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世界的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政治多极化
①多极化是指一种趋势,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到目前为止,多极化并没有定型为某一基本的世界新格局.就当今世界实际情况来看,国际政治关系中存在美国、日本、西欧、中国、俄罗斯五个力量中心.五个力量中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各个地区和许多国家.五个力量中心之间存在的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关系,使军事霸权主义受到更多的制约和限制,有利于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但是多极化趋势与美国单极霸权企图之间的斗争远未结束,反而愈演愈烈；②世界多极化中的任何一“极”或者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或者具有巨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这两者通常是相辅相成的,构成了综合国力的两大方面.所以对多极化可以主要从经济上实力的增强和政治上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两个侧面去理解；③多极化趋势的出现主要包括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实力的相对衰落趋势,欧洲、日本的迅速崛起态势和中国、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西欧、日本随着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在政治上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也在不断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壮大并走向联合.
经济全球化
一、含义
经济全球化又叫世界经济国际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的全球趋同化趋势.
二、实质
发达国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以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的过程.
三、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1）生产的全球化,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2）市场的全球化,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3）资金的全球化,国际金融迅速发展,巨额资金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
4）科技开发和应用的全球化；
5）信息传播的全球化；
6）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呈现多元化格局.
四、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利剑
一方面,它为发展中国家提高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有利于吸收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有利于引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有利于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
另一方面,它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和风险,使发展中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竞争机会.
五、我国的对策
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切实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和壮大自己.
2、全球化的成本有哪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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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分悬赏，世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国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
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
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
（二）中国的问题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
（三）中国的大国策略
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
三、 交往理性的指导性意义
（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
.哈贝马斯是通过分析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揭示交往理性内涵的，而这种分析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中。这一理论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来发掘交往行为的理性内涵，并从语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之中，归纳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结构和基本规范。因此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可以从他关于语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论论述中着手进行。
1、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内蕴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他对交往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体的交互活动(interaction)。这种交互活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至少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从他对交往行为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交往行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交往行为是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以达到共识为目标的行为:第二，交往行为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体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通过对话以求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真诚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
哈贝马斯联系言语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因为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所以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对应的言语有效性要求。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客观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事态存在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该是正确的，“社会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规范存在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该是真诚的，主观世界是“主观经历的总体”“可以通过真实表达的经历原理来说明主观的东西”。
他还特别指出，在语言行为中，语言的有效性要求总是同时浮现，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体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显出来，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例如，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确性时，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语言原初地蕴含着“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这便是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的基本内涵。
（二）哈贝马斯对全球问题的设想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与全球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哈贝马斯解决全球问题的设想可以概括为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商谈伦理学说，一个是超越民族国家理论。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交往理性在现实中的应用。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他把合法性问题与规范有效性联系起来，认为合法性问题本身应当是一个规范有效性问题。对于规范有效性问题，有与危机理论相关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交往共同体，一个是普遍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规范上可以达成共识，就无法说明规范有效性问题。交往共同体成员之间通过商谈、对话共同或一起来确定规范的有效性，这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更在于这是一种普遍利益的共识。规范有效性的实现要求普遍利益原则能够得到贯彻，所谓利益的普遍化，哈贝马斯指的是可以通过交往(沟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机意味着普遍利益受到压制。
对于摆脱资本主义对普遍利益的压制，哈贝马斯寄希望于以语言作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钱和权力作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于以可普遍化原则作为先决条件的话语论辩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让沟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为的交互主体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压制的生活世界里。哈贝马斯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同样主张以语言为媒介，交往主体通过对话、沟通达成一致和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空想性，那么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则可以说是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的具体措施。
哈贝马斯清楚地认识到，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利用民族主义的推动力将社会冲突引向对外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之后，民族主义的整合力已消耗殆尽，西方各国不得不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份额，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就业的政策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化解了阶级对立，稳定了资本主义。但是，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再继续福利国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一致，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问题还不仅如此。一旦放弃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势必要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又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丧失民主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再说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从民族国家过渡到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继续原先由民族国家采取的社会福利措施，对抗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保障和进一步扩大民主。他认为只有坚持政治先于经济，对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政治驯化”，才能使现有的社会长治久安。
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们成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一方面，市场的扩张遇到了地球幅员的限制，资源开发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变小的世界己不允许人们将行为后果外化:无须担心制裁，而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他人一如其他社会部门、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或子孙后代—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无论在重大技术的跨地区风险上，还是在富裕社会的工业所制造的危害整个地球的有害物质上，都表现得同样明显.”单个国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军火贸易，都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也必须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有所限制。面对上述人类共同的严重问题，“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
他一再指出，经济全球化造成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困者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多，这方面的指数确凿无疑，社会分化的趋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
哈贝马斯的设想，具体而言，就是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是由于地理的和经济的基础扩大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加强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他还认为仅将原先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转移给跨国性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以政治来克服“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具体做法是，“要引进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意志构成因素，并保证政治决策的约束力”也就是将国内的民主扩大到国际范围，借助各政治实体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舆论，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意识。只有当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形成观念压力，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行动者，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政治共同体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变化，才会日益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的成员。
（三）哈贝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约束工具理性
哈贝马斯系统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滥给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他认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确立交往理性。在现在看来，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解决全球问题同样是适用的。由于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们片面地认识和对待自然以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就产生了许多全球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的实质是: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给定的条件下现实地权衡和制定所要实现的目的。在他看来，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间的交往中遵循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技术规则的特殊规范。这种规范必须通过语言的共识来形成，并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能自觉地进行物质必需品的再生产或工具的使用，而在于能够使用语言。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最终必须落实到语言。以语言形式进行的交往活动主要应归结为建立在特定观念和原则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要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在主体间建立一种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交往理性来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现实中，就是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人们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虽然科学技术能大大发展生产力，能极大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虽然作了过分极端的评价，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他对滥用科学技术的后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对于当前的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自然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是人如何看待人类自己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科学技术。我们在改造自然时，也有一个限度问题，不能无限度索取。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哈贝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来约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规范
针对目前的全球问题，各利益主体也达成了不少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些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很不令人乐观，甚至有的协议形同虚设、有的协议事与愿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规范的制定出现了问题。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对规范的作用做了阐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依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从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实质上，“话语伦理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即他的“实践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人们之间必然会发生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于是，人们就必须相互理解，而人们之间要实现相互理解，就必须具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准则，这一方面包括共同的语言背景和语言规则，另一方面包括共同的价值准则。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规范是对话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但是他认为普遍化的规范的确立，必须排除强制的因素，也就是说对话伦理学的规范原则，必须是人们能够自愿接受的。
那么，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怎样才能保证规范为一切人所接受?哈贝马斯认为共识并不像利奥塔所说，必定会抹杀个性，取消话语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识决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对话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据的乃是建筑在逻辑合理性之上的语言规则的统一，目的是使论证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获得保证。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普遍承认和遵守的规范是主体间顺利展开对话，实现交往合理化的条件之一。规范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就是普遍有效性，这是他的对话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确保规范的普遍有效性?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原则，即论证原则。他认为真理是由共识形成的，陈述的真理性条件是参与对话的主体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说，一个规范是通过参与对话的主体共同论证的结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都根据自由意志确定何者为普遍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是现存的普遍原则决定人们提出的伦理规范是否正确、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体的相互讨论中，由共同认同产生普遍的规范。规范既然是各利益主体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经过论证而形成的，那么规范就体现着各主体的共同意志，他们必然会遵守规范。
四、结论与建议
（一）理论指导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从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对话、商谈并遵从一定的互相认同的规范而达到合作与协调、寻求共存、互利发展的心理趋向、认知构架与行动取向。哈贝马斯认为运用着认知构架可以较好地分析显示社会以及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总的看来，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是如何消除冲突、达成协调和寻求互利发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处在于真正突出了社会历史共在主体的作用，它不再把社会共同主体看作先天地内在同一的普遍化整体，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提升为历史的唯一主体，而把其他社会成员排斥在历史主体之外，而是看到各个历史行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差异的同时找寻到了社会历史共同主体的内在同一性的根据及现实途径。
我们要解决全球问题，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全球问题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鉴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积极寻找全球问题的出路。
（二）实践指导——以货币为例
在此基础上，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应采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论，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各类利益主体进行长期重复进行的合作博弈，在国际范围内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争取能源、资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秩序陷于混乱。金融自由化浪潮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开放了大门。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获得高经济增长后，由于国内经济体系内在扭曲，相继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几十年的奋斗的成果被国际资本吞噬。拉美开始出现“美元化”现象，被认为是全球化消除货币民族特征的一个标志。但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这明显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在亚洲范围内需要一个实力与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国家来承担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火车头，目前还期待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崛起，以及国际交往能力、制定协议能力的增强。
因为，现代国别货币(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种制度工具,它以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又服务、支持并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当一种国别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这种工具不仅给该货币的发行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使发行国无偿地、长期地占有他国的部分商品和劳务,也有影响、为难甚至于左右他国经济的功能,并影响他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以至于文化、意识形态等。国别货币的国际化,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国际社会权力效能。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样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反过来,经济的全球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别货币国际化的效能。
由此可见，国际范围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个利益联系体，其次相互理解与信任是基础，第三还需要维护机制运行的约束机制。
在货币合作方面，欧盟、欧元走在东亚的前面，启动东亚的货币及经贸合作。可以成为建立中国、日本、韩国为领头羊的亚洲货币机制良好借鉴。
（李谓文 原创）
六、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著译.重庆:重庆出版，1994
[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A]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c】.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5、论述题：请谈谈你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题目看起来很随意，其实是个很深刻的问题。要谈谈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实质是什么？笔者经过参阅了一些资料，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
事实上，黄仁宇持有的是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bdb2e60100c5b9.html) - 谈谈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一)_岁月留痕_新浪博客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 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轿碧弯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慧岩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闭闷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 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剩余”，正是他们的“企业家才能”使自由劳动得以组织起来，去获取“剩余价值”。如果说这是“剥削”，那么可以认为“剥削有功”。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扩展程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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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资本主义应当被称为“扩展秩序”。从扩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确实是有些误导了。那是因为按照前述“传统的看法”，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总是围绕着“资本”的种种性质（社会史的，金融的，雇佣劳动的）。在哈耶克看来，“资本”只是人类合作的秩序由以扩展的手段之一，它甚至不是必须的。例如，资本雇佣劳动的情形在知识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时代不会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后三个命题合起来说就是，扩展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产权为运作基础的，而私有产权的道德基础则是由传统提供的，理性试图对传统进行整体设计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学主义”在哲学上的谬误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应当指出，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是对“资本主义’仅为历史过程的一个抽象。它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哈耶克认为“扩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以往叫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应当正名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的基本要素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就存在着：财产权利，市场和交易，道德意识。所需要的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个创造性，和制度与技术的创新一样，蕴涵于无数文化实践者的创新努力，取决于大众拥有的创新自由。
三、资本主义的新特征
詹姆逊是当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基本范围，但他也承认，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今天的资本主义已出现了新的特征。
他具体归纳出当代资本主义有以下三个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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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商品化”。他说：“日益强化的政治与经济的文化意义，并不是这些领域倾向于分裂与差异的结果，而是商品化本身越来越普遍和彻底的结果，这种商品化现在完全有能力将大片文化区域殖民化，而这些文化区域一直阻挡着普遍的商品化，一直确实与这种商品化的逻辑基本上处于相对峙和相矛盾的状态。今天，文化基本上已变成了商业，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后果是，过去通常被视为经济和商业的东西也变成了文化，对所谓的‘理想社会’和消费主义的各种诊断必须无视这一特征。”他认为，“商品化”已严重到足以吞没大片文化领域的程度，这一方面使文化已成了商业，另一方面则使先前被视为经济和商业的东西也变成了文化。所以，当今的经济和商业的东西已有了文化意义。他强调，经济与商业的东西具有文化意义并不是其出现分裂的结果，而是商品化的结果。
其二，“消费主义”。他说：“至于消费主义，许多人可能指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对人类社会越过消费主义的经历是必要的，假如这样做是为了选择一些与其宗旨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话。但是，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区来说，消费主义的嗜好在客观上不再具有这样的功用。可能的情况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理论的下述预言：资本主义由于不断滋生其体系所不可能加以满足的新的需求和欲望，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如今在新的世界体系的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应验。”詹姆逊不同意人们对目前盛行的消费主义的作用的评价。他强调，消费主义在客观上已失去这种正面效应。他赞赏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的激进理论对消费主义的批评。
其三，“全球化”、“信息化”。他说：“在某种理论的层面上可以说，诸如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理想社会这些当下的紧迫问题，就它们都缺乏实质性内容，都比较抽象（与在另一个时代使用的‘异化’这一术语相区别）而言，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再次涉及全球化、信息化这一主题时，我们将面临辩证法反论的一面。当建立新的世界网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可能性，所伴随的是今天世界体系中自主性的丧失，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获自己的独立性，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与世界市场相抗衡、相割裂、相对抗时，难于克服的困境就会出现。知识分子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想像就能找到一条捷径。正是现实中结构性矛盾产生着对新的可能性的期望：我们至少能够通过黑格尔所说的‘否定的角度’，通过关注能被指望产生新的东西的那些地方，来把握这一现存的困境。”詹姆逊的这段文字有些晦涩，但只要仔细阅读其意思还是清楚的。他论述了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全球化”、“信息化”的内容、实质、危害。他清楚地指出，“全球化”、“信息化”是与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世界网络是建立在民族自主权的丧失的基础上的。
他在讲到当代资本主义出现“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时说道：“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确实是新的资本主义‘后现代’阶段的主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愿从知识上和政治上去分析这些发展。惟有从世界体系本身的角度，才能理解具体化的理论与经济学家的危机理论和新的结构性失业是一致的，而后者与金融投机、大众文化的后现代性一样都是同一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才能发展起一种新颖的国际政治实践，它许诺在新世界体系中维持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并找到一种办法，从衰落的劳工运动和急速的资本转移中吸取力量。”詹姆逊在这里不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担负起分析“全球化”、“信息化”的历史使命，而且描述了此后所必然产生的前景。
由于觉得“资本主义”对我来说是个比较深刻的问题，我暂且从上述“传统的看法”“扩展程序的看法”和“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来拼凑一些我对资本主义的粗浅认识。要想有更深刻的认识，还有待于我不断地阅读大量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书籍，并作深入的思考
6、哪个文献里有经济全球化的定义
哪个文献里有经济全球化的定义：
全球化经济综述殖民地文献国界 经济全球化文献综述摘要: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已经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和大趋势冲春,它对世界各国经济镇判颤都有很重要。御败
7、跪求文献综述写法及范文！！！
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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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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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
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 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8、论文的文献综述怎么写？格式是什么？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课题、问题或研究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分析综合当前该课题、问题或研究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建议，从而揭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等等，为后续研究寻找出发点、立足点和突
约翰 W.克雷斯威尔（John W. Creswell）曾提出过一个文献综述必须具备的因素的模型。他的这个五步文献综述法倒还真的值得学习和借鉴。
克雷斯威尔认为，文献综述应由五部分组成：即序言、主题1（关于自变量的）、主题2（关于因变量的）、主题3（关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两方面阐述的研究）、总结。
（1）序言告诉读者文献综述所涉及的几个部分，这一段是关于章节构成的陈述。
（2）综述主题1提出关于“自变量或多个自变量”的学术文献。在几个自变量中，只考虑几个小部分或只关注几个重要的单一变量。
（3）综述主题2融合了与“因变量或多个因变量”的学术文献，虽然有多种因变量，但是只写每一个变量的小部分或仅关注单一的、重要的因变量。
（4）综述主题3包含了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的学术文献。这是我们研究方案中最棘手的部分。
这部分应该相当短小，并且包括了与计划研究的主题最为接近的研究。或许没有关于研究主题的文献，那就要尽可能找到与主题相近的部分，或者综述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提及的与主题相关的研究。
（5）总结强调最重要的研究，抓住综述中重要的主题，指出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主题做更多的研究。
一、文献综述的含义
文献阅读报告，即“文献综述”,英文称之为“survey”、“overview”、“review”.是在对某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领域研究成果的综合和思考。一般认为，学术论文没有综述是不可思议的。需要将“文献综述（ Literature Review）”与“背景描述（Backupground Description）”区分开来。
我们在选择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如“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国外政府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和问题”等等，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
其次，文献综述是评论性的（ Review 就是“评论”的意思），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critical thinking）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
评论的主线，要按照问题展开，也就是说，别的学者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你提出的问题的，他们的方法和理论是否有什么缺陷？要是别的学者已经很完美地解决了你提出的问题，那就没有重复研究的必要了。
二、意义和目的
总结和综合该方向前人已经做了的工作，了解当前的研究水平，分析存在问题，指出可能的研究问题和发展方向等，并且列出了该方向众多的参考文献，这对后人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可以指导开题报告和论文的写作。
三、主要内容
（1）该领域的研究意义。
（2）该领域的研究背景和发展脉络。
（3）目前的研究水平、存在问题及可能的原因。
（4）进一步的研究课题、发展方向概况。
（5）自己的见解和感想。
四、分类
综述分成两类。
一类是较为宏观的，涉及的范围为整个领域、专业或某一大的研究方向。
一类是较为微观的，这类综述可以涉及到相当小的研究方向甚至某个算法，谈的问题更为具体与深入。前者立意高，范围广，面宽，故也不易深入，比较好读好懂。这对初入道者、欲对全局有所了解的读者而言很有参考价值。
然而，欲深入课题的研究，则希望能有后一类的综述为自己鸣锣开道，这会节约很多的时间与精力，但往往不能遂人意，于是只好旁征博引，由自己来完成该课题的综述。当写学位论文时，我们要写的也就是这类结合自己研究课题而写就的综述。
五、难点
一篇好的文献综述既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既探?索隐，又如醍醐灌顶。文献综述顾名思义由“综”和“述”组成。前半部分的“综”不算太难，根据所查阅大量的文献进行综合的归类、提炼、概括即可做到的话。
后半部分的评“述”与分析则是一篇“综述”质量高下的分界线，这需要融入作者自己理论水平、专业基础、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对问题进行合情合理的剖析基础上，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六、如何收集资料
虽说，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是负责任的研究态度，但如果缺乏标准，就极易将人引入文献的泥沼。
技巧一：
瞄准主流。主流文献，如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经典着作、专职部门的研究报告、重要化合物的观点和论述等，是做文献综述的“必修课”.而多数大众媒体上的相关报道或言论，虽然多少有点价值，但时间精力所限，可以从简。怎样摸清该领域的主流呢？
建议从以下几条途径入手：
一是图书馆的中外学术期刊，找到一两篇“经典”的文章后“顺藤摸瓜”,留意它们的参考文献。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章，通常是不会忽略该领域的主流、经典文献的。
二是利用学校图书馆的“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和外文过刊阅览室，能够查到一些较为早期的经典文献。
三是国家图书馆，有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图书，学校图书馆往往没有收藏，但是国图却是一本不少（国内出版的所有图书都要送缴国家图书馆），不仅如此，国图还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外文书籍，从互联网上可以轻松查询到。
技巧二：
随时整理，如对文献进行分类，记录文献信息和藏书地点。做博士论文的时间很长，有的文献看过了当时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来却找不着了，所以有时记录是很有必要的。罗仆人就积累有一份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书单，还特别记录了图书分类号码和藏书地点。
同时，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献，不妨做一个读书笔记，摘录其中的重要观点和论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到真正开始写论文时就积累了大量“干货”,可以随时享用。
技巧三：
要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综述。看过一些文献以后，我们有很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看到的东西都陈述出来，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洋洋洒洒，蔚为壮观。仿佛一定要向读者证明自己劳苦功高。
我写过十多万字的文献综述，后来发觉真正有意义的不过数千字。
文献综述就像是在文献的丛林中开辟道路，这条道路本来就是要指向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直线距离最短、最省事，但是一路上风景颇多，迷恋风景的人便往往绕行于迤逦的丛林中，反面“乱花渐欲迷人眼”,“曲径通幽”不知所终了。
因此，在做文献综述时，头脑时刻要清醒：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说的有没有道理，就行了。
综述是你查阅相关文献的成果。
任何研究都要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并且遵守学术传统，而不是空穴来风。
你需要告诉读者，关于这个问题前人研究到了何种地步，有什么缺陷，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拓展。这一方面是对前人研究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你的文章价值何在。
任何与本文相关的重要成果都应当在综述中得到体现，并且在参考文献中列出。综述不是概述，不能泛泛地引用和概括，要有扬弃，特别是有批评。
否则，如果别人都做好了，要你写文章干嘛。
综述比较容易看出作者对该领域所下的工夫，因为作者需要广泛阅读，理解不同论文在关键假设和模型上的主要分歧。好的综述本身就是一篇独立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