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题 面对经济全球化 中国如何克服困难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国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
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
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
（二）中国的问题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
（三）中国的大国策略
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
三、 交往理性的指导性意义
（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
.哈贝马斯是通过分析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揭示交往理性内涵的，而这种分析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中。这一理论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来发掘交往行为的理性内涵，并从语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之中，归纳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结构和基本规范。因此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可以从他关于语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论论述中着手进行。
1、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内蕴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他对交往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体的交互活动(interaction)。这种交互活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至少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从他对交往行为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交往行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交往行为是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以达到共识为目标的行为:第二，交往行为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体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通过对话以求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真诚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
哈贝马斯联系言语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因为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所以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对应的言语有效性要求。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客观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事态存在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该是正确的，“社会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规范存在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该是真诚的，主观世界是“主观经历的总体”“可以通过真实表达的经历原理来说明主观的东西”。
他还特别指出，在语言行为中，语言的有效性要求总是同时浮现，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体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显出来，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例如，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确性时，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语言原初地蕴含着“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这便是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的基本内涵。
（二）哈贝马斯对全球问题的设想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与全球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哈贝马斯解决全球问题的设想可以概括为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商谈伦理学说，一个是超越民族国家理论。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交往理性在现实中的应用。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他把合法性问题与规范有效性联系起来，认为合法性问题本身应当是一个规范有效性问题。对于规范有效性问题，有与危机理论相关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交往共同体，一个是普遍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规范上可以达成共识，就无法说明规范有效性问题。交往共同体成员之间通过商谈、对话共同或一起来确定规范的有效性，这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更在于这是一种普遍利益的共识。规范有效性的实现要求普遍利益原则能够得到贯彻，所谓利益的普遍化，哈贝马斯指的是可以通过交往(沟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机意味着普遍利益受到压制。
对于摆脱资本主义对普遍利益的压制，哈贝马斯寄希望于以语言作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钱和权力作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于以可普遍化原则作为先决条件的话语论辩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让沟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为的交互主体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压制的生活世界里。哈贝马斯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同样主张以语言为媒介，交往主体通过对话、沟通达成一致和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空想性，那么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则可以说是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的具体措施。
哈贝马斯清楚地认识到，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利用民族主义的推动力将社会冲突引向对外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之后，民族主义的整合力已消耗殆尽，西方各国不得不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份额，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就业的政策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化解了阶级对立，稳定了资本主义。但是，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再继续福利国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一致，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问题还不仅如此。一旦放弃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势必要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又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丧失民主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再说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从民族国家过渡到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继续原先由民族国家采取的社会福利措施，对抗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保障和进一步扩大民主。他认为只有坚持政治先于经济，对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政治驯化”，才能使现有的社会长治久安。
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们成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一方面，市场的扩张遇到了地球幅员的限制，资源开发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变小的世界己不允许人们将行为后果外化:无须担心制裁，而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他人一如其他社会部门、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或子孙后代—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无论在重大技术的跨地区风险上，还是在富裕社会的工业所制造的危害整个地球的有害物质上，都表现得同样明显.”单个国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军火贸易，都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也必须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有所限制。面对上述人类共同的严重问题，“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
他一再指出，经济全球化造成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困者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多，这方面的指数确凿无疑，社会分化的趋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
哈贝马斯的设想，具体而言，就是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是由于地理的和经济的基础扩大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加强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他还认为仅将原先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转移给跨国性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以政治来克服“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具体做法是，“要引进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意志构成因素，并保证政治决策的约束力”也就是将国内的民主扩大到国际范围，借助各政治实体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舆论，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意识。只有当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形成观念压力，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行动者，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政治共同体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变化，才会日益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的成员。
（三）哈贝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约束工具理性
哈贝马斯系统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滥给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他认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确立交往理性。在现在看来，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解决全球问题同样是适用的。由于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们片面地认识和对待自然以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就产生了许多全球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的实质是: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给定的条件下现实地权衡和制定所要实现的目的。在他看来，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间的交往中遵循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技术规则的特殊规范。这种规范必须通过语言的共识来形成，并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能自觉地进行物质必需品的再生产或工具的使用，而在于能够使用语言。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最终必须落实到语言。以语言形式进行的交往活动主要应归结为建立在特定观念和原则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要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在主体间建立一种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交往理性来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现实中，就是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人们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虽然科学技术能大大发展生产力，能极大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虽然作了过分极端的评价，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他对滥用科学技术的后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对于当前的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自然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是人如何看待人类自己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科学技术。我们在改造自然时，也有一个限度问题，不能无限度索取。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哈贝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来约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规范
针对目前的全球问题，各利益主体也达成了不少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些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很不令人乐观，甚至有的协议形同虚设、有的协议事与愿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规范的制定出现了问题。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对规范的作用做了阐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依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从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实质上，“话语伦理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即他的“实践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人们之间必然会发生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于是，人们就必须相互理解，而人们之间要实现相互理解，就必须具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准则，这一方面包括共同的语言背景和语言规则，另一方面包括共同的价值准则。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规范是对话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但是他认为普遍化的规范的确立，必须排除强制的因素，也就是说对话伦理学的规范原则，必须是人们能够自愿接受的。
那么，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怎样才能保证规范为一切人所接受?哈贝马斯认为共识并不像利奥塔所说，必定会抹杀个性，取消话语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识决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对话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据的乃是建筑在逻辑合理性之上的语言规则的统一，目的是使论证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获得保证。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普遍承认和遵守的规范是主体间顺利展开对话，实现交往合理化的条件之一。规范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就是普遍有效性，这是他的对话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确保规范的普遍有效性?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原则，即论证原则。他认为真理是由共识形成的，陈述的真理性条件是参与对话的主体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说，一个规范是通过参与对话的主体共同论证的结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都根据自由意志确定何者为普遍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是现存的普遍原则决定人们提出的伦理规范是否正确、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体的相互讨论中，由共同认同产生普遍的规范。规范既然是各利益主体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经过论证而形成的，那么规范就体现着各主体的共同意志，他们必然会遵守规范。
四、结论与建议
（一）理论指导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从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对话、商谈并遵从一定的互相认同的规范而达到合作与协调、寻求共存、互利发展的心理趋向、认知构架与行动取向。哈贝马斯认为运用着认知构架可以较好地分析显示社会以及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总的看来，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是如何消除冲突、达成协调和寻求互利发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处在于真正突出了社会历史共在主体的作用，它不再把社会共同主体看作先天地内在同一的普遍化整体，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提升为历史的唯一主体，而把其他社会成员排斥在历史主体之外，而是看到各个历史行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差异的同时找寻到了社会历史共同主体的内在同一性的根据及现实途径。
我们要解决全球问题，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全球问题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鉴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积极寻找全球问题的出路。
（二）实践指导——以货币为例
在此基础上，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应采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论，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各类利益主体进行长期重复进行的合作博弈，在国际范围内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争取能源、资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秩序陷于混乱。金融自由化浪潮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开放了大门。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获得高经济增长后，由于国内经济体系内在扭曲，相继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几十年的奋斗的成果被国际资本吞噬。拉美开始出现“美元化”现象，被认为是全球化消除货币民族特征的一个标志。但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这明显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在亚洲范围内需要一个实力与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国家来承担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火车头，目前还期待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崛起，以及国际交往能力、制定协议能力的增强。
因为，现代国别货币(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种制度工具,它以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又服务、支持并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当一种国别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这种工具不仅给该货币的发行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使发行国无偿地、长期地占有他国的部分商品和劳务,也有影响、为难甚至于左右他国经济的功能,并影响他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以至于文化、意识形态等。国别货币的国际化,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国际社会权力效能。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样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反过来,经济的全球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别货币国际化的效能。
由此可见，国际范围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个利益联系体，其次相互理解与信任是基础，第三还需要维护机制运行的约束机制。
在货币合作方面，欧盟、欧元走在东亚的前面，启动东亚的货币及经贸合作。可以成为建立中国、日本、韩国为领头羊的亚洲货币机制良好借鉴。
（李谓文 原创）
六、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著译.重庆:重庆出版，1994
[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A]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c】.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中国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背后的必然性，掌握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第一，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西方国家凭借敲诈勒索、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在一战前基本完成了世界的划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4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出现了具有雇佣关系的工厂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的资本家和冒险家渴望获得欧洲以外的特产(如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他们还希望将欧洲商品销往中国、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经过迪亚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探索，开辟了通往东方和世界各地的新航线。新航路的开通彻底宣告了世界范围内隔绝状态的结束，世界开始成为一个整体，从欧洲到亚洲、美洲、非洲的交通日益密切。开辟新航路的过程，也是殖民国家征服和掠夺殖民地的过程。美国大片土地的开发，导致了三角贸易的兴起和繁荣。欧洲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非洲，却换来了近亿奴隶；美国的金、银和工业原料用船运往欧洲，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765年，英国织布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技革命由此开始。1785年，瓦特改进的蒸汽机使用于纺织领域，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随后，蒸汽动力被使用于交通部门，火车和汽船相继发明，生产效率迅速提高。资本主义国明亏前家的工业品销往国外，亚非拉成为其工业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了。汽车、电报、电话、飞机等。相继问世并投入使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垄断组织开始形成，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1969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车并由英法控制，191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车并由美国控制，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航程，使世界经济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阶段。生产力在推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将资本主义推向自我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在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相对应的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因此，一个新的世界市场出现了。二战结束后，随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个新的世界市场成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行的存在。这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相互封闭的，而是在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微电子和生物工程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既相互激烈竞争，又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对内，深化各自系统内的合作，推动各种形式的融合发展；对外，资本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新一轮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向系统化和制度化。总的来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深，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便利。
在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向前动力和向后阻力”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以信息革命为先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奏响了世界互联互通的新乐章，各种新技术新体系将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深化了全球利益和责任的共享。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思潮风起云涌，美国提出“美国第一”口号，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遭遇巨大阻力。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将继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会遇到如此大的阻力，与旧的生产激清关系虽然阻止不了新生产力的发展，但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会竭尽全力阻碍新生产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和国家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旧的财富和权力分配格局并没有被打破。旧格局、旧体制通过留存的力量阻碍了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适应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构成巨大挑战。
其次，经济全球化会放大经济危机，形成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次自我否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相互依存度逐渐增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当代经济全球化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导，这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展到全球。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空橡发展到一定程度，世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此外，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在全球扩张的同时，也将其自发性和盲目性延伸到全球，从而加剧了世界经济的无序性和风险性，诱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可以实现商品、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资源的全球流动，还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会将单个国家的经济风险分散到其他国家。如果经济全球化按照现有模式进一步发展，全球危机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对经济全球化的批评会越来越强烈。
最后，经济全球化会放大社会动荡，形成经济全球化的第三次自我否定。第一，经济全球化使财富分配更加全球化，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一个国家的社会阶级矛盾扩大到了全世界。可以说，随着当前和过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级矛盾会加深，卷入的人会越来越多，影响的区域会越来越广，如果出现社会动荡，规模会更大。这使得经济全球化很可能遭到希望缓和阶级矛盾的人的反对。第二，经济全球化使各国
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国际问题诱发国内动荡、国内问题引发国际动荡的机率增大。原本只会在局部或一定国家内发生的动荡，很可能会通过要素的流动扩大到全世界。那些被牵连而引发动荡的国家很可能将自身损失归罪于经济全球化。
尽管如此，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与新的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当前，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和使用，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例如，不断涌现的在线直播、短视频、移动游戏、在线教育、云计算等新型信息服务模式都具有全球消费的特征。实体经济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物质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借助信息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为实物产品的使用者提供信息技术支持。信息沟通突破地域限制，从量变走向质变。仅就信息而言，人类甚至将从“地球村”跃进到“一家人”的程度，信息技术为人类交往、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
进入新世纪，生命科学的新发现、生物技术的新突破、生物技术产业的新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及社会发展的进程。例如，日益成熟的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以及正在加速发展的基因组学技术和蛋白质组学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生物芯片技术、干细胞组织工程等关键技术，推动了生物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的医疗卫生、农业、人口和食品状况。这不仅将给予人类个体更长的生命，扩大全球交往的机会和意愿；还将带来观念的改变，最大限度地从个体的角度降低冲突的发生、财富的损失，使世界更加和平与稳定，使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更加安全。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正在加速发展的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将引发全球能源变革，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疆域。这也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空间正在不断地拓展。另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是物质力量作用的结果，必然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
中国的发展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长江、尼罗河、亚马孙河、多瑙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逻辑、大趋势，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
第一，携手打赢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站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新起点。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主动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保质保量向国际社会提供急需的防疫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证明了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优化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是捍卫公共卫生安全最好的方法。打赢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应强化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作用，将抗疫国际合作中形成的经验做法切实转化为立根本、管长远的制度体系，筑牢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铜墙铁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第二，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格局。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新格局，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为此，需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建立健全贸易摩擦解决机制，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磋商；倡导多边自由贸易机制，扩大自由贸易“朋友圈”，主动分享发展经验，增进民生福祉。
第三，适应世界大变局，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当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是推倒重来，不应采用冷战、零和博弈的旧思维，而要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前提下，积极补充、改革、完善现有国际秩序，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的改革，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储备更强大的体制机制红利。
第四，促进文明对话和绿色发展，蓄积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动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推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加快全球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同呵护好地球家园，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通过文明对话和绿色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和机遇，促进经济全球化基础更牢、程度更深、更可持续。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还应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因素。第一，要统筹好开放与安全。既要打开窗户，扩大开放，也要装好纱窗，更好维护经济安全。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谋划国内发展，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全面扩大开放促进市场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以更强的产业竞争力、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来保障经济安全，以更加安全的经济体制参与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要顺应大国经济发展规律，切实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好开放与改革发展，找到开放与安全的黄金结合点。
第二，要有效防范化解风险。要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住底线和红线，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稳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把风险防范落到实处。要把握好扩大开放的力度、进度和深度，积极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更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第三，要提升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能力。要提升规则制定能力，多边、区域与双边并举，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规则制定，反对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要提升安全保障能力，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健全产业安全机制，完善经济安全风险预警，健全外资安全审查、产业损害预警、贸易救济等机制，维护我国发展利益。要提升人才保障能力，积极培育经济、法律、管理、谈判等方面的国际化人才，增加我国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性。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无论人们如何批判，无论其发展过程会出现什么样的曲折，都是不可能否定得掉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发展趋势及其背后的必然性，以“勇敢者”的态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掌握发展主动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相关问答：经济全球化的表现表现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任何国家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
3、经济全球化从无序向有序是什么意思
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从无序向有序”发展的趋势。
说明：
新航路开辟后的早期殖民扩张，显示出全球化开始时的无序状态。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确立了国际经济交流的基本准则。19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整体化趋势，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劳动分工的基本格局。20世纪中叶，世界银行等世界性经济组织的建立，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体系化、制度化。20世纪末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全球有序的自由贸易新时期的开始。
4、全球化与经济危机
坦率说，全球化在金融危机的叠加过程中功不可没。没有全球化，就不会有出口型国家、资源型市场，也就不会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开放其金融体系，使得次贷风波转而快速蔓延到全世界。有学者以阿根廷为例认为，在没有向发达国家开放本国银行体系之前，阿根廷是能够从局部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的。从目前来看，全球性的货币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确加剧了金融危机。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源于全球化，各国的利益才空前联系在一起。各国才会发现求助于国际合作可能更为有效。自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人类并没有出现过全球范围的经济萧条，这其中政府调节和国际合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国在资本市场出现问题之后，可以通过合作监管或者对外开放来解决；比如转向海外投资，以跨国行为平衡本国金融困境等。
当然，也正因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上行和金融无节制衍生产生的利润，使得各国更加青睐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没有暴露过问题。墨西哥金融危机、韩国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曾经发出过警告，金融自由化一旦安排不当，首先引发的是无法有效分配，其次则是财政赤字。但因为这些危机没有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没有引起重视。近年来，改革世界金融体系的呼声虽也强大，但是也都被理解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争夺金融主导权的对抗。
而如今，加速扩展深化的全球化使得金融危机轻易便蔓延全球，全球各国都已感受到威胁。然而，也正是因为各国经济金融的相互关联度远远要高于20世纪30年代。因此，解决金融危机的国际合力也要远大于全球化之前。
这就使我们确信，正因为有了全球化这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像20国集团峰会这样的国际论坛才能够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团结作用。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全球化并不是扩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全球化中的无序或者恶性秩序才是加速器。这场危机缺少的恰恰是“有序全球化”———从金融体系开放、资本流动、到分配手段都需要秩序。
或许，以上的论断远不能对全球化给出科学的评析。但是历史总是前进的。19世纪，恩格斯说，有了电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被消灭了90％，因为印度的商人再也不用担心生产的棉花在半年后送到英国时，突然发现市场已经过剩。100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如果技术能够缩短国际交往的空间，历史就能够缩短金融危机的时间。关键只是在于我们能用多快的时间，重构“新的秩序”。
5、(3)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全球化怎样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每个阶段及？
（1）①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世界彼此隔绝的状况，使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扩大了经济文化的往来。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于此后几个世纪，西欧各国加紧对殖民地的掠夺，客观上加强了世界各地经济的联系。③工业革命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使资本主义工业国到世界各地抢占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把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其经济附庸。世界市场初步形成。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是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的证明。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列强掀起对世界的瓜分高潮，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2）英法；英德；西欧、日本与美国。
（3）资本主义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重视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计划，推动生产社会化、超越国界向国际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把企业推向市场，与世界经济接轨。
本题以市场问题为中心，求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和当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为发展经济，顺应市场的政策举措。解题的难点在第（3）题，应注意所答政策举措必须是围绕市场这一中心。
作业帮用户 2017-11-03
6、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这对弥补我国资金短缺,技术相对落后等缺陷,迅速实现产业优化,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资金短缺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我国也不例外.在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中,发达国家正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含一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的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吸引外资的机遇.同时,经济全球化加快了新技术的交流与合作,而引进先进技术对我国加快发展至关重要.只要我们积极参加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合作,大量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就能尽快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第二,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国内经济主体带来了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进行改革,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第三,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连成一个整体,经济上的相互关联与合作使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增强,逐渐形成一个了相互间的衰荣共同体.由此,各国增强了全球意识,为相互妥协,相互协调,共同合作创造了条件,减少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和斗争.从而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创造了相对缓和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国经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只有把本国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去,才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缩短走向现代化的时间,大大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从而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全球化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无限机遇的同时,又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挑战.细致说来,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和挑战:首先,经济全球化增加了中国金融产业的风险.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更加无序,为国际资本投机提供了兴风作浪的机会,增加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另外,中国现行的金融运行体制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病,容易造成中国金融机构在与国际金融大公司竞争时成为牺牲品.其次,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冲击巨大.目前,中国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与国际大集团相比,无论是技术人才,管理,设备等方面,还是在品牌的知名度,市场占有率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尤其是新兴信息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再次,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体制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传递性和同步性加强,中国的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受到强烈的挤迫.中国今后的改革政策选收稿日期:2003—11—02作者简介:王琳(1967一),女,天津市人,讲师,研究方向为: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王琳:浅谈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13?择将更加困难,尤其是对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平等主义与自由市场主义,国内保护与市场开放,短期后果与长期效应等一系列问题,处理起来都相当困难.最后,经济全球化会使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资本全球化的配置权掌握在跨国公司相对集中的经济大国手中.它们把生产活动和就业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使这些国家在自己的宏观经济管理上处于被动地位.这是构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总是处于相对虚弱地位的根本原因.同时,千百万的投资者为了获取收益的最大化,猛烈冲击着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课税,补贴,借贷,调整等等主权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我国的主权.总之,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利剑,它在为我国经济大发展提供有利影响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对策面对全球化时代提出的种种困难和挑战,我们必须冷静思考,沉着应付,积极寻找应对策略和措施,并获取利益最大化.第一,最根本的,是要加快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健全我国的法制环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必须加速我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化规则,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我国只有加速社会主义市场化步伐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此进程中,应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同时还应当高度重视与市场化的进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第二,适当调整对传统国家主权观念的认识,尽量化解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国家主权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只要民族国家犹存,国家主权就不会消失,国家主权就仍然是国际关系变革与发展的基石.我们应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同时也应充分注意防止将主权扩大化和绝对化,不能僵化地看待国家主权,更不能因噎废食而拒全球化于国门之外.第三,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必须始终建立在从本国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始终立足于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搞建设,求发展.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虽然可以借助外国
7、我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对策有哪些
面对经济全球化，我国要：
（1）坚定不浮害第轿郢计电袭钉陋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条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2）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市场经济法律法规；
（3）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
（4）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维护我国经济安全。
8、如何在世界经济关键转折点推进全球化
第一，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世界正在步入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时代，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因互联网而发生变革。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适应时代的变化，世界各国需按照《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双向开放，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计划在未来五年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在吸引6000亿美元外资的同时，对外投资将超7500亿美元，出国游将超过7亿人次，这些将创造大量有效需求和供给，直接拉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
第三，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提出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全球合作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朋友圈正在扩围。为促进经济增长就要加强资金、人员、信息往来和互联互通，促进贸易投资全球化，加强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第四，世界经济增长需要加强全球合作。世界经济要增长就需要各国一道携起手来，加强国际合作，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来贡献中国方案，分享中国智慧，来增强世界经济增长的活力。促进全球经济有序发展，解决贫困问题，提升工业化水平，增强世界经济增长。
第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扩大开放，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品高标准保质量贸易。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发达国家同样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促进经济质量更好增长，将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和本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发达国家引领的全球化已经转变为客观上由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来共同参与、引领。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发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创新增长方式，推进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总之，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是增长困境及金融危机的原因，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必然走向，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必然趋势。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深入推进全球化，进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