。因此，沿岸海域环境质量普遍下降，突发性污损事件频发。养殖水域水质退化，近海渔业资源衰退，部分海洋珍稀物种濒临灭绝；近海劣于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面积超过20万平方千米；不合理的围海、砍伐、挖礁、挖砂，致使80％的珊瑚礁遭到破坏，80％的红树林被砍伐，70％的沙质海岸受到侵蚀。同时部分海岸、海滩侵蚀后退，海水渗透倒灌，环境灾害不断，甚至危及人民生活和生产。
（5）海洋权益和海洋资源争端尖锐复杂。海洋权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权益争端的实质就是海洋资源争夺，是经济利益的争夺。目前我国面临的海洋资源和海洋权益争端尖锐复杂。在黄海区，存在着我国与朝鲜和韩国的渔业利益争端，中国的传统捕鱼权受到威胁；东海是中、日、韩三国渔民共同作业的渔场，渔业矛盾很多，要依靠渔业协定来协调渔业利益关系。除此之外，东海丰富的油气资源也存在着争议，主要有日韩84000多平方千米共同开发区内的油气资源争议、东海中部油气资源争议、钓北坳陷油气资源富集区争议等，如果钓鱼岛归日本，我国将损失海域面积6～7万平方千米，油气资源16～18万吨。南海的渔业利益和油气资源利益争端更加尖锐。南海的断续国界线内海域是我国渔民的传统捕鱼区，其中一部分区域处在周边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从而出现渔业利益冲突。南海南部我国断续国界线以内的油气资源争议区约27万平方千米，涉及资源量约78亿吨（主要在万安、曾母、文莱—沙巴盆地）。周边国家在我国断续国界线附近每年开采的石油达5000多吨。
在认真理解海洋资源基本态势的基础上，对海洋资源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海洋资源战略选择。
二、可持续发展的海洋资源战略
海洋资源既有赋存于国家管辖海域的国土资源，又有分布于公海和国际海底的共有海洋资源。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海洋资源、资源配置向全球化方向发展、资源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海洋共有资源开发保护成为全球共同性任务的新形势下，要形成新的海洋资源战略。树立大海洋思想，珍惜我国的海洋国土资源，放眼关注世界海洋资源；确立大力开发、积极保护、永续利用的基本战略，以及合理开发保护海洋国土资源、多元化利用国外海洋资源、积极参与分享世界共有海洋资源、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建立海洋生态经济等战略选择，实现使海洋成为战略性资源基地、海洋资源永续利用、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1、合理开发保护海洋国土资源
管辖海域的自然资源是重要的国土资源，象陆地国土一样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基础。我国的海洋资源既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又有急需加强保护的双重任务，应该实行合理开发战略，使国家管辖海域成为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基地。
海洋矿产资源包括国家管辖海域的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砂矿资源，国际海底区域的多金属结核资源、富钴结壳资源、热液硫化物矿产等，有巨大的潜力。要加大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力度，增加探明储量，提高国家的资源保证程度。力争在海上发现新的大型油气田，使海洋油气产量在全国油气总产量中的比重从目前的10％提高到25％以上，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要把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列入国家计划，重点进行南海北部陆坡区相关海洋环境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为商业性勘查做好资源、环境和技术准备。要加强有争议海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并积极贯彻“搁置争议、共同原则”，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力争海洋权益主张重叠区域的资源份额。
重视保护已经严重衰退的海洋生物资源，海洋捕捞业要采取捕捞量“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政策，减少捕捞量，争取逐步恢复主要经济鱼类、重要渔场的渔业资源。科学合理利用滩涂和浅海的可养殖海域，减少养殖业的自身污染，保护养殖海域的生态环境，积极推广生态优化养殖模式，采取大型海湾和近海的海洋农牧化、重要经济种类的人工增殖放流、近海渔场综合整治等措施，保证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珍惜爱护每一处可用于海洋旅游娱乐业发展的海滩、海水浴场、海水运动场、珊瑚礁区、沿海红树林等资源，积极发展海洋旅游业。要重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防止海洋生态环境退化，保证海洋的永续利用。
2、多元化利用国外海洋资源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世界许多沿海国家的海洋资源可以与外国合作开发。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海洋资源特点，从战略角度考虑，既要充分挖掘本国海洋资源的潜力，也要走出去，采取各种形式，多元化利用国外资源：（1）要进一步合作开发利用外国渔业资源。我国已跨入世界主要远洋渔业国家的行列，远洋渔业的作业区域遍布西非、东非、南亚、中东、南太平洋、北太平洋和南美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海,今后应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共同开发其管辖海域的渔业资源，尤其应加强与阿拉斯加、非洲沿岸和拉美地区国家合作，采取独资、合资形式开发这些国家近海资源。(2)我国与日本、韩国、越南的渔业协定生效后，有大批渔船要退出传统作业渔场，大量渔民面临转产转业的严重形势。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延长现有渔业协定中的安排，也可考虑争取建立共同渔业开发区等措施，维护我国渔船在传统渔场的捕捞利益，减少渔业协定生效造成的损失，为渔民转产转业争取时间。（3）利用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地缘优势，争取与海上邻国、海洋油气资源条件较好的非洲和拉美国家合作，勘探开发其海洋油气资源，优化我国油气资源配置。
3、参与分享世界共有海洋资源
国际海底区域约占地球表面积的49％，是地球上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最大的政治地理单元，蕴藏着丰富的多金属结核、钴结壳、热液硫化物、天然气水合物和深海生物基因等资源，是地球上尚未被人类充分认识和开发利用的潜在战略资源基地。我国于1991年3月获准在联合国登记为国际海底先驱投资者，获得了7.5万平方千米矿区。今后要在进一步加强多金属结核勘探工作的基础上，关注其他深海矿产资源，尽快摸清富钴结壳矿区资料，提出探矿区，并选择较好矿区，适时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申请。
应积极参与联合国关于公海渔业资源开发和保护管理条约的制定，积极加入国际性和区域性渔业组织，为我国企业利用公海渔业资源创造良好的大环境。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展大洋性公海渔业，开辟新的作业海域和新的捕捞品种，要把金枪鱼资源丰富的西印度洋和中西太平洋海域作为新的作业区。
4、发展高科技，促进海洋资源利用
海洋资源开发需要海洋科技支撑，应本着促进资源开发、提高经济贡献率的根本目的，实行高技术先导战略，形成高技术、关键技术、基础性工作相结合的战略部署。发展海洋资源勘查技术，不断发现新的可开发资源；发展低成本高效益海洋资源利用技术，开发利用密度低、品位低、开发难度大、成本高的海洋资源；发展海洋资源深加工技术，开发利用海洋功能食品、海洋医药产品、海洋精细化工产品等，提高资源的二次利用率，废弃物再利用；发展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包括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行为和影响、局部海域环境自净能力和环境容量、污染物的生物效应及局部生态变化过程的监测、预报、控制和管理技术，海域生态环境的修复技术、生态工程技术和污染损害的防治技术等，为修复近海的生态环境作好技术储备；发展海洋监测技术领域的高新技术，重视海洋自动监测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广泛应用卫星遥感技术，逐步实现对我国近海海域的全自动动态监测。
5、建立海洋生态经济模式
海洋已经出现严重的生态经济问题，重要海洋资源过度开发，海洋生态环境退化，海洋产业衰退，沿海地区发展受到影响。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由海洋环境、海洋资源、海洋开发活动、沿海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共同决定的。海洋资源开发要走资源持续利用、产业持续发展、生态优质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不断增加新的可开发资源，但开发规模和速度不应超过海洋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实施资源和环境综合管理，把海洋资源开发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逐步形成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三、实施海洋资源开发战略的对策措施
1、加强管辖海域的战略性、区域性调查评价
（1）重点海区的基础调查与评价。采取综合性调查和专题性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基本查清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发现一批新的可开发资源。重点是一海（渤海）、一湾（北部湾）、一峡（台湾海峡）、三洲（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海岸带国土资源环境最大承载力研究，环渤海及东南沿海的海洋地质—生态环境评价。
（2）管辖的海域的综合地质调查。实现我国领海和管辖海域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有重点地开展典型海域1：25万综合地质调查；逐步建立具有中国海域特点、能为我国海洋规划、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有效服务，与全球变化研究和国际减灾基础研究接轨的海洋地质科学体系。
（3）我国海域矿产资源的潜力调查。大力开展海洋油气资源调查工作，提出新的油气远景区和新的含油气层位，对资源远景作出评价，对南沙海域、南海北部陆坡区和黄海等海域石油天然气资源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对资源远景作出战略预测和评价。
（4）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勘查。开展深海资源的调查研究，以富钴结壳和天然气水合物为勘探重点，面向多种资源，圈定多金属结核资源合同区的可采地段, 富钴结壳资源较好的矿区。同时，对热液硫化物、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和其他潜在的非传统资源进行综合调查评价研究，为商业性勘探开采做好资源和技术准备。
（5）海底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调查取样。优选南海北部等陆坡区作为试验勘查区，分阶段开展调查工作，初步查清天然气水合物特征和赋存条件。安排一定航次调查取样和钻探，圈定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远景区，查明资源量和探明一定的地质储量。
2、积极参与全球海洋科学研究和资源开发保护
积极参与联合国系统的各项海洋事务，为发展海洋科学、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完善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做出贡献。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国际合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为我国利用世界海洋资源创造有利的大环境和条件。
3、制定鼓励利用世界海洋资源的优惠政策
为鼓励和引导“走出去”开发利用世界海洋资源，应建立部委间协调机制，统一规划管理，简化审批。建立联系渠道，为“走出去”开发利用世界海洋资源提供联络和服务。安排专项经费支持在重点海区和重大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期工作，以减少风险，鼓励和引导利用国外海洋资源的积极性。对于开发利用世界海洋资源的项目，在出口信贷计划中予以扶持，增加出口信贷额度，放宽信贷条件。对在国外开发海洋资源所取得的份额产品，在进口配额、进口许可方面给予特殊安排，并实行优惠的关税政策。开展世界范围内的海洋资源可供性研究，建立“走出去”开发利用世界海洋资源的服务和支持系统，为实施全球战略提供决策支持。
4、制定和完善海洋资源开发保护规划
海洋资源勘探开发需要有宏观规划指导,建立资源规划体系。要制定必要的专项资源规划，如渔业资源规划、海洋油气资源规划等，以及地方的区域性规划，形成国家、省、市（县）规划体系。要理顺不同种类海洋资源规划之间的关系，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
5、建立和健全海洋资源管理体系
海洋资源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以海域使用管理为基础，加强海洋综合管理的体制建设，包括建设相对集中的海洋管理机构，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多职能的海上执法队伍，建立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第二要加强海洋综合管理的行政措施的制定，包括维护海洋权益、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多方面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规划等。第三要加强执法管理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加强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资源综合管理，加大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执法力度，保证依法有序开发保护海洋资源。
6、开展和加强海洋生态建设
海洋资源开发要与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逐步淘汰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开发活动，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压力。发展生态型养殖业和滨海旅游业，建立沿海生态城市、生态示范区，把海洋经济快速增长建立在海洋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建立海洋环境监测、观测系统与评价体系，加强总量控制、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减缓和遏制近岸重点海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势头。启动渤海湾、辽东湾、大连湾、胶州湾、长江口、杭州湾、大亚湾和珠江口海域的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工程。加强海洋生态建设与海洋保护区管理，切实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建立一批海洋资源和生态保护示范工程。
结 语
海洋是富饶而未充分开发的资源宝库。海洋资源是人类共同的继承遗产。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越来越多的依赖海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海洋资源勘探开发还处于初始阶段，人类详细调查勘探过的海域不超过海洋总面积的10％，许多已经发现的海洋资源还难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问题是长远战略问题，需要国家统筹规划。21世纪是海洋世纪，我们要用战略眼光筹划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安排一些世纪性工程，摸清我国管辖海域的资源家底，制定出合理开发规划，走出国门积极利用世界海洋资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基础和保证，为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③新闻角度：
海洋开发意义深远关乎中国未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日前在青岛说，探索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将成为全球发展的新热点和全球竞争的新舞台。努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是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战略之举，决不能掉以轻心。
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人类社会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人口急剧增长，陆地资源日渐减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等。这些现象已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未来。人们在重新确定自己新的行为方式的同时，也不能不为了争取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寻找新的资源替代源泉，于是再次把目光和期望转向海洋。
海洋的研究、开发和保护无论是对于全人类，还是对一个具体国家都是关系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巨大的人口数量对资源和国土的压力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相比的，开发“蓝色国土”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更为深远。
举例说，海水淡化问题的的前景，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发展态势和经济决策。有专家预测，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至16亿，水资源短缺可能成为比能源短缺更严重的危机。开发海水利用技术，包括海水淡化技术和直接利用海水作为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技术，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我国政府对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十分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比较而言，我国海洋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不仅相对于世界水平，而且相对于本国其他高新技术领域，例如空间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还是落后的。有专家统计，发达国家科学进步因素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已达到80%左右，而我国还只有 30%多。我国在许多海洋经济和研究领域，因缺乏先进装备、资金和相应的技术已经受到了影响。因此，我国发展海洋高新技术并使之产业化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6、如何借势“一带一路”加强与丝路沿线国家现代农业合作
"一带一路"的框架思路合作重点：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
政策沟通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设施联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
贸易畅通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
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3]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3]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22] 、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
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肩负着三大使命：
探寻经济增长之道
“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陆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如今，“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开创地区新型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
比如，“经济带”概念就是对地区经济合作模式的创新，其中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以经济增长极辐射周边，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
“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不同于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类“经济区”与“经济联盟”，同以上两者相比，经济带具有灵活性高、适用性广以及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本着自愿参与，协同推进的原则，发扬古丝绸之路兼容并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