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对立统一

1、全球化对文化的表现、原因及影响、优点缺点

1、全球化对文化的表现

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世界文化也因此呈现融合加深的趋势，各种族、各国家文明在不断交流、融合中得到创新和发展。

2、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文化全球化也成为了必然，各个国家都希望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地区。

3、影响：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具有悠久灿烂、独具特色文明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化环境下统筹好文化安全和文化开放非常重要。

4、优点：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国家间的竞争已由经济层面上升到了文化层面，具体体现为文化模式和文化产业的竞争，发展文化产业是繁荣民族文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5、缺点：在文化全球下，经济实力较弱的，软实力不强的国家、民族文化容易被吞噬。

(1)文化全球化对立统一扩展资料：

经济为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文化的全球化是经济扩张的必然，只有认同一种文化，才会消费这种文化下面的产品，才会为这个文化下的人制造利润。

文化又是一个特定地区一种价值观世界观的表现，为了减少不同地区之间人们的误会、误解，增加信息的流动，人们也有必要增加不同文化体下的文化交流。

这样一种趋势造成了全球文化的传播，我们可能只知道某个国家的一个品牌一种习惯，但是我们对这个国家地区的了解就从这个突破口开始.。

每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都会不遗余力的推广自身文化，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也就是大势所趋了，谁若是在文化全球化中占据先机优势，谁就能掌握未来商业战争的主动权.。

2、在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

http://www.cqvip.com/QK/83736A/2005007/20192136.html维普网上的论文

“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内涵复杂定义纷呈的概念。总的来说，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其中经济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一些共同规则的诉求，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文化全球化问题研究的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过去只关注经济因素转变到经济文化因素同时关注，例如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自己理论的修正；另一种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来解释全球化进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学的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体系的变化过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过程。[1]综观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主要有如下问题：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全球文化的构建以及文化全球化问题。
一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对全球化与文化关系的把握。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进了研究领域，扩大了全球化理论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论的解释效力。[2]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提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文化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汤姆林森认为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引向文化领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实践内涵。关于全球化，他提出要从日常生活体验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亲近感、独特性。关于文化，他认为必须要从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实践关系去阐明文化目的性，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他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广为人们接受的特征，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这一理念来为自己的文化做注解。事实上，汤姆林森是从杂交化、传媒亲近感、世界主义等方面探讨全球化与文化的联结，提出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劳动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动，它还带来了我们文化体验的转型。这种文化体验，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他集中探讨了“非领土扩张化”概念,认为非领土扩张化是我们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状况,它存在于日常体验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诸多方面。“非领土扩张化”概念所要表达是，全球化从根本上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们的文化实践、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满活力的文化与领土定位之间的联系；这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机遇与危险并存。所以，他呼吁全世界团结一致。
美国文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也有自己的思考。关于全球化，他认为这是一个传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盖与传递文化或经济含义。但他又认为单将传播作为全球化概念的焦点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在他看来，当代传播的发展再也不具有“启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内涵。这一传播性概念既具有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层面，即被赋予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文化层面的所指或意义，对于传播网络扩展的假设已被暗中改换成某种关于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同时，又被暗中改换为一种对于世界市场与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看法。一场特大范围内的全球性劳动分工，以及充斥着商贸与金融内涵的新的电子商务路径，即它的经济方向。所以，詹姆逊认为作为与传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却并不相称的两面，产生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观点：如果只强调这种新传播形式的文化内涵，那它将会逐渐表现出对差异与分化的一种后现代的颂扬，瞬间会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处于彼此相容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广瀚的文化多元主义，让人很难抗拒；但如果倾向于对全球化经济方面问题的思考，那么它又会受到那些经济准则和意义的影响，人们会发现这一概念变得愈来愈暗淡晦涩。他认为，这里占据显著地位的是不断加强的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4]可以看出，詹姆逊是以经济文化的互动交织来定位传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经济文化式”分析。诚如他的发问：“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是否有根本的改变？”[5]
二现实与想象的文化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密切渗透，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文化全球化问题日益提上日程。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学者们更多是从全球化研究的范围及影响谈到文化的全球化现象与可能。戴维·赫尔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变革》中指出，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和影响的当代争论中，主要有极端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三种。在美国大众文化或西方消费主义的支持下，各种超全球化论者描述或预测的世界是同质性的。但超全球化论者也受到怀疑论者的挑战。怀疑论者认为，与民族文化相比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暂时性，而且，由于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阂，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具有持续的重要性。持变革论的人认为，文化与人口的相互融合与交流将产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网络。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赫尔德等人认为，跨区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际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3000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则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由于当代电信、广播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覆盖的区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6]他具体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历史形态。他们的这种分类基本上概括了当前对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态度。极端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思维的单线性，这显然不符合复杂的多元化现实。其实，不论何种态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进行中。文化全球化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
文化全球化是现实的。首先，随着文化消费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消费文化以其通俗性与普及性极大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文化得到包装并借助商品而传播， 这是非常有效的传播方式。其次，信息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这个工具，资讯传播更加方便迅捷，整个世界犹如一个小村庄， 一个消息、一条信息瞬时间就能传遍整个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性。另外，文化不是空穴来风，它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个人、组织、民族等实体，随着这些实体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的不断深入和广泛进行， 文化负载着经济，经济传播着文化，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实现。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象的。从消费文化的层次上看，初看起来似乎是同质化过程，但实际上呈现出的是混合化特征，没有任何文化会存在于不受时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从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角度来看，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环境最终总会遇见一种已经存在的参照框架的影响与制约。后者涉及一个更复杂的过程，简单的同质化概念并不能正确地记录这些问题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性质以及他们产生出来的文化创造性。所以，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是必然的。但有一个前提同样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的前提——文化主体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多元与多样。从文化全球化的实现路径来看，国内学者王宁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有两个方向：一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会渗透到这些地区；二是（ 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 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7]可以看出，王宁是以资本输出的路径来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径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它预示着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渗透，但根本上这是一个经济的做法。经济的逐渐演变成文化的，同时文化的也逐渐演变成经济的。文化是重要的经济产品，离开这一点，经济体系无法发展和扩张。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文化担负着诸如公民权这样的理念和运作，可充当民主政治的试验场，显然这是在设置文化与政治层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构建
随着不同民族文化渐渐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与渗透日益广泛、深入，这也渐渐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文化的构建。对此，也有不同观点。
第一，一元为主的“全球文化”。汤姆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公开质疑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本没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对它的不同解读；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话语中的内涵，才能得出其实质。他认为一些学者过于维护文化的差异性，否定其同质性，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发展的前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平衡，而某种程度的同一性则有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以及人类的和睦与进步。现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们的文化宿命。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经验背景，他否定同一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应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说法。
事实上，在全球有无一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即如何看待美国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并不是唯一能够在全球扩张的文化，但同时也必须肯定美国在全球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领世界风气之先这一事实。这不仅因为美国拥有制造并在全球传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无与伦比的手段，而且还因为美国具有一整套能够使其成为全球文化传播者的文化与历史特质。这种状况虽然并不意味着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质性的烙印，但也确实表明，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不得不把美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当成共存的现象看待。 美国流行文化具有约瑟夫·奈所谓的“软权力”——劝说或合作的权力。实际上，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正是想在世界范围内肯定和推广美国文化。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明眼人一眼便能揭穿。詹姆逊认为，主张同一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美国文化。他提醒人们谈到文化全球化时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不是唯一面临危险的东西，人们更应该警惕其中蕴含的另一种倾向。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美国文化已渐渐成为他们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他说：“美国的电视，音乐，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8]对此，依附理论学派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今天仍处于称霸的阶段，但是这一霸权地位却因欧洲和日本的赶超而不断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义构架来管理长期受危机打击的体系，已经进入它的崩溃阶段。近年来，后殖民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与此直接相关，美籍印度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就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构建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文化的多元共存。英国学者M.费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给一专题杂志写的导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现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全球文化的相互联系状态的扩展也是全球化进程，它可以被理解为导致全球共同体即“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这种全球文化应该是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他看来，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义的特殊化。日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实际上已成为全球化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主导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明显。因此，他认为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性，若想掩盖或者抹去这种特性，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倒退。所以，他将全球化描绘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双重过程”。另外，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样认为单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临强烈抵制，它必然会受到政治沙文主义和多种反主流文化的反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其说是朝向文化同质化，毋宁说是走向文化分化与复杂化。全球文明论者玻尔马特（H.V.Perlmutter）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导，全球化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世界文明，在这个世界文明中有一种全球“融合”的动态形式。他把这种动态“融合”看做一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方面的相互协调的过程。〔9〕
第三，文化的冲突与对话。谈到“全球文化”的构建，必然要谈及文明的冲突与对话。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并设计出一幅未来多种文明冲突的景象，声称西方文明的最大对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实际上是把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统化和抽象化了。虽然在以后的著作中有所调整，但不难看出他在文明关系上的竞争论立场。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自由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的理念已经很完美、无可匹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统性，因此，历史终结了，即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制度与行为模式。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趋同论，即世界统一于自由民主。其实，福山与亨廷顿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两者都在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虑——福山认为西方的文明已经取胜，体现出一种优越感；而亨廷顿却在为西方文明的主体地位忧虑和担心。杜维明在为联合国2001年《文明对话宣言》所写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中谈到，在21世纪，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论，文明冲突理论比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更具说服力，因为它承认文化的重要地位并希望妥善处理宗教差异。不过，杜维明明确反对文明之间的冲突，他的立足点是坚持跨文明对话，实现文化的多样化，超越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以达于各文明间的真正和解，用来标志这种和解的概念被称做“全球共同体”或另外“地球村共同体”。〔10〕
另外，德国学者哈德尔拉·米勒也表现了一种不同于亨廷顿的立场，并在《文明的共存》中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进行了批判。米勒认为，文化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对历史的发展真正起重要影响的还是经济与政治力量。在他看来，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主要不是取决于文化自身以及各个民族的文化态度，而是取决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他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既可能导致文化的冲突，也可能导致文化的融合。他呼吁人们要加强文化对话，促进文化融合。不过，对于文化对话与融合，他将更多希望寄托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身上。他说：“在21世纪，人类将走向何方，文化的差异是成为划分界限的原因，还是会演化为促进合作的原动力，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西方国家对待文化的态度。美国作为西方的领头羊，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11〕
结语
当今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间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类整体意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文化、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难以升华。可以看出，实际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须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两条逻辑，其内涵和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但不管如何，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全球化文化的发展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交织过程；二是美国文化在全球化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力，它的扩张造成了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民族狭隘主义与普世主义都有明显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过平等对话来实现，而真正的平等不仅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3、什么是全球化文化政治一体化现象？

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政治、文化一体化,因为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文化一体化是本质截然不同的概念.经济全球化指跨国经济活动、跨国经济组织、跨国经济规则普遍化的客观发展趋势.这个客观发展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是一个发展机会,同时,又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挑战.只要能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采取正确的对策,发展中国家就能乘势而上,并能有效地抵制和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的挑战.政治、文化一体化是指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单一化、同一化和无差别化.其实质就是西方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条件下,利用其经济和军事优势,采用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手段,阻挠世界各国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选择和发展,推行全球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全盘西化.显然,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4、如何认识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统一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坚持主导性不能离开多样性，同样，发展多样性也不能脱离主导性。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统一，由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所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要求，由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文化领域互渗性与冲突性所决定。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党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曾经出现过片面强调主导性而忽视多样性的现象。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革命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特别强调主导性，这对于培养人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信念，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确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由于过分强调主导性而忽视了多样性的发展，结果使主导性成为只讲主导性的“单一发展形态”。
这不仅限制了多样性的发展，而且从长远看，由于失去了多样性的基础和多样性的配合，也束缚了主导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人们开始重视把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逐渐由过去的单一发展形态向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辩证发展形态”转型。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实中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将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二者相割裂的不良倾向，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哲学根据。对立统一规律是关于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其基本观点是矛盾是客观的、普遍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同时，矛盾又具有特殊性或差别性，具体事物在其运动过程中的矛盾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矛盾解决的具体形式也各不相同。运用矛盾论的原理来认识和解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研究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取向、内容选择、教育要求等许多方面，多样性、层次性、独特性空前增多，这些多样性丰富了主导性的内容，推动了主导性的发展，使主导性能够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但这些多样性也不能离开主导性的的支配和制约，否则，多样性就会迷失思想政治教育所应坚持的正确方向，无法把握中心内容和基本准则而陷于混乱。
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面临诸多矛盾、问题需要解决，面临许多复杂关系需要协调，面临许多信息、内容需要选择，面临多种思潮需要鉴别、比较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合理选择正确内容体系开展教育，而不能被多种信息、思潮的变化所困扰，更不能陷于错误而丧失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同时，主导性不能脱离多样性，
应带动、促进多样性的发展，否则主导性就会成为形式、教条而不起作用。不起作用的主导性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一般不会抑制多样性发展，而只会给多样性的无序发展提供条件，而无序发展的多样性在一定时候会产生出另一种不正确的主导性。因此，运用矛盾论原理研究现代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是使思想政治教育保持生动活泼局面的重要保证。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5、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根据矛盾辩证法该如何处理和看待

1、用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经济全球化，有利有弊
2、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抓本质主流，。总体来讲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
3、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6、文化全球化的矛盾冲突

文化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给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样式，实现新的融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实现的更新与融合，就是一种整合。整合，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抛弃自己的“民族性”，而是要在新的全新文化实践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民族性（特色），体现“世界性”。 第一，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在与世界不同文化主体的合作中，奉献民族特色，促进全球文化新体系的建设。
面对文化化全球化的客观发展，每一民族只有自觉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加强合作，奉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才能建设好全球文化新体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创作时，一方面指出：他的作品“充溢着俄国的精神，跳动着俄国的脉搏”，“比较充分地表现出他的俄罗斯民族的力量，正是他的诗歌的民族性”；一方面又说，“你们只要看普希金的一个方面，一个特点：体察全世界性、深谙全人类性、善于对一切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对欧洲民族各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方面作出反应的才能”；即“能够深刻地领会其中任何一种文学并能够在自己的诗歌中加以体现，能够巧妙地将别国文学特有的神韵和奥妙熔于一炉。”这表明，普希金像莎士比亚、歌德等文学大家一样，不仅是民族文学的伟大代表，也总是积极地处于世界各国文化艺术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之中心，成为“人类中连结一切，调和一切和革新一切的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语）。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长久处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总干线或人类文明的大道之外，袖手旁观，它虽不会遇到什么矛盾和冲突，遇到什么挑战，但它必然要落后，甚至要遇外人欺侮。中国近代文化就是这样。所以，毛泽东于1957年说：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是落后了”；“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
要知道，文化民族性是指那些优秀、进步、健康的东西，决不是指那些落后、消极、过时的东西。至于后者，它们从来都不会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和民族特色的东西而保存于民族宝库里。相反，它们迟早都会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更不要说会成为世界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民族性应该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时代的才越是人类的。文化全球化既然是新时代世界性的文化潮流，民族文化怎能拒斥或袖手旁观呢？
第二，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维系民族文化，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对“全球场”中的文化实现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标。
面对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文化整合的有效方法就是积极的维系民族文化，以消除“全球场”中文化发展的不平等、不公正性，保证和实现“全球场”中新文化体系的建设。
维系民族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文化主权，反对“文化霸权”。文化主权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和独立的权利和权威。文化主权所认同的文化观念来自于民族文化传统，它不排斥外来文明，而是要求对外来文化观念的吸收立足于本民族国家的诠释，并有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当前，维护文化主权，首先要形成本民族在文化全球化中的发展战略。早在1970年，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其《文化战略》一书中就指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冷战后，一些西方理论家也在反复论证：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为此，西方国家都在加强文化战略的研究。面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发展中国家自然不能熟视无睹，应该通过研究，制定出一套既能积极推进本国文化建设，又能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战略，这是维护文化主权、保证民族文化顺利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其次是文化产业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文化的全球性发展不光是以文化作品、学术话语、思想观念的形式扩展的，而且是以产业形态来推行的。可以说，西方文化以产业形态对其他弱势国家所强行的“市场准入”，构成了这些国家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维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在其剧烈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为此，受文化殖民威胁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必须从整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实行产业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构建适合于本国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形成能够抗衡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自觉地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以扬弃民族文化中不适合文化全球化的消极、落后的东西。
文化全球化是随着现代化在全球的推进、全球现代化的拓展而凸现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还处于现代化的“边缘”或“过程中”，其民族文化在适应“现代化”、体现“现代性”方面还有种种不足与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发展就应在文化全球化中积极自觉地实现向“现代”的转换，这也是一种文化整合。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能否在21世纪获得新生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换。要实现文化的现代转换，必须首先处理好转换的历史向度问题。在文化全球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历史向度的交汇处。前现代的东西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化的步伐；在前现代的影响尚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时候，后现代的思潮又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这三种东西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转换的难度：一方面是文化发展中前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前现代因素是作为一种原始依恋的民族认同……现代因素是与启蒙现代性相联系的‘文明‘传统。二者构成了民族主义内部的基本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是后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后现代因素对现代性的“消解”与“解构”，使得现代性扑朔迷离，很难予以准确把握，因而现代因素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第四，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在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中，对民族文化进行综合创新。
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碰到最高、最直接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传统虽然形成于过去的时代，但它却有着历史的传承性。传统总是存在在于并借助于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保留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从符号学、解释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传承性（即人们需要对过去的文本作出现代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是不够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从分析现实生活入手来理解传统文化，虽然是倒行的，但却要快些。从当代现实的高度来重新考察传统文化，就更容易把握民族精神的文化是怎样从远古的萌芽一步步发展到现今的样态的，更易于把握历史传统中的某种必然性。一切文化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所谓弘扬传统文化，实质上是要弘扬当前的时代精神，促进现代化。
至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我们在前面已作了分析，这里再补充强调一点：一切文化都是某一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文化的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所以，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不能无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及其现实的需要。张岱年先生指出：“治一切学术者，脑子里应存个民族的观念。学术研究工作，一方面固为求真理，一方面也是为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本国新文化之创建。”在文化引进中，要实现求真理和求本国新文化创建的统一，离不开文化的主体意识。事情往往是这样，我们所希求的，未必是人家所给予的；同样，人家所提供的，也未必是我们所希求的。
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目的是为了对民族文化进程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包含着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强调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第二，研究民族文化要立足于民族的实际，要坐在“民族”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应该在民族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分析批判和辩证的综合，建立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第三，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创新。冯友兰先生的提法是“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陈寅恪则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引进和创新关系：“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张岱年先生说的更清楚：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所谓创造的综合，即不止于合二者之长而已，却更要根据两方之长加以新的发展，完全成一个新的事物。”
第五，在文化全球化中，以对语言的整合为台阶，走向全球文化的多元化。
文化全球化的图景，文化全球化进程对民族文化发展产生的冲击，都以语言为媒介来表达、描绘。尤其是语言本身，是否会伴随文化全球而形成一种统一的世界语言？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世界社会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语言层面的统一，相反语言变得多样化。‘一个世界’拥有并承认比以往更多的语言。”语言学家萨比内·斯考德莱克写道：“即使在当代，也有许多新的语言正在形成，许多只有少数人还在使用的语言则濒临消亡。然而总的看来，语言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有人估计，在2000~2500年期间，语言的数量会增加一倍。”汉斯·迈尔探讨了语言数量成倍增长的原因，他指出：“我想，主要原因有三个：（1）迄今不发达的或落后的语言得到扩展和认可；（2）专业语言和地区、社会方言的渗透；（3）当今世界上各个种族、社会和宗教的自我意志通过语言得到发展。”希·贝克进一步指出：“世界社会的巴比伦式的心脏不是在语言统一化的趋势中跳动，而是在各种语言和同一性的错杂交织中跳动。”
语言统一性（同一性）中的多样性，并不否认对语言的文化整合的必要性。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一个语言的文化整合问题。例如全球化的企业选用什么语言作为公司的工作语言？公司在作出选择时，应当以功利考虑为依据还是以对本民族的文化影响为依据？这里就有一个文化整合的问题。1998年，德国最著名的几家大公司（西门子、德意志电信、德国化学、德意志商业银行）联合宣布：他们今后将把英语作为公司的通用语言。其原因是：（1）德语太难、太拗口、太不便沟通，与德语相比，英语可以更容易地把复杂意思表述明白；（2）公司是全球性的，说德语的职工只是少数，如德国化学公司在世界上有4万雇员，但其中只有6000人说德语，该公司总体可以分为3种文化：英语、法语、德语，其中英语占绝对优势，所以选用英语有利于沟通；（3）采用英语是为了迎接21世纪的市场全球化的挑战，也是社会文化进步的表现。至少与纳粹德国时期相比是进步。那时为了提高德语的世界地位，禁止任何外来的外来语单词，甚至连像电视、电话这类源于英国的单词也被完全禁止使用，改用德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词汇。其实，德国人自己明白，德语说起来太麻烦，同样一层意思，如果用德语来解释，就得比用英语解释多说30%的单词。此外，现代英语中有许多意思，如“简化管理”、“持续提高”就无法找到对应的德语。无怪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梅塞德斯;奔驰公司和德国化学公司都开始普及英语。
这种出于功利考虑的决定让语言文化服从提高经济效率的需要，完全符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但它忽略了对德国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就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德国多特蒙德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特·克雷默尔针对德国大公司的上述决定，成立了一家名为“保护德语”的俱乐部，据说每周都可以接到100份要求入会的申请。他说：“英语的影响对德国文化造成的冲击力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觉醒的话，总有一天会把德国全部的文化拱手让给外国人的。到那时代，想后悔都来及了。”在德国大公司与“保护德语俱乐部”的争议中，存在着功利（企业是不能讲功利的）考虑与文化价值考虑的两难选择。从企业营销的效率看，德国大公司的决定是有几分道理的。但保护德国文化也是对的。出路在于整合这两种价值取向。不能把功利考虑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否则就会危及民族文化。因此通过整合在二者间保持某种张力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本身则是一种历史进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是当今文化全球化中的一个突出的全球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提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任何民族只有积极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献民族文化新特色，才能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

7、如何分析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本土化的对立统一

对立统一？你受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影响太深了。
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本土化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根本没哟对立统一一说。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到的事物就是不一样。
举例论证：对于美国来说，好莱坞电影将美国的价值观传播到全世界，这个仅对美国来说就是文化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人接受了好莱坞电影，但对其中蕴含的价值观有选择的吸收，这就叫文化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