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6年大选反映美国政治,社会存在哪些问题
举世瞩目的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了。然而,它所激起的政治漩涡仍在继续,由此引发的战略变局乃至哲学思考更是影响深远。目前,舆论所及还只是两党胜负的原因、特朗普组阁特征及其政策走向等表面现象的分析。本文认为,这场选举和上半年英国退欧公投,以及今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突变,共同构成了2016年世界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它们表明,21世纪正在出现不同于20世纪的世界政治新趋势。
美国大选反映美国政治形态的重大变化
2016年选举对于美国政治变革的历史意义,现在评价还为时过早。有一些评论可供参考:有人评价,这是美国内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政治分裂;也有人认为,这是20世纪初政党重组以来美国两党制受到的最严重的冲击;还有人指出,这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社会的最大变革。这些评价无论高低,都指向美国政治的一个新起点或转折点。
其一,这场选举反映了美国两党力量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异军突起,以300余张选举人票大幅领先,带动美国大部分州成为“红州”,以致共和党最终在总统、国会两院和州长“三合一”大选中全面获胜。这是二战后美国两党政治中罕见的新纪录,形成美国历史上又一次新的政党重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大湖地区威斯康星、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四个民主党“重镇”由蓝变红倒向共和党。这表明民主党在传统工业区的势力严重削弱,作为民主党重要票源的劳联—产联对其工会选票完全失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民主党由南方农业区域种植园主势力代表转变为北方工业区域的社会中下层利益代表,此后绵延一百多年,形成从威尔逊和罗斯福、到肯尼迪和约翰逊、再到克林顿和奥巴马的民主党“改革”路线。这次选举中,特朗普获胜的策略特点就是以中产阶级利益代表自居,打着“改革旗号”,改变共和党的“保守老大党”形象,将传统的民主党选民大范围拉入麾下。此次选举打破了传统的两党地域结构和政策分野,改变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两党历史轨迹,对21世纪美国政治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其二,这场选举反映了美国社会认同出现巨大的深刻裂痕。
共和党人特朗普从一开始,以受教育程度较低、长期受到各方面挤压的白人中下层的利益代表自居,打出“反移民、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旗帜,先是在共和党内将主流势力特别是布什家族的候选人打垮,然后乘胜追击,将选举财力雄厚、媒体一边倒偏袒和两党上层一直支持、舆论呼声极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最后一刻一举击倒。这个结果在“意料之外”,却是在“情理之中”。这个“情理”就是美国社会认同出现不可弥补的、颠覆性的断裂。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变。在十余年前“文明冲突论”的首创者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就预见到,大约经过半个世纪到2050年左右,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传统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教徒为主体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将成为少数族群,由此而来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认同将被颠覆。
这个预言居然在十年不到的时间里成为现实,恐怕连亨廷顿本人也不会想到。美国的种族冲突由来已久,但是都没有涉及主流社会认同的分裂。这次选举反映出来的认同分裂包括,1%的上层富人与99%的中下层之间的对抗,上层精英和广大中下层的对立,白人社会与有色人种族群的冲突,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分歧,以及性别、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由来已久的偏见等等。即使在草根政治内部认同也是分裂的,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左翼草根”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草根”在价值取向上也是差异突出。这次美国社会认同分裂暴露之充分、程度之激烈,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确实是前所未有。这种认同分裂还将长期继续下去,对美国政党政治乃至内外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三,这次选举反映了美国政治形态的世代更替,即网络信息化的政治形态取代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形态。
从表面上看,特朗普以其个人和家族的力量来抗衡整个两大党机器、全部主流媒体、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国家权力的干预,居然能以如此大的优势获胜,令世界舆论为之大哗,特别是政治学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瞠目结舌。于是乎,有人把特朗普的乖僻个性和粗俗语言、其子女女婿的形象魅力、两个候选人的丑闻揭露等看作是导致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殊不知,导致这场选举结果的最主要因素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政治形态已经出现并发生巨大效力。
在这种新的政治形态面前,原有的盖洛普抽样民调模式失灵,而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的民意调查却非常接近实际结果;原有的两党基层选票控制方式失效,更多选民不再按照以往的地域、家庭、职业、性别等分类进行投票;主流媒体一致偏向希拉里,蓄意打压特朗普,掩盖民主党脱离民意的严重问题,恰恰帮了倒忙;而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等新型传播方式大行其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的新模型准确预测到特朗普将获胜;
网络触角深入到核心人物最隐秘之处,迅速曝光全球传播,瞬间颠覆正统决策过程和选举结果;西方政党政治已难以在一国范围内加以控制,国际政治力量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干扰越来越大,俄罗斯黑客和维基解密从不同方向影响了这次选举进程;等等。原有的美国两党政治形态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出现碎片化、网络化、娱乐化、跨国化等新形态,其草根性、流动性、突变性、全球性等新特点还将继续发展。美国选举和英国退欧以及在菲律宾、韩国、土耳其等中小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指向这个趋势。
其四,这次选举反映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化趋势,其中右翼极化趋势更为突出。
特朗普当选作为美国政治史的标志性事件,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都不可忽视,尤其不能低估美国右翼势力借机占据上风的严重后果。目前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反映了全球化趋势下美国利益结构、产业结构和政府资源配置严重滞后的更深层次矛盾。特朗普竞选纲领中提出的一系列极端主张,从表面上看是社会中下层长期不满的情绪宣泄,某种程度上却提出了美国面临国内结构的致命弱点:
一是国内中产阶级在财富分配和种族关系上的极大不满;
二是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使美国的实际财富和财政能力不断削弱;
三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之间的巨大缺口,成为战略负资产。特朗普的危险就在于他涉及了这几个核心问题,点破了“皇帝新衣的秘密”。这就冒犯了美国上层精英所回避的“政治正确性”。而希拉里为首的民主党则无视这些矛盾,根本提不出系统的改革路线图,这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是,特朗普提出的所谓“改革”基调是排外的、保守的、倒退的,不可能解决美国面临的积重难返的困境,相反却可能打开种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反共意识形态的潘多拉盒子,激化已有的内外矛盾。
选举刚刚结束,美国各地就爆发社会骚乱,种族主义势力抬头,右翼势力在组阁中占据上风。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现象”极为复杂,“特朗普改革”充满着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一旦这次选举中各种保守价值取向和右翼极端思潮相互结合,如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结合、白人种族优越论与反共意识形态结合、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华排华势力结合、孤立主义与美国例外论结合、冷战思维与反全球化主义结合、麦卡锡主义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结合等等,并通过新总统的内阁团队付诸政策和行动,其负面影响将远不止于美国政治,未来世界的前景堪忧。
美国大选反映世界政治的变化趋势
新的美国政治形态是世界经济形态发生变化的产物。特朗普当选同英国退欧这两大标志性事件一起,反映出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新的矛盾冲突。其特征可初步概括如下:
其一,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将加剧各国内部利益结构的不平衡性。
财富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更加困难,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现象有增无减。富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财富的新增长点和庇护所,而贫者却在本地每况愈下。后者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出现反全球化、反区域一体化的浪潮势在必然。这就是出现精英政治和草根政治严重对立的经济原因,同时也是特朗普反对贸易自由化、拒绝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的社会基础,以及英国民众反对欧盟一体化、公投支持退欧的根本原因。各国政客为了获得选票不得不迁就草根政治的反全球化倾向,政府为了维护国内统治基础,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轨道上后退,甚至换轨、脱轨。一旦这种趋势蔓延成为普遍现象,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因素上升就可能快于合作因素增长。
其二,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关系发生变化,发达国家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推动者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鼓吹者。
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对于经济增量的带动能力比发达经济体更大。发达经济体从发展中经济体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回报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依靠外部利润来稳定内部社会结构的路径越走越窄,国内中下层的社会保障体系出现入不敷出的严重困难。这次美国选举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医疗保障改革,同时涉及整个税收体系的调整。这就涉及整个利益结构的核心问题,由此产生尖锐的矛盾冲突。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高,发达经济体的世界市场份额进一步缩小,国内就业率也出现萎缩现象。凡此种种,西方国家把内部结构性危机归咎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从而把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对准主要新兴经济体。于是,既存的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将出现深刻危机,倒退为割地为牢、以邻为壑的二战前世界经济秩序,还是坚持改革和创新世界经济体系,将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相互博弈的长期战略课题。
其三,在各种矛盾激化、结构性危机持续、各国政府手无良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出现极化政治、极端思潮和极度暴力相结合的危险趋向。
世界经济和国内政治的相反方向运动,极大地扭曲了西方国家民众的世界观。他们把目前西方出现的各种弊端归咎于外部竞争,把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直接归咎于外来移民。美国的外来移民在各个层面上同白人中下层展开竞争,欧洲的外来移民则带来更多的暴力恐怖袭击和社会犯罪,由此在整个西方引发新纳粹主义、新种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等极端思潮蔓延的现象。这种蔓延又借助于新媒体的传播对主流社会构成强大压力,促使国家权力、政党政治和传统媒体向右翼保守势力靠拢。以民主化、市场化、私有化为普世价值观的西方“政治正确”,开始向白人种族优越论、美国例外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等旧极端思潮回归。极端组织和暴力恐怖行为在富国家和贫穷国家癌症般地同时扩散,一旦两种极端势力结合,就可能产生对人类安全的更大威胁,“伊斯兰国”(IS)就是现实的例子。
其四,全球治理成为更加紧迫的大国合作课题。
由于美国高层出现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世界范围的全球治理将面临更大困难。特朗普是否能够维护有关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是否接受更加开放的东亚自贸体系,是否愿意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这些都是未定之事。全球治理体系本来就很脆弱,治理公共品供应严重不足,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相脱节等等,这些问题都将由于美国的倒退而更加严重。如果美国不愿意进一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就必然强化美国盟国体系,这样特朗普关于退出盟国体系和减少海外驻军的承诺也就成为昨日黄花。如果全球治理遇到障碍,那么各地区大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尽可能地发展本地区内的合作机制,这将成为大国博弈的另一种形式。
2、英国脱欧美国选出了特朗普说明了什么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极右势力给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国家政治生态带来巨大冲击,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近年来也有不同程度的抬头,反映出逆全球化风潮已是一种全球范围的现象。
3、盛极一时的特朗普的鼎盛时期就要过去了。
此刻,就在特朗普享受亚洲诸国的热情款待之际,他的“后院”正在失火:最近,美国选民连放三把火,在弗吉尼亚州、新泽西州长与纽约市长的三场选举里,民主党连瞎租大胜三盘。
胜选至今正好届满一周年的特朗普,魅力光环似乎已经渐退:其胜选周年民调支持率仅剩37%,创下美国70年来历任总统胜选周年民调支持率的新低。
就在一年前,特朗普确实创造了奇迹: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势底下当选美国总统,一时间跌破大多数民调专家和主流媒体的眼镜。他能够脱颖而出,确有几分过人能耐,但咸认“假新闻”发威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他既是最喜欢用“假新闻”污名化主流媒体的总统,也是假新闻现象的最大受益者。
当下,终于摆脱败选低迷气氛的民主党士气大振,或许美国人民似乎已从假新闻操弄的不理性情绪中恢复清醒?而特朗普时代也将要结束了吗?
且慢,若我们对假新闻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有所理解,可能就不敢这么讲了。
怎么说呢?造就特朗普现象的假新闻问题,至少可以从时代氛围/社会脉络和传播科技变化的角度予以理解。
从时代氛围/社会脉络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风险社会”,伴随着传统权威的消解,政党、专家、媒体的公信力频遭质疑,人们对菁英和既有体制的信任濒临破产。
在此同时,民粹主义和排外/排他情绪的兴起,也可视为人们对全球化冲击与菁英及现行体制的集体自我防卫反应,各自按照族群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的分化轴线去理解这个世界,从而形成不同立场群体之间型碧难以相互理解和对话、甚至造成社会对立和撕裂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现象,导致人们不再根据“事实”、而更多地依赖自身的“价值观”来理解和诠释世界。这些因素,在当前美国的社会脉络下,遂成为有利于假新闻扩大发酵的条件。
从传播科技变化的角度看,互联网和数字传播的快速发展,已改变了人类沟通和认知世界的方式与样态。新传播科技带来的信息爆炸,导磨竖致人们的信息来源更为分化,不再观看或阅读同一个大众传播媒体(广播、电视或报纸),“真相”(如果还有的话)也就不只一个:同一件事,有着各式各样不同版本的叙事,并且因为辗转传播而变异,成为社会传播的“新常态”。
在这个“机械复制时代”(本雅明语)进入“向数字转”(the digital turn)的阶段,如同其他的知识形式,“新闻”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也势必发生剧烈变化,过往相对较被动的阅听人已变成新闻的主动“生产使用者”(prosers),“新闻”本身的定义也正在不断被改写当中,并且在政治和商业动机的驱使下,创造了假新闻比正确新闻更加具有传播优势的条件。
特别在当前社群媒体发达的时代,由于“过滤泡泡”、“同温层”和“回声室”的现象特别容易形成和强化,导致人们更容易偏听偏信,只接触符合自己认知思维和政治立场的新闻和评论,更倾向于相信自己原本相信的新闻,因此造成社会上特别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之间的矛盾愈难弥合,对立更加激化。因此,这种因为社群媒体激化而导致真相匮乏、谣言充斥的现象,也被称为“后真相”(post-truth)、甚至是“后事实”(post-fact)时代。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后真相”或“后事实”时代,根据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的说法,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有太多的人在放屁/扯淡(bullshit)”。
他认为,放屁/扯淡有别于说谎,却是真相最大的敌人:因为说谎的人还知道什么是真相,而放屁/扯淡的人则完全不在乎真假,只关注是否符合自身利益。
Frankfurt认为,当今社会之所以充斥放屁/扯淡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民主政治的崩坏和市场经济的扭曲,导致不负责任的放屁/扯淡大行其道,再加上政治、道德和宗教等范畴往往难有真伪立判的标准,更助长了指鹿为马,积非成是的公共言说,甚至从中获取政治或商业利益。
法兰克福的观点相当有影响力,也对当前关于“后真相社会”的研究和讨论有所启发。
然而,撰写《宣传如何奏效?》一书的耶鲁大学教授史坦利(Jason Stanley)去年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用法兰克福的说法来描述特朗普现象,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在他看来,特朗普现象代表的是翻转大众传播的逻辑,过去为了政治或商业目的,在取悦一部份人的同时,也必须避免冒犯或引起另一部份人的反感,但特朗普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他不仅公开表露厌女倾向,也将美国社会诸般问题归咎于有色人种和外来移民,并且公然以粗野、武断的态度表达各种违反事实和主流价值规范的言辞。除了将各种国际与社会问题简单化,更以狂人/强人之姿,强调自己有效解决这些国际和社会问题的能耐,抨击政治菁英与既有体制,并诉诸“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民族主义情感。
这种质疑主流价值、挑战既有体制、抹黑主流媒体、否定菁英且诉诸民粹主义的宣传,辅以他的强人/狂人风格,特朗普在公开场合或推特上无所顾忌地“言人所不敢言”,而其政治素人的简单直率也被部份选民认知为有别于传统政治菁英的复杂伪善,并且吸引了主流媒体(尽管负面居多的)大量报道;作为主流媒体报道最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又强烈抨击主流媒体和个别记者制造“假新闻”。主流媒体选举报道除了两党候选人皆有的丑闻之外,特朗普相当成功地设定主流媒体选举新闻的议程,始终围绕着他强调的外来移民、就业和贸易等议题打转。所以,尽管主流媒体关于特朗普的负面报道很多,但他却得以吸引众人目光,成为众多选民愿意相信和追随的另类选择,于是一路过关斩将,先在不被主流媒体看好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最后更在主流媒体同样不看好的情况下击败希拉里。
史坦利认为,特朗普摆脱了过往大众传播需要取悦多数人但同时必须避免冒犯少数人的局限,成功地将他对当下社会真实的定义传播开来,甚至驱使许多人接受他的价值体系。
比方说,他一方面不顾事实地夸大美国城市暴力犯罪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宣称在2015年美国大多数(81%)被谋杀的白人是遭黑人杀害,又说城市犯罪问题是因为许多贫穷黑人混居其中,使得美国许多城市变成恐怖之地;同时,话锋一转,他又直指黑人将会把票投给他,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特朗普才有办法终结这些犯罪问题。特朗普所言与事实不符:美国城市犯罪问题并未呈现恶化、反而是有改善趋势,而且暴力犯罪事件中受害的白人,其加害者多为白人(占82%),加害者为黑人的比例偏低(占15%)。
然而,特朗普罔顾事实的话术,目的在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去定义社会真实,而且在让多数白人族群视黑人为威胁并感到恐惧的同时,又让少数黑人族群认为特朗普胜选才有可能改变他们日常面对的贫穷和暴力犯罪循环困境。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胜选,史坦利认为是因为他诉诸“极权主义式的宣传”,目的不是以事实说服大众,而是传达一种他所信奉和代表的“威权价值体系”,用他所定义的社会真实,改变选民的价值体系,并让他们接受强人领袖的价值体系。他引述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的一段话,说明特朗普这种传播策略:
极权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像早先的暴民领袖一样,对一切事物具有准确无误的直觉,这是普通的政党宣传或舆论不关心或不敢触及的。隐藏的一切事物,悄悄地发生过的一切事物,都变得具有重大意义……。暴民实实在在地相信,真理就是体面的社会虚伪地忽略,或者腐败地掩盖的一切。……这类宣传的效果显示了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
特朗普的胜选,以及英国脱欧公投,其实是前述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激化、政治极化与传播科技(特别是数字化传播/社群媒体)发达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同样地,也正因为当代这种时代氛围、社会脉络和传播科技变化的新条件下,违反主流价值规范的特朗普得以胜出,假新闻的效用得以发酵并扩大。
因此,假新闻只是当代复杂问题的表象,其所反映的是更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要理解特朗普现象,我们需要面对传统体制和菁英的失败、民主价值信念和公众信任的崩解……等一连串的问题,因为这些才是造成反民主的另类选择——特朗普 —— “突然”被许多选民接受的真正原因。
这么看,特朗普所代表的新时代不仅还未结束,反而或许才正要开始,因为假新闻发达的社会条件没有改变,全世界也都还很把他当一回事(毕竟,怎么说他都是美国总统),越来越多人渐渐习惯他的粗鲁,而且有不少美国的特朗普粉丝正忙着在社群媒体上表态挺他在三年后接着干呢。
4、特朗普当选总统对世界经济有什么影响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下滑。
虽然特朗普主张在美国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税,但实际上这些政策恐怕会因大幅削弱财政可持续性而难以实施,因而可能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美国经济。反而,他的当选使得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笼罩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可能会打击美国及全球的投资信心。另外,风险资产在不确定性高企时一般会遭到抛售——的确,美股和欧股自希拉里“邮件门”事件再次升温后连续下跌——这也会通过财富效应、信心和信贷效应向全球经济传导。最差的情形就是特朗普治理下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战,打乱全球生产链从而影响全球贸易和生产。
第二,通货膨胀可能被推高。
若是美国由全球化的领导者转为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后者的抬头可能会推高贸易成本,也对许多经济产生供给方面的冲击,很有可能导致成本-推动性通胀的发生。另外一方面,全球化的进程可能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状况,甚至会开倒车,使得以后至少4年时间里企业通过全球生产的配置来降低生产成本变得困难,从而也可能推高通货膨胀。
第三,贸易伙伴的贸易盈余减少。
特朗普的当选会使与美国有着大额的贸易顺差的国家的贸易盈余减少。受到影响较大的可能是中国和其它亚洲经济体。
第四,进一步导致美国国内避险情绪升温,利空风险资产,利好黄金、日元等避险资产。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忠实拥趸,如果特朗普最终当选,资本市场可能会“用脚投票”,此前积累的风险可能会集中爆发。
资本市场恐惧特朗普当选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
一是特朗普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但从来没有过执政经验,反观希拉里则已沉浮政治数十年,特朗普当选后执政的不确定性远远高于希拉里;
二是特朗普的竞选主张远比希拉里更为激进,特朗普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引发贸易战,令美国及全球经济陷入困境;
三是美股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实现了长牛,同为民主党人的希拉里当选可能意味着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很大程度上继续延续,而共和党人特朗普当选可能意味着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恐慌指数VIX越高,表示市场参与者预期后市波动程度会更加激烈同时也反映其不安的心理状态。
特朗普10月22日发表葛底斯堡演说导致支持率大增以来,VIX指数不断上行,尤其是10月28日FBI宣布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后,VIX指数更是出现急升,目前已刷新6月下旬以来高位至22.43(图1)。同样是在特朗普葛底斯堡演说以来的两周里,黄金价格上涨了2.8%,日元兑美元汇率上涨了1.2%。如果特朗普真的最终当选,以美股为代表的风险资产很可能大幅度回调,而以黄金和日元为代表的避险资产将迎来新的上涨空间。
5、特朗普当选,世界格局将发生哪些变化
纽约时报与特朗普共创中美美好未来
北京其实很期待华盛顿改弦易辙。对于中国来说,自1971年尼克松恢复中美关系以来,奥巴马掌政的八年是两国关系最困难的时期。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为国务卿的奥巴马政府将其制定的“重返亚洲”政策变成了遏制中国的战略,试图强化和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增强军事存在。“重返亚太”战略的背后的经济支撑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但这份多少有些旨在孤立中国的贸易协定如今已几乎走到了穷途末路。
自冷战结束以来,从克林顿总统到奥巴马总统,美国一直试图按照自己的模样重塑世界——以全球化之名构筑美利坚帝国。美国设计的庞杂的联盟体系和全球机构不断膨胀,华盛顿方面通过它们整合统一贸易、金融和国际关系的全球标准。美国利用它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力量,驱使其他国家接受西式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
然而中国一直拒绝屈从。中国虽然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主要受益方,却一直坚持以自己的一套参与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贫穷是农业经济体一跃成为工业强国。
华盛顿邮报总统特朗普
周二时,特朗普成为美国第45位总统。我们真希望这句话永远没机会写下……特朗普当选,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首先,希望特朗普先生能成为比我们想象得更好的总统,在他做出正确决定时支持他,特朗普先生将马上开始接手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复杂的执法机构以及情报机关,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们衷心希望他能明白,美国的政府系统不是为个人服务的,也不只关乎个人。他一个人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
美国人民不是通过血缘或者宗教联合起来的,我们是通过忠于共享权力的民主政府制度,珍视法治并尊重个人的尊严而团结在一起。我们希望我们新当选的总统将尊重这一制度。如果总统尊重这些,那我们要做好准备支持他,而无论他尊重与否,我们都要支持我们的制度。
联合早报特朗普总统的混沌世界
这场无比激烈和情绪化的选举,充分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撕裂,其结果更否定了华盛顿主流体制所代表的基本价值。缺乏任何政绩且不时语惊四座的特朗普总统会如何施政,外界根本无从推测。这种巨大的不确定,对正在经历地壳式地缘政治变动的世界局势,将意味着更多的风险与挑战。
美国人选择政治强人担任总统所可能开启的混沌世界,反过来也将考验其数百年演化而来的体制。特朗普参选至今所表现的藐视一切和喜怒无常,在成为总统后是否能够被体制所制衡和驯服,还是体制反被他的个人意志与基层愤怒的民粹力量一举摧毁,很可能将决定美国甚至世界的未来走向。
FT中文网特朗普胜选挑战西方民主模式
特朗普的竞选**了本土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特朗普的笼统大话和强迫性的推文,引起数以百万计觉得自己受到全球化排挤的美国人的共鸣。资本、商品、劳动力和服务的自由流动是战后伟大成就之一。全球化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摆脱贫困,特别是在亚洲。在美国,按照特朗普所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让少数特权阶层获益。近年不平等加剧,收入中位数按实际价值计算陷入停滞甚至下降,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高校学位、未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不高的人。
德国《商报》特朗普对华活动余地有限
对北京而言,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作为总统,特朗普也将考虑在南中国海示强能带来多少经济和政治好处。回答是:很少。就此而言,中国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完全有可能获得比今天更大的在亚洲持续施展影响力的活动余地。对于坏消息,北京却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已经认识到,特朗普在贸易关系方面肯定会采取强硬路线,在这方面他必须向选民有所交代。选民坚信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特朗普完全用自己的方式加强了这种错误情绪,他说中国“**了”美国且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小偷”。
(源自参考消息)
日经中文网奔涌的民粹主义洪流
美国也被卷入了民粹主义的洪流,国内意见被完全撕裂。背景是心怀不满和愤怒的普通民众的反抗。
全球化带来的伤痛加上金融危机的打击让中低收入层的痛苦加剧。对持续增加的移民和人种构成的变化,以及允许同性婚姻和堕胎等的社会变化感到愤怒的保守派白人阶层也不在少数。
但现有政权被统治阶层控制,听不到普通民众的声音。达到忍耐极限的中低收入阶层和白人阶层对主流派失去信心,为了寻求真正的变革而转向非主流派,这应该就是特朗普旋风的本质。
南华早报在特朗普统治下,美国将接受中国的崛起
——只要中国不挑战现状
美国到目前为止仍是全球领先的军事力量。我们是唯一能够进行足以威慑敌人、决定战争并平定整个地区的力量投射的国家。我们或许会在决定何处该参与、如何参与时更加谨慎,但我们不会变成孤立主义者。美国认为自己支撑着亚洲力量均衡,并且很可能仍坚决保护其盟国不受中国的过度扩张影响。上世纪的经历告诉我们,不受遏制的扩张主义和侵略只会引起更多恶劣行为。我们不会重复这个错误。中国应该意识到,我们在亚洲的迅速反应能力并不是受到领土野心驱动。
我们明白,中国渴望改革全球性机构,以反映其在全球经济和全球安全体系中越来越多的足迹。改变国际机构需要时间,但我们看到改变确实发生了,最近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在杭州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也可被视为中国的领导角色获得认可的另一个例子。
6、特朗普当选是社会底层的革命,还是身份政治的失败
全球化让中间层白人下降到社会底层,人数多,是他们顷巧支持特朗普胜选。
近十多年,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没能给中间阶层白人带来好处,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日益明显,主要的特征是美国社会中原来的主流人群,即白人中间阶层出现了被边缘化的倾向。随着各种结构性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原来在制造业发展起来的所谓中间阶层利益受到了损失。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曾经引以为傲的,代表了“美国梦”并吸引了世慧乎改界目光的美国中间阶层陨落了,被大大地边缘化了。这是后现代美国社会乃至西方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特朗普在大选中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过反复的、震撼人心的宣传。
特朗普是大老板,干实业,他和多数利益相同。他激烈地抨击华尔街,他本人不是一个金融大鳄。他想振兴的还是美国的产业包括工商业,他对经济全球化、金融化持不同看法,他要做出某种纠正。
特朗普很懂得美国原有社会主流被边缘化的现实,很懂得适应和借助新的社会情绪。支持特朗普的重要社会群体是那些所谓的“愤前判怒选民”——欧洲裔的工人、中老年男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们。
支持特朗普的力量更多来自原来的社会主流,更多是被边缘化的白人群体。他们被全球化、金融化浪潮冲击,被大量的外来移民、大量的外来商品冲击。虽然他们从标准意义上并不属于贫困阶层,不是社会底层,但是他们被边缘化后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挫折感和对抗情绪,他们反抗趋势,反抗权威,反抗上层,反抗1%,抵制全球化,抵制金融化。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代言了这样一种社会情绪及其背后的利益群体。这也可以算作是社会底层层的革命。
7、如何正确看待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赢得美国大选
希拉里在此次大选中,代表了“维稳”,代表了美国既得利益群体利益,希拉里和美国历来的政界人士一样,都是典型的政客,都是美国精英阶层的代表;相反,特朗普持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有着不一样的面貌,代表了“变革”。而自从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大的美国普通民众生活质量普遍下降或者没什么提升,比起当世界警察或者维持霸权他们更想要工作和薪资。“邮件门”事件上希拉里的百般抵赖则彻底凸显了她虚伪政客的本质,而美国普通民众早就厌倦了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美国政客们一成不变的嘴脸。所以在对现实不甚满意的底层民众之间,特朗普支持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大选这种事上,广大底层民众的选票显然更多。
另外,特朗普的胜出暗合当前遍布全球的反全球化、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思潮。政治上而言,美式民主走到今天,日益变异为选举政治、金钱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所谓的民意代表事实上仅为支持自己、为其提供竞选经费的利益集团服务。如果说2016年共和党右翼与民主党左翼有任何共识的话,那么就是草根已经不能再忍受精英、建制派对政治的操弄,美国需要货真价实的“政治变革”。
8、如何评价特朗普当选?
特朗普当选至今没有查出疵漏,希拉里也认输。说明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合法了。为什么久议不休呢?几乎没有人不为”选与愿为”的预测沮丧。
这才解释叠加,滔滔不绝。
有讲实话的吗?也许有,我没读到。读到的全在指责中国。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为FT中文网撰稿,把特朗普事件比为1966的文革。
有个学位,笔下就生花。扯东粘西总能冲伏发表,自然也代表一方高见。
我也可以把特朗普比作邓式的改革开放。特朗普百日维新的方针与邓小平南巡讲话有啥不同?
最靠谱的是马老先师的“国十条”。
一切民粹主义宣言都与特朗普相似。不油然令人想起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回忆录中对南美的感言。他说,南美因受民粹主义影响,至今无法与美联储一条心,所以才“拉美危机”。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评议南美经济说,固定汇率是“拉美陷阱”。
他们的政经分析都进入了货币理论工具的框架中去了。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本国货币为本的帝国主义。
特朗普的竟选纲领就立于美元为本的民粹主义之上。激起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
任何大国沙文主义都会胜选本国政治。因为它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尤其对群集运动,几乎具有宗教性的号召力。
1966年如此。1980年如此。1990年更是如此。大国沙文主义摧毁了柏林墙和克林姆林宫的世界权柄。中国则重建了邓小平的威望。
什么威望?美元为本的信仰。
2006年中国高储蓄了3万亿美元,开始叫板美国,升值人民币。格林斯潘疏于计算和对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以为它真的会给人民分享红利。结果发生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如何解释世界格局的新常态?
奥巴马认为必须增加福利救援美国。并末能阻止人民币的长驱直入。2015年,人民币被纳入SDR,美国的TPP受挫。南海上突然凸出了一些戏剧台具式的战斗基地,中俄破天荒地在红场和南海军演,用核武威慑美国同盟国的安全。这是1990年事变之后的新冷战誓师大会。
美国自1971年请中国入世之后,第一次嗅到了4万亿美元被中国掌控后的威胁。人民质疑奥巴马领取和平奖是否对美国安全有用。英国带头反对欧盟的浪漫主义,演出了一场脱欧公投,警告西方世界不能对军国主义的放纵。
共和党在连续败于民主党的福利收买之后,选用了一向直言不讳的商人特朗普挑战前第一夫人希拉里。
一位寻常建筑包工头与皇亲国戚争位。赌局的押注差前所没有。庄家的预谋宣染无以复加。正如赌马疯狂一样。结局很正常。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的是“瘸马获胜”。
猜错了马赛没什么关系,解释误判就七嘴八舌了。其中,丁学良的唯物史观分析法最不靠谱。用历史上的一个类似的事件对比,往往把分歧引到错误的路线上去。例如1966年中国文革就不能解释特朗普当选。相似之处是民选,不同之处是金融系统,中美之间的汇率,由美联储操控。所以,中美模式只能用货币理论工具解释。
唯物史观过时了。
至于什么叫唯物史观?马克思规定为阶级斗争。那就是1966年的文革。什晌橡么叫货散谨携币理论?那就是特朗普的征税工具。
特朗普治国用征税调节各种关系,属于美国现代化数字管理的新方法。与邓小平理论不谋而合。中美携手管理世界,不再唯物史观。
如何评价特朗普当选呢?邓小平理论大放光芒。黑猫白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
9、美国顶尖政治学者告诉你为什么美国要完?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希拉里精英捕获与否决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译注)
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弗朗西斯·福山不平等与阶级不满
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译注)
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
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奥巴马整饬现状
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解放广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译注。)
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
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
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
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
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
克林顿民主在复仇
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译注)
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10、如果特朗普取胜,会对世界有什么影响
美国总统选举成绩9日出炉,一路不被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其大选获胜的震荡波继续在全球范围回荡。竞选期间以“大嘴”著称他,入主白宫后一旦当真实施和推行当初竞选承诺,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以至于世界格局会有哪些实际改变呢?英国BBC中文网9日刊文,通过回顾特朗普竞选的一些主要演讲内容,总结出五大变化可能。
美国与世界各国商贸关系或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如果特朗普当真兑现他的修改自由贸易政策承诺,那么未来数十年,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商贸关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威胁要单方面取消一系列现行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方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他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造成大量美国人失业”。
他还表示希望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大幅增加进口货物关税,甚至威胁要给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的商品增加35%至45%的特别惩罚性关税,以阻止美国公司将就业机会带到上述两国。
晌丛 或打击全球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
特朗普多次表示希望“废弃”2015年有195个国家签署的巴黎气候变化条约。他还称美国政府将停止向联合国交纳全球变暖项目款项。
专家指出,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单方面“废弃”巴黎气候条约,但是如果美国退出条约,那么将对防止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造成沉重打击。
此外,他还呼吁鼓励美国公司更大规模地开采化石燃料,以及批准已经被奥巴马政府否决的美加大型输油管道项目。
关闭边界是否终究会践行?
特朗普竞选期间最出名的宣言恐怕要算沿着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线上修建一座巨大的隔离墙,并会要求墨西哥政府拨出筑墙款项。
他表示会将滞留美国境内的1100万“黑移民”驱逐出境。他甚至还说过,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上述政策,他竞选后期讲话口气有些缓和,因此最终推出何样政策还不清楚。
与北约盟国的关系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还多次大骂北约是个由一群“忘恩负义”盟国组成的过时的组织。他指责北约盟国多数都在卡美国的油。
特朗普说过,美国已经没钱继续“无偿”地为欧亚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他说,如果北约盟友不出钱,美国就可以撤走保护。
他甚至还说过,这个二战之后保持了欧洲和平60年的组织已经“过时”。
美俄关系
特朗普一直表示,他有信心可以缓和美国与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还形容普京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不过,除了明确表示希望与俄国携手打击所谓伊斯兰国势力之外,特朗普迄今为止尚未拿出任何具体的改善美俄关系的计划。
特朗普宣布获胜后,首先收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祝贺:“我想祝贺美国人民完成了选举周期…宴纯樱…我们听到美国总统候选人选前发表希望恢复俄美关系的声明……俄罗斯准备尽全力,将俄美关系恢复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英国《卫报》称,普京开启缓和对美关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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