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世界大同”？
“世界大同”为国际政治术语，主要指人类对社会的一种理想理念。
“大同”一词古代常指：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不战不乱、无贼无匪的社会。
现在“世界大同”一词泛指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融合大同，全人类高度互助共荣的社会形态。也称“地球村”。
大体步骤 时至今日，网络信息经济一体化时代，全球大同大体可行下列步骤：
知识大同——信息爆炸一日万章；学无止境学无国界；知识 信息 科技 先行大同；
网络大同——全球互联网时代，任何地区 从理论上讲 都是 网中一格，互联互通；
通信大同——网络通信、可视电话 使 全球 任意 两点 或 多点通信 近似于面谈；
语言大同——网络大同通信大同 促进英语汉语 世界语 大同语 国际语 融合大同；
文化大同——网络通信语言大同 促进各国各族文化 交流沟通取长补短 融会贯通；
经济大同——网络通信语言文化大同 的 同时，经济 全球化 大势所趋 势不可挡；
政治大同——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大同 将 促使 政治体制 大同化改革；
军事大同——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政治大同 将促使 全球军力 协同 抗灾 抗外星；
法律大同——人人生而平等，法律一视同仁，天下熙熙，皆 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也！
宗教大同——宗教没有大矛盾
综合大同——纵横交错，任重道远，敬请 人人合力互动 今生来世共促大同。
参考资料：网络-世界大同2、你认为大同世界思想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进程中还有没有价值
恩，有价值，很有价值！
康有为带着强烈的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精神出现在他的那个时代，他的踌躇满志正是时代和治下人民的氛围和心态。他以一种危险的姿态试图变革，而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性格。众所周知，他自信而乐观。在萧公权审慎地讨论康有为人生最重要的事件戊戌变法中，是他的自负导致戊戌变法的成功变得更加渺茫，但也由于他的这种性格，致使变法成为了可能。
他的乐观，与其说是出自天性，不如说是来自儒家的宽容。他的自信，或者说他的自命不凡，也许还是由传统儒家潜移默化培育出来的。
但康有为的信心，并不能给他的奋斗理想注入多大的生命力。他的理论确实够“现代”，可现实却没有同他的理论一起向前跨进。无论是哲学整合，经济改革，还是改革行政，重整行政效能与民主，都没有按照他的价值愿望建立和开展。他的那个“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一百四十七页）作为改革的中心目标的尝试，同样地淹没在那个时代无数的或精神，或军事，或生活的运动里。而康有为，和研究他的作者萧公权，甚至读者，则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作品《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里思考。
就儒家本身的特点和发展上，其宗教性的面目是复杂而多元的。就中华传统文化上的特点和发展看，更是复杂而广阔。但康有为“像他的反对者一样，错误地把儒教（仅指道德而言）等同整个中国文明，忽视非儒家的学说。”（四百四十九页）另一方面，任何一代儒学学人，无不是对儒家分作若干概念，而且很明显地会受到其中一支影响，从而不同程度地摒弃其他分支学说。公羊派学说立论对康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可以看出，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康的信念就不那么开放了。康总是避免乃至无视同时代人的影响，也是源于这种信念。他的自负，所受的教育理所当然地认为，除心目中的圣人外，不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和观点能够引导自己。
也许是康最重要的著述———《大同书》，有关成书的年代，世人一直都对此纠缠不清。这大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制造出来的暧昧混乱。有趣的是，在很长时间甚至生命结束时，康有为对《大同书》的出版和宣扬，都一直有所保留。他可能觉得，书的面世会引起轰动以至混乱的危险后果。“他告诉他的学生们，社会结构不同理论的宣扬和实践应配合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三十四到三十五页）
康有为的深谋远虑跨跃时代，他的大同理想也是超越现实的。他的乌托邦式的建构，因远离现实世界而成为空想。他也深信，“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能建筑在旧废墟之上的。”（四百四十九页）毕竟，任何一个新世界的出现，是因其持续性，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徐徐展开。这或许不用完全依赖过去，但实则难以凭空超越过去和现实。某种程度上，他的大同新世界没有考虑到可能预见的现实和未来，他把现实与理想分开，理想变成空想，考验他的则只有困境与不可能了。他也曾看到当时的政治生活，而他所设计的道路，也不可谓是不正确的观察。但他高估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能力，没有基础的民主，他的变革手段或者工具，是不可靠，也是难有效果的。———这种超越现存范畴的矛盾，萧公权把它分作两个层次讨论。
一九二七年，这个时代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儒家集大成者病亡，这不仅是上世纪中国思想史重要一部分的结束，同时，大同思想的希望也暂时消失得无形无踪。通往那大同之路的大同世界主人，或许只在历史学人的艺术纺织过程中才出现；或许在若干时段后，在果真“美丽大同新世界里”，得到不朽。
3、怎样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天下”观念
天下大同，原是古代儒家宣扬的“人人为公”的理想社会，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思想底框。天下大同是孔子的理想，他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华民族应该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孔子也是世界华人的精神寄托和灵魂家园。孔子是华人文化的同根同祖同源。“大同 ”是“仁”的最终归途。
天下
1.古时多指中国范围内的全部土地；全国。
2.指全世界。
大同
大同[1] 是中国古代思想，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征即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这种状态称为“世界大同”，此种世界又称“大同世界”。现代又加入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融合的思想。 尽管大同思想为中国思想，但西方的乌托邦，以及现代的共产主义、地球村这些思想也与大同在许多地方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发展过程大同概念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章，通常简称“礼运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上段解释：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人们）憎恶财货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而要去收贮它），却不是为了独自享用；（也）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总要不为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最高境界
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这是天道精神的体现。《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近代康有为《大同书》也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大同思想
编辑
一.历史背景
“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中国的乌托邦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诗经》中的《硕鼠》篇（产生于公元前 611年以前），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呼声。《硕鼠》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关于大同空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
春秋末到秦汉之际
春秋末到秦汉之际的大同思想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新制度产生的分娩阵痛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这一时期大同思想的三种主要类型。
农家
“并耕而食”的理想人人劳动，没有剥削；社会生产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但存在若干独立的手工业，并进行着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交换按等价原则进行，没有商业欺诈；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不存在专业的脑力劳动者，连君主也和人民“并耕而食”。农家的这种理想，实质上是农民小生产者对自己落后的经济地位的理想化。
道家
“小国寡民”的理想人类分成许多互相隔绝的“小国”，每一个小国的人民都从事着极端落后的农业生产以维持生存，废弃文字，尽量不使用工具，人人满足于简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进；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即使对“鸡犬相闻”的“邻国”（实际上是邻村），也“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车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的幻想。
儒家
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礼记·礼运》），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更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诱人的力量。因此，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礼记》的《礼运》篇中提出来的。《礼运》篇大概产生于秦汉之际或汉初，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帝国，正在雄心勃勃地为巩固封建政权，发展封建主义经济基础而斗争，于是，它的某些思想代表人物就设计出大同这种理想社会方案，为自己的事业描绘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景。
[《礼记·礼运》(清嘉庆十一年刻本)]《礼记·礼运》(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奠定
上述三种类型的大同理想，奠定了后代大同思想的发展基础，后代出现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大同类型，基本上都是属于农家类型的；一切在王朝更替、农民战争中受到损害，企图用“避世”来寻求解脱的人，都憧憬着道家类型的理想境界；而儒家的大同理想，则往往为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
西汉以后
封建时代的大同思想西汉中叶以后至清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一直停留在封建主义阶段，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因而儒家大同类型的理想，未再出现新的模式。农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主要通过组织农民起义的宗教团体的某些生活制度体现出来，东汉末期张鲁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典型。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则在东晋陶渊明(365/372/376～427)的《桃花源记》中形成了新的、最有影响的典型。
五斗米教张鲁据有汉中后，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行人无偿取用。对部众的管理强调用说服教育方式，对犯法的人也首先教育，宽恕三次不改而后处罚。
《桃花源记》陶渊明在文中幻想出一处同现实世界隔绝的人间乐土──桃源洞，那里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人们永远处于和平、宁静和温饱的环境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对外部世界几百年来的王朝废兴、社会动乱都一无所闻，自秦末进洞以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在中国大同思想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此后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现实社会的苦难的人普遍地憧憬着“世外桃源”，它成了人间乐土的同义语。
中国近代的大同思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
在中国近代，农家类型和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仍有所表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章太炎(1869～1936)的《五无论》分别是二者的典型。但是，在中国近代的大同理想中占主要地位的却是儒家的大同类型，它被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两种大同理想。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康有为写了《大同书》，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国界消灭,全世界统一于一个“公政府”之下，没有战急。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没有贵贱等级。男女完全平等，家庭已消灭，不存在父权、夫权压迫。
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继续存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压迫、贫富分化、危机、失业等现象有所批评，但他们的大同理想基本上都还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化。康有为的现实主张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而对自己的大同理想不愿立即实行，主张经过缓慢的改良在遥远的未来使“君衔……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大同书》）。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则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付诸实施，要求“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选集》）。
二.大同思想的价值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如何“化”和向何方向“化”都直接涉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例如，全球化是统一于单一的西方模式，还是各种文化和文明的相互融合，求同存异？全球化是用军事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霸权征服世界，还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共谋发展？全球化对我们每个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和习惯做法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回答。
中国是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十分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其中包括对当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最早追寻与赋予。当然，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两点：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部分思想原先是特指内地和边疆、中原与边区、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原则。
二是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无论从内涵还是到外延，都远比昔日中国传统文化所涉及的本质内涵要广泛丰富得多，但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当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思想，依然是人类文明的魂宝。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涉及全球化本质内容的精华，对于推动当今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对全球化本质内容究竟有哪些蕴含，我们应特别关注并批判地汲取哪些有益的东西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观念和原则：
第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赋予。2500多年前春秋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所谓大同，就是指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老子则设计了一幅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所谓理想社会蓝图。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对远古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和追恋。但这种大同思想对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宋康与之虚构了一个与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式社会景象。直到近代，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又不同程度地与西方传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纲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著《大同书》，提出破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实现 “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主，亦无民选之总统”的“大同之世”。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五大种族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中华民族不仅是胸怀远大理想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执著理想、为理想献身的民族。东汉末年五斗道首领张鲁在汉中立“义舍”、置“义米”、“义肉”，过路者量腹取食。南宋初钟相起义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几乎历次农民起义都把贵贱平等、上下同一当作自己的旗帜，并为大同理想的实现进行了不掘不挠的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浸润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它和产生于古希腊斯多噶学派中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并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第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优秀传统伦理美德，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大同之道而铺就的对外关系的基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对外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尚无近代意义上的中外关系而言，但其有关静下、仁和的思想都是十分宝贵的。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这就是说大国尤其应谦下。大国象居于江河的下流那样谦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人类就容易和平相处。这是最早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胚芽。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则体现了他的“仁政”理论。
文化中的“天下大同”
1990年12月，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在东京召开“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为费孝通80华诞贺寿。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费老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是指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自有一套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的民族看来不一定美，甚至会觉得丑恶。然而，民族接触的初期还常常发生强迫别的民族改变他们原有的价值标准来迁就自己的情形，能容忍“各美其美”是一大进步。只有在民族间平等地往来频繁之后，人们才开始发现别的民族觉得美的东西自己也觉得美。这就是“美人之美”。这是高一级的境界，是超脱了自己生活方式之后才能得到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升华极其重要。再升华一步就是“美美与共”。不仅能容忍不同价值标准的存在，进而能赞赏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离开建立共同的价值就不远了。的确，“美美与共”是不同标准融合的结果，那不就达到了我们古代人所向往的“天下大同”了么？正如费老所言，这是可以联系到今后世界人类学怎样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问题。
4、你认为大同思想在当今全球化社会进程中还有何价值?
大同思想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理想社会的政治设计。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具有历久不衰的无限魅力，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用以激励自己和群众谋求改造社会的远大目标。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大同理想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开始同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大同理想的新模式。各阶级的革命思想家在保留大同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近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未来社会的构想和方案,这些构想和方案与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把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近代实现大同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人。他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思考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构想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并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具体探讨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具体途径，从而将近代关于社会理想的探讨推进到一个科学的历史阶段。
一
李大钊的大同思想的产生既以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为历史前提，又离不开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影响。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理想目标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见当时他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仍缺乏清楚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发生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方向。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已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而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真理，这时中国大地兴起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他们自然地把传统的“大同”、“均平”思想与近代的社会主义联通在一起，并认为“大同”、“均平”就是社会主义。李大钊正是在这种时代思想氛围中，把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用“大同”这一民族语言概念来认识、理解与表述共产主义。李大钊如报晓的雄鸡，猛然看到“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指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就是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只能迎，不可拒的世界历史趋势。他希望用这盗来的火种，点燃改造中国社会的燎原烈火，鼓舞他的已经一变为新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
同时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初步传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清末民初中国的留日学生已大量译介了日文的社会主义著作，其中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也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众多留日学生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幸德秋水、福井准造和村井知至等人的著作不仅集中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而且观点鲜明，包含了较深的哲理。李大钊在留日期间不仅听过他们讲授的关于社会主义内容的课程，而且还阅读了他们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最初的接触并且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把创造历史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认为在西方，“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先声，遂皆发于工人之口。罔不胚酿于劳动阶级之运动。最近俄国大革命之发端，亦以面包问题为武器，工人团体为先锋”，[①]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确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对“大……主义”的胜利，即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劳工阶级”应自觉承担建设理想社会的责任，从而找到了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阶级力量。同时李大钊以积极姿态热情地宣传唯物史观，超越了进化论的范畴，实现了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换。起初他在进化论的引导下将历史的动因归之于精神，归之于民众的意志即民彝；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则把历史的动因归之于物质，归之于劳动生产。他指出“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彻底转变。李大钊在深入考察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之后，已开始对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有效性表示质疑，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点有所批评。“五四”以后，他迅速地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桎梏和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局限，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顺利地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他的社会理想也由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大同思潮的勃兴对李大钊的社会理想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中国大同思想是延绵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之一，对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古已有之。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先进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上下求索，无不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转化现实的过程。作为近代中国重提大同理想的第一人，洪秀全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均田免粮”等革命要求相结合，并借助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来阐发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他指出人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的活动来实现“太平天国”，主张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其大同社会。他的大同理想具有浓重的空想色彩，并且要在神学外衣庇护下消灭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贫富差别，因而无疑是一种空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计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即大同的发展路径，主张“破除九界”，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去私产之业，“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展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要求，终因其大同之世的乌托邦特征而导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③]孙中山再次倡导民众共同奋斗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来世界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伟大的思想。”[④]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的同时又吸取了近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理想。但他主张互助，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通过三民主义的实行可以使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仍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他们三人的大同理想虽具有空想的性质，却构成了李大钊大同理想的历史先导。李大钊作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一直以一种宽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批评去对待近代大同理想的思想资料，他将社会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束了几代先进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空想历史，使他的社会理想获得了科学形态，实现了近代大同理想由空想向科学的质的飞跃。
二
社会理想是主体对社会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对未来奋斗目标或憧憬的观念性的预见。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两者又是交互作用，因而对社会理想的探索也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化为现实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国近代的革命思想家总是把中国的革命理想同人类到大同之路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关于社会理想的各种构想、方案，也在保留大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着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在承继大同理想在中国近代的演进历程，又经历其在社会理想上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李大钊最终所构想成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
1、批判封建礼教和尊孔复辟思潮
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是西方近代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实质。李大钊的社会理想是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结合的社会，必然先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斗争，才能兴起实现大同团结的社会主义运动。从前的君主制度是由一个人专制压迫民众，决不能发展民众各自的个性而给予其自由，因此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先决条件。长期以来，封建礼教成为宣传“政教合一”的价值体系，君主专制则成为传统价值观的政治支柱，因而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礼教成为传统价值观的主流。李大钊对孔子学说与专制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孔子生于专制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孔子者，历代帝国专制君主之护符也。”[⑤]他指出封建礼教思想压榨人民，“盖今日吾国专制之政体虽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⑥]他坚决反对当时的尊孔复辟思想，特别强调自由与专制不两立，说“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⑦]可见，李大钊依然始终坚持个性自由是不容取消的，他坚决反对独裁专横和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对封建礼教与孔子学说的批判，有助于打破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和传统的价值观的束缚，实现真正的个性解放。
李大钊还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指出社会的表层构造是基于基础构造之上的。作为传统政治思想主流的封建礼教，其核心就是权威主义的价值原则，中国二千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即大家族制度是其社会物质基础。李大钊说“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的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⑧]孔子的学说作为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是有其经济上的客观基础的。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受到西方工业经济的冲击和压迫而发生动摇，因此孔子的学说和封建礼教也会必然走向崩颓粉碎。他用经济组织、经济关系的变动来说明道德乃至一切思想意识的变迁，科学彻底地批判了当时出现的尊孔复古的逆流，指出经济变动是历史动因，代表着专制社会道德的孔子学说的经济基础根本动摇了，维持其经济基础的政治权威必然会坍塌。
2、倡导“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结合
李大钊最早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比较完整地阐明了未来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结合的新组织。在他的《平民主义》中，他从社会发展规律来阐发“大同”：“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连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⑨]在他看来，个性解放是在走向大同世界的必要环节，而大同团结又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容纳并保护着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要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是近代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通则，而大同团结则是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才会遵循近代中西方社会的进化的共同轨道：先开始于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和民主斗争，后兴起社会主义的运动，实现科学的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既有个性自由又有大同团结的社会新秩序。也就是达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⑩]
李大钊从人类互助角度讲“大同”，他认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都是“以力统属的组织”；而现在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现在工人、农民、妇女及至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联合组织，这种联合会由国内发展到“世界的大联合”。“在此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11]这“大同景运”的特征，就是“都相爱助”，“依互助的精神”。他在给予“大同”以广泛的时代内容的同时，还指出“现在民众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势力”；“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官权阶级、资本阶级”。[12]他把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都划归于“大同景运”。可见在李大钊思想中这“大同景运”也是分阶段的，而且不管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最后都要进入“大同世界”。 李大钊还从人类大联合角度来论述“大同”，主张开展“大同团结的运动”，这种“大同团结”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组织”，组织一个“新联合”。而这种“新联合”应不断扩大，从中国扩大到全世界，“令全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13]
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秩序，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的结合必然涉及到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与当时众多思想家不同，李大钊鲜明指出，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社会是个人集成的群合，个人则是群合中的分子。因此他从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离的联系得出结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亦决非矛盾。”[14]他主张是“合理的个人主义”和“合理的社会主义”，即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相统一。他说：“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 ，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元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15]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个性是自由的，社会又是有秩序的；但秩序不是刚性划一的规范，而是保有个性选择的自由度。李大钊提倡合理的个人主义是主张“秩序中的自由”；合理的社会主义则主张“自由间的秩序”。这一主张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者对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特别突破了一般社会主义者否定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因而李大钊重视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社会主义理论为重新认识和评价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3、实现个人独立自由和妇女解放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属于既接受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又高举人权旗帜，宣传个人独立自由的一代。他怀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又真诚执着地追求个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从实质上来说，基于天赋理性的独立自由的人格是李大钊理想社会中的理想国民性格。如果说社会主义与大同团结侧重于对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想，那么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则更多地是描绘一个自由独立人格的精神风貌。李大钊认为民国时期国人精神萎缩的原因在于缺乏对自我的追求。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几乎人人尽丧自其为我”，“我之既无，国于何有”。过去历代封建统治者打着孔孟之道的旗号推行灭绝个性、抑杀自我的愚民政策，辛亥革命后这种灭杀自我个性的罪恶在尊孔的名义下流行不衰。李大钊根据孔孟示人有我的言论指出“孔孟亦何尝责人以必牺牲其自我之权威，而低首下心甘为其傀儡也哉。”[16]面对这种“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的压迫人权状态，李大钊号召从坚持一己意志之自由，冲决网罗而卓自树立。他认为“近世文明之特质惟在解放，吾国以专制之余，凡其自体具有权威者，罔不遭君主之束缚，斯不独个人己也。”[17]他用“解放”来概括近代文明的基本特征或时代精神，预示着李大钊在个人理想方面对独立自由人格的重视。他认为二十世纪是解放的时代，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实质就是要求尊重个性，彻底废除统治与屈从的关系，使个性真正得到自由的发展。“各个性都有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18]大同景运无非是自由独立的人的大联合，因此李大钊的理想人格其实就是以个性解放为基础、以独立自由为特征的人格。他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纲常名教对个性的泯灭，号召人们实现一种平民化的的独立自由的人格。
在强调确立独立自由人格的同时，李大钊特别提出将妇女解放与一般社会解放运动相结合。他指出西方近代民主制度长期排斥妇女权利，它仍然不是真正的民主。他说道“现代欧美的Democracy，仍然不是真正的Democracy。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19]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重要内容，没有妇女解放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他还结合中国的社会状况阐述了中国妇女的女权运动，认为不仅社会各阶级的妇女需要联合，组成强有力的团体，而且还应该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同男子一起承担社会责任。妇女应当参加社会上各种公益团体组织，不断扩大妇女的影响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强调妇女解放同人权运动相结合，女子应当支持和参与男子进行的各种人权活动。在中国女子受压迫，男子同样受压迫。“不独男子对女子专制，就是男子对男子，亦是互为专制。”[20]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决定着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同一般社会解放运动相结合。他还找到了妇女解放的彻底解决办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21]可见独立自由的人格是组成大同理想社会的基本要素，只有具有自由的人格的平民才能主动与人民群众结合为一，自觉担负起社会历史赋予的责任，才能创造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
三
李大钊将大同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以后，他就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探讨了社会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具体途径。其中既涉及到人类走向大同理想的一般道路，又有对中国革命与历史逻辑的特殊途径初步探索。他明确指出应当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预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2]可见，唯物史观不仅构成了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历史基础，而且为实现这一理想找到了现实的途径——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革命。他强调指出，大同世界是一个消灭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但在人类迈向大同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只有通过严重的阶级斗争，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实现世界的大同。
李大钊强调大同理想的实现不仅要依靠阶级斗争，还需要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解释说：“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统治（Bourgeis oligarchy）。”[23]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社会迈向世界大同的必经阶段，是“一个政治的过渡期”。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经过，就真正进入“工人政治”的实现阶段，即进入体现着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结合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改造”的原则，即用阶级斗争来改造社会经济组织，又要提倡人道主义来改造人的精神。在他看来，这种的“改造”本身又表现为一个“解放”的过程，这种“解放”决不是统治者的恩赐，而是劳动者自求解放的结果。因此让群众自觉地参加解放事业，“自己解放自己”，最终建立一个既实现个性自由又能确保社会团结的大同世界。
在分析实现人类大同的一般道路的基础之上，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当时政治经济情况作了初步研究，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然趋势，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强调：“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24]因而应给予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充分的关注和研究。针对中国近代的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必须诉诸于社会革命的“根本解决”，这一根本解决以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动为内涵，而其实现方式是阶级斗争或社会革命。他指出中国近代的革命首先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国内武人军阀”，革命的任务“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他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运动中的领导因素，并且强调农民应当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发动农民群众去实现社会革命，近而实现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大同理想。
总之，较之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李大钊的关于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社会理想，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提问，实现了近代大同理想由空想向科学的质的飞跃。同时李大钊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对大同理想向现实转化的具体途径初步探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了毛泽东提出的人类到大同之路的理论前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
5、孔子的大同思想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对我国的历代王朝和社会起到了非常肾炎的影响，甚至于远在海外的美国、欧洲等国家，都有孔庙的存在，可以说，孔子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的大同思想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孔子的大同思想是后世国人追求中理想社会的一个缩影。
在现如今的世界之中，我们都在倡导“全球化发展”，这其实就是大同思想在现今社会的含义。这也涉及到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大同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之中涉及到到全球化本质的内涵之中最早的赋予和追寻。全球化是指单一的同意还是求同存异？是用强大的军事或者经济来征服世界，还是谋求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平等对待？这些问题都是全球化所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大同思想在几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的问题。
大同思想是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政治思想，同时也是我们所知的高层次的理想社会的一种政治设计。它拥有了无限的魅力，使得很多的文人志士为了这个思想而奋斗终身。在改革开放以来，大同思想更是融合了世界上的诸多思想浪潮，成为了一种新的大同思想。提出了更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同”，这一变革，可以称为“社会理想”。这是经历了大同思想在我国近代社会发展下所验证出的理想社会。
中国是世界上绝世文明的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拥有着十分丰厚的文化底蕴，现如今所说的全球化，正是以我国古代大同思想为基石而发展外延出来的，同时经过了千百年的沉淀与历史的洗刷，形成了适合我们现代社会的思想。
6、你认为大同思想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进程中还有没有价值
乐观的说，他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理想。
消除贫富，缩小差距，追求民主，拥有自由，铲除专制，消灭战争，实现和谐不都是它的内涵吗（就像共产主义）。它永远是我们追求的最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