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遭遇的反倾销及应对措施
有一篇文章不错，供你参考：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贸易摩擦不断，贸易战此起彼伏。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反倾销越来越多。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宏观原因，也有微观原因。国外对我国农产品愈演愈烈的反倾销，我们的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应协调一致，上下联动，构建系统、科学的反倾销防御体系。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反倾销越来越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张志彪副秘书长说，自１９８０年以来，涉及食品土畜行业的反倾销案商品有薄荷醇、塑料编织袋、松香、蜂蜜、大蒜、小龙虾、浓缩苹果汁等１７种，被诉案件３９件，涉及金额约３亿美元。１９９５年以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组织了对蜂蜜、小龙虾、大蒜、蜡烛、浓缩苹果汁、蘑菇罐头等６种商品１０件反倾销案进行应诉和行政复审。为什么我国农产品屡遭国外反倾销？如何应对？下面我们对以上问题予以分析。一、我国农产品遭遇反倾销的原因国外对我国农产品提起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调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宏观原因，也有微观原因。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农产品的重要地位国外愈演愈烈的反倾销，追根究底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多样化形式。近１０年来，美欧等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经济普遍不景气，贸易逆差不断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例如美国的贸易逆差从１９９７年的２０００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０２年的４８００亿美元左右，２００３年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为５３５７亿美元，比上年又增长了１２％，占其ＧＤＰ的５％以上。各国政府都在努力扩大出口，以此进一步带动资本和货物的流动，推动ＧＤＰ的快速增长，解决劳动就业等问题。同时，各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又尽量用各种手段限制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乌拉圭回合后，降低关税保护水平成为各国贸易政策的国际义务，国际贸易保护的手段逐渐转移。比较ＷＴＯ成员方保护国内市场所能采取的几种方式，反倾销是最好用的。其程序简便易行，又能够有效排斥进口，还不易招致报复，因此被各国视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的最佳办法之一而频繁采用。农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历来是受高度保护的部门。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格局中，世界各主要农产品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大多保持着较高的农业保护率，欧盟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在１９８０年为３５．１％，而日本为８３．１％。美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保护率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农产品协议》的签订使各国对农产品的保护手段大大减少。虽然《农产品协议》规定有 “价格触动”和“数量触动”条款，但反倾销和这些措施相比，更加“适用”，加之我国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大幅增长，许多国家担心我国农产品会冲击其国内市场，为了防止本国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受到伤害，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纷纷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实施反倾销政策。２．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快速发展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不断发展的对外贸易，让许多国家暗怀戒心。据我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２年我国实现进出口贸易额６２０８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２００３年进出口贸易额８５１２亿美元，贸易顺差２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４年进出口贸易跃居世界第三位，贸易总额达１．１万亿美元。我国的农产品２０００年进出口贸易总值是２６８亿 全国中文经济类核心期刊 １９ＷＴＯ规则与政策美元，比上年增加２３％；其中出口值为５６亿美元，进口值为１１２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５％和７％。农产品国际贸易顺差为４４亿元，是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１９９５年以来，农产品进出口值最高的一年。在２００１年，我国的粮食出口贸易额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１亿美元降为４．８６亿美元，而相比较具有较大机遇的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产品，依靠其价格优势，而非质量优势，在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中均为顺差，２００１年同比增长达１２．５％以上。在历史上，反倾销调查与贸易逆差显示出密切的相关性，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往往成为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欧盟、日本等国都有过类似的命运。农产品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便宜，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国外经营日益恶化的产业纷纷提起反倾销申请，希望借助这种手段将中国农产品挤出本国市场。３．美欧等国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而采用“替代国”价格的歧视性政策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取得实质性的发展，截至２００４年年底，共３６个国家（地区）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是美欧等国家仍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一些国家在对中国的所谓反倾销中经常违背“客观、公正”的原则，滥用该条款，可人为地高估中国产品的倾销幅度，结果依据“替代国”方法被课征高额反倾销税。这种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和做法不但使大量中国产品因征税而退出当地市场，更严重的影响在于它客观上诱导了进口国当地产业不断通过反倾销手段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现实竞争力受到压制，未来潜力遭到窒息。例如对中国产蘑菇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选用印度尼西亚为“替代国”。印尼的蘑菇是在空调条件下生长的，中国的蘑菇是在自然条件下生长，二者的生产成本绝对不同。但美国商务部却拒绝从印尼的生产成本中扣除空调费用，因而裁定中国蘑菇倾销。又如，在猪鬃毛刷案中，欧盟以斯里兰卡为替代国，因为宗教的原因，斯里兰卡根本没有养猪业，猪鬃要进口，而中国猪鬃产量占世界产量的８５％，以斯里兰卡为标准，使中国猪鬃的比较优势立即化为乌有，而且很容易得出倾销的结论，使中国企业蒙受不白之冤。４．农产品行业不规范的贸易秩序导致低价竞争现象随着我国外贸经营权的下放，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急剧增加，国家宏观管理措施不配套，加之我国农产品附加值、科技含量低，因而出现了哪个出口商品成本低、经济效益好，各方就一哄而上的局面，导致多头对外、低价竞销，不但导致肥水外流，利润损失，而且为外国对我国反倾销提供了借口。例如中美浓缩苹果汁反倾销案，美国申诉方的理由就是中国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８年间，浓缩苹果汁对美出口量增加了９９７％，平均价格下降了５３％。又如，日本是我国蔬菜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蔬菜进入日本市场最初靠的是低廉的价格。靠此战略，我们在日本的市场份额很快超过了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随后的事实却让我们渐渐品味到了苦涩和无奈。蔬菜在日本市场份额虽然增大了，但出口蔬菜的年平均价格却下降了，其中，保鲜蔬菜价格下降幅度最高达４１．４％，日本为保护本国农民利益，对中国进口菜屡屡发难。５．以前案件应诉不力引起反倾销的“连锁反应” 由于加入ＷＴＯ时间不长，企业对反倾销普遍显得观念滞后，很少企业能够积极应诉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这样，使得国外企业认为对我国进行反倾销非常容易，从而增加了他们对我国“告黑状”的野心。据统计，近几年我国企业应诉率不到７０％，其中胜诉率不到４０％。事实上应诉与不应诉后果是大不一样的。如中美苹果汁案中，应诉企业反倾销税率为０－２７．５７％，未应诉企业统一为５１．７４％。而且我们越是害怕被指控倾销，对方越是得寸进尺，从而引起反倾销的“连锁反应”。最典型的莫过于１９９４年美国裁定“中国大蒜倾销案”之后，起诉方律师抓住我方企业不愿应诉的弱点，又鼓励蜂蜜行业对我国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同时这家律师事务所又说服美国自行车生产企业对我国企业提起诉讼，接下来是蘑菇罐头，然后是靛蓝染料。虽然是小行业的“连锁反应”，但也影响了我国高达３亿美元的出口。可见，应诉不力不仅直接导致裁决高税率和退出市场，而且由于申诉方屡战屡胜而诱发连续不断的反倾销申请与立案。二、我国应对农产品反倾销的对策１．争取“市场导向行业”地位，获得公平待遇根据中国入世协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要在２０１６年才获认可。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ＷＴＯ规则与政策２０ 全国商情国外在反倾销调查时，往往不考虑中国价格而采用过高的“替代国价格”来计算成本，大大削弱了应诉胜算。但这并非一道不可跨越的门槛。根据ＷＴＯ的约定，即使在２０１６年之前，中国企业也仍可单独争取“市场导向行业”的认定，这远比倾国家之力在国际上展开大规模游说活动、争取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要现实得多，而且中国企业争取“市场导向行业”的标准要低得多，一般只需要证明行业非国有企业主导或垄断，价格由市场决定没有补贴等。这方面，中国的打火机、甲酚等行业已在欧洲的反倾销诉讼有成功先例，整个行业因此受惠。２．锻造中国农产品品牌，运用非价格竞争手段农产品企业要依靠价格低廉在国际营销中进行竞争，但应注意避免恶性的低价竞销，维护良好的出口秩序。农产品企业更要学会多运用非价格竞争手段，即在产品质量、花色、品种、包装、广告及市场服务的竞争上下工夫，力争以质量、价格的双重优势占领市场。“先品牌之忧而忧”，在农产品精深加工上下工夫，适时改变我国的出口战略。要以市场为中心，选准和创造名牌产品和龙头企业，并以名牌产品和龙头企业引导产业链的延伸和优化，培育支柱产业，扩张市场，从而提高品牌的营运能力。３．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防范反倾销指控从以往反倾销案我们发现进口国提起反倾销都会有一个酝酿过程，如果能够依托行业协会及主管部门建立一个反倾销预警机制，及时了解对方的动向，并作出调整，如控制出口节奏，适当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则可以使我国企业在外国欲提起反倾销调查前事先获得信息并作好准备，同时又可以把部分尚未提起的反倾销调查消灭在萌芽之中，从而减轻反倾销对我国出口产品造成的压力。４．调整行业协会的定位，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行业协会在代表受损企业提出申诉和代理被申诉企业进行应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的行业协会大都由原来的行业主管部门转变而来，民间色彩淡薄，行政色彩浓烈，不利于组织企业应对国外产品的倾销行为。因此，调整行业协会的定位及职能，以便在今后具体承担起指导、组织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国内企业，有理、有节地指控或策略地撤诉，并尽可能提供人力、物力、技术上的支持职责。５．拿起法律武器积极应诉，打击对华反倾销的嚣张气焰国外反倾销法一般都规定，如果被诉企业不应诉，法庭可以完全按照起诉方的现有资料直接做出“缺席判决”。惟有奋起应诉，努力证明本企业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才有希望避免被实施“替代国政策”或被实施所谓的“现有最佳资料”做出不公正的裁决；消极被动地等待裁决，终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企业一旦遭遇反倾销指控，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将遭遇反倾销可能带来的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既能维护企业和国家的经济利益，又能提升国际形象，打击对华反倾销屡战屡胜的嚣张气焰
2、 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在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就地而食，有山吃山，有海靠海，人们的生产非常简单，生活非常简陋。只有到了商品经济时代，才有了物物交换，人们的关系开始复杂起来，彼此开始产生依赖。市场经济的来临，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显得高效，区域内的技术进步、生产发展的有限，以及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得这种依赖性的交往范围扩大，并在不自觉中超出了国界。跨国的经营却又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实际上也已经付出了代价。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和本质，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人民日报，2000）。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归根结底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另一种意见把经济全球化的成因归结为三个方面：市场的作用范围在全球扩大；以西方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为基础的跨国公司加速扩张；信息技术的进步促使全球经济循环中的交易成本下降。第三种意见则强调，追求“世界性”、“全球化”的趋势是资本的固有本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提出和论述的一个重要思想。我们认为这三种观点综合起来都很好地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在此，我们想就两点作一些重点的阐述。
一、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过程。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经济主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已经脆弱到了没有美国的援助便难以复苏的境地。1947年，《马歇尔援助计划》获得通过，但马歇尔计划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的经济援助必须面对整个欧洲，而不能只对某一个国家。为了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西欧国家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负责制定欧洲经济恢复计划和酝酿成立欧洲自由贸易区。为便于贸易，这一组织很快就发展成为欧洲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其成员几乎遍布世界。从二战结束到1949年仅仅数年，欧美各国或者在经济上，或者在军事上结成同盟，而当时的苏联集团亦在形成之中，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两大利益集团，冷战时代随之而来。从地域上看，冷战分界正好在原东、西德之间，当时的西德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经济的恢复却十分迅速。把西德纳入西欧联盟，有利于西欧的安全与繁荣。1951年，在法国外长舒曼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西德、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六国签订了《巴黎协议》，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对煤炭和钢铁实行统一管理，比如价格和产量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控制了煤炭和钢铁这两大战略物质，任何人都无法发动战争。英国出于自身的利益没有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照样成功运行，使西欧六国大喜过望，以至在后来的数年里，反而几次拒绝英国要求加入的申请。195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六国在意大利首都签订了《罗马协议》，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旨在使欧洲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参与国际事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欧洲人的才智和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建立纵览欧洲事务的共同市场，以制订统一的经济政策，共同开发欧洲的资源，全面提高欧洲人的生活质量。1965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三大组织合并为欧洲共同体。整个20世纪60年代，欧洲大陆经济繁荣，欧共体的作用日益显现，与英国于1973年达成协议，给予英国7年的过渡期，之后成为完全的成员国，英国一旦进入欧共体，其作用便显现出来，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政府积极推动欧洲单一市场方案的实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东欧形势巨变，整个欧洲经济萧条，产业结构重组，失业率居高不下。80年代中，《欧洲单一法案》应运而生，该法案把建立单一市场的时间表定在1992年。单一市场的目标是实现成本、劳务、服务与商品自由化。单一法案还包括环境、卫生、劳保、技术开发、经济、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法规。1993年，欧洲共同体正式更名为欧洲联盟。欧盟发展至今，形成了十分独特的组织性质，即大大超出了传统政府间合作组织而又远未形成独立的国家实体；从一体化的角度而言，欧洲一体化采取的是经济上的新职能主义与政治上的联邦主义相混合的模式。欧洲联盟三大支柱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柱——经济货币联盟，就是从超国家集权性质很强的经济共同体演变而来的，而另外两个支柱——外交防务政策与内务司法合作，则仍停留在较为松散的政府间合作的框架之内。
面对欧共体统一市场和欧洲经济圈形成后的巨大压力，欧洲以外的国家，无论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两种战略选择：一种是尽一切可能打入统一市场分享其经济利益，另一种是组建自身的区域性组织以获得一体化的效益。正是后一种战略抉择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范围的区域集团化热潮，世界经济格局逐步形成了欧洲、美洲、亚洲三大经济圈，集团角逐正在补充或替代大国争斗而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欧共体统一市场建设的顺利进展，使美国决心加快组建自身的区域性集团，作为抗衡欧共体统一市场的重要手段。1986年美国同加拿大开始谈判组建自由贸易区，至1987年10月即达成协议，1988年1月正式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区协议。此后，美国又将墨西哥纳入，三国于1992年12月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使拉美国家面临严峻的挑战，于是纷纷发展区域性集团以加速一体化进程，如安第斯集团决定在原来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实行共同对外关税，组建关税同盟；南锥体共同市场也就共同关税达成协议等。同时，拉美国家也提出了参加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要求，而这也正好符合美国的目标。目前，美洲国家已经确定了在2005年建立整个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三国贸易障碍的取消，美国对加、墨两国的出口分别增长了17%和9%,2000年，美国对墨西哥的出口达到700亿美元，为国内市场增加20万个就业机会。
为适应欧共体一体化的发展，欧共体与美国于1990年签署了《欧共体与美国关系宣言》，形成了以欧共体代表其全体成员国整体利益的对美新关系。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以后欧美对来自苏联的共同威胁的消失，欧盟日益谋求与美国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1995年，欧美把建立新的跨大西洋联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并于12月签署了《跨大西洋新纲要》，制定了《欧美共同行动计划》，这是旨在修补欧美关系、在新国际格局下加强跨大西洋联合的重要步骤。《跨大西洋新纲要》的签署使美欧之间摆脱了冷战以安全防务为主的传统关系，开始进入一种面向全球的政治、安全、经济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强调双边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涉及150多项议题的《欧美共同行动计划》的宗旨是将欧美合作从协商转向联合行动。
美国广泛卷入亚太多边合作进程，积极推进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也有着类似的战略考虑与目标。自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召开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18个亚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这一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个组织虽然是一种松散、开放、非机制性的经济论坛，但是却受到美国的异常重视。原因之一就是过去20多年亚洲（主要是东亚）经济迅速崛起，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方。1993年7月克林顿总统在访问日本和韩国时提出“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当年11月他积极撮合亚太领导人在美国西雅图举行首脑会议。会上克林顿提出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建议，目的是把亚太经合组织由协商性质的论坛发展成为地区多边贸易谈判的机构，推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1994年11月又在印尼茂物举行了第二次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签署了2020年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协议，各成员国承担义务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该组织更多地参与亚太事务，影响并支配亚太地区，加强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发言权，以谋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美国的用意不仅是把欧洲排除在外，而且希望利用这一区域组织在世界贸易谈判中同欧盟抗衡。欧洲正式提出希望通过亚欧首脑会议这一机制寻求同亚洲加强合作与对话，来对亚太经合组织一体化的发展及美国对这一进程的影响作出反应。
二、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第一，贸易自由化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综观世界经济史，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是并行发展，此消彼长的。二战以后，整个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形成了“冷战”局面，“冷战”主导国各自又形成了自己的支持国家，也就是那些受这两大阵营主导国保护的国家，两大阵营之间几乎互不往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国纷纷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世界经济市场化越来越明显，全球性质的合作与交流便开始了。这种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将予以关税化，而关税水平将不断降低。1997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经降至3.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经降至12.5%（南方日报，1999）。我国平均关税到2005年将降到10%以下（陆燕，2001），从商品的类别看，农产品、汽车等重要机械产品、化学品的关税降幅很大，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到2005年将降为零。其他发展中国家与我国一样，必须逐步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否则，被独立在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将很难得到全球资源配置的好处，当然，也不可能在分享他国自由贸易好处的同时，在本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此，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世界市场更加统一，全球经济逐渐融合。
第二，技术进步与区位优势下的国际分工，使得行业内部国际贸易占领国际贸易的主要部分。国际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同世界技术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劳动分工；第三次技术革命则产生了大量的新产品、新材料、新原料，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兴工业部门，并推动了原有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大大推动了生产国际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把一种产品的各个部件交给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进行生产和装配，扩大了国际间的生产专业化；同时，跨国公司以世界市场为其投资产品销售的目标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投资和销售，使国际分工有了崭新的内容。首先，先进国家的许多新产品处于相近的竞争水平上，更多的产业内部分工得到发展；其次，科技革命使同一产品的零部件生产乃至工艺上要求合作，各国之间的竞争，已不只是产业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在同一产业的某个环节上取得区位比较优势，从而得到国际贸易的利益。因此，行业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部分，由此使得国际贸易的内容更加深化，国际资本流动更加活跃，经济全球化的范围更广。
第三，信息革命促进了世界贸易的信息化，为全球贸易的迅速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贸易信息系统已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建成，它是指电子商务、EDI（电子数据交换）国际贸易方式及网络贸易的建成、实施和推广。电子商务是实现贸易全球化的技术前提条件，而EDI则开创了世界范围内实现商业文件标准化、电子自动处理和交换的新型贸易方式，使国际贸易能够按照国际统一的贸易程序交往及商务处理。网络贸易突破了服务业的时空限制，使服务业中长期以来难以或完全不能从事贸易的行业获得了解放，获得了“可贸易”的物质条件。1999年美国国民经济净值为5000亿美元，而网络零售一项就占了160亿美元；很多著名的网络公司竞相提供各种商业信息，如在全球享有盛誉Yahoo网络公司早就开始以13种语言在25个国家提供各种信息服务（雷涯邻，2003）。这种信息化的贸易系统使得全球贸易信息几乎没有阻隔，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
3、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农业影响有哪些
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的各个经济领域或多或少是会有影响的，对于我国的农内业的影响应该可容以从这些方面考虑
1、粮食在整个世界范围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虽然我国在粮食出口上不是主要的出口国但是可以将我国某些剩余粮食放到国际市场上以合理的价格出售
2、农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国家战略物资，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必然导致战略物资的抢购，为了满足市场以及保持战略物资充足，很可能引起我国农业种植结果的改变
3、经济全球化会带来经济的交流在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的加深，可以促使我过学习适合我过的农业管理经验
4、中国农业在贸易中的地位
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农业的地位
前 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农业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1978年开始的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改革，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不仅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以不足世界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21%人口的奇迹，而且带动和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大幅提高，中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的关联程度发生重大变化。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作为农产品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既可能受到国际市场的不利冲击，同时也对国际市场有着巨大影响。
本报告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及结构变化特征；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农业分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利益以及加入WTO后过渡期的影响；第三部分揭示了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关键问题；第四部分提出了中国农业进一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战略思路与政策建议。
一、中国农业：增长与结构变化
(一)农业与中国经济增长
农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1978年，农业仍然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8.1%，吸纳了高达70.5%的就业人口。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1978-2003年间，中国GDP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9.4%。尽管农业部门(4.5%)没有取得工业(11.6%)和服务业部门(10.3%)的高增长率，但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增长，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
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经济向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转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也伴随着大规模的结构性转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到2003年，农业占GDP的份额下降到14.6%，就业份额下降到49.1%。在外贸结构中，农业出口份额由1980年的26.7%下降到2003年的4.9%，进口份额由33.8%下降到4.6%。
(二)农业增长的绩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农村人民公社和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等体制变革阶段。1978年以前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及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严重束缚农民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业结构单一，农村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农业得到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1978-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实际年均增长率达5%，蔬菜水果分别达7.5%、7.2%，而棉花则高达19.3%，远远超过20世纪60-70年代的增长率(表2)。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从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人均食物占有量大幅增长。中国农业增长最突出的贡献是解决了近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究竟是什么创造了中国农业增长的奇迹？许多研究表明，这既包括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创新的巨大作用(Fan，1991；Lin，1992)，也离不开技术进步的贡献(Huang 和Rozelle，1996；Fan 和Pardey，1997)。同时还包括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及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等。
(三)结构变化
在农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的推进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肉类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等的食品需求大幅度增加，农业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在农业总产值中，畜牧业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5%扩大到2003年的32.1%，水产品由1.6%上升到10.6%，而种植业则由80%下降到50.1%。
作物结构：农作物面积中，粮食面积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80.3%，下降到2003年的65.2%，而能够促进农民增收的高价值经济作物面积不断上升，由19.7%增加到34.8%(图5)。其中粮食作物中，水稻、小麦面积逐步下降，而玉米面积随着畜牧业增长对饲料需求的增加略有增加。经济作物中，蔬菜、水果面积增加比较显著。
畜牧业：过去单一养猪型的畜牧业逐步转变为多种牲畜和家禽养殖协调发展。到2003年生猪占畜牧业产值的份额降低到46.7%，家禽份额扩大到占29%，养牛业10%，养羊业5.9%。
(四)食品消费结构
中国不仅解决了庞大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第一，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粮食和蔬菜人均消费量呈明显减少，肉类、水产品消费增加。如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83年减少了45%，农村居民减少14%；城镇居民人均蔬菜消费量下降了29%，农村居民人均下降18%。城镇居民人均肉类产品消费增加46%，农村居民增加69%。城镇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增加65%，农村居民增加93%。
第二，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差异依然较大。2003年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差距为35.5%(1983年为56%)；蔬菜消费差距从1983年的1.3倍缩小到2003年的1.1倍。猪牛羊肉消费差距由1.9倍缩小到1.6倍。食油消费差距从2倍缩小到1.5倍，禽肉从3.1倍缩小到2.9倍，水产品从5.2倍缩小到2.9倍。
第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扩大。1985-2003年，城乡居民人均活消费支出差距从2.1：1扩大到3.4：1；食品支出占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从57.8%下降到45.6%，城镇居民家庭的食品支出比重从53.3%下降到37.1%(图6)；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差距从2.0：1扩大到2.7：1(国家统计局，2004)。
二、中国农业与世界贸易体系
(一)分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利益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农业不仅实现快速增长，结构变化显著，而且逐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加深了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体化。
与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保持一致，中国农产品贸易得到快速发展。中国农产品出口由1992年的不到113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212.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5.8%；农产品进口由53亿美元增加到18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2.3%(表5)。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欧盟、加拿大、巴西之后的世界第5大农产品出口国，也是除欧盟、美国、日本之外的第4大农产品进口国，对世界农产品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中国农产品贸易增长较快，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升级，农产品出口在外贸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呈下降趋势，由1992年的13.3%，下降到2003年的4.8%，进口份额由6.6%下降到4.6%。而在许多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中，农产品出口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新西兰的商品出口总额中，有59%是农产品，智利达39%，巴西32%，澳大利亚26%，泰国17%，加拿大13%，美国10%。
中国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实绩显示，农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分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中国农产品出口仍然具有重要的外汇贡献。1992-2003年的12年，中国外贸顺差累计2426.5美元，农产品净出口累计513.3亿美元，占21.2%。其中，1992年农产品净出口26.2亿美元，占全国外贸顺差的60%以上，2003年23.5亿美元，占9.2%。其次，对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乘数2002年为1.66，相当于1美元农产品出口能够额外产生1.66美元的经济活动；每1万美元的农产品出口，能直接和间接创造近28个就业岗位(程国强，2004)。表7显示，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在中国农产品出口占76%以上的份额，而且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对中国农业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农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农产品进口缓解了农业资源短缺压力，促进了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和农业资源配置的优化。
(二)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世界贸易体系？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在较大的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既充分享着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利益，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使更多的国家受益。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是除法国外世界上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输入国，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55% ，仅次于德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
尽管中国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 日益增加，由1992年的15.8%，增加到2003年的19.4%(表9)，越来越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但相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农业的贸易依存度并不显著。从国际比较看，2002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占农业国内增加值的比重只有9.3%，而美国为41.1%、欧盟34%、俄罗斯36%。其政策含义在于，中国农业增长更多地依赖内生需求，农业资源主要被配置到解决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与此相反，农产品出口占主导地位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和泰国等，农业贸易依存度则高达99-175%。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农业部门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促进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农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入WTO的后过渡期
尽管目前中国农业参与世界农产品贸易的程度相对有限，但实际上，自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中国农业对外全面开放市场的壁垒已经基本消除。尤其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农业在加入WTO谈判中争取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进入WTO“后过渡期”，中国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
第一，农产品关税降至承诺的终点，即由加入WTO前2001年的23.2%，经过2002-2004三年削减后，降至2005年的15.35%。远远低于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总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第二，自2004年起，粮食等重点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配额数量已经达到最高点，2005年之后将继续维持这样的高水平。如小麦963.6万吨，大米532万吨，玉米720万吨，食糖194.5万吨，棉花89.4万吨，羊毛28.7万吨，毛条8万吨。除小麦继续保持90%的国营贸易比例外，其他农产品的国营贸易比例将逐步缩小。2005年取消羊毛和毛条的进口指定经营制度。2006年取消豆油、棕榈油、菜籽油进口的关税配额管理，实行9%的单一关税管理。
第三，中国承诺自加入WTO起，取消了农产品出口补贴，承诺将国内支持中的黄箱补贴上限约束在8.5%，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令许多人不解的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外具有优势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并没有如预期涌入中国市场，人们普遍担心农业将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我们以为，这其实存在较大的必然性：第一，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根据加入WTO的新形势，采取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效的支农政策措施，推动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了农业竞争力，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第三，加入WTO影响的滞后效应，使国际竞争压力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在短期内没有表现出来。第三，国内外市场价格变化在客观上缓解了进口压力。如2002年，由于世界粮食主产国受灾严重，导致国际粮食价格上涨25-30%，而中国国内粮食过剩、价格低迷，国外粮食不具备进入中国市场的价格条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中国农民实际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来保持国内粮食的低价水平，避免了国外粮食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过渡期结束后，中国农业进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将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上述一些对国内农业有利因素将逐步消失，一些深层次的不利因素正在显现，农业面对的国际竞争压力将全面提升。尤其是，中国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与国外大规模现代化农业难以竞争的局面，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出现逆转；发达国家对农业高补贴、高保护所形成的不公平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在短期内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和挑战是长期的，在后过渡期将逐步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
第一，农产品进口压力日益加大。从2005年开始，今后中国粮食进口关税配额数量每年将达2216万吨，占商品量的15%。按中国粮食口径，将配额折成原粮(包括将豆油配额折成大豆)，则粮食配额数量达4107万吨，相当于2004年国内粮食总产量的11.3%(不包括大豆进口，2004年2023万吨)。如果这些粮食全部进口到国内市场，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是进口粮食占国内生产的11%以上，远远超出中国1996年提出的95%粮食自给率的判断，有可能影响中国粮食生产总水平，这要求中国重新评估国家粮食安全政策目标。二是在当前国内粮食供需紧平衡、高价位的背景下，粮食进口将打压国内价格，直接损害种粮农民利益，不利于国内粮食增产。三是影响政府各项支农政策效应的发挥，尤其会抵消现有粮食扶持政策的积极作用。2006年中国取消植物油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对国内大豆、油菜籽、花生等的生产和加工行业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第二，农产品贸易逆差可能成为常态。过渡期三年来，大豆进口增长较快，配额农产品如棉花、食糖、羊毛、棕榈油等进口较多，配额使用率较高(20-70%不等)，今后进口仍将呈扩大趋势。2004年中国农产品进口280.3亿美元(比2003年同期增长48.1%)，出口233.9亿美元(同比增长9.2%)，逆差46.4亿美元(海关总署，2005)。根据中国农产品供需结构和农业资源禀赋特征，我们初步判断，今后中国农业的进口贸易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贸易将呈大进大出趋势，贸易逆差有可能成为常态，这是今后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一个潜在因素。
第三，国际市场风险防范和管理的难度加大。随着各个领域全面对外开放，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风险挑战，防范和化解的难度日益增大。国际农产品市场风险尤为复杂。如2004年4月底国际大豆市场价格急剧波动，市场风险通过跨国公司的营销链条迅速传递到国内市场，导致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全面亏损，初步估计损失达50亿元。
第四，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日趋复杂。中国将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特殊保障条款 等将成为今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壁垒，“舆论壁垒” 等新型壁垒也呈上升之势。发达国家继续对农业提供巨额补贴，国际农产品贸易被严重扭曲，多哈谈判建立国际农业贸易新规则和新秩序步履维艰。这都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影响中国发挥比较优势，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
第五，从战略上看，在加入WTO背景下，中国农业所面临的挑战，其实并不在于农产品进口数量的可能增加，更尖锐的矛盾，主要在于农村人口尚未大规模转移背景下，进口农产品增加后大量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问题。有学者指出，如果对经济发展只注重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往往会将农业看成是对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无足轻重的部门，因此不愿意增加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和保护，这显然不利于提高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发达国家高额补贴的农产品进口冲击下，中国不少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就可能面临衰落的危险。这样，受威胁的可能并不是国内农产品的供求平衡，而是引起的相当数量的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陈锡文，2004)。
三、今后的挑战与关键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结构的显著变化，对农产品从主要是数量需求转向数量、质量双重需求；农业发展从过去主要受资源约束转向受资源、市场双重约束。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则把中国农业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面对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双重挑战。中国农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而从现在起的今后若干年，中国正处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新阶段，将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国际经验表明，这既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类矛盾凸现的挑战期。在这一关键时期，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继续发挥农业农村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不仅关系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中国对战略机遇的把握，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但是，中国农业目前仍然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一些长期困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远没有根本解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挑战，比较突出的有：
1.人口和食物消费需求增长的压力与日俱增。2004年底中国人口为13亿，预计到2010年达到13.45亿。按照目前的粮食消费结构和需求总量测算，到2010年，粮食年需求量至少为5亿吨。目前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4.7亿吨，要想在今后5年内使农业恢复到5亿吨的生产能力，在物质和技术条件上都存在较大的难度。如何保障13-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是今后中国农业不能回避的战略问题。
2.农业资源刚性约束矛盾日益突出。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从长期看，人口增加、耕地减少，耕地资源紧张的矛盾将始终存在。人均水资源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干旱和严重缺水已经成为制约西北、华北和中部地区农业发展的瓶颈。今后农业资源紧张的矛盾对农业发展的约束将越来越突出，直接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
3.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短期内难以提高。中国农业在技术进步、产品质量和整体竞争力与主要农产品贸易国的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与国外大规模现代化农业难以竞争的局面，在较长时期内也不会出现逆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农业投资投入不足，农村资金短缺，生产要素持续外流，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政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将难以在根本上改变，因此在短期内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的难度较大。这也决定了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农业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4.影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制度性矛盾开始凸现。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长期积累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一些深层矛盾开始显现：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市的面貌反差强烈；城乡之间各种要素合理流动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形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农民就业增收渠道难以拓宽。从根本上改变影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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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农产品受国外贸易限制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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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向
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已作出一些承诺，未来的农业必将是开放的农业。入世必将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给中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入世后的挑战，中国的农业和农产品贸易体制也必须在近期内作出较大的改革调整，才能发挥优势，扬长避短。
未来中国农产品贸易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市场化的中国农产品贸易体制，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但是对粮食、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战略性农产品加以适当控制是必要的。
一、关于一般农产品自由贸易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从根本上讲有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改善中国农村人口的经济状况，从整体上提高人口素质具有战略性意义。
首先，贸易自由化可为中国农产品出口提供更好的贸易环境，将大大促进中国优势产品的出口。
贸易自由化，并不只是意味着中国要更大地开放国内市场，也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可以更便利地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据海关统计，1998年中国农产品(包括关贸总协定口径及渔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顺差55亿美元。农产品贸易总值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的6.8％，出口约占中国出口总值的7.5％。这说明，中国有些农产品在国际市场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贸易自由化将为中国农产品贸易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扩大进口的同时也促进出口，并且中国在出口方面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中国在多数农产品(主要是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中具有价格优势，如肉类方面，除鸡肉外，猪肉、羊肉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低50％还要多，牛肉价格要低80％以上，水果价格则普遍比国际市场价格低40％—70％，而蔬菜价格更低。所以，只要这些产品质量过关，就会有较大的价格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开放中国农产品市场，外国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会扩大，但中国得到的国际市场份额可能更大。
其次，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会刺激中国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来引导农业生产、优化农业资源配置、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带动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应是如何把大量(上亿)个体的、分散的农业生产者与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用充分、准确的市场信号引导农业生产者生产优质、适销产品，用市场化的价格机制鼓励生产者采用各种农业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提高生产者的经济效益。过多的政府介入，短期内可能会给生产者带来利益，但长期来说则只能损害生产者利益，因为政府行为往往会扭曲市场机制，过多的保护也增加了旧的生产体系的惰性，使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而且由于政府财力的局限，不可能长期保护下去，一旦原有的保护体系崩溃，农业生产者又不可能马上适应市场进行生产转轨，必然受到更大的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贸易自由化，无论对于政府、生产者，还是经营者、消费者，都是有益的。
市场化的农产品贸易体制包括市场管理体系(市场准入、关税配额、检验检疫、内外销售)、政策法律体系(国内政策法律与国际规则相适应)、市场经营主体等。
(1)从市场管理体系来讲，首先把农产品的生产与贸易结合起来。中国目前存在着行业部门分离，生产和贸易相互脱节的问题。管生产的不了解市场，管贸易的又控制不了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发展和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其弊端也越来越突出。实行农产品生产贸易一体化管理，将大大完善竞争秩序，增强农产品对外竞争实力，在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同时，扩大农业出口。其次是一般农产品进出口放开，对一些战略性的农产品规定市场准入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玉米、小麦等谷物将成为中国的主要进口农产品，进口量将有较大增长。出于对中国粮食安全的考虑，为了达以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应对进口粮食(主要是玉米和小麦)的市场准入量作出适当规定。在制定市场准入量时，应考虑到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可接受程度。
(2)从政策法律体系来讲，一是要适应世贸组织规则，改变过去对农业补贴的方式，建立新的农业生产补贴和支持政策。发达国家一直对农业采取补贴支持的政策，而中国则一直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让农业支撑工业发展，影响了农业竞争力的提高。目前中国包括基础建设、粮食价格、贫困地区的扶持、自然灾害救济、生产资料补贴等支农资金加起来，每年不足300亿元。按WTO的框架要求，允许中国对农业生产每年补贴485亿元，还有近200亿元的上调空间。而且中国对农业的补贴是一种投入补贴，主要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导致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扭曲，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分配效率。今后中国应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把补贴方向集中于农产品上，以农产品的保护价格为手段，最终确立以生产补贴为主体的农业补贴支持方式。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在重视农业技术市场的发育、加速引进技术的同时，还应注意知识产权体制的完善和发展，这是保护农业科技投资的有效手段，也是农业科技投资能够得以顺利开展的基本保证。三是健全和完善现有的贸易和进出口货物检验检疫法规。
(3)从经营主体来讲，应鼓励私人企业从事进出口经营业务，实现贸易主体多元化。自由企业制度意味着国家减少对外贸企业注册登记的限制，具体的进出口业务包括进出口时间、数量、交易方式、价格选择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来确定。
二、关于粮食自由贸易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以农促工的工业化道路，把发展工业作为中国的优先战略，因此对农业实行歧视性政策，反映在粮食贸易政策上，就是粮食进出口权由国家掌握，每年进出口的粮食数量由国家计委根据国内粮食生产、供求情况来确定，然后分配给各省市，再由有粮食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对外签约履行合同。
这种粮食进出口贸易体制由于决策时滞长，导致效率低下，并不能很好地起到调节国内粮食供求的作用，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脚步的加快，中国亟需建立起顺应全球化步伐的粮食进出口贸易体制，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进行国际粮食贸易。
当前有人主张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包括粮食市场，要求粮食自由贸易。其主要理由是：(1)中国历来对粮食市场实行的计划控制已经使中国经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2)政府的财政包袱越来越重，对粮食的巨额补贴已经使财政负重难行；(3)硬性的购销、收储、种植计划，不利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经济增长；(4)当前国内已经出现粮食过剩，农民期望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提高收益；(5)粮食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长期形成的“泛政治化”倾向是对粮食认识的一个误区，阻碍了粮食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但无论怎么说，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品，在中国粮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粮食的安全市场化是基于这样两个假设：(1)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完备的市场体系；(2)粮食贸易是一个国家的纯粹经济活动。事实上这样两个假设都是不成立的，就前一个假设来看，一个多边的统一的国际粮食市场远未形成，贸易常常受国家意识形态和国与国之间政治分歧的影响；就后一个假设来看，尽管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粮食禁运的可能性，但粮食被某些大国用作外交手段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情也是存在的。随着贸易依存度的提高，粮食不安全程度也随之提高。中国作为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在制定农产品贸易政策时，首先要从安全出发，对主要农产品采取必要的调控，对关系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的粮食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这里还要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农民占70％的人口大国，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处于弱势，且农民又是政权存在的支持力量。一旦开放过快，对农业和农民形成冲击的后果是无法预测的，因为开放之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进出口的比例，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还是引起国民经济衰退，不是可以由某个能人政府任意控制就控制得了的。过多地进口粮食，会造成短期内城市消费价格降低，但是从长远看，如果粮农的收入得不到保证，粮食生产就会受到打击，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这些农业人口占人口比重很小的国家和地区，多年来不惜以高补贴维持粮食的高成本和高价格，以平衡城乡收入水平。拥有8亿农民、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更应该注意城乡之间的利益协调。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除了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充分的机会外，还使自由流动的资本更具投机性，所可能造成的恐慌更大，给国内粮食市场秩序带来的不安全性成倍增长。一旦发生大面积的粮荒，危及的不只是农业，而可能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受影响的也不只是农民，而可能是整个国家。适当的粮食保护是有益的。市场开放是一个趋势，但必须控制开放的速度。推行有松有紧的开放，并做好前期准备，逐步减少开放后的负面影响才是积极明智之举。
三、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配套问题
1.政府定位
政府定位原则上逐步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指导，在总量控制的同时，放宽流通方面某些具体环节。
2.改革的重点是理顺体制
在宏观管理方面，目前中国实行生产、流通、出口、财政补贴分业管理，未能形成覆盖整个农业领域的宏观政策。而WTO框架下的“农产品协议”规则牵涉到整个农业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生产与市场脱节、消费与贸易脱节、国内与国际市场脱节的调控体系。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是建立国内国外市场一体化的农业领域的流通格局。具体地说就是要将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业资本配置、农业生产、农产品国内销售和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三个一体化”。
3.选准切入点，逐步放开粮食流通领域
允许符合条件的生产加工贸易企业通过在产区的种植、加工、仓储、合同定购方式进入产区直接收购粮食，通过市场竞争的客观效力，保证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
现在外贸进出口经营权已全部放开，在放开进出口经营权的同时，是不是可以适度放开国内粮油市场。国营专业粮食进出口企业多年来一直只能作为各省市粮食购销企业的出口代理，不能从收储环节直接拿粮，不但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被截断，难以及时反馈市场信息，而且增加了中间环节，增加了费用，使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竞争能力，而且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运营费时费力。
此外，粮食收购储存运输等环节有许多出口加工企业不能进入的地方，这样在整体运营上就要依赖内销部门，无法自主决定进口或者出口时机，限制了出口企业的经营广度和深度。由于没有跨区域的粮食收购权，难以形成与供应链条的对接关系，有些地区农户缺乏最终用户或加工企业的有效指导，盲目地不顾当地条件发展某些优质农产品，结果导致高质低价。在这些方面，国外的粮食企业基本上是国内国外上下游、产供销一体化经营的，如美国的卡吉尔、法国的路易达浮等。
适应流通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和农业贸易政策，中心是通过提供农业补贴来调动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建立以农产品价格支持尤其是粮食价格支持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在支持方式上应该是由投入补贴转向产出补贴。
6、以经济全球化有关理论谈谈中美贸易战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中美贸易战的必要性
1、打不打的主动权不在我方。美方主动挑起争端，步步紧逼，极限施压和讹诈，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蛮横无理。打不打贸易战，显然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
面对直奔而来的制裁大棒，中国只有两条选择：要么屈服于美国的霸凌，从此忍辱负重；要么进行反抗，树立应有的大国形象，让对方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2、就贸易战的性质而言不能不打。本次贸易战不同以往，不局限于贸易，甚至不限于高科技产业领域，而是一场事关国运的战略博弈。我国历来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贫穷落后时不妥协，现在发展起来了，更没有理由妥协。
3、就特朗普这样一个商人性格的人而言不能不打。特朗普在其自传《做生意的艺术》中，谈到做生意的四个阶段：一是提出惊人的目标；二是大肆宣传；三是决策反复摇摆；四是获得直观的结果。
他写道：“一个远高于预期的条件让对手无从下手——反复无常的变化给对手施加压力——给出次优条件让对手急于接受了事——达到最初想要的结果。”特朗普显然把中美经贸谈判看成是一笔“大生意”。
4、美国的文化性格是欺弱服强。美国历来欺软怕硬，“拣软柿子捏”是美国的历来做法，“不撞南墙不回头”是美国的习惯性思维。
(6)经济全球化农产品贸易扩展资料：
贸易战没有赢家
“美方此举不利于中方利益，不利于美方利益，不利于全球利益，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美方无视中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事实、无视世贸组织规则、无视广大业界的呼声，一意孤行，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
贸易保护主义是主要的换挡风险之一，美方的单边行动可能使全球复苏的提速换挡遇到阻塞，甚至面临无法完成的危险。
美国商界有不少人发声，呼吁特朗普政府慎重行事。如果美国政府不顾世贸规则，采取单边行动来解决与贸易伙伴的争端，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伤及本国消费者和进出口企业的利益。
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产品加征25%的关税，将导致美国经济未来10年损失约3320亿美元。
高额关税产生的负担最终将转嫁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头上。以钢铁行业征税为例，不仅上游厂商，下游劳动力市场也会受波及。李永表示，美国政府曾于2002年对进口钢铁征税，当时导致的下游产业失业人数比钢铁行业就业总数还要多。
对中国部分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有望成为限制措施的主要内容，这也被认为是美国希望缩减贸易逆差的手段之一。
事实上，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由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决定，也受到现行贸易统计制度、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等因素影响。
同样的汇率水平下，中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是顺差，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农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都是逆差。这充分说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顺差就会多。中美之间，无论出口还是进口，都由“市场说了算”，是两国企业和消费者自主选择的结果。
专家表示，中美贸易逆差形成原因复杂，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关。贸易逆差不是一天形成的，更不可能通过强制措施一下子解决。
7、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利弊
1.经济全球化导致关税壁垒削弱，有助于扩大出口，方便优势产业走向世界；
2.有助于促进国家间的经济互惠，从互通有无中互惠互利；比如进口原材料，高科技产品，出口自身的优势产品；
3.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双方政治关系，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美关系了，双方的经济依赖度已经相当高，政治措施已经不可能忽视经济方面的影响；
4.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技术途径更为方面，方便技术发展；
5.激烈的竞争有助于提高国内产业的竞争意识，促进优胜劣汰。
弊端也很多：
1.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风险加大，
2.弱势产业难以生存，导致大量倒闭，尤其是与国外差距过大的产业，不过这方便政府一般会考虑，开放前会给这些产业争取一个缓冲期；
3.经济交流的加深不仅仅影响政治关系，使得其不至于手段过激，同时也会导致良好的政治关系因为经济摩擦而产生政治冲突，
4.国际贸易存在一种剪刀差，不在上就在下，加大贫富差距。
8、全球化对中国农业的利弊
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的各个经济领域或多或少是会有影响的，对于我国的农业的影响应该可以内从这些方容面考虑 1、粮食在整个世界范围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虽然我国在粮食出口上不是主要的出口国但是可以将我国某些剩余粮食放到国际市场上以合理的价格出售 2、农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国家战略物资，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必然导致战略物资的抢购，为了满足市场以及保持战略物资充足，很可能引起我国农业种植结果的改变 3、经济全球化会带来经济的交流在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的加深，可以促使我过学习适合我过的农业管理经验
9、中国的哪个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比较发达？
农产品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目前我国的主粮还是进口多一些。在国外比较受欢迎的是杂粮杂豆类。
据我了解，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因为农产的多样化与品质，一直是出口粮豆的重要区域。此外，辽宁大连的杂粮出口加工区也是东北比较大的出口农产加工基地。
当然，考虑到西部的后发优势，甘肃，新疆，内蒙等都是这些产品的主要产区与出口地。
没有定量的数据支持，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