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那些地方推动世界发展
在全球化站在十字路口的今天，中国有责任承担起与自身经济体量相符合的国际责任，反哺全球化。基于长期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推动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实践，我们尝试探索一条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提出了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其中，三大支柱分别是人本全球化、开放性的区域主义以及全球的共存与共治。
人本全球化
人的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推动新型全球化首先要以“人本全球化”为切入点，凝聚全球华人华侨、留学生等群体的力量，沟通全球，构建共识。
从现代视角来看，人的跨域流动可以用“移民”一词囊括，既指迁往他地长期居住的人，也指人迁徙前往他地的这一现象和过程。据联合国估计，2020 年，全球约有2.81 亿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3.6%。移民流动催化了货物、资本、技术、文化等全球化发展要素的流动，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自身发展，同时也对移民接纳国和输出国具有深刻影响。以“人”为出发点，从微观视角分析全球化这一宏观历史趋势发展脉络的研究方式，即为人本全球化。
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次移民潮，并由此形成了至今分布在世界近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6 000 多万华侨华人。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教育部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9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656万人。一批批中国留学生为其留学目的国带去了全新的中国面貌，扮演了传播中国文化、连接中外社会的角色。在亚洲，由于传统上的文化纽带，这些留学生与日、韩“儒家文化圈”国家民众的交流更为顺畅，其带来的区域文化融合效应也更加令人期待。
开放性的区域主义
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关键节点，以区域一体化发展带动全球多边主义合作，亚洲无疑潜力巨大。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30 年，亚洲将会贡献全球近60% 的经济增长，在24 亿全球经济中等收入群体新成员中，亚太地区将占90%。推动亚洲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激发亚洲经济潜力，对推动全球化实现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背景下，再论亚盟既是亚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对进一步推动亚洲及世界繁荣稳定发展有着现实意义。而且，以欧盟、东盟为鉴可知，打造地区一体化组织，对于减缓甚至避免地区政治军事冲突具有积极作用。在亚洲崛起背景下，缓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之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可在“东盟+3”基础上打造亚盟，并进一步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
2013 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发展契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瞩目。同时，“一带一路”还可成为国际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在贸易、人才流动、教育合作、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实现创新发展的机制。然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些西方国家质疑它是中国开展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因债务问题与其保持距离。诚然，“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进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为世界各国加强“互联互通”、实现全球化再平衡提供了一个创新思路和可行方案，是中国在全球化新发展阶段提出的新倡议，搭建的新平台，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新的公共产品，是21 世纪全球化新的推动力量。机遇总是和挑战并行，通过加强合作、协力共进，多边化发展的“一带一路”可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全球的共存与共治
长期以来，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
中国一直主张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和推动南南合作向多领域拓展，新的全球化时期，南南合作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建议进一步提升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搭建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台，推动全球化向更包容、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时代变局之下，中国与欧盟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欧亚大陆的内部经济互通和整合程度，并为全球治理奠定新的基础，而中欧保持友好也是对中美关系的有效平衡。通过合作模式的创新，中欧可以携手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并为国际合作探索新的路径。
当全球化遭遇挫折时，中美关系也在经历着巨变。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贸易战，以及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重重阻碍，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双方开始寻找新的定位。中美应坚守两国关系的三条底线：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同时，继续推动双边经贸谈判、密切中美商界合作、大力开展“州级外交”、畅通中美人文交流、拓宽中美合作领域、携手全球治理改革。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新兴国家的崛起推动多极化趋势增强，地缘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同时，气候危机、能源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及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人类面临更多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落后于全球发展和全球实践，旧有全球治理体系已无法满足各国解决现阶段全球问题的需要，全球治理面临时代困境。
我们认为，全球治理2.0 需要体现三个原则。首先，需要更具包容性。这意味着要更好地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和利益，并动员包括发展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等来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其次，全球治理需要进一步整合。需要以全球和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全球联盟和机构之间的牢固联系为基础，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复杂的跨领域挑战。最后，后疫情时代世界要建立更具灵活性的全球性机构。大型组织可提高参与度，但容易效率低下、行动迟缓，起关键作用的主体所构建的小型组织更具灵活性，可在推动改革启动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要实现包容性、集成性和灵活性的全球治理2.0，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WTO 等现有的全球机构仍保持核心地位，对其进行更新，以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多发言权，并更好地关注诸如气候变化和数字经济等21 世纪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是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紧迫、严峻的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而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又有赖于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与管理。在以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社会，各国在对待全球公共物品的态度上，往往采取经典的现实主义思维和国家主义理念，把应对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视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至于是否或怎样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则取决于趋利避害的国家利益衡量。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中，公共物品应该被重新提上议程，同时还应当在实践中拓宽并明确这一概念的外延。在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领域，诸如和平与安全、平等自由、环境保护、遏制全球变暖乃至弥补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都可以被纳入广义的公共物品范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国际社会已经目睹了几乎没有全球多边合作可言的“全球抗疫”行动在灾难面前是何等的无力，而公共卫生安全恰好也是广义上的公共产品。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有能力也有意愿重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这一点在中国积极的对外公共卫生医疗产品技术援助中也得到了验证。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公共产品的供应不仅会重新得到重视，同时还会有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这将是弥合南北国家鸿沟、增进南北对话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会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有利于促进边缘国家发声，进而推动新型的全球化体系的诞生与完善。
第二，在全球框架下，允许由规模较小、更具活力的国家集团组成新的区域多边倡议，发展和探索新的合作途径，最终也可以反馈到联合国等机制中。在全球治理新格局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是更深层次、更具多样性的区域合作。需要注意的是，区域合作的加深并不意味着对全球化的背离，相反，区域一体化将会作为新型全球化体系的重要一环，两者以嵌套的形式共存。诚然，当今世界，无论对全球化持有何种态度，都不可否认，全球化现象已经深植于人类生活，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合作和商品交换，更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复苏，社会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基石。换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因而完全逆全球化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当下全球化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也是真实存在的，其背后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会更加倾向于强调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不同地区的“贫困”视为同一种问题，因而时常忽略了发展中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使得部分地区和国家难以在本地一些紧迫性和严重性较强的问题上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同时，由于主导国际合作的许多国际组织，如WTO 等，自身都面临着亟待改革的挑战，这就更容易造成国际社会对某些发展中地区的忽视，加深这些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技术、人文鸿沟。因此，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中，各区域将会不可避免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展区域内的多边合作，并适时灵活调整区域一体化的外延，超越地缘政治的界限，吸收和容纳来自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RCEP、CPTPP 等都是新时期区域合作进一步加深的最好注解。有理由相信，这样深层次又多元化的区域关系，不仅将更加重视区域伙伴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也将会成为未来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第三，可建立新的全球机构，对现有体系形成补充，发挥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各种利益攸关方的力量来解决共同问题。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行为体，但当前全球治理领域的众多核心问题—如气候变化、难民、人权等问题，往往超越了单个主权国家的能力范畴，迫切需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展开合作。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行为体将组成一个多元化的、网络状的“全球社会”。非国家行为体可触及主权国家难以覆盖的领域，同时监督和制约主权国家的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全球性议题纳入议事日程，提升了在相关领域的全球治理水平。非政府组织具有的独立性、民间性、灵活性的特点，也更容易得到其他国家政府、公众的信任，从而建立起沟通渠道。例如在气候变化议题中，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唤起了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高校教授和学者发表了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联合国组织了国际气候问题谈判，非政府组织自发对跨国公司的污染排放进行监督，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行为网络，共同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又如，“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和“国际电商联盟D50”作为两项全球化智库（CCG）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成功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其中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上，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举行了成立仪式，由理念变成了现实。随着非政府组织甚至公民个人愿望和能力的增强，不同类型的治理主体共同协商合作，发挥各自优势，解决全球性问题，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认为，中国需要积极创新全球治理体系，主动分担全球治理责任，在现有全球治理机构改革中发挥更多作用，倡导基于“共治”理念的多边合作机制，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打造“东西共治”“全球共治”的新格局。具体来看，可以从推动联合国、WTO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建立全新高效的大国协调机制；成立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组织；建立全球数据安全组织；建立全球税收组织；建立全球数字货币组织；推动国际人才组织联盟发展；建立国际电商联盟；建立全球智库组织等方面推进。
选自《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王辉耀、苗绿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出版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全球化向何处去
站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既往全球化问题重重
全球化应向何处去
第二章“全球化”变迁与理论发展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的理论发展
2、什么是经济全球化？有哪些特点？经济全球化对生活影响有哪些？
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是包括技术、资本、金融等多方面的转移和交流在内的全球化发展方式的总括。经济全球化对于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信息的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甚至于说对于市社会的影响也是很普遍的。从对于生活的影响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便可以看出其中重点还是联系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性。
世界的交流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效，在经济世界范围的交流之中，其实经济的全球化针对性的对于经济贸易、市场融合等都有极大的帮助。21世纪以来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地球村”更加紧凑，在世界的交流中，以金融、经济为载体将文化、艺术、物质等进行连接，让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消费的全球化，成为世界多方交流的载体。
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形成的结果。从概念的提出到当前全球化市场的进程来看其中发展了不到40年的时间，但是初步的形成了多重化、一体化的经济体系，跨越了国界的同时也让经济在全球的互联互通中有了更为特别的历史感，这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等有明显的改进。所以生产力奠定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与推进，更是世界经济的助推者。
内容繁多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尤为突出，其中多形式、多方式的累加也是经济全球化突出的表现。从技术、社会融合等特点来看，管理经验、货币、服务等都可以作为全球化互联互通的关键，在多重形式下快速的发展中形成了明显的世界发展趋势。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多种形式改进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方式，因此内容繁多、形式多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思潮更是对于经济全球化不断的助推。
助推生活丰富多样、经济互享性强也是在全球化市场发展中不断改变的现实状况。从经济全球化的市场氛围来看，经济的胡享特点明显，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特征明确更多的使得这种生活的方式、市场的改变等都有着突出的个性所在。在经济全球化、多重方式的累加上正可谓是真实、特别的将全球化的共享方式的作用完全的体现出来。
了解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知道其特征，并且更好的使用相信对于当下大众而言是有着巨大的裨益。所以经济全球化融合的是经济形式、市场发展特点等多重因素特征。生产力、市场的发展核融合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凸显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只有尽可能细致、多样的将细节作出改进，加强信息互联互通的能力，才可以真正的把作用凸现出来。
3、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表现有哪些
1、世界总体局势稳定。
2、各国削减贸易壁垒。
3、互联互通趋势增强。
4、有关有二伯的描写表达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情感？
1.
“无名” 中国人一贯重视一个人的籍贯(或出生地)和姓名,以姓氏为自己的血统,以籍 贯作为自己的根基和归属.它们构成了一个人极其重要的识别符号.萧红在《呼 兰河传》里是如何介绍有二伯的呢?她用了这样两句话:“祖父说,有二伯在三 十年前他就来到了我们家里,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 “他的乳名叫有子,他 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叫着乳名.”这两句话看似
2.
“古怪” 有二伯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小说写道:“有东西,你若不给他吃,他就骂.若 给他送上去,他就说:'你二伯不吃这个,你们拿去吃吧!'”不给就骂,给又 不要,性情也算古怪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谁送给他东西?以怎样的方 式?结合作品分析,送他东西的人不可能是祖父,也不可能是“我”的父母.因 为他不可能对着他的主子说出“你二伯”的话来
3.
“无畏” 有二伯的胆子很大,什么都不怕.他不怕狼,敢走夜路,敢在夜里过东大桥.有 二伯常常说,跑毛子(沙俄兵)的时候,他怎样怎样地胆大,全城都跑空了.“毛 子在街上跑来跑去,那大马蹄子跑得呱呱地响,我正自己煮面条吃呢,,,,.”“杀 又怎么样!不就是一条命吗?”有二伯不怕死,很勇敢.可是当他和“我”的祖 父算起帐来的时候,他就不这么说了.“他
5、如何在世界经济关键转折点推进全球化
第一，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世界正在步入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时代，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因互联网而发生变革。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适应时代的变化，世界各国需按照《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双向开放，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计划在未来五年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在吸引6000亿美元外资的同时，对外投资将超7500亿美元，出国游将超过7亿人次，这些将创造大量有效需求和供给，直接拉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
第三，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提出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全球合作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朋友圈正在扩围。为促进经济增长就要加强资金、人员、信息往来和互联互通，促进贸易投资全球化，加强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第四，世界经济增长需要加强全球合作。世界经济要增长就需要各国一道携起手来，加强国际合作，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来贡献中国方案，分享中国智慧，来增强世界经济增长的活力。促进全球经济有序发展，解决贫困问题，提升工业化水平，增强世界经济增长。
第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扩大开放，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品高标准保质量贸易。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发达国家同样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促进经济质量更好增长，将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和本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发达国家引领的全球化已经转变为客观上由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来共同参与、引领。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发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创新增长方式，推进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总之，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是增长困境及金融危机的原因，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必然走向，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必然趋势。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深入推进全球化，进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6、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包括了哪些内容
“一带一路”让香港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具有很积极的意义。那么下面咱们来说说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包括了哪些内容。
简要答案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包括了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货币流通。
详细内容一带一路应优先发展互联互通，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逐步实现五通：一是政策沟通，通过领导人部门、地方等各层次进行政策对话。二是道路连通，既有传统的公路、铁路、航空、航运、管道等的连通，也有电力、电讯、邮政、边防、海关和质监、规划新领域的连通。三是贸易畅通，重点促进贸易或投资的便利化。四是货币流通，包括推广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五是货币流通，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交流对话，推进教育、文化交流，发展旅游。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一带一路”的内涵，最应该提及的便是“互联互通”。当今世界，是更加开放、包容，还是走向封闭、极端？这是21世纪的世纪之问。中国对此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世界是通的——中国提出了以“五通”为内容的互联互通方案，同时，这也是“一带一路”的精髓所在。 何谓“五通”？ 一是政策沟通。通过加强友好对话与磋商，各国可以共商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求同存异，消除政策壁垒和其他人为的合作屏障，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以政策、法律和国际协议为经济融合保驾护航。 二是设施联通。设施联通主要包括四大类：交通基础设施、口岸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 三是贸易畅通。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
四是资金融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资金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五是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需弘扬睦邻友好的合作精神，在教育、青年、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入开展人文合作，以文化交流推动包容开放理念的形成和扩散，促进文化交融，促成文化认同感，为深化合作提供内在动力。 上述“五通”内涵被量化为“五通指数”，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推进“五通”建设指明了路径。此外，“十三五”规划纲要还提出“打造具有国际航运影响力的海上丝绸之路指数”。可以说，互联互通引领国际合作。以“五通”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现“一带一路”的中国担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是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安全的关键。“五通”承载着经济发展、全球治理、全球化的希望。
7、一带一路的愿景有哪些
愿景一：提升中国模式软实力。“一带一路”是既有中国文化又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对别的国家也会产生吸引力，具有世界意义。过去，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援助依赖。现在，中国投资模式又区别于西方模式，正在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短板。非洲第一条中国标准跨国电气化铁路，从设计、施工到运营，全都采用中国模式。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和蒙巴萨港口建设也是如此。
愿景二：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也不同于战后西方对外援助等各种名目的国际合作模式，“一带一路”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已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把中国现在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经验和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
愿景三：提供人类公共产品。“一带一路”通过创设丝路基金、倡导战略对接并倒逼西方改革先行国际秩序，为世界提供了物质、制度和精神的公共产品。传统全球化中的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中的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至15%。
愿景四：打造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着眼于陆海联通，先是改革单向度全球化，方式是实现陆海联通。从空间角度来讲，“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帮助那些内陆国家寻找出海口，比如欧洲有“三河”（易柏河、多瑙河、奥得河）通“三海”（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黑海）的千年梦想。“一带一路”激活了这一梦想，助推欧洲互联互通，形成中欧陆海快线、三海港区的大项目。另外一个是实现规模效应，现在欧洲越分越小，“一带一路”提出以后，能够把小国联通在一起，建立大市场。
愿景五：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愿景六：全球治理的新抓手。
愿景七: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愿景八：推动欧亚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地带。
愿景九：打造文明秩序。
愿景十：中美共建“一带一路”。
8、方兴东：互联互通问题的本质与对策
这一轮反垄断浪潮中，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发起的互联互通专项行动是一个超出原本预期的“自选动作”，属于超常发挥。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其难度则比此前“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或滴滴的安全审查复杂许多，特别是，对于它的界定，现有的法律框架中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区域。
因此，我们要看懂、看透此次行动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还是要从它的本质、从整个 历史 进程，以及内在逻辑中去分析与判断。
哪怕是放在全球范围内，这次行动都是走在前面的。尽管中国的反垄断进程暂时落后于欧洲和美国，但我个人感觉，互联互通的这一次行动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涉及网络治理深层次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个月间，我们的团队刚好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一篇是关于“互联互通”的解析与治理，从 历史 维度和全球视野讨论中国互联网深层次的治理问题。另一篇是围绕“围墙花园”的破拆，通过认识“围墙花园”的本质、运作机制及其影响与危害，寻找破解“围墙花园”的对策建议。
为什么说互联网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于平台本身的复杂性使然，从研究角度出发，我们提出了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经济和 社会 （TES）三重属性，建构系统性的TES理论。就每一重属性而言，目前现有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渐完善，无论从安全、竞争或是数据角度都有一系列法律支撑。
平台间的互联互通和这三重属性都有关系，但是还不够明确。互联网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和电信网之间的互联互通，也有不同的内涵，属于“三不管”地带，而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全球也面临着同样状况。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互联互通是一个默认规则，所以，互联网才能够将全球50亿人联结在一起，它和电报网、电话网都不一样。早在60年代，供电网络已经全球化了，当时电报网、电话网也已经是全球网络。从物理上来说，互联网跟电报网、电话网并无本质差异。
但是，把50亿人连在一起，互联网与电报网、电话网又是不一样的。这里面虽然有内在必然性，但也有很多 历史 偶然性。互联网之父温顿·瑟夫认为，从技术角度而言，普遍性的自由连接，是互联网默认的前提，大家不用多讨论，也不要多说规则，这是默认的前提。
弥尔顿·穆勒是全球网络治理领域最有名的专家之一，他认为无缝链接，无边界、透明是整个互联网信仰性的法则，在我们基因里，这种开放是一种物理定理，是国际互连网协会描述的互联网本质，是互联网的恒定量。
另一个互联网研究者认为，这种开放是一个互联网的元级别架构，大家看到这个元架构非常敬仰，包括最近很火爆的“元宇宙“。开放也是互联网的元架构。
我个人的感觉是，谁能够在这种默认原则下，打破这种元级别的架构，他一定是非同寻常之人，需要超级应用的超级神功，这也是互联网互联互通的问题所在。
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个“自选动作“，这种超出我们预期之外的“动作”会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
我们回过头来溯源一下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最早出现在电报领域，当时大家为了不同的密码规则，不同的法则，引起了各国之间的矛盾，打破僵局是在1865年，当年成立了国际电报联盟，相当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互联网。
到了今天的互联网，承担这个使命的是电信联盟（ITU）。互联互通是这个联盟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1934年颁布的通信法案和1996年颁布的电信法案中，互联互通都是基本规则。包括中国的电信条例，都有关于互联互通的基本要求。它们针对的主要还是底层通信的互联互通。基于底层通信网络的互联网服务信息和服务之互联互通，则是最近十几年才发生的事情，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网络和网络之间的互通、网络和设备之间的互通，以及设备和设备之间的互通。
将此问题置于整个 历史 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90年代也有电信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但是真正纯粹的互联网的互联互通要到2010年代。从社交媒体巨头崛起，坐拥几亿级的用户，到“围墙花园”的出现，直到当前的加强版“围墙花园”，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才真正成为“问题”。
我们今天看起来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貌似理所当然，但真正的互联却并不容易，但要失去互联却不费吹灰之力。
互联网分五层架构，不用考虑底层的互通，这是整个互联网基本的默认规则。互通的难题主要出现在第五层——应用层面的大量互联。尽管底层基础网络已经基本实现了互通，但是仍然还有许多不通的地方。2016年，全球网络治理三巨头联合发布了一个报告——《互联网碎片化》，他们把影响互联互通的问题区分出28个门类，从技术层面的碎片化，到政府层面，同时，为了治理互联网也会带来一些互通问题。此外还有商业层面的六类。
所以说，每个层面的动作都会影响到整个互联网的互联互通。
和电报网和电话网最大的不同是，电报和电话网一开始就是商业化的，我们知道爱迪生、拜耳都是商人，都是自己开公司，政府觉得电话、电报是具有巨大公共利益的问题，政府制定很多规则。但互联网不一样。
在互联网诞生的前25年，都是科学家的试验性动作，没有考虑安全问题，也没考虑商业利益，所以没有太多的“控制”，只是尽可能保证开放。所以从60年代分组交换技术，到70年代的TCP/IP协议层面的统一，到80年代通过全球高校完成的全球化互联网，形成域名体系，包括今天的域名，专业一点叫“唯一标识符”，没有这个体系互联网也是不能互通的。
到了90年代，互联网开始商业化，电信默认不能干预互联网的互联互通，这个基础也很扎实。到了21世纪，大量平台崛起，这些平台具备一定规模能力之后，互联互通开始出现了问题。
这时候，各国才开始出台各种法律制度来规制这些超级平台，把他们视为“关键基础设施”。
所以，互联网和电报网、电话网另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这是一个全球网络治理的重大遗留问题。
过去，美国政府不希望各国政府参与到互联网的治理中，而如今互联网缺少一个全球性治理机制，也没有非常完备的法律体系，这是一个 历史 遗留问题。
而且，美国认为国际电信联盟（ITU）不应该管网络治理问题，因为ITU太传统、太保守，不符合互联网如此活跃、创新的生态。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应用爆发之后，互联网层面的互联互通问题，比电信行业更加复杂，更具综合性。所以今天我们的专项行动，仅仅是一个开端，仅仅是把一个疑难问题放在大家面前。
梅特卡夫定律证明，一个网络价值跟节点数，或者跟用户数成正比，用户刷越多，网络价值越大，包括节点的价值越大。任何一个人连了互联网就默认了互联网的规则，就是接受了它的规则。如果自己不互联，那相当于“自杀”。
什么样的公司不愿意互联互通？
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自身的规模要足够大，就算脱离了整个互联网，也能够自我循环实现自身价值；第二，自我封闭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开放价值，那就把自身封闭起来。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就不具备不互联互通的动力和资格。
所以，这种“围墙花园”本质上就是互联网的“再私有化”，由一个公共的东西变成一个私家花园。
互联网发展的底层逻辑是科学逻辑，不是遵从商业逻辑，也不是按照政府逻辑，因为商业和政府都需要有控制，才能盈利才能实现有效管理，其安全问题与别的网络，以及通讯网络不一样。
这一次的问题，相当于是中国互联网的一次“重启”。但是很多技术标准，互联互通怎么定义，怎么实施，规则怎么确定，技术怎么实施，后面需要做大量工作。
几乎所有互联网先驱都在为今天的互联网逐步放弃开放性表示担忧。其中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既呼吁，同时也在行动，在坚持努力维护互联网的开放性。但是，在商业面前，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有引导力。
此时，需要政府的力量回归，重新协调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
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不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治理出来的，而是通过自下而上，自身慢慢成长起来的，所以它是科学、技术、市场，和政府监管长期的产物。但是“围墙花园”已经开始打破既有的开放逻辑，互联网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互联网的“围墙花园”状态，中国确实特别兴盛，但绝不仅是中国。全球“围墙花园”中，最成功的就是苹果，这是全球性问题，不止是中国问题。
另外也有人说，如果“围墙花园”打掉了，可能就产生许多安全问题，会出现边际工具，大家都乱了。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互联网从一开始，例如当年最著名就是TCP/IP协议与OSI协议之争。OSI协议是有国际组织牵头，大型公司参与，各国政府认可，自上而下规范的非常严密，也考虑了安全，也考虑了商业。但是最后这两者协议之间做PK，最后TCP/IP协议大获全胜。而且大家看不起TCP的主要原因就是它不可靠，传输经常丢包，也不可控，没法收钱，另外不安全。但是为什么这么一个“游击队”的协议会成功，因为它符合互联网的发展规律，互联网底层逻辑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如何构建安全。
所以，我们不能再回到一个封闭系统里面寻求安全，一定要在开放的状态下寻求安全。
从对策上来看，《反垄断法》对“围墙花园”，没有直接的作用。
我觉得核心对策就是两点，第一，认定超级平台是一个关键基础设施，必须考虑公共利益和 社会 利益，必须要开放。而且真正的“围墙花园”就是几大平台，小企业没法实施“围墙花园”策略。
第二，我觉得还需要“一捶定音”式的法律，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多法律，还是一个拼图式的，面对互联互通这个问题， 它很模糊，很复杂。 一定要有新的法律，应该不是像反垄断一样事后监管，应该是事前监管。
欧洲的《数字市场法》的义务规定了积极业务的七项，禁止性业务九项，额外业务两项，这18项义务基本上把平台的互联互通解决了，反垄断问题也解决了，竞争问题也解决了，数据流动问题也解决了。
对中国来说，互联互通问题，不管在学术研究，还是制度研究，都有极大的空间去为全世界的互联网做贡献。平台之间无差别、无歧视、无选择、无条件的开放互联，应该成为整个互联网的新常态。 （本文根据方兴东在第223期数字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方兴东为浙江大学 社会 治理研究院的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