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评价当代儒学复兴思潮
近年来，儒学和儒家文化受到了关注，学界乃至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儒学热。这里，笔者对有关儒学和儒家文化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辨析。
儒学在当代中国是否正在复兴？
关于儒学复兴问题，如果在20年前的中国，那简直是天方夜谭。1988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代著名新儒家杜维明就慨叹“儒门淡薄，花果飘零”，而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则提出了“儒学游魂”说，并获得广泛赞同。然而时隔20余年，一个儒学复兴运动已经在中国出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种儒学复兴主要有以下十大标志：1、儒学学术会议连绵不断，影响深远；2、儒学学会组织、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3、各种名目的儒学与国学讲堂、论坛风起云涌，蔚然成风；4、孔子学院遍布世界；5、民间修复孔庙、文庙，兴办孔子学堂、举行祭孔活动成为普遍现象；6、孔子与名儒铜像遍及各地；7、成人、儿童的读经活动普遍开展，童学馆、读经班、讲经会纷纷开张；8、大量儒学论文、专著、系列丛书、杂志期刊、电子报刊的出版，标志着儒学理论的普及与提升；9、1990年以来，各级政府开始对儒学研究课题、祭孔、弘道活动采取有限支持与参与的态度；10、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元素日益增多戚嫌。
当代中国的儒学复兴，是在经济发展全球化、中国经历几十年改革开放而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产生许多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与产业部门只关心GDP增长速度而忽视民生、安全、生态问题；重商主义泛滥导致欺诈横行、人性扭曲、道德滑坡。诸如沉溺于经济竞争而忽视道义、商德，学校教育中偏重科学知识教育而忽视道德人文教育，在价值导向上出现权力本位与官吏腐败、贪图享乐、不孝不敬等等问题，人们开始从根本价值观上去寻求解决之道，日益认识到提倡仁爱和谐价值观的儒家思想对于提升人们的道德人文素质、医治社会精神疾病的重要作用。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各界呈现出了对儒学的强烈需求，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儒学的新时期。另一方面，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扩大，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日益频繁，越来越显示出中华文明的生机与影响，儒家文化成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一种主要资源。我们从自身的发展中看到了儒家文化的不可或缺，我们也从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的热情探讨与尊重中（例如国外出现了汉学热，普遍欢迎孔子学院的建设与扩展）体会到本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光彩。这就是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
“现代新儒家”的困境和理论局限在哪里？
所谓“现代新儒家”，是由一批抱持传统文化本位主含仔清义立场而又具有现代经世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力图通过吸纳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以抗拒全盘反传统思潮的攻击、寻求中国现代化理想道路的思想流派。这个思想流派是在儒学受到全面批判处于“花果飘零”时期在中国曲折成长起来的。从思想发展的背景看，现代新儒学主要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兴起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实质上是全盘西化思潮）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文化回应”。这一思潮大体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奠基于张君劢、熊十力，系统化于牟宗三的“新心学”和冯友兰的“新理学”，而普及于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国际新儒学思潮。其主要思想代表是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钱穆等人也都可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现代新儒家做了许多理论创新工作，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熊十力、牟宗三和冯友兰。熊、牟二氏弟子众多，在台港形成一大学派，其理论臻于精密；冯友兰则是孤将独帅，虽有弟子而未成军立派，虽有理论而未臻精密。
然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和严重的理论缺陷：第一，谈前他们怀有过多的悲情意识，因此不能客观理性地评价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全面公正地认识与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的缺陷以及西方新学的精华。第二，他们试图纯粹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或转出原本没有或极其贫乏的资源（诸如民主政治、现代科学与知识论）的努力是事倍功半的，在理论上充满矛盾与困惑。第三，他们虽然有“援西入儒”的思考，但他们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根本精神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例如牟宗三提出“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命题，仅从外王的制度之用去理解西方民主价值观，就反映了其固守传统不求变道的思想局限。第四，他们具有强烈的道统观念和卫道意识，缺乏新时代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融摄多元文化的气度，因而在理论上表现为相当程度的主观独断性和排他性。至于冯友兰的“新理学”，更是一个粗糙而非精密的、矛盾而非一贯的理论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其人生遭遇了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因而干扰了他的“精神反思”，同时也由于冯氏在创建“新理学”过程中深受西方知识论和逻辑实证论的影响，过分注重了对理学概念的抽象分析而忽略了对儒学道德人文精神的阐发。因此，现代新儒学还只是应对型、精英型的，称不上是变革型、大众型的。当代新儒学的重建工作并不因为熊、牟、冯体系的完成而完结，而是任重道远，还须继续努力。
怎样看待儒家文化在21世纪的定位和发展前景？
整个20世纪，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看，是西方文化向东方侵略、扩张、强行推销西方价值观的时代，也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既反抗又学习、既拒斥又吸纳的时代。从世界整体形势看，20世纪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或曰西风压倒东风的世纪。然而，到世纪交替之际，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迟滞和社会弊端丛生，出现了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的迹象，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似乎预示着东方文化的再度繁荣。于是有人便提出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是中国与亚洲的世纪，是儒家文化占主导的世纪”，甚至还有“东风压倒西风”的乐观展望。这些说法过分夸大了中国和平发展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反映了一种封闭式的文化一元论思想倾向。
在我看来，21世纪的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文化竞争共存、互相融会而非统一于一元的格局。在这个基本格局中，随着中国与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实力的高速增长，儒家文化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将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但是必须看到，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影响的扩大并不都是同步前进的，在像中国这样在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进的地区，推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儒家文化仅仅是这股合力结构中的一股罢了。所以，我们应该给新世纪中的儒家文化以正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应当是：不为天下先，而只分一杯羹。即在世界多元文化结构中保持其道德人文主义的一元存在，而汇入于21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之中。
但是，传统儒学必须作出根本性的改造和重建，才能胜任新世纪的主流文化角色。儒学改造、重建的基本任务是：摈弃那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旧式伦理道德（如“三纲”伦理、父权主义、繁琐礼仪），对其价值观体系作出新的简择、诠释与重塑，着重阐扬“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并创造性地吸收非儒学传统中那些能为儒学精神所包容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如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念），走一条“中学新用，西学儒用”的文化重建道路。传统儒家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忠、信、和、敬”为常用大德的核心价值体系，既具有东方文化的特色，又可以接纳和融合西方文化中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从而发展出一套面向生活实践的新体新用新儒学。只有经过对传统儒学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重建，并且吸收非儒家文化的思想养料，儒学才有可能实现面向现代化、全球化的思想转型，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并立足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
2、谈谈儒家思想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步长制药
其利一：大一统
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诸子百家争鸣，是儒家最鲜明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孟子·梁惠王上》
到了汉朝，董仲舒对儒家的大一统思想进行进一步发挥，以其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并且随着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思想也逐步深入人心。
虽说中国在封建时代形成汉唐这样的大一统帝国，自有其天然的地缘因素。但历经两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们始终以“统一”为常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毕竟功不可没。
其利二：皇权之上，再无神权
在蛮荒未远、民智未开的时代，原生态的儒家就已经对鬼神抱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季路问粗旅衫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论语·先进》
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的观点，试图塑造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来约束君主的行为（当然也是为了对君权合法性的神化）。乃至此后每当天生异象或者发生自然灾害，都会被认为是上天对君主的警告，但也仅止于此。
毕竟儒家的“天”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和佛祖、基督、真主这种具象化、人格化的神明不同。相反，儒学以其世俗化的特性，天生反感这些具象化的神明。
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里，从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国家，从没有神权能凌驾于世俗皇权之上，儒学与有力焉。
想想现在西亚某些国家和地区吧，或者想象一下太平天国成功了……我们或许应该感谢儒家。
其利三：适应形势，孵化新生
在西学东渐、华夏文明圈被外部攻破前，儒学能够流传两千多年，是因为面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变化，它总能在彻底落伍衰亡前孵化出新的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不过是一块被高高供奉在上的牌位，在这块牌位底下，历代儒者结合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需求，不断给它注入新的成分（古今同理）——有进步的，有退步的，但绝不是停滞不前的——而其中进步的，就是儒学于国家发展之利。
前面讲过，面对统一帝国的新形势，董仲镇碧舒改造原始儒学时强化了“大一统”的概念，使其深入人心。
前面也讲了儒家对具象化神明的反感。南北朝以来佛学兴盛，面对这一局面，唐宋不少儒家都致力于反佛。韩愈以维护封建伦常来排佛，柳宗元更进一步，发展了董仲舒的“天人关系”来批判佛教的有岩腔神论，到了北宋张载，直接以朴素唯物辩证法从理论上驳斥了佛教的超自然唯心主义宇宙观。（插一句，佛教自有其积极向善的意义，但封建皇朝统治阶级的崇佛，对社会民生都造成伤害。所以韩、柳、张等儒者的排佛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还有，从周敦颐到朱熹，理学的发展一度僵化，沦为维护封建统治、束缚人民思想的有力工具。于是便有王阳明上承陆九渊，提出“致良知”来突破理学的“理欲”对立，为之后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带来曙光。
3、孔子的儒家学说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孔子思想更注重生活,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考 梁漱溟先生就东西文化的差异指出,欧洲从希腊时就关注认识宇宙万物的问题,而中国人关注的则是生活本身.孔子学问的基本点就是讲人生的道理,讲生活. 在我看来,孔子思想对于生活本身的重视,使得儒家思想能够流传两千多年,同时又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的更新中不断得到修正.显然,孔子思想的生活气质使中国人容易将其吸收并自然地贯彻在生活中.现在,尽管大多数人不一定阅读四书五经,但在生活中却潜移默化地保留了儒家的原则. 瓦尔特对孔子思想的肯定是值得赞赏的.但他认为孔子思想具有“普世性”,我并不同意.基督教文化强调普世价值,而孔子不关心普遍统一的概念,只关注现实生活.中西提出问题的模式不在同一个套路上. 西方人总是把人当作认知对象,试图从形而上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认识人,探索人在实际存在背后的“本质”,并把人分解剖析,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人的个体性.孔子讲人,看重的是世俗的生活,解决的是如何和谐有序、仁爱地生活在君王统治的社会中. -孔子的仁强调自身修养和爱人,有助于再建人类道德 瓦尔特看到了孔子学说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可借鉴之处. 的确,当人类进入21世纪时,大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汤一介教授指出,当我们面临“道德滑波、信仰危机、理想破灭”的趋势之时,重新肯定和发扬孔子的思想是有益处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友含子极力主张进行道德教育和伦理建设,克己复礼,实现和谐的社会生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有 105处谈到“仁”,集中体现了孔子如何做人的思想.孔子的“仁”主要强调自身的修身养性和对他人的爱.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显然,克己和复礼是不可分割的：既要严格修身,又要以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爱人”以“亲亲”为基础,即从爱自己的双亲出发.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人不但没有否定孔子及传统思好埋笑想,反而更加重视它们,同时也试图根据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来提升中国自己的文化. -孔子的“仁”兼顾亲和性和艰难性,有利于人们建立乐观的思想 孔子在谈“仁”时,既讲它的可行性,又讲它的艰难性.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关仁的简易可为性,冯友兰先生总结说：“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但人之为仁又很复杂.既要在现实生活中反复自省修身,又要在与人交往中自觉地恪守伦理原则；既要自然地顺着自己的内在性情去贯彻执行,又要严格以道德原则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时时处处衡量自己的言行.梁漱溟为此指出,“离了中,离开了恰合生命之理,此即所谓违仁也.”正因为这样,孔子感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实,孔子之后历代儒家在讲解和发展“仁”说上,都试图进一步把“仁”广涉到对天地万物的态度上.唐代的韩愈说：“博爱之为仁”,已经明确地把“仁”看作是对人和对万物的态度.到了宋代,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当人们期待以大家可以接受的“全球伦理”重建当代社会的时候,正确理解“仁”的贯彻的“两面性”(它既简易,却又艰难),将有利于树立人们的信心,有利于加强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 -孔子的“天”完全不同于“上帝”,是对规律的遵守和把握 在与人为善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性方面,《论语》和基督教的确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论语》所说的天和天命不同于基督教的天和上帝,更不包含基督教中所信仰的宗教教义.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之处,便在能把它们两者和合为一.”所以,儒家讲到“天”时,其重点是讲天人合一,而不是讲彼岸的、超脱人生现世的天国,更不是鼓励人信仰宗教. 《论语》所说的“天”,既不是西方人和基督教意义上的leCiel,也不是西方现代科学所指的天.基督教的天是彼液扒岸、超验的,它是人和大地万物的创造者,又掌管着人的来世归属；而现代科学所说的天是地球及其外的宇宙空间,是超乎于人的客观物质存在.而瓦尔特先生的观点和西方的人学观念相关,在西方,探讨人与神的关系,特别强调必须首先从宗教的角度探讨世界和人的起源,才能彻底认识人的本质,也由此把宗教当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瓦尔特：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学者的视角 孔子智慧照耀东西世界 两年前,为让法国人了解中国文明的概况,我写了《中国史略》,其中有这样一段：“即便20世纪的中国不断试图摒弃孔子,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孔子又常驻心间.他提倡忠孝礼义,因为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及宇宙的和谐.……无冕之王孔子,是对其人民的命运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而他的人民却往往最忽视他思想的深邃以及伦理的本原：那就是建立在经验与学习之上的责任与关怀.” 孔子是“真理的使者”.其学说集前代之精粹,用以教人成为“君子”.同时期,波斯人正聆听着索罗阿斯德的教诲；希腊人还处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希伯来人正在了解最初流传的预言故事；罗马正形成它即将延续千年、深刻影响着西方精神及风俗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就人类的认知而言,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未能超越的时代. 孔子对人类社会及个体的理解较之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更深刻 继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儒学,首先正是一种个体的伦理道德,它要求对己负责,关怀弱者,尊上,尤其是尊长.长者,自然比幼者更富经验,因而,也更为“审慎”.《论语》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儒学及其伦理道德怀有这样的使命,它要赋予每个人确保自己从天及道中得救的可能性；它显然拥有一套形而上学. -关于信望爱等美德,都存在于孔子学说中 对于我,一名身处拉丁文化,但又对中国如此好奇的天主教徒而言,把儒学当作一条使儒者接受基督天启的正道,等于将孔师的智慧置于人对世界感知的最高峰.仔细想想,这一判断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辜鸿铭引导我不断深入阅读孔师之说,主要是《论语》——这些“批评之言”,论及个人在社会及宇宙和谐中所负责任的方方面面.正如我看到的晏婴对孔子的评价是： “久而敬之.” 孔子所传递的信息是普遍性的.且听其中几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信、望、爱,对神的三种美德均在其中——孔子并未为其命名.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孔子拥有“心灵”,如同所有中国人一样,“心灵”是其智识的中枢.孔子与最有名的希腊哲人们同处一个时代——在他去世 10年之后,苏格拉底诞生；与他们相比,在对于宇宙、对于人类社会、对于每个个体的理解中,孔子占据了上风.实际上,他丰沛的情感使得他的慷慨宽厚更加接近于慈悲. -关于五德：仁在义前,忠诚为首,中西同理 在中国的传统中,权利并不存在,每个人只有对于他人的义务,义务意识只会偶尔缺失.中国传统上将五德中的仁爱置于平等、“义”之前.当我将目光投向我所处的拉丁文化,在西方文化之母罗马那里,我发现了在西方存在千年的秩序(我指的是基督教之前的秩序)也是与孔子同时期：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推翻了国王,宣布成立国家(称“共和国”,即众人之事务),那年,孔子42岁.罗马共和国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处于父亲即“男性家主”权威之下的家庭,其核心道德是忠诚：对于城邦——天然而非地理性的实体——的忠诚,这种忠诚凝聚了构成城市的罗马人民,正如凡有遵照汉族习俗的汉人生活之处便是中国.这种忠诚既是对其秩序心怀信任,也是对其所处之地忠心耿耿.人们在其中“遵照祖先习俗”；人们尊崇家神——“已故祖先的灵魂”,正如所有的中国家庭尊崇祖先一样. -关于五常：蕴含孔子对于“恒”和“天命”的理解 孔子谦虚而自尊,信赖历史与经验,这位纯经验主义者自称他什么都没有创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他并非因此就成为怀古者或反对现今之人. 孔子的言论暗含了五种关系：即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五德,即仁、义、礼、智、信,使这五种关系融洽和谐；五种关系与五种德行组成了“常”——一种必不可少之“纲常”.孔子超人乎?非也,人谓之“圣人”,一个赋予其绝对神圣性的词语.他是完人,懂得每时每刻都必须接受的“气”仍赖于天命. -中国批孔和学孔正是孔子对于人类道德能力限度认识的最好佐证 孔子眼中的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看到了其中的变与恒,同时也看到了人类行为——无论集体或个人行为——进步的极限,这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根源. 对孔子的研究带来了对于中国道德、中国社会学的反思,以及暗含对“天”的反思,儒家伦理要求“尊崇”它——支配人世的天.“五四”的革命者摒弃了儒家学说,批判它因循守旧和独断专行；在他们看来,这种墨守成规和独断专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侵袭着中国社会.鲁迅称“在旧时文明支配下的等级制度使人们互不相识”,这种文明支配是“人肉的筵宴”!他们把孔子与这种“支配”、这种“人吃人”联系了起来——大错特错!“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时代已变!不久前,《人民日报》报道：“假如孔子研究不再仅限于图书馆之中,它会让现代世界重获精神力量.” 还原孔子,他是中华之日月,孔子学说将对人类发展作出持续贡献 在孔子对天和天命的感知这方面,葛兰言作了精准的论述：“在孔子的个人思想中,宇宙秩序的观念既是一个中心概念,亦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它与一种特殊的宗教式信仰相对应.孔子有着尊崇天意的冲动,他相信天意支持着他教化世人的使命；相信他的心灵与天意相通.”葛兰言或许有些仓促地概括道：“弟子们并未继承孔子的信仰.” 因此,正是他们,使得理性主义的西方人将孔子学说视为一种厚古且纯粹流于表面的道德.人们由此忽视了这一点,即：对于寻求“中庸之道”的人而言,能够到达“中庸”的“道”是由“上天的行动”来决定的.孔子通过观察与学习达到了对世界的理性感知；但经验和谦恭使他不会利用这种感知来制定某种被视为通向崇高伟大、通向幸福的合理“体系”. -对孔子思想中的精神性应予还原 孔子认为,“君子”应促进世间的和谐.为此,他要行“仁”——“人类的德行,对他者的仁慈、自由、普遍且无私,人对上天之德的分享”. 这只是简单的道德吗?连被视为信奉无神论的当代中国都在其中觉察出一股“精神力量”.我们应将其所有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归还给儒学：道德上,它支配着与他人的关系；精神上,则支配着与宇宙的关系.智慧约束着孔子“窥探上天奥秘”的企图. 我们研究孔子,以了解是什么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精华.一直以来,中华文明仅强调义务、团结、习俗和礼教,而忽视了权利.这种权利源自儒家所禁止的思辩：法律是习俗和经验的产物,其原则和礼仪是由时间即经验所决定的.这种经验自身也在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有好也有坏.这是道德的教训?不,是历史的教训!看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是在历史中,记录下了要建设、或要经受的未来. -孔子思想的回归是中国人对中国之道的再认识 孔子在官方语言中的回归、在许多中国人的思想及情感中的回归,即为“道”——忠于自身的中国之道——这种灿烂的文明,在其最光“华”夺目的时刻,“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一旦它重新发现了 2500年以来一直指引它入“道”,授予其真性之人,它就会持续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论语》有云：“仲尼,日月也”；他,正是中华之“华”的源泉,只要借助他,这道“光华”就将“永恒”!这道“光华”就能超越国家的疆界,肩负启迪人类的神圣使命. 儒家弟子们在中国通向未来的征途中已经注意到了孔子学说,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一点,不断从外界接受启迪；在他们看来,这些启迪为的是国富民强,它们不仅来自于思辩哲学,也来自于技术、法律和其领域；而他们更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吸收它们,使它们适应中国!孔子思想的普遍性使儒家伦理得以让全世界的人们重新关注人的责任和尊严,这与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主张恰恰相反；相应地,儒家伦理会从全世界吸收最为丰富的启发,将它们中国化,再献给中国同胞.
4、郭沂的出版著作
《道哲学概要》，60千字，收入《开新——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中华价值 世界意义》 ，6千字，《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6日。
《回应道哲学》，12千字，《哲学动态》2012年第1期。
《当代儒学十家撮要》，19千字，《当代儒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儒学创新发展的两种毁蠢渣基本路径》，9千字，载《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道哲学——重建中国哲学纤悄的新尝试》 ，7千字，《人民政协报》2011年8月22日，《新华文摘》2011年第21期全文转载。
《作为儒家终极价值的“道”及其形成》，9千字，《国际儒学研究》第18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重建形上学的中国路径》，4千字，《档厅国学精华编》，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出版。
《世界文明转型与中华文明复兴》 ，《人民论坛》2011年1月（中）。
《道与人生》，9千字，载《聆听智者的声音——香山讲坛演讲录》，中华书局2010年11月版。
《当代儒学范式》，载《文津演讲录》之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儒学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和现代价值》，3千字，《浙江学刊》2010年第6期。
《儒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访谈），2.5千字，《人民政协报》2010年8月30日。
《重建形上学的中国路径》，4千字，《光明日报》2010年5月17日。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and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载《儒学的当代使命-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孔子>：银幕应该如何表现和传播孔子》，8千字，《电影艺术》2010年第2期。
《道与道统——儒家对人间秩序的探求》，21千字，载《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
《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下），25千字，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
《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上），27千字，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
Knowledge, Value andLife-World -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of Dao ,“Deutsches JahrbuchPhilosophie” (German Almanac of Philosophy),2009.
《思孟心性论及相关问题》，25千字，载《儒家思孟学派论集》，齐鲁书社2008年12月出版。
《人性与善恶——兼评孟荀的人性善恶论》，12千字，载《儒林》第四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当代儒学范式》，26千字，载《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六辑，九州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华教与儒道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千字，《人民政协报》2008年5月5日。
《儒学返本开新新运动即将展开》，4千字，《社会科学报》2008年3月12日。
《“天生德于予”别解》，2千字，载《东方道德研究》第九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Looking at Globalism fromthe Ancient Chinese Organicizing World，InternationalJournal of Decision Ethics, Spring 2008, published by Global ScholarlyPublication, New York.
《出土文献背景下的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之重构》，28千字，载《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07年6月出版。
《性自命出》对子思人性论的扬弃，简帛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
《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再思考》，17千字，《哲学动态》2007年第3期。
《“德”“欲”之际――中国人性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33千字，载《全球化时代的儒家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
《五经七典――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之重构》，10千字，《人民政协报》2006年12月18日、2007年1月15日连载。
《第三个儒学范式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见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编《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社会》，2007年版。
《以“五经七典”代“四书五经”》，20千字，《中国儒学年鉴》（2006），山东《中国儒学年鉴》社2006年版。
《新道论提要》，《国际儒学研究》第14辑，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从古代中国的天下一体化看当代全球化趋势》，11千字，《哲学动态》2006年第9期。
《德欲之争――早期儒家人性论的核心问题与发展脉络》，18千字《孔子研究》2005年第5期。
《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7千字，分期刊于《人民政协报》2005年4月4日、4月18日、5月16日；《新华文摘》2005年第15期全文转载。
《新儒学、新新儒学与四界哲学论》，10千字，《本体与诠释》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从“欲”到“德”――中国人性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12千字，《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转载。
《略说儒学的现代开展》，14千字，《东方论坛》2005年第1期。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青年报》2004年11月。
《帛书〈要〉篇考释》，32千字，《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
《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儒学复兴》，载《儒学与全球化》，齐鲁书社2004年版。
《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文史哲》2003年第6期。
《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10千字，《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
《〈淮南子·缪称训〉所见子思〈累德篇〉考》，17千字，《孔子研究》2003年第6期。
《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15千字，《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
《〈中庸〉·〈子思〉·〈子思子〉――子思书源流考》，7·5千字，载《郭店简与早期儒学》，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31千字，载《郭店简与早期儒学》，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五行〉考释》，40千字，《论衡丛刊》第二辑，巴蜀书社2002年8月版。
《〈五行〉考略》，6·5千字，载《古墓新知》，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不断深化和完善的本体诠释――早期道家宇宙论的演进》，23千字，《本体诠释学》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人文主义宗教与宗教人文主义――从中国早期宗教和人文主义传统看儒学的性质》，2·5千字，《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13千字，《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
《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史学的发展方向》，5千字，《光明日报》2002年7月16日。
《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11千字，美国美中文化研究所《美中社会和文化》2002年第1期。
《自由的本体诠释――兼论老庄哲学的本体架构及其内蕴》，20千字，《本体与诠释》，三联书店2000年1月出版。
《郭店竹简与中国哲学》，12千字，《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当代信仰危机》，4千字，美国美中文化研究所《美中社会和文化》2000年第2期。
《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原题《“中体西用”新释》，32千字，《国际儒学研究》第7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中国哲学史需要重写》（记者访谈），2千字，《北京日报》1999年6月9日。
《老聃不是太史儋》，3千字，《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
《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6千字，《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
《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23千字，《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自由何须逃避－－回应弗洛姆》，10千字，《原道》第5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试谈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及其与简本〈老子〉的关系》，9千字，《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
《郭店楚简〈天降大常〉（〈成之闻之〉）篇疏证》，9千字，《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13千字，《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
《〈中庸〉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定位》（下），15千字，《原道》第4辑，学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
《〈易传〉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平议》，13千字，《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
《从早期〈易传〉到孔子易说－－重新检讨〈易传〉成书问题》，23千字，《国际易学研究》第3辑，华夏出版社1997年出版。
《孔子学易考论》，15千字，《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
《从道论到心性之学－－老子哲学之建构》，20千字，《哲学与文化》（台湾）1997年第4期。
《儒学与现代精神文明》，7千字，《21世纪》1997年第1期。
《庄子形上学新论》，20千字，《学术界》增刊《中华道学》1996年第1期。
《再论原始〈论语〉及其在西汉以前的流传》，15千字，《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
《〈中庸〉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定位》（上），20千字，《原道》第3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本心本性的丧失与复归－－老子对孟子思想的影响》，12千字，《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
《老庄孔孟哲学的底蕴及其贯通》，《原道》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大学〉新论－－兼评新儒家的有关论述》，23千字，《新儒家评论》第2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中庸〉成书辨证》，13千字，《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以“自然”的本义观照老子哲学之底蕴》，12千字，《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3、4期。
《生命的价值及其实现－－孔、庄哲学贯通处》，13千字，《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
《谈由生、命、才、德诸范畴构成的庄子人性论》，12千字，《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3期。
《老子的宇宙论与规律论新说》，12千字，《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考辨》，9千字，《原学》第2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出版。
《试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道路》，9千字，《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态及其演变》，11千字，《中州学刊》1991年第1期。
《儒学的发展与孔子形象的演变》，12千字，《孔孟荀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论语〉源流再考察》，《孔子研究》1990年第4期。
《重新考察思维、认识、意识诸问题》，16千字，《青岛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打倒孔家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4千字，《齐鲁学刊》1989年第3期。
《孔子言行资料辑录源流》，11千字，《中国哲学史》1989年第3期。
《嬗变不居的孔子形象－－一个文化之迷》，13千字，《齐鲁学刊》1989年第3期。
《从文化生成机制看中国文化的形成与演变》，13千字，《哲学研究》1989年第4期。
《文字·思维·文化－－一个中西比较的尝试》，9千字，《东岳论丛》1988年第3期。
《孔子的情感理论与情感教育思想》，9千字，《东岳论丛》1986年第3期。
《孔子的思维结构及其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9千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
5、全球化,文明礼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关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已被世界公认为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金律。从法的视角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法理内涵，即尊重个体的平等观、符合人性的权利义务观和重视内省的自律观。在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文明断层线上发生的冲突愈演愈烈的国际格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成为重构世界秩序的价值标准和规则渊源。［关键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人性；自律；国际法。［作者简介］周欣宇，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法律思想史研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常被视为道德金律①。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上，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思（HansKung）提出的全球伦理构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四不可”②一道成为最基本的道德戒律，即通称的道德金律。其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除了普世的道德属性外，还有深刻而丰富的法律意义。本文将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一番法律视角的审视，以剖析其法理内涵，并进一步阐述它在国际法上的重要价值。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始见于《论语》。孔子在回答仲弓和子贡的提问时两次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次，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答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另一次，子贡问孔子有没有可以终身奉行的话，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不要把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别人。用孔子的话说即“恕”道。恕道乃仁道，如《孟子》所谓“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后世儒者常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论语》中的另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结合起来考察，将前者归纳为“恕”，而将后者归纳为“忠”，__________并以曾子的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来说明孔子思想的精髓是“忠恕”，它是“仁”的具体表现。他们训“忠”作“诚”，释为天道、体、本源，释“恕”为人道、用、末流。程子说“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道也；恕者，人道也。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明朝著名理学家薛瑄曾指出《论语》“借忠以明一之体，借恕以明贯之用，故知尽己推己其施无穷，则知一贯之理无不尽也”。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也。时下流行观点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忠是积极的仁，恕是消极的仁，是仁之一体两面。这种观点应承和发扬了宋明儒的思想，但却囿于体用之争，与孔子原意未必相符。那么应如何理解孔子的忠恕之道（或者说恕道）的原意呢？或宋元之际的理学家戴侗的观点将有助益，他在《六书故》中训“忠”为“尽己致至”，并进一步解释为“反身而诚，然后能忠。能忠矣，然后由己推而达之家国天下，其道一也”；他又训“恕”为“推己及物”，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施诸己而不愿，勿施于人，恕之道也。”根据戴侗的观点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孔子是强调恕道精神的，作为其哲学思想核心的“仁”的出发点和落脚处都是“恕”，而非宋明儒和今日流行观点所总结的“忠恕”。《论语》中虽有时也忠恕并举，但其重点仍在恕。紧扣《论语》原意，可以发现“忠是在自我道德实践中所应呈现出公正无私的心理状态，恕是仁道的具体表现”③。既然恕是实践中的仁，那么将忠和恕分别解释为积极的仁道和消极的仁道就站不住脚。这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联系起来了，前者必然外延到后者的领域内，后者的内涵中也必然包含前者。通过构建忠恕之道，儒家建立了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核心的个人道德修养体系。该内在的信念体系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要，经过个体亲身体验或类比体验，产生了一系列的行为规则，这些行为规则把人与人之间的边际效益固定下来，从而形成相应的权利义务观：个体制约着和受制于其他个体；尊重他人的利益，他人才能尊重我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也得不到保护。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理内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道德金律是自我澄明的，其道德意义经过历代儒家阐幽发微，已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理内涵却没有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其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有明显而深刻的法理内涵。（一）尊重个体的平等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孔子“仁学”的具体体现。“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何谓“仁”呢？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仁”，如“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苟志于仁，无恶矣”等。这些看似散乱的论说，却贯穿了孔子的仁学主张：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爱护、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一言以蔽之，爱是人际关系的核心。孔子已经认识到个体的差异和不同。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因此，墨家的“兼爱”不可能成为孔子爱的模式，其爱的基础和出发点就只能是个体的平等，只有人格平等，仁道才能通过爱的途径得以实现。人格平等、尊重其他个体的价值就成了孔子平等观的精髓。儒家提出的“有教无类”“四海之内皆兄弟”都包含有原始而朴素的平等观；儒家提倡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则从侧面承认了人的人格尊严，而且人不容侵犯。孔子思想中所蕴含的人文情怀被伏尔泰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拿来作为反对中世纪宗教专制的有力武器。这种尊重个体__的平等思想在今日的欧洲仍然十分盛行，它常常成为反对专制统治的最强呐喊。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该观点为孔子的人文精神作了最好的注脚：尊重作为个体的他在就是尊重我们自己。孔子虽然主张平等、尊重个体，但却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兴起的代表当时新兴阶级的利益的一种思想，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个人主义明确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意识和个人权利。个人主义的社会态度包括对个人情感、个人信仰、个人偏好、个人隐私、个人生活方式的充分尊重和理解，因此个人主义有积极的一面。但个人主义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它反对权威，特别是国家对个人的支配。极端个人主义有坠入利己主义的危险，利己主义对他人、集体和国家都有很大的危害性。孔子的平等观虽然强调尊重个体，但对个体的权利有制约，他认为个人权利的行使的限度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过推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在权利人的内心中形成一种坚强的法律信念，即个人不得强迫他人做任何违背普遍人性的行为，否则他人有不服从的权力。（二）符合人性的权利义务观人生活在自己的欲望世界中。有些欲望是正当的，如求得温饱、安全、荣誉等，法律对正当的欲望应该满足或者为他们的实现创造条件。有些欲望则是非法甚至邪恶的，对它们法律可以通过事前的积极引导或事后的消极制裁来调整。不管是鼓励、引导还是制裁，我们都必须尊重人的欲望，因为这是道德和法律的人性基础。只有正确认识人的欲望，才能制定出符合人性的法律。孔子言及人性虽然只有“性相近”寥寥几字，但已经触及人性的共同属性。在孔子的心目中，人性无所谓的善与不善之分，但却有共性，那就是饥则求食、寒则求衣、苦则求乐等普遍性，因此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与宗教禁欲主义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不同，他承认人的正当欲望，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提倡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孔子主张富民，与冉有到卫国，冉有发现那里人口稠密，问该怎么，孔子回答说“富之”，要尽快使老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教化。孔子认识到老百姓贫穷是导致庶民犯罪的主要原因，他说“贫而无怨难”“小人穷斯滥矣”。因此统治者应该宽惠使民、轻徭薄赋、省法轻刑，重视和维护生存权等基本人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设定个人义务方面，孔子提出要符合人性需要，他为义务的设定划了一个下限：即“我不欲人加诸我，吾亦欲勿加诸人”或“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人们所不喜欢或者要极力避免的东西，除了疾病、灾祸、战争和死亡，就是被强制，其中包含不合理的法律义务。对于那些自己都不能履行的义务，就不应该设定或者强迫他人履行。如何才能知道那些义务是对方不能履行的呢？孔子认为“性相近”，因此以己度人无疑是认识他人的有效方法。以己推人，通过心理换位的内在体念，达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界。有观点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含有价值霸权的主张④。这种观点是否成立呢？只有通过对中国式思维的解析才能寻求正确答案。与西方人长于逻辑推理不同，国人习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必须有具体东西作为起点，对感情等抽象物，国人是通过体己而感悟到的，因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不含有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因素，因而也就不存在价值霸权的问题，它只是一种“反求诸身”的方法论。“恕道”的基本精神要求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宽厚”，即孔子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也就是说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其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是施加给执政者的义务。孔子在《论语》中处处强调统治者的带头作用，他对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他认为统治者的以身作则，是法令贯彻的关键。因此统治者应该行仁政，“尊五美”“屏四恶”。在统治者的引导下，全社会都行“仁道”。孔子认为能行恕道者多为圣贤，他们心胸豁达，能敏锐地体察到整个社会的情感，及时做出反映。孔颖达在《论语正义》中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疏释最接近孔子的语境，他说：“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哀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三）重视内省的自律观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核心内容的忠恕之道又被称为“絜矩之道”。冯友兰先生将“忠恕之道”“絜矩之道”和“仁道”并举，在《中国哲学史》中他说：“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絜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这种自我调节的控制机制是一种重视内省的规范体系。朱熹在个人调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社会调节机制，该机制以“我”出发点，形成了“我之上”“我”“我之下”三个层次，通过三个层次的均衡互动，从而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秩序规则建立起来，并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秩序体制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首先表现为一种指涉个人修养的道德观念。孔子重视个人，特别是“有位之人”的道德修养，在《论语》中他多次言及君子、圣贤和“为政者”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如何将道德观念转化成内在的法律观念呢？孔子仍然用了他善“推”的习惯方式。通过推己及人，孔子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观就衍化成为自律的法律观，此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的道德义务就变成了法律义务，具有强制性，如《礼记·大学》所谓：“所恶乎上，毋以使下；所恶乎下，毋以事上；所恶乎前，毋以先后；所恶乎后，毋以从前；所恶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乎左，毋以交于右。”这样儒家就建立了独特的法律观：重视内省和自律。在西方法律舶来之前，该种类型的法律观一直占主流地位，它对个体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规制，形成了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或直接来源于道德规范，或衍生于道德规范，总之，传统中国法律与道德关系密切甚至混同是不争的事实。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在内在信念形成的法律观，重视自律，与西方法律重视他律的法律观不同。自律和他律作为东西方法律观的不同表达，本身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但自律的道德作用却不容忽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毕竟是一种以__“自我”为中心构建的秩序规范，它会蜕变成维护私人利益的法律霸权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从动机和效果上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动机必然善，其效果必不恶，所以它符合法律所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⑦。其次，从逻辑上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意味着“己所欲，施于人”，也不意味着“己所不欲”就禁止“人所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目标是“善”，它的表现形式为“真”，该命题为真。根据逻辑原理，原命题为真，那么它的疑否命题也为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疑否命题应该是“施于人，己所欲”，就是说可以施加给他人的行为，必须是自己所愿意做的行为，该行为不违背人性，通过换位思考的内心体验，可能也是别人愿意做的，因此该行为可以加诸他人。其他与“施于人，己所欲”不相同的命题必须通过逻辑的检验才能判断其真假，如“己所欲，施于人”的动机和效果都未必善，明显地有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的意思，因而该命题非真。最后，从儒家一贯的交际原则来看，孔子是反对凭空臆测、绝对肯定、固执己见、唯我独尊的，即“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不主张将个人的好恶强加于人。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国际法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调整人际关系出发，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其适用范围已突破原有的界限，进入到复杂的国际关系领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所广泛接受和认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日益显露其普世价值。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导出来的一些原则，如国家主权平等、相互善意、互利合作等，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准则。（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国际法上的普世性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积极意义还在它从人际关系推及到“邦际关系”“国际关系”。它要求“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最后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在儒家的理想中，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平天下”，与此相适应，国际关系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太平，国与国之间没有冲突和战争。当今世界，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仍时有发生，文明断层线上发生的文明冲突愈演愈烈，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中重构世界秩序就显得尤为重要。重构世界秩序必须要有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规范体系。哈贝马斯对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正义”和“团结”原则。哈贝马斯认为“正义”指的是各民族都有保留本民族文化，按照本民族意愿发展的权利；“团结”则要求对他民族的文化应有同情的理解和尊重，这是一种法律义务。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途径是民族间商谈和文化间的交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方法论，“和而不同”是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世界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所接受，构成全球伦理准则⑧，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所以能成为普世性的国际法原则在于人类文化本身基本精神的相通性。世界各民族文化传统中都能找到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似的思想根源。佛教经典中说：“在我为不喜不悦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__加诸他人？”犹太教经典中也说：“你不要别人对你做的事，就不要对别人做。”人类同源，人性相似，那些体现人文精神的思想因其代表了人类对正义的诉求，必将得到全世界的普遍认同而成为普世性。（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体现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普世伦理而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接受，它为国际交往和国际行为制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准则宛如法律，必然体现在国际法中，在国际关系上应该加以贯彻和实施。1.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前提条件就是承认个体的人的平等性，将其推及到国际关系上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其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有何不同，一律事有平等权利，承担同等的责任。主权平等包括以下要素：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受侵犯，世界各国法律地位平等，均享有充分主权，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均有责任充分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2.相互善意原则。在犯罪心理学上，儒家是动机论主义者。他们根据人的主观动机来判断行为的罪与非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儒家的一贯精神，即行为动机必须为善，效果可以不论。所以儒家把“亲仁善邻”作为处理邦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是当时语境下的“国际法”。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类又进入一个全新的“春秋时代”，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次体现出它的价值，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必须本着善意的原则。任何背离善意的行为，应当被全世界的人所鄙视和唾弃。新的时代还赋予各国一项新的善意义务，即一个国家应当善意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各项义务，善意履行由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产生的、其作为缔约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各项义务。3.互利合作原则。第一部分已述及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不能仅根据其字面意思，而要在儒家的微言大义中理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应有之意。将其推广到国际关系上就要求各国在主权平等的前提下，坚持相互善意原则，取长补短，共同协作，互利共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传统法文化与当代法治建设”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5XFX005）注释：①少数学者如北京大学哲学宗教系的赵敦华教授将其作为道德银律，参见赵敦华：“中国古代价值律的重构及其现代意义”（上），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期。②即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不可撒谎、不可奸淫。③颜炳罡：“儒学与人类文明相处之道”，载陈启智编：《儒学与全球化》第199页，齐鲁出版社2004年版。④参见杨树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历史局限性”，载《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7期；徐春根：“‘己所不欲’与‘己之所欲’‘施于人’是一种价值霸权：从《庄子》相对价值论观点看”，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⑤吴长庚：“儒家絜矩之道的现代诠释”，2001年台湾第六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发言稿。⑥参阅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陈顾远：《中国文化与中华法系》，台湾三民书局1969年版；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⑦廖建平：“道德金律的哲学阐析”，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⑧汤一介：“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载《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
6、中国儒学的发展历程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我有这么几个体会，说出来供您批判哈。首先是儒学实际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所关注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从横向来说：个人身心，家庭伦理，社会规训，政治体制。从纵向来说：历史真理，当下关切，未来所指，天人关系等等。既可以说它博大精深，也可以说它庞杂无序，这种包容性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所无法对象化的，所以儒学在近代以来甚至被皮激歼视为是迷信思想，这是不足为怪的。其次呢，儒学的发展是不断蜕变的过程，孔曰成仁，是西周礼乐政治伦理价值体系崩塌之后对于现实的批判，其实是注定无法实现的；孟曰取义，是对日益无序的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甚至倡导杀身成仁这样类似于恐怖分子活动的主张，但是它是有价值操守的；董仲舒阉割了儒燃冲学中的暴力因素，说天人合一，以阴阳五行学说改造儒学，从而成为封建政治伦理的合理表述；两汉儒学，渐渐变成史学，今古文之争就是对于历史文本的争论；魏晋之时，又是政治体制分裂，王弼等人解读老庄，又有佛教传入，儒学便吸收了佛老里面的思想，一些正直有操守或者说是迂腐的儒生，多半同时去读老庄，拜访高僧，其实还是儒学不能得道与民由之，就退而独善其身的做法；六朝隋唐之际，儒学基本没什么特色，隋唐出现一批儒学大师，不过是修修补补，试图用儒学语系作为政治话语的强势语种，伴随着科举制度，儒学渐渐兴盛；五代之际，又是乱世，冯唐身为儒学知识分子，而一身侍五朝，这是儒家忠孝节义所不能容忍的，然而这也反映出时代之不能继续采用儒学；两宋以来，汉人文化区域较为稳定繁荣，朱熹的新儒学，是构建了一种被乱世五代所分解了的价值体系，朱熹把老庄那种克制欲望，追求精神高度的思想，用儒学理论体现出来，所以又被成为道学，在当时是有批判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的；元代不足论，立国则不足百年，文化则排斥汉人，儒学并非显学；明清之际，伴随着僵化的政治体制，儒学所关注的对象不能与时俱进，只退化为一种空洞的政治话语，到了近代新文化运动，便被胡适等人打到了；蒋公兵败而退，但是守住了儒家文明；毛爷占陆开朝，十年浩劫却把儒学在中国人心底的传统操守全给扫荡了，这时候要恢复儒学，就太难了，釜底之薪已尽；另外，近代新儒学，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三人为引人瞩目，梁漱溟以儒学为正朔，旁采佛老，但未成体系。熊十力以佛注释儒学，吸收佛学因明学中的逻辑方法论，传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一脉。冯友兰以老庄注释儒学，吸收道家的价值体系，虽然可以悠游于铅谨世，但已经不能对现实进行有力的批判，冯友兰献谄江青，不能守道，颇类其祖冯唐。综上而言，儒学是对现实当代政治社会伦理等的批判，这是其最核心的东西，否则便是被阉割了的，被禁言了的，被纯粹形式化了的毫无意义或者只能是反动意义的符号。第三呢，儒学本身是有一些不符合现代性的因素的，不革新这些因素，是不能指望其复兴的，比如儒学的义利之辨，认为君子耻于言利，在西方中世纪的传统文化里也有这种思想，但是路德加尔文等人改造了传统基督教这种思想，认为商业是光荣的，是一种辛勤而且有功于社会的劳作，儒学也需要这方面的改革，这是涉及许多儒学传统语系批判的；再比如儒学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论述，即便是最具有张力的孟子那里，也不过是忍无可忍的民众可以造反而已，但这也不是改良的可发展的指向，历来造反者，无非是再造一个同样暴虐的王朝，如何把儒学语言阐释改造为符合当下的个体身心修养，政治社会规训，这都是需要花大力气的；再比如儒学之庞杂无序，轻视科技，研究方法不科学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改进而且是可以改进，甚至是必须改进的，否则儒学只能是渐渐消亡。这些呢，是我的几点看法，供您批判哈
7、求儒家思想3000的感想
1、论语读后感
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并且还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岁，五十七年的经历使他仁德兼备，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时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可谓是震古烁今（不敢说后无来者，也起码是前无古人了）。以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炫耀自己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必要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答案是肯定的。
孔子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人生的具体性情。 因为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也许是有限的，但是人的具体感情是无限的。作为有限的“人”，探究的是无限的“人”，这也正是让孔子感到学无止境的原因。人的性情举止，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每探究出新的内容，就打破了原来的旧的规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去了解人性，才是最困难的。而孔子最精辟的论述，也自然而然体现他对人性的入木三分的见解。
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这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自己去镇山拍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与品德，这是有必然性的。
为了学习，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这足以见孔子的勤奋，可如果仅仅是勤奋，恐怕孔子就不会如此得到世人的尊敬了。他的好学表现在方方面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谦虚；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这是实事求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一种乐观。他的学习精神，不仅仅限我们常人的思维：这个是学问，那个不合适。孔子会以最博大的胸怀，去接容包纳世间万物，这就是我们所不及的。
两千年前的孔子，就是一位唯笑具备着各种谋生技能、又具备着对于生命意义有深隧洞见的哲学家及教育家。他一方面具备着各种礼、乐、射、御、书、数的专业知识，又具备着经营管理政治的理念，又对教育的目标有着明确的方向指引，因着他的众多的知能，他成为中国文明史中最重要的教育家，他的许多谋生技能的知能细节固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他的人生智能的谈话却成了绵延两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智能宝典，当我们阅读吟咏他的话语之时，每一句话都发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智能中找到自己生命的目标。
这就是孔子的学习！这就是圣人的学习！
也许我们这些凡人是永远无法领会万世师表的学习的内涵，但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2、《大学》读后感
《大学》总结了人一生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模式，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作为人生的第一大学问。 “修身” 就是我们所讲的“做人”。一个人只有先学会了做人，然后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才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达到御羡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一个人没有 学会做人，连自己的事、自己家庭的事都管不好，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去做官、去治理国家，否则，将会给他人、给社会造成损害。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 做人，不管他学富五车，有亿万财富，他的人生最终都是失败的人生。正如古人所说的：“官品即人品，做官先做人”。反过来讲，那些懂得做人，具有高尚的人格 魅力的人，则永远被怀念、被学习。所以，古人说：“才智，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
大雁南飞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互相协作、互相鼓励、直至实现共赢的过程。它们总是喜欢排成“人”字飞行，在这种结构中，每只大雁翅膀的扇动都会给紧随其后的同伴增添一股向上的力量，支持它们顺利完成长途旅行。
有人这样总结说：一个团队的生命力，不是技术，不是人才，不是资金，而是共同的信念和团结一致的步调。要做像白求恩一平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我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这个集体中来的。这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机遇，一种在履行管理职责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机遇。 而集体是我们每个人施展才能和抱负的舞台，是走向成功的载体，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断增强工作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就能自觉地把个人 融入集体这个大家庭里，与之同喜同乐，无私奉献，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身体力行去实践。按照日常对自己的反思以及改正计划，要毫不迟疑地付诸于行动，把自己对做人的点滴领悟，迅速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在运用 中学习，在实践中体会，相信一定会有明显的收获。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人生最大的无知是欺骗；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嫉妒；人生最大的 错误是自弃；人生最大的法宝是精进；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人生最大的罪过是自欺欺人。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对人民有益的人，团结携手建设我们的美好明天！
3、《中庸》读后感
这个学期，读了《中庸》，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中庸》，首先是我们《中国文化概论》课老师推荐的书目；其次，我们国学社本学期的晨读选材也是《中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前一直知道《中庸》，想读而又没读。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写的经典文本，或者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被收录在《小戴礼记》中，后来独立成一书，南宋朱熹又将其分成三十三章。
初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而以前读《大学》，有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容易理解。但是，我还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述“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照通篇。这句话是一个垂示，犹如凤鸟衔至黄帝窗前的“五始之文”（《春秋保乾图》称：黄帝坐于扈阁，凤凰衔书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焉），乃是一种瞬间绽现的文采。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命之性到修道之教的过程。
书中说“性”“道”不可须臾离开自身，要从“戒慎”“恐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品德，掌握中庸之道，促成中和。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生生不息。“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能得之。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品质。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特别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人性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贪”字。自古贪者都是活得很痛苦的。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足常乐。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4、《荀子》读后感
《荀子》全书三十二篇，而以《劝学》为首，非常符合修道的次第。《劝学》又以“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开篇。学习是贯穿修道始终的。没有正确的见地只能是盲修瞎炼。然而学习又得先有目标。应该“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也是教育的根本方向。这种圣贤教育与功利教育的区别就是“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劝学》这篇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了明心见性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有德才能明道。但德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谓之性德。然而仅有性德是不行的。因为众生的性德被无明给蒙蔽了，无法显示其光明清净的妙用，反而显示出污浊的身心世界，令众生枉受轮转六道的痛苦。
只有依靠修德才能使性德的清净光明显示出来。修德就是积善，积善即是明道的资粮。善法有世出世间的不同。这种不同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行者自己的心志之强弱。所以即使儒家的道，也并不是局限世间的，这种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儒家之道行之极处也是可以出世的。当然，在一切出世法中，佛教是最为高超圆满的。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绝非凡夫之境界。众生本来是神而明之的，之所以会变成愚昧，实在是性德被障碍的缘故。因为修德而显出性德，神明不过是性德之用而已，荀子知晓其是自得，非从外来。“圣心备焉”，圣心即是真心，“备”者恢复也，去妄显真。荀子所在的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但绝不可说中国即无悟道者，佛经亦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荀子可谓无师自悟，但其之所以能够悟道还是因为其修学暗合道妙。宣化上人曰成就之后，荀子再谈到了其境界“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天地间纯是一片光明，由此可知荀子的证量一二。最后荀子以“君子贵其全也”作结，勉励后学勿得少为足，当勤精进。
5、《老子》读后感
《老子》又称作《道德经》，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相传为战国时期楚国的老聃所作。老子的言说代表了他对当时政治的反对，和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反对。
一、老子对道、德的理解。
老子把天地万物之生的总原理称为“道”，而且老子认为道的作用，是没有意志的，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原因就在于道。《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对“道”的一个总的理解。
在老子看来，“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恍恍惚惚的东西。道，无形无状，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先天地生”，为“万物之始”，是一个终极实在，是万物的根源。并且在本质上道是不可界定和不可言说的，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它，我们也很难将其特性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老子对“道”的称谓也有很多，包括“无”、“朴”、“一”等。道是一种无限的、无终止的状态，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源泉。“道”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永远不停息的，流转与变迁的过程中。“道”还可以视作阴阳、刚柔等两相对峙的力量、事物、原理之相互转化。
在“有”、“无”这两个概念上，老子认为无是对于具体事务的有而言的，所以无并不是零或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老子对于道“无”的外表的形容。
二、老子宇宙事物的变化的看法。
老子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可以用“常”。“常”具有普遍永久的意思，所以“道”也可以称为“常道”。而从常道内除的“德”，可以称为“常德”。而称道为“无”，就又可以称“常无”；称道为“有”，又可以称为“常有”。老子认为“知常为明”，知道明白“常”的人，依常来规范日常的行为，不轻易为自己谋私利，就可以称为公了。“知常”指的是依之而行，则又可以称之为“袭明”，或“习常”。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宇宙间事物变化的规律，而违背规律，任意而为，是不利于事物的正常发展。
而事物的变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当一个事物的发展如果达到了极点，则必然会向事物的相反方向发展。老子称为“反”或“复”。所以老子才有“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样的论述。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对“道”的论述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在为人处世方面，“不盈”、“不争”的思想，对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人们压力缓解有一定的作用。
6、《离骚》读后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是一篇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高度艺术性的抒情杰作，它奠定了中国诗歌史上浪漫主义传统的基石，被后世视为浪漫主义的源头。受楚地巫文化传统的影响，屈原凭借其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以其波诡云谲、变化莫测的神来之笔，将神话传说中的云龙凤鸟、神女天帝，自然界中的香草佳木与现世人间的坎坷际遇糅合错综在一起，在幻想与现实的水乳交融中，创造了一个奇伟瑰丽，迷离缤纷，高远玄邈的艺术世界。
浪漫幻境中的求索既是屈原内心冲突、苦闷的象征，也是他坚贞执着的顽强人格的展现。对国家真挚深沉的爱和对自我高洁人格的坚持，使屈原始终坚守理想，生死以之，最终以死殉志。而由其心血凝成的《离骚》，也因此塑造了一个光照千古的不朽人格，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和人格的形成。
六朝时人刘勰曾有「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评论，如其所言，《离骚》最震撼人心的就是诗人屈原自我崇高人格的充分展现，这是屈原之前的诗作中所没有的。
透过《离骚》，我们看到的是诗人披兰佩蕙，芳洁清峻的美好形象和刚直不阿，忠贞执着的伟大人格。面对现实的污浊险恶，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前途的艰险和命运的多舛，但他不愿屈心抑志，宁愿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九死而未悔。诗人将自然界和神话传说中的花鸟草树随手拈来，妙笔点染，赋予其不同凡响的象征意义，如用佩饰兰蕙表现自己的高洁志趣，用香草美人象征明君，用善鸟芳草代表贤臣，而与之对立的萧艾恶禽则象征谗佞小人，由此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使全诗都充溢着精采绝艳、绚烂芬芳的审美意境，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屈原一心要兴国图强，实现美政，但却蒙冤被谮，眼看自己被楚王疏远，排挤出政治舞台，满腔的爱国抱负即将化为泡影，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忧愁、悲苦和愤慨，「发愤以抒情」，于是便有了《离骚》这篇震古烁今的不朽诗篇。
7、《逍遥游》读后感
一、“逍遥游”——人在天地自然中的精神漫游
人教版第四册所选《逍遥游》为《庄子》一书的首篇，主旨是讲人生的境界。在庄子看来，理想的人生境界就是人生在世能作“逍遥游”。那么，什么是“逍遥游”呢？
先说“逍遥”的语义。在《庄子》一书中，“逍遥”一词的含义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或内心状态。《庄子》一书中，多次使用到“逍遥”一词，有时单独使用，有时和“彷徨”一词对举使用，但词义始终不变。如“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逍遥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故 “逍遥”的本质是指一个人自由自在、任性适意的人生状态。
其次说“游”。“游”作为人的主体活动，既可指向人的精神，也可指向人的肉体。《庄子》一书在使用这个词时也兼有这两个词义。但庄子哲学是谈人的精神自由的，他关注的是人的精神活动，是要从人的精神自由中寻找人生的出路。故《庄子》中使用“游”一词时，多数情况下是指向人的精神活动，是指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漫游”。
“逍遥游”中的“游”也是如此。“游”是心游，是让心游于“无限时空”中的精神漫游，是让心同“道”、“造物者”、天地自然进行的交游、交往，也就是《庄子。天下》中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泰然状态，从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安宁。这样的“游”才“逍遥”。
二、“至人”“神人”“圣人”——精神自由的“逍遥”者庄子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是“道”论。庄子认为，“道”生天地万物，“道”使天地万物生灭流变，无穷无尽。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也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是这个“道”运行的结果，也是这个“道”的具体表现，这叫“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至乐》）。“道”的本质特征就是自自然然，无为无不为，无目的又合目的。人类是顺“道”而生的，所以人的生存，在本质上亦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甚或无生命的天地日月一样，本属自然，无目的又合目的，无所为又是自然天成的。
在《庄子》一书中，“真人”也被称作“至人”“神人”“圣人”。因为“真人”是依乎天道、顺乎人性自然地活着，达到了至道至性的境地，故庄子又称其为“至人”：“真人”在人世间顺性自然，无为无不为，超凡脱俗，故庄子也称其为“神人”：“真人”是领受了天道自然之精髓的人，在世间生活已无所不通，《说文解字》说：“圣者，通也”，故庄子还把“真人”称作“圣人”。《逍遥游》中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者名殊而实指为一。“无己”是忘我后的任性自然，“无名”“无功”同样是忘我后的任性自然。这三种状态都是人在体道自然中无为无不为的泰然人生。唯其如此，“至人”“神人”“圣人”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而“无所待”，才能在人生中作“逍遥游”。
8、《秋水》读后感
庄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主张道家学派思想的代表之一。他写的文章比较浪漫，也非常大气。下面我就谈一谈学习了他其中一篇著作《秋水》后的一些感悟。 文中的涵义主要是在说明我们人应该以何种心态去处事的道理，即作为人不能怀有“自高自傲”、“贡高我慢”不利的心态。在《秋水》中也有很多句子可以和现在生活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做对比。例如：“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善为尽在已”。这句话的含义即：河伯一向以为他所在的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水势很大，以为天下所有的水全都是流向黄河的，于是自己就非常得意，而导致河伯产生傲慢之心。 其实，这就与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情况相同，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事。当一个人成就了一点事业，或得了一些什么小名利，就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夸大自己的功劳，一自我为中心，然而轻视他人，这正是因为他还没有在外界碰见比自己更厉害的人，所以才会在界内自高自傲。假如哪天让他到外界去出差或辩论问答，遇见比自己更高一层的人，这个时候就会认为自己还不如他人，所以说我们人，在还没有亲自接触到界外之事时，就不能以为自己很伟大。因为你一旦看见别人比你更厉害、比你更强大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微不足道。我们应该保持“中道”，不能被名利之事所牵引，否则你将会被比你更有见识的人讥笑轻视。我们只有在“中道”的界线上，才能获得更好的学修。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僧，对于一个邪知邪见深的人，我们不能急于马上给他讲佛法之奥妙，因为这种正知正见可能会令他不但不能接受，反而会认为我们也是魔，令他生气毁谤，这只能等他的因缘成熟了，能够接受真理的时候，我们再去引导他也不迟，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引导一个人的时候，首先必须观察对方的根机是深、是浅，并且要看他对我们所说的法是否应机，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庄子的《秋水》让我看到了大智大美，道理与思想的引发，也使我的人生能够渐渐趋向一种更高更美的境界。
9、《归园田居》有感
好友金铭曾一再推崇，干国祥先生新近上的《归园田居》是其所听过的课当中最好的，此课好到什么程度？用金铭自己的话来说，“课后一小时没有说一句话，当天中饭都没有吃”——因为一直沉浸在课带给他的震撼中。金铭读课多矣，一般的课自是难以让他有如此的感触，此课一定有其独特之处，我想。于是从金铭处拷贝干先生的课，等心静下来了，再虔诚地打开聆听。
长假的最后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安排.用过早餐，先做起了预习功夫：找来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开始研读，试着对诗有自己的“前见”。诗不深 ，很好懂。如何让初二年级的孩子理解此诗的意蕴，这想必是学习此诗的难点，干国祥先生是如何带领孩子们走进陶渊明的诗歌境界的呢？带着这个悬念，我开始了观课。
课的前半部分，干老师由交代背景开始，将《归园田居（其一）》做了解读，让学生明白陶渊明归隐山林的缘由——为了挣脱羁绊心灵的藩篱，回到大自然中，做心灵的主人。接下来释词，梳句，朗读。经过了20分钟的稍嫌平淡课堂之后，精彩开始了。干国祥先生设置了好几层冲突，让看起来有些平淡的课堂，有了波澜。
“这首诗写的是不是一个农民的勤劳生活？”（大意）这一问，将孩子们的认识提升了一层，因为对于孩子来说，这首诗很容易被误读成歌颂农民的勤劳生活。干老师抓住关键词句，让孩子们明白了，诗所描述的是一个厌倦官场渴望回到大自然的士大夫回归田园的情形。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本课最为关键的一问：“那么，我问同学们，你赞成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吗？这样的诗在今天学，有着怎样的意义？”妙哉！此问直接击中了要害。是啊，在今天，我们学习《归园田居》，究竟有什么意义？干老师不愧为高手，他借助一个八卦图，让孩子们充分选择。并讨论。学生开始积极思维，有说学这首诗没有多大意义的，有说有意义的。经过师生的讨论，孩子们达成了“临时性共识”——陶渊明那种不为世俗生活沾染，追求心灵自由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在此基础上，干老师提到了美国的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然后总结出他们的精神境界：清洁思想，朴素生活，后来干国祥先生还“以己证诗”将课推向高潮。课看到此处，我不禁拍案叫绝！
《瓦尔登湖》一书，是我近日正在重读的一书。读完梭罗的美丽文字，一股清凉的湖水仿佛汇入心间，澄澈见底，将心境荡涤得如一泓秋水，不染纤尘。梭罗说：“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
听了干国祥先生的《归园田居》，回想《瓦尔登湖》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风景，我不由沉思：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里，人类现代文明改造和穿越自然环境之前，是否也该多一些自省与自察？每一个身处繁华都市忙碌在名利场的行色匆匆的人，是否也该多一些追问和反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归园田居》和《瓦尔登湖》一样，既是属于文学家的，也是属于每个人的，既是属于古代的又是属于现代的。
读一读《归园田居》、《瓦尔登湖》，让身体与豆苗野草亲密接触，让心沾灵染一点湖水的静谧清凉，多一分恬淡与洒脱，少一分浮躁与喧嚣，这不是追逐时髦故作风雅，而是回归自我的必然。
如果人间多几处瓦尔登湖，多几个陶渊明式的“田园”，人类就会多一个安谧宁静的后花园。
10、《念奴娇》感想
苏轼的词，不论内容和形式，都不那么拘于一格。有时放笔直书，便成为"曲子中缚不住"的"句读不葺之诗"；有些从内容看也颇为平凡。正如泥沙俱下的长江大河，不是一道清澈流水。但正因如此，才能显出江河的宏大气势。人们可以如此这般地挑剔它，却总是无法否定它。
苏轼这首《念奴娇》，无疑是宋词中有数之作。立足点如此之高，写历史人物又如此精妙，不但词坛罕见，在诗国也是不可多得的。
他一下笔就高视阔步，气势沈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细想万千年来，历史上出现过多少英雄人物，他们何尝不煌赫一时，俨然是时代的骄子。谁不赞叹他们的豪杰风流，谁不仰望他们的姿容风采！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随着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如今回头一看，那些"风流人物"当年的业绩，好象给长江浪花不断淘洗，逐步淡漠，逐步褪色，终于，变成历史的陈迹了。
"浪淘尽"——真是既有形象，更能传神。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一开头就抓住历史发展的规律，高度凝炼地写出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真是"高屋建瓴"，先声夺人。令人不能不惊叹。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上面已泛指"风流人物"，这里就进一步提出"三国周郎"作为一篇的主脑，文章就由此生发开去。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这是现场写景，必不可少。一句说，乱石象崩坠的云；一句说，惊涛象要把堤岸撕裂；由于乱石和惊涛搏斗，无数浪花卷成了无数的雪堆，忽起忽落，此隐彼现，蔚为壮观。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如画"是从眼前景色得出的结论。江山如此秀美，人物又是一时俊杰之士。这长江，这赤壁，岂能不引起人们怀古的幽情？于是，由此便逗引出下面一大段感情的抒发了。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作者在这里单独提出周瑜来，作为此地的代表人物，不仅因为周瑜在赤壁之战中是关键性人物，更含有艺术剪裁的需要在内。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于是只好旷达一番。反正，过去"如梦"，现在也是"如梦"，还是拿起酒杯，向江上明月浇奠，表示对它的敬意，也就算了。这里用"如梦"，正好回应开头的"浪淘尽"。因为风流人物不过是"浪淘尽"，人间也不过"如梦"。又何必不旷达，又何必过分执着呢！这是苏轼思想上长期潜伏着的、同现实世界表现离心倾向的一道暗流。阶级的局限如此，在他的一生中，常常无法避免而不时搏动着。
词坛的新天地就是通过这些创作实践，逐步发展并且扩大其领域的。苏轼这首《念奴娇》，正是一个卓越的开头。至今为止，仍然象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大道上。
8、儒家对世界的影响
儒首先要连接儒家文化。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仁爱"思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
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值春秋末年，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风雨飘摇，"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颜渊》），想女娲补天，又不合时宜。孔子不是没看到这一点，当他的行"仁"主张处处碰壁，便不断发出怨叹"时也，命也"。他既是从仁，又是从命，始终不能摆脱这一世界观上的矛盾。尽管孔子常叹自己时乖命蹇，他的植根于宗法关系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9、写一篇儒家理治、德治、人治与法治的读后感
、"人治"、"礼治"与"德治"(道德规范)
"所谓人治与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那种把"人治"理解为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关系,而没有一定的规范可守,这种"人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的乃是一种"礼治秩序"。当然,那些"开国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规范时是会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多少会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们也会受到社会传统规范的束缚,不可能随心所欲。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通过绅权来实施的物拿"礼治",并把其与西方社会的"法治"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法律制度。但是,与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区绅权的)"礼治"相对应的,应当说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还存在着由于民间道德规范约束而在民众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德治"(以"积德"为宗旨,以善恶之报为法则),或者说存在着民间的对于一般行为的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当然这一提法(称之为"德治"并与"法治"、"人治"、"礼治"相并列)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论证,但只讲"礼治"并不能完全涵盖我国民间的全部道德规范。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治"是有其特定含义的,"礼义由贤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礼"是特定文化中由圣贤制定的行为准则,而不同于民间朴素的伦理规范(民间的"积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治"、"礼治"、"法治"这些列于经传的、与政治权威相联系的行为规范都可以归类于人类学所说的"大传统",而一些流行于民间朴素的道德规范(民间的"德治",训诫人们"不要作孽")也许可以归类于"小传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法律"、"礼"和"道德":"礼……显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讲明了"法律"、"礼治"和"道德"三者之间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礼"被传统社会认为是士大夫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但这是由统治者为维护"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别"社会秩序而倡导并"教化"民众的正统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规范。而民间的道德则源自于民众中多少带有些自发性的如"积德"、"从善","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朴素的观念。
所以,"礼治"与"德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礼治"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和乡绅利益的,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电影《家》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礼教"的"吃人"与不道德。在一些社会场景中,"礼治"压制了民间的朴素道德观。如"礼"所维护的"三纲五常"推崇"烈妇",年轻寡妇自杀殉夫是会受到家族、社区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贞节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后会叹息落泪,说这是"作孽"。虽然儒家推崇的"守礼"与民间流行的"积德"在某些行为规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时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说明两者之间也存在冲突(如寡妇殉夫),所以"礼治"并不能等于以朴素道德观念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德治"。这里称"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理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行为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我国传统的农村,几乎村村都有庙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观,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龙王和当地"有灵验"的地方神癨\。人们会到城隍庙里去求签问卜和哭诉自己的冤屈。民众对于"作孽会遭天谴"的敬畏形成了他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自我约束的某种"德治"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氛围。但是这种民间朴素的"德治"自解放以来,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涤荡已不复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对其他人(包括亲戚、同事、邻居、老师等)进行的关押迫害、人身侮辱、武斗等等行为,从传统道德的观点来看都是"作孽",但是却成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时髦行为。"斗私批修"可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礼",而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红色礼治"与封建社会的"礼治"一样在实践中同样有违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时,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直接与全面地冲击了民间宗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摧毁了民间关于"积德"和"作孽"嫌漏会遭报芹蚂烂应的信仰体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远山区与世隔绝的村落里的人们,现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们已经不大会对孩子们讲"不要作孽"这样的道德训诫了,恐怕向孩子们重复频率最高的是功利主义的训诫"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挣钱做官,才能有出息"。"孽"这个词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现得越来越少了。这标志着社会的发展呢?
还是某种意义上在道德方面的堕落?
在强调法律的同时,社会中关于"孽"的意识的普遍淡化,不考虑做了"缺德事"是否会"遭报应"或者根本否认"报应"的存在,是否是当今人们行为中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认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会权威,那必然是一种强权就是公理的混乱状态"。
中国民间的传统道德规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的某种民间乡土资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梳理中,在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与达到"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这也许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
10、如何理解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时代意义
原文在这里
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要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漫长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它既有过支撑中国传统文明灿烂发展的千年辉煌，也有过在西学东渐的现代化门槛上被新文化运动扫地出门的百年式微。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理性文明危机的加深和全球范围内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反思，儒家文化在中国大陆逐渐开始复兴。从20世纪后期学术界关于海外新儒学研究的兴起，到本世纪初国学热的出现，儒家文化在思想界和理论界重新恢复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无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还是对于人类社会应对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下的儒学热、国学热中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例如，有些研究者在反思现代性危机时不顾启蒙精神重要的历史作用和价值而予以全盘否定，而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又不顾儒家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而全盘肯定，甚至不加分析地对之予以美化和神化。这种对待中西文化的非此即彼的片面的和非历史的态度，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对于中国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上的提升，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通过对现代新儒学和国学热中各种观点的具体研究，我们应当对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精神作出具体的、全面的和历史的分析，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各种文化精神积极对话、交流整合。这样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新文化精神的健康生成，是有积极意义的。
现代性的危机与启蒙的反思
启蒙和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一方面，从人类近现代历史发展来看，启蒙精神的生成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日益发达的理性文化精神和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地加速发展。不仅西方发达国家从启蒙精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另一方面，从迄今为止的近现代历史发展结果来看，启蒙和现代性的局限性和其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人类正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因此，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限度，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都进一步表明，启蒙的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远未解决的开放性的课题，都是重大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
应当说，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很多思想家自觉地反思启蒙精神的内在局限性，揭示现代性的危机特征和消极后果。其中不乏当代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大家，例如，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哈贝马斯等。由于这些思想家置身于发达理性文化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成果之中，同时也亲身体验了现代性的危机及其消极后果，因此，他们关于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包括中国的理论家很难企及的。但是，西方理论界的启蒙反思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虽然当代西方思想家大多反对“西方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的价值立场，但是由于缺乏对西方之外的丰富文化资源的理解，以及对自身文化的某种不自觉的优越感，因此，他们只是从西方文化资源内部去思考启蒙的局限性和解决问题的出路。在这种意义上，包括现代新儒学、国学等领域在内的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就具有某种独特性，他们把西方启蒙精神之外的丰富文化精神都纳入自己的视野，特别把与西方文化同样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儒家思想作为反思启蒙和现代性的重要借鉴和参考，这样，就为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开辟了新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具有深厚儒家文化积淀的亚洲国家的现代化的加速和成功，随着中国这一具有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大国在世纪之交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问题就吸引了更多的东西方学者的目光，成为启蒙反思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课题。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这一课题的提出和成功解答，不仅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都将产生十分重大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的传统与现代
现代新儒学首要的文化使命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推动儒学的复兴。“所谓‘现代新儒学’，是在辛亥或五四以后，主要是‘后五四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泊’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特别是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的基本价值，并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的一种学说、一个流派或思潮。”①而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复兴儒学，首先要解决的是传统和现代的文化价值冲突问题，从而解决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根基问题。所以方克立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家“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②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几代的现代新儒家所关注的共同问题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具体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即儒学同现代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总体适应问题，也就是儒家伦理和文化精神同西方理性启蒙思想的融合问题。第一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在五四时期就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他们承认中国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主义做法。在他们看来，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仍有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因素，然后与西方理性文化相会通，吸取西方文化之所长来弥补儒学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主导倾向是推动儒学适应现代西方文化价值。20世纪50年代之后，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继承了第一代新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更加明确地提出要以“心性之学”为儒学的正统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在中西方文化冲击和融合的基础上，推进“第三期儒学”的发展。他们同第一代新儒家一样，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价值，努力论证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精神同西方现代理性精神的契合与一致。“现代新儒家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文化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他们希望以科学知识系统作为‘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以民主政治作为‘新外王’的第一要务，充实中华文化生命的内容。也就是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为科学和民主立根，以西方的知性和正道补正、扩充和发展儒家外王之学。”③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代，以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应当说，在强调儒学的当代价值、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理性文化的对话和融合方面，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继承了前两代新儒家的价值立场。这一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起飞和现代化进程加快从一个侧面引发了人们对儒家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价，西方发达国家理性文化危机加深导致人们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的深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这种大背景下，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自信进一步增强，对西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也更为深刻。由此，他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思考传统和现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从而使得他们关于启蒙的反思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具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应当说，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和遭遇的困境、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等，都使得我们关于“复兴儒学”这一问题的思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老文化精神到底能否与现代化对接？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对接”？在什么意义上“不能对接”？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人类文化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合理定位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用？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充分肯定现代新儒家、国学家和其他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还远未获得令人信服和令人满意的成果。实际上，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有的学者主张弘扬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弥补现代理性文化精神和启蒙价值的不足；有的学者则强调东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以及更多的文化资源的对话、交流和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还有的学者则把按照“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逻辑把儒家思想文化和西方启蒙精神简单对立起来，主张用儒学的复兴取代已经陷入深重危机之中的西方理性文化，④这种极端的观点，在一些现代新儒家和国学家那里也不少见。
在这一问题上，第三代新儒学代表——杜维明启蒙观的情形比较特殊。应当说，同前两代新儒学思想家相比，杜维明对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现代性的复杂命运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更为直接的体验，因此，他关于西方启蒙思想遭遇和儒学文化当代命运的理解更为全面，更具包容性。一方面，他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具有充分的国际交流的学术视野，因此能够冷静地判断儒学的当代价值的限度，他在揭示西方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负面时一直坚守启蒙的核心价值，同时，在阐发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时也没有忽略其局限性和“阴暗面”，因此，杜维明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中缺乏民主等现代文化精神，因此必须经过现代转型才能与西方启蒙精神及其他文化精神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才能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⑤另一方面，虽然杜维明已经意识到，儒家文化即使经历了现代转型，也不可能取代西方启蒙精神，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资源来支撑现代化。不过，杜维明的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儒家文化的历史制约和内在局限性，但是从年轻时代就确立起来的推动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又常常使他把儒家学说理想化，脱离开儒家思想文化产生和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构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和儒学的当代复兴的前景，并由此强调形成以儒家伦理支撑的另一种现代性，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⑥在这种“美好的愿望”支配下，在没有对东亚工业或者亚洲现代化内在的文化资源和价值取向做出实证研究的情况下，仅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获得了现代化的成功这一结果，就做出东亚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对接的成功典型的结论，的确缺乏说服力。不难看出，上述两个方面实际上显示出杜维明启蒙观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如何把握儒家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
在破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把握各种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定位。特别是关于儒家思想文化，我们一定要形成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和全面的分析把握，不能脱离儒学产生和赖以发生作用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确立“儒学复兴”等笼统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在这一问题上，当前的“国学热”就明显存在着不做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而笼统地美化传统儒家文化的倾向。从总体上看，儒学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土壤是农业文明、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等，这些社会条件和土壤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进而，儒学的主旨是维护等级制度、等级秩序，缺乏启蒙理性和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民主、正义等核心价值。在这方面，杜维明虽然意识到儒学内在缺乏民主的价值取向，但是，他认为儒家文化中包含着正义等核心价值，这是一种表面化的、不确切的解读。正如张锡勤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所谓“公平”和“公正”思想是以维护等级制和等级秩序为大前提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乃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等级不平等的大前提下追求、实现公正、公平的。在古代，即使最公正、公平的人，也不可能突破阶级压迫、封建剥削的大格局”。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全面复兴儒学，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并且期待以儒家伦理来支撑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张锡勤指出：“概言之，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宗族制的社会结构乃是传统儒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母体。而到近代，中国历史既已发生历史转折，古老的中国社会业已艰难曲折地转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价值观念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传统儒学的主流、统治地位势必随之终结。”⑧包遵信也同样强调了儒家整体地和全面地复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基本价值同现代文化价值是不相容的。他在讨论现代新儒家关于儒学文化的“内圣”和“外王”的“强”与“弱”的争论时指出，现代新儒家提出要使儒家文化的“外王”更强一些，更富于弹性，以便让它能够兼纳科学和民主，这是不确切的说法。在他看来，“强”与“弱”是我们站在今天的文化价值系统的评价，从传统文化自身说，却完全与它的价值系统相一致，新儒家既然肯定“内圣”的“道统”地位不能变，他们实际要维护的也正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而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是科学和民主政治。“如果儒家传统价值系统不变，科学和民主又怎么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即使有了科学和民主，又怎么能有效发挥它们的功能呢？新儒家企图不触动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把科学和民主当作‘外王事功’纳入中国文化，以为这样办就能实现儒家的现代转化，岂非过于天真，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团泡影。”⑨
当我们这样来判定儒家文化的社会历史定位，并非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一种完全消极的和悲观的态度。相反，只有我们丢掉那种从总体上或者整体上让传统儒学复兴，让它承担替代现代启蒙精神而拯救人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才可能真正脚踏实地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儒家文化精神中优秀要素的当代价值。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确立的理论基点在于：第一，弘扬传统文化，不是为了把传统儒学整体搬到今天并使之复兴，而是为了塑造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就特别突出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文化价值。第二，重视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重点不在于使之成为刺激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而在于使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文化平衡机制或制约机制的作用，修补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负面后果，对其形成合理的价值约束。第三，我们重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和内在关联问题，不是要用它来替代或者否定启蒙精神，不是运用儒家伦理来支撑一种与西方启蒙精神完全不同的现代性，而是为了积极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从而共同塑造有益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新的文化精神。在这种意义上，杜维明的许多探索对于我们的启蒙反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