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消极影响
就是说，全球化使全世界的各种文化都相互交融交锋，其中不乏有一些落后的消极的文化，也有西方外来文化的入侵，拜金主义等，这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还有文化上本身的冲突，比如，中国文化崇尚“集体”“团结”，而西方文化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就会造成矛盾，对中国文化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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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
作者：姚国华
豆瓣评分：8.5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2-09-01
页数：483+
内容简介：
该书视域宏阔，分“哲学篇：人文视野”、“历史篇：文明反思”、“现实篇：文化剖析”、“大学篇：轴心重建”四大部分。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几乎一切方面，大量资料和数据散见于浩繁的报刊文章，许多却是鲜为人知的，与作者亲历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相印证。这些信息集中地摆在一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它与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一脉相承，但在每个话题上都大大深化了，具有历史的深度和立体的动感。
作者简介：
姚国华，湖南南县人。1981年起就读于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哲学系，四川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于衡阳工学院马列室，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1994-1997年，开创当时全国耀眼的文化绿洲——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无形学院及《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后退出，潜心写作五年，著成《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一书，上卷《文化立国》，下卷《大学重建》，在思想界、教育界引起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
4、在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
http://www.cqvip.com/QK/83736A/2005007/20192136.html维普网上的论文
“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内涵复杂定义纷呈的概念。总的来说，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其中经济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一些共同规则的诉求，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文化全球化问题研究的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过去只关注经济因素转变到经济文化因素同时关注，例如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自己理论的修正；另一种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来解释全球化进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学的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体系的变化过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过程。[1]综观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主要有如下问题：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全球文化的构建以及文化全球化问题。
一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对全球化与文化关系的把握。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进了研究领域，扩大了全球化理论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论的解释效力。[2]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提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文化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汤姆林森认为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引向文化领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实践内涵。关于全球化，他提出要从日常生活体验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亲近感、独特性。关于文化，他认为必须要从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实践关系去阐明文化目的性，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他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广为人们接受的特征，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这一理念来为自己的文化做注解。事实上，汤姆林森是从杂交化、传媒亲近感、世界主义等方面探讨全球化与文化的联结，提出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劳动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动，它还带来了我们文化体验的转型。这种文化体验，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他集中探讨了“非领土扩张化”概念,认为非领土扩张化是我们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状况,它存在于日常体验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诸多方面。“非领土扩张化”概念所要表达是，全球化从根本上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们的文化实践、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满活力的文化与领土定位之间的联系；这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机遇与危险并存。所以，他呼吁全世界团结一致。
美国文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也有自己的思考。关于全球化，他认为这是一个传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盖与传递文化或经济含义。但他又认为单将传播作为全球化概念的焦点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在他看来，当代传播的发展再也不具有“启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内涵。这一传播性概念既具有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层面，即被赋予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文化层面的所指或意义，对于传播网络扩展的假设已被暗中改换成某种关于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同时，又被暗中改换为一种对于世界市场与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看法。一场特大范围内的全球性劳动分工，以及充斥着商贸与金融内涵的新的电子商务路径，即它的经济方向。所以，詹姆逊认为作为与传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却并不相称的两面，产生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观点：如果只强调这种新传播形式的文化内涵，那它将会逐渐表现出对差异与分化的一种后现代的颂扬，瞬间会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处于彼此相容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广瀚的文化多元主义，让人很难抗拒；但如果倾向于对全球化经济方面问题的思考，那么它又会受到那些经济准则和意义的影响，人们会发现这一概念变得愈来愈暗淡晦涩。他认为，这里占据显著地位的是不断加强的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4]可以看出，詹姆逊是以经济文化的互动交织来定位传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经济文化式”分析。诚如他的发问：“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是否有根本的改变？”[5]
二现实与想象的文化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密切渗透，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文化全球化问题日益提上日程。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学者们更多是从全球化研究的范围及影响谈到文化的全球化现象与可能。戴维·赫尔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变革》中指出，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和影响的当代争论中，主要有极端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三种。在美国大众文化或西方消费主义的支持下，各种超全球化论者描述或预测的世界是同质性的。但超全球化论者也受到怀疑论者的挑战。怀疑论者认为，与民族文化相比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暂时性，而且，由于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阂，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具有持续的重要性。持变革论的人认为，文化与人口的相互融合与交流将产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网络。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赫尔德等人认为，跨区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际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3000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则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由于当代电信、广播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覆盖的区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6]他具体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历史形态。他们的这种分类基本上概括了当前对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态度。极端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思维的单线性，这显然不符合复杂的多元化现实。其实，不论何种态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进行中。文化全球化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
文化全球化是现实的。首先，随着文化消费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消费文化以其通俗性与普及性极大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文化得到包装并借助商品而传播， 这是非常有效的传播方式。其次，信息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这个工具，资讯传播更加方便迅捷，整个世界犹如一个小村庄， 一个消息、一条信息瞬时间就能传遍整个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性。另外，文化不是空穴来风，它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个人、组织、民族等实体，随着这些实体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的不断深入和广泛进行， 文化负载着经济，经济传播着文化，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实现。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象的。从消费文化的层次上看，初看起来似乎是同质化过程，但实际上呈现出的是混合化特征，没有任何文化会存在于不受时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从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角度来看，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环境最终总会遇见一种已经存在的参照框架的影响与制约。后者涉及一个更复杂的过程，简单的同质化概念并不能正确地记录这些问题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性质以及他们产生出来的文化创造性。所以，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是必然的。但有一个前提同样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的前提——文化主体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多元与多样。从文化全球化的实现路径来看，国内学者王宁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有两个方向：一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会渗透到这些地区；二是（ 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 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7]可以看出，王宁是以资本输出的路径来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径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它预示着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渗透，但根本上这是一个经济的做法。经济的逐渐演变成文化的，同时文化的也逐渐演变成经济的。文化是重要的经济产品，离开这一点，经济体系无法发展和扩张。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文化担负着诸如公民权这样的理念和运作，可充当民主政治的试验场，显然这是在设置文化与政治层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构建
随着不同民族文化渐渐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与渗透日益广泛、深入，这也渐渐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文化的构建。对此，也有不同观点。
第一，一元为主的“全球文化”。汤姆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公开质疑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本没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对它的不同解读；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话语中的内涵，才能得出其实质。他认为一些学者过于维护文化的差异性，否定其同质性，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发展的前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平衡，而某种程度的同一性则有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以及人类的和睦与进步。现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们的文化宿命。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经验背景，他否定同一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应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说法。
事实上，在全球有无一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即如何看待美国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并不是唯一能够在全球扩张的文化，但同时也必须肯定美国在全球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领世界风气之先这一事实。这不仅因为美国拥有制造并在全球传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无与伦比的手段，而且还因为美国具有一整套能够使其成为全球文化传播者的文化与历史特质。这种状况虽然并不意味着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质性的烙印，但也确实表明，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不得不把美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当成共存的现象看待。 美国流行文化具有约瑟夫·奈所谓的“软权力”——劝说或合作的权力。实际上，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正是想在世界范围内肯定和推广美国文化。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明眼人一眼便能揭穿。詹姆逊认为，主张同一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美国文化。他提醒人们谈到文化全球化时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不是唯一面临危险的东西，人们更应该警惕其中蕴含的另一种倾向。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美国文化已渐渐成为他们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他说：“美国的电视，音乐，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8]对此，依附理论学派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今天仍处于称霸的阶段，但是这一霸权地位却因欧洲和日本的赶超而不断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义构架来管理长期受危机打击的体系，已经进入它的崩溃阶段。近年来，后殖民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与此直接相关，美籍印度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就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构建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文化的多元共存。英国学者M.费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给一专题杂志写的导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现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全球文化的相互联系状态的扩展也是全球化进程，它可以被理解为导致全球共同体即“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这种全球文化应该是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他看来，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义的特殊化。日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实际上已成为全球化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主导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明显。因此，他认为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性，若想掩盖或者抹去这种特性，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倒退。所以，他将全球化描绘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双重过程”。另外，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样认为单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临强烈抵制，它必然会受到政治沙文主义和多种反主流文化的反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其说是朝向文化同质化，毋宁说是走向文化分化与复杂化。全球文明论者玻尔马特（H.V.Perlmutter）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导，全球化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世界文明，在这个世界文明中有一种全球“融合”的动态形式。他把这种动态“融合”看做一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方面的相互协调的过程。〔9〕
第三，文化的冲突与对话。谈到“全球文化”的构建，必然要谈及文明的冲突与对话。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并设计出一幅未来多种文明冲突的景象，声称西方文明的最大对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实际上是把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统化和抽象化了。虽然在以后的著作中有所调整，但不难看出他在文明关系上的竞争论立场。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自由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的理念已经很完美、无可匹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统性，因此，历史终结了，即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制度与行为模式。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趋同论，即世界统一于自由民主。其实，福山与亨廷顿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两者都在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虑——福山认为西方的文明已经取胜，体现出一种优越感；而亨廷顿却在为西方文明的主体地位忧虑和担心。杜维明在为联合国2001年《文明对话宣言》所写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中谈到，在21世纪，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论，文明冲突理论比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更具说服力，因为它承认文化的重要地位并希望妥善处理宗教差异。不过，杜维明明确反对文明之间的冲突，他的立足点是坚持跨文明对话，实现文化的多样化，超越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以达于各文明间的真正和解，用来标志这种和解的概念被称做“全球共同体”或另外“地球村共同体”。〔10〕
另外，德国学者哈德尔拉·米勒也表现了一种不同于亨廷顿的立场，并在《文明的共存》中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进行了批判。米勒认为，文化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对历史的发展真正起重要影响的还是经济与政治力量。在他看来，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主要不是取决于文化自身以及各个民族的文化态度，而是取决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他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既可能导致文化的冲突，也可能导致文化的融合。他呼吁人们要加强文化对话，促进文化融合。不过，对于文化对话与融合，他将更多希望寄托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身上。他说：“在21世纪，人类将走向何方，文化的差异是成为划分界限的原因，还是会演化为促进合作的原动力，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西方国家对待文化的态度。美国作为西方的领头羊，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11〕
结语
当今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间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类整体意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文化、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难以升华。可以看出，实际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须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两条逻辑，其内涵和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但不管如何，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全球化文化的发展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交织过程；二是美国文化在全球化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力，它的扩张造成了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民族狭隘主义与普世主义都有明显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过平等对话来实现，而真正的平等不仅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5、全球化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吗？
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第一,全球化使得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从目前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世界语言的多样性面临着严峻挑战。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据估计,目前世界尚存的五六千种语言,在21世纪将有一半消亡,200年后,80%的语言将不复存在。有的科学家预言,到2100年,可能将有90%~95%的语种消亡或趋于消亡。美国阿拉斯加费尔班克阿拉斯加本土语言中心M·克劳斯指出:“据保守的推测,在下个世纪里,平均每年将有20种语言消亡。不用说那些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就是那些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也面临着激烈竞争。目前英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是强势的,随着英语的传播和使用,英语文化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向全世界扩展。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85%是用英语传播的,在联合国各种场合中使用的语言95%是英语,而国际经贸活动中几乎100%使用英语。经济全球化对英语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消亡,对文化多样性产生了威胁。
第二,经济全球化为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代写论文中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己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2]”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动力。世界上有60多亿的人口,200多个国家,2 500个民族,6 000多种语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努力创造了各种人类文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更加频繁,也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表现出更加鲜明的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才进一步表现出具有各自民族特征的多样性。
第三,经济全球化不会导致文化单一化。目前,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占到60%~70%,甚至占到80%以上。美国文化产品出口额超过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达每年600多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因此,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将代替世界多样性的文化: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将会代替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不会导致文化单一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同时,不同国家在吸收它国文化的基础上也会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如巴塞罗那市前市长特鲁诺所言:“自然界因为生物多样性而美丽,人类也因为文化多元化而丰富。如果全世界都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世界该是多么单调。[3]”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文化千姿百态,各有所长。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催生出新的文化形式。
第一,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化的起源就是多元的。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笔下描绘的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等8种文化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26种文明形态;从具有区域特色的亚洲儒家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中东阿拉伯文化等到一个国家内部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都以雄辩的历史展示了多元世界文化图景。现今地球上共有将近190个民族国家,从美国、日本这些经济技术大国,到克罗地亚这样的新国家和几内亚、毛里塔尼亚、贝宁这样一些经济上欠发达的国家,以及列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的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第二,企业文化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
企业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体,其中跨国公司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最近的调查报告说,2006年全球6·52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58·5万多个分支机构,实现的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1/4。在目前全世界所有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中,72·8%左右是支付给跨国公司及其境外子系统的,这表明跨国公司正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空前强大的势力。这些不同的国际关系体,无论是微软、沃尔玛、索尼等大的企业还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文化成为企业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源泉。
第三,网络文化正在成为全球文化的新亮点。发达的电信网络使信息的流动不再有国界的限制,从而导致各种有关文化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活动的范围被扩展到全球规模的水平上。网络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时空界限,为人们提供了体验全新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网络文化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丰富。
三、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安全
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生物界那样必不可少。一种文化如同一种基因,都拥有自己的历史精神和人文传承,有独特的魅力和智慧,多基因的世界才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我们提倡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但是文化的多样性不能成为保护落后文化、拒绝先进文化和闭关锁国的理由。我们应该做到:
第一,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振兴中国文化产业。文化多元化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产物。我们崇尚文化多元化,但是文化多元化不是简单地保留现状,更不是复旧。中国文化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成为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元。扩大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是最基本的战略选择,要吸取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与现代文明相联系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只有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才能使中华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要建立先进文化体系,必须注意维护文化安全。只有处理好文化开放和文化安全的关系,才能为构建中国先进文化提供基本保障,才能振兴中国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一个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要特点的产业系统,是一个涵盖包括文化艺术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电影业、音像制品业、娱乐业、版权业和演出业在内的庞大体系。[4]”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了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通过中国2008年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我们从数字上看,中国的文化产业得到了快速、平稳的发展。2006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为1 099·1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8·04%。通讯产业在整体上也是平稳快速增长,2007年在2006年基础上再次增加1亿用户,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分别达到3·68亿户和5·46亿户,互联网上网人数达1·8亿。2006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65·4亿元,增速高达73·5%。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化产业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欧美,我们必须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完善以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以及相应的文化投资体系改革,牢牢掌握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集团;实施文化精品战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提升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立足于国情来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远景规划,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产业力。
第二,加强民族文化传播,提升软实力。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不仅要拥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硬实力,还要有以文化力为核心的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不拥有软实力,那么它就只拥有一个物质外壳而缺少内涵,不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强国。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在推动力,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托夫勒教授等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目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的焦点。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将成为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谁将掌握未来[5]。尽管这代表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极端观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文化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在经济力量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减,软实力的差距就成为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素。能否提升软实力,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提升软实力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胡锦涛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6]”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文化传播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形成了多种语言、多种媒体并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模式。从广播电台、报纸和杂志到电视、互联网,中国的传媒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然而我国的文化传播体系与西方国家全球化的综合信息传播体系相比,还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必须加快文化传播硬件和软件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扩大报刊、计算机网络等在国内外信息辐射的范围;增强各种媒体自身的吸引力;同时必须加强现有媒体的合作与改造,形成中国传播事业的合力,共同迎接来自境外媒体的挑战成为必由之路[7]。
第三、增强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自觉性,抵御英语语言霸权。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下,英文成了世界上独霸的语种,它在国际交往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国际互联网络上的信息约有80%以上是通过英语来传递的。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曾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8]”英语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宣传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思想的载体。虽然汉语不是濒危的弱势语言,但是英语的霸主地位威胁到了汉语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普及,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抵御英语的语言霸权。
首先,我们应该落实国家的语言政策,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学习、宣传和实施工作,自觉的应用和推广普通话,提高国内人民大众的汉语水平。
其次,扩大汉语在网络中的使用率,注意在国际会议、外交、贸易、科技、教育、文化、传媒、体育等领域逐步增加汉语的使用量,以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领域中的价值。
最后,根据需求市场,培育和引导汉语教学,要大力培育汉语教学机构、教师、考试和教学方法的品牌,着力发展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现代远程教学,使汉语教学的发展与汉语的国际传播良性互动,国内外相互配合,扩大汉语的应用范围和辐射范围,形成推动汉语的国际使用和学习的新局面。
6、全球化对文化的表现、原因及影响、优点缺点
1、全球化对文化的表现
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世界文化也因此呈现融合加深的趋势，各种族、各国家文明在不断交流、融合中得到创新和发展。
2、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文化全球化也成为了必然，各个国家都希望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地区。
3、影响：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具有悠久灿烂、独具特色文明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化环境下统筹好文化安全和文化开放非常重要。
4、优点：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国家间的竞争已由经济层面上升到了文化层面，具体体现为文化模式和文化产业的竞争，发展文化产业是繁荣民族文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5、缺点：在文化全球下，经济实力较弱的，软实力不强的国家、民族文化容易被吞噬。
(6)全球化与文化豆瓣扩展资料：
经济为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文化的全球化是经济扩张的必然，只有认同一种文化，才会消费这种文化下面的产品，才会为这个文化下的人制造利润。
文化又是一个特定地区一种价值观世界观的表现，为了减少不同地区之间人们的误会、误解，增加信息的流动，人们也有必要增加不同文化体下的文化交流。
这样一种趋势造成了全球文化的传播，我们可能只知道某个国家的一个品牌一种习惯，但是我们对这个国家地区的了解就从这个突破口开始.。
每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都会不遗余力的推广自身文化，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也就是大势所趋了，谁若是在文化全球化中占据先机优势，谁就能掌握未来商业战争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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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创造性破坏
作者：[美] 泰勒•考恩（Tylor Cowen）
译者：王志毅
豆瓣评分：8.3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
页数：190
内容简介：
麦当劳全球横行。
法国人租看好莱坞电影。
泰国女学生争相模仿麦当娜。
全球化颠覆本土文化的现象，我们都已司空见惯。它究竟是利是弊？
泰勒•考恩针对这个激烈争论的话题提出了令人瞩目的原创性论述，试图向读者证明：文化的“破坏”带来的不是艺术之死，而是更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化。
《创造性破坏》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的力作，针对经济与艺术的关系做出了精彩绝伦的分析。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化和跨地区贸易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供求关系这一经济力量究竟对创造性的追求是利是弊？
作者毫不讳言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力，但同时以“创造性破坏”来鼓励人们对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化发展持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通过严谨的论证和丰富的实例，作者指出：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常态。作为一种充满活力但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制度构架，全球化为多种艺术观念并存提供了动力，催生了大量令人满意的现代作品，创造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文化繁荣的时代。
作者简介：
泰勒•考恩（Tyler Cowen），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兼任詹姆斯•布坎南政治经济中心(James M. Buchanan Center for Political Economy)主任、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S Asian Cultural Academy）文化史学教授，主要从事商业和创造性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注重在全球化及跨国贸易的背景下对艺术政策进行考察。主要著作有Markets and Culture Voices，What Price Fame?，Economic Welfare和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等。
8、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讲，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
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
2.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个具有煽动性的词。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什么是全球化？我们真的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以往的全球化给我们带来过什么？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全球化还包括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人的流动是物质和精神流动最高程度的综合。
科技进步是一切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是全球化的依托。交通的进步促进人员和物质产品的全球化，通讯的进步促进精神产品的全球化。当然，两类技术的作用经常分不开。互联网能调动资本，轮船也能传播精神。
抛开技术进步因素，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亦是关于资本之“主义”的全球化，即利润至上观的全球化——马克思在150年前就讨论了全球化的这个本质。除了战争时期，资本在全球范围里疯狂地追逐利润，每天24小时，从不疲倦。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体现为市场经济体系在全世界的扩张。其他一切方面的全球化，包括国际化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从资本全球化衍生而来。若世界市场的扩张是必然的，全球化也是必然的。既然全球化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人们当然希望拥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里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四类变量无限多。既然人们无法预知所有的变量，只好依赖意识形态决定自己的立场。
对众多的支持者而言，全球化是一种基于世界大同理想的意识形态。支持全球化就是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历史潮流。对众多的反对者而言，反全球化是一种基于平等世界理想的意识形态。反全球化就是反对扩大贫富差距，反对霸权。意识形态倾向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笔者在这里不想谈论意识形态，只想就事论事。
我们正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
“日不落”帝国时代的全球化比美利坚时代逊色吗？如果麦当劳、肯德基能体现全球化，中餐馆可是在上上个世纪就在世界各地登陆了，如今其普及程度远非美国快餐能比。我怀疑，今天的全球化被迅速膨胀的“新闻界”给夸张了。
眼下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引起的，交通技术并没有飞跃的进步。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以轮船、铁路、汽车和飞机为代表的交通技术出现了质的飞跃，人员和物资的国际交流呈几何级数增长。那个时候移民是容易的，入境管理并不严格，护照也可有可无。美洲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住满移民，中国人就是从那时开始改穿西式服装，改用西式笔墨，扛洋枪、住洋房、用洋火、使洋钉，以及下南洋、闯西洋、赴东洋。
即便是资本流动，旧时代恐怕也未必差得远。100年前就有很多中国人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里存钱、取钱、借钱。那时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资本输出被列宁看成传统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据说，今天的全球化体现为惊人规模的“金融资本”流动。每天全世界有1万多亿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进行赌博投机，每年全球“热钱”高达400万亿美元。可那又能说明什么呢？当今的国际贸易量才8万亿美元。国际金融赌博能影响地球每个角落的生活？资本是经济的三要素之一，其根本意义在于促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效率。可是，用于国际赌博的“资本”促进多少效率呢？全球化的脊梁是工业和商业资本，不是“赌博资本”。
电力的使用，广播的兴起，电话的出现，新闻出版的普及，乃至后来的电视时代，上述任何一种通讯技术的进步，其意义未必低于互联网。因此，过去精神产品的全球化程度不亚于今天，精神产品的多元化也不亚于今天。否则，民主思想、共产党人的思想乃至形形色色的其他意识形态怎样传遍19和20世纪的世界？除了巨额的“金融资本”，据说今天的全球化还体现为互联网的兴旺普及。互联网使得信息传输变得快捷和方便。但拥有信息与拥有知识显然不是一回事，信息量的增大未必增加观念的多元化。今日美国人的观念并不比越战时更多元，也不比印度更多元。中国知识界今日的观念甚至不一定比2300年前的战国时代多元。比起今天的大学，上个世纪20年代的北大在思想上难道不是多元化得多？中国人现在的观念当然比20年前多元化了，但那并不是互联网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冷战，绵延80年，切断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使冷战后开始恢复的国际交流显得突然和新颖。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但倘若某个历史学家告诉我，在上上个世纪和上个世纪早年，人员、物资、资本和精神的国际交流程度高于今天，我不会感到惊奇。
当然，我并没有说未来的全球化不会超过以往的全球化。
全球化带来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空前的全球化过程里，以往的经验都具有启发性。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可以分成四大类：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而以下四个全球化特征正对应着这四个问题。
1．缺少法治道义的全球化。任何国家内部的市场化都是随着法治环境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国际的市场化却不是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谓国际市场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立法、司法和执法都归于一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去奢望公平，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从不公平中获利的国家才去奢谈国际秩序有多公平。如果没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体现国际公义的治理。
2．无法预知国家损益的全球化。抽象谈论在全球化中获益或受损的条件非常困难。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可能获益，也都可能吃亏。传统的中国是被全球化击败的，却也是从全球化里高速崛起的。大英帝国是从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眼下的美国，虽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却呈现冷淡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美国开始感受到代价。
3．刺激追求差异的全球化。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全球化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征。全球化的资本毫无人性可言，它带来激烈的社会变迁，刺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必然伴随激烈的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往的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也带来了大革命，带来了国内战争，带来了“世界大战”。
4．促进民族主义和国家疆界的全球化。毫无疑问，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都产生于全球化。可是，全球化带来了更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护照和海关，带来了人员交往的阻隔，带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强大的国防。在以往的全球化里，获胜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国家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欧洲合众国”主义的兴起，欧洲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确立，欧洲防卫的统一。是什么刺激出这种新“西欧民族主义”？美国、日本、西欧……哪一个还在谈论国际主义？当人们已经把保卫疆界安全的战场延伸到外太空，谁还能说全球化消灭国家疆界呢？曾几何时，为普世欢乐而设立的奥林匹克和世界杯居然成了民族的角斗场，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成了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竞争的资本。
结 语
为了“经济效益”，人们从辽阔分散、自给自足的乡村走入了城市。他们密密麻麻地住在一起，近在咫尺，相互依赖，但只有依靠斤斤计较、彼此竞争、相互倾轧才能生存。城里的人们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可每个人都从骨子里在追求与众不同。惟有不同才能在生存竞争里脱颖而出。残酷的市场竞争使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渐变成缺少道德感、失去了正义观的人，他们崇拜资本所带来的一切“文明”，或者根本就是崇拜资本本身。人们很自然便忘记阿富汗贫民的生命与世贸大厦里的生命是平等的。他们会为纽约2000多条“文明的”生命燃起祭奠的蜡烛，但绝想不到为阿富汗那4000多个“野蛮的”殉葬者焚一炷香。人类可以公然声称自私自利和弱肉强食是其本性，并能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此的人类，只好用钢铁制造的防盗门来取代分隔家庭的篱笆，用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来取代调解邻里纠纷的长老。当贫穷辽阔的地球村变成了繁荣细小的地球城，各自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武力也自然成为安全和秩序的前提
当国际化开始倾向于代指这样一个过程时???，今天的全球化用来区别一系列的趋势，很多是在二战后变得尤为突出。它们包括：
全球范围内的通用标准的数目的增长，例如：版权法
国际贸易以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速度增长
由跨国公司控制的世界经济的股份的增长
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
更多的国际间的文化影响，例如通过好莱坞电影的出口
文化多样性的减少
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通过诸如互联网和电话等的技术使得共享的信息资源不断增长
移民的增长，包括非法移民
很多的趋势被各种各样的全球化支持者的组织看作是积极的，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化受到政府和其它人积极地推动。例如，有这个样一种经济理论：相对优势使得自由贸易可以使得资源分配变得更加有效，并且对参与贸易的双方都有利。
二战后通过很多诸如关贸总协定等的国际组织已经使得国际贸易间的障碍得到相当大的降低。特别是从关贸总协定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提升自由贸易
商品：较少或消除关税；建立自由贸易区来降低关税
资金：减少或消除资金控制(资金控制会影响贸易发展)
减少、消除对当地产业的津贴补助金(达到公平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在国家间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协调（通常来说，是添加更多限制）
跨国界承认知识产权限制（例如，在中国获得的专利权可以在美国获得承认）
也有很多反全球化运动认识认为这些是有害的。
质疑中的全球化
对关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现象还是只是一个说法还存在学术上的讨论。虽然这个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学者争论到这个现象在其它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人相信我们是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象，例如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它们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并不是制定了的。因此有很多学者更喜欢使用“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简单的说，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说，全球化程度比国际化要深。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国家的边界还远没有达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不会开始——从历史上考虑，国际化从来没有变成全球。
1．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独立自主是指国家的主权是独立的，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干涉与侵犯。每个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提出了真正的不结盟。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文选》3卷57页）中国不同任何国家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中国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也尊重他国人民的独立自主和道路选择。我国坚持独立自主，也积极争取国际支援，发展国际合作，把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与尽量争取外援，加强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原则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之一，始终坚持这些原则。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不谋私利，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国际合作、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看作是处理国际关系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则。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遵循睦邻友好原则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创造和维护和平友好，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外交方针之一。
2.对外开放理论的主要观点
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对外开放”是我提出来的。“对外开放”这一提法，是对国际分工、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开放型经济理论的高度概括，易于为我国人民所理解，现在已经被世界各国所认同。这一提法，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关起门来是不行的，必须对外开放。（2）对外开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内开放，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的开放。（3）对外开放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其中包括建立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4）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要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的企业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6）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敢于冒风险，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7）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现象，要注意很好地抓，决不能任其发展。（8）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现在生产力不发达要对外开放，将来生产力发达了，要更加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可改变。
对小平的这些论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对外开放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迫切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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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作者：张旭东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6-8
页数：444
内容简介：《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是一部比较系统、经得起研读的观念史和当代文化理论批判专著。这是一次把国外教学和研究同国内语境下的思考结合起来的尝试，更具体地说，是一次打通中西学术规范、话语界限和思路的努力。内容取自2002年春季和夏季的两门研究生课程。一门是在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开设的专题研讨班，Modernity and Identity: Universalism and Its Discontent (现代性与认同：普世主义及其不满)，阅读材料和授课语言是英文，对象是比较文学系和其他文科系的博士研究生，目的是帮助学生系统了解当代理论背后的观念史、社会史和政治哲学基础。另一门是2002年五月和六月间在北京大学比较文研究所和中文系开设的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为题的系列讲座，对象是中文系和其他文科系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阅读材料和授课语言是中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就是在这两种语言和课程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的。
作者简介：张旭东，1965年生于北京，在上海受中小学教育。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美学教研室、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东亚语文系。现为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兼职）。主要中文著、译包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本雅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启迪》（本雅明）、《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现代中国文学话语》、《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通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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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创造性破坏
作者：[美] 泰勒·考恩
译者：王志毅
豆瓣评分：8.3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1
页数：255
内容简介：全球化颠覆本土文化的现象，我们都已司空见惯。它究竟是利是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通过其力作《创造性破坏》，对这个激烈争论的话题提出了令人瞩目的原创性论述，试图向读者证明：文化的“破坏”带来的不是艺术之死，而是更为多彩的文化多样化。作者毫不讳言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力，但同时以“创造性破坏”来鼓励人们对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化发展持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通过严谨的论证和丰富的实例，作者指出：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常态。
★★★ ★★★
考恩先生在《创造性破坏》中巧妙地立论，入侵是双向的。的确，如此长的时间以来，很难准确说出在何处一种文化开始而在哪里另一种文化结束。无论哪里的人们，几乎所有被认为出于原住民的文化产品，都有赖于贸易带来的文化交流。——大卫•亨德森，《华尔街日报》
一本简短但是丰富的著作……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文化全球化可以增加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同时减少全球各地社会之间的差异。……考恩先生强调，文化全球化是并且一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考恩先生的著作极具说服力地指出接受是比反全球化者兜售的误导性的文化乡愁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大卫•桑兹，《华盛顿时报》
作者简介：泰勒•考恩（Tyler Cowen），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学者和作家，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从事商业和创造性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注重考察全球化及跨国贸易的背景下的艺术政策。2011年，在《经济学人》举行的一个调查中，被提名为过去十年中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2011年，入选《外交政策》杂志“全球百大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