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吗
全球化是一种概念，全球趋于同质化，国际化，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不但对中国文化，对世界各国文化都是不小的冲击，可以说是机遇与危险并存的，文化国际化，可能会有些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会被淘汰掉，而神秘是大部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种神秘也是进一步发展和保留的动力。
2、全球化对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相互依、学习。而现代化，更是标着当今社会的进步与变迁，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主要强调人的个性解放和生产力的解放。这两种现象关切每一个人当下生活的重大问题，因为“全球化”与“现代化”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与变化，更带来了文化、价值观念及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冲击。
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是在各个层面都可见的，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人们切实感受到这个世界在一点点的缩小。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随着这种全球化、现代化进程逐渐改变。全球化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外貌，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人们的穿着打扮不再是70年代的那种单调的藏蓝色，而是更追求品位、潮流，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更是追寻所谓的品牌，穿着一定要来自国外的顶级设计师的特殊设计。还以恒隆广场为例，它的流线型玻璃体主体地建筑风格，更是具有浓厚的欧美风情，显然，也是受到了全球化风波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地发展，我们所接触的食物种类越来越多，饮食方面自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在全世界都正开始爱上营养健康的中餐时，中国消费者却对汉堡包、炸鸡腿、和用转基因土豆做成的薯条趋之若惊。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全球化的产物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过去，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饭、蔬菜，豆类为主，换心血管疾病的人远远要比西方国家的人少的多。如今，随着饮食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为了肥胖，还有胆固醇过高而产生苦恼。而以前传统饮食方式，一大家人坐在一张大餐桌上说说笑笑的吃饭，也开始被这几分钟就可以啃完的汉堡而取代，也难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冷漠？
这种人情的冷漠，不禁让我们开始反思中国人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影响下，价值观的改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接触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人们的价值观也逐渐从单一转向多元，从封闭转向开放，从传统转向现代。举个最简单地例子，就拿婚姻来说，在古代，甚至改革开放以前，婚姻大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结婚年龄也都是在十几和二十几岁之间，而结了婚之后也基本上会白首偕老，不会有太多的离婚事件发生。而如今，三四十岁的未婚女强人随处可见，而结婚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不像以前那么单纯。小三，婚外恋，这种熟悉的字眼似乎也在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像“同志”这样传统的词汇也有了新的一层含义。真不知道我们是应该为这种开放的观念而感到欣慰，还是应该为这逐渐遗失的人性的纯真而感到悲哀！
全球化和现代化不仅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产生了影响，大众文化更是逃不出它的冲击波。随着科技、网络的发展，各种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影视作品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遍全球。我们的ipod里边播放的音乐都是来自lady gaga，super junior，所钟爱的影视作品是那些好莱坞大片，韩国的肥皂剧，这些早已取代了我们传统的京剧和各种民俗歌曲。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种“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的圆”的媚外观念开始在中国人的内心繁衍滋生，而五千年文化的传承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正是这种挑战引起不少中国人的反思，开始反省对自身文化的定位，加入保护传统文化的行列。由此而见，虽然全球化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冲击，但也正是这种冲击成为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动力，一种基于文化识别与文化定位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打下基础。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大潮流下，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然而，就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中国化”，无论是在经济上与中国的紧密合作，还是在文化领域的互相学习，这些都展现了那些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无限兴趣。至于全球化与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无论积极还是消极的，都在各个方面有所体现。全球化与现代化还在继续，中国到底会在这两种潮流下变成什么样子，还是取决于中国能否好好利用全球化与现代化带来的机遇。
3、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文化带来了竞争的意识，开阔了人民的视野，增长了知识，带来了先进的现代化管理技术，促进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比如：体育事业的发展就是这样。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国外先进的理念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因素，甚至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比如：拜金主义者、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对我国的青少年影响较大，我们必须要加以批判，区别对待。
4、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影响呢？
第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可以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双赢。
时至今日，我们经常听说“经济全球化”，但除了经济以外，政治、文、化科技也在实现全球化。特别是文化，是全球化的“重点项目”。别的不说，近些年来在海外开办的孔子学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地文化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
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孔子学院为载体，和世界各地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和它们求同存异，维持一个和平相处的局面。在异国他乡，开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花朵”。
除了优秀儒学思想这样的传统文化以外，其他优秀的文化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和世界文化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我相信，凭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优秀肯定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站稳跟脚。
第二，会加速淘汰一些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样。尽管大部分优秀，但还是有一部分糟粕混杂其中，比如愚忠、愚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君爱国、侍奉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他们是对是错，都要严格地执行。这样的文化属于糟粕，天地之间本就不存在什么“天子”，人人生而平等，刻意强调人的等级性会使社会倒退。
更何况是人就会犯错，父母和“天子”不可能全是对的。我们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判断对错。
第三，让其他国家更加了解历史悠久的中国。都说文化是了解一个国家历史发展和意识形态的最好途径，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世界人民可以充分了解中国的发展和一贯的友好和平主张。这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更全面的作用，是有利的。
5、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消极影响
就是说，全球化使全世界的各种文化都相互交融交锋，其中不乏有一些落后的消极的文化，也有西方外来文化的入侵，拜金主义等，这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还有文化上本身的冲突，比如，中国文化崇尚“集体”“团结”，而西方文化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就会造成矛盾，对中国文化产生消极影响。
6、经济全球化不会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会夹带着一些别的乐东西进来，中国传统文化不一定全是好的，顺应经济全球化，可以吸取外来文化，完善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
7、经济全球化阻碍中华传统文化发展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的方向和促使它的发展。
新的世纪，经济的全球化向我们展示了文化信息产业的发展特性：
第一，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快，文化产业加强了对全球资源的争夺和分享。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智能资源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新的信息载体不断出现，一些现代化程度高的图书馆和资源库收藏的新载体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包括各种实物和博物资料，如书画、乐谱、手稿、服装、电视节目等，涉及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一切纪录及其载体。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就已经收藏了200万件乐谱、音乐家手稿、档案，90多万件录音资料，6.2万件录像资料，2.8万件多媒体资料和30万份数字化影像资料以及400个唱机设备。这些丰富的信息资源为文化从业人员进行文化生产，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数字化革命强化了知识的编码过程，各类资料、图像、音像等都可以编码化，电子网络则将各种信息资源连接起来，这便可以大大加快可用知识存量的增长速度和知识流量的流通速度，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网络。美国学者J·W·豪斯指出：好莱坞从业人员大量收集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资料，每投入100小时即花费时间成本1500美元（每小时折合15美元计算），形成的创意和构思平均可产生效益7720美元。难怪英国“滚石”广播电台不惜巨资，千里迢迢来上海录制老码头工人哼唱的“码头号子”，1992年好莱坞安布林娱乐公司从网上获得了中国云南禄丰的侏罗纪恐龙化石，以及轰动世界的河南西峡恐龙蛋的资料和图像，受到极大启发，摄制出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园》。为此，他们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商业利润，上演31个星期国内票房收入达3.4亿美元，而海外票房更达破记录的5.3亿美元！
第二，资源配置的国际间合作。文化资源国际化的基础是工业的大规模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场的开拓。以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已经发展成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资源。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和《朝日新闻》从1996年2月起同时在香港开设卫星版。设在东京的报社总部每天将排好版的样报，采用电脑和通讯卫星传到香港，几分钟后，香港的印刷厂和日本的印刷厂几乎同时开印，再利用香港作为信息中心的优势，迅速传播到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实际上也是由7个国家的30多家公司协作完成的，其中的特技制作包给了有16家多国中小技术公司协助的DigitalDomain公司，音乐制作包给了索尼公司，它的高质量的音乐制作使全片获得极大的商业成功，音乐场面占有全片的75％长度；又如美国的《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发行，它的48种国际版本发行量达到2800万份，远远超过它在国内480万份的发行量；针对妇女的美国《大都会》杂志也有36个国际版本，1996年国内发行270万份，而国际销售额突破450万美元。它的北美部负责人说，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分工协作，谁就能有效地拓展全球市场！
第三，资源利用的集团组合。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资源，许多文化企业纷纷走向联合与兼并，形成大的集团。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通过共同使用机器设备、信息网络、交通工具、专业人员等，降低成本，提高产出；（2）通过产权交易、兼并和破产，把效益差的不良资产抛向市场，再把优良资产组合起来，提高资产效益。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0年，美国有400个独立电视台和电视台集团在产权市场上被出售，等于全美75％的电视台被交换了一次所有权。而1993－1994年间，又有200个以上的电视台进入了产权市场。
联合与兼并为提高资源利用率，迅速增强文化产业的实力提供了可能，也为产业资本的跨行业渗透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不仅采取赞助和政府拨款的形式，更大量地采取参股、控股和资产运作的形式，比如法国著名出版集团Hachette股份的50％为法国经营航天、通讯和高速铁路业的马特拉工业大财团所购买，后者投入了大约20多亿美元；另一个出版集团Cite的65％股份也被法国通讯公司和电子公司所掌握。1998年初，法国公用事业、建筑业和通讯业的巨头CGE公司投资控制了世界第五大综合出版集团哈瓦斯集团30％的股份。[3]除此，还有社会投入的多元化和资源投入的无形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全面地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以资讯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结构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加以改造和转换，否则，它将阻碍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一个新时代是不可能建筑在旧文化上的，但是旧文化却可能拖延新时代的进程。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在加入世贸，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和遵循国际经济惯例，还应当注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应该包含中西文化的合理内核，又具时代性。它要求人们抛开实用理性的消极方面，剔除理论理性的偏激部分，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审视周围的一切，追求真理，直面人生而不是埋头感官享受、玩世不恭；崇尚法治而不是推崇强人政治；要求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而不是趋炎附势、依傍权力；提倡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欺上瞒下、黑箱操作的旧式文化，如此等等。[4]我们说中国的入世是中华民族一次新的更全面的对外开放，这里就包括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开放和更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国人文化意识上与国际接轨，取人之长补已之短，扬已之优抑人之劣，激浊扬清，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家庭之中。
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入世不仅引起了国人的关心，同时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接纳的这个新成员不同于一般：它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它既有汉民族文化的辉煌，同时又有多民族文化的灿烂；它既是一个经济上发展中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昨天它曾经影响了世界，今天它要接受世界的影响。中国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世界也要全面地认识中国，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双边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还有着闭关锁国的惨痛教训，一旦国门真正全面打开时，对于百姓大众来说总有一种或多或少的不适应和不可名状的滋味。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加入WTO，随着经济的全面介入，引起文化上的冲突是必定无疑的。文化冲突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一个社会集体的文化接触到另一个社会集体的文化，必然会出现内在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文化冲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对产生它的环境是适应的，但对其他的环境却不一定完全适应。[5]这种不适应便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而其前提则是相互交流中的比较和差异。
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演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注重和谐、秩序，信奉天人合一，不崇尚征服自然，而倾向于顺其自然；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视社会稳定，政治价值优先，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对国家和集体的无私奉献精神，肯定对国家和社会的报恩或献身意识，肯定上下级的忠诚关系，遵守纪律，官本位，官民一体化，习惯于“人治”，办事讲“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突出个人，以家庭为本位，稳定家庭生活。家庭有照顾好成员的职责，重视教育，望子成龙，以储蓄、勤俭为核心的财富态度，坚守以孝道为中心的家族主义，个人利益服从家族或组织利益，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等等。[6]中国传统文化好比是太极图，圆满、优美、包容性强，是内敛型的；而西方传统文化的图腾是十字架，即锋芒毕露，刚劲有力，是发散型的。中国人古代修长城是为了把自己同外界分开，而不是为了向外界进攻，中国近代的开放也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下进行的。与此相应的是中华文明在海外大范围主动传播的机会较少，对于偶尔传入的异质文化的整合力却非常强；而西方由宗教信仰演化而来的“天赋使命”观，使他们相信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是最符合人性的，因而值得在全世界推广，这种基督救世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7]随着中国加入世贸，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增多，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
第一，事物价值判断标准上的差异。对相同事件或现象的不同评价，是好还是坏，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有用还是无用，是优良还是低劣，这都反映出一个人、一个民族对事物评价的价值观，而决定这种价值标准的却是植根于人们头脑里的文化理念。
最近，由美国医学博士斯宾塞·约翰逊撰写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世界，在全球的销量已超过2000万册，连续78周蝉联亚马逊网上书店最畅销书榜首！自然，这本字数不到4万，定价16.8元的小册子，也在中国的大地上走红，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开印9次，各种书报的广告宣传和书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呢？作者在书中虚构了四个角色：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这是一篇寓言故事，作者通过四个角色的演绎，告诉人们如何在今天变革的时代，笑对变化取得成功的方法。道理简单得很。这本书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他的朋友肯尼思·布兰查德合写的小册子《一分钟经理》一样，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完全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是，就是这样的著作却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睐，促使年轻的一代和广大读者从书中受到教益，正确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作者是一位医学博士，却写了管理方面的著作，这在国人看来又是“不务正业”了。）一年又一年的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评比奖励，有多少学者为着那厚厚的著作和长长的论文而煞费苦心，因为字数和厚度不够而被淘汰者更是大有人在；而被出版、发表、评上职称的作品，又有多大的受众面，对社会又有多少促进作用，这是参评者和主评者心里都明白的事情。但是，有关部门至今仍乐此不疲，参与者仍需忙于应付。尽管有了老院士老教授们上书呼吁，要对科普作品予以关注，予以奖励[8]，但是此意始终未能成行。什么是学问，怎样做学问，看来中西方的学者和大众们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文化素质高的人愿意接受高深的学问，文化素质低的人喜爱读通俗的读物，但是，这在中西方有时却相反：20世纪80末，在中国大陆曾风行一本由丹麦出版中国翻译的大书，名字叫《戴尼提：自我心理调节技术》，37万字，书很专业也不好读，但是在北京一次发行就是20万册。中国的出版商和广告商还有新闻传媒，不遗余力地为其大作宣传推销，外国人的钱是赚饱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90年代，中国也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本是王元化的《思辨随笔》。要说这两本书也都不是通俗读物，也没有什么言情，特别是王元化的著作，还有几分晦涩。但是，在大陆，在年轻人中间却还很受欢迎，一版再版重印了好多次。一种变革时代的浮躁可见一斑，一种在开放背景下的文化迷乱可见一斑。
对一件物品，除了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外，如何把握它潜在的精神意义，中西方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到国外旅游的人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容易买到一件纪念品回国，打开一年原来是中国制造的。笔者曾到欧洲大陆出访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参观法国国家第三电视台，客人们回赠给我们的纪念品有手表和文件包，很精致也很漂亮。但是，打开文件包一看，在夹缝中却发现“MADE IN CHINA”的字样。参观巴黎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纪念品购物处购买的却是中国温州生产的铁塔玻璃镜框。一个国家的标志物，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出售和送给客人的物品却不是本国生产的（这些纪念品不仅是送给中国人），这在中国是不会出现。从来没有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售美国或其他国家生产的具有反映中国形象的纪念品。但是，外国做到了，而且很坦然。他们完全从商品的价格考虑，只要委托国生产的商品既便宜又精美，他们能赚到钱，顾客又喜欢，请哪个国家生产都行。在这里没有中国人一般认识的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等精神的束缚。
人们的文化观念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在特殊情况下，在紧要关头，训练有素的民族也会有它出色的表现。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遭遇恐怖袭击，让热爱和平的人们永远记下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其中有两个细节却更令世人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因为她揭示着美国民族中最温馨最光彩的瞬间。
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上大厦，电梯瘫痪，成千上万的人汇集到唯一的安全通道楼梯上。在最为危急的关口，它竟然畅通无阻，不光身强力壮的人逃了出来，伤员被抬了下来，心脏病发作者被救下来，连盲人牵着导盲犬也从人流中走了下来，几乎所有从楼梯而下的逃生者都逃了出来。难怪人们要赞美，秩序是文明，是礼仪，秩序更是生命。而为了这秩序，人们经受了怎样的生与死的考验。
“9.11”事件中还有第4架飞机，那架飞机上曾经有一个男人用手机给地面上的妻子打过一个电话，最后的一句是，“男乘客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飞机后来在匹兹堡附近坠落，歹徒与乘客同归于尽。在文明社会中，遭遇劫持，放弃搏斗是普遍接受的惯例，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不能以别人的生命作为冒险的代价，去完成那一类“英雄行为”。但在获悉世贸大厦已经被袭击的前提下，搏斗则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生命牺牲，为此打破惯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正义的。尽管如此，也必须征得他人的同意。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还能想到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自由。这就是美国民族在“9.11“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积淀。这种积淀不是一日之功，它正如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所言：“如果没有1787年费城制宪以来的200多年积累，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事例。我们也难以否认，没有宪政环境中一生养成的习惯，就不会在最后一分钟以那样谦卑和自然的口气说，我们投票决定。”[9]再来看看中国大陆上发生的几次火灾和事故，尽管里面也有我们时常供奉的“人民公仆“，却很难见到他们在危急中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1994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一剧场由教育部门组织上千学生观看演出。突然，剧场因电线短路发生大火，结果有324人死亡，其中有288人为学童。造成这么多人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逃生时教育官员和老师不仅没有很好地组织撤离，有的还为了防止大火烧到自己竟堵住了通道，结果致使不少学生在争相逃生时互相践踏致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陆开始注重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这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在城市里在繁华处大都有了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有的设施与外国的也大致相同。但是，在红灯面前，中国有不少人的表现是与外国朋友大相径庭的：外国人见了红灯，不论是有车还是没车、有人还是没人，都要站住，不会通行；而我们有些同胞，遇到红灯，先看有没有车，如果没车，可能会通过；如果没车又有人先过，他保准会通过。西方人心目中的“红灯”是法律条文和道德约束，“红灯”和“绿灯”分别代表着“合理合法”与“违法悖理”；而我们有些国人心目中的“红灯”是“被人看见”，是“目击者”，只要没有“目击者”，红灯绿灯都是可以通过的。对此，有学者从“人格底线”上进行深刻的阐述：中国人为人处事最在乎他人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他人取向”；而西方人为人处事最在乎法律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法律取向”。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只要不伤害他人，也就是说不违反法律，他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越是我行我素，就越是具有好的人格形象，越是具有独立人格；而对中国人来说，人生道路上的绿灯反倒很少，举手投足，都要顾忌别人会怎么说怎么看，他人的意见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逆他人意见而我行我素，其代价是人格形象的丧失。这种“他人意见”常常是与“法律意见”相抵牾的，“他人取向”的红灯常常有意无意地替代了“法律取向”的红灯。[10]在当今与世界接轨的形势下，中国的国民应建立起新的价值判断体系：一方面要继续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加强民主和科学的教育；另一方面则应该请进“马（Market）先生”和“骡(Law)先生”，即加强市场和法制的观念。用法律的“红灯”规范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同时对个体在“绿灯”下的合法行为持宽容的态度。从现实的层面考察，这种价值判断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为个体的人格行为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又可以保证个体自觉地遵守法律和道德的“红绿灯”。全球的现代化从工业化到科技化和信息化，只是物质和工具层面上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人类现代化的全部，更不是现代化的实质。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1]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我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对生活方面的满意度在很多项目底于西方国家（见表一）。在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上也有不少的差别（见表二）。这也是引起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加入了世贸，在经济步入全球化的同时，作为人的现代化的任务更加繁重和漫长，这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经济利益和人们的文化观念的不同，在相互的交往中由差异而发生冲突这在国际上是常见的事，我们也不必过分忧虑。如美国和加拿大虽然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而且两国相邻，交往多年，但分歧仍然存在。
加拿大与美国有将近8900公里共同的边界线，对多数人来说是共同的语言——英语，来自英国历史的共同传统，接近的政治经济制度、共同的防卫体系，特别是学术和行业的联系，以及贸易和投资关系。在经济上，它们是相互之间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的投资者和消费者。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而加拿大在美国的投资，也比在其它任何国家都多。两国每年的边境往来达数千万人次。然而，在总的友好关系中，也有不和谐的音符。这两个北美邻居之间最伤感情的冲突包括大众传播方面的争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电视率先发展起来，而加拿大是从1952年才开始电视广播的。由于大多数加拿大人生活在美加边界以北的沿线一带，处于美国电视的覆盖之下，40年代表50年代初，加拿大观众广泛地接收美国电视节目。其后，加拿大线缆系统发展起来，并热衷于从边境美国电视台转播节目信号。从此，在所有加拿大的主要城市和许多小城镇，多数居民都可以享受热门的美国节目且无需付费。加拿大广告商认识到美国电视节目在加拿大观众中的影响，便开始在美国边境电视台购买广告时间，这些广告是针对加拿大消费者的。于是，滚滚财源流入美国电视台，70年代每年达2千万美元。终于，位于边界线以南的24家美国电视台卷入了争议，其中最主要的电视台是3大电视网在纽约州布法罗市的3家电视台和在华盛顿州贝灵汉市的一家附属台。这场争执被报界称为“边境战争”，美国电视节目被称为“特洛伊木马”。
为了遏制加拿大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广告流向美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加拿大政府采取了几种政策法规。70年代中，当政策付诸实施后，美国和加拿大的几届政府都介入了长期的国际争端。
美国和加拿大几十年的争论，无碍乎两大因素，一是经济利益，二是文化观念。加拿大担心自己的文化被美国所吞噬，他们追求的是文化的发展，他们把广播当作提高文化和民族特征的工具来使用。他们不承认所谓“简单的保护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罪名；而美国却强调自由经济，市场竞争，借助实力，建立霸权，他们追求的是消费者的选择。他们也不承认所谓“帝国主义和商业侵略”的大帽子。[12]由于文化传统和经济利益的不同，争论也许会长期进行下去。但是，随着双方的交流与沟通，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产业都将会促进两国的发展。这不仅是两国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所然。
由于差异产生冲突是很自然的事，一般来说文化冲突不会像政治冲突那样升级为战争（当然也不排除像科索沃和中东地区由民族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引起的战争）；相反，在相互的交流中，通过彼此的了解和调适达到融合倒是其主流。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最终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一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就像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样，充分利用文化传播这一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不断地以汉文化为基础融合我国各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从而使其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繁荣灿烂；另一种则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这种融合是在深切了解异质文化的深层意蕴的基础上，扬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把本民族文化提高到异质先进文化所达到的时代水平。如满族在汉化的过程中，它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融入到汉文化中。[13]以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为例就足以说明世界各国在相互的文化交流中促使了文化的融合。据史料记载，日本人来华，“目睹东方文化发祥地的中国，有统一的政治组织，有灿烂如花的物质生活，更有崇高理想的精神生活，而因对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爱慕与追求”。[14]“必须突进文化母国，直接移植优秀的文化，才能满足其欲望。”[15]与此同时，从宋代开始，日本有些文化也传播到中国。如日本的民族绘画——大和绘在中国广泛传播，锋利的日本刀剑也大量销往中国。[16]
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由于其层次的不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人们的接受中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庞朴先生所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启示人们：物质文化因为处于文化系统的表层，因而最为活跃，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系统的中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因而稳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为深藏于文化系统的核心，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最为保守，较难交流和改变。”[17]不论交流与融合的层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交流与融合中，为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8、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的全球化带来频繁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尊重，但全球化的趋势也不可避免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具有特色的手工艺、民族特色在消失，有的渐趋消亡，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 专家说在今后的一百年间,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不同的语言将会消失. 不要说全球化的问题, 即使看全国化的问题也可见一斑, 比如说川菜, 比如说海鲜, 比如说小吃, 这些东西越来越标签化, 越来越向美式快餐那样全国都是一个味道, 在地域文化中占一个非常重要位置的饮食文化也在逐渐消亡.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文化交融, 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些文化的交融往往发生在战火纷飞, 朝代更替的年代. 春秋战国年代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 数百年战争, 人民的流动造成文化和传统的大冲击. 但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战火和朝代更替可能消灭了一些传统的文化和传统价值观, 比如说周礼和奴隶制度等, 但新的文化, 新的价值观在不断地诞生, 九流十家, 老庄哲学, 孔孟之道, 这些文化和道德观统治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 其影响之深不仅仅是对泛中华民族, 而且还影响了世界. 第二次是五代十国隋唐交替的动乱时代, 灿烂的唐朝文化让世界给各国至今称中国人聚集的地方为唐人街. 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的年代, 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 冲击, 出现来一大批文学, 政治, 军事, 工业的新思维, 新文化, 新的价值体系. 因此, 可以看到全球化却是会对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价值体系带来冲击, 但只要是加以诱导和规范, 新的思维体系, 新的文化和道德观的建立, 不但不会影响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发展, 反而会促进本地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9、现代化发展会不会影响传统文化的生存？
不会，现代化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历史涵义，促使其更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可操作性专，丰富了属当代人民的生产生活内容，这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生存影响有利也有弊 1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生存影响的弊 对于传统文化的式微,现代化的冲击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非常紧密,不仅仅是在经贸层面上,在文化层面上的交流也是非常紧密的。可以说现在的世界,由大到小,成为一个地球村
10、全球化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吗？
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第一,全球化使得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从目前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世界语言的多样性面临着严峻挑战。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据估计,目前世界尚存的五六千种语言,在21世纪将有一半消亡,200年后,80%的语言将不复存在。有的科学家预言,到2100年,可能将有90%~95%的语种消亡或趋于消亡。美国阿拉斯加费尔班克阿拉斯加本土语言中心M·克劳斯指出:“据保守的推测,在下个世纪里,平均每年将有20种语言消亡。不用说那些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就是那些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也面临着激烈竞争。目前英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是强势的,随着英语的传播和使用,英语文化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向全世界扩展。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85%是用英语传播的,在联合国各种场合中使用的语言95%是英语,而国际经贸活动中几乎100%使用英语。经济全球化对英语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消亡,对文化多样性产生了威胁。
第二,经济全球化为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代写论文中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己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2]”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动力。世界上有60多亿的人口,200多个国家,2 500个民族,6 000多种语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努力创造了各种人类文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更加频繁,也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表现出更加鲜明的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才进一步表现出具有各自民族特征的多样性。
第三,经济全球化不会导致文化单一化。目前,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占到60%~70%,甚至占到80%以上。美国文化产品出口额超过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达每年600多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因此,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将代替世界多样性的文化: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将会代替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不会导致文化单一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同时,不同国家在吸收它国文化的基础上也会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如巴塞罗那市前市长特鲁诺所言:“自然界因为生物多样性而美丽,人类也因为文化多元化而丰富。如果全世界都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世界该是多么单调。[3]”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文化千姿百态,各有所长。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催生出新的文化形式。
第一,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化的起源就是多元的。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笔下描绘的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等8种文化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26种文明形态;从具有区域特色的亚洲儒家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中东阿拉伯文化等到一个国家内部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都以雄辩的历史展示了多元世界文化图景。现今地球上共有将近190个民族国家,从美国、日本这些经济技术大国,到克罗地亚这样的新国家和几内亚、毛里塔尼亚、贝宁这样一些经济上欠发达的国家,以及列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的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第二,企业文化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
企业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体,其中跨国公司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最近的调查报告说,2006年全球6·52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58·5万多个分支机构,实现的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1/4。在目前全世界所有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中,72·8%左右是支付给跨国公司及其境外子系统的,这表明跨国公司正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空前强大的势力。这些不同的国际关系体,无论是微软、沃尔玛、索尼等大的企业还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文化成为企业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源泉。
第三,网络文化正在成为全球文化的新亮点。发达的电信网络使信息的流动不再有国界的限制,从而导致各种有关文化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活动的范围被扩展到全球规模的水平上。网络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时空界限,为人们提供了体验全新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网络文化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丰富。
三、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安全
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生物界那样必不可少。一种文化如同一种基因,都拥有自己的历史精神和人文传承,有独特的魅力和智慧,多基因的世界才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我们提倡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但是文化的多样性不能成为保护落后文化、拒绝先进文化和闭关锁国的理由。我们应该做到:
第一,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振兴中国文化产业。文化多元化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产物。我们崇尚文化多元化,但是文化多元化不是简单地保留现状,更不是复旧。中国文化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成为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元。扩大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是最基本的战略选择,要吸取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与现代文明相联系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只有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才能使中华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要建立先进文化体系,必须注意维护文化安全。只有处理好文化开放和文化安全的关系,才能为构建中国先进文化提供基本保障,才能振兴中国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一个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要特点的产业系统,是一个涵盖包括文化艺术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电影业、音像制品业、娱乐业、版权业和演出业在内的庞大体系。[4]”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了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通过中国2008年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我们从数字上看,中国的文化产业得到了快速、平稳的发展。2006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为1 099·1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8·04%。通讯产业在整体上也是平稳快速增长,2007年在2006年基础上再次增加1亿用户,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分别达到3·68亿户和5·46亿户,互联网上网人数达1·8亿。2006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65·4亿元,增速高达73·5%。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化产业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欧美,我们必须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完善以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以及相应的文化投资体系改革,牢牢掌握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集团;实施文化精品战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提升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立足于国情来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远景规划,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产业力。
第二,加强民族文化传播,提升软实力。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不仅要拥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硬实力,还要有以文化力为核心的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不拥有软实力,那么它就只拥有一个物质外壳而缺少内涵,不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强国。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在推动力,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托夫勒教授等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目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的焦点。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将成为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谁将掌握未来[5]。尽管这代表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极端观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文化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在经济力量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减,软实力的差距就成为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素。能否提升软实力,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提升软实力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胡锦涛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6]”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文化传播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形成了多种语言、多种媒体并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模式。从广播电台、报纸和杂志到电视、互联网,中国的传媒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然而我国的文化传播体系与西方国家全球化的综合信息传播体系相比,还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必须加快文化传播硬件和软件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扩大报刊、计算机网络等在国内外信息辐射的范围;增强各种媒体自身的吸引力;同时必须加强现有媒体的合作与改造,形成中国传播事业的合力,共同迎接来自境外媒体的挑战成为必由之路[7]。
第三、增强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自觉性,抵御英语语言霸权。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下,英文成了世界上独霸的语种,它在国际交往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国际互联网络上的信息约有80%以上是通过英语来传递的。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曾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8]”英语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宣传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思想的载体。虽然汉语不是濒危的弱势语言,但是英语的霸主地位威胁到了汉语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普及,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抵御英语的语言霸权。
首先,我们应该落实国家的语言政策,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学习、宣传和实施工作,自觉的应用和推广普通话,提高国内人民大众的汉语水平。
其次,扩大汉语在网络中的使用率,注意在国际会议、外交、贸易、科技、教育、文化、传媒、体育等领域逐步增加汉语的使用量,以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领域中的价值。
最后,根据需求市场,培育和引导汉语教学,要大力培育汉语教学机构、教师、考试和教学方法的品牌,着力发展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现代远程教学,使汉语教学的发展与汉语的国际传播良性互动,国内外相互配合,扩大汉语的应用范围和辐射范围,形成推动汉语的国际使用和学习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