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现实主义

1、为什么当今世界有各种反全球化的思潮

“反全球化”并不是要反对全球化这种趋势，转而寻求传统的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讲，“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全球化的结果，因为它的成员享用了交通、信息传递等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便利条件，否则，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的人不可能走到一起。

安南在2000年4月发表《千年报告该报告》，在第一部分重点谈及全球化问题，认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原因在于：

第一，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

第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张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而对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

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 。

1、在世界范围看，新的全球矛盾仍然是穷者与富者的对立。在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未来世界的危险性是资本的统治、技术的统治与少数集团、少数国家统治，即全球民主丧失下的全球治理。因而新的世界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如果全球化最后导致的是全球大多数人们没有得到利益，甚而失去家园、失去基本生存保障，那么全球化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2、全球化使得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问题空前突出。那些无法在全球经济中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更需要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多元文化、认同、文明如何与单一经济共存是一大世界性挑战。

3、“反全球化”力量多为那些在全球化中最没有竞争力的、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边缘化的最不发达国家与民族（族群、部落）、被排斥的人群、试图保护自己的特性不受影响的团体与个体等等 。政府与公司不得不增加全球化的人性面，特别是善待全球化中的少数者问题。

第一， 一类相当突出的反全球化力量, 是那种旨在维护以至弘扬本文明、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宗教文化运动, 它们抵抗全球化大潮中主导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的侵蚀和支配。

第二， 以跨国公司和美国的经济文化实力为主要靶子的一些反全球化思潮或意识形态。

第三， 由于全球化威胁或剥夺其就业而反对全球化的发达国家部分劳工，他们构成那里劳工界的反全球化运动及其社会基础。

第四， 社会主义等“左派“力量、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人权运动分子等成分构成的部分反全球化运动。

从本质上讲，“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全球化的结果，因为它的成员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没有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便利条件如交通、信息传递等，这些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来的。因此说，离开了全球化，“反全球化”也就不复存在 。

1、原始主义

将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以往那种美好状态的衰落，就是人们最初的状态是最好的，然后慢慢人类历史就走下坡路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倒退论的观点,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不受到别人的侵扰。

如，芝加哥有这样奇观，大街上汽车跑，四轮马车也跟着跑。这些人都是自己织布、自己做衣服，妇女包着头巾，不学别的就学本民族的语言、本民族的文化，上本民族办的学校，不和外族通婚，也是怕别的文化侵扰到他们。如果和外族人通婚，就要被赶出部落。

2、社会改良主义

社会改良主义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全球化，它反对的是西方国家现行的全球化的政策和策略。

社会改良主义强烈地反对世界银行、世界货币组织、WTO等国际机构，包括是一些国家的全球化政策和策略。认为，当今世界的两极分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的全球化政策和策略造成的。要求这些国家调整他们的全球化政策和策略。 如绿党，他们有一系列的主张，比如说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物质主义、反对消费主义、反对垄断、反对核威慑等等，主张生态经济、宣传和平主义思想，倡导社会公平原则，这些也都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的全球化政策和策略。如今绿色政治思潮在欧洲政坛上影响很大，绿党已经占了欧洲议会的很大席位。

3、民族主义

本意是要反对西方价值观的入侵、普遍化扩张，但却走向了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北朝鲜是一个典型。

4、原教旨主义

是主张按照某一套原教旨主义重新组织全部社会生活的集体行动形式。反对的是一直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反对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所建构的全球性。原教旨主义实际上是想用自己所主张的那个价值观的普遍化扩张，来对抗全球化中西方价值观念的普遍化扩张。

2、中国那些地方推动世界发展

在全球化站在十字路口的今天，中国有责任承担起与自身经济体量相符合的国际责任，反哺全球化。基于长期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推动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实践，我们尝试探索一条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提出了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其中，三大支柱分别是人本全球化、开放性的区域主义以及全球的共存与共治。

人本全球化

人的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推动新型全球化首先要以“人本全球化”为切入点，凝聚全球华人华侨、留学生等群体的力量，沟通全球，构建共识。

从现代视角来看，人的跨域流动可以用“移民”一词囊括，既指迁往他地长期居住的人，也指人迁徙前往他地的这一现象和过程。据联合国估计，2020 年，全球约有2.81 亿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3.6%。移民流动催化了货物、资本、技术、文化等全球化发展要素的流动，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自身发展，同时也对移民接纳国和输出国具有深刻影响。以“人”为出发点，从微观视角分析全球化这一宏观历史趋势发展脉络的研究方式，即为人本全球化。

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次移民潮，并由此形成了至今分布在世界近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6 000 多万华侨华人。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教育部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9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656万人。一批批中国留学生为其留学目的国带去了全新的中国面貌，扮演了传播中国文化、连接中外社会的角色。在亚洲，由于传统上的文化纽带，这些留学生与日、韩“儒家文化圈”国家民众的交流更为顺畅，其带来的区域文化融合效应也更加令人期待。

开放性的区域主义

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关键节点，以区域一体化发展带动全球多边主义合作，亚洲无疑潜力巨大。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30 年，亚洲将会贡献全球近60% 的经济增长，在24 亿全球经济中等收入群体新成员中，亚太地区将占90%。推动亚洲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激发亚洲经济潜力，对推动全球化实现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背景下，再论亚盟既是亚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对进一步推动亚洲及世界繁荣稳定发展有着现实意义。而且，以欧盟、东盟为鉴可知，打造地区一体化组织，对于减缓甚至避免地区政治军事冲突具有积极作用。在亚洲崛起背景下，缓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之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可在“东盟+3”基础上打造亚盟，并进一步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

2013 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发展契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瞩目。同时，“一带一路”还可成为国际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在贸易、人才流动、教育合作、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实现创新发展的机制。然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些西方国家质疑它是中国开展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因债务问题与其保持距离。诚然，“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进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为世界各国加强“互联互通”、实现全球化再平衡提供了一个创新思路和可行方案，是中国在全球化新发展阶段提出的新倡议，搭建的新平台，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新的公共产品，是21 世纪全球化新的推动力量。机遇总是和挑战并行，通过加强合作、协力共进，多边化发展的“一带一路”可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全球的共存与共治

长期以来，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

中国一直主张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和推动南南合作向多领域拓展，新的全球化时期，南南合作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建议进一步提升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搭建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台，推动全球化向更包容、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时代变局之下，中国与欧盟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欧亚大陆的内部经济互通和整合程度，并为全球治理奠定新的基础，而中欧保持友好也是对中美关系的有效平衡。通过合作模式的创新，中欧可以携手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并为国际合作探索新的路径。

当全球化遭遇挫折时，中美关系也在经历着巨变。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贸易战，以及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重重阻碍，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双方开始寻找新的定位。中美应坚守两国关系的三条底线：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同时，继续推动双边经贸谈判、密切中美商界合作、大力开展“州级外交”、畅通中美人文交流、拓宽中美合作领域、携手全球治理改革。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新兴国家的崛起推动多极化趋势增强，地缘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同时，气候危机、能源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及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人类面临更多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落后于全球发展和全球实践，旧有全球治理体系已无法满足各国解决现阶段全球问题的需要，全球治理面临时代困境。

我们认为，全球治理2.0 需要体现三个原则。首先，需要更具包容性。这意味着要更好地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和利益，并动员包括发展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等来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其次，全球治理需要进一步整合。需要以全球和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全球联盟和机构之间的牢固联系为基础，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复杂的跨领域挑战。最后，后疫情时代世界要建立更具灵活性的全球性机构。大型组织可提高参与度，但容易效率低下、行动迟缓，起关键作用的主体所构建的小型组织更具灵活性，可在推动改革启动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要实现包容性、集成性和灵活性的全球治理2.0，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WTO 等现有的全球机构仍保持核心地位，对其进行更新，以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多发言权，并更好地关注诸如气候变化和数字经济等21 世纪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是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紧迫、严峻的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而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又有赖于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与管理。在以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社会，各国在对待全球公共物品的态度上，往往采取经典的现实主义思维和国家主义理念，把应对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视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至于是否或怎样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则取决于趋利避害的国家利益衡量。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中，公共物品应该被重新提上议程，同时还应当在实践中拓宽并明确这一概念的外延。在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领域，诸如和平与安全、平等自由、环境保护、遏制全球变暖乃至弥补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都可以被纳入广义的公共物品范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国际社会已经目睹了几乎没有全球多边合作可言的“全球抗疫”行动在灾难面前是何等的无力，而公共卫生安全恰好也是广义上的公共产品。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有能力也有意愿重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这一点在中国积极的对外公共卫生医疗产品技术援助中也得到了验证。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公共产品的供应不仅会重新得到重视，同时还会有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这将是弥合南北国家鸿沟、增进南北对话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会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有利于促进边缘国家发声，进而推动新型的全球化体系的诞生与完善。

第二，在全球框架下，允许由规模较小、更具活力的国家集团组成新的区域多边倡议，发展和探索新的合作途径，最终也可以反馈到联合国等机制中。在全球治理新格局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是更深层次、更具多样性的区域合作。需要注意的是，区域合作的加深并不意味着对全球化的背离，相反，区域一体化将会作为新型全球化体系的重要一环，两者以嵌套的形式共存。诚然，当今世界，无论对全球化持有何种态度，都不可否认，全球化现象已经深植于人类生活，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合作和商品交换，更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复苏，社会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基石。换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因而完全逆全球化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当下全球化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也是真实存在的，其背后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会更加倾向于强调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不同地区的“贫困”视为同一种问题，因而时常忽略了发展中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使得部分地区和国家难以在本地一些紧迫性和严重性较强的问题上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同时，由于主导国际合作的许多国际组织，如WTO 等，自身都面临着亟待改革的挑战，这就更容易造成国际社会对某些发展中地区的忽视，加深这些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技术、人文鸿沟。因此，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中，各区域将会不可避免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展区域内的多边合作，并适时灵活调整区域一体化的外延，超越地缘政治的界限，吸收和容纳来自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RCEP、CPTPP 等都是新时期区域合作进一步加深的最好注解。有理由相信，这样深层次又多元化的区域关系，不仅将更加重视区域伙伴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也将会成为未来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第三，可建立新的全球机构，对现有体系形成补充，发挥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各种利益攸关方的力量来解决共同问题。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行为体，但当前全球治理领域的众多核心问题—如气候变化、难民、人权等问题，往往超越了单个主权国家的能力范畴，迫切需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展开合作。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行为体将组成一个多元化的、网络状的“全球社会”。非国家行为体可触及主权国家难以覆盖的领域，同时监督和制约主权国家的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全球性议题纳入议事日程，提升了在相关领域的全球治理水平。非政府组织具有的独立性、民间性、灵活性的特点，也更容易得到其他国家政府、公众的信任，从而建立起沟通渠道。例如在气候变化议题中，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唤起了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高校教授和学者发表了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联合国组织了国际气候问题谈判，非政府组织自发对跨国公司的污染排放进行监督，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行为网络，共同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又如，“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和“国际电商联盟D50”作为两项全球化智库（CCG）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成功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其中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上，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举行了成立仪式，由理念变成了现实。随着非政府组织甚至公民个人愿望和能力的增强，不同类型的治理主体共同协商合作，发挥各自优势，解决全球性问题，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认为，中国需要积极创新全球治理体系，主动分担全球治理责任，在现有全球治理机构改革中发挥更多作用，倡导基于“共治”理念的多边合作机制，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打造“东西共治”“全球共治”的新格局。具体来看，可以从推动联合国、WTO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建立全新高效的大国协调机制；成立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组织；建立全球数据安全组织；建立全球税收组织；建立全球数字货币组织；推动国际人才组织联盟发展；建立国际电商联盟；建立全球智库组织等方面推进。

选自《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王辉耀、苗绿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出版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全球化向何处去
站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既往全球化问题重重
全球化应向何处去
第二章“全球化”变迁与理论发展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的理论发展

3、国际关系理论有哪些主要学派？各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1、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有三大流派：

（1）、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安全观。

（2）、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安全观。

（3）、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2、三大学派的核心观点：

（1）、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安全观

基于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本质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长久而深入的思考。

在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国际安全在本质上是稀缺的，国际安全问题只可以缓解，却不能最终得到解决，而获得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拥有强大的权力。

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围绕权力斗争的关系。

无政府状态成为认识国际政治的基本起点，安全困境则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

现实主义学派主要有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以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和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汉斯摩根索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惨痛经历使他一直坚持人性本恶的观点。他认为存在于人自身罪恶的本性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安全的国际社会。

而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经常会感到岌岌可危，为了能够安全，人们必须自保，要自保就必须获得权力。而国家权力就是这种个人权力的延伸和扩大。

在他看来，权力，主要是军事权力,是国家行为的目标。在国际社会里，国家对外行为的动因就是出于对权力的追逐。

而不断追逐权力的结果，则使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相互怀疑和不信任，导致“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其逻辑结果是国际冲突。

因而获得国家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拥有强大的军事权力。

肯尼思沃尔兹强调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条件下国家的第一考虑就是生存。

他认为在这样的体系中，国家的目的不是获得和维持权力，而是力图确保生存，两极均势有利于降低战争危险。

新现实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认为，除了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应该考虑到国际经济方面的因素，尤其在全球化浪潮中，国际经济方面的因素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在国际安全方面，他强调只有提升包括国家经济实力在内的整体实力才能更好的获得安全。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强调权力是大国政治的根本，大国为追逐权力而互相竞争，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和权力分配不公导致国际冲突，只有获得权力最大化才能尽可能地确保自身安全。

他还提出了5个基本假设：

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体系。

2、大国拥有相互伤害和相互摧毁的军事权力。

3、国家永远无法确认它国的意图。

4、生存是第一目标。

5、国家是理性行为体。

可见，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发挥到极至，国际安全极为稀缺，国际冲突不可避免，只有掌握最大化的权力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

现实主义学派关于国际安全的逻辑是“安全困境”。

在无政府状态中，国家间具有高度猜疑性，使它们对对方行为总往最坏的方面估计。

国际安全是稀缺的，为了获得安全，一国增加军备，必然会使另一国感到威胁，从而引起另一国增加更多、更强大的军备，最终使军备竞赛无法避免。

（2）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安全观

“强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难”仍然是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切实感受。

自助、结盟、集体安全等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可求途径。理想主义学派认为：除了战争，国家还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安全。

以一战为界点，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传统开始转向现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

与现实主义相比，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加注重集体安全和相互依赖。

理想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建立国际组织、健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以确保和平和安全。

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该学派提出三个重要理论假设：

1、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发动战争的有利可图，使一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

一旦唤醒良知，消除误解，世界即被拯救。

2、主权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和谐的，国际安全是充裕的。

结束秘密外交，建立国际组织（国联）来解决各类分歧的矛盾。

3、国家主权不是无限的，必须以国家集体安全体系来保障国际安全。

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一度有美国国力衰落之说。

对此，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流派开始对现实主义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社会无政府性的产物，但国际冲突是可以抑制的，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

国际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制定国际制度等，实现国际合作。

物质性权力在维护世界稳定中并不能起到绝对的作用，必须加上制度等非物质性因素。

制度对于国际安全的意义在于：

1、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

而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成立国际组织可以增进成员之间的了解，促进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从而降低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不信任感。

2、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里，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国际行为体之间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可以降低爆发战争的机率，加强国家间的合作。

总之，基于互惠基础上运作的国际制度，至少是维持和平的重要力量。

集体安全体系是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直倡导的。

所谓“集体安全”是指“所有国家和地区以法律约束和条约承诺，向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侵略行为做出制止和反击的行为。

”国联与联合国都是实施国际集体安全的实例。通过集体安全体系可以缓解“国际安全困境”，它将防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任务和责任转嫁到每一个国家的头上。

但在集体安全实践中也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集体安全无力对大国实行有效的制裁措施，也无法对付有盟国或大国支持的国家，面对侵略国家和侵略行为，成员国就是否干预或怎样干预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等。

（3）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对国际制度的强调已经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带入了国际关系体系的研究中，并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研究变量。

那么，建构主义学派则是把非物质性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亚历山大温特1992年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宣言。

建构主义对于国际安全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国际合作是完全可能的，国际合作是通过国际政治文化推动的，而国际政治文化又是由国家之间的互动建构的。

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无政府性本身具有多种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的霍布斯文化状态，也可以是竞争共存的洛克文化状态，还可以是友好合作的康德文化状态。

这根本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互动它们之间的关系。

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建构了国际政治文化、观念，文化又决定了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和行为。

以和平和友谊为特征的康德文化将从根本上消除国际冲突并缔造国际和平。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向康德模式迈进。

建构主义还认为，“安全困境”是主体间相互建构的产物，因此也可以被解构。而解构“安全困境”就是靠建构国际“安全共同体”。

这种“安全共同体”是建立在“一国为大家，大家为一国”的国际政治文化基础上的。

通过建构国际“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为另一国的不安全的恶性循环就此打破，国家安全的相对性转变为绝对性。

你之安全即是我之安全，与“你之安全即为我之威胁”的“安全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国家安全不再是竞争性的，而是合作性的。

通过国际“安全共同体”可以有效的解决国际冲突实现国际和谐。

(3)反全球化现实主义扩展资料：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

新现实主义：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新自由主义：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霸权之后》。

建构主义：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参考资料

网络-现实主义学派

网络-国际关系理论

4、现实主义者如何处理非国家行为体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中心，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的国家，除了他国的权力制约，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现实主义对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关系结果的最终仲裁者是权力，而结果一般会对最有权力的或最有效运用权力的国家有利。现实主义者还认为，在当代世界中，国家是拥有最多权力的组织。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它们是否能成功地改变最强势的国家的政策和偏好。［2］

就政府间国际组织而言，它们是由国家缔造的，其规则是由主权国家制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依赖于国家的资助，而且只有得到大国的支持才会取得成功。政府间国际组织反映了现有的权力平衡和强国的利益，与其说它们是发挥着独立影响的独立的行为体，还不如说它们是国家权力斗争的工具。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现实主义者认为，它们要么是明显地掩饰特定国家利益的幌子，要么就是寻求削弱民族团结和国家体系稳定的潜在的革命者。跨国公司也并未取代国家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实质上是美国等大国权力和外交政策的工具。总之，现实主义坚持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尽管它并不否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但认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相对于国家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合作，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建立世界性组织（或世界政府）来实施集体安全，达到规范国家的行为、制止侵略和实现和平的目标。与理想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新自由主义，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尽管国家仍然理所当然地是强有力的行为体，但是，它们现在必须与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分享国际政治的舞台，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政治体系形成了冲击和挑战。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出现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