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和担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多边主义、经济全球化遭遇挑战，全球治理面临着复杂形势，国际秩序处在关键路口。
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作为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同时，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为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注入了正能量。
(1)新型全球化的前景路径与中国角色扩展资料：
工业化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占据主导优势，发达国家经济总量最高曾占到世界经济的80%。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世界体系，并且取得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到今天，发展中国家，也就是非发达国家群体，其GDP总量已经占到接近世界GDP的一半，按PPP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重要的是按照预测，到21世纪中期，发达国家GDP总量所占的比例将会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GDP总量，这也是一个力量转换的大变局。
2、当今世界格局及中国角色新定位是什么
世界格局是一定时期内国际上各种基本力量对比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或体系。20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从欧洲中心到两极格局再到多极格局的三次重大变化。当今世界格局仍处在形成之中,其基本架构是"一超多强",发展趋势是"多极化"。
其主要特点是"一超"与"多强"并存、世界总体缓和与区域动荡并存、反霸反恐任重道远、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趋势不断加强。和平崛起是新的世界格局下未来中国的角色定位,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2)新型全球化的前景路径与中国角色扩展资料：
世界格局体系演变
1、维也纳体系
拿破仑用战争向欧洲输出革命，欧洲的封建君主非常惧怕，他们联合对抗法国。虽然当时已处于蒸汽时代，工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发展潮流。但是由于欧洲大陆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力量，拿破仑战败。
在制裁法国的基础上，战胜的欧洲封建君主们召开了维也纳会议，确定了欧洲的封建统治秩序和国家体系，称之为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体系后，英国重新控制了欧洲，并且达成了欧洲势力均衡，世界国际关系的中心舞台仍然停留在欧洲，欧洲这种独领风骚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2、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战后的格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帝国主义分割世界的体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战胜国通过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建立的帝国主义和平体系。其内部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加剧，这一体系逐渐瓦解。
1931年，日本冲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于1933年退出国联，为发动大战作准备。1935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扩充军队，1936年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进一步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随之瓦解了。
3、雅尔塔体系（两极格局）
二战后，美国经济、军事实力膨胀，苏联成为惟一能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军事大国，在美苏实力的基础上，根据雅尔塔等会议规定的原则，重新划分了世界版图和势力范围，确立了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雅尔塔体系。
3、在全球化的发展中中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重要的角色，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制造全球遍地，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保障了世界人民的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给
4、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抓住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结合中国的国情，
使外资更好地为经济服务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呢？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总的来看还不高。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进程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我们要打破“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的旧观念。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不仅可以壮大我国的国力，而且可以解决十分重要的就业问题。ＯＥＣ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至少在今后３０年可以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投资市场。这一优势是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不可比拟的。
第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有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在世界上最新的产业部门中我们应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要通过吸引外资，特别是与资金技术力量雄厚的大的跨国公司合作，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要做到这一点，关起门来引进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特别在电子、通讯、计算机、生物制品、精密仪器这些新的技术产业中，关起门来搞引进，等我们花几年时间自己搞出产品，技术早已落后，更不要说成本、市场等问题了。因此，我们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中来发展这些产业，捷径就是外资，与有资金、技术的大的跨国公司合作，成为跨国公司的国外生产基地，成为它们整个国际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和国际销售网络的一部分，并在这一过程中壮大我们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队伍，从而建立和发展我们的新技术产业。
总之，由于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实行自己的产业升级，发起了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向外投资，寻求出路的整体战略，为我们大规模吸引外资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机遇，这是日本、韩国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不可能得到的机会。 从全球化的新视野出发，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
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生产和销售，已大大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的分工模式。一个国家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虑，已不再一味地追求完整地占领一个产业，而是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尽力抢占一个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同时把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留给其它国家，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我们要从这个全新的视野，看待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不要片面地认为在出口产品中制成品的比率高了，农副产品的比率下降了，出口结构就“优化”了。现在世界农产品的出口大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就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出口结构的优势不完全在于出口什么产品，关键是看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看出口产品所包含的零部件中，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中有多少是自己生产的，因为这才真正反映对外贸易的效益，反映外贸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从观念上走出传统的关于优化出口结构的误区，不仅对于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为了优化出口结构，而笼统地提出发展外向型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样有可能使各地一窝蜂地大搞某种出口制成品的项目（比如ＶＣＤ），从而造成重复建设。
全球化带来的新的贸易格局和贸易方式，也应该改变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传统观念，而代之以“国际贸易”的新观念传统的“生产什么出口什么，需要什么进口什么”的事应该主要留给有外贸权的工矿企业去做，专业外贸进出口公司应改为国际贸易公司，成为国际化生产和销售的组织者，建立自己的国际市场网络。在加工贸易中，专业贸易公司应该承担类似“外商”的角色，在“进料”和“来料”的过程中，在销售出口产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我国的加工贸易逐步走出只拿一点工本费的初级阶段，从而大大地提高加工贸易的经济效益。我们的专业贸易公司应逐步走向世界，大搞国与国之间的转口贸易，而不应只局限于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进出口，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公司。这样，我们的专业贸易公司大有用武之地，而不至于因为外贸权的全面放开而惶惶不可终日。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美国，１９９５年最大的５０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占
了美国对外投资的６３％，英国占了７１％，德国占了５１％， 最高为澳大利亚，５０家最大公司占了整个国家对外投资的９ ６％。从量上看是如此，从掌握的技术、市场网络来看，更是如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的先进技术产业中，例如生产电信通讯产品、计算机、半导体产品、汽车、生物制品、光学仪器等行业中，全球化趋势发展更快，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可以说不参加跨国公司在这些产业的全球性生产和市场网络，就很难加入这些产业发展的世界主流。因此，我们要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后搞好利用外资工作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吸收大的跨国公司的投资。
应该说，我们和跨国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条件是具备的。八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很大程度上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主要一个变化就是当地化，技术开发、人才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当地化。跨国公司的这种“当地化”经营战略，使我们有可能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与跨国公司合作，可以用我们的一部分国内市场，吸引大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建厂，同时换取进入跨国公司国际销售网络的机会，换取跨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承诺。今后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批可以同大型跨国公司竞争的国内大企业，我们就可以在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下，搞好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合作。在以跨国经营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一批跨国经营的公司和管理人才。
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使资金、人员、技术、金融的流动更加自由、更加规范，近年来各国际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大力倡导贸易投资自由化，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措施和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了资金、货物、技术、金融、人员在国与国之间的自由流动，表现为各国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以政府行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关于区域集团化问题，九十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候。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区域经济贸易集团和组织已达１００多个，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其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最快，影响最大，而且最具活力。区域集团化的本质就是在一个地区率先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然后以此推动全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所以我们已经发现亚太经合组织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世贸组织前面。
发展壮大自己，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现在看来，全球化对我们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套相互配合、一致连贯的政策法规体系。一般来说，政府可以依赖如下几种政策：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贸易政策、与国内经济活动有关的政策、竞争政策等配套使用，规范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以确保对外经贸工作对我发展国民经济有利。这一点应该看成是对外开放中的一个共性问题，从各行各业来看，我们应该不怕开放，怕就怕没有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没有一支素质优良、清廉公正的执法队伍来进行管理。
在这一方面，更具有挑战性的还是在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国内有关经济管理政策方面的协调。如前所说，随着国际投资的重要性比国际贸易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要很好地为外资政策服务。比如关税问题以后恐怕要更多地与怎样更好地促进吸引外资的工作联系起来。此外，还要针对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的垄断市场、逃避税收、违约违法等问题，充分利用符合国际惯例的国内政策措施保护我们的利益，通过制定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等法律，规范市场竞争机制，限制外资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总之，只要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规、政策体系，我们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发展对外贸易，更大规模地吸引外资，加快我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只要能够壮大自己，就一定能在这一进程中
趋利避害，在开放的大环境中，使中国成为２１世纪的经济大 国。
5、中国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我国推进工业化的新路子，在于重视处理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充分发挥我国的两个优势—— 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一）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而且高等劳动力资源比较雄厚，劳动成本比较低，甚至比某些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低；而我国所短缺的资源是资本与技术。这决定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制造业言，一般制造业大多数（如纺织、服装、食品等）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所需资本、技术投入较少，而吸收劳动力较多；而装备制造业（如成套设备、数控机床、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则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资本、技术投入大而吸收劳动力较少。因此，在发展制造业中，必须妥善处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问题。发展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但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制造业，不容忽视。因为，我们处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双重转轨结合时期，除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外，还有大批下岗职工（４００万人）和失业群体有待吸收。必须发挥制造业在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重大作用。在这方面，不仅国营部门要努力，还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作用，鼓励、支持私人、个体劳动者、农民投资或集资办厂和各种企业，应建立有利于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
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内富裕劳动力资源相结合，是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实际利用外资累计４０００多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雇佣人员２３００多万，各项外经贸业务的从业人员达７０００多万。 我国吸收的外资８０％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区这三地带，我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带，来自内地的巨大“民工潮”也主要流向这三个地带。最近的调研表明，不仅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而且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及通讯设备）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对外商最具吸引力。不可轻视“三来一补”之类加工贸易方式，我国沿海地区当初就是从“三来一补”起步，至今加工贸易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５５％，加工费较低廉，但扩大了就业。尽管最近有人担心，“中国越成功，对劳动力的争夺就越会推动工资成本上涨”，而“中国可能会失去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光彩”。其实，这个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中国腹地广阔，地区经济差别大，可供制造业基地伸展的空间还很大，等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也上升到目前沿海水平，中国也早就进入了小康社会。
（二）还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我国的新型工业化，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来讲是迟来的工业化，在经济上与科技水平上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但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加速发展。这种后发优势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
——表现之一，我国不必像西方国家那样只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搞信息化，而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就涉足信息产业所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其实，高新技术产业近１０年来在我国已有所发展，例如广东已成为我国的ＩＴ产业大省，年产值达３０００亿元，东莞加工制造的某些电脑通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当份额。
我们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个优势条件是发达国家过去在工业化阶段所没有的，它们曾依靠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来推进工业化的，当时不知道信息化为何物。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决不是用信息化“代替”工业化，其“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对我国来说决不是什么“夕阳产业”。以信息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对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有很强的渗透力和提升力，信息技术可渗透于从产品设计、研发、制作、管理、营销等整个过程之中，并大力提升产品质量、效率与效益，使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能在与高新技术结合的基础得到更快发展。
——表现之二，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无论就制造业或高新技术产业来说，我们能从国外引进并获得的不可能是最顶尖的技术，但可争取引进并获得先进适用的技术。我们决不可对此抱消极态度，不可主张一切靠自己从头开始，搞“爬行主义”，而可采取“拿来主义”，充分利用别人已有的科技成果。关键在于不能躺在“复制”基础上，而应努力消化、吸收和创新，变成自己的科技成果。只有引进——创新，后发优势才能得到发挥。
——表现之三，我们可吸取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教训，决不走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开采、对环境实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在经济发展中认真合理开发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保护和治理环境以造福子孙，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来。
四、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向跟发展中国家推行工业化进程结合在一起，会使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Ｔ）跟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和复杂了。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另方面中国又是制造业大国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而且外资企业在进出口中占到５５％。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常跟进出口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复杂的经贸关系，给所谓“对华贸易逆差”之类蒙上一层迷雾，甚至把它弄歪曲了。所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就是突出的例子。这是一个涉及如何统计进出口、贸易逆差以及如何正确衡量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一）从微观上看，美国的公司多跨国经营，能获得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巨大利益，中国出口中有一半多是加工贸易，仅靠很少的工序赚取很少一部分加工费。据美国《洛杉矶时报》１９９６年统计，从中国进口一个芭比娃娃玩具，其进口价为２美元，其中原料来自中东，在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德州加工成半成品，假发是日本生产的，包装材料是美国提供的，上述几项费用共计１．６５美元，中国靠最后加工组装仅赚加工费０．３５美元。这个玩具贴上“中国造”标签，并以售价２美元计入中国对美国出口以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实在有失公允。而这个玩具经过美国批发商、零售商到达美国消费者手里，其售价可高达进口价的３－５倍。在这里，所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背后却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
（二）从宏观看，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样，简单的进出口统计，就把真实的经济关系掩盖了，歪曲了。据美国商务部统计，１９９５年美国跨国公司所属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其中包括对美国出口）超过２．１万亿美元，几乎是当年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总额７９４０亿美元的３倍。这一年，美国按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现２０００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实际上该年美国则获得４７７０亿美元的贸易赢余，其中包括有美国在华企业的贡献。可见，所谓“贸易逆差”完全不足以反映，反而歪曲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情况。
（三）再则，美国因本国生产成本过高而把许多一般制造业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地区，中国以其生产成本低尤受青睐。美国以直接投资在中国开办企业，而从中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其中多数是吃穿用的消费品），使美国广大消费者得到实惠。据１９９７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美国若从中国以外其他国家进口同样商品，其消费者每年要增加１５０亿美元出口。若由美国国内生产这些商品，则消费者则须承受更多的支出。另据报告分析，若离开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定会上升２个百分点。这是美国的对华投资—贸易关系中获得的又一隐性实惠。
总之，在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情况下，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的复杂情况，使得“贸易逆差”不足以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真实情况。必须对“贸易逆差”问题要有深层次的分析。传统理论总是把贸易逆差当做衡量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也常盯住美国对华乃至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并常举起所谓“３０１条款”、“２０１条款”、反倾销之类贸易大棒相威胁。上述关于投资—贸易相结合的复杂情况的分析，使得以“贸易逆差”为借口的种种“立法”或“法规”失去了合理依据。其实，投资—贸易相结合的情况，也发生要发达国家之间。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奎蓝在讨论外国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文中，曾谈到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这类复杂情况，并指出“要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受其他国家或地区影响的程度，必须兼顾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二者的分析”。这就迫切要求在新的一轮ＷＴＯ谈判中，应就直接投资—贸易关系相结合的复杂情况确立或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这也是在建立国际经贸新秩序中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6、中国可以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吗？
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在引导经济全球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吸引外资的环境，其对外毕首开放政策也逐步放宽，经济实力正在不断增强。
中国可以通过冲郑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及提升技术水平等途径来引导经济全球化。此外，中国还可以倡导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散数颂创新等举措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引导全球经济走向，并且目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因此，在引导经济全球化方面，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在共同推动中实现共赢。
7、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中国扮演什么角色
政治多极化是自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格局发展的新趋势，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极力维护既得利益，阻碍多极化进程。中国是第三世界也是世界上唯一可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竞争的国家，多元化政治对中国乃至弱国是有利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是挑战美国霸权的最佳候选人，也是世界多极化中重要的一股力量。
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跨国公司参与的资本转移行为。中国是“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外资集散地，没有中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的带动，就谈不上全球化，更不会有所谓的世界经济发展。
8、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1、织网者：像蜘蛛一样，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组织，编织一张大网，并捆绑一部分国家，培养一批喉舌国家，遥控指挥，呐喊助威，稳坐钓鱼台。
2、参与者：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大家庭去，积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见缝插针，该派兵派兵，该发言发炎，保持一个较高层面上的存在感
3、维护者：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巨头之一（常任理事国），中国虽仍处于发展中状态，但 却事实层面上享受了现行体系的好处，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的维护大有必要
4、破坏者：作为一个传统大国，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威慑力，必要而果断的战争或经济制裁有利于展示自己的存在感，并从而攫取更大的蛋糕份额。
9、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和贡献者，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和捍卫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改革和完善者，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当前国际经济格局转型、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争议迭起的重要时刻，中国再次向全世界声明了中国的坚定立场，坚持对外开放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国策。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国家的代表，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已深深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日益成为改革者和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立场如何，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未来的发展，也关系到全球化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0、请论述“中国方案引领全球化发展”中的方案有哪些
第一，加强国内治理，奠定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国内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治理水平决定着一国对外战略的空间和成败。当前，我们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大而不强、将起未起”的爬坡期，各种问题和风险不断交织、相互叠加。只有不断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持续提升国家的软硬实力，才能更好地开展对外交往，参与全球治理。具体到对新型全球化的引领，我们尤其需要加强在理念供给、政策执行、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使得中国的倡议和行动能够真正改变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衡与不公，从而激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
第二，凝聚政治共识，纠偏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错误认知。政治行动的前提在于确立共识，新型全球化首先需要寻找到国际社会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必须向世界阐明当前世界的矛盾和危机，根源不在全球化，而是战争、贫困和疾病，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治理赤字和道义缺失。因此，一味抵制全球化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重新关起国门更不会走向美好的未来。毕竟，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所引发的封闭自守和经济民族主义没有缓解世界危机，反而将国际社会拖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为了防止悲剧再次重演，国际社会应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以积极开放心态拥抱全球化，努力解决全球化过程中不公平、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构建起共同协商、平等参与、普遍受益的全球化新模式。
第三，坚持均衡发展，努力实现全球化的再平衡。当前，有些国家和人民对全球化充满愤怒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失衡局面，根子在于全球竞争中的失败者没有得到必要有效的安抚。基于此，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推动全球化的再平衡。在国际层面，权利资源在国家间的分配应更加均衡。应当看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然而他们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仍严重不足，其合理诉求处在说不出、传不开、没人听的尴尬境地。大力提升他们的国际话语权，进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是新型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国内层面，发展成果应由社会大众共同享有。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力度，通过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来培育社会弱势群体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完善利益补偿和转移机制，使得财富蛋糕能够更加公平的分配，让社会大众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切实好处。
第四，加强机制建设，为新型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一定意义上讲，国际机制的质量决定着全球化的水平和成败。中国参与和引领新型全球化需着力解决当前国际机制在代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严重赤字。首先，积极推动传统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变革调整，以适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新要求。其次，努力创设新的国际机制。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再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通过重塑国际规则加强世界互联互通，推动全球包容发展。未来，在反恐、气候、海洋、太空、极地、网络等新兴问题领域将面临大量的机制空白，中国更需要积极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使得全球问题的各个领域有规可依、治理有序。再者，加强各类机制之间的衔接整合，努力消除不同机制之间的隔阂，最大限度释放制度性红利，以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第五，合理管理预期，理性看待中国的全球角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愿意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转型升级做积极贡献。在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兴起的国际大背景下，国际社会也强烈期待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然而，为了更好地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全球角色进行准确定位。其一，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不是另起炉灶。新型全球化不能和现有的全球化彼此割裂，甚至完全对立。其二，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不会一蹴而就。全球化的转型是一个复杂多维的系统工程，必须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其三，中国引领新型全球不搞一家独大。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国际权力普遍扩散的条件下，赢者通吃的逻辑日益不可持续。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主张共商共建共享，努力通过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共同进步，积极开创普遍参与、共同受益的新局面。其四，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不能包办一切。建立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不是中国一家的责任，而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特别需要防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异化为过度承担责任的陷阱。总之，只有准确诠释自己的全球角色，减少不切实际的政治预期，中国在引领全球化的道路上才能做到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