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如市场的扩大使比较优势拥有更多的实现机会，要素的流入使闲置资源得以利用，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原始积累，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年均流量达2650亿美元。近年来，仍呈上升势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经济全球化使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引进直接投资和其它形式的外国资本，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进口，通过引进外资，发展中国家提高了资本积累水平，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各种先进技术，获得了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能使发展中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实现由初级产品出口国向制成产品出口国的转变，通过国际竞争与国际分工获得比较优势，加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提供了增值条件。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中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大公司向海外开拓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逐年上升，这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增值提供了一条途径。同时也使整个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各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促进各国各民族之间物质文化和人员的交流，增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理解沟通合作，客观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穷的1∕5人口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 ， 扩大到1997年的74∶1 。一国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导致该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国际上贫富差距拉大，则是世界不稳定的经济根源。经济全球化增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风险。由于长期的殖民掠夺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国际经济风险面前更具脆弱性，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墨西哥、亚洲、俄罗斯、巴西的几次世界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国际资本快速流动和失控的后果，有了记忆犹新的认识。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真正独立自主。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总体上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扩张，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遭到弱化，而主权的弱化将使得国家作为一个强大机器对国家各个领域的控制力也相应地被弱化，尤其是对经济领域控制的削弱，主权的削弱必然引发其内部的诸多不稳定因素。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更为尖锐。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国际分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仍然存在，发达国家往往把污染工业、资源密集型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造成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危及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基础。经济全球化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现象严重。随着全球网络系统的出现，使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通过网络的合作，使本国科技人员完全脱离控制而为外国资本服务，这种看不见的人才外流，无疑将加重发展中国家本已存在着的人才匮乏。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利用信息技术控制发展中国家创造条件。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信息技术作为知识产权以资本方式进行输出，各种新科技革命成果将进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之信息产业的不平衡发展，为信息“殖民”创造了条件。当今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在因特网上“跑马圈地”，特别是美国正在利用其信息技术上的优势，极力推行信息霸权主义，在信息自由流通的情况下，利用大众传媒，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计算机“病毒”与“黑客”的攻击、网上文化渗透、享有网络信息霸权者的不对称入侵，将会使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上受到蒙骗、经济上受到莫名的损失、军事上泄密而丧失指挥能力、社会思想上引起混乱等情况。由此可见，“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因特网面纱的笼罩下悄悄地展开。
2、风险社会的本质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社会科学家贝克就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用以描述后工业社会的巨大变迁。贝克将风险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他认为,风险不同于危险,人类在危险面前常常被动无助,而风险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认识和决断。只有当人们有意识地探索未来并试图对不可预见的后果加以控制或避免时,才谈得上风险。风险也不同于灾难,不是已发生的损害而是代表一种可能性和潜在性。与这两者不同,风险还具有积极意义,它在附带危险与可能导致灾难的同时,还意味着机会和希望。风险的特殊内涵决定了风险社会具有以下主要基本特征:
风险的多样性。人类尝试借助技术来支配自然和改变传统的过程中,各种风险形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致使现代风险的表现形式不断趋于多样化,涉及环境、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技术等众多领域。根据WEF的最新评估,环境将是未来全球风险格局中的核心,其中极端气象发生的可能性最高,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和扩散被认为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风险。
风险的关联性。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甚至彼此叠加的。局部地区某种风险的“蝴蝶效应”可能在全球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触发其他领域的风险。WEF的调查表明,结构性高失业率或就业不足与激烈的社会动荡之间关联最为紧密,而未来10年金融风险、气候变化、难民危机、叙利亚内战、科技创新等因素则可能增加国家间冲突,从而加剧地缘政治风险。
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2016年被称为“黑天鹅”之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公投失败等事件让世界大跌眼镜、猝不及防。人们惊奇地发现,根据以往的知识或经验所进行的分析预测似乎正在失效。2017国际政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特朗普将如何执政,欧洲多国大选何去何从,针对ISIS的反恐战争能否胜利,朝核问题是否会继续发酵?过去一年也是数据盗窃、网络攻击和黑客活动频发的一年,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中潜在的负面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不过WEF的专家估计它们可能是扩大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风险的首要因素。
风险的阶级性。风险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无论贫富都会受到风险的影响。这似乎营造了一种“风险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贝克犀利地指出,风险分配像财富一样是依附在阶级之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集聚,而风险在下层集聚”。相对于穷人面对风险的无助,富人的损失往往小得多,甚至还可能从风险中获益。可见,风险并没有消解阶级,反而加重了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此次美国大选呈现出的社会撕裂正是这一特征的体现。
风险的全球性。相互依赖和全球化使得风险可以超越国界交叉蔓延。在当下的信息时代,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确保风险一旦产生,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扩散,并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放大。因此,风险社会就意味着全球风险,其主要效应就是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或“想象的风险共同体”。但与此同时,风险也呈现出了“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趋势。全球风险迫使各国政府依赖民族国家的力量来规避风险,倾向于仅对本国选民和国内市场负责,推卸国际责任,甚至放弃不利于自己的国际机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及退出TPP的决定就可以看作这一趋势的突出反映。
3、你如何认识和看待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处于风险社会时代，但不能讲某个国家是风险社会，尽管那个国家的国内情况比其他国家更不安全。但是，风险社会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概念，还是一种正在出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在后一种意义上，它更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如吉登斯、贝克等人所说，风险社会的秩序并不是等级式的，垂直的，而是网络型的、平面扩展的，因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平等主义者”，不放过任何人。风险社会的结构不是由阶级、阶层等要素组成的，而是由个人作为主体组成的，有明确地理边界的民族国家不再是这种秩序的唯一治理主体，风险的跨边界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出现并达成合作关系。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具有了以下几个特点：
(1)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风险的内生特点更加明显；
(2)在影响和后果上，风险是延展性的。其空间影响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限制，其时间影响是持续的，可以影响到后代；
(3)在特征上，大部分风险后果严重，但发生的可能性低。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风险增加了，但并不意昧着我们生活的世界安全了；
(4)在应对方法上，现有的风险计算方法，经济补偿方法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通过提高现代性的反思能力来建构应对风险的新机制。
4、全球化语境下的风险社会
从风险社会的角度看，全球化的发展使风险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因为风险的后果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越了政治地理边界，出现了全球风险；全球风险推动了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风险共识的形成，产生了全球风险意识或文化。这样全球风险与全球风险意识就构成了新背景下风险的主—客观形式。
具体来说，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变化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没有限制的。越来越快的技术的变化，以及生产、消费和信息的全球化，终于使我们认识到，要想使任何一种事物固定不变，那是不可能的。”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国界和大陆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必然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增强风险的后果。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风险源的增加包括三种：（1）输入型。流动的加强带来了新的风险源。最典型的是传染病的蔓延和外来物种的入侵。（2）卷入型。这种风险主要发生在相邻国家和地区之间，空气、河流、货币本位体系等是主要的扩散载体。它与输入型风险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它更加需要某种系统性载体，二是后者的种类更加多样。（3）诱发型。一些外部风险发生后诱发了类似的或另外种类的风险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发生，典型的是风险恐慌的产生以及通过比照，人们对治理机制产生的不信任。风险源的增加必然带来风险种类的增多。
其次，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提高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吉登斯说：“较多的相互依赖，上至全球化的独立系统，意味着在作为一个整体而影响到那些系统的不幸事件，在发生时就会有更大的易受伤害性。”二是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典型的事件就是1990年代末期出现的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风险的破坏力。
再次，全球化推动了全球风险意识或文化的形成。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克服了时间与空间对人类交往的限制，提高了不同社会下的人群对同一事件的“在场感”以及经验、认识和知识的相互交流。“地球村”就是对这种交往扩大和深化的形象描绘。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文明的风险”，或者说是人类的风险。因此，面对共同的风险，人类有了基本的整体性共识：在全球风险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类“种”的延续。但是，全球风险意识还只是雏形。各种利益的存在割裂了全球风险意识，使之常常屈服在具体的、局部的利益之下。
最后，全球化呼唤着并推动着风险治理机制的变革。风险来源与影响的全球化使得治理风险遇到了诸多悖论，比如：减少风险的措施可能给处于风险中的相关人员造成更大的风险；为某个社会行为者创造安全的举措可能无意识地给另一个行为者带来更大的风险；减少风险的政策可能给所有行为者带来不安全；某个团体的乐观行为可能对另一个团体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安全；对一个团体的保护可能造成了对所有团体的伤害。风险悖论说明了现代治理机制遇到了危机，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为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比如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全球性共识的达成、风险治理和传统的国家中心治理机制的关系等。
总之，全球化的发展提升了风险秩序以及风险社会的公共性，使之具有了全球公共品和公共空间的特质。这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治理形态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