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后现代文化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多元问题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后现代理论的时髦和现实问题的复杂造成的交错状态，使中国学界必得认真分析传统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那种缺乏分析的取舍使中国文化转型产生了困难，同时也使选择的主体和主体的选择分外艰难。这方面有几篇论文值得注意。
向世陵在《传统哲学的现代反思传统、现代、后现代与中国哲学的价值》 中认为：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本质上是西方文明产物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第一推动。作为西方现代性标志的理性启蒙，集中体现了西方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但这条道路本身却是不完备的，时代提出了调整的要求。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强调人和自然的亲和关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文化发展的多元性等等，可以说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如此思潮被引进到中国，大体上是与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性文化进入中国同步的。后现代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批评和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青睐，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的价值。他认为，思考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在21世纪的价值，离不开西学的参照。由西方传入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准备了条件，中国哲学本有的开放性则为这一转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应当在认真总结自身短长的基础上，将西方的现代性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自觉结合起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结构模型和变常互动互补的生存机制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价值。经过与现代性、后现代的相互折衷，必将能够适应新世纪的需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得到呼应并与传统思想产生某种共鸣，突出地表现在传统的天人合一观重受重视和被大力推崇。集中体现中国哲学价值的流变性、和合性、生生不息性、天地人一体性等等与后现代的不少主张是可以相容的。
陈喜辉、付丽在《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的缘起与现状》 中认为：隔着两千年的时空，人类精神的境遇和反抗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陌生的只是面孔和语言。我们相信浪子式的后现代主义能在古老的中国找到自己的源头，而幽玄的道家思想能借清明的西学得到现代的诠释。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德里达等已表现出某种对中国文化的寻亲意识。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皆禀赋鲜明的反传统、反理性主义倾向。当三代礼乐文化与儒家思想整合为礼教中心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老庄以自然主义的道为出发点，以知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为根据，彻底泯灭了理性规划的可能性及政治统治的合理性。道通为一，人与物齐，在西洋哲学中死去活来的二元论和主体性等问题对老庄来说如雪融于水。换言之，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两种有着巨大时空距离的思潮，具有内在的亲缘，在言不尽道、反理性专制以及价值的多元化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并在消解的同时表现出建设性的价值。这种内在的亲缘孕育于同在边缘的命运，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清算，道家对礼教中心和经学中心的批判。二者的比较研究已广泛展开并引向深入，根本指向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现代化进程等问题。
张建军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庄子》》 中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赋予我们重新审视经典的视界，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解《庄子》，可以发现《庄子》载法对崇高、解构神话、一变原理场反对中心强势话语的统治等方面都与后现代主义有相通之处。《庄子》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原始天真对抗模式化世界，以人类精神解放为其终极目的的一种追求，它通向人类精神领域的一种更为自由的境界。
余章宝在《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 中认为：米歇尔·福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评。现代历史哲学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对现代历史观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拒绝和批判。因而，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的阐述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他拒绝传统实在论的历史客观性，认为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建构而成的，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它才有意义；历史主体只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和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传统线性连续的和进步的历史观是在现代知识型这种特定的框架中，将充满断裂、歧义、分岔的历史重新装配成的神话。
向兵在《现代性中国叙事二十年》 中认为，现代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中国走向世界时，我们也就有了中国的现代性视野。但是，现代性话语有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之别，不能脱离各种语境谈论各自的问题。相较西方的现代性论战，中国的现代性有一种从屈就到积极接受现代性的过程；除了建设现代性，我们还得反省现代性、融合传统。因此，论者按照现代性中国叙事的逻辑，主要陈述了中国化的西方视野、中国的现代性视野中围绕现代性产生的争论，简要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要求处理视野的融合与分化问题，现代性的中国仍在且仍需继续现代性。论者尤其注意哈贝马斯和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认为吉登斯从现代制度出发论证现代性的合法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及自我认同逼迫我们回到现代制度所排斥的存在性问题，现代性有三个特点:首先是极端怀疑原则的制度化。其次，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边缘和例外化。第三，现代性造成全球化意识。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私人化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的倾向--联系不同地方的社会关系。
在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中，中国学者的心境是复杂的。坚守传统性意味着排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而坚持现代性立场的学者又对传统性轻视并反抗后现代性。张扬后现代立场的人则强调新的就是好的。如此看来，中国后学研究很难达到共识。但是我认为，中国后学研究或批评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仍然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说明当代学者关注中国现状问题，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同时注意批评西方后殖民霸权，强调中国后学研究中正当的学术立场。值得指出的是，学者们对中国问题的关心，使他们超越自己的专业界线看中国问题，其问题和问题意识，以及对西方新的学术资源的吸收转化，对中国学术提升不乏启发甚至解蔽功能。 二 后现代激进哲学思想论争后现代思想包括解构哲学思想、后女权主义思想、后现代多元论思想等等。这方面中国学界的讨论显得有些薄弱。
唐安在《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 中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女性主义的后现代思考作为一股较为积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从对现代男权话语的颠覆到对女性话语的寻求，从对文明社会以来的特别是商品社会被践踏的女性角色的揭示，到女性意识的重建。对于当代健全人性话语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权力与尊重在谈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时，我们将进入后现代主义语境：它拒绝承认男性权威，统一的主体性甚至平等。后现代女性话语的出现表明了以往那种女性主义(可接受的)和女性特质(不可接受的)之间的两极对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安吉拉·默克罗比语)。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伴随着现代女性主义的衰落而崛起的，因而与现代主义有着一定程度的继承关系。然而，现代主义在破坏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后，还试图创造出另一个假想的中心，而后现代主义却存心要消除这个中心，破坏乃至摧毁现代主义精心建构的规律。所以，它一开始就以从内部向现代主义发难为其宗旨，在更大程度上拒斥现代主义的陈规陋习和行为原则。现代女权主义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启蒙使人们摆脱了神秘主义和宗教教条的束缚，被认为是为自由、解放和平等话语的出现提供了空间，但在精神层面上更深地强化了对女性的专制，在现代主义看来是给女性带来理性和人道、平等和梦想的地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看到的却是野蛮和暴乱。理性、人道以至平等，就象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革命的领导者(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普遍认为的理性原则不同，因为同谁平等本身就意味着对强权的承认。当女性在同男性谈平等的时候，她仍然是奴隶(西蒙·波娃语)。
任平在《今日马克思主义：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地平线--与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对话》 中认为：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理论及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对否定性辩证法的钟爱，与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解构之间有着历史向度上的一致性。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正在新全球化语境中遭遇后现代，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事件。探寻马克思的后现代观念，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世界公认的几位以后现代眼光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德里达、丹尼尔·贝尔、吉登斯、詹姆逊和哈贝马斯)，发现了解构哲学、新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公共领域与后工业文明等与马克思的后现代意蕴的高度一致性。其中，法国思想怪杰德里达堪称是后现代理论谱系中最为纯正的哲学家之一，无论是从文本解构的切入方式，还是对文字拆解和随意比附游戏的病态痴迷，或对传统叙事的边缘性炸裂，都显现出他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独特风格与魅力。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重构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其解构思维对于打破以往僵化教条式的理解方式具有重要价值，对马克思本文后现代意蕴的发现式读解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式解读也具有否定性后现代主义所共有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特征，应当加以否弃。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视野应当在超越后现代主义地平线的基础上，重建现代性。重建的哲学范式，当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汪堂家在《利奥达与后现代概念的哲学诠释》 中认为，后现代概念释义及其矛盾后现代概念是一个外延模糊、内涵空疏的概念，它之所以难以理解，不仅是因为后现代一词的反常用法，而且是因为不同学者对它赋予了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义。利奥达的后现代科学图景不仅完全抛弃了从哲学的元叙事中寻找建筑科学合法化根据的梦想，而且抛弃了稳定系统及其绝对确定性的观念，因为科学自身的发展表明，一个系统的完全确定所消耗的能量大于该系统本身所消耗的能量。然而，利奥达对科学的后现代解释并不能证明真有什么后现代科学的存在，它充其量是对科学的现象描述。利奥达受维特根斯坦的启发，力图从语用哲学的角度进一步将后现代的阐释加以深化。在他看来，后现代问题首先是思想表达方式问题: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政治等等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每种语言游戏都有自身的逻辑，自身的话语结构、自身的合法化标准，自身的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的越界使用或不合理使用必然导致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因为它力图抹煞不同话语的异质性和差别性，而强制它们遵循同一种逻辑。论者探讨了后现代概念的起源，重点讨论了利奥达对后现代概念的解释及其不一贯性，分析了科学的后现代转折的发生过程及其内在原因，揭示了强调分歧的后现代语用哲学的基本特征。
文兵在《论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观》 中认为，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主体死亡的思想，实际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个性的消亡，而是近代以来把主体视为具有先验性、普遍性规定的存在或具有支配性、绝对性作用的存在的观念的死亡。后现代主义反主体的观点一方面是对西方传统观念中的主体观念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近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主体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主体之死是其基本观念之一。巴尔特在文学批评领域宣称作者已经死亡，认为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福柯通过其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宣称主体的人只是一个近期的产物，并正在走向死亡；拉康认为主体是通过语言构成的，主体并非独立、自足的；德里达通过他的去中心策略，消解了主体的中心地位。主体的死亡，其含义应如何理解?詹姆逊认为主体之死就是个性本身的终结。詹姆逊这一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现代主义的主体观点虽然遭到了摈弃，但却发展出了后现代主义的个体观点。后现代主义反主体的观点，一方面是对西方传统观念中的主体观念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近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主体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从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到现代萨特的自由选择的意志高于一切，都是近现代主体性观念的集中体现。这种主体的人，被视为具有某种内在本质，具有自我决断能力和自由独立品格，是自我和世界的意义的确立者、赋予者。自足的和权威的’主体’概念成为决定一切事物定向的’基点’，使一切知识都和人有关系。在这种主体性哲学框架内，主体的地位与作用被突出，主体的个性与能力被强调。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主体的观念并没有真正说明人的个性特点，不能使人的自由得以实现，不能真正关注人的生存现状，因而就必须予以超越。
田信桥在《对后现代思潮的一种解读》 中认为，后现代主要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指近代以来某些学者大致共享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对待世界的态度。后现代思潮作为一场消解性和批判性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摧毁性而不是建设性的。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它，拒斥它。后现代思潮作为一种曾经轰动一时并在当下仍不时引起人们关注的学术思想，并不存在本质上好不好的价值评判问题，而应当客观地去分析它，研究它、宽容地接纳它，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新文化的繁荣和人文精神的彰显。从后现代学者学说来说，至少其中有些就反对包括这种后现代加主义的标签；而尽管分享了这个标签，他们各自思想的差别也很大，仅仅具有一种家族相似。
其中有些被称为后现代学者如卢曼、阿多诺和塞尔兹尼克，甚至哈贝马斯，由于其具有强烈的制度设计和理性主义倾向，强调宏大理论和历史阶段，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与现代主义者有更大的家族相似。但一般说来，后现代思想家都有一个倾向，即反对时代化的历史界定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并不是直接的年代顺序，并不总是理解为继现代之后，而且可以指与现代同时，甚至先于现代，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
当然，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问题不是已经解决，而是因为问题的敞开而更加突出，这促使我们既进行时髦理论的反省，又面对中国改革现实的具体问题。应该说，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很多，当代知识分子在强调自己的本土独立性的同时，又常常标榜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二者在矛盾中却似乎又相反相成：作为世界公共权力话语场中的一员有着走向世界的自觉，但同时在整合进国际新秩序中时又深隐着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民族文化身份成为自身的本土身份符码，而身份确认之时又向往成为世界公民。应该说，在对西方的新冷战式对抗时，只能获得一种狭隘的身份意识，这有可能既断送了现代性也断送了本土性。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
2、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s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
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起研究热潮。
(2)全球化与多元的现代性扩展资料：
全球化的表现
当今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冲击，其社会使用功能正处于逐渐弱化或消失的危险境地。
因此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应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抢救濒危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
当代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方面。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
自由化常常被经济学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则更多地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于文化上趋于同质化。星球化则涉及消息的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
3、关于全球化问题(原因、表现、后果）
1.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讲，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
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
2.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个具有煽动性的词。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什么是全球化？我们真的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以往的全球化给我们带来过什么？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全球化还包括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人的流动是物质和精神流动最高程度的综合。
科技进步是一切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是全球化的依托。交通的进步促进人员和物质产品的全球化，通讯的进步促进精神产品的全球化。当然，两类技术的作用经常分不开。互联网能调动资本，轮船也能传播精神。
抛开技术进步因素，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亦是关于资本之“主义”的全球化，即利润至上观的全球化——马克思在150年前就讨论了全球化的这个本质。除了战争时期，资本在全球范围里疯狂地追逐利润，每天24小时，从不疲倦。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体现为市场经济体系在全世界的扩张。其他一切方面的全球化，包括国际化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从资本全球化衍生而来。若世界市场的扩张是必然的，全球化也是必然的。既然全球化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人们当然希望拥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里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四类变量无限多。既然人们无法预知所有的变量，只好依赖意识形态决定自己的立场。
对众多的支持者而言，全球化是一种基于世界大同理想的意识形态。支持全球化就是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历史潮流。对众多的反对者而言，反全球化是一种基于平等世界理想的意识形态。反全球化就是反对扩大贫富差距，反对霸权。意识形态倾向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笔者在这里不想谈论意识形态，只想就事论事。
我们正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
“日不落”帝国时代的全球化比美利坚时代逊色吗？如果麦当劳、肯德基能体现全球化，中餐馆可是在上上个世纪就在世界各地登陆了，如今其普及程度远非美国快餐能比。我怀疑，今天的全球化被迅速膨胀的“新闻界”给夸张了。
眼下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引起的，交通技术并没有飞跃的进步。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以轮船、铁路、汽车和飞机为代表的交通技术出现了质的飞跃，人员和物资的国际交流呈几何级数增长。那个时候移民是容易的，入境管理并不严格，护照也可有可无。美洲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住满移民，中国人就是从那时开始改穿西式服装，改用西式笔墨，扛洋枪、住洋房、用洋火、使洋钉，以及下南洋、闯西洋、赴东洋。
即便是资本流动，旧时代恐怕也未必差得远。100年前就有很多中国人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里存钱、取钱、借钱。那时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资本输出被列宁看成传统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据说，今天的全球化体现为惊人规模的“金融资本”流动。每天全世界有1万多亿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进行赌博投机，每年全球“热钱”高达400万亿美元。可那又能说明什么呢？当今的国际贸易量才8万亿美元。国际金融赌博能影响地球每个角落的生活？资本是经济的三要素之一，其根本意义在于促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效率。可是，用于国际赌博的“资本”促进多少效率呢？全球化的脊梁是工业和商业资本，不是“赌博资本”。
电力的使用，广播的兴起，电话的出现，新闻出版的普及，乃至后来的电视时代，上述任何一种通讯技术的进步，其意义未必低于互联网。因此，过去精神产品的全球化程度不亚于今天，精神产品的多元化也不亚于今天。否则，民主思想、共产党人的思想乃至形形色色的其他意识形态怎样传遍19和20世纪的世界？除了巨额的“金融资本”，据说今天的全球化还体现为互联网的兴旺普及。互联网使得信息传输变得快捷和方便。但拥有信息与拥有知识显然不是一回事，信息量的增大未必增加观念的多元化。今日美国人的观念并不比越战时更多元，也不比印度更多元。中国知识界今日的观念甚至不一定比2300年前的战国时代多元。比起今天的大学，上个世纪20年代的北大在思想上难道不是多元化得多？中国人现在的观念当然比20年前多元化了，但那并不是互联网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冷战，绵延80年，切断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使冷战后开始恢复的国际交流显得突然和新颖。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但倘若某个历史学家告诉我，在上上个世纪和上个世纪早年，人员、物资、资本和精神的国际交流程度高于今天，我不会感到惊奇。
当然，我并没有说未来的全球化不会超过以往的全球化。
全球化带来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空前的全球化过程里，以往的经验都具有启发性。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可以分成四大类：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而以下四个全球化特征正对应着这四个问题。
1．缺少法治道义的全球化。任何国家内部的市场化都是随着法治环境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国际的市场化却不是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谓国际市场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立法、司法和执法都归于一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去奢望公平，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从不公平中获利的国家才去奢谈国际秩序有多公平。如果没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体现国际公义的治理。
2．无法预知国家损益的全球化。抽象谈论在全球化中获益或受损的条件非常困难。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可能获益，也都可能吃亏。传统的中国是被全球化击败的，却也是从全球化里高速崛起的。大英帝国是从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眼下的美国，虽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却呈现冷淡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美国开始感受到代价。
3．刺激追求差异的全球化。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全球化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征。全球化的资本毫无人性可言，它带来激烈的社会变迁，刺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必然伴随激烈的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往的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也带来了大革命，带来了国内战争，带来了“世界大战”。
4．促进民族主义和国家疆界的全球化。毫无疑问，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都产生于全球化。可是，全球化带来了更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护照和海关，带来了人员交往的阻隔，带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强大的国防。在以往的全球化里，获胜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国家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欧洲合众国”主义的兴起，欧洲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确立，欧洲防卫的统一。是什么刺激出这种新“西欧民族主义”？美国、日本、西欧……哪一个还在谈论国际主义？当人们已经把保卫疆界安全的战场延伸到外太空，谁还能说全球化消灭国家疆界呢？曾几何时，为普世欢乐而设立的奥林匹克和世界杯居然成了民族的角斗场，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成了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竞争的资本。
结 语
为了“经济效益”，人们从辽阔分散、自给自足的乡村走入了城市。他们密密麻麻地住在一起，近在咫尺，相互依赖，但只有依靠斤斤计较、彼此竞争、相互倾轧才能生存。城里的人们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可每个人都从骨子里在追求与众不同。惟有不同才能在生存竞争里脱颖而出。残酷的市场竞争使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渐变成缺少道德感、失去了正义观的人，他们崇拜资本所带来的一切“文明”，或者根本就是崇拜资本本身。人们很自然便忘记阿富汗贫民的生命与世贸大厦里的生命是平等的。他们会为纽约2000多条“文明的”生命燃起祭奠的蜡烛，但绝想不到为阿富汗那4000多个“野蛮的”殉葬者焚一炷香。人类可以公然声称自私自利和弱肉强食是其本性，并能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此的人类，只好用钢铁制造的防盗门来取代分隔家庭的篱笆，用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来取代调解邻里纠纷的长老。当贫穷辽阔的地球村变成了繁荣细小的地球城，各自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武力也自然成为安全和秩序的前提
当国际化开始倾向于代指这样一个过程时???，今天的全球化用来区别一系列的趋势，很多是在二战后变得尤为突出。它们包括：
全球范围内的通用标准的数目的增长，例如：版权法
国际贸易以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速度增长
由跨国公司控制的世界经济的股份的增长
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
更多的国际间的文化影响，例如通过好莱坞电影的出口
文化多样性的减少
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通过诸如互联网和电话等的技术使得共享的信息资源不断增长
移民的增长，包括非法移民
很多的趋势被各种各样的全球化支持者的组织看作是积极的，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化受到政府和其它人积极地推动。例如，有这个样一种经济理论：相对优势使得自由贸易可以使得资源分配变得更加有效，并且对参与贸易的双方都有利。
二战后通过很多诸如关贸总协定等的国际组织已经使得国际贸易间的障碍得到相当大的降低。特别是从关贸总协定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提升自由贸易
商品：较少或消除关税；建立自由贸易区来降低关税
资金：减少或消除资金控制(资金控制会影响贸易发展)
减少、消除对当地产业的津贴补助金(达到公平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在国家间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协调（通常来说，是添加更多限制）
跨国界承认知识产权限制（例如，在中国获得的专利权可以在美国获得承认）
也有很多反全球化运动认识认为这些是有害的。
质疑中的全球化
对关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现象还是只是一个说法还存在学术上的讨论。虽然这个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学者争论到这个现象在其它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人相信我们是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象，例如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它们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并不是制定了的。因此有很多学者更喜欢使用“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简单的说，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说，全球化程度比国际化要深。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国家的边界还远没有达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不会开始——从历史上考虑，国际化从来没有变成全球。
世界正在变的越来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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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曾是我们用来描述政府政府和大企业关系变化的词汇，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意义更广阔也更为深远的现象。
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政府，企业和个人相互交流的方式，也不仅仅是机构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它意味着新的社会，政治和商业模式的出现！
社会学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论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不同学者纷纷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角度来考察与研究全球化问题，并不断加强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社会学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六、七十年代主要有P·索罗金的全球趋同论、R·阿隆的国际社会论、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I·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七、八十年代又出现了A·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论、J·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论，九十年代除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有了新的发展外，又形成了更具有全球化研究针对性的A·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R·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和L·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论等。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特征使其对全球化这样一个复杂性问题的探讨具有较强的优势。
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从制度转变的角度来阐述和深化全球化理论的，其主要贡献是他把全球化与现代化紧密地连在一起，并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最明显的结果之一，是世界范围社会关系的紧密化。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现代性从社会向世界的扩展，是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必然结果。而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是由四个不同层面所构成的，即资本主义(capitalism)、工业主义(instrialism)、军备力量(military power)和社会监督(social surveillance)，这四个现代性的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结果便形成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world capitalism economy)、国际劳动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全球军事秩序(world military order)、民族国家体系(nation-state system)。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权力中心。全球化趋势，并不是“西方制度在全世界的慢延和其他文化的消亡”，而是一个复杂的、非连续的和偶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而又相互交错的逻辑推动的，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代价，造就了一个不是“现在”(now)，而是一个“从现在开始就会存在”(from now on)的危机性问题。例如，各种制度性转变的全球性导向如果无限地急剧化，就会相应地构成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collapse of economic growth mechanism)、极权主义提升(growth of totalitarian power)、核冲突或大规模战争的爆发(nuclear conflict or large-scale warfare)及环境大灾难的发生(ecological decay or disaster)等危机。但是，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这种可能性危机是可以而且只有被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所克服和抵消，相反，如果没有此类社会运动的抗衡，未来社会便难逃于恶性的发展，更不会出现制度性转变的理想结果。
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兰·罗迫逊(Roland Robertson)是社会学中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关注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从1960年代初期就开始涉及全球化问题的探讨，在以后30多年的时间中，他又通过对经典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检讨与重建逐步确立起了自己对于全球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罗伯逊与其他一些学者一起，从社会学角度共同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基于自己的分析框架和全球化模型，罗伯逊把全球化的基本历程从15世纪初叶到20世纪90年代分别划分为萌芽阶段、起始阶段、起飞阶段、争霸阶段和不确定阶段。并简要地勾勒出了近六百年来全球化过程的基本特点和目前状况，罗伯逊不同意像吉登斯和沃勒斯坦那样抽象化、简单化地解释全球化现象，他强调，全球化进程是在相对独立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进程状态下进行的，它有其自己的自主性和逻辑性，它的发展将随着进程的加速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因此，全球化问题不仅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更应该是一个跨文化研究的对象，当前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以多维的方式，并超越“世界政治”或“世界经济”的单一模式来说明全球化的转迹及其动因。
4、为什么近代社会生活出现新旧并存，多元化的现象
从社会哲学的滑纤角度看，价值观的信清仿多元化是指一个社会系统中特定民族的社会关系、文化系统和观念意识形态的离散、分化和互解的状态。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形成价值观多元化的原因来自于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
从国际上来说：
第一，全球化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普遍调整，带来了社会整体价值观新旧并存的局面，导致价值观的普遍多元化；
第二，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把拥有不同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结合在一起，使各种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下的价值观相互共存和交融，结果导致了价值观的多元化；
第三，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要求社会整体创新，这种创新的过程必然是新的价值观不断取代旧的价值观的过程，因而也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多元化。
从国内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使社会的价值观日益走向多元化。
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三种重要转型：
第一，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民主法制从环境上保证了多元价值观的存在；
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铸造着天生的平等派和自由思想，只有在平等和思想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多元化的价值观；
第三，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在打破了农业文明大一统的价值观的情况下三种不同文明形态下的价值观并存。
互联网的出现大大增加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人们可以迅速地了解到国内外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加速了多种价值观的扩散，使价值观进正渣一步呈现出多元化。
5、全球化如何影响欧洲的文化多元性？
全球化使人口流动极为方便和迅速，欧洲又是几百年来主导全球化的中心，自然也受全球化影响明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会来欧洲，这加强了欧洲的文化多元性。
6、文化多元化对世界有哪些影响
多元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要资源，它可以造福于子孙后代。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文化多姿多彩，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因此，文化多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民族文化带来一定冲击，但总的来说，文化多元化有利于世界民族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增强生命
事物相异相合、相辅相成，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也就是说，多样性有利于事物取长补短，创新发展；单一性使事物没有活力，经常会导致生机窒息。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创新和创造的源泉。文化创新或某种新文化的创造，在许多情况下是有赖于对不同文化元素的重新组合。一个社会已有的文化元素越多，文化多样性就越丰富，人们的选择就越多，就越能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性，文化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创造、发明就越是丰富，文化的生命力就越强。这完全适用于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文化规律。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的发展，而印度佛教也在中国发扬光大。可以说，古今中外许多著名舞蹈、音乐、文学、绘画、工艺等都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没有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维护平衡
就像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才能达到生物平衡一样，人类文化的正常发展也需要多样性的传统与智慧。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是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验和智慧、它们的信息库藏都是其他的文化所无法替代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异质文化交流与接触，并对异质文化作出选择过程中发展的。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每时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在消失。一种落后的地方传统文化的消失，谁也不会注意，谁也不会感到惋惜，但当一批文化群落消失的时候，文化的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我们面临的是自然生态破坏、自然资源减少的问题。①因此，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才能避免文化走入“特质化”道路，“保持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性，就如保护濒临绝灭的稀有种属一样，是为了人类全体文化的永续存在而保存”。②文化多样性给文化进化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更大的可能，而保护文化多样性是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是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必要前提。
抗拒霸权
当今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是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将本国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一种做法，其实质就是维护文化一元化。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著文宣称：“虽然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和最拒斥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但美国“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优越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③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多元文化盛行，如果与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入历史的垃圾堆！”为了维系这种“共识”，“增强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就必须制造一个假想敌”。亨廷顿清醒地看到，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已日益成为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种强大力量。为此，他才提出要学会与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非西方民族和谐相处的文化对策，并主张要尽力去辨认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的共性因素。未来世界只能是不同民族共存的世界，时代要求每个民族不得不学会与其他民族和谐相处，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利益，不利于自己的发展。
化解冲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当今世界并不安宁，民族冲突时有发生，如阿拉伯民族与西方民族的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愈演愈烈。化解民族矛盾，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和睦相处的重要条件，而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基础。因为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都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都应该是平等的。而在每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文化，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对异质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也应该得到尊重、理解和认同。
影响
当然，要实现这一过程，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首先就是一个悖论。“文化多元化”还是一个前瞻性的远景，还是一个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内谈论的话题，而“全球一体化”则是一个既成事实。虽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包括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都在批评西方中心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东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系问题，但其理论术语、思维空间、批评指向等，仍然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仍然局限于西方知识体系之内。在赛义德那里，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西方人自我主观性的投射、权力的反映，他对西方的解构与批判，仍然是西方话语，而并非是“有关东方的真正话语”。 因此，要真正实现“文化多元化”，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在何种意义上实现“文化多元”，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这要取决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以及发展方向。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在京所作的题为《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学术报告中，曾谈到其中的三个重要影响：第一个是“自18世纪以来作为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统治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完整性与权力的下降。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商业全球化，因此，作为传统的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单一民族国家在逐渐失势”；“全球化的第二个影响是它带来了许多新型的、建设性的、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以及新的团体”；第三个影响是对人自身的影响，他援引W·本杰明的话说，“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这些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使人类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感性，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话概括一点地讲，这三个影响分别对应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次。全球化当然首先会对国家的政治权力产生制约，会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随之而来的则是政府让渡出来的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将越来越被跨国性经济组织所接替，例如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全球化对人自身的影响涉及到文化问题，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文化，都无不以对人的关怀为自己的主要职责。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新的通讯交通工具、新的娱乐方式、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将越来越明显，对人的主观感受也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民族国家的衰落；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超空间的团体；可能产生的人类的新的感性、导致感性体验变异、产生新型的超时空的人”， 这都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需要考察全球化带给人自身的另外一个结果，即全球化带给人们的认同危机。的确， 全球化不仅使人的感性体验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异，而且还随之带来了人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曾发生在工业化之后，大工业化生产产生了人的异化，而信息时代所产生的人的孤独感一点也不比过去减少，甚至有加大的趋势。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打电话、看电视、在电脑互联网上搜索来建立与他人更广泛、更直接的联系，但毫无疑问，靠这种方式所建立起来的联系都无不带有一种欺骗性、虚假性，人们得到的是一大堆言语的、听觉的、视觉的现实幻影，而失去的则是作为感性与理性统一体的自我的真实体验。缺失就是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向往一片纯净的私人空间，自然会追寻那个安适的精神家园。近代诗哲们追问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而人们可能会对“我们属于谁”这样的问题更加敏感。因此，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丧失，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迫切需要。这样，人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正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的那样：“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我认为，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正是基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一种精神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正是根置于全球一体化这一现实土壤之中。
理解
文化多元化的含义也是多层次的。它不仅仅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且它也意味着在某一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以及必要时的吸收，最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还是一种新思维，它要求人们从传统的一元式思想方法转变到多元式思想方法，从绝对论转变到相对论。
要谈文化多元化，自然逃不过“文化是什么”这个头疼的老问题。迄今为止，有关文化的定义已经超过150种，在将来，数量肯定还会增加。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与文化这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关的；而文化概念的多义性又最有可能与文化本身的多层次性有关，人们很可能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来界说文化，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接受的是那种无所不包、无限泛化的文化概念，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认可文化整体性概念，即将文化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结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在这个整体性结构中，一定存在着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区别。构成文化核心的深层结构是那些在全球性范围内将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区别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质，这就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说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 。如果是从这个方面来看待文化的根本性问题的话，那些诸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住文化等等自然会被排斥在文化核心之外。在我们看来，即使真有那么一天，人们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的房子，也不会使文化导向单一的一种。正像一首被广大华人所传唱的歌所说的那样：“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体现着不同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它还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而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则是它主要的客观性载体。
作为深层结构的核心文化也不同于那种在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的概念。这种文化概念，其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必须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并由此产生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诸如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在我们看来，这些文化形态只是文化结构的表层，而在这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东西，它们是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个人主义可能是资本主义文化，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对于前者而言，它与政治、经济体制密不可分，对于后者而言，它却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会随社会体制的改变而改变。赛义德认为，文化首先“意味着那些所有的惯例，诸如艺术的描写、传达和再现等，它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常常存在于审美形式之中，其中一个原则性目标是追求快乐”⑹。 作为“相对独立于政治、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文化，虽然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它同意识形态的关系绝不是线型决定论式的关系，它还具有着一些超意识形态的特质。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致力于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但这决不会妨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决不意味着它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拥护。
假如我们将这两种文化都看成是构成文化整体的东西，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在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体制文化构成为文化结构的表层，而体现着民族特性的文化则居于文化结构的核心（深层）。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变革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是引发文化表层结构的变化，并在核心周围构成一道保护地带，这个保护地带起着将冲击力引向自身的作用，保护着文化的价值核心不受到摧毁。只有在一个民族的价值信仰以及思维、行为模式彻底发生变异的情况下，也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核心也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彻底断裂了，消亡了。
正是基于文化深层结构的稳定性，它才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以及作出对挑战的积极回应，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在保证本民族文化核心延续的前提下，可以无顾虑地吸收与融合来自异质文化的对本民族的整体性文化发展有益的东西，从而实现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文化的多元化。或者还可以走得更远些，在保证本民族文化主导性地位的前提下，对于异质文化、他者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本民族国家的存在也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只要它不构成对本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侵害。而要做到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赖于一种多元化的思想方法。
应对
不可否认，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确开始被迫走上了西方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已认识到，中国要自强、自立，除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外，别无其他法门。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 的原因，一面也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唯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经历的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觉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二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梁启超在此所说的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历的三个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分别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应。这形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循环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也不能由此简单地得出结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五四已彻底断裂了。林毓生在《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一文中，曾就五四与传统的辩证关系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用思想“内容”和思想“模式”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指称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五四的反传统是在“思想内容”这一层面上进行的，而在“思想模式”这一层面上，五四却继承了中国的传统。这种在“思想模式”上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⑼。由此看来，向西方学习，并不一定会带来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这是我们在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 发展在经历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西方化循环之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我们也似乎正在重复着这个循环。不过顺序有所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接受西方文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而政治层面的改革则显得稍微滞后。我在此所说的政治层面的改革当然不是指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主要是指管理制度的改革。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现代化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从现实的要求出发，经济改革要进行得顺利一些，管理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相应的，人们的一些法制观念、公民意识、财产权、工作的敬业精神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也理应得到加强和改善。如果传统文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东西，向西方学习便是必要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放弃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呢？决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核心价值的东西。这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即我们如何看待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即把文化看成是一种思维与行为模式，看成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趋向，那么我们可能会对日益发展着的现代化的趋势宽容一些，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焦虑。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吸收和融合的是那些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改善的属于西方体制文化层面的成分，这并不会导致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核心价值的改变。而且处理得当的话，反而会加强对核心文化传统的认同。一个明显的实事是，极力宣扬中国文化价值的人常常是那些经历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国外华人比我们这些生活在国内的人更容易体验到对中国文化的需求。道理很简单，一种对自身文化的信念只有靠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才更容易确立起来。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即使我们能够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各种便利，又不致使我们丧失自己文化的认同，我想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
所以，我们既没有必要因担心中国传统的丧失而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及管理制度，也没有必要因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而去反对和放弃我们的文化传统。因为说到底，文化的根本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系统，两者不能用谁决定谁的单向思维来看待。我们尽可以参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没有必要担心这会妨碍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思想应该统一，但是，思想的统一只是个方向，它和两平行线相交于无限远一样，是在有限时间内无法实现的东西。思想是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思想的多元化是文化多元化的核心。思想的多元化有的来自世界的一体化，有的来自现实的思维。前者属于历史的积沉，后者来自社会的现实发展。
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落后会制约文化的发展，同样，文化的落后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不排除文化的发展在某一方面脱离经济的制约超常发展的情况。如果这种超常的文化发展与具体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那么，这种超常的文化发展同样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人类社会只有平衡发展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
文化的多元化表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不管是文化的整体还是在文化的哪一个具体方面都不能过快走向单一化，都必须与其它方面的多元化相适应，更应该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方向
保留现有文化、吸取外来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多元化就是不要把文化搞得单一枯燥。
动力
文化的基本原则就是表现，这种表现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表现，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表现。因此，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性同现代社会在经济上的利益分化、政治上的个体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都是文化多元化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