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物质和意识来分析大国崛起背后的支撑是什么？
大国崛起的背后有哪些因素？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和秘书长苗绿博士的新书《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观点。为此，记者采访了苗绿女士。
“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甚大，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纵观世界史，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 苗博士说，“老牌帝国代表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智库之开先河者，这个国家的智库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20世纪前半叶至七八十年代，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时代以来，智库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是由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系统研究后付诸实施的。
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直至消灭了萨达姆政权；外交关系学会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被奥巴马政府采纳……可以说，美国智库的创新思想为这个国家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它国家，如德国，”苗博士继续说，“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各行业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在政府的重视下，随着战后德国的崛起，德国智库得到了快速发展， 如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其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俄罗斯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组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有许多政界要人和著名学者曾担任该所所长，比如第一任所长А.А.阿尔祖马尼扬多次参与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及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该研究所成为当时苏联领导的智囊机构。第二任所长是原苏联重要的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家，第三任所长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在这些政治精英的领导下，研究所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那亚洲国家情况怎么样？”记者不禁想知道我们的邻居们怎么做的。“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上百年的历史，亚洲智库的历史并不算太长，不过其影响同样深远，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腾飞，不仅有赖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强大支柱产业的牵引，也有智库的整体性、前瞻性思考和高质量成果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的重要支撑。比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就是日本智库中的佼佼者，它曾深度参与了日本政府制定ICT国家战略的研究中，深刻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决策。此外，日本政府在对外贸易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也深受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影响。”
根据CCG提供的资料，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正是这一家家智库，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以至早在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就已经在其著作《思想库》（Think Tanks）一书中，称智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2016年，智库已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
在中国，智库更重要。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如果决策不够科学，那么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相当大的，所以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科学化就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如果能够发挥智库尤其是第三方社会智库的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思想出口单一、论证不足的弊病。智库的发展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各级政府的决策机制。因此，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亟需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智库作为强大的智力后盾。
中国用‘短短’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一跃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尴尬，中国已经走到了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 在外交层面，国际社会既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又担心中国抢夺了他们的国际地位。在这些矛盾心理的作用下，中国外交政策的些许调整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甚至被视为‘威胁’。当‘对内经济转型、对外大国崛起’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征时，中国的决策层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与新挑战。这就需要高水准的新型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与深刻思想，为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稳定保驾护航，也需要智库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担当民间外交的使者，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这也都是CCG的使命和努力方向”，苗博士继续说。
本书作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在创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前后，曾拜访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30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智库专家有过探讨交流，王辉耀博士还专门到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潜心探索国际智库的运行之道。作为中国智库发展的探索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将多年运营中国社会智库的经验与实践心得总结出来，推出了《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一书，书中将智库的创新运营总结升华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之为智库创新运营“五力模型”。
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今全球人才流动的大环境中，能否凝聚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是智库能否产生新思想的关键。智库在充分激发“内脑”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善于借用“外脑”来为智库实现知识更新，为研究工作带来新的思想碰撞。
2、全球聚焦世界互联网大会有什么特点？
全球聚焦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
数字经济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进入大规模应用期
12月3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省乌镇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充分反映了目前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各国发展诉求。大会开幕当天，受邀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技术社群和民间团体的互联网领军人物，围绕数字经济、前沿技术等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各界普遍认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数字经济不但会成长为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还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开放 中国经验引全球关注
世界互联网大会已举办到第四届。由中国主导的全球互联网盛会，从首届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到第二届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再到第三届的“创新驱动 造福人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从发出“中国声音”到分享“中国经验”的过程。而本届大会的主题“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则被各国参会者一致认为，是互联网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对互联网发展中国经验的最好总结。
多位世界互联网产业界和学界的大咖在大会期间公开表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背后，是中国互联网从消费者互联网时代到产业互联网的转型，更是中国受益于互联网经济后，下决心引领世界互联网发展的强大自信。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和世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某些领域还领先于世界并拥有更大的优势。世界互联网大会让全球各界人士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分享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经验。
中国的互联网和实体经济融合，让人切身感受到新旧动能转换，这是新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经验，对全球经济发展非常有借鉴意义。
中欧数字经济协会主席鲁乙己认为，中国发展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政府高效的行政效率，能够及时做出决策。“在中国，政府主导在农村地区部署统一的光纤网络，并向所有电信运营商开放，是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最佳实践，这种模式也将被复制到全球。”鲁乙己表示，中国能够借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平台，向世界传达在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上的先进做法。而中国的经验也值得世界学习。
趋势 数字经济成新动能
本届大会上，各界人士均对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寄予厚望，认为聚焦数字经济发展，既是对信息化的迎合和推动，也能产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的内生力。事实上，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2016年，我国网民达到7.5亿，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0.1%，电子商务的交易额达到26万亿元，网络零售年均增长30%。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新技术和新业态不断涌现，不但创造出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还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和丰富多彩。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发展模式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样板”。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宽带中国”战略、“互联网+”行动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并积极布局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同时完善和宽松的政策环境和产业生态还培育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互联网和科技企业，这些都为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爱彼迎联合创始人、首席战略官及中国区主席内森·布兰查兹克(Nathan Blecharczyk)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和开放支持的态度，鼓励了互联网及数字经济行业和企业的积极创新，使得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先列。中国的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产业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也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发挥了众多积极作用，其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惠及民众，这在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应该有所为，而且是大有可为。”他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构建eWTP全球电子商务平台倡议的不断推进，应该让中国智慧走出去。可以通过共建共享互联网“一带一路”智能制造平台和共享平台，以及推进跨境电商发展等方式，促进各国数字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前景 新技术进入应用期
大会期间，各界还就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数字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数字经济也正在向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海量数据互联和应用为核心的方向发展，随着互联网、物联网把数据资源融入产业创新和升级的各个环节，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也将随之迎来巨大变革。
目前，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技术已逐步成熟，相关应用也开始进入大规模应用期，并开始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国内外众多厂商已经开始推出大量人工智能应用。其中，百度、腾讯、阿里等国内互联网厂商，已推出包括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无人驾驶在内的多项成熟应用。百度更是在近期宣布将加快推进无人驾驶汽车的量产。据第三方市场机构预计，我国人工智能市场潜力巨大，到2020年产值将有望突破千亿元大关。
5G方面，我国发展速度同样不落人后。记者从三大运营商和相关电信设备厂商处获悉，2018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5G试点城市范围，同时适时启动5G网络的部署工作，并力争在2020年正式商用5G网络。高通报告预测，到2035年5G将在全球创造12.3万亿美元经济产出，全球5G价值链将创造3.5万亿美元产出，同时创造2200万个工作岗位。5G价值链平均每年将投入2000亿美元，这将支持全球GDP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预计从2020年至2035年间，5G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将相当于与印度同等规模的经济体。
进入大规模应用期的还有新一代互联网。1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提出用5到10年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主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IPv6商业应用网络，实现下一代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成为全球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随着IPv6的部署，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将正式启动，并逐渐提速。届时，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有望大幅提升，并处于世界领先。这不仅会大大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还将为车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奠定网络基础，进而推动全行业的快速成长。
对于各类新技术的应用前景，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正在从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朝“新IT”(Intelligence Technology)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化，正不断延伸其技术应用广度、拓展技术突破深度并不断增强技术落地的速度，推动传统社会及商业运行模式发生裂变，激发各行业、各领域智能化场景构建，加深技术与社会、商业及个体的智能化融合。
互联网大会，就是互联网大佬们的会议。
3、新中国护照是如何从严格审批到按需申领的？
护照，对于个人来说，是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对于国家来说，是“门面”，是主权的象征和体现。回顾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中国公民普通护照的变迁，可以看到，审批程序逐渐简化，制证水平不断提升，“含金量”越来越高。专家表示，中国护照只用了60多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成长路程。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越来越强的综合国力，和中国政府日益自信和开放的对外形象。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管理严格 办理量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规定，中国护照分为普通护照、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普通护照又分因私、因公两种。其中，中国公民因私普通护照（下称普通护照）主要发给出国探亲、旅游、学习以及前往国外定居的中国公民使用，使用面广、持有量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护照发生过十余次版本变化。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3个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初期至新世纪前、新世纪以来。每个时段的变迁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从管理体制看，上世纪50年代末，普通护照开始由外事部门转归公安机关管理。从内容看，护照文字印刷多为中俄文对照，是当时外交形势的直接反映。从制作技术看，护照需要手工填写，防伪手段几乎为零。
改革开放前，出国人员主要为援建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因私出国的绝大多数为归侨和侨眷，每年办理量不过几千本。在外交部原领事司副司长范振水看来，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关政治形势决定的。一些时段内，“出国管理处于‘三无状态’：受理无明确规定，审批无明确时间，管理无明确机构”。
改革开放初期至新世纪前
关卡减少 逐步规范
对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来说，1984年出国留学前办理护照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
1982年，从广州外国语学院毕业的王辉耀来到原国家外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工作。两年后，他获得赴加拿大留学的机会。虽然是国家干部，他办理护照所需的留学邀请函、赞助、薪级条件、奖学金等材料依然很多，“所有材料加起来有一本书那么厚”。这些材料需要经过单位审批，公安部门还会核查其出身、家庭成分、海外关系、政治思想等情况。一个多月后，他终于拿到了护照。王辉耀表示，“感谢改革开放政策，让我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不过，人们实际办理护照的过程并不那么顺利。“申请护照的证明材料多、前置审批多、审批单位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造成申请人来回跑路，拉长了办证时间。”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夏莉萍举例说，当时办理护照需单位盖章，一些人为了出国留学，在未满服务期的情况下，需要给所在单位交一笔培养费，才能得到单位盖章。
变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随着留学、探亲、“新马泰”旅游等因私出国大潮涌起，公安部从1994年起在全国统一公民因私出国护照申请和审批程序，护照申领迈入规范化时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
立法保障 惊人跨越
经济的崛起，带动了中国首批出国旅游潮在本世纪初达到一个高峰。统计显示，2001年，中国人出境旅游突破1000万，占据了当时护照申领量的2/3。
不过，新世纪初期，跟团游是办理普通护照的重要前提。夏莉萍说，许多人参加团队旅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申领一本护照，方便以后出国。
2001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天后，全国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宣布了按需申领护照试点、取消港澳游名额限制、扩大口岸签证点等多项改革措施。时至今日，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仍十分巨大。它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护照审批时代即将结束。到2006年，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实现按需申领。2006年通过的护照法，2013年施行的出境入境管理法，更是从法律上保障公民依法出入境的各项权利。
新世纪以来，王辉耀的护照换发了好几次。“每次去办理都能感受到新变化。”他说，以前北京只有一个出入境管理处，后来每个区县都有了，而且异地也能办护照；申请材料逐步简化，办理时间由一两个月缩短到10天，护照年限由5年增为10年。
“在出入境时，以前要填各种表格，现在一本护照就能方便进出。2012年电子护照出现后，每次口岸通关时间只要几秒钟。这些都是进步。”王辉耀说。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护照变迁呈现出4个特点。一是证件标准更规范。证件规格、栏目规划等参照国际有关标准设计制作，逐渐变得简洁实用、美观大方。二是证件防伪性能更强。新型防伪材料、防伪技术及制作工艺不断更新，特别是数字安全防伪技术应用，使证件防伪能力大幅提升。三是证件签发管理智能化程度更高。护照制作由人工手写发展到完全自动化制作，证件管理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证件签发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四是证件应用更便捷安全。例如，2012年版电子护照采用内嵌非接触式集成电路芯片，存储持证人个人资料、指纹及证件签发信息等，并对芯片数据采取多种保护机制，既极大提高了通关效率，又标志着中国护照安全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护照版本从最初的单页纸、手工填写，发展到如今集成了多项国际领先的制证技术，其跨越是惊人的。从整体看，我们已走过了西方先进国家二三百年的护照成长路程。”梁治寇说。
来源：人民网
4、龙永图出了什么事
龙永图（1943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经济学家，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现任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
他是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曾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于2019年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
中文名
龙永图
出生日期
1943年5月
出生地
湖南长沙
国籍
中国
职务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
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外语系，1973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78年到1980年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外交官，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任职。
1986年奉调回国，先后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经贸部国际联络司司长。
1993年调入外经贸部工作，2002年-2003年初担任外经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2003年1月至2010年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2010年至今，任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G20中心秘书长。
自1992年开始，龙永图介入中国复关谈判。
1997年2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负责贸易谈判及多边经济与法律事务，是中国复关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
2001年11月，中国终于成功地加入了世贸组织。龙永图这位中国入世的功臣，以他的自信、果敢、从容与睿智，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致力于让博鳌论坛成为最活跃的国际经济论坛，成为全球研究亚洲问题最权威的智囊机构和高层次的对话平台。2003年底，龙永图被评为央视2003年度经济人物。
2012年10月，龙永图与柳传志、柯文斯共同担任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4]
2018年4月9日，博鳌论坛新一届理事会龙永图为创建和发展论坛作出了重要和实质性贡献。根据会员大会决议，授予其荣誉会员称号。
5、如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1.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大的支柱，十分重要。
2.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运用创新的力量引领国家持续高效发展，驱动作用。
3.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乡村的振兴很重要，国家才能够协调发展，一同进步，缩小贫富差距。
4.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要“走出去”才能更加看到自己的不足，继续发展和建设一带一路，推动周边经济发展。
5.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快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努力破除原来旧体制的弊端。
拓展资料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6、如何评价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苗绿博士?
苗绿从本科到博士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担任访问学者。
苗绿，女，博士，出生于四川成都，现担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执行秘书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副总干事，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副院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会北京论坛组委会秘书长等职。
CCG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品牌，在政府有关部门注册登记的机构包括中国人才研究会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东宇全球化人才发展基金会、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以及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等，是国内最大的社会智库型研究机构。
CCG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有近10个分支机构或海外代表处，“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
全球化智库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介绍：
法定代表人：苗绿
成立时间：1996-09-10
注册资本：70万美元
工商注册号：11000041011743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七号汉威大厦12B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