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国学？如何看待国学热？为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任继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我们这代人主要生活在20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分成两半。前一半是受屈辱的时代，八国联军侵华就是20世纪开始的那年发生的;后半段，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后半段又可以分为两半来看:前一半搞运动比较多，后一半搞建设比较多。文化的特点是它像流水一样不容易隔断。中国的文化有多少年就得算多少年，有3000年就得算3000年，5000年就是5000年。这种文化的继生性特点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无法否认的。没有传统就没有今天，大家都是在旧的文化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化。接上去，发展，这是国学的目的，国学就是传统文化。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的提出实际是从清末开始的。当时我们国势衰败，西学传入。西学是强势文化。当时西学的传入与印度文化传入不一样，印度文化是和平传入。西学带着武力，依靠船坚炮利传入。正因为有西学的传入，才有“国学”的提法，不然“国学”很难普及。20世纪前半叶，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看待西学的冲击，一方面要看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它刺激了我们，使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缺陷，把他们好的东西拿来充实我们自己。不吸收是绝对不行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佛教的传入，就不大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西学冲击刺激了我们。我们才发现自己也有哲学。我们经过梳理，从经学、子学中分离出了现代哲学独立学科。有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经学、子学里本来就有大量的哲学学说。
袁行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1840年以后，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遂又提倡国学，于是出现了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争论。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何况国学中的确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作用。
余敦康(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抗战时期，一大批国学大师涌现，抵抗日本，爱国救亡。包括冯友兰、贺麟、熊十力、梁漱溟、钱穆、陈寅恪等都是这时候出来的，当时对于鼓动中国人民的士气起了很大作用。他们都有留学背景，提出新儒学，新心学等。所以他们绝不是脱离时代的，不是书斋式的研究国学，而是与民族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打开，外国人来观光，提出要看孔庙。可是“批林批孔”把孔子给批倒了。于是就找了李先念同志，他当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找到《历史研究》，让写篇文章。这个任务交给了庞朴。庞公当时是副总编。庞朴就找我们来商量，说这怎么搞啊，掉脑袋的事呀。七想八想，孔子政治家别说了，哲学家也别说了，教育家总可以说吧:伟大的教育家，第一个把官学变成私学，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么一写，然后就在《历史研究》发表，后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是我们给孔子第一次平反。后来形势慢慢好了，又有了《孔子再评价》等文章。
21世纪的中国:国学和我们在一起
任继愈:我们中国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外国的历史讲不了5000年，1000年都讲不了，美国讲两百年，再往前追，就是印地安那史了，要不就是欧洲移民史。英国、法国的历史也不长。古巴比伦文化，成了现在的伊拉克。真正几千年不断的只有我们一家。这很特殊，为什么没有断，不但不断，还有发展?这很值得研究。“国学”题目就两个字，可做起来是做不完的。怎么让中国的文化获得新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这是我们的任务。温故而知新。这个“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汤一介:21世纪弘扬国学，一要打牢根基，二要吸收先进的文化。费孝通先生在文化问题上提出一个观念，叫文化自觉。他概括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各种文化要知道自己文化的美，要学习展现别人文化的美，美的文化要放在一起共享，这样就天下大同了。文化自觉的提出，我认为有深刻意义。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民族的价值，这个民族怎么存在?不知道别人文化的好处也不行。我从来不认为儒家思想都是正确的，都适应现在的社会。但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精神之所在，是我们文化传统之所在。打断这个传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中对解决人类的三大问题都有很好的资源。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自笛卡尔后就讲“主客二分法”，一直主张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所谓“人类中心论”。结果发展到后来，人破坏了自然。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朱熹有句话讲得特别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此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人与天是不能分离的，有了人，天的使命就在于人。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儒家也提出了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孟子的仁政学说，其核心是“有恒产则有恒心。”百姓没有恒产，怎么能有良好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第三，人的自身问题。人的身心问题有内外两个方面。现在社会问题多，原因之一就是人的内部外部问题没有解决好。宋明理学提出“孔颜乐处”的命题，就是追求人的身心内外的和谐。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达到这个境界，人的身心内外就和谐了。儒家思想里有很多资源，我们要整理出来，解决当今的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袁行霈:我在1992年写的《国学研究发刊辞》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我今天重申这段话是想表明: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国学。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和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现在中外文化交流呈现明显的入超状态，有人统计，文化的进出口比例为14:1，这未必是精确的统计，但值得我们注意。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们在广泛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有责任将优秀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共享。
余敦康: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为什么中国能够凝聚这么多人，这么多中国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有外国人参观中央民族大学，看了以后说，这在我们那儿是不可能的。要让以色列的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学，非打成一锅粥不可。可是中国56个民族，不管什么宗教、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协和万邦，万邦都能和谐共处，这不就是联合国的宗旨吗。国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国学就是文化，文化不是纸面上的东西，而是中国人的生命方式，根深蒂固地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统，成为基因。你不了解这个基因，违背了它，你就会失败。当年搞人民公社，把家庭取消，吃食堂，搞大兵团作战，男队女队，结果全国人民没饭吃。改革开放搞家庭联产承包。这场发自农村家庭的改革，国家没有投一分钱，粮食问题两年就解决了。就是两个字，家庭。家庭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几千年都是如此，家庭是个经济体、生活体，又是个血缘体，还是个文化体。这个文化是不是国学?它没有学，可是他与国学血脉相通。国学在这里不是一种理论形态的东西，而是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可以没有学过、接触过经典的东西，但是在文化上、精神上都会有一种认同感。
态度很重要:国学是无用之大用
任继愈:开办《国学》版，就是要在媒体上加强中国历史传统教育。我们的历史光辉灿烂，也很丰富，经验很多，奋发图强的经验，克服困难的经验，抵抗外族侵略的经验，发明创造的经验，都是有价值的。要把它们继承下来，首先就得要让人们知道。媒体跟学校不一样，一个学校才几千人、万把人，而媒体的读者要多得多，影响是全社会的。所以，责任重大，也很艰巨。
汤一介:我认为当前把国学在报刊的版面推出来，对文化的建设，对民族精神的建设发扬，对加强民族凝聚力，对我们在世界展现自己的面貌等方面无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要记住，不能只要国学。只讲国学，我们就孤立自己了。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提法是不对的。要美美与共，要共同享受美好的文化。欧洲文化中心论破产了，不能再搞中国文化中心论。这是不明智的，也做不到。袁行霈:国学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内容十分丰富的学问，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国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在21世纪国学仍然不可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人不可能很多，也不必太多。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要耐得住冷板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同时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
余敦康:光明日报办《国学》版影响面很大。国学不单单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千万不能把国学只当做国故。那样的话国学就只是过去的、古老的东西，成了一个故事堆。我们的国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称。应该去这么讲，是回答我们现在中国人生存的主题。可是我们没有把它提出来，把自发的东西搞成自觉的东
西。《国学》还是要面向大众为好。现在很多外国人学习汉语，学习的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呢:孔子学院。它怎么不叫秦始皇学院、汉武帝学院?孔子代表一种文化，一种符号。国学就是中国的根。不要把国学看做具体的东西，唱个昆曲，学段京剧，就是弘扬国学，不要这么理解国学。国学是广义的中国文化，是传统。
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记者徐长安)中国当代知名学者袁行霈今天在此间呼吁，当代的国学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足以使之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学，“现在已经是重建国学的时候了”。
中央文史研究馆国学论坛今天开幕。袁行霈以馆长身份做了长达六千多言的主旨报告。他说，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正当西方文明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型，中华文明急需吸取其营养奋起直追的历史关头，清朝统治者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丧失了历史机遇。现在，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于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加自觉地发展与中国地位相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袁行霈说，今天是一个新的继往开来的时代。此时，我们所研究的“国学”也应当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国学的当代意义是围绕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宏伟目标来实现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态度。研究国学，应以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深层的、学术性的部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
这位学者强调，对待国学应当抱三种态度，即分析、开放、前瞻的态度。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
他同时告诫，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继承传统文化，要有所取舍，不能复古倒退；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取舍由我，不能不分优劣，全盘西化。复古倒退和全盘西化都丧失了文化自主创新的立场，都是没有前途的。自觉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新文化，乃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所在。
2、如何看待当今社会兴起的国学热潮
编者按: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重振国学、振兴国学”的热潮，得到了社会上不少人的支持和欢迎，同时也有尖锐的批评意见，并就一些文化主张和观点展开了争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学者们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这是完全正常的，也是有益的。那么，国学到底怎样定义？国学热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学？就以上问题，理论网记者专门采访了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王杰博士，希望他的观点能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发。
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王杰博士
记者：王老师，您好，我们从网络、媒体、杂志、报刊上感觉到这样一种现象，孔子、老子、周易、史记、三国、水浒、唐诗、宋词、元曲，又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比如《百家讲坛》邀请了各高校教授讲学。近一、二十年来，由于官方的支持、学界的推动、民间的关注和媒体的普及，国学逐渐升温，为什么国学现在会突破自身的范围，突破自己的学术圈子，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社会、学界、老百姓共同关注的话题？
王杰教授： 国学热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是历史的必然。第一个因素是中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引发的国学热。与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日益强盛、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有着密切的关系。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由曾经是政治、经济、文化遥遥领先的国家沦落到不堪一击的封建帝国，由曾经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一个大国，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失去了国家主权，国将不国。当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在反思这种现状之后，不理性的把这种被动、落后、挨打的棍子打在了传统文化身上、打在了儒家文化的身上、打在了孔夫子的身上。从太平天国起，五四运动到“文革”时达到了登峰造极，可以说，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最大范围的试图毁灭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刮目相看，令所有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中国人越来越希望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越来越希望证明我们民族中那些独特价值的内容，也就是说，越来越激发了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了我们复兴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当我们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精神价值的时候，挖掘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个背景下，复兴中华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在社会、在民间涌动起来，我们希望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
第二个因素是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引发的国学热。亚洲四小龙是指新加坡、韩国和港台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对儒家文化研究的声音几乎就消失了，儒家思想就成为了封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走向边缘，研究的中心转向了港台地区。在港台地区真正的兴起研究儒家思想的潮流是在70年代以后，当时亚洲四小龙出现了经济的腾飞，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当我们探索其背后的原因时，我们发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与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这种经济奇迹来源于儒家伦理精神的支持。森岛通夫在《日本成功之路》一书中，归纳和总结了儒家伦理与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关系，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认为，应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加《论语》的基础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也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李光耀也指出，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看，使我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过儒家思想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来源于儒家伦理精神的支撑，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发源地，当我们面临经济腾飞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想到经济要发展同样应该重视儒家思想，这也是当前国学热兴起的一个动因。
第三个因素是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对国内学术界的反哺引发了国学热。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这些国家和地区比我们更重视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比较大的转折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由地域文化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指导思想。第二个大的改变是朱熹时代，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渐渐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内容，形成了宋明理学。到20世纪，儒家思想面临着第三次大的转型，也就是现代新儒家，其中又有四个发展阶段，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二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等；前两个阶段主要是在大陆； 三是20世纪50年代初到70 年代末，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四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代表人物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后两个阶段主要是在港台地区。尤其是第四期的代表人物对国学热的兴起促动更大，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应该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尊严，他们著书立说、四处讲学，在世界很多国家影响非常大，其著作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传到了大陆，大陆很多学者也掀起了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热潮，港台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同和归属，反哺到大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促动因素。
第四个因素是国学热的兴起与海外华人的积极推动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归属和认同，对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归属和认同，对具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归属和认同。这些海外华人认为，不管他们在外漂泊多久，他们的根始终在中国，他们会非常强烈的表现出对根的追寻，对故土的眷念，每年我们都会举办各种祭祀活动，他们会不约而同从世界各地回来祭祀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始祖、人文始祖。
第五个因素是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巨变引发了国学热。90年代出现了几种声音：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这些观点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国内刚发生“六四”风波，随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标志着我国从一种单一的社会模式走向多元化社会模式，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用哲学术语表示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人们信仰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遇到了危机，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面对马克思主义出现的信仰危机，人们一下子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感到无所适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信仰危机，那我们还能信仰什么？用什么来弥补国人思想、精神和信仰的空白？一个人、一个国家总是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的，这种思想不去填补，别的思想就会去填补，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定，当人们把目光再次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时，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大量优秀的丰富的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我们国家在搞市场经济过程中，在进行现代化过程中所缺乏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转轨过程中所需要的。传统文化中那些已经深入到我们血液、毛发、灵魂中的东西在久违了我们近百年后再次被激活，人们迫切需要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信仰，需要建构一套适合当今社会的道德信仰体系，迫切希望儒家伦理能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成为民间百姓的精神寄托和精神支柱，国学的兴起，很显然得益于这样一个大环境。
第六个因素是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矛盾以及对良好社会风尚、对真善美的热切呼唤引发了国学热。人们感觉到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背后，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出现了荒芜、扭曲，感到心浮气躁，无所适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沦丧，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充斥着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我们反问这个社会，难道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道德的缺失吗？难道经济发展就不需要文化支撑了吗？当我们重新回到民族文化中，其中的重生命价值、重道德修养、重礼义廉耻等，这些恰是我们这个社会久违的东西，人们希望通过传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全体素质的目标，呼唤社会的道德良知、呼唤正义的力量、呼唤健全的理想人格、呼唤人性中真善美的本质。
第七个因素是学界与媒体的传播与普及，推动了国学热的勃兴。近些年来，一些著名高校以及一些地方院校或宏观或微观纷纷成立有关国学、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以及某人某学派的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国学院、厦门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等；出版的学术著作及研究文章不计其数，每年都要召开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欧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有相当规模的研究机构和学术队伍。这是学界方面的推动，还有一方面是媒体的推动，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为首的媒体的推动，重新唤起了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还有纸质媒体，如《光明日报》开辟了“国学版”。这种现象说明了中国人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民间基础，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心理支撑。没有这个基础，国学热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学界和媒体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研究、宣传、传播和普及的作用。
第八个因素是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失，不管社会如何变迁，民族文化不可能改变，杨丽萍的《云南印象》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象征的身份。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源，才能辨清今后的发展方向；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脉，才能泽惠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根，才能切实把握中华民族的命运，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的来说，当前这股国学热的兴起，是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对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积极回应；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人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以及人的身心矛盾冲突的道德呼唤。这股国学热，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3、“国学”何以“为体” “西学”如何“为用”——浅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创新
此时此刻，我们重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似乎老得掉牙、土得掉渣的旧题目，显然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不合时宜之举。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去除先入为主的成见，平心静气地重新审视及思考这个题目，即不难发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所提出的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学术问题，经过百余年的学术争论及思想斗争，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没有得到切实的答案，而且仍然是造成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诸多深层结构性困难的根本原因。此一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在今天全球化大潮日益泛滥的紧迫形势之下显得更为尖锐，并已经成为亟须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时代问题。
关于此一问题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学界早有详尽的考证和研究。然而，我们首先认为，“西学”之“体”并非什么民主自由政制和法律教育体系，而是决定西方文明面貌及走向的西方哲学；同样，“中学”之“体”亦并非什么儒家道统及君主政制，而是维系中国文明及社会数千年于一统的中国哲学。在这里，笔者尝试重返自严复至梁漱溟的传统研究视界，径直从中西之“学”这两者的思想及哲学内核的相互比照着手，进而重新阐述“中学”必须“为体”，“西学”应该“为用”的论题。当然，此一论题实在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涉及广泛的学术题目，没有数十万字以上的专著根本不可能全面地说清道明。因此，笔者这篇小文章肯定会挂一漏万，错失谬误所在多有，尚祈读者诸君抱持宽大为怀之念一览，更望有以教之。a
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成因
当前，人类所身处的这个以“经济一体化”及“社会信息化”为表征的全球化时代，并非偶然地在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中外学者指出，始于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运动拉开了“全球化”的历史帷幕。在此一运动之前，由于分隔着广袤的陆地及浩瀚的海洋，分布于世界各大洲的各个人类古文明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直接交往，基本上是处于不相闻问、各自发展的独立状态。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间由于巨大的地理障碍及科技水平的局限，始终无法展开连续的、全面的直接交流。而于中世纪时期兴起的阿拉伯文明由于地处欧亚非大陆的交汇点，通过经贸来往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设了一条狭窄的“海桥”，并打开了一扇小窗口。但发生于十二、十三世纪史无前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多次“蒙古西征”却在无意之中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流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陆桥”，由此传入西方的中国古文明成果更对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哥伦布在追求“东方财富”的利欲驱动下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刺激着后来者终于实现了环球航行，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开端。新大陆的发现与环球航行的成功及其所带来的丰厚成果又极大地刺激了西方思想文化本身早已潜藏着的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本质，因此，以“恢复”古希腊文明为号召的“文艺复兴”运动应运而生。建立在早期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之上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强烈地冲击着封建贵族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推动着西方科技不断地向前发展。进入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帝国主义时期，西方文明已经充满自信地以“世界主人”自居（如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然而进入复杂多变的二十世纪后，人类历史的发展却意外地呈现出混乱而又矛盾的面貌。
一方面，自黑格尔身后，西方哲学便不再产生能够建立形而上学经典体系的世界级大师。随着尼采“上帝已死”的哀鸣，尤其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想界突然发现自己的终极信仰彻底破产，只好龟缩在分析哲学的“象牙塔”以及存在主义的“小贝壳”里自慰度日。而同样出自西方哲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本来颇有成为人类思想指导原则的发展前景，可惜的是同样无法突破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先天局限，由于其自身形上理论的阙如和意识形态的硬伤，使得西方人自己都无法全盘接受，反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以外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就，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导原则。另一方面，西方科技却仍然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一往无前地突飞猛进，推动着西方工业在短短一百年里连续跨越了机械时代和电子时代并已全面进入信息时代。在科学基础理论方面，西方各国大师辈出，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普郎克首倡的量子力学再到高能物理学领域的基本粒子学说，无一不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压倒性的领先地位。同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则推动着西方社会从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向政府与财团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冷战结束后，更促使美国进入追求及维护单极全球霸权的帝国资本主义阶段。至此，所谓“全球化”进入了高潮的一幕。
二、西方文明无法突破时代困局的深层原因
两相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思想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现状竟然出现了侏儒和巨人同处一室的有趣场面。西方国家凭借其“巨人”般的科技基础建立了“令人生畏”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意图以此主宰世界；但其“侏儒”般的思想理论却又每每无法调和世界范围之内的各种矛盾，甚至令其一再在世人面前出乖露丑。当前，已经取得全球霸权地位的美国自然毋庸置疑地成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因此她本应利用自身庞大的国家实力秉持其一贯提倡的“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立国原则，推己及人地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以及人类发展规划，则不仅事事得心应手，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仰，更能为美国自身的长远发展奠定万世不易的坚实根基。然而美国的统治阶层不但意不及此，反而继续奉行等而下之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意图藉此建立“绝对安全”的绝对霸权。换言之，美国将自我吹捧为普世原则的，并依仗强大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的美式“民主自由”，其实质不过是推行其全球霸权的政治工具而已。此一行径连基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都尚未达到，更遑论超越了。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身上，恰恰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文明的巨大优点及其致命缺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文明内部存在如此鲜明的优缺点兼具的特征呢？
我们认为，西方文明至今仍然无法突破自二次大战以来的发展“困局”，其深层根源不在于科技的高度发达，亦不在于某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而是渊源于西方哲学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核。众所周知，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蓬勃发展的西方古典哲学并非建立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之上，而是远奉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为祖。因此，成中英教授在《论中西哲学精神》一书里精辟地指出，“西方哲学可说是从一开始就有知识的取向，希腊人素来就对知识理性执著地追求。知识理性与方法意识密切相连，于是就从求知导致对方法的寻求”。“从总体来看，西方哲学方法的核心是‘理性’的建构方法。理性本身是求分的，经常‘援理以释性’，往往知分而不知合”（1）。
在古希腊哲学发展前期，哲学家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研究“世界本原”方面。但到了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著名观点后，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便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柏拉图继而提出了将追求心灵内在原则与德性的一般定义客观化的“理念论”，首次确立了西方哲学的唯心世界观；又提出了注重“知性分析”的“辩证法”以及“至善的造物主创造世界”的“宇宙原型说”。而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了“第一推动者”的概念，并首次将“哲学”确立为一门研究“实体”（亦即‘世界的本质’）的独立学科，更建立了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等实证学科门类，为西方哲学打上了深刻的“科学”印记。
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基本上决定了西方哲学既注重知识理性又固守唯心理念的发展路向和思想面貌，其实质就是从“人”自身的视角及立场观察和研究整个世界（自人观天）。注重“知识理性”的结果必然推动着科学技术的研究及应用，亦潜藏了诱导实用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深层因素；固守“唯心理念”以及将“本体（神）”人格化的结果则必然导致宗教盛行及破坏自然（天人对立）。故此，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后的笛卡儿（心物二元）、康德（知识架构）、黑格尔（精神本质）这些能够自成系统的西方哲学家基本上都沿袭了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方向，并构成了西方古典哲学的主要内容。但他们并未能突破及超越古希腊哲学在形而上学领域的先天局限，反而是在充实发展古希腊哲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又大为加强了西方哲学的这种先天局限，以致今天的西方哲学后继者陷于此一困局而无法自拔。
质言之，“西学”之“体”存在着方向性的错误，而“用”则得到了正确的发展。正是在西方哲学注重知识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戳破了西方哲学的唯心世界观，导致了西方思想终极信仰的破产，并至今难以修复。因此，西方文明“体”“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造成了今天西方科技高度发达而西方哲学却“萎靡不振”的时代特色。同时，盛行于西方社会里将“个性解放”推到极致的极端利己个人主义，其实质是放纵了人性的负面因素，大大加深了西方文明当前所遭遇到的时代危机。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定位
与西方文明主动追求“全球化”截然相反的是，中国文化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六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表明，历史的幸运女神其实是首先眷顾中国人的。可惜，谨守从“地大物博”之中孕育出来的中华道统的“天朝上国”极其“大方”地将这个历史机遇拱手让给了西方。“由于中国哲学在早期往往过分强调整体经验，乃往往陷于知合而不知分之弊，更由此疏于掌握部分，分析条理；并以为，只要抓住了整体，在整体的基础上不变不动，就可以求得安稳平衡。这显然就是一偏之见了”（2）。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采取强制手段意图将中国完全纳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一体化”体制之内，导致中国社会遭逢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的种种生存危机，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地为中国文明寻找历史的出路。这种努力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一，从龚自珍、林则徐开始，到魏源写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再到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被写进光绪帝的“诏定国是”之中，而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标志着传统的“中体西用”思想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其二，写出《天演论》的严复首倡“全盘西化”的先声，指出中国文化必须全面学习西方文明成果，后继的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明确号召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引入西方的 “民主”与“科学”；与此同时，辜鸿铭、梁漱溟两位“文化异人”却反“新文化”之道而行，认为应该是“唯器”的西方文化向“全道”的中国文化学习，加上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所提出的“科学万能破产论”以及后来的“十教授书”派，此类学说均被冠以“民粹主义”或“文化保守派”的帽子饱受各方批判。其三，走过一段因战争及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学术空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又提出了“西体中用”论，主张“把‘西体’‘用’到中国”，虽然其观点及理论仍然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和游移不定，但亦可算是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新思路。
我们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上述思想主张，目的都是要为中国文明及社会的存亡接续探求一条合理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是，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检验，我们的反思不能再仅仅追循这些主张或争论本身的思路来进行，而应该重返“中”、“西”、“体”、“用”这几个基本概念，首先确认什么是“中学”的“体”和“用”？什么又是“西学”的“体”和“用”？
传统的“中体西用”论所要维护的“体”显然是指儒家纲常伦理及君主专制政体。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有云，“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因此，传统的“中体西用”论显然不能适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以及满足中国现代化的要求。“全盘西化”论以及“新文化运动”虽然适时地切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启蒙需要，亦对其后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其自身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及强烈的“矫枉过正”的文学功用，以致不仅无法为“中学”确定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体”，反而无意中将中国现代化发展引到了一个错误的历史路向。也许是有意修正并接续“全盘西化”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将“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日常生活、现代科技、政治体制、观念文化”等等全部塞进其所主张的“体”之中。如此一来，通过上述各个领域的简单类比，普罗大众当然是认为“中”不如“西”，因此，顺理成章地就可得出必须以“西学”为“体”而以“中学”为“用”的结论。笔者认为，李泽厚鱼目混珠地“以末充本”的“西体中用”论是以更为无理和野蛮的伪学术手段来推行“全盘西化”，尤其可悲的是，近十余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却基本上是对此一理论的实践。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检验，我们惊奇地发现，那些曾经被打成是“逆天下潮流而动”的“腐儒之说”在今天看来竟有如“先知的预言”。精通九种外语的辜鸿铭在英国小说家毛姆面前指斥，“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故诸君（指西方人）当弃其错误之世界观，而采用中国之世界观”；他更以流畅明达的外文向西方国家译介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欧洲各国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被视作东方文化的代表人物。而早年学佛的梁漱溟却一折入儒，敏锐地从文化哲学角度指出了西方现代社会因物质生活导致精神异化所带来的困惑、苦恼、失落等情感问题，在国内学界一片打倒传统及拥抱西方的呐喊声中，振聋发聩地发出了“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3）的呼声。
然而，辜、梁等人虽然指出了“中学”高于“西学”的事实，但因其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将儒家学说定为“中学”之“体”则是错误的。质言之，同样由于时代局限的原因，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既未能正确地认识到“西学”之“体”，亦未能正确地探寻到“中学”之“体”。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学说才是“中学”之“体”呢？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则是道儒墨三家思想与易经哲学的有机综合，而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就是一个字——“道”！换言之，道家思想正是“中学”之“体”。
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建构
首先声明一点，将道家思想确立为高于“西学”的“中学”之“体”，绝非出于“狭隘民族感情”以及“文化本位意识”，而是笔者通过自身对中西哲学长期的学习、研究与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其次，不论古今中外，任何完备的哲学体系均以宇宙论及本体论为思想基础和核心理论，任何缺乏形而上学的哲学大厦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必然会产生倾斜甚至倒塌。而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惟有道家哲学具备最早的、也是最完善的宇宙论及本体论，这早已是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此外，以道家思想作为中国哲学“主干”的观点，早有古代及现代学者提倡此一学说，当代学者则以原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的陈鼓应先生鼓吹最力。
关于“道”作为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中外学术界早有大量的研究及阐述，在这里，笔者只想简明扼要地谈谈个人的一点体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在《道德经》里对“道”作为宇宙本体的经典表述。过去，囿于科技水平所限，人类对宇宙及自然的哲学探索除了通过最基本的感性观察外，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借助抽象思维来进行或完成。因此，所有涉及宇宙本体及物质存在的“玄思”往往只能归于“各持己见”的结果，而无法进行有效的、令人信服的科学实证检验（当然，人们还是会根据一般经验选择那些最为大众所接受的理论作为指导原则）。然而，到了现当代，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西方科技在高能物理学以及高能天文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大大拓展了人类在宏观及微观两个世界里的视野。即使仅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惊奇地发现，当代最先进、最尖端的科学所遵循的原理及揭示的结果竟然是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相通及互证的！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系统论专家卡普拉（F·Capra）在1976年出版的《物理学之“道”》一书里指出，“在最近的阶段上，西方科学终于开始克服这种观念（指与东方哲学对立的传统观念）而返回早期希腊哲学和东方哲学的宇宙观上来。然而，这一次它已不仅依靠直觉，而且还依靠高度精确和复杂的实验，以及严格而一致的数学表达方式”。据刘笑敢的研究所得，老庄的“道”作为“宇宙本根”的“客观的实在”，是产生天地万物，并决定其存在及发展的世界“总根源”、“总根据”和“总规律”，因此具有“绝对性”、“永恒性”、“超越性”、“普遍性”、“无差别性”及“无目的性”（4）。而在现代高能物理学及高能天文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如波粒二象性、薛定谔方程、海森堡测不准定理、哈勃红移、大爆炸宇宙模型理论、宇宙背景射线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在古今中外众多的宇宙本体及起源学说里，所有人格化的大小神祗、宗教化的造物主以及理念化的主客观“实体”都毋庸置疑地被否决，惟有早就超越宗教意识及人类意志的、最接近世界本原状态的“道体”学说，才最大限度地符合上述科学原理及科技成果的实证检验（关于此一观点的详细论证，因本文体裁所限而无法展开，笔者将另行撰文专述）。
《易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前的人类文明成果表明，近百年来高度发达的西方科技（“器”、“用”）验证及扩充了二千多年前高度发达的中国哲学（“道”、“体”）。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方面的缺陷导致西方文明偏重科学及知识的研究与应用，并促使西方科技发展到了今天的高度；而由于中国哲学里高度发达的“道体”学说使得中国文化偏重形而上学而压抑了方法论的研究和应用（道儒两家均不提倡“智术”），导致两千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发展，以致后继学人无从依循有效途径去了解“道”的真义而不得不承袭原已得到极高成就的旧说。质言之，历史上的各家中国哲学流派囿于历史条件所限，故而一直无法正确理解中国哲学核心理论的真正面目以及功用；今天我们只有借助西方科技成果（“用”）才能有效地理解“道”（“体”）的本义（一个具有绝对整体性、无限包容性及自我创生能力的“道”），亦即只有“天人合一”的“道”才能包容、利用自命“人定胜天”的“器”（以道制器）。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今人类社会在思想、政治、文化、艺术等各个重大领域均遭遇到深重的发展危机。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危机，则必须利用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及现代哲学的理论工具建立一整套全新理念的宇宙论及本体论；而放眼全部人类文明体系，能够贯通中西文化、融会哲学科学的理论母体只能是——“道”。有言至此，相信读者亦能基本了解笔者所持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来龙去脉了。
我们认为，应该在道家宇宙论、本体论及认识论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出适应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道家人生观及方法论；亦应大力开展对蕴含丰富“对立与统一”唯物辩证法的儒家中庸思想的研究与应用，并将之提升至与孔孟仁学相齐的高度；墨家思想自秦末至今已中绝两千余年，自清朝毕沅及孙诒让相继为之作注始，后经梁启超、胡适两人的大力研究和呼吁，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墨学才在中国思想史上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但对其学说理论的研究及应用远未达到与其学术思想价值相等的高度。而易经哲学的情况则较为特殊，《易经》经文的形成比道儒墨诸家学说都要早得多，其思想理论实质正是中华民族远祖先人与自然相处相争的生活、经验、价值和智慧的总结，也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此后的道儒两家均对其作出了大量的研究及应用（正因为如此才无法将易经哲学简单化地归并进道儒任何一家），甚至还以此发展出中国最具影响的本土宗教——道教。因此，笔者主张将易经哲学及其繁衍思想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思想）单列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派别，以榷清中国哲学思想源流。
当然，确立了新式“中体西用”论的认识，我们仍未能认为就此可以完成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正是在大量研究、掌握及借鉴西方工业革命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对西方古典哲学作出历史的总结，并于此一基础上进而创造了推动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哲学及文化有必要在“中学为体”的认识基础上再进行一番“西学为用”的重建与创新。质言之，“以西方哲学来分析和批评中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使中国哲学也能够去分析和批评西方哲学；使中国哲学能够接受西方哲学的挑战而作出反省和回应。这种转化不仅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再生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类的哲学理性的再生和发展，并使人类面临的各种现实的问题（不论个人的、社会的、乃至全世界的；在文化上或科学上，价值上或知识上）都产生新的突破，同时，也使哲学在人类文化活动中扮演积极而重要的角色”（5）。经过如此一番解构及创建，中国哲学及文化即能以充满自信的、焕然一新的面貌与世界各国及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展开全面而广泛的交流，并于此一基础上创建一个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球化秩序作出较大贡献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系。
结 语李慎之先生曾经提出，“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我们认为，只有在确立“中学为体”的认识基础上，中国才能真正地掌握及驾御“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以为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服务。衡诸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及当今实际，现代中国哲学不是饱受战乱及政治因素的阻碍就是深受盲目崇洋的困扰，而始终难以独立地、客观地进行思想以及理论建设。故此，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仍未完成，而且极有必要继续持久地、深入地开展下去。最后，我们仍以李慎之先生的一句话作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