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的两面性
所谓全球化，就是在现代条件下国家之间就像人群一样，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程度更加密切与复杂，这些关系体现在全球信息空间、世界资本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正在形成；体现在工艺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种族和宗教冲突及安全问题都趋于国际化等方面。
目前，学术界对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理解和内涵尚无统一的观点。
众所周知，在前苏联及其体系解体之后，多年来被“战胜”的资本主义在一片批判声中仍然存在，尽管它并没有克服原有的“自身缺点”和许多新问题。因此，由资本主义衍生出来的“全球化”曾被当作解决所有灾祸的灵丹妙药，被认为是保障所有国家和人民走向富裕、繁荣和社会民主的良方。
有人认为，现阶段全球化的粗放形式已明显地接近尾声，宽度方向的发展实际已经完成，开始进入深度发展的阶段。全球化正在向自身的强盛阶段过渡，“信息革命”成了主要的加速器。更广泛更综合的全球化问题已出现并与日俱增，许多问题的解决已不能靠单独的国家和地区性的国家联合，而要求全人类的共同力量。例如，环境保护问题，保证地球人口所需的粮食生产问题，寻找新能源问题，保护核武器时代人类的生存问题等。
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在发达国家深受欢迎，而在发展中国家却引起严重的担忧。据联合国估计，在1980～1993年期间约有15个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使15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在这段时间里有113个国家出现了经济不景气，约有16亿人口的收入下降。有些国际分析家断言：“如果现在的趋势一直维持下去，那么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将从不公正变为不人道。”全球化将加剧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社会的两极化。世界劳动组织第81次会议的报告中援引的数据表明，1960年时占全球20%的富裕人口占有的资源比另外20%最不发达地区人口占有的资源多29倍，而到1990年这个差距扩大为58倍。谁都不可否认，全球化的过程在刺激所谓新经济和新市场走向财富积累的同时，将加深富裕国家的繁荣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贫困之间的鸿沟。
同时，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在发达国家，全球化也使一些社会政治问题更加尖锐化。例如，发达国家内部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外转移，就严重地打击了本国的传统产业，导致许多企业倒闭和失业人员增长。
很明显，市场和信息空间的一体化、工业与财经的全球化肯定将是一个不平坦的过程，1997～1998年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就是全球化过程中的第一个危险信号。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所有部门都走向集中，其中一些垄断部门掌握的资本几乎相当（甚至超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例如，去年“爱立信-移动”联合企业的营业额（21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瑞典经济的总量（2280亿美元），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营业额则超过了丹麦的国民总产值。达沃斯经济论坛创始人和主席克拉乌斯·史瓦勃警告说，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应该“给大多数人民带来好处，而不仅仅是为大垄断企业和投资者带来好处”。国际货币基金主席指出，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已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英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拉格曼前不久在伦敦出版的著作《全球化的终结》中指出：“全球化思想的内涵本身不准确——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自由贸易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实际情况是，生产和分配都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全球化也只是地区性的现象，而非全球性的。”他认为，今天不可能找到确切证据来证明存在着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相反，跨国公司的国际商务活动主要集中在某些国家。大多数关于全球化的论点有两个错误：一是研究后工业化世界多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有误，他们假设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必然触及到所有其他国家；二是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的概念尚无严格的定义，这是一个不小的原则性错误。按作者的意见，至少有三条理由说明所谓的全球化过程是没有意义的。第一，任何全球性的变化都是由当时最发达的经济体制引发的；第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变化都没有消除分隔世界经济和政治空间的壁垒，反而强化了这些壁垒，政治上的分歧使得经济上的壁垒更难克服；第三，所有这些看似客观的过程都贯穿着某种经济企图，所获得的最终结果都隐瞒了政治目的。所以，全球化是一种有助于形成“单极世界”的理念。
有些研究人员指出，评价全球化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还为时过早：所谓全球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全球经济，因为几乎还有一半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封闭经济”状态，它们既未涉及国际合作，又未实行国内的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
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已导致两种倾向：一是世界经济以美国为中心的力量被加强了，并为经济中心向政治中心转变创造条件；二是经济全球化越来越依赖于美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类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很明显，以上对全球化正反两方面的分析对于俄罗斯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谈到俄罗斯的优势领域——矿产资源（矿物原料基地）全球化问题时，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加速了矿业国家之间的竞争，可促进矿物原料的生产；又要看到全球化也对稳定本国矿产资源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世界金属产业大国加拿大为适应全球化过程制订了“加拿大政府关于矿物原料和金属方面的政策”，及时而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全球化引起的变化，强调了在贵金属、有色金属和其他有用矿产的储备和开采方面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理念。
2、什么是全球化全球经济化简单概括下越短越好?
不说全球经济化。
经济全球化的简单概括是:经济资源的全球流动和优化利用。
3、郑伊健的粉丝大部分都在牢里，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这句话就是个调侃，这个梗应该也和当时郑伊健出演古惑仔陈浩南这个角色有关系，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尽管他只是电影和漫画中的一个角色！而且玩陈浩南对郑伊健，这是因为这个角色红，有多少人只是在想郑伊健会想陈浩南，提及陈浩南会想到郑伊健！说到香港电影，很多人会想到一部早期的电影，那就是《古惑仔》，及《古惑仔》梁亏没这不是一部电影，这是一个系列，在这个系列中，古惑仔兄弟是个非常经典的系列电影，就像陈小春郑伊健。
然而郑伊健这些年来，他们很少出现在观众面前古惑仔五兄弟之一陈小春但非常活跃，不仅与小小春一起参加了父子计划，带着妻子去综艺节目，但非常关注！但恰恰相反，同时《古惑仔》去红对郑伊健但这些年逐渐消失了，我好久没听到他的消息了！以及郑伊健对于它没有出现在屏幕上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古惑仔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鲜肉小精灵的时代，不红这是很自然的有一个；有人说,，郑伊健为什么不呢？红他因为玩乐而毁了自己的未来。
但这真的是事实吗？自然是不可能的，它被称为天赋王晶一旦说出了真正空磨的原因，郑伊健为什么不呢？红因为他有太多的乐趣，没有太多的电影和电视作品，及郑伊健我还说：一年拍一两部戏就够了，赚得钱能花多几年，不需要这么拼，只想安静做自己！所以郑伊健不是没有红橡纳但他不想红是的，如果你想的话红为什么不呢？红怎么了！
网友们都说,郑伊健我的大多数粉丝可能还在监狱里！郑伊健这叫做享受生活，做喜欢做的事，对钱来说还不错，你40岁就开始退休了，真羡慕！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想要生活，有些人想要幸福小春不郑伊健快乐地生活！郑太贪玩了，周围的人都说，为了打球，他半年不能回香港，所以他的经纪公司不得不雪藏他！
4、美国人常调侃“铁锈地带”，美国密尔沃基市算铁锈地带吗？
“铁锈地带”（Rust Belt）最初指的是美国东北部-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现可泛指工业衰退的地区。
一、形成原因
从定义上看，“铁锈地带”的形成与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有关，但实际上“铁锈地带”形成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样的，综合来看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一是产业结构的单一导致产业优势边际递减直至衰退。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蒸汽动力的使用标志——煤炭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能源，一些煤炭资源十分充足的城市和地区发展起来，如英国的伯明翰、美国的匹兹堡以及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等。在煤炭产业发展的推动下，炼焦行业、电力行业、钢铁行业甚至是化学工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后，这种以煤炭能源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在19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开始改变。内燃机的问世标志着原油开始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能源，煤炭以及煤炭支撑的重工业优势逐渐减弱，最终变成衰退行业。
2二是资源枯竭，区域环境持续恶化。
在这些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资源被过度开采，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枯竭。另外，在重工业的影响下，环境持续恶化，发展优先于环境的理念使得这些地区生态恶化的程度要远高于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和日常活动受到极大破坏，随着人口的迁出，这些地区逐渐丧失了发展的活力。
3三是传统发展模式阻碍创新以及技术更新。
“铁锈地带”一开始因为运用最先进的技术，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相应的生产力，最终整个工业区的大多数企业都采用了同样的技术，加工、制造以及销售集于一体。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呈现多样化格局，经济全球化引发了新的城市职能分工，产品设计、加工、制造以及销售的地域格局被打破，“铁锈地带”由于依赖于原有的发展而阻碍了自我转型的实现，最终使得整体技术逐渐老化，并走向衰退。
二、复兴的成功案例
上述“铁锈地带”基本是全球众多“铁锈地带”发展的缩影，但是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甚至是技术严重落后的情况下，这些城市和地区并没有放弃发展的机会，相反，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最终，有的城市和地区擦亮了“铁锈”，实现了复兴，也有的城市和地区转型失败，依旧“锈迹斑斑”。蓝裕文化工业旅游策划师认为成功案例值得借鉴，失败案例也值得反思，避免重蹈覆辙。从历史来看，蓝裕文化工业旅游设计师发现实现“铁锈地带”复兴的城市和地区包括德国鲁尔工业区、法国洛林区、英国伯明翰以及美国匹兹堡等，转型失败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底特律。
1德国鲁尔工业区：环境治理，推动新兴产业
鲁尔工业区曾是德国发展的“心脏”，工业增加值一度占据德国总量的40%左右，以煤炭采掘为基础，随着煤炭的综合运用，其炼焦、钢铁以及化工产业都得到发展。“二战”之前，丰富的煤炭资源带动了钢铁行业需求的快速增长，就业形势良好，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二战”期间，鲁尔工业区也为德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补给。但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济凋敝，鲁尔工业区萧条的景象随处可见，叠加前期过度开采，资源开始枯竭，单一结构的重工业弊端逐渐暴露。很多煤矿、钢厂开始倒闭，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鲁尔工业区开始了漫长的改革和转型之路：20世纪60年代，当地政府制定了《鲁尔发展纲要》，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对传统产业进行清理改造，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此外，还兴建了大批高校和科研机构，特别是1965年建立鲁尔大学、1968年建立多特蒙德大学，为地区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10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地政府加大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支持，逐步建立包括健康、生物、物流等在内的新兴产业。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地政府充分发挥鲁尔工业区不同行业的特点，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行业。例如，鲁尔区1989年提出“IBA计划”，将独立运作的博物馆、休闲、景观公园、购物旅游等地区进行统一开发，建成了覆盖整个鲁尔区的一条“工业遗产之路”的参观路线，使工业旅游成为鲁尔区的新经济增长点。
经过40年的转型调整，目前鲁尔地区已经成为德国环境优美、适宜居住的地区，也形成了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信息与通讯、纳米材料、医学技术及新能源、新材料和旅游等高科技产业。
2英国伯明翰：保留传统，构建多元化的产业体系
伯明翰是英国一座典型的矿业城市，18世纪至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原本就有制造业“家底”的伯明翰一举成为英国制造业的中心，迅速发展起庞大的冶金和机械制造工业，成为当时铁路机车、蒸汽机和船舶的制造中心，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享有“世界工厂”的名声。但是进入20世纪，煤炭资源的枯竭和经济形势的转变使得伯明翰昔日风光不再。“二战”期间，由于遭受了猛烈的轰炸，城市道路和工厂大量被破坏。“二战”后英国经济地位开始衰落，伯明翰经济进一步恶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其失业率达到25%，另外，重工业的发展也使城市深受环境污染和雾霾的影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伯明翰开始从重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对此当地政府制定了产业转型方案：一方面大力发展服务业，并提高服务业占整体国民经济的比重；另一方面深化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构建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在进行传统行业的改造升级中，没有对传统行业进行全盘否定，对于纺织、采矿等行业实施逐渐淘汰政策，集中财力发展食品加工、机电以及汽车制造等极具潜力的行业，同时还保留了历史悠久的行业，例如珠宝加工。
当地政府还不断对工业区进行改造升级，大力发展会展、金融、旅游、零售等服务产业，最终实现了向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目标。目前，伯明翰不仅是英国制造业的中心，也是世界知名的时尚新区，各类型国际工业、艺术展会频繁不断，服务业已然成为其支柱产业。
3美国匹兹堡：依靠高校带动经济
19世纪中期的匹兹堡是当之无愧的美国钢铁工业中心，同时也是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中心，被誉为美国的“钢都”。19世纪后期，美国加快西部开发，丰富的煤炭资源叠加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为匹兹堡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钢铁产业为中心的重工业给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另外，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使得需求开始下滑，匹兹堡钢铁产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而日本以及韩国钢铁行业的崛起进一步加剧了匹兹堡钢铁产能过剩。面对严重的供需不平衡，匹兹堡钢铁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城市陷入衰退。
匹兹堡城市的转型主要从环境治理入手。“二战”结束后，当地政府开始推动城市发展的“三次复兴计划”。第一次复兴计划始于“二战”之后，匹兹堡开始致力于环境治理，大量工厂开始外迁。第二次复兴计划始于20世纪70年代，匹兹堡开始重视文化以及社区建设，大量钢厂开始关闭裁员。但是美国经济的衰退使得钢铁企业继续受到冲击，不断高涨的失业潮使得政府开始转变治理策略，由原先的环境治理为主的政策转为实施地区经济多元化战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第三次复兴计划使得匹兹堡的经济基础转向教育、旅游和服务业，尤其是医疗和以机器人制造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
第三次复兴计划尤为关键，主要推动力就是教育资源的兴起。大学作为城市的东道主，欢迎各类型企业进入，并将其介绍给开发、研究、技术以及教育行业的其他企业。随着教育资源优势不断扩大，大学对城市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例如，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已成为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就业机会的最大提供者，雇员高达5万人，比钢铁工业鼎盛时期的雇员还要多。
时至今日，匹兹堡从一座钢城转变成一个高科技研发中心，尤其是在绿色技术、教育培训以及研发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权威性的经济刊物EIU把匹兹堡列为了“全美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三、复兴的失败案例
底特律的辉煌与汽车产业息息相关，凭借工业的发展，其形成了十分巨大的工业产能，叠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底特律人口迅速扩张，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汽车工业之都。“二战”期间底特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战”之后底特律的汽车工业从技术水平到设计水准均大幅度提高。20世纪60年代初，底特律进入全盛期，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但是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底特律的白人逐渐失去安全感，开始成批向城外迁移，商业和金融也开始大量撤出，资金不断外流，而石油危机也重创美国汽车工业，日本、欧洲等汽车制造商的崛起更对美国汽车制造业形成了威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重创底特律，通用、福特等企业跌入谷底，城市失业率达到18%，远高于全国水平。在改革过程中，当地政府过分依赖于汽车产业，认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底特律的城市结构、产业布局都是以汽车制造的需求为先导。这种单一的汽车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先行的模式，遇上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美国汽车业的全球化生产布局，最终导致底特律错失改革和转型的时机。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不仅引发了市场的持续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如何借鉴国外“锈带复兴”成败经验来振兴东北的讨论。但是东北地区的转型升级绝没有那么轻松和简单。东北三省人口过亿，面积两倍于法国，工业底子不差，农业堪比乌克兰，有齐备的产业链条。但是在东北地区发展的过程中，重工业比重过大，庞大的资产沉淀注定了东北地区经济的转型是痛苦而艰难的。“振兴东北”早在2004年就被提出，尽管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但东北地区经济迟迟没见起色。2016年提出到2020年，东北地区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再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全面振兴。
结合国外“锈带复兴”以及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蓝裕文化工业旅游设计师认为当前东北地区首先应该加大人才吸引力度，同时要以高校为平台，加大人才的培养，为经济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积极响应国家扩大内需的号召，加大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催生新供给、释放新需求。例如吉林通化市依托资源优势，用20年时间造出一个千亿级的医药健康产业，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道路”。最后，积极与发达省市对接，通过合作解决国企改革，盘活沉淀资产，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等目标。
5、如何看待全球化的经济？
经济全球化
一、含义
经济全球化又叫世界经济国际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的全球趋同化趋势。
二、实质
发达国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以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的过程。
三、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1）生产的掘李全球化，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2）市场的全球化，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3）资金的全球化，国际金融迅速发展，巨额资金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
4）科技开发和应用的全球化；
5）信息传播的全球化；
6）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呈现多元化格局。
四、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利剑
一方面，它为发展中国家提高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穗如，有利于吸收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有利于引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猜散启跨越；有利于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
另一方面，它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和风险，使发展中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竞争机会。
五、我国的对策
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切实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和壮大自己。
究竟何谓“全球化”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界定。经济学家多指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的一体化，指大公司的跨国经营、金融的国际化，相互依赖的加深。政治学家指的是国际干预的不断扩大，建立世界新格局的全球战略。文化学家多指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占领文化市场的世界现象。社会学家、未来学家更多关注的是全球性问题。
6、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看法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
与此同时，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全球化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由于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差距及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全球化的"红利"并未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公平分配。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都占据明显优势，掌握着制定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主导权，是全球化最积极的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通过参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虽可能获得一定的外资、市场、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加快经济发展，但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很大。九十年代特别是近几年，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挑战。最不发达国家经济每况愈下。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全球化趋势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亚洲金融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动荡，表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旧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课题。我们认为，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均有平等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权利，"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不能由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说了算。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在遏制全球化负面效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困难等方面负有更大责任。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同步发展，发达国家也难独善其身。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开放，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同时，通过加强经济合作，联合自强、共同发展，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使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能够向着有利于人类共同繁荣的方向演进。
7、文化消费全球化的趋势给中国带来哪些挑战
1．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努力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调整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都与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关联。经济全球比已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渗透、相互依托，联系越来越紧密。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各种负面影响，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经济就难于顺利发展，甚至可能陷入危机，而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保持经济的良性增长。通过不断地努力来建立一个在权利与义务平衡基础上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已成为推动全球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要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地发展，发达国家应以负责任的态度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面临的困难，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为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减免债务，并扭转对穷国援助下降的趋势，而不能只是片面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应在多边协作领域就金融、贸易和债务问题不断加强协调与合作。在涉及有关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的谈判中，要充分协调立场，共同提出一些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主张，增强在与发达国家谈判中的地位，以促使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步得到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面对现实，调整立场，“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努力推进国际经济环境的调整与改革。这样做符合世界各国的长远利益。 2．切实加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不断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 通过参与全球化壮大自己，这是改变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途径。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世界范围内正迅速进行。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如何抓住时机，充分利用不同发展阶段自己具有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提高竞争力，找到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准确位置是发展中国家顺利融人全球化潮流的关键。这里应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的国际分工对传统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现今，已不能仅仅从一些相对不变的有形因素，比如劳动力供应量、土地、其他自然资源状况来衡量一国的优势。而应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得那些依靠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生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经济落后和收入下降的处境，相反，那些成功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知识、技术方面差距的国家，则从技术进步中获益，使本国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因此，在新的国际分工条件下，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已成为顺利融人世界经济的重要环节。但这同时也表明，欠发达国家，如何在以巨大努力加速实现本国工业化的同时，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有效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面对这样双重的压力，重新审视过去的发展战略，进行必要的调整就显得十分重要。对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来说，显然这是十分艰难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它们仍应从本国现有条件出发，加快国内经济改革与调整，促进本国的市场发育和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由于农业、采矿业仍是这些国家的主导经济部门，因此，应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继续推动矿业生产，不断提高经济水平；在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引进外国投资和先进技术，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改变资源型出口的经济结构；不断扩大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同时加强与本地区及地区以外国家在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在当今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尤显重要。
第二，知识经济的到来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差别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开发人力资源，是保证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也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基本手段。目前，全球化的进程虽然没有促使整体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高层次管理人员和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大大增强。这一趋势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智力外流。这种“自由流动”使发达国家受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非洲这样的落后地区受损。自1990年以来，非洲每年流往发达国家的各类人才达2万人。目前，一方面非洲国家急需的人才十分短缺，聘用了约10万名外国专业技术人才在非洲工作，另一方面，有150多万非洲人才在发达国家工作。为此，积极创造良好的环境，采取各种措施留住本国的技术人才，阻止人才继续外流，也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另一难题。
8、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