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究竟是什么孕育了工业革命
在许多教科书中，工业革命的时间被定格为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则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开端……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工业革命似乎是一个科技进步事件。虽然熊彼特的科学主义理论把19世纪经济知识的增长归功于科技进步，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埃德蒙·费尔普斯仍认为，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知识经济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经济史教授扬·卢滕·范赞登显然是这一理论的坚强拥趸，在他看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重要进步意义的工业革命理当有着更深刻更宽广更复杂的内因：“工业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的结果”“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三个方面都具有（持续）突出的表现”，而“工业革命是内在激励、经济结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特别互动的产物”，因此，“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才）是通向‘腾飞’的工业革命的一条‘漫长的跑道’”。
按照埃德蒙的分析，工业革命至少有这么三大特点：一是虽然重大发明较多，但大都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创新已经成为一种能够激发普通阶层智慧并为全社会大力推崇的社会文化，说简单点就是创新实现了平民化自觉化；二是工业革命与必要的科学知识不可分割，只有当普通人拥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某一集中时段内重大发明“爆棚”才有可能；三是发明从来都不是什么氏世“奇技淫巧”，而是可以为公众带来巨大收益预期，也就是利益推动创新。范赞登则着重于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挖掘。
正因如此，范赞登在历史长河中分析了欧洲政治发展变迁，发现正是因为私权的确立和保护，才为公民财产实现增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个人发展总是面临难以突破的权力天花板，私产就不可能实现独立地可持续地发展。而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客观上刺激了子女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释放了更多民智。
印刷技术是范赞登分析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客观地看，印刷技术出现后，过去为精英阶层垄断的科学知识，通过大量书籍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平民阶层，大大提升了平民知识水平。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比欧洲印刷术发明更早的中国印刷品数量本来也很可慧核蚂观，之所以印刷术没有助推中国掀起工业革命，一个重要原因或在于，中国的印刷术更多局限于文学层面，对科学技术关注得少传播得更少。
在分析制度因素时，范赞登反复强调了制度效率这一概念。高效的制度“可以产生低利率、大量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以及形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制度效率的因素同样很多，比如“利率、技能溢价、市场参与水平以及市场融合度”。范赞登更看重的一点是，“高效的‘纵向’制度的关键特征是他们保护无权者以对抗那些掌权的”。公共博弈规则的确立，正是法治的源泉。只有博弈实现法治化，制度才可能真正免除大众投身发展的后顾之忧。
与埃德蒙的研究方法略显不同，范赞登将工业革命研究拓展到公元1000年-1800年这一漫长的时段，还特别注重通过对比方式，以中日为研究比较对象，借此分析寻找工业革命的“活水源头”。
范赞登并不赞成北海地区的分流（即“小分流”）始于17世纪的说法，认为这一时间点应前移到“15世纪后半叶”。理由是“‘小分流’得以发生的基础是英国和荷兰的商业迅速扩张，商业的扩张引发了大西洋国家巨大的制度变迁”，为“英荷赢得了逐渐扩大的国际服务的份额，以及扩大了前埋在关键出口工业中的份额”。
商业发展并非北海地区“小分流”的唯一因素。“在1700年前的两个世纪中，由于采用了现代火器而出现的大规模的战争”，对欧洲的集中与分裂形成了强大压力。为了“抵御领土面积较大国家的侵犯”，一些有助于“维持欧洲的竞争性的国家制度”在北海地区小国中应运而生，制度效率得到加强。特别是为了“激发”公众捍卫国家安全的热情，“公民权”逐渐从法律角度得以具化。“公民权”既是一项政治权利，也是一项经济权利。当公民的权益包括经济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时，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才可能挣脱权力与道德的束缚，坦然走到阳光下。当公民维护个人权益为自己谋利成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文化观念时，实际表明市场经济的种子已悄然种下。
中西方的“大分流”向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18世纪中后期，英国经过工业革命驶上了经济发展快车道。而在所谓的“乾隆盛世”，GDP占全球1/3，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此三项均创下截至乾隆时期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在这场原本看来至少势均力敌的赛跑中，清廷最终完败，若干年后还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
如果说“小分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公民个人权益从法律角度得到更好保障，那么“大分流”则是因为英国自下而上的经济改革，从而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之下，面对外国列强，虽然清廷也偶露出奋起直追的雄心，但因选择的是自上而下式改革，对上层权力的道德自觉要求特别高，非但未能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坚硬外壳，最后还落得个被外国列强分食的可悲下场。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同样是自上而下式改革，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实现“脱亚入欧”，而中国的维新运动仅延续了短短的“百日”便以夭折谢幕。范赞登认为二者结局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中日制度效率存在巨大差异。相较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人的雄心壮志，年轻的光绪有心维新，但无法借助手中脆弱的权力压制既得利益群体的疯狂阻挠，作为同代人的李鸿章更是瞻前顾后，最后还被钉死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范赞登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呈现出的“小发明潮”具有特定历史背景。范赞登把这个背景拉得足够长，只为说明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会有什么样的收成，工业革命只不过是英国知识经济发展的水到渠成。
英国首相丘吉尔部说过，“看得到过去多远，就能看得到未来多远”。如果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恢弘的工业革命，我们很容易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未来是否还有工业革命？如果有，这样的工业革命会在哪里重现辉煌呢？
这样的追问不无道理。既然工业革命离不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今天知识经济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毫不为过。知识普及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就成为许多国家的重中之重，而借助于越来越完善的市场经济，世界变得越来越平。“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估计的数据来看，现在我们每天生成的数据高达250兆亿个字节，超过过去两年里生成的数据总量的90%”。大数据本身就是知识经济的量化体现。
工业革命之所以为人注意，权因地域和时间均相对集中。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知识经济内涵得到空前丰富，各种竞争发展更是空前激烈，各类重大发明也是前所未有且丝毫不见放慢脚步的迹象……谁能断定我们就没有处在新的工业革命时代呢？只不过这次工业革命的地域可能宽广到整个地球村，站在“漫长的跑道”上的国家更多。
2、有谁给我简单分析一下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有资料请注明来源，谢谢
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评格林菲尔德的《资本主义精神》
韦森2004-7-23
十五世纪以来，在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的许多发达国家中先后萌发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就一二百万年的人类演化过程和数千年的人类文明社会史而言，世界范围的近现代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把近现代世界范围的科技进步和巨大经济增长置放在人类文明演变得历史长河中来审视，一个问题自然是：世界各国近现代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人类文明社会沿革过程中的一些偶发事件，还是有其产生的必然逻辑？进一步的问题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一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究竟什么？
到目前为止，围绕着上述问题的解答，可谓是众说纷纭，且仍然令人困惑不解。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的动态关联和相互作用的链条对此予以解释；韦伯则把它归结为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产权的明晰界定。与诺思相若，美国经济学家小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则把现代经济增长归结为由“看得见的手”的工业组织创新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乐观的历史决定论不同，历史学家往往是非决定论者。譬如，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David S. Landes）曾说：“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且越看越明显得是，决定因素是知识”（《国富国穷》）。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社会机制）决定了人类知识在近现代的加速度积累性增长？兰德斯好像并没有回答。美国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一书中也想从文化与制度的关联中梳理出近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因，并力图找到其史事证据，但在谈到其“原动力潜能”和“现代性潜能”时，他好像也含糊其辞了。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未来学家的众说纷纭和莫衷一是，自然会诱使更多的学界思想探险者。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的新著《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又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条件），有赖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萌生与张扬。
格林菲尔德的回答显然是韦伯式的，即从一族国（nation，而不是“政国”，即“state”）的文化精神资源上来寻求其经济增长“终极动因”。然而，与韦伯的回答不同，格林菲尔德不是把这种动因归结为以西方社会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外在形式所昭显出来的新教基督徒的个人文化精神——即通过禁欲式的强制节俭而进行资本积累“工作伦理”，以及新型企业家的那种追求经济扩张的“天职”（calling）——，而是把它归结为一族国内部整体的民族主义。用格林菲尔德自己的话来说，“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的源头”；“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从这一视角出发，格林菲尔德相信，“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是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并且，“民族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伦理理念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并将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于经济增长”。
为了证实和检验这一理论假说，格林菲尔德教授努力从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寻找证据。据她说，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近代的英格兰。到1600年，民族主义在英国就已成了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观，并有效地改变了英国人的社会意识。接着，英国的民族主义先为英国自身、然后为全世界带来了创造“经济奇迹”的能力。格林菲尔德教授还用荷兰的例子进一步来佐证自己的这一理论猜想：尽管在近代西方社会历史上荷兰经济崛起最早，但到18世纪末之前，与英国相比，荷兰经济已经“衰老”了。照这位社会学思想家看来，荷兰经济的衰老，其原因就在于在“荷兰共和国不存在民族意识”，并且荷兰人的集体道德意识是含糊不清的。这导致了荷兰人的创新经济思想并没有以“国家财富”的源泉为焦点，从而使荷兰在实现共和之后缺乏整体竞争性，因而也缺乏支持经济持久增长的必要发展动力。
如果说资本主义初兴时期的荷兰因缺乏民族主义精神而不能维系其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在法国曾一度时兴的近代重商主义也不能取代民族主义而成为经济增长持续维持的发动机。格林菲尔德发现，尽管在近现代历史中外贸一直是法国经济中最为兴旺的一个部门，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在大革命中时涨时落，但法国重农主义的历史传统，君主政体下贵族们的反商业精神，加上历史发展进程中恐英情绪，这一切酿就了法兰西民族——尤其是法国企业家——对商业资本主义的一种矛盾和复杂心态，致使“法国商业在民族主义之前既没有信誉可言，也缺乏鼓励之辞”。格林菲尔德由此认为，即使这种矛盾心态没有禁锢法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也至少妨碍了其传播。这最终导致了法国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上与英美相比是个“落伍者”。
如果说用民族主义的匮乏或精神障碍从反面解释荷兰和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多少令人失望的经济绩效还有些牵强的话，用这一咒符来解释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可能就非常有效了。格林菲尔德认为，英国成为超级大国首先不是个人主义使然，德意志帝国更非是如此。德国在近现代历史上之所以有能力和勇气对英国发出挑战，可以肯定地将之归因于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的“转化精神”：在德国，民族主义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只魔杖，它能把灰姑娘的南瓜和老鼠变成一驾富丽堂皇的四轮马车。与德国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现代经济转型相比，日本在东亚的崛起更可以归因于随着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向西方门户开放而兴起民族主义精神。于是，一个非欧洲种族的日本人的独立工业腾飞，就成了社会学思想家所能解释得了的了。就连日文中的“keizai”（经济），不就是意含着德高望重的统治者替天行道，统治和治理全族国，使国家富裕，解除万民之疾苦，并且大功告成么？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原来浸透在日语“经济”一词的语义之中！于是，这就有了格林菲尔德的结论：“日本民族主义从问世之日起就以经济为重心并首先成经济民族主义”，“这一精神之强烈，足以推动小小的日本追求并保持经济世界的顶尖地位，以与美国一争高低”。那么，美国呢？社会思想家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尽管大部分早期美国人是从英格兰移民而来，并随之带来了在17世纪的英国已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但格林菲尔德却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对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对美国的经济腾飞并进入持续增长的过程，并没有构成直接的促进作用：“民族主义是美国发展的条件，而不是原因”。为什么会是如此？格林菲尔德认为，道理很简单，在英国移民把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带入北美新大陆时，其本身已经早制度化了。于是，美国的经济腾飞和保持持续的活力，并没有必要再与美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相关。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民族主义精神的外在化，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无法不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于是，格林菲尔德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定位于持续增长的经济活动，即赋予现代经济之现代性的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存在本身应归功于民族主义。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所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本身则是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情感投入的产物”。这就是格林菲尔德为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长故事所描绘的一幅抽象图景。
思想家总是喜欢解释历史，而历史又好像是一位非要出场表演的小姑娘。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解释历史，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了她的化妆师。以社会学、社会思想史以及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多样和多重色彩，格林菲尔德已把近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装扮成了一个跳着“民族主义”圆舞曲的小妖精。但经格林菲尔德化妆后的这个小妖精是否比马克思、韦伯、诺思、兰德斯和彭慕兰所曾搭就过的各自理论舞台中的她自己更迷人和美丽，还尚未可知。高明的历史化妆师，可能还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 Braudel）吧！——与其让历史浓妆艳丽地在理论家的戏台中跳舞，还不如尽可能地让她以“朴实”或至少以其淡妆素雅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兰德斯曾说过，与经济学家和生意人这些乐观主义者不同，历史学家是未来不可知论者，因而实际上是悲观论者。就连格林菲尔德教授不是在这部书中也承认“历史并没有目的”么？
如果宋代大才子诗人苏轼读过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诺思、钱德勒、兰德斯、彭慕兰还有格林菲尔德的历史解释，他会写出“若把历史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句么？
2004年5月5日星期三于上海杨浦复旦书馨公寓
民族主义的“经济价值”
● 周兆呈
在故宫保和殿东南角的Starbucks咖啡店，虽开张仅有两个多月，面积也不到十平方米，却在皇城根下掀起了不小的反响。带有强烈美国色彩的Starbucks咖啡“侵入”皇宫禁地——中国历史、人文的集中象征，引起媒体大量报道和民众的密切关注。
在西方媒体看来，这些反应体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烈。《华盛顿邮报》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刻意引述一位解放军军官的谈话：“我反对它。这是美国产品，它是帝国主义，我们应该把它踢出去。”在这篇报道里，军官无疑被单方面赋予了威权、保守、反美的意象，来迎合西方日益丰满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构想。尽管不少民众反对咖啡店进入故宫，并不只是因为它来自美国，更不代表他们就支持杂耍表演、卖糖葫芦等极具中国民间色彩的行为在故宫出现。人们要维护的只是故宫的整体美感与和谐。
有趣的是，笔者相信在这场论争中获利最多的就是Starbucks。不管是继续在故宫驻足，还是被迫撤出，它已经在这场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论中，成功地被塑造成美国潮流的代表、时尚文化的象征而广为人知。这或许又是一次成功的企业营销策划，利用美国潮流与中国传统的对抗这一敏感点来触动传媒炒作的神经。所以这家咖啡店的老板就很高兴，“我们真正喜欢的是这种曝光，这使我们的名字在市场上传开了。”
民族主义成传媒炒作佐料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此事，不免让人觉得有时民族主义成了传媒炒作的佐料、商家搞噱头的法宝，且在中国屡试不爽。中国似乎面对着这样一种矛盾，既欣赏西方在经济上有先进的管理和制度，又自尊地不愿看到西方特质的文化大行其道。这就给发挥民族主义的“经济价值”留下了空间。
90年代后期，在外资进入越来越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受到冲击的背景下，中国曾热烈讨论什么是民族工业、外资企业算不算民族工业的问题。其后便有聪明的企业嗅出民间的这层心理，扛起“民族主义”大旗，号称自己为“民族品牌”。几年前曾有上海的地产“荣华鸡”，要与肯德基门对门对决，希望人们支持“国鸡”。虽一时成媒体焦点，不过经营、管理等都相距甚远，仅靠口号，如何是对手？也曾有多家媒体与企业联手，搞起民族品牌排行榜，你唱我和，实可成为市场营销策划的典型案例。
从如今咖啡店的事件看来，不仅中国企业要扛“民族”旗帜，外资企业似乎也学会了用其人之道。虽说手法口号各有不同，但目的异曲同工。说到底，还是不少人目前对文化的观念过于狭隘，没有对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和互动性抱持开放、宽阔的胸襟，拘囿于非黑即白的两元论。
麦当劳在中国的冲击
“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但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或全球西化，文化的“同化”是相对的，也从来不是单向的。它既有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也有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后的复兴和再创造，更有对外来文化的反作用和推动力，相辅相成。
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沃森（James L. Watson）曾主编《金双拱门东进：麦当劳在东亚》一书，研究麦当劳在东亚地方化的过程和意义。书中提出，麦当劳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虽然在饮食品种、服务和管理上仍保持美国式，却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慰问教师、升中国国旗等多种方式，适应中国文化环境，在中国百姓面前塑造成地方企业的形象。
沃森教授还在今年中的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论文《麦当劳在中国的冲击》，文中说，对从小就吃麦当劳的中国孩童来说，麦当劳显然就是本土的。反过来，中餐如今在美国大行其道，华语正快速成为美国实验室里的支配语言，华语电影拥有比以前更多的热情观众，美国孩童更是模仿李小龙多过蝙蝠侠。他接着提了一个有趣而又严肃的问题，“那么，这到底是谁的文化？”沃森认为，如果你非要问个清楚，就已经坐失时机了。
其实何止是麦当劳，不少西方产品到了中国，都被改变并赋予新的本土意义。桌球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多露天营业，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正式场合穿西服，在城市具有开放的象征，不过在农村，就连下田耕作都有人穿；葡萄酒成宴会上选，但很多地方喜欢加入香醋、雪碧，起名“红粉佳人”，这种中西合壁的口味风行一时。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变迁不也是如此？中餐虽由华人经营，但口味、配料、调料都各有不同，带有不少当地风味。
中国改革开放虽已有20年，但心态的改变则需更长的过程。进入WTO之后，企业不能依赖地方保护主义或是民族主义，人们对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撞击更不要局限在一方视野，非此即彼。对外来文化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狭隘，对传统文化多一些进取、少一些自闭，假以时日，类似的新闻再怎么炒作，大概都很难激起人们的强烈反应了。就像20多年前，由人民大会堂初次租给外商举办宴会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如今已变得稀松平常一样。
《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special/wto/pages/wto131200.html
经济模式中的民族主义——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http://www.topchinesenews.com/listo.aspx?topic_id=5&msg_id=3958&level_string=0&page=1
民族主义之经济基础——以清末民初之西北为例http://www.studa.net/Nation/060421/15160158.html
3、《棉花帝国》：一朵棉花折射出资本的力量
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一副《御制棉花图》，共计16幅图，描绘了从种棉花、摘棉花、纺织、印染的全过程。这幅图是清朝乾隆时期，直隶总督以乾隆皇帝参观腰山王氏庄园为背景制成的棉花图谱，也是至今仅有的棉花相关专著。 对于中国来说，棉花是一个外来物，大约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但一直在边疆地带种植，在宋元时期传入内地，清朝的棉纺织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正如呈献给乾隆皇帝的《御制棉花图》是以一个庄园为背景，中国的棉纺织业始终局限于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存在。农民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种植棉花，在满足自身穿衣需求的同时向上进贡，产、销均未成规模。而在同时期，没有棉花种植业的英国却建带棚旅立了一个庞和李大的、遍及全球的棉花帝国。 在18世纪之前，全球经济都在缓慢增长，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英国人突然就开始富裕起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从政治到经济，影响力覆盖全球。对此，经济史学家彭慕兰提出了「 ”大分流”理论：「 ”直至1750年左右（中国正处于乾隆统治时期），身处工业革命核心区的英格兰仍然与同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相差无几，但之后就出现了「 ”大分流”，彼此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美国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想要考察和研究大分流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国家超越地球上所有国家，走上腾飞之路，缔造了一个超级帝国。贝克特认为，是棉花产业帮助英国实现了这一经济奇迹，是工业革命的一块跳板。透过棉花工业，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全球资本主义及现代世界的缔造和重塑的变迁过程，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棉花帝国》。 为什么是棉花而不是其他产品呢？比如大航海时期就已经到达欧洲的香料、糖、橡胶等。这是因为，唯有棉花集聚了两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是农田，一个是工厂，另外，棉花的衍生产业也同样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比如棉布的纺染、成衣的制作。 棉花进入欧洲，是贸易的结果。最开始通过地中海贸易， *** 商人和威尼斯商人经过多次转手，将印度、埃及等地产的棉布运至意大利，再由意大利销往德意志、法兰西等地。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巨大破坏，地中海贸易衰落，欧洲人将重心从地中海转移至大西洋，开始了更广阔的海上探索。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为全球贸易体系迈出了第一步。149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新大陆。欧洲人第一次可以和世界上主导生产棉花的原产地建立直接联系。此后，印度的棉花、有技术的纺织工人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美洲发现的新大陆没有给欧洲殖民者带来足够多的金银，但给了他们大片肥沃的土地。此时，印度的棉纺织品成为了硬通货，由欧洲人买下，卖给非洲统治者，作为货款，他们捕获黑人劳动力，送往欧洲人在美洲的种植园，种植甘蔗、水稻、烟草等。 这是欧洲人第一次形成全球贸易，资本的力量操纵和推进着亚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关系，欧洲人需要更多的黑奴前往美洲，就需要更多的印度纺织品，从而加强了欧洲和印度的联系；同时，黑奴来源于非洲，欧洲商人就在非洲更积极地扩张；大量的黑奴带来的劳动力，也让欧洲商人更有动力在美洲获取更多的土地。贝克特将这个体系定义为「 ”战争资本主义”，因为这个体系不是靠单纯的贸易维系的，它的本质是欧洲商人在 *** 的支持下，用坚船利炮、发动对美洲原住民的战争得来的。商人们攥取的权利来源于对原住民的屠戮和对非洲人的奴役。 资本有逐利的本质，追逐利益时染上底蠢凳层民众的鲜血则是必然的。随着欧洲人对印度领土的控制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威以及经济垄断权，欧洲贸易商在收购印度纺织品时，为了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控制生产，开始计划撇开印度中间商，直接和生产织工联系。欧洲商人通过在印度建立的公司，由公司代理人直接提供定金给印度织工。印度织工原本因为掌握着核心技术，从而掌握着定价权，但欧洲商人这种向大量织工预付定金模式全面推广以后，欧洲公司网罗了大批人才，印度织工逐渐丧失了定价权，变得像普通的受薪工人一样了。 然而，到了17世纪中叶，欧洲和印度的贸易出现了波折。由于印度棉纺织品大量进入欧洲，尤其是英国，对英国本土的羊毛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羊毛商人的影响下，英国本土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出台。一开始是征税，到了1721年，法令彻底禁止在英国售卖印度棉布。 印度原本是欧洲的原棉产地和棉纺织工业基地，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印度失去了这一重要地位，原棉产地被美洲替代，棉纺织业的工业基地则转移到了英国本土。英国仍然手握原材料和技术，但是印度则被彻底抛弃。 英国本土不断开发出适应现代生产的机器，如珍妮纺纱机、动力织布机等。机器的出现带给了资本家巨大的利益空间，他们组织大量工人进入工厂，站上流水线，其中大部分都是儿童和妇女。这便是中国、印度和英国大分流的开端。中国和印度农民被牢固地依附在土地上，一切以自给自足为主。而英国工人已经走出田地，走入车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工，有人专门从事种植，有人专门从事生产。 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其迅速成为了英国经济的核心。英国从棉纺织品的进口国，摇身一变，通过贸易保护主义促成的工业发展，成为了棉纺织品的出口国，1800年的出口总额将近600万英镑。而印度，这个古老的棉花中心，在失去了棉纺织产业后，反而成为了棉纺织品的进口国。 英国一手掌握着美洲的棉花种植园，一手掌握着国内先进的棉花加工业，成千上万的棉纺织品从英国工厂流出，流向需求高速增长的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有一个重要特点，他们无法在政治上 *** 英国的猛攻。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是隐藏在工业革命之下，英国得以迅速扩张的根本原因。 不是棉花让英国变得强大，而是英国在持续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强势输出，才让英国得以构建一个覆盖全球的棉花帝国，它的中心则位于英国本土的利物浦。利物浦集中了全球棉花贸易的所有核心功能，产销分离，也让棉花行业得到了彻底重塑，建立了按照棉花品质划分的质量等级。采购者不再拘泥于从某一个地区购入棉花，而是按照不同的等级购入棉花。随着棉花产业的持续繁荣，棉花帝国的核心从实物转向了信贷，形成了真正的期货市场，棉花帝国成为了信贷帝国。 然而，棉花帝国在1861年4月12日，引来了第一次危机。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南方的黑奴寻求自由和解放。 对于棉花帝国来说，失去奴隶，就意味着失去原材料。资本没有正义，也无关好恶，资本只关心利益。棉花利益集团推动着英国 *** 向美国施压，要求镇压南部的起义。他们甚至一度支持美国南北分裂，只为了维系南方的奴隶继续种植棉花。 当历史的滚轮将奴隶制彻底抛至尘埃中时，英国不得不直面现实，重新寻找新的原材料供应地，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寻找可以种植原材料的劳动力。贝克特在书中这样写道：「 ”正如奴隶彻底改变了棉花帝国一样，奴隶解放迫使棉产业资本家走向了自己的革命，他们疯狂地寻找组织世界棉花种植劳动力的新途径。” 资本家们找到了这样的途径。一方面，奴隶们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也失去了可以耕种的土地，他们不得不和种植园达成协议，以佃农的形式在没有皮鞭的管理下种植土地，从地主那里得到补给，然后用他们种植的作物的一部分来支付给地主。另一方面，统治者和官僚越来越依赖稳定的工业来促进国家的繁荣，而资本家也意识到，需要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改造农村、改造社会。他们联合起来，制定了各种法律，比如流浪法，禁止工人在不工作时在市中心待着，再比如法律允许地主惩罚惹麻烦的工人。贝克特评价道：「 ”资本主义令人敬畏的进步不仅依赖各种各样的劳动制度，而且也依赖令人咋舌的暴力手段。” 在资本家和统治者的合力之下，非洲裔美国人又回到了棉田里，棉花帝国又恢复了运转。利物浦挂出的棉花价格显示，南北战争之后的1894年，甚至低到了7美分，比战前的11美分还要更低。 然而，欧洲和美国的双重枢纽也没能够运转太久，到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日本、德国、俄国等国家日益强盛，他们也加入到种植棉花、加工棉花的产业链当中。他们扩大种植棉花的区域，建立加工棉花的工厂，对英国统治的棉花帝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除此之外，还有两股力量也在动摇英国建立的棉花帝国的根本，第一是西方国家内部的民主化进程，包括英国本土工人对自身权利的主张，他们要求提高工资福利，缩短工作时间，这些增加的成本让英国的棉纺织品不再具有价格优势。第二则是全球南方国家本土资本家的崛起，当地的棉纺织工业不再依赖英国建立的金融体系，而是以民族资本主义的保护姿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棉纺织生产链条。 英国建立的棉花帝国就此落幕，棉花的种植和生产全面回归了全球南方，包括印度、中国、缅甸、越南等国家。现如今，光是中国就提供了全球50%的服装制品。 棉花帝国的扩张过程，是一个资本扩张的过程，棉花的全球化，也是资本的全球化。我们能看到资本在其中充当了分化、整合的力量，它引领了战争，它重塑了行业，它是那只看不见的翻云覆雨手，将几乎所有的国家和社会卷入它既定的轨道之中。棉花帝国已然落幕，但资本的故事还将继续。
4、2021新高考 | 聊聊论述题题干的分析方法
大家好，我是Louis老师，
论述题是高考历史中的常考题型，一般试卷上会给出一段历史材料，要求考生根据史料，自拟题目，自定主题或有限制性主题，运用合理的史观并结合史实，展开论证。具体我们可从 长郡中学2021届10月高三月考卷 中窥之一二：
24.（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世界史协会图书奖一直是美国世界搏誉桐史研究的风向标,并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至2008年共有十部图书获奖,分别是《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探路者:地理大发现的全球史》《世界史上的科学与技术》《太阳下的新事物:21世纪的世界环境史》《大分流》又名《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大屠杀:圣婴饥荒与第三世界的形成》《法律与殖民文化:世界史中的法律体系》、《奇异的相似:全球背景中的东南亚》、《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以及《控制太平洋:从澳大利亚到阿拉斯加的土地、殖民者以及原住民》。
——张旭鹏《全球史视野下的世界史研究——以美国为中心的考察》
结合世界史的所学知识,从上述图书中提取一个共同涉及的研究话题并加以阐释。
(要求:简要写出话题,对话题概述和阐释准确全面)
本题是长郡中学2021届10月高三月考历史试卷的最后一道题（即所谓的“压台题”），分值12分，占非选择题总分的24%。
拿到题目，首先第一步是分析题干和题目要求，虚败具体的过程如下：
（1）“一看”：看材料的作者和出处，判断作者写作本书的核心主题。
通过这道题，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张旭鹏”。好了，到这里我们绝大多数同学们立马就明白一件事，那就是——
这人谁啊？没听过！
那么我们只能进行第二步，看出处。
《全球史视野下的世界史研究——以美国为中心的考查》。
那么我们从这个长长的书名，总结一下有用信息，可以看出：
第一， 这本书是写 世界史 的，而不是写中国史。
第二， 这本书是以 美国 为中心来研究世界史的，而不是以欧洲，或者以亚非拉其它国家为中心的。
第三， 这本书所用的史观是 “全球史观” 。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能知道这些信息：
第一，大家写论文的时候，必须用全球史观来写，不能用其它的史观，像文明史观啊，自然史观巴拉巴拉，都不可以。
第二，大家写的论题，必须是世界史的东西，就算要写个跟中国有关的论题，那也得是中国深受世界影响，或者中国影响世界的一个主题，否则就跑题了。人家出题老师煞费苦心想看你写一篇文采斐然的世界史论述文，阅卷老师眼巴巴地等着看到你的一小短篇世界史的论述文，结果你可倒好，让老师们失望，后果可是有点严重滴。
那么把握住这两点，别的先不说，至少你不会写跑题咯。要知道不管是语文也好，政治也好，历史也好，一个文章要是跑题了，那可是连一半以下的分数都没有。就算你论证再充分，言语再准确，也是白费功夫。所以我们的“一看”是保命用的。
（2）“二画”：把材料按照句号和顿号的位置，画斜线，画一道斜线，就把前一句的句子小结以下，看看是什么意思。
好多同学，尤其是基础比较薄弱，或者艺考基坦生的同学抱怨说，一看到材料题密密麻麻的文字，就看不下去，脑袋炸了。或者说脑袋是没炸，但是材料文字太多，看完后面的就忘了前面的，再回顾一下前面的，紧接着就把后面的又忘记了。怎么办？就是“二画”！你画一句，回顾一句，画一句，回顾一句，加深印象，就能把材料看完，而且大概意思也能看明白了。因为很多同学们可能语文也不太好，尤其是阅读理解，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历史卷子，不用考查太深刻的阅读理解题目（那是语文卷子考查的能力），所以用我们简单的“二画”法就能轻松应对啦。
好了，上面是方法，下面我们继续看这道题。如果用画线的方法，我们可以将每句话的核心意思总结如下：
第一句，美国有个奖很牛逼，是跟图书有关的，而且是世界史的图书。
第二句，（这里要画顿号啦）第一本书是“东方的经济全球化重视白银这种原始资本”。
第三句，第二本书是“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史的探索者”。地理大发现就是15-17世纪新航路开辟时候，哥伦布麦哲伦那一帮人做的事儿。
第四句，第三本书是“世界人民不断探索出来的科学与技术”。可以看出来，这本书是关于科技的。
第五句，第四本书是“这个世纪的环境的变化的历史”。看得出来，这是一本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的书籍。
第六句，第五本书是“欧洲、中国和世界的现代的经济发展”，那么这本书又回到了“经济”这个主题了。
第七句，第六本书是“一脸懵逼”，“圣婴”是啥？啥饥荒？只知道个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时代是1838年到1901年的英国，那么末期应该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亚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个时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国家是美国和德国，英国有点赶不上道儿了。
第八句，第七本书是“世界法律史”，而且注意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标题，跟殖民地有关。当然我们知道殖民地跟新航路开辟，跟近代化，跟现代化，跟世界市场的形成，跟两次工业革命，跟资本主义发展都有关。
第九句，第八本书是“东南亚的历史”，那么本书的前半部分标题是“奇异的相似”，什么方面相似？跟谁相似？都没交代。
第十句，第九本书是“运用大历史观的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那么上过我的课的同学们都应该知道大历史观是什么，也知道地缘政治格局是什么。
第十一句，第十本书是“在太平洋沿岸的殖民扩张，南到澳大利亚，北到阿拉斯加，而且和殖民者、被殖民者以及土地有关”。
材料看完了，最后一句话是题干，它说找到这些书一个共同的主题，然后加以阐释。要求要写出来你找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并且要用历史知识进行论述，然后找到一个能总结这个话题的观点。
（3 ）“三定题”：进行到这一步，那就需要确定一个鲜明的主题啦。
这个步骤一定要有，而且要写在答案的开头，把我们的主题（有些题是让我们观点）摆在答题纸开头最显眼的地方，让阅卷老师看到。一般会出现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有些同学可能自己不太懂这个材料，但是想好了一个主题，但是呢没有想清楚怎么样简练概括这个主题，让它变成一个简单的标题，所以就先写了正文。结果后面就把这个步骤给忘记了。这个大大要不得！因为第一，这个是有分的，一般12分的题，这个标题是2到3分；第二，如果你忘了，阅卷老师会很不开心。他看完你的答案（有可能字迹还很不好看），发现写的并不太好，而且需要他自己看完之后帮你找个你的主题。要是一份两份还好，阅卷老师每天要看上百份卷子，心情就会很不美丽，所以分数也自然就会很不美丽了。这种影响一般不仅仅是那2分没有了，可能连正文的分数都会多扣个1-2分哦（说不定）。
第二，有些同学可能语文比较好，经常喜欢写散文，喜欢写一些朦胧诗，然后写这个标题的时候，就写的非常“徐志摩”“戴望舒”。一定一定要切记，要言简意赅把这个主题用书面语的方式写清楚，让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啥。你不能在这道题上写得跟“撑着油纸伞的姑娘”一样，否则阅卷老师读完就会有一种“矩阵懵逼”的赶脚。
最后说一下这道题，我们可以看出，共同的主题有这样两个，第一个是“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你可以用史实来阐述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原因、过程，最后写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写“殖民扩张的结果”就万事大吉了；第二个是“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这个主题应该是老生常谈了，也是同样阐述全球化的产生与发展，最后写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写“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OK，万事大吉！
这就是论述题题干的一些分析方法，我们的方法只是考场上帮助大家节省时间，快速做好最对做完美，但是它的根本还是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哦，切记！切记！不可耍小聪明，贪图一时之快感！
bye~
5、中国为什么努力让“中国经验走向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以其持续健康增长、规模扩大和全球占比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应当对于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履稳健地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经济规模足够大、增长速度足够快、不仅改变了自身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国家。可以说，中国以其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主体的新兴经济体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论上成立的全球经济趋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格局相应形成。1978-2018年期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全球占比从22.2%提高到36.3%，中国GDP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则从5.0%提高到36.0%。在这个时期，按不变价计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GDP总额扩大了四倍，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43.4%。
除了以物质产出的方式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之外，得以创造中国奇迹的改革开放经验和促进发展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规则制订的话语权、对发展观念的有益见地和对循例的建设性建议，都是对世界经济的公共品贡献。中国并不谋求世界经济霸权，也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作为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和服务出口国、第二大货物和服务进口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地位的经济大国，中国义不容辞对世界经济稳定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反映自身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关于国际经贸规则的诉求，引领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转变。由于以下几个突出特征，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智慧、方案对于世界的意义尤其重要。
其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旦孙坦大规模的人口，2018年约为世界总人口的18.3%，占人类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创造的成就对世界意义的显著性和一般意义，是其他国家经验所无可比拟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拓展凯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其二，中外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者都具有探索国家兴衰之谜的学术责任和好奇心，中国奇迹的创造在时间上是高度浓缩的，与许多发达国家历史过程相比，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而吸引众多学者尝试回答的关于中国科技（发展）为什么由盛至衰的李约瑟之谜，也是经济史学中同样著名的、旨在探索为什么16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大分流这样一个谜题的中国版本。这说明中国发展经验同样具有人类发展规律的普遍意义。
其三，中国是迄今为止唯一经历了经济发展由盛至衰再至盛，并且接近于完整经历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从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即将模桐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大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以GDP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人均GDP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所表示的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经历了一个明显的V字形变化轨迹。特别是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表达的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后半程，无论从时间之短暂还是从规模之巨大来看，都堪称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奇迹。
6、《棉花帝国》笔记/21.05.02
棉花不再由家庭种植并被纺成纱线织成布料，而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在美洲种植园里种植，供应数千英里之外的需求极大的工厂，而这些工厂又距离布料的最终消费者数千英里；在世界各大洋装载着美国南方棉花或英国棉纺织品的蒸汽船，取代了穿越撒哈拉沙漠驮运西非棉纺织品的骆驼商队。
为什么是欧洲这个和棉花没有什么关系的地区缔造并支配了棉花帝国？
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棉花，这一19世纪最主要的全球商品，把那些似乎截然相反的事乎让棚物——奴隶制与自由劳动力、国家与市场、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工业化与去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然后以一种近乎炼金术的魔法将其转换为财富。棉花帝国依赖种植园和工厂、奴隶和受薪劳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铁路和蒸汽船——简言之，依赖一个由土地、劳动力、运输、制造业以及贸易组成的全球网络。
第1章 一种全球性商品的兴起
四个在基因上不同的棉花品种：中美洲的陆地棉、南美洲的海岛棉、非洲的草棉和亚洲的树棉。
棉花并不是中国的本地作物。事实上，汉字中的“棉”一词是从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
得益于：
劳动力的地理分工已经出现了：北方农民运输原棉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的农民用这些北方运来的以及他们自己种植的原棉生产棉纺织品，其中一些纺织品还会被卖回北方。这类跨区域的贸易非常繁荣，棉布生意甚至达到帝国商业额的四分之一。
当中国人口在18世纪增加一倍达到4亿人口时，中国的棉花产业也仅次于印度排世界第二。1750年，中国的棉花产量岁则约15亿磅，大致相当于美国内战前10年美国棉花产量的总和。
直到19世纪，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印度一直都是主要的棉纺织品供应地，古吉拉特商人和其他商人运输了大批量的布料。1647年，一位奥斯曼官员抱怨道：“有太多的财富用来购买印度商品……世界的财富聚集在印度。”
实际上，17世纪初，印度棉纺织品就已经成为了历史学家贝弗利·勒米尔（Beverly Lemire）所说的“第一种全球性消费品”。
正如印度圣雄甘地所说，当印度给欧洲供应棉花时，欧洲人自己“还沉浸在野蛮、无知和粗野之中”。
精明的观察家肯定注意到，欧洲第一批棉纺织品生产者，无论意大利北部人还是德意志南部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征服供应他们棉花原材料的人。这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教训。随滑贺着16世纪接近尾声，一个全新的棉花产业崛起，其重点将是大西洋，而不是地中海。欧洲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才能保证在这些新贸易区中获得成功。—— 然后就开始堂而皇之的略夺。
第2章 缔造战争资本主义
对棉花产业的重铸最初并不是来自技术进步，也不是来自生产组织方式的优势，而是源于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跨越大洋投入资本和力量的能力和意愿。
通向工业革命的第一步：武力贸易的力量使欧洲能够建立起一个复杂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贸易网络；财政——军事国家的缔造使得力量得以投射到世界上遥远的角落；金融工具的创新——从海运保险到海运提单——使得远距离输送资本和货物成为可能；法律制度的发展给予遥远地区的投资以某种安全保障；与远方的资本家和统治者联盟，可以接触到当地的纺织工人和棉花种植者；攫夺土地和贩卖非洲奴隶创造了繁荣的种植园。
“大分流”首先是国家权力、国家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的分流。在这一过程中，诸多独立的棉花世界转变成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棉花帝国。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美洲登陆，这是重塑全球联系的第一个重大事件。这一旅程引发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掠夺。最终，殖民者在美洲地区获得了大量土地，使得棉花的大规模单一种植成为可能。
棉花历史上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发生在5年后的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成功地驶入卡利卡特港，开拓了从欧洲绕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海上航线。现在，欧洲人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了印度织工——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者——的产品。
随着印度棉纺织品在18世纪更为流行，替代这些进口产品的愿望成了推动英国的棉花生产强有力的激励因素，最终引起了棉织产业革命性的变化。
欧洲人的棉纺织品贸易把亚洲、非洲和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复杂的商业网络中。
当欧洲人涉足生产领域后，他们将其经济命运与奴隶制捆绑在一起。帝国扩展、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
这一新体系的核心就是奴隶制。欧洲人将数百万非洲人贩卖到美洲，这使得他们迫切地需要获得更多的棉纺织品，从而加强了欧洲与印度的联系。这一贸易还使得欧洲商人在非洲更积极地扩张。这一贸易也使得在美洲获得的大片领土具有经济价值成为可能，从而使欧洲克服了自己的资源局限。尽管这一多面的系统表现出多样性，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但是它与此前的世界如此不同，也与19世纪出现的世界不同，因此，这一体系应当有它自己的名字：“战争资本主义”。
战争资本主义依靠富裕且强大的欧洲人，将世界分为“内”和“外”两个区域。“内”包括母国的法律、体制和习俗，有着国家维持的秩序；与之相反，“外”则受到帝国支配，丧失大量土地，其原住民遭到屠戮，资源遭到掠夺，人民遭到奴役，而且大量土地被私人资本家占据。
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棉花处于中心地位，而棉花生产和分配的形形色色的诸多世界，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丧失了自己原来的地位，沦为这个新的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的帝国的一部分。
英国人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意味着织工逐步丧失了定价权。
战争资本主义使得欧洲人在主导了全球棉花网络的同时，建造了新型的更强大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持续的战争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从而拥抱了国内的产业。45帝国扩张以及欧洲人日益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进一步促使亚洲知识向欧洲转移。欧洲制造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取得这些技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制造商竞争。事实上，欧洲开始制造棉产品，是建立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业间谍活动上的。
第3章 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
世界棉花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空间安排。第一阶段：公元前2000年—公元1600年，多极，分离。第二阶段：1600年以后，网络越来越集中在欧洲，但生产仍然分散。第三阶段：工业革命后，生产网络集中在欧洲，一个多中心的棉花产业变成单极世界。
工业革命故事的核心：它依赖全球范围内的战争资本主义体系。
我们将会看到，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其他工业领域的发展也成为可能，包括铁路网、钢铁业以及后来在19世纪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新产业。但是，棉花产业是先锋。正如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棉纺织品领域的工业革命影响了“整个国家经济”。31直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数字上来看，依然还是棉花的故事。
第4章 攫取劳动力和土地
满足了出产充足的棉花需要的所有条件：新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那里基于奴隶制的棉花种植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5章 奴隶制盛行
棉花生产的扩大使奴隶制重新活跃起来。棉花生产需要不断地寻求劳动力，持久地争夺控制权。奴隶贩子、奴隶栅栏、奴隶拍卖，以及用来控制数以百万计的奴隶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行为，对于美国的棉花生产扩大和英国的工业革命至关重要。
1815年到1860年间，美国出口的商品一半以上都是棉花。棉花如此主导美国经济，以至于棉花生产统计“成为评估美国经济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单位”。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奴隶制的脊背上的。
南方的种植者深信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角色，他们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们掌握着“控制现代文明命运的杠杆”。正如《美国棉花种植者》在1853年所说的：“迄今为止，美国的奴隶劳工给世界带来了，而且仍在带来难以估量的福祉。如果这种福祉想要持续下去，奴隶劳动也必须继续下去，因为说什么用自由劳动力为世界供应棉花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棉花从来不曾由自愿劳动力耕作成功过。”
第6章 工业资本主义起飞
1780年后棉花的历史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也就不足为奇了：生产率更高的机器取代了人类劳动，从而完全颠覆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
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技术不断创新，这个概念已经蔓延到英国的边界之外，这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标志。
工业资本主义最终会变得强大起来，在19世纪60年代的大危机中减少对战争资本主义的依赖。
资本家和政治家拥抱工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之一就是发明了新形式的劳动力动员体制。资本主义在美洲所需要的广大劳动力是通过奴役非洲人来满足的，制造业巨大的劳动力需求是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新的受薪劳动体系来实现的。虽然受薪劳工并不是不存在法外胁迫，但这是动员大量劳动力的新方法。它把劳动者和劳动力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律、社会和制度基础上，而这样做的能力是使世界上一些地方不同于另一些地方的下一个因素。
第7章 动员劳动力
世界机械化棉花产业的扩张，不仅要依赖配置新技术和取得资本和市场，还要依赖资本家把成千上万的人变成无产者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突破阻力强加一种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能力。
从工厂到种植园，自由的扩张都依赖工人的组织和集体行动。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被理想化了的劳动力市场往往是罢工、工会和骚乱的结果。
第8章 棉花全球化
棉花市场不再是一群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自发地相互作用的场所，而是日益成了一套在市场之外形成的制度运转的场所。
一系列集体表达的公约的结果，一个现代棉花市场正在形成，以利物浦商人的私人协会为核心。资本正在改变着我们看待棉花的方式——它很快就会改变植物本身。资本密集型工厂生产的无休止的压力更移向了棉花种植本身那一端，把资本的逻辑强加于自然的逻辑之上。
棉花标准与另一项发明一起出现，而且事实上带来了这项发明：销售尚未到埠的棉花。
种贸易的日益抽象化在美国内战期间开始繁荣起来，真正的期货交易开始出现。可量化的、稳定和持续的机械化生产的需求鼓励其基本原料的投入越来越抽象，保护厂家免于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以使他们在全球市场制定成品价格。
7、鲍盛刚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发生在中国吗
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而唯有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才能做到此，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发生在中国吗?回答显然是痴人说梦话，这怎么可能呢?第三次工业革命只能够发生在美国。但是如果对这个问题换个问法，即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美国与德国，而不是英国?也许我们会冷静许多。
学术界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14，15世纪科技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讨论了很多，但很少讨论为何第二次工业革命会发生在美国与德国即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学术界的共识是制度革命推动了科技与工业革命，并由此形成了东西方的大分岔与大分流。当马克斯·韦伯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归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无异于是说贪婪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正是对财富的贪婪激发了冲动，并由此转化为冒险与投资，转化为节俭与勤勉，转化为财富的创造，科技的发展，工业的兴起与城市的建立。所以，后来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
那么，对于第二个问题学术界讨论的共识又是什么呢?一般归于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实际上还是制度问题，因为投资行为主要受制于预期利润，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制度。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更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以产业效率为中心，英国创造了一个贸易的而非领土的帝国，但是，在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氏升桐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无疑对外投资从短期和对资本来讲比国内投资盈利更高，但是，长期来看对英国和世界经济结构都是一种深远的变化，这种影响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对于英国来讲由于投资转向，经济结构由生产创新型结构转变为食利与消费型结构，财富与歼坦利润主要来源于海外投资而不再是国内生产，所以资本对创新与生产兴趣下降，更关心金融与海外投资的回报，由此是英国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是推动了后发国家的崛起，美国的崛起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后半期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资本和技术的转移，当时英国人和英国公司每年都将他们一半以上的存款投资到美国，这甚至超过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投资。虽然这些投资带来的收益使英国每年的国民收入得到增加，但是这些投资本身让美国企业完成了现代化，美国在一夜之间从以农耕为主的社会成为以工业为主的都市化社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功的象征。不错，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创新源于英国和法国，但是这些创新的运用却在美国，美国不仅融入了当时英国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顺势而为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原因关键在于美国是笑胡一个生产与创新型的年轻经济体。
但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的轨迹，美国之所以走向失落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对外投资的加速与国内产业的转移，因为高工资，以及美国国内市场的饱和，利润空间的稀薄，导致美国公司将加工和制造迁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最初是转移到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美国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进行生产加工，然后再将产品通过廉价的现代化运输工具返销到国内和世界其它地方，这样显然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但是制造业的转移导致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导致失业率的剧增，中产阶级每况愈下。而且因为美国自己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除了农产品和别国无法加工生产的高科技产品，美国的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结果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国2010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49789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赤字扩大到207亿美元。怪不得已故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讲到，也许美国失去的就是中国得到的，中国得到的就是美国失去的。
无疑，美国是在重蹈英国的覆辙，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投资的转向逐步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从生产创新型经济转变为食利与消费型经济模式，资本更加关心海外投资的回报而不是国内的生产与创新。而中国崛起无疑得益于20世纪末期与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和技术的大转移与大分流，中国不仅抓住了机遇而且顺势而为。由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转移和输入，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和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统计中国GDP总额事实上已经超越美国。最近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发表文章预言：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但是，显然从GDP世界第一到中国世纪还有很长的路，目前而言中国最需要的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经济结构变革，而要达此目的，唯有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发生在中国吗?显然许多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话。美国依然是世界创新大国，拥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学与研究机构，许多创新都源于美国，所以美国是最能够推动与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但是，从经济结构来看，美国已经不是生产创新型国家，财富与利润主要来源于海外投资而不是国内生产，所以即使创新，但是运用极可能不是在美国，而是在中国。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年轻的生产创新型国家，它的财富主要来源于生产，而要生产就必须创新，这样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也许这一差异可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发生在中国而不是美国的主要原因。不是吗?第二次工业革命谁会预料会发生在美国呢?但是事实上却发生了。
8、谁之现代？谁之世界
麦克法兰的新书《现代世界的诞生》出版的同时，英国学者贝利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几乎同时面世。武大学者刘仲敬对两书使用的材料、研究方法和结论进行了评价。
延续早年《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这部革命性著作中的观点，麦克法兰以翔实的史料，颠覆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彭慕兰等思想家和学者关于旧制度与现代世界“大分流”的帆租经典理论，态雹兆将现代世界的源头上溯至12—18世纪工业化的英国与勤业化的欧亚大陆之间的分道扬镳;并对现代性的本质和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那就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或曰宗教)等领域的彻底分立与组合。
麦克法兰以最古老的现代国家英格兰作例，通过描述英格兰社会方方面面的独特性，丝丝入扣地剖解开启现代性大门的每一把钥匙及其之间的关系。他希望这幅关于“英格兰奇迹”的比较性画面，可以帮助中国读者理解西方的历史与中国的现状，思考如何在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解决最棘手的“社会凝聚”问题。
作者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1941—)，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院士，皇家人类学会院士，英国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麦克法兰关注现代世界诸起源及特性之比较研究，研究对象覆盖西欧、喜马拉雅地区和日本等三大文化区域。著有关于英国、尼泊尔、日本及中国人类学及历史研究专著20余部，被翻肆老译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韩文、中文等多种文字在数十个国家出版。
9、棉花帝国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何影响？
19世_末，英国裁缝查尔斯·沃斯在他位于伦敦的沙龙上，首次让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法国女郎玛丽·弗内展示他设计的服装，服装模特就此诞生。这个看似偶然的发明，实际有着某些必然，其意义不仅在于大大提升了人类衣着文明段位，同时还折射出人们衣着文化从传统意义上的满足刚需，转入更具观赏意义的审美情趣。而为这个转变提供强大动力的，正是全球棉花和棉织品的放量增长。或者可以这样说，模特是棉花帝国崛起的产物。这是一部世州通过棉花视角，管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史书。2015年，本书荣获美国班克罗夫特奖。作者哈佛历史学教授斯文·贝克特在这部跨越400年、涉及七大洲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著作中，勾勒了商人、商业资本家、经纪人、代理人、国家官僚、工业资本家、佃农、自耕农、奴隶等诸多角色。这些人的命烂返袜运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在参与中塑造了现在这个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的世界。贝克特通过剖析棉花帝国崛起的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史如何与民族国家史、殖民史、贩奴贸易史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打开“现代世界”之门。18世纪末的“大分流”，不仅是全球贫富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全球话语力量重塑的重要节点。尽管全球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棉花生产与纺织中心，但“大分流”后，欧洲棉花中心的地位显而易见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贝克特指出，棉花帝国一开始便驶入全球化的轨道。资本具有流水习性，总是向低成本的贫穷国家流动，以投资当地的棉花种植。在资本力量的主导下，棉花在全球的大规模种植，必定重塑棉花以及其他农作物种植版图，也必将大量劳动力迁入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后来成为“无产者”。与此同时，棉花种植面积的飚增，又会打破原有农作物种植结构，陡增粮食安全隐患。历史上，埃及、印度等殖民国家，都曾发生过严重的饥荒，死亡人数在棉产区更为集中。还有，棉纺工厂的兴起需要巨大劳动力，一开始吸引的是男性，后来是女性，再后来包括儿童，像中国这样妇女不外出工作的传统也被打破。事实上，棉花帝国的资本家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会紧紧依靠国家力量。国家主义最直接的好处是，可以借助比别国强得多的军事力量，快速达成目标，前提是对方屈服或者流血后被征服;国家可以有效保障棉花稳定的种植面积;国家“发起的基础设施项目加速了货物流动”;“国家政饥激府同时使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保护自己（资本家）进入国外市场”;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多样化的劳动制度，为社会分工的细化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10、论述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中国经济史论坛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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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 涛，毛阳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31 2:03:27发布) 阅读1261次
2001年12月7日，“中国经济史论坛”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对于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科研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对中西方在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西方中心论”等方面的问题的看法进行了探讨。以下是各位学者发言的要点。
李伯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对明清中国经济状况的看法，在西方过去的几百年中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
16世纪到18世纪末以前，西方对于中国（当时是明清时代）持非常积极的看法。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一直把中国看作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18世纪末开始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黑格尔以来，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内在的动力。这样的看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费正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内部不是停滞的，而是掘判有变化的。但这种变化是在外力的影响下，才会发生的。尽管1949年我们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但是在整体看法上和西方的主流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
这一看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不是靠西方冲击下中国才能够发生变化，并且，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将来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理论经过不断发展，后来逐渐成为我国对明清经济看法的主流。
在西方，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比较接近的是所谓近代中国的理论，是越战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理论。美国当时一批中年的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不是没有变化，而且，变化与西方也比较接近。他们说明了中国经历的许多变化和西方是一致的，所以得出了中国经济是有活力的这样一个看法。这一看法在西方虽然逐渐得到了接受，但他们的主流看法还是中国是一个停滞的、没有外力冲击就不能发生变化的经济。
到了最近十几年，西方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1999年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国民生产总值特别是人均水平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叫人非常吃惊的。根据他的计算，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是相等的。在清朝的120年中，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所以，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六大经济区中最大，而且增长速度也是第一。
在他之前，美国有一位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就作过一个估计，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才是中国的40％。从他们这些看法来说，清代绝对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而且，清代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内部因素成长起来的。
现在一本很出名的书《白银资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整个全球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作了一定的说明。作者弗兰克认为，中国经济不仅是规模很大，而且当时世界经济的网络里，它处于中心的地位。这种看法就是20世纪末最重要看法，而且比过去的资本主义萌芽或判友改者是近代早期的看法有了一定的进步。
西方学术发生了两个很大的变化，一个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开始进入国际经济史学的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史研究原来告胡在西方中国史研究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西方汉学从来就不是西方学术的一个重要部分。今天，研究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研究近代和当代的居多。中国经济史开始进入到国际主流学术之后，国内外的学者就可以从一个更广阔、更全面的范围内来看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越战以后，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越来越激烈。科伦甚至要建立中国中心主义。到了90年代后期，在这一方面又大大进了一步。王国斌就提出，既不能是中国中心，也不能是西方中心，只能在同等的地位上进行研究。
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是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学术主流，第三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的进展，使我们对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发生了非常重大的转变。当然这一看法是否正确，是不是非常合适，还有待于检验，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说还是没有新的观点提出，我们还是基于过去那种从万历到乾隆，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那样的一个看法，那么很多今天的问题就没法来解决。
史建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我主要讲一下最近我正在翻译的一本书，叫《大分流》。这本书的主题是说，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作者彭慕兰把所有有影响的观点都收集起来，然后，一项一项地去进行比较研究。
他首先提到的是我们常提到的欧洲所具有的优势的地方，包括生产资料、生活水平、人口、劳动生产率等等。他用比较翔实的材料证明了西欧并不比东亚更优越，没有明显优越的地方。像他提到的平均人口摄入的糖的数量，中国和西欧基本没有差距。具体的科学技术，如农业方面，中国明显是要比西欧高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
他认为是西欧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煤，煤和蒸汽机的关系。从地理位置上讲，欧洲的煤矿分布在英国，据英国十七、十八世纪的经济核心区域非常近，运输成本很低；中国的煤矿分布在山西，而中国当时的经济核心区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要把煤运到江南或是岭南，路途实在是太远了。从地质特征上讲，英国的煤层非常潮湿，开采时需要抽水，而蒸汽机最早的用途就是为了抽水。山西的煤非常干燥，它的最大问题是自燃，在当时山西处理煤炭自燃问题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防火技术与蒸汽机不同，不能被广泛应用到其它的工业项目中去。这实际上是欧洲的幸运。
另外在市场、女性劳动力问题、经济制度方面、奢侈品需求方面、在保护商人私有财产的问题上、在借贷利息的问题上、在出卖官爵的问题上，作者都在进行了较详细的比较后，认为，欧洲的优势也不明显。
以上作者对现在人们所认为的西欧先进的地方都进行了论述，得出的结论是，较之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西欧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占有明显的优势。除了煤的优势外，西欧没有一项自己自身独有的优势。
那末，在十七十八世纪制约发展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作者认为，主要是生态的问题和土地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作者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和东亚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发展水平以及所遇到的生态方面的制约等等问题是一样的。
在最后，作者力图解释英国发达的原因。除了煤的因素外，新大陆的发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新大陆的作用主要在于，它提供了土地密集型产品，即棉花、谷物和木材，也是西欧人口迁徙的落脚点。它使西欧摆脱了前面所提到的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在他看来，到了18世纪末，西欧和东亚的情况是十分相近的，全部的变化都发生在19世纪，而且这种变化十分剧烈，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发展道路。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
吴承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听了两位的讲话很受启发，史建云讲的这本书，我还没有看见过，听来主要是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李伯重谈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麦迪森，一个是弗兰克的，都是用世界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
弗兰克的书也是反对西欧中心主义的,中文版叫《白银资本》。这个翻译不太正确，而且单把白银作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增长的力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有关白银的问题，弗兰克估计得太大了，据我的计算，没有他认为的那么多。而且，白银流入并不是作为投资，它只是增加了流通，扩大了市场。18世纪白银向中国的流入，也就是中国康雍乾的时期，实际上比这一时期要高，而弗兰克提到很少，并觉得没有什么作用。这是也错误的。
这两本书连同史建云所提到的那一本，都是反对西欧中心主义的，都是从世界的观点或是比较的观点来看问题的，这些方法是正确的。下面我就谈谈“中心论”的问题。
这次讨论前发的参考资料有王家范的一篇文章，他的论点比较正确。中心论应当有两个中心论，一个是经济中心。他认为，只有在航运事业飞速发展，新大陆被发现，世界经济连成一体的时候，才会产生所谓的经济中心。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中心论，就是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中心论，那么，五千年来中国都是中央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这个中心是指整个历史的文明来说的，叫历史中心论和价值中心论。
70年代以后，兴起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大师们，差不多都是反对中心论的。他们认为世界本来的面貌就是差异的、多样化的，无论是先进的、落后的，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所谓对中国经济的在评价，从刚才两位先生和王家范的文章上看，主要是针对清代的，西欧中心论的产生也是在这个时候。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和西方都出现过认为中国的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是中国走下坡路，而且是走向反动腐朽的时期，这样一种思想。还有一派把宋代评价得很高，认为宋以后都是停滞的。到了8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一个给清代翻案的风气，这个翻案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的考察是实事求是的，实证主义的，同时，主要的是在考察内因。
重新评价清代的经济，具体地就表现在整套的《中国经济通史》的清史卷中。这部书实证性很强，结论说清代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我认为，这些主要是从经济上来研究的。从制度上讲，这一时期并没有突破封建制度，生产力的发展是在封建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特别是在思想上，也没有突破封建的经济思想。而16世纪中国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有制度的也有社会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革，也有思想上的跃进。16世纪的反传统的思潮，为17世纪启蒙思想，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的思想奠定了基础。晚明学者，像李贽、王夫之和泰州学派，提出要重视商业，承认资本和欲望，讲自由、平等、博爱。但是，他们没有提出民主，没有民主，就不能突破体制的界限。这一直到了康梁变法的时候，才被提了出来，那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这也就是中国到了这一时期落后的原因。
张芝联（北京大学历史系）：
我今天主要谈一下汉学，在我国，对汉学的看法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我记得1956年在法国要开一个青年汉学家的会议。当时认为，汉学是帝国主义的名称，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颠覆中国。后来，国外开始派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其中，第一流的人还是很杰出的。前些年，在中国兴起了重视汉学，重视外国的汉学家研究的风气，而且还编了一套丛书，把西方著名的汉学著作翻译了过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一个进步。
1995年，戴逸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18世纪到了清代的康雍乾时期，中国已经衰落了。18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曙光，而在东方是封建主义的没落。我总觉得不大合适，但是想不出一个很好的说明。吴（承明）老讲，中国的明代就有了启蒙思想，到了清代的时候就没有了，那末，到底还有没有？18世纪初期的人还是继承了一些明末人的思想，如王夫之、黄宗羲等；到了雍正、乾隆以后也出现了，像袁枚、郑板桥、纪晓岚等还有很多好的思想；到了19世纪初期的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还是可以找到一条启蒙思想发展的脉络的。
下面我想谈一下彭慕兰、弗兰克这些人。去年五月，弗兰克到中国来，作了三次报告。他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他把研究中国的各种学派的观点，一一进行了批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等，似乎都被他批倒了。当他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就带出中国中心论来了。他的论点是，西方从1500年以后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确实是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但是，欧洲建立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基础却是中国经济在东亚、东南亚一带的影响。按他自己的话说，欧洲只不过是买了一张便宜的票，搭上了末班车，到中国来做生意。
我和弗兰克曾经讨论过世界中心的问题，我还是比较赞成布罗代尔的看法，他是多中心论的，当时有好几个中心，包括西欧、东欧、印度、中国等等。但是经弗兰克一说，就成了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中国，这恐怕也太过分了。而且他往前推到5000年，那时彼此接触很少，那就更不能接受了。世界形成一体，要等到十六世纪以后，特别是到了近代，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才真正形成一个整体。但是弗兰克的理论呢？他提出了横向的、一体化的、宏观的历史的口号，世界从古至今本来是一体的，到现在更是全球化，一体的，我认为这有些过头。历史还是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通过各种商业活动慢慢结合起来，形成一体。《共产党宣言》里就曾提到，到十九世纪，才真正形成一个世界市场，不能说在那么早就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而他对马克思的一些论点的批评，我也不赞成。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也有西方中心论的观点，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这是不正确的，但如果仔细分析马克思对中国的一些看法，还是正确的。弗兰克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当然他的观点也受到别人的影响。在他以前，大概在九十年代初，已经有一本书《Europe before Hegemony》，作者是位叫阿布·罗喀德的女士，讲得是欧洲霸权主义之前，就是1100——1350年这个阶段。她指出在这个阶段亚洲国家是占优势的。弗兰克沿用了她的一些观点，来说明自己五千年来中国中心的这样一个观点。
对于前面所介绍的彭慕兰，他有一个论点，就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木材、糖的供应，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这在西方历史学中，这种“反事实”的推理，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新观点。
弗兰克、彭慕兰，还有王国斌，他们形成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学派”，是研究中国史的。比较起来，王国斌的研究是比较谨慎、稳妥和全面的，他不仅有经济数据，还把国家的形成，各种体制、制度也考虑在内。他注重中国历史从古至今的延续，他认为，割断历史有碍于真正理解一些传统。比如我们把鸦片战争割了一段，辛亥革命割了一段，49年又分割一段，好象每一段都有自己的特点，殊不知有些事物是从古到今一直延续下来的。他的研究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国家的形成，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都考虑在内。我非常欣赏他的一个论点，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分成一个个阶段延续下来的，政府是一个系统，但应用到地方同样也是一个系统，所以中国的政令便于执行，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他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他是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衡量，不仅是王国斌，有些法国汉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认为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中国政治的特点是爱民、救民、教民，像刚才吴老所说的民本主义。王国斌认为中国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共空间去发表意见，但它有别的东西，把这一部分研究出来，这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己走的道路吗？王国斌主张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对于将来，他也是这样预测的，各国文化和历史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不像弗兰克所说，只有一个中心，然后跟着这个中心走。王国斌还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偶然性，并不是必然的，彭慕兰也有这样的看法。总得说来，这几个人的研究各有特点，这些书翻译后，对我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们的著作会引起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思考，有利于我们学术的进步。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欧洲中心论”，我们不要认为“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已经没有了，相反还很厉害。为什么引起这些历史学家群起而攻之，这个靶子就是戴维·布兰德斯，1998年他出版了《富国与穷国》，这本书全部都是“欧洲中心论”。他认为西方发展的这么快，是由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有利条件，而对于亚洲与非洲人民有许多的污蔑之词；讲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就轻描淡写。站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弗兰克还是彭慕兰的书，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客观一些，西方先进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承认，但我们也有自己历史发展的道路。
所以，我觉得跟西方汉学家的讨论和比较，可以引起我们许多的想法和思考，这些思考对于我们学术的进步，对我们的国家都有好处。
马克垚（北京大学历史系）：
我认为彭慕兰的书比弗兰克的好，就像吴老所说，弗兰克提出的许多资料，是不太可靠的。他本人并不懂中文，所直接引用的中文材料很少。他指出是东方先落后，落后的原因最终还是落到了麦克·埃尔文的“高技术平衡的陷阱”理论。而彭慕兰的书中有大量实证的东西，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大量引用了中文基本材料，像吴老、李伯重的书，方行先生的文章，他都引用了。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看法：彭慕兰的书的思路与麦克·埃尔文的思路相似，从人口与生态的角度看历史。他认为中国和西方拥有同样的发展历程，直至十八世纪，中国并不落后。到十八世纪出现了生态危机，于是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以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西方的殖民地人口的消费品需要中心地区来供应，这样就形成了交流，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煤的开采与运用也缓解了生态危机。在英国，煤层埋藏比较浅，解决了排水问题就可以大量开采，加之海运的便利，使煤的使用遍及全国。通过殖民与煤的运用这两大支柱，英国得以发展起来。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在此基础上，英国逐步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中心论点，我觉得这个论点似乎并不十分强有力。在这本书里，前面4章对15到18世纪中西方的发展作了对比，有许多实证性的工作，比较有启发性，我认为比较好。像他引了李伯重的材料，认为中国家庭妇女劳动力机会成本不为零，如果一个妇女又纺花又织布，比一个男劳力干得还多，我觉得挺有启发。另外，他用了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也存在奢侈与享受，并进行了计算。书中具体的比较，我认为比较好。书中也有缺点，像“看得见的手”这一章从制度方面来说，作的不够，很多方面只点出了几个点来比较，虽然提供了一些材料，但并不十分有力。
需要指出的是，前面提到的几个人的观点，就像刚才张先生所讲的，在西方并不是主流派。主流派是布罗代尔等人，当然，他们现在的研究也跨到东方来了，但我觉得他们还是以西方为中心来看待问题的。弗兰克这些人就是要把这些观念引过来，像彭慕兰所反对的琼斯，他的《欧洲的奇迹》从政治制度、生产力、生态等方面全面论证了欧洲优于亚洲，彭慕兰的书就批驳了这种看法。十八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现在仍然需要回答。现在，弗兰克、彭慕兰等西方学者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答，这里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总的来说，我觉得西方这些人所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还是很有启发的。
李根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传统农业是传统经济的基础。对传统农业的评价是对传统经济评价的重要方面。中国传统农业曾在土地利用率、土地生产率和农业技术等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中国的前夕，中国传统农业的这种优势是否继续保持？或者说，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农业的发展是否有差距，如果有差距，这些差距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与我们今天的主题可能有点关系。
说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不是没有根据的。伏尔泰在18世纪中期曾赞扬中国的农业“已臻完美境地”；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比较了中国和法国18世纪的农业，认为当时中国的农业“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同时期的欧洲农业则“显得特别落后”。这种比较大体上符合事实。不过他们主要是着眼于农艺和产量的层面。在这种“先进”的背后，当时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隐藏着落后的因素，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农学基础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手段的落后；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关于第一个问题，游修龄在《清代农学的成就和问题》一文中曾有所论述。明清时代，中国传统农业在土地利用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精耕细作技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在农学理论上也有些新的东西，但进展不大，没有质的变化。从马一龙到杨屾，试图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阐述农业生产的机理，解释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过程。这种理论强调了农作物生长和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了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一定程度反映作物的生长规律，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笼统的原则，没有深入到生物体内部，完全没有涉及农作物从开花到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因而不可能对农作物的生命过程做出科学的解释。所以，这种理论虽然能较好地揭示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但难以具体深入地反映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又由于它本身的模糊性和包容性，以至“什么都能解释，什么都不能解决、什么都不用深究”。但同时代的欧洲，却出现了新的突破。1628年，德国的 C.Schsiner用两块面透镜制成最早的复式显微镜。 1665年，英国的R.Hooke用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从此打开了解动植物生命结构的奥秘之门，植物授精的概念、动物授精的概念、植物营养的概念、病原微生物的概念相继出现，农业生物学获得飞跃的发展。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就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中国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恰恰是从这里开始落后于西方的。不过，中国的这种落伍不是一下子显露出来的。科学的发展不是各个门类齐头并进的，带头的是天文学，然后是物理、化学，生物学是相对滞后的；生物学较大发展并应用到农业中去是19世纪的事情。
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一直领先于世界，但劳动生产率就很难这么说。据宁可先生的研究，中国传统农业与西欧中世纪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不远。从中国传统农业自身的发展看，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转折点有的认为是在唐宋，有的认为是在清前期。学界判断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主要依据是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这里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是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减少，使人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在人均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农民会增加粮食生产之外的副业生产。如果按人均占有农副业产值计算，情形可能与按人均占有粮食数量计算的情形有所不同。不过，封建社会晚期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以至下降的趋势恐怕是难以否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靠生产工具的改进。中国传统农具的发展在宋元时代达到高峰（这在王桢《农书》中获得反映）后，就基本上停滞不前。《农政全书》所载农具是抄王桢《农书》的，没有新创造。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如水力连磨，明清反而罕见了。在王桢《农书》时代，“北方收麦，多用钐刃麦绰……一日可收十余亩，较之南方以镰刈者，其速十倍”。但这种麦钐，明清时代基本上不用了。有的地方从牛耕退回人耕。这些都可以找出具体的原因来解释，但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小农经济和人多地少的状况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郑学檬先生曾经指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很早就采用齿轮传动的装置，冶铁业也相当发达，但为什么始终没有用铁来制作齿轮？我想原因之一恐怕是在使用人畜力和自然力为动力的情况下，用木制齿轮就够了，而多劳集约的传统农业本身，还提不出使用更高级的动力的要求。在生产工具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提高的。西欧的情况与中国有所不同。如圈地运动以后18世纪的英国，城市人口增多，农村人口减少，为了增加农产品的供应，既有改进技术、提高集约化程度的要求，也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在推行诺克福轮栽制的同时，各种以畜力，水力或蒸汽为动力的农业机械陆续出现。如1701年塔尔发明的马拉谷物条播机，1828年贝尔发明的马拉收割机，以蒸汽为动力的饲料粉碎机、干草切割机、甜菜切片机等等。当然，这些只能算是半机械化；欧美真正的农业机械化是20世纪初的事情。但农业发展中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在18世纪已经相当明显，这和中国当时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
近现代农业不是单纯由传统农业技术自身发展而来的，它用科学改造传统农业、用工业武装传统农业的结果。在西欧，18世纪的传统农业技术虽然仍落后于中国，但当时已形成近代科学，已发生产业革命，用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己经开始。在中国，18世纪既没有形成近代的实验科学，也没有发生近代的产业革命，传统农业自身还不具备向更高的形态发展的条件。在农业技术继续领先的表象下面，它与西欧农业的差距正在形成和发展，只是尚未显露出来和被人们认识罢了。
中西农业的这种差距，中国农业落后的事实，中国人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以后才猛然省悟的。中国农业这种落伍当然不时一个早上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