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涉及了中国吗?
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也产生冲击作用。由于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其他拉美国家经济结构与墨西哥相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债务沉重、贸易逆差、币值高估等经济问题，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这些国家。由于外国投资者害怕墨西哥金融危机扩展到全拉美国家，纷纷抛售这些国家的股票，引发拉美 股市猛跌。在墨货币危机发生的当天，拉美国家的股票指数同墨股票指数一起下滑。其中巴西股票指数下降11.8%，阿根廷下降5.0%，智利下降3.4%。岁昌 1995年1月10日股价指数与1月初相比，巴西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证券交易所分别下跌9.8%和9.1%，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证券交易所下跌 15%，秘鲁利马证券交易所下跌8.42%，智利证券交易所下跌3.8%。同时拉美国家发行的各种债券价格也出现暴跌。在股市暴跌中，投资者从阿根廷抽走资金16亿美元，从巴西抽走资金12.26亿美元，相当于外资在巴西投资总额的10%，整个拉美证券市场损失89亿美元。
受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1995年1月轮雀码欧洲股市指数下跌1%，远东指数下跌6.5%，世界股市指数下降1.7%。作为墨西哥邻国的美国受到巨大冲腊哪击，美国在墨的200亿美元股票就损失了70亿美元，加上比索贬值，损失近100亿美元
2、对“反全球化”的实质的理解
反全球化运动的实质
一、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作为一种客观趋势，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进程，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产生，为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10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能不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但是，在人们言必称“全球化”的今天，在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今天，却出现了一个众多国家、国际组织和世界舆论都高度关注的现象，这就是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江起。很有意思的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反全球公运动本身也成了一种“全球化”，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全球化。
除了以召开社会论坛的形式抨击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外，除了频频以黑客身份攻击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官方网站和大型跨国公司以及各种全球性经济机构组织的网站以发泄自己对当前全球化的不满情绪之外，反全球化运动采取的主要形式应该说是针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及其控制的世界经济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近几年来，与经济问题有关的国际会议开到哪里，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就跟到哪里。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部长会议，2000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2000年2月14日，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示威者针对的并非贸发会议，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9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2000年12月，在法国尼斯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2001年4月，在加拿大最古老的城市魁北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2001年6月，在瑞典哥德堡召开的欧盟峰会，2001年7月，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八国峰会，这些大型会议的会场外到处都是情绪激昂的反西方全球化的抗议人群。一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热那亚八国峰会的会场外被枪杀身亡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当时就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触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是不可能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这里来游行示威的。无论对错，肯定存在某种焦虑、某种困难。对此，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覃莉：《他们，反的是什么？——反全球化运动扫描》，《海外星云》2001年第24期）的确是我们关注的反全球化运动的时候了，的确是我们反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时候了。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正如现代科技进步催生了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一样，现代科技手段，还有各种非政府组织也极大地促进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由于最近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反全球化抗议的组织工作因而变得越来越简捷高效起来了，再加上一些组织主要是非政府组织专门为反全球化的抗议者进行培训，因此反全球化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声势越来越大，从而引起了众多国家、国际组织和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
二、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缘由
所谓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缘由，也就是指人们为什么要反全球化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反全球化呢？是因为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了许多严重的问题的尤其是社会问题；是因为随着当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前进，世界却日益分裂化；是因为当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能公平对待世界每个国家，不能公平对待世界多数人民；是因为作为客观趋势，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如果继续照此轨迹进行下去，那人类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前途就遥遥无期，人类就会有面临毁灭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就曾郑重向与会代表指出：“由于其生存的自然条件迅速不断地消失，一个重要的生物物种——人——有灭绝的危险。”（菲德尔·卡斯特罗：《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第14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人们对当今全球化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刻，人们对当今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灾难越来越感到切肤之痛。正是这一系列的原因，人们终于开始行动起来了。于是，我们终于看到，在世界各地，一场场反全球化运动成星火燎原之势地爆发开来了。
那么，当今的全球化进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或者说，当今的全球化进程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呢？关于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其著作《全球化与现代资历本主义》中作了这们的概括：“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带给了我们什么，……此时此刻有8亿人口挨饿；10亿人口是文盲，40亿人口生活贫困，2.5亿儿童要做工，1.3亿儿童受不到任何教育，1亿孩子流落街头，每年有11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贫困和可以预防或可以治愈的疾病；多个国家内部和多个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生态环境遭到无情的、几乎不可逆转的破坏；不能恢复的重要资源正在迅速被浪费和消耗；大气、地下水、河流、海洋受到污染；所候的变化已经带来了不可预言的、明显的后果。本世纪（20世纪——引者），1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消失了，还有同样面积的土地变成了沙漠或无用的土地。”（菲德尔·卡斯特罗：《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可见，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首要问题就是全球日益贫富分化的问题。哥伦比亚总统内斯托·桑佩尔曾经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从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同样的好处，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在分配经济蛋糕时，“大蛋糕分给富人，其他人只得到面包屑”。（《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0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其趋向不是使发展全球化而是使贫穷全球化，不是尊重而是侵犯我们各国的主权，不是主张各国人民之间团结一致而是主张在不平等的市场竞争中各寻活路。”（菲德尔·卡斯特罗：《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第1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日益贫富分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让我们看看美国《商业日报》在1998年10月16日一篇题为《穷人与富人》的文章中提供的令人震惊的事实吧，这些事实是从联合国一篇关于人类发展的报告中摘选出来的，主要是有关全球穷人和富人享受商品和服务的比例。这篇文章写道：“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富人可能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例如，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消费着全球商品和服务总量的86%，而20%最贫穷的人仅消费1.3%—20%，最富有者消费全球肉类和鱼类总量的45%，能源总量的58%……占有74%的电话线和87%的汽车。……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穷人与富人》，美国《商业日报》1998年10月16日）
全球日益贫富分化的事实甚至连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也不讳言，他在一篇题为《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乃是一个危险的世界》的谈话纪要中指出，现代世界是20%的国家掌握着全世界的80%的财富。他自己也认为，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种不平衡的状况是对和平的严重威胁，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是一个危险的世界。他还指出，世界上现有30亿人每天所得不足两美元。（黄晴：《危险的失衡》，《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5日）
关于当今的全球贫困问题，极具悲剧性色彩的一点就是，这种贫困是“富裕中的贫困”。现在全球一天生产的财富，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远非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的财富相比，更遑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时代了。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巨大的科技潜力和创造财富与福利的如此非凡的能力，同时，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平等和存在如此严重的不公正。在通讯和距离方面使世界变得更小的那些令人惊叹的技术成就，与贫富之间、发达与此同时不发达之间巨大的、日益悬殊的差距同时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悲剧。尽管千万年以来，人类就一直在努力求解走出贫困之道，但是，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得到空前增长的今天，又有谁敢说，人类的贫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呢？又有谁敢宣称人类贫困问题的历史已经终结了呢？在这里，我只能说，人类呀，虽然你富于智慧，但你却偏偏让它酣睡。
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另一重要问题就是当今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进程几乎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同步，这不能不使人们把生态环境的恶化归咎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人们纷纷指责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精英们及其控制的经济实体做出的决定往往不民主，因而最终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破坏。不仅如此，西方发达的国家却“慷慨地”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让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尽情”品尝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恶果。1998年9月14日墨西哥《至上报》上一篇题为《富国和穷国的不平等也反映在破坏生态环境臁受害的程度上》的文章就谴责说：“工业化国家是破坏臭氧层的主要源头。但是，最终为污染和滥用土地、森林、河流以及海洋而付出代价的却是那些最贫困的国家的人民。”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人文发展指数报告的结论，每年大量死于空气和河水污染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此外，他们民深受土壤贫瘠之苦，不久的将来还可能因为地球气温上升而遭水灾、地震和歉收之害。
实际上，工业化国家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因为，它们是世界原料最大的消费者。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1998年10月16日一期题为《环境污染 穷人受害》的文章也指出：“全世界死于环境污染的大多是穷人，他们是迄今为止自然界恶化的最大受害者。……污染正在地球上最贫困的人们中间展开一场悄无息（且鲜明为人知）的‘大屠杀。’举例而言，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每年有27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其中90%生活水平在发展中国家。……自然界环境恶化最早危及的也是穷人，他们付出的代价亦最大……赤贫的人们生活在最为脆弱的边缘地带，这些地方往往最先被洪水洗劫或遭狂风肆虐。”
当今全球化进程产生的问题还有许多，如不平等的经济发展问题，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边缘化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改头换面的新殖民主义问题，还有失业、社会分裂和忽视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等待。
三、人们究竟反的是什么样的全球化？
严格说来，“反全球化”这一词本身并不确切，因为人们并不对全球化本身，尤其不反对那种作为客观趋势和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那些强烈抗议全球化的示威人群自己都不大使用“反全球化”一词。准确地说，反全球化运动的人士反对的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是这种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正如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说的那样，这些反全球化人士其实并不是真正地反对全球化，他们是在反对某种同他们本身信念、价值观相背离的全球化，其中有对世界南北差距拉大、分配不均的忧虑，有对几个大国主宰世界的不平，当然也免不了为了维护自身的狭隘民族利益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见覃莉：《他们，反的是什么？——反全球化运动扫描》，《海外星云》2001年第24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年4月3日发表的《我们人民：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作用》（即《千年报告》）中也认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首先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展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而对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人们日益焦虑的是，……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
当今的全球化进程是由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跨国垄断资产阶级主导和推动的，因而，我们很难设想这一进程不会深深打下它们利益的烙印。有识之士指出，当今的全球化明显带有西方强权主导的意味，因为这种全球化“不过是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那种既是国际的、更是跨国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都更加服从唯一的价值规律。”（法国雅克·阿克：《经济全球化》第7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全球化实际上可以说就是过去500年来西方扩张运动的一种继续，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全球化。在这种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的全球化下，一切似乎是建立在市场规律之上的自愿原则基础之上的。与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为确立其在全世界的统治而直接诉诸武力侵略、霸占领土的作法不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这次主导和推进全球化进程是通过所谓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自由贸易”夺取和霸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来实现的。
四、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组织
考察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组织，自然首先要求我们考察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构成，也就是要求我们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从爆发的历次反全球化运动中不难看出，当前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弱势群体。资本的趋利性以及现在的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制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很轻松地把一些在发达国家难以牟利的落后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与跨国公司的巨额利润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他们的低工资、低福利。他们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根本动因就是要求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政府部门和国际社会关注他们的福祉。此外，一些非政府组织中的成员、环境保护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减免穷国债务的宣传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抵制者也是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力量。当然，那些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非常不满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他们自然也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下面介绍几个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反全球化运动组织：
“减免债务”（Drop the Debt）：该组织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其前身是Jubilee2000（纪念2000年）。该组织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游说西方富裕的发达国家撤销第三世界国家债务上，它不断向八大国（G8）施压，已经成功地游说富裕国家撤销了第三世界国家400亿美元的债务。在它的压力下，八大国家承诺进一步撤销第三世界国家600亿美元的债务。
“直接行动网络”（Direct Action Network）：该组织是一个由北美洲多个组织组成的松散网络。成员之间常常互相用铁链锁住、手挽手组成人墙，并表演街头剧或高举巨型木偶嘲笑世界贸易团体。该组织是1999年11月世贸组织（WTO）西雅图会议示威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该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关注全球化中的南方”（Foeus on the Global South）：该组织主要是由泰国的一些智囊人士组成的，这些智囊人士经常开展一些极具争议的全球问题研究。该组织主要强调亚洲地区、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悬殊。
“救助平民的金融业务征税联合会”(ATTC,英文全名是Association for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for the Aid of Citizens):这是一个以巴黎为基地的组织，主张要发展中国家向投机活动收取0.5%的税项，以减慢资金的林量流入或流出。该组织已经替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筹集到1000亿美元的款项。该组织强调自己为非暴力组织
“全球贸易监察”（Global Trade Watch）：该组织是由2000年美国总统选取举独立侯选人奈达领导的，强调贸易协议要有责任感，并努力监察全球化对就业、社会、环境和民主的影响。
国际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总部位于荷兰的68个国家环保组织联明，主要游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贸易官员多注意当地的需要，并评估他们的计划对环境的影响。
此外，以法国为基地的“取消第三世界债务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Cancellation of Third World Debt）、以日本为基地的“食品安全与环境网络”（Network for Safe and Secure Food and Environment）、以菲律宾为基地的“反对走私妇女联盟”（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以及阿姆斯特丹多国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 in Amsterdam）等非政府国际组织也是很有影响的反全球化运动组织。
五、关于反全球化运动的评价
应该如何正确地评价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呢？我认为，顺势而生的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运动有助于我们注意当前全球化进程产生中的一系列问题，有助于我们注意世界经济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着的严重社会问题和危机。反全球化这一运动的兴起，不仅会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反思他们主导的全球化，也会使世界多数人民受到教育，因而有助于世界多数人民很好地认清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本质，从而有助于作为客观趋势的“全球化”这艘人类不得不乘坐的“大船”不致偏离正确的航向。
但是，综观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我认为，它的意义主要也就在于提出问题而已，因而，它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且不说各种分散的化的反全球化运动组织很难统一起来，且不说反全球化的运动的人士没有真正从全球化角度而只是从他们各自的角度或者说从他们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问题，且不说他们没有真正解决当前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的最高纲领，单从反全球化运动人士提出的一些口号，诸如“全球化要具有人性”、“世界应该公平对待每个国家”，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还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心存幻想。
关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拉蒙·巴拉格尔1998年11月1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八次圣保罗论坛会议上说得非常好：“资产主义是一种没有能力解决各种重大社会问题的制度……资本主义很明显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科学越发达，生产力越提高，它所制造的贫穷和社会差别也就越多越大”。（拉美社墨西哥城1998年11月1日电：《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认为，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彻底埋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另外，在当前反全球化运动的乐章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由于反全球化运动各种力量的出发点不同和关注点不同，因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的反全球化力量的难以汇合，更遑论发展中国家的与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运动力量的汇合了。明眼人只需要看一看77国集团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的首脑会议，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首脑虽然坐在了一起，但他们之间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一位与会者当时就发表评论说：“如果说77国集团的133个成员国中的12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南方首脑会议的话，那么在走廊里就出现了180种不同的意见。”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力量与发达国家中的反全球化运动力量就更加难以团结一致了。很可悲的一点就是，发达国家的许多反全球化运动人士往往指责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未能有效阻止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廉的劳动力对他们国家的工人构成了竞争。他们甚至建议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多地提高劳工的社会标准，这无非是找一个借口来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的冲击。
正因为当今的反球化运动中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如力量分散化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因此，人类离那种世界人民、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全球化，离那种世界人民从历史运动的客体（即作为少数剥削和压迫的对象）转变为主体（即作为自己的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人）、从历史的被动地位转变到主动地位的全球化，离那种伴随全球化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交往的普遍开展和地球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及道德水平普遍大幅提高的全球化，一句话，离人类的真正的、彻底的解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尽管当今的反全球化运动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毕竟它已经开始了反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战斗，开始进行战斗是很重要的，正如拿破仑·波拿巴所说：“首先得投入战斗，然后便见分晓。”
3、美国边境墙开始修建，如果你是墨西哥人民，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如果我是墨西哥人民，我对于美国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立边境墙，我肯定是反对的，美国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要建立一道隔离墙，这是美国人的事情，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居然要求墨西哥政府去支付这笔钱和及其相关费用，这就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作为一个，普通的墨西哥公民当然是反对的。我们墨西哥作为美国最大的这个出口国，和美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修建起了这一道墙，必然会阻碍之间的正常交流和贸易往来，损害着我们墨西哥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不利于我们墨西哥人民去美国寻找工作，追求自己的幸福，而美国每年大量的商品出口到墨西哥，这完全是不对等的。
美国人民说修建这这道墙是为了防止走私，阻止毒品。可是防止走私阻碍毒品可以另辟其他途径也不一定非要修建这一道墙呀。其实修建这一道墙，无非是特朗普想要敲诈墨西哥一比，他想要让墨西哥承担这笔钱，以彰显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力量，为下一次竞争做准备。美国修自己的墙，让我们墨西哥来出钱，这不是强盗行为吗？
我们墨西哥总统拒绝了这一件事情，他便要和我们墨西哥制定新的贸易协定要制裁我们，对我们的铁铝钢都分别加征了关税，想让我墨西哥人民认怂，墨西哥作为北美重要的有地区影响力的大国，不应该对美国一忍再忍，我们应该奋起反抗，我们反对美国建立这道墙。
4、请问谁能介绍一下墨西哥革命?
从1929年成立至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作为官方党已经连续执政70
年，这样长的一党执政历史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从四十年代开始的三十
多年里，墨西哥的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持续增长， 而政局却保持着高
度的稳定，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稳定之谜”。墨西哥
的政治制度，包括革命制度党的职团主义组织体系，曾被誉为墨西哥成
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七十年代始，墨西哥经济出现了衰退；八
十年代，政局动荡、社会动乱此起彼伏；九十年代，更是爆发了金融危
机和恰帕斯州农民暴动。面对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危机，又有人归咎
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革命制度党一党独霸的政党体制，认为它阻
碍了墨西哥经济的现代化，成为各种危机的最主要成因。这种“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的评价，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许多霸权政党面临的历史
困境，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本文拟对革命制度党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作
一简要的考察，探究其结构功能特点及其成功与困顿的原因。
应运而生的官方党
从1867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到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国民革命
党于1929年成立，墨西哥不但没有真正享受到自由、民主，反而遭受了
长达六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大大小小的被称为“考迪略”、“卡西
克”的地方军阀以无休止的流血战争争夺着国家政权（注：在墨西哥独
立后的头30年，通过军事暴动共更迭了50多个政府。见〔墨〕丹·科·
比列加斯等：《墨西哥历史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70页。），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境地。1928年，著名的考迪略奥夫
雷贡在二次竞选总统时被刺身亡，成了“考迪略时代”终结的导火线。
政治强人卡列斯（1924—1928年任总统）开始把全国约1800个地方考迪
略和党派团体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用以取代考迪略势力的全国性政党
，以解决政权交接的制度化问题，这就是1929年3 月创立的国民革命党
。但是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党还只是一个地方考迪略和地方党派的联盟，
它排斥工农组织的参与。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墨西哥工
农运动风起云涌，地方考迪略又借机把控制工农组织作为自己的政治筹
码。在这种情况下，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年在任）开始考虑工农
组织的制度化参政问题。1938年3月，卡德纳斯解散了国民革命党， 在
它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官方党——墨西哥革命党，伴随着党的改组而进
行的政治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1）把包括工人、 农民在内的广大民
众吸收进党，纳入官方体制；（2 ）把卡列斯建立的地区结构的官方党
改造成职团结构的官方党，在党内按工人、农民、民众和军人4 个非地
域性职业社团将党划分为4个职业部门——工人部、农民部、 人民部和
军人部，分别由各个工会、农会以及联合会性质的团体组成。从此，工
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属下的各个工会、农会以及联合会都有从基层到
中央的垂直组织系统，地方各部门的职团利益都依附于其所属的全国职
团部门，而不是地方各州。“条条”分割取代了“块块”分割，过去地
区结构的国民革命党给各地考迪略留下的政治空间已不复存在， 反映
民众主义政策取向的职团主义体制（注：职团主义（Corporatism ）：
按照《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为：“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
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社团’（或‘职团’）的理论和实践”。职团主义
结构是革命制度党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一组织体系是墨西哥政治体系中
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权力体系。）在官方党内初步确立起来了。四十年
代，在卡马乔总统（1940—1946在任）的任期内，官方党的职团结构又
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1940年，军人部被卡马乔总统取消（注：卡马
乔本人就是墨西哥历史上担任总统职务的最后一位将军。此后，稳定的
文人政府才得以在墨西哥真正确立。），标志着墨西哥历史上军人干政
时代的彻底结束，官方党由原来的4个部变成了3个部。其次，人民部地
位有了显著提升。卡马乔政府改变了卡德纳斯政府主导的民众主义路线
，推行发展主义政策，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控
制。原来力量薄弱的人民部随着中产阶级势力和影响的扩大，迅速取得
足以与工人部、农民部相抗衡的地位。在1943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部
尽管在数量上还是党内的少数，但在党的领导机构和新的议会中已变成
了多数。随着社会阶级力量的消长，墨西哥革命党的性质也逐步由原来
的以工农为主要依靠对象的各革命阶级联盟，变成了以中产阶级为核心
、以职业政治家为骨干的联盟。（注：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最后，与上述转变相适应，1946年
1月，卡马乔将墨西哥革命党易名为革命制度党， 明示墨西哥的革命任
务已从群众性政治斗争转为维护和完善现行制度，相应的意识形态宣传
也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社会公正为主，转变成以“全国团结”为旗帜
，淡化阶级冲突，强调民族利益。
这次改组，无论是机构的改革，还是党的纲领原则的转变，都是为
了削弱官方党各个职团部门，使之服从党中央的集中领导，特别是要在
选举政治上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 ）废除集体
入党制，恢复个人入党制，个人是否入党不再取决于是否已经加入某一
个职团部门所属的组织。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想削弱各社团组织的政治影
响力，使党的力量建立在自由公民的联合基础上。（2 ）强化党的中央
领导机构的集权，重新用地区标准取代职团标准，剥夺了3 个职团部门
提名各级议会和政府候选人的政治职能，从而全面弱化了职团部门对地
方选举的影响。（3）促使3个职团部门作出承诺，在选举竞争中一致对
外，不进行相互间的选举斗争。
1946年官方党的改组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工人部的反对呼
声最高，一些工人领袖带领工会组织脱离了官方党，另建了独立的新党
。同时在党内，权力的职团结构虽然被废除了，但心理的职团结构仍然
没什么变化，人们对其所属的职团组织的忠诚远胜于对党的忠诚。党的
设计者们原来希望避免党内各职团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影响针对各个选
任职位的党际竞争，但是改组的结果却是把一部分党内斗争外化为党际
的竞争，削弱了官方党的竞选优势。1950年，革命制度党重新恢复了部
门提名制度，职团结构再度得到承认。为满足日益增多的有政治意识的
公民和专门化利益集团的参政要求，方法上已不再是改革党的职团结构
，而是扩展这一结构的外延，在党的外围创立特殊的组织，把更多的政
治力量整合到党的周围。譬如，为了保持与军人的团结一致，革命制度
党建立了“全国荣誉和公正委员会”；为了鼓励妇女和青年加入官方党
，又成立了“全国妇女参政委员会”和“全国青年组织”。
经过几度反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组织体系及其制度框架终于形
成并稳定下来，成为墨西哥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和力量源泉，成为墨西
哥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
70年的辉煌与成功之路
革命制度党作为官方党能够连续执政70年，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业
绩，是与它的历史使命、理论主张、组织结构特点以及一系列正确的社
会经济政策分不开的。
一、革命制度党的建立及其所完成的历史使命，为其长期执政创造
了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革命制度党不是一个反抗外来侵略与缔造民族
国家的党，而是官方以改良方式实现政治制度化的一个工具。在官方党
建立之前，墨西哥的每一次总统选举几乎都会触发军事政变，革命制度
党的建立及其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形成，首要目的就是要排除考迪略势
力和军队对国家政治的干预，保证国家权力能够实现制度化的和平交接，
使墨西哥政治走上现代化轨道。党的建立首先打破了考迪略武力竞争政
权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提供了政党政治的活动框架和民
主选举的法律程序；党的职团结构的形成，最终敲响了地方考迪略政治
机器的丧钟，使其丧失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而使革命制度党的长期连
任得以不受非制度化的暴力因素干扰；随着党的军人部的取消，作为民
主政治重要标志的文人政府开始领导国家建设。这一切都为革命制度党
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行国内外政策、控制国家选举从而长期
执政创造了条件。
二、革命制度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有效保持了国内民众思想
上的广泛共识和对官方党的认同。革命制度党特别注意保持在意识形态
方面的优势和统治地位。该党以共和国宪法作为党的纲领，以民众主义
、民族主义为其指导思想，内容主要包括革命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全
面民主化3个方面。 这些内容带有明显的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
义结合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特点。革命制度党也不把自己的意识
形态贴上左或右的标签，只是笼统地宣称自己继承了墨西哥革命与历史
的传统，它的意识形态就是“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墨西哥
革命的原则”。这样，革命制度党的理论主张就获得了一种由墨西哥革
命历史所赋予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正是因为革命制度党的
意识形态不受某一政治标签的框定，这种灵活性使革命制度党在意识形
态上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不是对在社会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异
己思想的姑息迁就或视而不见，而是把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容加以适
当变通和改造，吸收进自己的纲领，为我所用。这样，革命制度党以“
人民的全部价值观”的代表者的身份，占领了一切重要的政治思想空间
，同时也剥夺了其它反对党的思想资本和理论阵地，抑制了反对党的力
量，凝聚了全国人心，在墨西哥人民中形成了以革命制度党理论主张为
核心的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广泛共识，形成了对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持
续认同。
三、革命制度党职团主义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国内各阶级，
使官方党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早在1917年，墨西哥宪法就规定了反
映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政治—军事官僚阶层利益的四大基本政策：
工人权利、土地改革、民众教育和民选职务不得连选连任。这使墨西哥
政府得到了上述四个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建立在这个利益—效忠基础上
的官方党职团结构起到了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一方面，职团结构能够把社会各阶级之间无节制的斗争转化为党内部门间程序性的谈判，避免
其分化为党派之间的纷争，从而使革命制度党超越各个具体阶级，成为
整个社会利益协调的核心；另一方面，职团结构使得革命制度党对社会
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
四、革命制度党具有高度灵活的宏观政治调控能力，能够根据社会
需要制定合适的经济、社会政策。墨西哥经济选择了在自由市场经济与
完全国有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行国家、社会与个人并行的混合经济
体系。因此，墨西哥社会既存在以国家和民众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又
存在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私营经济。从实践来看，墨西哥的公有制经
济有效保持了社会稳定，但难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私营经济具有较强
的活力，但是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从4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一直在政
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某种动态的平衡，以卡德纳斯为代表的民众
主义路线与以阿莱曼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在政策上进行相互交替。当
私人资本快速发展，造成社会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阶级矛盾激化时，
政府政策向左偏，依靠民众职团，节制私人资本；当国家过度干预经济
，造成严重的资本外流与经济衰退时，政府政策转而向右偏，扶植私人
资本，通过组织手段控制民众运动。政府这种对社会的钟摆式左右制衡
机制，为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再加上墨西哥
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符合五、六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大趋势，丰富的
石油矿产带来丰厚的外汇收入，这些重要因素带动墨西哥经济走上了持
续高速发展的道路。
近20年的挑战与危机
革命制度党在其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政绩是骄人的。从1950—1985年
，墨西哥人口从2500万增加到7700万，而人均GNP却从每年362美元上升
到2734美元；人均寿命从41.5岁上升到64.2岁，而文盲率却从80％下降
到6％。墨西哥已经成为拉丁美洲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革命制度党领导墨西哥在创造了近50年的辉煌历史之后，从80年代
开始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先是出现了1982年的外债危机，其后是一系
列的社会动荡，它的高潮是1994年的南部恰帕斯州农民暴动和严重的金
融危机。1997年中期选举，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和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异军
突起，两党在议会的席位之和已经超过了革命制度党；同年在首次由民
选产生的首都联邦区长官角逐中民主革命党又击败了官方党。这宣告了
革命制度党左右墨西哥政局的时代的终结，墨政局基本已成三足鼎立之
势。革命制度党在近20年显示出节节衰退的迹象有一系列原因，而经济
政策失误、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衰落则是其中最
主要的因素。
一、革命制度党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了一
系列经济社会危机。墨西哥原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是封闭
式的内向型经济。实践证明，这种政策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到了70
年代，墨西哥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产，开始大举外债开发油田，结果由
于世界经济危机，国际油价大跌，墨西哥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1982年出现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并加入了关贸总
协定，采取了以偿付外债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
这种模式下，政府降低了关税，过早地开放市场，不加限制地吸收外资，
（注：墨西哥在萨利纳斯（1988—1994年在任）执政期间，吸收外资之
多居拉美之首，累计达750亿美元。由于1994年国内政局动荡， 经济乏
力，加上美国利率提高等不利因素，大量外国投机资本外逃，引起金融
市场动荡。）而且过分依赖外资。恶果在1994年显现出来了，由于当年
的外资大量抽逃，直接加剧了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多
达700亿美元的损失。从80年代开始， 为配合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步伐，在美国的极力影响下，墨西哥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私营企业主集团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大为膨胀，而失业的工人则越来
越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在农村，土地分配停止了，1992年墨西哥修
改宪法，废除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彻底结束了土地改革的进程，
大量分不到土地的农民不是揭竿而起就是涌入大城市成为劳动力后备大
军。如今，墨西哥出现了4500万贫困人口，其中有2500万属于赤贫，20
％的最贫困人口仅享有全国 4.4％的财富，而20％的最富有人口却占有
53. 5％的财富。经济社会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二、革命制度党以“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党
的指导思想，削弱了党的社会基础。萨利纳斯总统（1988—1994在任）
为适应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需要，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
由主义”的新理论主张。前者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放弃了它一贯的反帝、
反霸和反美的口号，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后者则
宣扬在“社会利益原则”下的自由主义。这一理论在1993年革命制度党
的十六大上通过，被确立为该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
进程中，“社会利益原则”仅仅是一个修饰语而已。墨西哥的阶级力量
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越来越明显，收益
分配越来越向资方倾斜。在政党政治方面，1994年新总统塞迪略上台后
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修改了选举法，废除了政府在选举中支持官方党
的一贯作法，这一举措打击了革命制度党工农职团部门的信心和凝聚力
，更增加了该党被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党击败而沦为在野党的可能
性。
三、革命制度党体制僵化、派别斗争严重，官方党职团结构在新的
经济体制下有趋于瓦解的危险。由于长期执政，官方党职团部门的领导
人也日益官僚化了，出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与既得利益考虑，他们通常更
多地对上负责，而对来自下层普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则敷衍塞责。而同
时，政府与官方党对各职团部门的分化瓦解政策，使得各职团组织与政
府的谈判与对抗能力大大削弱，不得不对政府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因此
，各职团部门在忠实反映其部门成员的要求与利益方面，工作做得并不
是很深入，而当政府无意顾及职团部门的利益时，他们也不具备与国家
进行谈判的有效能力了。60年代，这种危险的组织离心倾向就已露出苗
头，由于国家政策向右倾斜，约3.5万名不满的农民脱离了农民部， 成
立了“独立农民联合会”。80年代墨西哥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
3个职团部门成员组织的离心倾向愈发严重， 墨西哥国家与劳工的关系
有再度出现“非制度化”的危险趋势。对于政局的动荡与社会的种种危
机，官方党的职团结构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面对新世纪的政策调整
革命制度党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日渐脱离了支持它的劳工阶级，
削弱了自身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随着职团主义体系的衰落
，建立在这个体系基础上的党也面临着动摇和解体的危险。这不能不引
起革命制度党自身的深刻反思。从1996年开始，该党进行了一系列大政
方针的调整，主要包括：
一、199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 重新恢复了“革命民族主义”
的指导思想，强调指出：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工人、农民和人民阶层的
党，是民族主义、民主和民众的党。这说明该党重新明确了自己的民众
主义性质与政治角色，是对民众阶层的一种鼓舞和凝聚。
二、革命制度党开始着手理顺党政关系和扩大党内民主。由于长期
以来对党内民主重视不够，革命制度党的领导层与基层组织缺乏有效的
沟通，也受不到规范的民主监督。有鉴于此，该党规定，党的领导职务
和民选职务的候选人必须具备10年以上的党龄；以后历届总统候选人不
再由前任总统指定，而由党的全国政治委员会在6 个备选人士中遴选产
生；州长候选人的产生也以同样方式进行。
三、革命制度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调整。
政府进一步深化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选举制度的改革，保证政党
选举中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同时革命制度党与政府的一种新型党政关
系也逐步确立起来了，革命制度党不再作为官方党出现，而将以一个普
通的竞争性政党的面貌参与政权角逐。
四、在经济政策方面，革命制度党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进一步严
格财政金融纪律，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制定了中长期经济发展
计划，以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
五、在社会政策方面，革命制度党政府重新加大了对社会公共事业
的投资力度，1997年联邦预算的56％将用于各类社会项目。新的社会保
障法也随之出台，以着力解决墨西哥社会的发展失衡、农村扶贫以及通
过和平对话处理社会冲突等各种迫切问题。
如今，革命制度党正从原来作为政府与民间桥梁的官方党过渡为多
党制竞争中的一个普通政党。这种角色转变既是对革命制度党生存与发
展的严峻挑战，又是对其职团结构生命力与适应性的考验。对于一个执
政70年的大党来说，革命制度党拥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包容性极强
的意识形态、灵活应变的政策能力以及相当庞大的组织队伍，因此，尽
管反对党势力呈现咄咄逼人的架势，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预计革
命制度党仍有极强的竞争力。从近几年的选举情况来看，革命制度党的
支持率稳定在40％左右，而两大反对党民主革命党和国家行动党则各握
30％的选票。
总的来说，墨西哥政党体制已由原来数党并存、一党独霸的非竞争
性霸权党制转变成了一党执政、多党制衡的竞争性优势党制。至于这种
体制以后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演变，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能否在今后新的政
治框架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且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丹·科·比列加斯等：《墨西哥历史概要》（中译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3]周余云：“世纪之交的拉美政党政治”，《拉丁美洲研究》，
1999年第一期。
[4]Ronald.H.McDonald and J.Mark Ruhl,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s in Latin America,Westview Press,1989.
5、逆全球化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它主要包括哪几方面？
<
6、特朗普逆经济全球化的利弊有哪些？
首先,不能说经济全球化创造了美国,经济全球化,多说也就是最近30年的事情,而30年前美国早就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霸主了,要说全球化造就了谁,应该是中国,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代表,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受益最多,也成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其次,全球化使美国的大型跨国企业们受益,他们用第三世界国家,比如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来生产,同时在美国本土垄断了技术和研发,使美国的产业结构变成了技术开发部门,和资本管理部门为主的结构,同时为全球资本流动和输出服务的金融产业大行其道。事实上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就业是与金融产业相关的。
第三,特狼普上台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国中下层蓝领白人,正是由于前面说道的两条,才使得这一部分人在全球化浪潮中利益受损,因为他们自身的条件使他们不能成为跨国公司高层和金融从业者。而低端制造业就业岗位又被那些工资低廉而又吃苦耐劳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和美国本土上的非法移民们(多数为有色人种)所占据。
最后,特狼普反的是正在发生战乱的穆斯林国家的难民,而对美国的传统盟友,阿拉伯海湾地区的石油富国们,他拉拢还来不及呢。但正是因他这种以宗教和国别而不是以个人的善恶来制定政策使他备受争议。
总之,特狼普的逆全球化对于美国来说会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但长期影响和对世界的影响还很难判断,而美国社会的撕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7、美墨战争结束后，美国为何只割走墨西哥一半土地，而非彻底吞并？
众所周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以山脉、河流等作为分界线的，这一现象反映在地图上，就是大多数国家的边界线都比较蜿蜒曲折。当然其中也不乏例外，比如大部分北非国家的边界线都是笔直的，这乃是当初欧洲殖民者人为根据经纬线所划定的结果。此外，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两国的分界线也比较笔直，这则是两场战争的结果。
▲美墨边界隔离墙
其中，美国和加拿大分界线的划定，是美国独立战争时与英国殖民者协商划定的独立区与殖民区分界线，美国与墨西哥的分界线则是在“迅配美墨战争”结束后划定的。自美国独立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优势，美国本土很少爆发大规模战争。除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外，“美墨战争”算是影响力和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战争不仅确立了美国在南北美洲的统治地位，更令美国获取了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跃变成领土大国。
昭昭天命与扩张主义思潮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国内弥漫着浓重的扩张主义思潮，该思想便是大名鼎鼎的“昭昭天命”（亦称为天定命运论、命定扩张论）。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是顺应天命的；第二，美国领土扩张是上帝的旨意，美国人认为“整个西半球是美国人的”；第三，传播民主制度是神圣的，不应受到国界限制，这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而是对落后国家的拯救。这股思想来源于美国独立元勋富兰克林，他积极主张建立包括加拿大、西印度群岛甚至爱尔兰在内的帝国，这种思想影响了一整代政治思想家。
▲反映“昭昭天命”的宣传画
自公元1845年起，美国国内扩张思想高涨，多家报纸公开支持美国扩张。《纽约晨报》宣称：“我们十分之六的人民愿意打一仗”，《纽约商业时报》则刊登了醒目的“让我们走汪凯向战争”标题，《纽约日报》编辑特别指出“墨西哥战争将导致两国统一”。这些报纸推动了扩张思潮进一步泛滥，煽动起了美国人民的战争意愿，为美国对墨西哥发动战争做了充足的舆论准备。
▲墨西哥城
反观此时的墨西哥，虽然已在公元1821年时取得独立，但土地制度并未改变，政治局势也常年动荡不安。从1821年至1850年的三十年间，墨西哥先后有过50个政府，仅在1824年至1848年这二十四年里就发生过约250次军事政变。从1841年至1848年，平均每过四个月就要换一次总统。这些军事独裁者并不致力于墨西哥的发展，而是肆意利用手中权力搜刮民脂民膏。频繁发生的动乱，更导致墨西哥政府对北部边境省份无法进行有效管辖，进而给了美国可乘之机。
战争爆发与割地条约
公元1835年，美国政府唆使原属墨西哥的德克萨困昌唤斯奴隶主发生叛乱，并宣布成立“德克萨斯共和国”，以格兰德河为其边境。墨西哥方面拒绝承认其独立，并警告若美国介入其中，两国势必爆发战争。英国针对此事曾派人居中斡旋调停，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原因也很简单，墨西哥在德克萨斯独立问题上不愿作出任何妥协。眼见“独立现状”岌岌可危，德克萨斯找到美国帮忙，甚至数次申请加入美国，但美国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甚至表现出一种置之度外的反常态度。
▲德克萨斯共和国国旗
这并非是美国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此时国内奴隶制问题颇为棘手，因此美国在此事上采取克制政策，避免激怒墨西哥以引发战争。在问题解决后，美国撕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此时的美国不再惧怕战争，甚至觉得墨西哥方面的警告正中下怀，这样一来便不需要担心己方“师出无名”。于是美国公开宣布接受德克萨斯共和国加入，成为美国第28个州。1846年4月24日，“美墨战争”正式爆发。
▲美国第11任总统波尔克
按照《美国总统咨文和文件汇编》中的相关记载，此时美国第11任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趁机操纵民意，在特别咨文中宣称墨西哥“越过我国领土……使我国公民的鲜血流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在国会通过对墨宣战的议案后，美国迅速招募了大量志愿兵，在人数上达到与墨西哥军队相抗衡的程度；在装备、训练方面，美军更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截止1847年2月，美国已经占领了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等地，攻占了墨西哥北部大部分领土。1847年9月14日，美军正式攻占墨西哥首都。在公元1848年的和谈中，墨西哥被迫割让本国一半以上领土，两国签订的《瓜达卢佩-希得尔戈条约》成为近代史上割让领土面积最大的条约之一。
阻遏战争继续进行的两国国情
不少人的疑惑就在这里，既然美国国内的扩张主义思潮如此强烈，而且在军事实力方面又有着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为何美国没有一鼓作气占领墨西哥全境呢？其实这与两国国情有关。首先，美国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当时美国南部州和民主党一致赞成发动战争，北部州和辉格党则基本报以反对态度。时任辉格党籍国会议员的亚伯拉罕·林肯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总统发动的对墨西哥的战争是没有必要和违反宪法的”，美军将领杜兰特也承认这“不是为了征服而进行的战争”，是“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所曾进行的最不正义的战争之一”。
▲“美墨战争”场景绘画
此外，墨西哥的实际国情也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吞并其全境。墨西哥北部地区地广人稀，大多为英国移民后裔，在文化、语言等方面与美国人相近，且与美国南方地区均为奴隶主当道，融入美国相对容易。比如作为战争导火索的德克萨斯地区，就与美国路易斯安那地区接壤，民间来往密切。至于墨西哥南部地区，这里人口稠密，和美国总人口数不相上下，多为西班牙和印第安人后裔，与美国人在文化、宗教信仰（美国人主要以新教路德宗、加尔文宗、浸礼宗为主，西班牙裔则以罗马天主教为主）等方面差异巨大。想要这部分人融入美国社会，无疑要耗费大量精力，甚至可能扰乱美国社会治安，对当时国内暗流涌动的美国来说很有可能得不偿失。
▲身着民族服饰的墨西哥人
当然，经济问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美国国内工农业已经十分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比不上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却比动荡中的墨西哥人民要强得多。若彻底吞并墨西哥，美国人口数目会足足增加一倍，而且这些人多数一贫如洗，又大多不具备生产技能，按照美国的福利体制，对于这些人在就业、生存方面的帮助很有可能拖垮美国经济，美国人均生活水平势必大大降低。
▲1840年美国纽约街头旧照
综合考虑之后，美国决定放弃吞并墨西哥的所有领土，也放弃了对墨西哥南方地区民众的“拯救”。在条约中，美国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的全部地区，科罗拉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怀俄明的部分地区，合计19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占到当时墨西哥领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作为补偿，谈判桌上的美国倒也颇为“慷慨”，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和放弃墨西哥所欠的325万美元债务。考虑到昔日“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成交金额和通货膨胀因素，这笔补偿款也还过得去——当然，这只是美国为了使土地掠夺行为合法合理化所采取的伎俩，本质上仍然是不公平的。
结语
经此一战，墨西哥虽然得以保留了一半土地，甚至连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也依然处于其辖制之下，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更加恶劣，国家经济也被美国着力打压，成为美国倾销商品、获取巨额利益的对象，完全失去了制衡和抵御美国的能力。这是一场典型的“恃强凌弱”之战，在《警世通言》中，这一词语被用于形容夏桀、商纣，而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与暴君盘剥百姓区别并不大。一贯以暴力手段维护自己利益，与道德和大势逆向而行，美国这一招，总有一天会行不通的。
8、北美自贸区对三个成员国有那些好处？
从墨西哥的角度来评估北美自由贸易区，应该说墨西哥从中获益匪浅，在经济建设的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于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只是美国水平的十分之一，因此墨西哥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投资，年平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20亿美元。同时，出口额从520亿美元增加到了1610亿美元，其占GDP的比例从15%增加到了30%。同期，墨西哥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4%，目前已经达到4000多美元。而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也从4030亿美元增加到了5940亿美元，从世界排名的第15位上升到了第9位。另外，1994年末墨西哥爆发了金融危机，经济增长一度受到重挫，但正是由于美、加的支持，特别是美国先后给予了墨4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又说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出数百亿美元救援，才使墨西哥免遭更大的金融危机损失，并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恢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近年来，受到自由贸易区发展形势的鼓舞，墨西哥先后同3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已经成为世界上签订此类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对此，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自由贸易区确实推进了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并使墨西哥获得了工作、知识、经验和技术等大量利益。但是，衡量北美自由贸易区给墨西哥带来的效应也要注意到游笑其负面影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这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对此也毋庸讳言。这种代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工业方面，由于各种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步消失，墨西哥国内市场门户大开，进口产品蜂拥而入。尽管消费者得到了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但墨西哥本国的民族工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企业不得不面对更激烈的竞争，许多企业无法维持下去，但只挣加工费的加工贸易企业发展却很迅猛。
第二，农业方面的问题相比之下就更为突出。由于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从1994年以来增长了726%，导致墨西哥国内的小农阶级几乎消失殆尽，损失的工作机会达到130万之多。因此，自由贸易区并未能有效化解墨国内的就业问题，反而导致目前墨西哥人偷渡去美国工作的情况愈演愈烈，人数已经从1990年的 204万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481万人，这与原来的期望相差甚远。同时，85%的国外直接投资集中在边境地区，广大的内陆地区实际上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从自由贸易区中未得到多少实际利益，这也给其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
第三，虽然北美自由贸易区把三个成员国的经济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但也使墨西哥的经济过分依赖于美国，这即使墨西哥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好处，也使其经济的独立性较差。
目前，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双边贸易占墨外贸总额的70%，对美出口占墨出口总额的83%，美国资本占墨吸收外资总额的 65%以上。墨主要经济部门(石油行业、制造业、出口加工业、纺织服装业等)均面向美国市场。此外，海外移民汇款(主要来自美国)已经成为墨仅次于颤没石油收入的第二大外汇来源。因此，墨西哥对于美国的依赖程度很深，美国经济的情况往往决定着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例如，自2001年始，墨西哥经济随着美国经济衰退而呈现出停滞状态，2001年至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1%、0.7%和1.3%，年均增长率仅为0.6%。2004年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形势普遍好转，特别是美国的良好增长态势，墨西哥经济也出现复苏迹象。因此，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墨西哥国内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对其的支持也是起伏不定。但是，自由贸易区毕竟只是实现经济、贸易快速增长的工具，其本身并非终极目的，不能指望凭借自由贸易区可以解决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然在经济和贸易发展上给墨西哥带来了很多机遇，但墨西哥政府能否抓住这些机遇并迎头赶上全球化浪潮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贸易发展的本身不能确保实现这一目标茄磨纳。
回顾过去，墨西哥政府在这方面显然存在一些失误。例如，墨西哥政府在加入贸易区之初在国内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导致民众对于自由贸易区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墨西哥政府对于经济采取了过分放任自流的做法，不注意利用各种手段来调节贫富差距和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也不注意保护国内的弱势产业和农业，在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显不足，导致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尖锐，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趋势。这不仅对自由贸易区本身的持续发展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使很多人对于自由贸易区本身产生了疑问。
从墨西哥的角度来回顾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历程，正如一些墨西哥国内人士所言，虽然自由贸易区没有解决一切问题，但如果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现在的情况可能更糟糕。通过自由贸易区，墨西哥已经开始主动融入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中，而不是坐等机会白白浪费。从此意义来说，北美自由贸易区给墨西哥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墨西哥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世界各国的借鉴和研究。
9、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
显而易见，墨西哥金融危机Mexico financial crisis的“导火线”是比索贬值。而塞迪略政府之所以在上台后不久就诉诸贬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汇储备不断减少，无法继续支撑3.46比索兑1美元的汇率。那么，墨西哥为什么会面临外汇储枣岩备不足的困境呢？
萨利纳斯上台后，政府将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即把比索钉住美元）。以汇率钉住为核心的反通货膨胀计划虽然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是较为成渗岩旁功的，但是，由于本国货币贬值的幅度小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幅度，币值高估在所难免，从而会削弱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据估计，如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比索的币值高估了20%。此外，这样的反通货膨胀计划还产生了消费热，扩大了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在进口急剧增加的同时，墨西哥的出口却增长乏力。在1989—1994年期间，出口增长了2.7倍，而进口增长了3.4倍。结果，1989年，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为41亿美元，1994年已扩大到289亿美元。从理论上说，只要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能保持相应的盈余，那么经常项目即使出现较大的赤字，也并不说明国民经济已面临危机。问题的关键是，使资本项目保持盈余的外资不该是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而墨西哥用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资本项目盈余却正是这种资本。80年代末，每年流入墨西哥的间接投资净额为50亿美元左右，而至1993年，这种外资的净流入量已近300亿美元。据估计，在1990—1994年，间接投资在流入墨西哥的外资总额中的比重高达2/3。
为了稳定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政府除了表示坚持比索不贬值以外，还用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取代一种与比索挂钩的短期债券。结果，外国投资者大量卖出与比索挂钩的短期债券，购买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墨西哥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已高达300亿美元，其中1995年上半年到期的就有167.6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则只有数十亿美元。事实表明，墨西哥政府用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来稳定外国投资者信心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这种债券固然在短时间内达到了目的，使200多亿美元的短期外资留在国内，但由此而来的风险更大，因为比索价值的下跌，不管其幅度大小，都会降低间接投资的利润，从而加剧资本外流，也使短期债券市场面临更大的动荡。因此，到1994年下半年，墨西哥政府已处于一种越来丛橡越被动的局面。一方面，无法摆脱对外国间接投资和短期国债的依赖；另一方面，这两种资金来源使墨西哥经济愈益脆弱，政府的回旋余地不断缩小，而金融投机者的影响力则持续增加。当政府宣布比索贬值后，金融投机者便大量抛售短期国债。
所以说，外汇储备的减少、比索的贬值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用投机性强、流动性大的短期外国资本弥补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则是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墨西哥金融危机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总结于以下三点：
①金融市场开放过急，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
墨西哥通过金融开放和鼓励外资流入，1992-1994年每年流入的外资高达250亿-350亿美元。而外贸出口并未显著增长，外贸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从 1987年的9．4%增至1993年的31%，结果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赤字在230亿美元的高水准徘徊，使得整个墨西哥经济过分依赖外资。
②政局不稳打击了投资者信心。
1994年下半年，墨西哥农民武装暴动接连不断，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和总书记鲁伊斯先后遇刺身亡，执政党内部以及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争权斗争十分激烈。政局不稳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进入墨西哥的外资开始减少，撤资日益增多。墨西哥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来填补巨额的外贸赤字，造成外汇储备从1994年10月底的170亿美元降至12月21日的60亿美元，不到两个月降幅达65%。
③忽视了汇市和股市的联动性，金融政策顾此失彼。
墨西哥政府宣布货币贬值的本意在于阻止资金外流，鼓励出口，抑制进口，以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在社会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极易引发通货膨胀，也使投资于股市的外国资本因比索贬值蒙受损失，从而导致股市下跌。股市下跌反过来又加剧墨西哥货币贬值，致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