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船山与王阳明谁厉害
不断有人问我：王船山、王阳明有什么区别？看来这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王阳明，生活于明朝中期。王船山，主观上生活于明朝晚期，客观上生活于明朝晚期、清朝初年。王船山不承认清朝，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出门打伞、穿木屐，“悬续”于明朝。我思考了很多年，今日姑且创造一个新概念，曰“悬续”。续，是延续过去的事实。悬，是甲事实在乙事实之中，既表示中止乙事实，也表示乙事实包容甲事实之汇入。据此，你想当唐朝人，马上进入唐朝。你想生活于宋朝，当下来到宋朝。博物馆里面一件唐朝的文物或古董，是“悬续”的。王阳明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明朝社会失序，人性异化，权力、金钱（市场）不受制约。王船山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明朝灭亡、清朝兴起，一切都崩溃了，在当时谓之“夷狄灭中国”“亡文化”“亡天下”。这是颠覆基本价值底线的问题，绝对不可接受，必须尊王攘夷，重建中华文化正统。王阳明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程朱理学的异化、世俗偏见、杨墨、佛老等。在当时，程朱理学，是官方哲学，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王船山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满清夷狄、世俗偏见，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异化，还有佛老、杨墨等。有一点，必须承认，王阳明心学是王船山的批判对象。以今日的眼光看来，是明朝各个方面都出了问题，让一种“思想”完全对此负责，有失偏颇。理性不足，生产力低下，一切都不平等，自然产生自私自利的分配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又难以制衡权力、金钱，整个社会处于一个不均衡状态，当然会出大问题。生产力不发达，利益分配偏向不平等，强势者多得，弱势者少得。如果平均分配，大伙一起过苦日子。不仁道的分配方式，占据了大多数领域。譬如说，古代的工匠学徒制，拜师求学，在三年之内，相当于奴隶。资源有限，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般而言，徒弟学成，要远离师傅的地盘（领地），避免利益冲突。在古代，大量的体力劳动者通过辛苦的劳作来养活少数人。少数人，也包括文人骚客。这些大量体力劳动者，既处于社会的底层，又受到了压制和歧视，可谓普遍遭遇不人道的对待。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有多少人为此主持正义呢？又有多少人为此忏悔过呢？当然，理性不足，知识分工不精细，各界处于相对蒙昧状态，也无法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优良办法。几千年来，虽然在实践之中自发萌生“天下为公”的追求，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但是尚未上升到理性。譬如孟子主张以道抗势，有制衡权力、金钱的追求，但是没有硬的制度设计，道德太软了，无法证成天道正义。应当说，内在价值，需要用硬的外在制度来获得保障。古人也晓得，道德必须依靠宝剑来证实，因此，孔子、屈原、王船山均佩有宝剑。也显然，在古代，不仁道的分配，也是通过制度、道德、习俗、价值观念等多种东西来提供保障。因此，古代的有些“道德”，现在看来并不符合现代的道德了。傅山《圣人为恶篇》讲到一个问题：不平等的东西，有各种理论依据，并且贴上了“善”的标签；平等的东西，既找不到理论依据，也被视为“恶”。怎么办？靠创造发明，靠圣人为“恶”。浙江宋恕是王船山的粉丝，“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可谓站立在公道上为“苦人”创造意义、理论依据。依发生学而言，各种利益体主张自己的诉求，通过实力博弈确立了利益分配样式，并立下法则，成为共识、传统。但是，社会变化日新，需要不断修改分配样式。既得利益群体要继续维持现状，实力增强的或新生的群体要重新立法，修改既成分配样式，于是发生冲突，当然，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明朝中期，理性不足，生产力低下，一切不平等，世人走向了尔虞我诈的博弈，充满怨尤、仇恨、鄙视，相互排斥、隔离，大多数人充满“失意感”、“烦闷感”。王阳明《答顾东桥书》云：“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为此，王阳明继承了程颢的“万物一体之仁”，像墨子一样用“兼爱”来化解矛盾，谓之“拔本塞源”。其实，宋朝的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也是这个意思。对此，王船山则提出“人类一体”、“人、物一体”、“人、物相协”、“同类相救”、“强弱互保”等主张。人，首先应当是一个理性的人，自己的主人，一个公民；其次应当承担天道正义的责任，与他人、万物和谐相处，共同进步，最后证实“各正性命”。谭嗣同受此启发，提出了“以心挽劫”说，要拯救东方、西方一切生命，被梁启超称赞为“世界主义”。仁爱，是儒家的核心概念。俗话说，结婚，先要谈情说爱。一对夫妻，相互不爱了，充满怨恨，自然会分离。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莫不如此。究其原因，仁爱是建立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儒家讲仁爱，分两种，一是普世性的仁爱，对任何一个人持有相同的爱意，平等对待，曰公爱；一是对私人领域内的仁爱，有情分的厚薄，等差对待，曰分爱。国家，对于任何一个人持平等的仁爱，曰一视同仁，曰普同一等。因此，政府公务员之德为仁，仁、义、中、正、公，不能沦为分爱，只爱熟人。儒家发仁爱之心，佛教发菩提心，都是建构信仰的前提。仁爱之心如山若石，不动摇，坚贞不贰，主体对外宣散扩充，“王者无外，无远近，大小若一”，所以孔子说“仁者乐山”。不管遭遇什么，此心不动。然而在现实之中，人没有发仁爱之心和修持工夫，因受到过多的伤害，会怨天尤人，内心充满仇恨，报复他人，伤害无辜。其实，古人也认识到了，一方面，不伤害他人，尊重他人；另一方面，受到伤害，仁爱之心不动摇，宽恕他人。可见，作为现代公民伦理的基础，不伤害他人、尊重他人和宽容他人，并非什么新鲜的理论。王船山还提出了“成均”理论。他认为，天地之数五十五，阴数三十，阳数二十五，阴阳之数不均，怎么办？制器成均。制器，可解释为创造器物、制度、意义等。成均，相互制衡，成就平等。一个东西处于制衡状态，才是稳定、和谐的。夏天酷热，少穿衣服；冬天寒冷，多穿衣服。权力制衡权力，金钱制衡金钱，公民社会制衡权力、金钱（市场），这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常识了。但是，王船山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已提出来了。对于一般人而言，信用与资本成正比。借钱，要有抵押物提供担保。即使借债人将来破产或逃跑了，也不必担心。古代订婚、结婚，要先送彩礼（订金），也是有道理的。用订金表示诚信，让人遵守契约，是古人发明的一种制衡办法。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平等是永恒的。不平等，有理性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资源不平等、能力不平等，等等。不平等，会产生冲突，必须采取“尊王进夷”的办法，扶助弱势，促进平等。没有理性的人，往往是一味采取尊王攘夷的办法，排斥、隔离弱势，甚至于欺压、鄙视弱势。自然，弱势会报仇，摧毁强势。不平等的状态，会引发相互仇恨、鄙视，彼此摧毁。王阳明《答顾东桥书》所讲的明朝现实，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怎么办？设计优良制度，成均。譬如说，王船山作为中华法系的重要法学家，提出了虚君共和、依宪治国、宽下严上的主张，这些思想是前所未有的创新。所以，谭嗣同说：“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熊十力说：“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案其言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子有无之外，以虚静统天下。远西虚君共和之治。此先发之矣。”王船山还有许多“成均”的主张，不一一不赘述。观照几千年的历史，人类必须承认自身不足，有种种缺陷。因此，要设计制度，防范缺陷带来的灾难。王阳明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王船山则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优良办法。在心学方面，王阳明、王船山都讲“心外无理”，但是又有分别。王阳明讲“心外无理”，是心即理，是“以心造理”。王船山讲“心外无理”，是心具理，理生心，心生理，“以理造心”、“以心造理”兼备。从哲学来说，先要认识世界，再依据所知内化于心，之后依据心作出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先认识事物，产生事实判断，即“以理造心”、“心具理”，再作出价值判断，即“以心造理”。价值判断内化于心，即良知。良知是存量，应当不断扩充知识，继续储存。良知发用，呈现出来，是作出价值判断，即“以心造理”。朱熹主张认识外在的“天理”，但是如果内心动力不足，则要安装王阳明的“良知”，才能持久行动。如果仅只安装“良知”，没有新知识，在面对新事物的情况下，“良知”虽有作出价值判断的追求，但是不能作出有实效的价值判断，完全无效。譬如，一个不懂开飞机的人去开飞机，虽有“良知”，但是“良知”无法产生效果。为此，王船山主张“研几”，此几，为内几、外几。几，是理性、德性，也即道、德，又表现为未来趋势。合内外之几，“良知”才能有效。几，既是永动机，也是校正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讨论问题，是基于当时的知识、技术的，或者说，基于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的。在王阳明时代，没有知识大爆炸，已有“良知”够用，可以忽视知识、技术，或者说，当时的知识、技术是自明的，不需要随时提起。而今，对世界的认识日新月异，科技也水涨船高，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新的事实判断尚未达成，遑论新的价值判断？如转基因、人工智能等问题，至今争论不休，没有一个定论。纵使有“良知”，也无法在转基因领域内呈现效用。因此，王船山提出“知能”日新，求知是无止境的，不能在已有“良知”之处停下脚步。“以理造心”，是追求知识，在低级阶段。“以心造理”，是追求价值，在高级阶段。王阳明的“致良知”立基于已有知识，偏重于高级阶段。这个也没错，受众不同。但是，受众“理性不平等”，可能误解王阳明，忽视“以理造心”，产生流弊。也许这正是阳明后学的不足之处。王船山讲“心外无理”，是看到王阳明心学的漏洞，因此提出了“以理造心”、“以心造理”兼备，辩证看待，不可顾此失彼。港台新儒家牟宗三以陆王为正统，程朱别子为宗，也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并不完全同意。依据我的私见，陆王心学讲的偏向高级阶段的事情，程朱理学讲的偏向低级阶段的事情。对于全球的学问而言，西方文化为中国文化提供低级阶段的学问，中国文化可多讲高级阶段的学问。问题是，没有低级阶段的学问，高级阶段的学问也不好讲。二者是一个整体，相互作用，不可割裂。王阳明心学讲“致良知”，是给人安装“永动机”和“校正机”，让人无所畏惧，自信自在，充满无穷无尽的能量，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和创造力，也时刻作出价值判断而保证正确。对于一个人而言，“致良知”是安心、安命，即使受到挫折，也不会充满“失意感”、“烦闷感”，保障个人正确。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老板、员工“致良知”，心心相通，团体组织效率最大化，保障企业正确。当然，这是基于既有知识而言的，面对新知识爆炸的处境，“致良知”无效，要请王船山来搞科研。王船山看到了这两种情况的不同，安心、定心的法门也就有所不同。王船山看到了“不均而不测”，即未来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知能”日新，扩充知识；另一方面，要自信、守气，“不动如山，决机如水”。自信，尤其是颠覆一切、自主创造的自信，是一切创造的前提。全球研究自然科学史的专家无不十分敬佩中国古人所取得科技成果，认为每一个发明创造都是原创性的。为什么现代中国人丧失了这种创造力了呢？我倾向于认为，在众多原因之中，失去了自信，是一个首要原因。没自信心，缺乏勇气，谈何创造呢？在古代，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自信，相信“中国人”居住在天下的中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古人讲，“中土难生”，意思是说，降生在中国，是十分难得的事情。王阳明、王船山都有“圣人精神”，主张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的圣人精神，偏向于高级阶段的价值判断，忽视了低级阶段的事实判断。王船山的圣人精神，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兼顾，是科学精神、仁义精神的统一，德性领导理性。为此，王船山依据《周易》提出了“三圣”说，先圣发明创造器物，相当于科学家；中圣发明创造制度，相当于政治家、企业家；后圣发明创造、传授各种知识、技艺，相当于学者、教师等。王船山认为，中国古代有一个“圣人传统”，圣人不断创造发明，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几千年不灭，并且在古代长达1000多年内为世界第一大国，各个方面保持全球领先，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三种圣人，是“永动机”，乾乾不息，“从大段辛苦来”，可谓之坚苦。持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有冒险的胆识，接受不确定性，无所畏惧，永远向前，勇猛精进，这是圣人的大雄大力。圣人承担着天道正义，对天下负责，因此，天下有罪，是圣人之罪。自明朝以来，中国文化停滞不前，不断被欧美超越，从世界第一大国沦落为屡遭欧美侵略、奴役，是圣人之罪。人，一旦启动了庄子所谓的“机心”，会进入竞争状态，追求效率最大化。实现效率最大化，一是靠理性，或者说知识、科技；二是靠团体组织；三是靠内心动力。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梁漱溟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化面前的不足之处，因此将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其实，王船山在阐述“圣人传统”时早已言之。科学技术，是先圣的事情。团体组织，是中圣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基础，文化精神是灵魂，此即三圣之事。目前王阳明心学对于企业管理的贡献，仅限于内心动力，而对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而言，必须依靠王船山了。或者说，在拥有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优势之后，可以畅谈王阳明心学。熊十力对王船山偏重于“知能”日新、不讲“致良知”有所不满，他晚年在家里设立三方牌位，一是孔子，一是王船山，一是王阳明，每日祭祀。我觉得，熊十力对王船山有所误解。王船山对于“知能”日新、“致良知”兼备，上、下方以智，前、后圆而神，只是因为当时“致良知”流弊太大，怕误导人，表述的形式有所不同，明的讲得少一些，暗的讲得很多。从逻辑上讲，读王船山的书，可弥补王阳明的不足。王阳明心学具有颠覆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向度，在世人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点燃了进步的希望，因此十分流行，门徒遍布天下，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影响，而其流弊也大，到了明末清初成为一个被批判的对象。尤其是明朝灭亡后，一些士大夫有负罪感，纷纷忏悔，隐居起来，批判王阳明心学。从此，王阳明心学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中国近现代史没什么影响。而在17世纪初，王阳明心学东传日本，后来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对明治维新有催化作用，二是与陆九渊心学一起成为建构日本商道思想的原料。日本充满传奇色彩的稻盛和夫，是王阳明的粉丝。王船山在明末清初没什么影响，躲藏于深山老林，预言死后200年著作“始显”、500年“吾道”“大昌”，重建中华文化正统。也果真如此，1839年开始，王船山的著作开始大量出版，其思想既是一代又一代湖南人崛起的指南针，也成为辛亥革命的理论武器，有无数著名历史人物追随，譬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张謇、章太炎、孙中山、黄兴、蔡锷、宋教仁、秋瑾、蔡元培、陈天华、于右任、宋恕、梁启超、胡适等，在海内外产生深远影响，被追尊为中国近现代精神领袖。1906年，《东方杂志》认为，王船山与亚当·斯密并驾齐驱，是中国最大经济学家。值得一提的是，范旭东、龙璋、聂云台等湘商对王船山推崇有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洪门至少在清朝末年推崇王船山为五大始祖之一。据朱琳于1940年写成《洪门志》，1947年正式出版，被司徒美堂称作“洪门圭臬”。该书《香堂总令》中说：“始祖只留五个人，一个一个说分清。一名本是殷洪盛，傅青主是第二名，三名本是顾炎武，黄梨洲是第四名。五名本是王夫之，反清复明大举义。”医药说明书，既指出有效性，又指出缺陷，这值得我们学习。我主张客观分析，指出一个人的长处，也指出一个人的短处，研究其背后的“为什么”，讨论这些东西对现在、未来有何参考价值，并且考察有效性的变迁。知识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带有抽象性，也具有偏差性，随时被推翻（证伪），而在实践中，已有知识在新条件下可能有效，也可能失效。有两位企业家似乎有点不自信，说他们理解的王阳明，未必“正确”。我说，不要太在意“错误”“正确”，而在历史上，“错误”的东西有效，屡见不鲜。在实践的过程之中，也不要太在意对书本“理解”的“错误”“正确”，只要行之有效，不必管“错误”“正确”。朱熹、王阳明、王船山，都是大儒。从朱熹到王阳明，再到王船山，是一个辩证逻辑链。虽然学术史评价朱熹、王船山并驾齐驱，为两座哲学最高峰，甚至于说王船山与康德、黑格尔媲美，说王船山、黑格尔是东西哲学的两座最高峰，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陆九渊、王阳明。陆九渊、杨简、王阳明，是心学的最高峰，但著作相对于朱熹、王船山而言太少了。杨简的成就比老师陆九渊要大，可是古人碍于名分，不太提及他。评价一个思想家的伟大成就，一个方面看著作内容，另外一个方面还是要看心智、境界。论著作内容，朱熹、王船山的学问十分博大，陆九渊、王阳明没法比，有点单薄。但是，论心智、境界，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船山是可以平等的，都是一流哲学家，可以启发世人，并产生效用，只是有“时”罢了。当然，今人要善于吃火锅，兼容并蓄，集百家之长，不可盲从、狭隘、偏执，堕落为邯郸学步。2、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详细资料，越详细越好
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文学思想的发源——泛文学时代（春秋战国）
1、代表人物：孔子（儒）、老子（道）、墨子（墨）、韩非子（法）
2、主要特点：多元性、原创性、综合性，哲学与文学并重。
二、从广义向狭义文学的过渡——经学时代（两汉）
独尚儒家，罢拙其它，以儒家经典为唯一范本，只对经典进行阐释，皇帝掌握阐释权，不作发展，为统治者服务。董仲舒倡议，汉武帝施行。
三、中国文学思想的独立和成型——文学的审美自觉时代（魏晋南北朝）
1、代表人物：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
2、主要特点：玄学创立。去经学之繁琐，重抽象之思辩。
四、中国文学思想的繁盛——文化和文学的高峰（隋唐宋）
1、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杜甫、苏轼、程颢、程颐、朱熹等。
2、主要特点：诗词散文的鼎盛，宋理学创立。
五、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转折——文体大变革（元、明、清前中期）
1、代表人物：关汉卿、袁宏道、金圣叹、王阳明、曹雪芹等。
2、主要特点：转折点，文体大变，叙事、戏剧、白话的兴起，从上层文学到大众文学。明心学创立。四大名著诞生。
六、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新潮——思想转型（晚清至五四）
1、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鲁讯、胡适等。
2、主要特点：新文化的启蒙。
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新文化运动（五四至1949）
1、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
2、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现代文化的开端。
八、中国现代文学的的一统——毛泽东思想（1949-1978）
1、代表人物：毛泽东。
2、主要特点：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中，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不但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也指导建国初期的国家建设。
九、中国现代文学的复兴——自由、实用文学时代（1978- ）
1、代表人物：邓小平
2、主要特点：中国文化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复兴。指导思想是：小平同志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使之更符中国现在的国情，发展才是硬道理。
4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介绍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的一句千年传世格言。中华民族所以能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坚忍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在建设国家中焕发出来的创造热情，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中国人民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自己至高无上的使命。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行为，都会得到中国人民真诚的欢迎和拥护。一切有损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举动，都会遭到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对和抗争。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今天，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
3、赣南客家的人文风俗？
客家饮食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饮食文化与经济、政治、历史、语言、文字、生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汉族八大民系之一的客家人，在其光辉灿烂客家文化中，饮食文化尤其鲜艳夺目。我国有关饮食、养生、烹调、菜品等论著不少，但对客家饮食文化一直没有得到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宣传和弘扬，以至于客家菜系在很长时期里没有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未取得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客家菜没有自己的独立体系。过去， 客家菜只能是附属于所在省区菜系中的子菜系，如广东客家菜是粤菜中的“东江菜”，福建西部地区客家菜叫闽菜中的“闽西菜”，江西南部的客家菜谓之赣菜中的“赣南菜”。尽管各省区客家人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别使各地客家菜有一定的不同，但由于客家民系的起源及其文化本质的同一性，使得客家饮食文化总体上是一致的，与其他菜系相比较，客家菜及客家饮食文化又有自己的独持性。客家饮食文化，是客家先人经历几次大迁徙之后，在承传中原饮食文化的基础上，与当地畲、瑶等民族、部落的食文化相影响、相融合而形成的独具风格的客家文化。可以说，客家菜肴大都还保留了中原菜肴的习俗，只是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经过客家人的不断改造、不断创新，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饮食不仅是人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需要,而且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在概述了客家饮食文化形成原因基础上,着重对客家饮食文化的显性和隐性特点进行分析,进而对研究客家饮食文化的意义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 、客家饮食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客家饮食文化是随着客家文化或者说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的。客家民系是汉民族中的一支，它是因战乱或王朝更替等原因约在公元前200年以来陆续从中原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乃至世界各地的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的汉族民系。现在主要分布在赣、闽、粤、桂、川、湘、鄂、台等省区。在海外，东南亚、澳、美、加，也都有很多客家人。现在，海内外客家人约有1亿2千万左右，其中在海外约500万人。
首先，中原饮食文化的传承是客家饮食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饮食文化是人类不断开拓食源和制造食品、食器的过程和从饮食实践中展开的各种社会生活，以及反映这两者的多种意识形态的总和。⑴ 在客家民系形成以前，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即创造了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当时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就闻名遐迩，举世无双， 是我国文明历史篇章中引人注目的灿烂一页。 据现有考古资料证明，人类的烹饪是在距今约7.8万年前由北京猿人创造的。中华饮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彩陶的出现，在中华母文化孕育下的饮食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华饮食的文化内涵，是指由饮食物质文化、技术文化、意识文化等反映的，根植于中华文化的饮食思想和观念。建立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的饮食文化，其意识核心与传统儒、道家一脉相承，表现为求和、养生、变化，并 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的本质属性。因此养生成为中华饮食文化内涵的重要构成，是人类饮食之终极目标。⑵ 客家先民自中原来到南方扎根后，他们秉承中原遗风，以耕读传家，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以知识为荣。客家人的南迁，使中原文化即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维系和发扬，其中的中原饮食文化也得到传承。如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汉代，由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地域交流、民族交流，以及当时国土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发展，使得其饮食文化比先秦有了很大的发展：食品种类更加丰富；食品加工方法更为精细；储藏和保鲜办法更加科学；对外饮食文化交流更加活跃；食品的作用有所增加。今天盛行的“擂茶”、“鱼生”和“酒娘”是最能体现中原遗风，堪称食品中的“出土文物”。博白客家人现在吃的“梭饵”（也叫“浮水拐”），在先秦时也就叫“饵”，以米粉蒸制而成。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释饮食》曰：饵，而也，相粘而也 。该书还讲到捞水饭，在汉代前就已存在了，现在客家人如博白陆川客家人都天天在吃这种爽口的捞饭。
其次，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客家饮食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据考证，受地理环境影响，在人类活动早期的新石器时期，我国南北区域南稻北粟的主食差异就开始出现；夏商周时期除南北主食差异传统继续加强外，南北饮食文化的区域特征更加清晰，这在人们的食物种类、食物结构、烹饪方法、烹饪器具、饮食风味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客家人从北方平原迁徙到南方山区，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很大，导致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变化，无疑，其饮食文化也就发生变化。从食源开拓看，粮食作物从过去主要种植小麦转变为主要种植稻米、番薯、木薯、芋头等；相应地，食品、食器的制造、饮食观念也随着发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在传承中原饮食文化基础之上的变化。
再次，迁入地区的饮食文化影响是客家饮食文化形成的因素。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不同民族或民系间文化的影响和融合是双向互动的。来自北方的客家先民们，一方面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入这一地区，使这一地区得到较快的开发，迅速改变着以前那种“人烟稀少，林菁深蜜，野兽横行，瘴疠肆虐”的局面。另一方面，汉民们与畲瑶等民族交错杂居在一起，势必以自己的优势文化对他们发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同时，土著居民也势必以自己的固有文化去对应这种外来文化，双方便在这种不断撞击中激荡和交融，最终孕育出客家饮食文化。根据民族学研究成果认为，赣闵粤三角地的土著居民即是古越族的后裔或畲瑶等少数民族。⑶ 因此，客家饮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古越族或畲瑶等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如客家人有吃蛇的习俗，然这一习俗是受古越族食文化影响形成的。《淮南子·精神训》里有越人得蛇以为上肴之说。可见，早在汉代，越人就把蛇当作美味佳肴了。而汉人一般是不吃蛇的。汉·应劭《风俗通义·九·鬼怪》记载：杜宣饮酒时见杯中有蛇影，酒后就觉胸腹作痛，多方医治不愈，后来知道是墙上赤弩照在杯里，影子有些象蛇，他的病就好了。这则“杯弓蛇影”的故事，反映了汉人对吃蛇的恐惧心理，故吃蛇习俗与中原饮食文化无关。⑷
二、 客家饮食文化的主要特点
客家人饮食习惯独特，既保留有中原饮食传统，又融合了当地山区饮食保有对原生材料原汁原味的加工习惯，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客家饮食文化。从饮食文化的几个层面看，客家饮食文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五点。
首先，食材使用广泛而多样。客家食品原料以稻米、畜禽、河鲜、山珍、果蔬为主。客家地区主要是南方山区，以生产稻米为主，旱作主要有玉米、红薯、芋头、木薯、黄豆、黄粟，畜禽为猪牛羊鸡鹅鸭，水产有河鲜、塘鲜，还有种类繁多的山中飞禽走兽蛇虫瓜果菌藻，根茎花叶实。由此，客家名菜如赣南小炒鱼、酿豆腐，闽南八大干、闽西涮九品，香菇焖猪肉，东江盐局鸡，酸菜扣肉，九龙姜丝鹅、博白白斩鸭，博白蕹菜，等等，都是客家人利用上述原料所创作的佳品。客家人在漫长的历史性贫苦生活中造就了顽强的求生欲望和可歌可泣的探索精神，客家人开发的食材之多，是中国各民族民系中罕见的。⑸
其次，食品味型以肥咸香辣见长，清淡味重兼具。这一点，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尤其突出。菜肴口味明快自然,同中有异味是中国菜的灵魂,“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是中国菜肴最大的特色,也是中国成为烹饪王国的根本原因之一。“味”之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饮食的最高追求。“味道好坏”、“好吃不好吃”是中国人评价食品好坏的第一标准。客家人在山区劳动强度大，需要油多的饮食；流汗多，也要多补充更多的盐；客家菜起源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山区,与湘菜、川菜一样都重辣味。但是客家菜的辣与川菜、湘菜的辣有所不同,川菜的麻辣与其善用辣椒、花椒有关,湘菜的酸辣与其善用辣椒、醋、腌制品有关,而客家菜醇厚的咸鲜辣,则是客家人会用辣椒、姜、蒜、糯米酒和酱油的结果。⑹ 不过，这是就客家菜形成地域的整体而言 ，俗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居住区位的地理环境差别，会导致饮食口味上的有所不同，从赣南、粤北、闽西、粤东、桂南的客家来看，其辣的程度依次递减的。
再次，烹饪技艺复杂而精妙。以中原饮食文化为代表的8000多年中国饮食文化史表明，早在汉代，烹饪技术就出现了两大分工：炉、案分工，红案、白案分工。烹饪技术出现了杂烩、涮。唐代发明了冰制、冷淘，南北朝时期增加了消、糟、囊、酱等，尤其是南北朝发明的炒，引起了烹制技术的大飞跃。客家人烹制菜肴既继承了中原传统的烹饪技术，又吸取了南方古老的技法精华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除了运用其他菜系常用的水烹、油烹、汔烹、火烹外，还精于古老的石烹、竹烹，并首创了盐烹（盐煨鸡即是）。据统计，烹制客家菜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有50种以上，而且方法独到，象耍杂技变魔术一样精彩。⑺
第四，社会功能十分突出。饮食除了其自然属性外，还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属性。饮食被赋予并反映了人的意识、人的思维、和人的心理状态。它结合而且融入了历史的、地理的、文学的、艺术的、教育的等精神财富。饮食对于人们来说，已不再是简单地满足生存和生理的需要，它已经成为人们享受生活乐趣的一个重要方面。⑻ 在这方面，客家饮食文化尤其突出。中国各大传统菜系的审美评判标准可概括为色、香、味、形、器、名六个字，在饮食活动中，要求良辰、美景、可人、韵事、美食，即“五美俱”，讲究饮食活动中的时间美、环境美、亲情美、言行美和食品美的和谐统一。客家菜的审美评判标准自然兼具上述要素，且尤其讲究菜肴的人文内涵，讲求物质与精神的有机联系与和谐之美，这突出表现在客家菜谱中的大部分菜都有其渊源和特殊的人文内涵。酿豆腐蕴涵着客家人的思祖情节；赣南小炒鱼反映了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对客家菜的喜好和客家人的创新理念；炒东坡寓意为人处世要有度、恰到好处；状元菜则寄语世人要勤奋好学，敢拼才会赢；文山鸡丁教育年轻人要尊老、敬老；“四星望月”这款客家美食是毛泽东取名的。⑼ 元宵节吃汤圆，中秋尝月饼，除夕年夜饭等习俗蕴含着合家团圆、人事和谐的良好祝愿，体现了中国人重视家庭和睦团结的文化特点；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则把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和浓重的乡土 感情结合起来，千百年来传承不衰，文化意义非常深远。
第五，思想底蕴深厚。客家饮食文化传承了中华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社会观，其意识核心与传统儒、道家的主张一脉相承，,表现为“求和”、“养生”、“变化”,并构成了中国饮食的本质文化属性。它概括了饮食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宗旨和生命力所在,规范了饮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由这一本质所决定的，在漫长的饮食文化成长过程中不断凝练的“医食同源的辩证观”“奇正互变的创造性思维”“五味调和的境界说”“孔子食道”成为中国四大理论体系，是中国饮食能够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的理论基石。中国饮食文化的“和”、“养”“变”源于中华民族创立的古典哲学中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儒家中庸学说和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儒家的“仁”、“和”的哲学思想及对饮食的积极、肯定的基本态度， 道家为实现长生不老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一切都造就了中国饮食文化。 以追求“食与人之和”“食与自然之和”，“食与社会之和”为最高境界。“求和”赋予了中国饮食生存的准则，“和”衍生出“民以食为天”、“治大国若烹小鲜”、“调和鼎鼐”、“嗟来之食”等以食论国、以食论道、以食论人的中华文化特有的经典治国修身理念。就养生方面来讲，客家菜讲究食材的天然、绿色，原汁原味。如博白白斩鸡、白斩西洋鸭、清蒸鱼、宁化全香姑等等；养生方面客家菜还有食补功效强的特点。在菜品上如莲子鸭汤、药膳长寿鸡、百合莲子蒸乳鸽、月婆姜酒鸡、博白生焖狗肉、红枣补血盘龙鳝，等等；在食材上讲究原生、鲜嫩、家养、粗种；在烹饪上讲究煮、煲、炖、炒、焯，调配料主要用油、盐、酱油、姜、葱、蒜等，以保证食物的原汁原味，既可口又有利于消化吸收。这些，都体现了客家饮食文化深厚的“养生”思想底蕴。
三、研究客家饮食文化的重要意义
客家饮食文化有自己的独立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在客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客家饮食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前特别是今后餐饮事业、旅游事业乃至经济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首先，对客家饮食文化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和揭示客家饮食文化的起源、发展的规律及其原因。我国学术界对客家饮食文化的研究总体来说重视不够，研究不够系统和深入。笔者在这方面也是初步涉足。在撰写此文时，浏览了大量的有关文献，尽管有研究者得出了一些成果，但仍局限于表层的初步的探索。客家饮食文化的很多深层次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比如，客家饮食文化与中原饮食文化的渊源关系；客家饮食文化与其他民族或民系饮食文化的关系；客家饮食文化与各菜系饮食文化的关系；客家饮食文化的本质特征；客家饮食文化的发展变化趋势；客家饮食文化的弘扬与推广；客家饮食文化的海外拓展；客家饮食文化的经济学思考；等等。
其次，对客家饮食文化的研究，可以加深认识和了解客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及其对缔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中华饮食文化中，客家饮食文化是一朵奇葩。即使在世界饮食文化中，客家饮食文化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对客家饮食文化的研究，必须越出客家饮食文化本身，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的角度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综合研究，特别要与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国饮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两千年来，客家饮食文化一直维持着它那源自于中原的传统模式，客家人不断地、富有创造性地给饮食注入新的文化因素，是客家人创造精神的结晶。它丰富和发展了灿烂的中华饮食文化的宝库，而且对于周边其他民族的发展也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对客家饮食文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认识和了解。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交往区域的扩大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各种文化、思想的的交流和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从客家饮食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也是与各民族民系的交流和影响史。客家饮食文化是客家人长期奋斗的结晶，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客家饮食文化是客家人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客家饮食文化的形成靠各个民族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振兴更依赖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努力。
第四，对客家饮食文化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创新。客家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块瑰宝，更是客家文化的宝中之宝。通过对客家饮食文化的研究，挖掘、整理、应用其优秀成果，使客家饮食文化转化为经济资源，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创新。在我国台湾，客家小炒、粉条、擂茶等客家美食早已成为跨族群共同经营的产业，客家菜在那里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菜系，客家饮食文化成功地创新了台湾经济。⑽ 客家酿豆腐是客家菜的代表作，它既充满了客家人深深的中原情结，又闪烁着出客家先民们的智慧光芒。客家酿豆腐的豆腐，是用自制的石磨把土生土长的黄豆磨出豆浆，加入卤水或石膏点化降解沉淀而成。其石磨的的精湛制作工艺，培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著名石匠，如五华石匠的石雕工艺品，散布于客家地区的石门（坎）、石桌、石凳、，乃至在著名风景区，如阴那山、神光山随时可见石狮、石虎、石象、石雕龙柱等，不断丰富着客家乡土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内容。⑾ 博白东南部客家乡村也有很多石牛、石桥。擂茶起源于三国时的中原地区。但元末明初以后，擂茶在中原地区逐渐消失了，仅被客家和个别少数民族保留下来。现在，擂茶这一“活化石”在改革开放中已逐渐被发扬光大，当地人在原有配方的基础上加入草药，更是口味独到，香味特别，它不仅具有客家独特风味和保健作用，而且已成为一种展示客家礼仪和联络感情的交际工具，更是当今旅游者倾慕的饮料。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西方的饮食品牌麦当劳、肯德鸡已全面进攻中国餐饮市场，难道历经数千年磨练的中华餐饮之箭就不能射到美国去吗？客家人孙中山曾经说过：“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总之，通过对客家饮食文化的研究，并将其成果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开发，能使文化资源转变为现实经济资源，实现文化资源的商品化产业化，创新一个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同时也实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4、西方势力对中国文化渗透的新特点是什么?
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其战略目标转移到了中国，在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的同时，美国固守其“冷战思维”，抓紧时间利用其各种手段来进行颠覆渗透中国的活动。其中，文化渗透作为一种又古老又新潮的手段，愈来愈成为西方国家的新宠儿。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已由分散世界进入到整体世界。互联网的发展更是使信息流通更为快捷，也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科技是把双刃剑，在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也更应该意识到仍有不少西方势力妄图通过网络手段来干扰我国的社会稳定和传统文化。2011年以来在北非、阿拉伯世界发生的颜色革命充分表明西方通过网络进行文化、政治渗透的能量是巨大的，对我国的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挑战。
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与此同时，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目前，我国的社会分层进一步显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流动存在固化现象。社会规范和道德的缺失使得我国社会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理想信念的缺失，对西方宣传的所谓“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都成为西方进行文化渗透提供了土壤，而通过网络这种新的传播形式，西方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手段和样式也层出不穷，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 目标人群青年化
中国的新生代人群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信息时代发展而诞生的。第一，新生代人群对于新鲜事物的接触能力强，兴趣度高。加之大都是独生子女，因此这一代人群很容易从父辈那里获得到更多的资源，由于对资源的占有度和支配能力的增强，使得其对获得新鲜事物的速度也就增强。第二，当代新生代人群大都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岁月和大的社会变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是新生代青年的一大特点之一。第三，追求个性和自我的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叛逆、乐意尝试和发现新事物也是青年阶段的特点之一。对新鲜事物的高接受能力、资源获得速度的加快，享乐和拜金思想的蔓延，追求自我个性等特性，恰恰符合西方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也给网络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因此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西方重点攻坚的目标。
以往文化渗透的对象主要是我国的党政人员、公众人物以及其他有声望的社会人士，但由于其接触壁垒较高，作用较小，影响较弱，不易攻破等特点，使得西方势力由针对社会上层人士转为针对社会基层人士，而青年是基层群体中最易攻破的。
西方势力通过文化对中国青年进行网络渗透的手段目前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网络使得电影、音乐的传播更加便利。把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电影、电视剧的手段来进行文化渗透是西方国家的惯用手段之一。根据《2015年中国电影产业观众观影行为分析报告》中所调研的数据指出，18岁-30岁之间的人群已经占到了人群总和的70.46%，18岁-25岁之间的观众占到了35.77%，是中国电影市场的绝对主力，这也侧面反映出了我国的电影消费人群主要在青年。也意味着通过电影来对青年进行文化渗透是一条捷径。在国产片与进口片倾向对比中，进口片的倾向对比占到了58.54%。数据已经表明青年群体对进口电影的倾向是很大的，如果再使用互联网手段，那么其效果会大大加强。而目前来说出现的一个新的特点是，我国的一些国产电影、电视剧的内容也逐渐向西方价值观看齐、并拢，某些国产电影在其内容上毫不保留的把西方崇尚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展现出来，并且还美名“自我奋斗”、“自我实现”所得到的，具有极大欺骗性。通过华丽的服饰和装扮，出入高档消费场所，驾驶豪华汽车，语言对白之间无不透露着对享受、恋物的崇拜等等符号性的手段来凸显其价值理念，这些电影的目标人群恰恰是青年人。即便是这些电影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已经在社会上产生重大争论时，国家媒体进行大范围的批驳时，但是不少青年人群对此仍然乐此不疲，对其宣传的理念仍津津有味，并且不断吸引着更多人前来观看，在网络上更是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这种具有“西方价值的自我内化”倾向的电影、电视剧比西方直接进行文化输入显得更为可怕和危险，因为这表明，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制造商和从业人员已经把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其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网络则成为其利益最大化的最大推手。为了实现其经济利益而逐渐丧失了立场。也更显示了西方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已经产生了其想要达到的效果。
此外，一些针对青年的网络文化产品，打着“励志”、“青春”的幌子来吸引青年群体，但是在其内容上却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暗示性的方法和物体呈现将西方的伦理和价值渗透到这些文化产品上，最明显的就是在部分影视作品中加入西方宗教成分，例如举办西方宗教式婚礼，不同影视场合出现神职人员，饮食、言谈举止无不透露着对西方价值观念的崇拜和向往，这种具有倾向性的文化影视作品对尚不具有明辨是非能力的青年群体来说无疑是正中西方势力下怀。而网络流通速度的快捷使得这些文化影视产品以最快的速度展现在青年面前，对于管理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西方势力还通过大量色情、庸俗的文化产品来对我国青年群体进行渗透，青年的模仿能力和叛逆，青春期的躁动和对自我的思考都成为西方势力重点进攻的目标之一，西方势力利用中国在性教育上的空白，通过在网络上散播色情、庸俗文化产品，使得青年丧失意志，颓靡和分化青年群体，进而削弱青年群体的整体凝聚力。 青年群体，特别是高校中的青年群体已经成为西方势力争夺的重点对象。西方势力通过各种网络渠道，通过微信、微博等新的社交工具，不断在互联网上发布文章、利用新闻事件制造社会热点吸引眼球，从而在新闻事件中植入西方的价值理念，对涉世未深、政治敏感度不高的高校青年来说诱惑力极大，在缺乏有效的明辨是非的机制引导下，青年群体很容易被西方势力所利用，对我国的整体文化安全造成影响。
青年作为国家的未来，对未来我国各项事业建设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网络已经越来越成为青年群体生活中的必需品，如何把握和指导青年群体正确面对西方的网络宣传和文化渗透，如何把一些政治目的险恶、良莠不齐的糟粕文化给消除掉也是各级部门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之一。传统“堵”的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环境，如何利用巧妙的办法引导青年群体明辨是非也是各级部门要研究和加以重视的。
二、宗教传播网络社交化
宗教渗透是政治活动而非宗教活动，政治恶意性是其核心的特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利用宗教对抗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此实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是他们的惯用伎俩 。
西方势力目前采用的“宗教+互联网”来进行文化渗透是西方势力屡试不爽的手段之一，互联网传播有低成本、难监控、匿名性、受众广的特点，为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宗教宣传和渗透提供了绝佳的前提条件。他们设立宗教网站和网页，进行视频传教，电子教义传教，建立网络宗教活动平台及互动机制，包括网上教堂、网上弥撒、网上论坛、网上远程进香等； 设立宗教网络学校，招收网络学生和信徒，建立宗教电子教务；设立宗教电子商务，进行宗教书刊和宗教用品销售；还通过大量群发电子邮件进行传教等。 然而传统的互联网手段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现在的“宗教+互联网”已经达到了一种新的阶段，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这种手段的传播方式更加便利，更加便捷和有效。特别是西方国家采用的脸书、推特等新兴社交传媒方式，在2011年前后北非、中东发生的“颜色革命”中已经被证明其强大的扩散和整合功能。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乔治大学发表演讲。希拉里表示不仅要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发送“推特”消息，而且还要用中文及俄文发布“推特”消息。事实已经证明，“推特”在进行文化渗透和颜色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极大地改变了地区局势的转变。
据《宗教与世界》杂志提供的材料显示： 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中文网站大约就有 1040 个，天主教的有 160 个，70%设在香港、台湾地区； 基督教的有 380个，一半以上设在港台，105 个设在北美、欧洲和东南亚。其中一些网站、网页已经成为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重要渠道之一。
部分西方势力也利用中国的微博、微信、QQ等社交工具，建立有关宗教的公众号和微博账号，或者采用一些其他的名称，隐蔽的进行传教、宣传活动，通过社交媒体网罗社会群体，利用其所谓的“传播福音”来吸引群众，组织有关活动，从而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使各个“听众”和“信众”自觉不自觉地践行其宗教意识形态。
社交媒体的零距离互动，极大地缩小了传播者和受众者之间的距离，使双方可以获得更加贴心的接触，这也为其扩大受众人群打破了重要的接触壁垒，从而更好地使受众者从内心深处接受其宗教传播理念，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说过：“破山中贼易，攻心中贼难。”的确，在新的互联网背景下，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已经为宗教传播破除了“心墙”，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不满和个人的困扰也可以借助这种方式进行有效的发泄，同时也可为西方势力拉拢我国群众奠定了技术和心理条件，也为我国的社会管理带了更大的困难。原有的“宗教+互联网”已经转变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宗教+社交媒体”模式。
面对波谲云诡的全球局势，正确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管理，也成为了政府和社会值得注意和思考的问题之一。在网络社交媒体中掌握主动权，防止西方势力利用“宗教+社交媒体”进行文化渗透是摆在政府和社会的一大课题，值得研究和思考。
三、争夺网络话语权隐秘化
在互联网的匿名性、开放性、随意性的特性下，我们很难分辨出哪些“网络声音”是真正的为国家、为社会担忧的爱国者，哪些是不怀好意、另有企图的“特洛伊木马”。网络时代中，对话语权的争夺愈发激烈，语言愈发极端，而其背后的身份我们却不得而知，这就造成了整个网络空间中，我们无法详尽的得知这些发声者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因素的干扰，成为了新形势下的西方对我国进行网络文化渗透的新特点之一。
话语控制是文化渗透的关键环节。话语占领也就是权力占领。福柯在论述知识、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时，提出了“话语就是一种权力”的观点，这种观点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文化现实。
网络的大众化和普及已经成为了新形势下的传播环境的主流。网络正以其强大的力量逐步取代电视、报纸、电台在传播信息的地位。舆论场是话语权争夺的主要场所，也是进行文化渗透的绝佳机会之一。网络话语权的争夺对大众舆论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传统的网络话语权往往是依靠行动者主动发布文章，发布新闻等消息来吸引群体，从而争夺舆论场。而现在的一大新特点在于，西方进行文化渗透往往采用新闻评论的方式来进行，他们不会主动发布文章或制造新闻，而是依靠现有的新闻热点和社会事件进行评论和分析，在既有的新闻事实基础上来主导舆论，形成“意见领袖”。换句话说，社会热点和社会事件的产生对西方势力来说是一个主动出击的好机会，他们可以以旁观者、评论者的角度对事件进行倾向性的评价，利用隐讳的文字和语言来评论社会热点，从而在内容上发布损害中国社会利益的言论，并宣扬其西方社会的优越性。
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开放性和随意性等特点，使得西方势力很容易地介入到社会热点和事件当中去，依靠大数据的整合和社交媒体的传播，他们很容易地对一个社会热点和事件可以迅速的形成全面、直观的分析和判断，并找到其要害和纰漏，一旦加入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那么对舆论就有着不可估量的引导性作用。如果一旦发现舆论风向发生了转变或者对其不利，他们又会很容易地退出或消失。但对于缺少完整的信息来源、对社会热点和事件缺乏理性分析的部分网民来说，这极易掉进西方势力所设下的舆论陷阱。 此外，评论话语形式的多样性也极大干扰了舆论的正常导向。进行文化渗透可以有多重方式，可以对社会热点进行“流氓式”地、“口无遮拦”地炮轰，也可以是含沙射影的讽刺和嘲弄，也可以是对比性的评论，加之“网络水军”的机制，使得部分评论得以迅速扩散和放大，以至于对整体社会舆论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舆论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网络的传播为舆论的发生和演变提供了绝佳的场所，每一个网民、每一位互联网的使用者都会成为参与舆论的因素。针对于网络话语权的隐秘化特点，各级部门有必要建立起一套帮助网民和群众明辨是非的互联网解决方案，增强网民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增强网民的理性思维能力是社会和网络管理者要重点注意的。
四、语言西化和暴力化
我国的网络文化环境中的语言环境西化和暴力化的趋势明显，主要是通过网络游戏的发展衍生而来。西方电影、电视剧的传播也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态势。主要表现为自日常的网络对话中大量使用拉丁字母，使用污秽语言文字，用影视作品对白相互交流等形式。而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网络语言也已渗透到日常的交往中。
语言的西化和暴力化是上述三个特点所派生出来的。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0.3%。新增加的网民群体中，低龄（19岁以下）、学生群体占比分别为46.1%和46.4%。网民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比例高达75.1%。其中20-29岁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9.9%。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青年群体仍然是网络的主要使用者。而网络游戏的目标市场又主要以青年群体为主。因此青年在网络游戏或其他社交活动中都会使用网络语言。拉丁文字和其他西方语言文化在网络游戏中得以滋生和发展，对我国传统语言文字的文化生态是具有挑战性的。当青年群体沉溺于网络世界中时，其游戏中所使用的文化符号便潜移默化地植入到其行为和思想当中，并在离开虚拟世界后继续发生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用“游戏语言”来交流，久而久之其“游戏语言”中所体现的西方价值观便会映刻到其行为上。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青年群体大量使用拉丁文字和西式语言，正是西方势力所要达到的效果。从语言上来进行文化渗透，是西方势力的惯用手段。借助网络游戏，更加快其传播速度和影响广度。目前诸多网络游戏中，暴力化的场面层出不穷，暴力化的语言更是伴随着网络游戏的发展而进一步蔓延，因此语言的西化和暴力化，与网络游戏的普及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网络话语权的隐秘性，我国的网民很难分辨出敌我实力，因此如果西方势力在舆论场或其他社交场合使用暴力化的语言，那么对我国的很多网民来说，其煽动性就会增强，社会的对立性就会增强，极大恶化了我国的整体网络文化生态。
五、结语
总体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争夺的热点场所。全球化背景下的互联网时代已经不能阻挡信息的传播，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固步自封，要敢于面对新形势下的世界格局，主动出击，在互联网上占据主动权。牢牢把握住青年群体的思想动向是防范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大前提。对于话语权的争夺，我们更要敢于“亮剑”，敢于说话。文化是具有潜移默化性质的，我们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在网络阵地上，树立起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大旗，不断丰富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我们需要依靠互联网，进一步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我们也要依靠青年群体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文化形式来传播和弘扬我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使“软实力”真正“硬”起来。通过对上述特点进行分析，我国各级部门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互联网文化战略体系，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
注释：
匡长福.浅谈西方对华文化渗透的新路径.形势与政策.2011（5）.50.
莫岳云、李娜.境外宗教渗透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几个问题.湖湘论坛.2014（2）.106.
龚学增.关于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渗透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3集）.2008.
金民卿.西方文化渗透的程式与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105.
5、热心的兄弟姐妹们帮忙找一下十六大报告中有关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论述
在上个世纪末，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快，知识经济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文化产业作为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中，都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更是受到空前重视。2001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十五”计划纲要都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文化产业”首次写入中央文件。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两个概念提出来，这在文化产业的理论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志和政府的政策措施，这为我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可以预计，未来几年必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时期。
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或出于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或已不满足于经济大省的形象和定位而力争向文化大省的定位迈进，也都积极行动起来，集中专家和社会各界力量集思广益，结合本地的文化资源形势和发展趋势，制定了各个地区和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从各地已经出台的区域文化产业规划情况来看，它们为各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勾画了美好的蓝图，也将会带动当地其它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综合这个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情况，认真研究这些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内容，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多样性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无疑是有益的。
一
在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认识上，观念的问题依然是人们要讨论的问题。目前在国内，对观念和理论认识的进步，与实践的体验和发展是同步的。认识不一、观念众多、实践多元，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观念等理论问题的认识无疑是重要的，它既可以启迪人们的认识，也可以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还可以为具体的实践提供智慧。
浙江省的学术界、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团体，就曾为将该省建设成为文化大省的问题举行过专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探讨了当前发展文化产业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研讨会从文化的定义问题，到建设文化大省与发展文化产业的关系问题，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和观念革命。在报道所列的研讨会所讨论的十四个问题中，有纯粹理论的探讨，有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有对传统文化与文化现代化设计关系的探讨，有对文化发展与法制关系的探讨。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研讨会也认识到了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如何重塑“浙江精神”的问题，这应该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类似的问题也值得其他地方借鉴。文化精神问题与文化经济是互动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的概念。
可贵的是，学者们注意并肯定了从口号“建设文化大省，发展文化产业”到“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的转变。这一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克服了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本末倒置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倾向，也克服了人们潜意识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错误认识，而这一倾向显然是从过去一段时期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来的，带有旧时的痕迹。
二
一个普遍认识到的问题是体制改革问题。体制是关键。有了好的体制，没有人才可以有效地培养和吸引人才，没有资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有效地进行融资和吸引投资，更会走向良性的循环之路。
随着上个世纪最后十年文化产业的实践和理论认识的发展，要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解决的、而且应该尽快解决的是体制问题，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就体制问题而言，又是以“人”为核心。如今年年初湖北省委有关领导在一次与著名艺术家座谈时提到：文化体制改革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为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现在不但要靠感情留人，还要靠体制留人。这显然是根据历来工作经验的总结，并使之提高到了体制的层面，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
文化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首先要与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其次是文化体制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环境。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应始终不可忘记世界趋势、全国形势、本地实际，以及与各地差异，甚至包括本地不同文化行业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见，有一系列问题，深入进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变“养人”为“养事”、变“办文化”为“管文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对待和协调发展等，都是目前已经认识到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问题。总之，只要体制为人们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很多的方法人们都在尝试。如文化产业商会，就是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2003年8月13日武汉市工商联(总商会)文化产业商会成立。该商会成立后，即以此为龙头，带动社会上的大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好的项目将到沿海地区招商。商会还筹划了文化一条街项目，并与北京收藏界老字号荣宝斋开展合作。效果如何不好妄下评论，但这种努力却是很有意义的，反映的是体制的进步带来的变化。
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有很多省市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较大成功。如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市，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有“总体方案”，对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问题”还进行了很多的理论探讨，并且能够把当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WTO的背景下去思考，而其工作又是结合具体的文化企业实际的。
三
另一个应被重视的是区域文化产业的特色问题。特色不仅是形象，有时更是生命。目前有关的区域文化规划中，大打特色牌，是一种值得关注、研究和赞赏的做法。强调特色、营造特色、突出特色，显然是对以往在自发状态下的发展成功的总结。现在在有关决策部门的规划下，必然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特色，提供了广阔前景。
在强调特色发展方面，云南等地做得比较好，其成功经验值得人们借鉴。云南将发展文化产业定位在“民族文化”，这是根据其当地实际而确立的准确定位。众所周知，云南的少数民族种类之多在全国是少见的，其奇山异水也多为他处所不及，因此该省的文化产业都是以此优势和资源而展开的。无论是具体项目还是品牌，都大打民族文化的牌，强调其独一无二性，“人无我有”，甚至可以将其带有这一特色的项目和品牌展延到其他地区。政府将其当作贯彻当地政府意图发展经济的重要任务来抓，措施得力。克服了云南平均人口文化水平低下、资金有限、交通不便等等弊端，其实践说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产业不仅可以获得长足发展，甚至可以成为当地发展经济的最亮点。
对于这一系统工程，云南当地也是分头落实、逐步推进的。近年来，为了推动民族文化工程向前发展，他们在全省开展了“三个一”活动，即在全省25个少数民族中，要创作生产出代表本民族艺术水准的一歌、一舞、一曲。并且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仅以丽江为例，就先后推出纳西古乐、歌舞剧《丽水金沙》等作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多样性的尝试，还体现在杨丽萍的《云南映象》中，这种原生态歌舞剧经过市场化的包装运作，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给人以很多启示。这些虽是在政府规划之外所取得的成功，但无疑打的也是特色牌。
类似的强调特色，浙江省在认识上就强调大打文化名人牌。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曾先后养育过汉代王充、宋代沈括、陈亮、叶适，更有过王阳明、刘宗周、王士祯、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秋瑾、蔡元培等等，这些人所代表的学派、思想和文化成就，不仅是留给现代浙江人的一种现实遗产和资源，更是一种精神财富。而对这样的背景，凡是可以发扬的他们会继续发扬，凡是相对落后的地方也可以给他们以激奋的力量。浙东的一些地区如绍兴，在此方面就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宏观文化的基础建设，起到的是示范效应，营造的是一种文化的社会氛围，为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实际上，就各地的文化特色而言，大多都是可以追寻的。笔者认为，特色资源即是优势资源，而优势资源也同样可以变为特色资源。只要注意发现和培育，打特色牌并不难。关键的是要善于发现，若把不是特色的当作特色来宣扬，只能落得自己鼓吹、自己欣赏的结局。
四
看来与观念变化同时要注意的观念变化本身所出现的问题。在认识到文化产业的认识发展有上述可喜的进展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所出现的与之相关的有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大多是伴随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而有的则是与我们历史上一贯的思维相联系。我们这里主要结合目前一些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纲要，看看其中出现的若干倾向性的问题。
1、面面俱到，有千篇一律之虞。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从纲要的格式到语言，从口号到目标要求，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的方面认识较为深刻，而这方面是大家的共识；有的方面认识片面狭隘，显然又是与当前的发展趋势相违背的。举一个例子，在这些规划制定者的眼中，纳入其视野的只是一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单位，而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情况的急剧、多样化的变化情况，并且没有为将来未知的发展预留下足够的空间。
此外，文化产业的发展本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有些问题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有些则不行，还必须以国际和全国的情况为前提。这也是要预留足够发展空间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这个系统工程还涉及到投融资、文化中介、文化市场方方面面，而在一些文化(产业)的发展纲要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政府所能够顾及到的方面，而政府顾及不到的方面显然存在着很大漏洞。
2.贪大求全。这也是一些论证报告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的通病。文化产业具体要落实到文化企业的努力，而对一个地区、一个文化企业或一个文化企业群来说，最根本的是产业特色。美国洛杉矶地区的文化产业最著名的是电影业而不是其他，就是明证。求大求全，多头出击，不仅仅是军事战略上的大忌，同样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大忌。必须要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性，才能做好区域文化产业。现代国际上的文化产业集团，很多都是超级“航空母舰”，要参予和它们的竞争，必须尽最大可能地集中优势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突出特色。若是四面出击，必遭“十面埋伏”。以省为单位制定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要建立“文化大省”，以市为单位制定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要建立“文化大市”，当然也不乏要建立“文化大县”呼声，一时间“文化”被吵得漫天价响。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我们一些学者和部门的浮躁倾向。
一些地方在总结本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之一是，甚至将本地的文化产业发展门类不全也当作一件莫大的憾事，缺了某一项就要对某一项进行“大力扶持”，非要将其“做大做强”不可。孰不知这样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尤其是对中小规模的县市来说，危害就更大。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产业规模小、产业链不长、产品档次低、产品没特色这些弊病，就是命定了的。
再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市县，在制定规划时也强调要发展本地的现代广电传媒产业，并且决心似乎很大。这种观点使人听起来仿佛有隔世之感。孰不知广电传媒业讲求的是规模效应，而当地的广电业还属于单纯的事业单位性质，几乎是在没有竞争的状态下生存的。
过于强调人无我有，人有我全，完全忽视了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些在报告中好看的口号和豪言壮语，在实际工作中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规划落空的问题，还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可见规划对于实际发展的重要性。
3.缺乏广泛论证。一些发展规划是在少数学者研究和论证中产生的，没有经过广泛的讨论和论证，而少数学者的论证本身就有偏颇，是很不完善的，所以虽经政府部门发布，但其权威性仍不是很高，在社会上和业界的影响力仍是十分有限的，其实施的可行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学者在论证和分析中，更多地看到的是本地的优势，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这些所谓的优势是微不足道的，但放在当地的小环境下看就极容易被放大，而问题是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对象是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
就以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分析为例。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分析无疑是对的，但在我们所看到的有关研究报告和文化产业规划中所看到的都是过份强调本地的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这实际上仍是传统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思维和修方志中的强凑地方“八景”的做法。孰不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同样是这种文化资源和条件，由于观念和体制没有转变，多年来捧着金饭碗没饭吃的情况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很多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只要我们注意把握，就会在相互的学习和促进中共同进步，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作者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6、古代文化要如何继承与发展
古代文化不可逐渐消失于现代化进程中。那么古代文化要如何继承与发展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古代文化要如何继承与发展
现代化大潮的冲击，让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了古代文化的重要性。于是极力保护和弘扬它们。在物质文化方面当被问及为中国的什么感到自豪是许多人的回答是 ，长城、四大发明等。可是我们弘扬它们的目的不在于标榜中国在历史上多么强大与辉煌 ，因为这是一段逝去的荣耀。而在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创幸福的道路奠定基础，这也符合文化本身的定义：一切可以增进人类幸福的行为
在精神文化方面，古代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对内的交流与对外交往提供了一种理念，一种解决矛盾的途径。
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外树立一种形象。全球化的滚滚浪潮，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化价值趋同的背景下，古代文化是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感、归宿感的最后一道壁垒。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日本人的唯一标志。灿烂悠久的古代文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尊重自己民族的古代文化，合理开发和利用古代文化这个重要资源，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民族性的消亡，只有那些既能够适应全球化，又能够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古代文化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发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反过来说，越是世界的就越是需要具有民族特色的古代文化。
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一个民族古代文化的独立性，确认古代文化的民族身份就显得日益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源，才能辨清今后的发展方向;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脉，才能泽惠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根，才能切实把握中华民族的命运，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举个例子说近几年的孔子学府就是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的表现，避免某些国家窃取他人文化，但这不能盲目，我觉得孔子学府的成立带有着一种性质，所以现在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就很少了。古代文化对化解人类面临的矛盾冲突及人生面临的种种困惑能够提供有益有价值的帮助在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五大冲突，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由这五大冲突，造成了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以及价值的五大危机。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时时刻刻在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困扰者我们每一个人。
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和危机，我们很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到答案，而中国古代文化恰恰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帮助。古代文化所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群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心灵世界的和谐关系，和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古代文化是天人合一之学、是人际和谐之学、是身心平衡之学;中国古代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真、善、美的人生境界，它所注重的是生命的存在问题、个人的德行问题、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因此，它是生命存在之学、是道德践履之学、是理想人格之学、是内圣外王之学、是安身立命之学、是人生智慧之学。如关于对待物质利益的态度，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认为富与贵，都是人们所希望得到的，但是，对待物质利益，不可放纵欲念，没有节制，而要做到“欲而不贪”，要掌握中和适度的原则，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更不能见利忘义，损人利己。
古代文化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大思想大智慧，它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生死、富贵并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道德学问的提升、人生境界的升华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古代哲学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不朽”的三件大事，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作为人生值得忧虑的大事。主张道德自律、修身养性、慎独，它要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寻找一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要在功名利禄、醉生梦死的世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孔颜乐处”。在古代文化看来，只有寻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本，才能实现平治天下的宏伟目标，因此，我们说，古代文化不在于一种有限的、狭隘的功利之用，而是一种人生之妙用、人生之大用，它对于慰藉人的心灵，变化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纯洁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开阔人的视野，都有极大的帮助。
中国古代文化的当代价值，最主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价值。中国人民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古代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我们有过汉唐盛世，但也有近百年的屈辱史。这不能归罪于中国的文化，而是由于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腐败造成的。现在的中国情况与历史上的中国迥然不同。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代如此有条件认同并发扬改造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个复合体，不是儒家一家。讲哲学当推道家，讲逻辑当推墨家，讲战争当推兵家，讲种田当推农家，讲法治当推法家，当然，讲伦理道德首推儒家。在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把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作为重点，并提出弘扬祖国古代文化精华的问题。
文化一词是什么意思
"文化"乃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此语出于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谓文，就是指一切现象或形相。天文就是指自然现象，也就是由阴阳、刚柔、正负、雌雄等两端力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错综复杂、多采多姿的自然世界。
所谓人文，就是指自然现象经过人的认识、点化、改造、重组的活动就称为人文活动。
人文活动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是认识的层次，第二个是运用的层次。
对一切已存在的自然现象加以观察、认识、了解，使之凝定为确定的知识，便是初级的人文活动，也就是前引易经文中的"文明以止"的意思(使天文被照明而且贞定为知识)。这一级的人文活动，其目的与意义是为进级的人文活动作基础作准备。
进级的人文活动便是运用由初级人文活动中所凝定的种种知识来为人生服务。这种服务也可以分为两层，一层是单纯为增加生活的方便而作的，如先民耕田以食、织布以衣、架木以居、斵轮以行，以至 当今所有的工业产品，都是人利用知识而将自然物的存在结构加以改造、重组而运用出来的。这可以说是一种以实用为重点的服务。
至于在实用之上的另一层服务，我们可以称为以彰显意义为重的服务。那就是利用这些自然物或人为加工物为代表与象征，以呈现出一套套人所独具的生活方式。这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就是所谓礼仪，包括种种法规制度、风俗习惯。
例如饮食，除了果腹的实用目的之外，我们还可以同时藉以表显精神上的意义。如当与人共食时，藉让食、劝食等以联谊互敬;当一人独食时，藉洁其粢盛、谨其举措来对越在天;或者，藉种种自定义的戒规以自律(如佛徒之茹素)，藉特殊食物以怀古(如端午节粽子)。乃至单纯地藉食物精美制作，进食的优美仪态以表显人文的丰盛。凡此都足以显示人的生活，实能超越一已的封限而具有无限扩展延申的意义。这种能指向无限的特质便是人文活动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称为进级的人文活动。 这种能赋予一切自然物或人为加工物以意义的活动是一种有有创造性的活动(此有异于上帝的创造而别称为道德创造)。这种形态的创造便称为"点化"。他一方面点化了人的生命，使人即于衣食住行的自然活动中，扩展拓深而顿时具有丰富充实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也点化了一切被人所用的物，使它在自然效用之余，同时也因参与了人的创造活动而成为亦具无限意义的礼物。于是人的自然行为化为礼行，自然秩序化为道德秩序。此世界不但因人初级的的人文活动(认知)而自黑暗进至彰明;且因人进级的人文活动(点化)而自无心进至有情，当进至有情，但是不但因人我因遂其相通而合一，人物亦因同于此浑融的情意中而合一。人不但能敬人爱人，也能敬物爱物，人物都不在我之外，此即王阳明所谓"心外无物"，亦即孔子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世界到此合一无外的境界才是一个圆成的世界，而此圆成则是有待于人文活动的点化而后成功的。因此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约称之为"人文化成"，或更约称之为"文化"。
于此，我们乃可约述"文化"一辞的主要涵义，即：它是特指一种进级的人文活动其目的在点化人的生活中及一切生活中所涉及的外物，以使之具有无限的道德意义。
以上是"文化"一辞最核心的涵义引自君友会王爱君文集。若放宽一些，则一切人文活动，包括初级进级，都可称为文化。若在由此延申，更可不克指这种人文活动本身，而直以一切人文活动的结果，即种种自然现象经人认识、改造、重组后的状态，所谓人文者，称为文化。此时所谓文化，即不再具有活动的创造义，而只具有静态的客观存在义。 [3]
按：文化一辞，近世以来亦用以翻译英文之Culture，二者内涵亦略可相通。Culture源于拉丁文Colere，原意乃指人之能力的培养及训练，使之超乎单纯的自然状态之上。至十七、八世纪，此一概念之内涵已有相当的扩展，而重再指称一切经人为力量加诸自然物之上的成果。即：文化是指一切文化产品之总和。此相当于前文所述之最后一层引申义。总言之，西方观念中之文化较偏于指人文之静态的客观存在，而较不重于指活动的创造义，由缺乏中国传统中最为郑重的道德化、精神提撕一重意涵。
7、用辩证否定观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但不能离开中国既有的文化土壤和条件，而且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环境和营养。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推进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形式是多样的，但核心系统是思想，即以儒家思想为主，通过融汇吸收各家思想和外来思想文化，而形成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
第一，站在世界的高度看中国，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超越。这就是说，要把中国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站在世界的高度，视野宽阔了，就不会囿于传统而固步自封，也不会因世界变化无穷而不知所措，而是冷静辩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历史局限，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文化选择。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有一基本出发点，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中国典型的封建制相适应的，其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守旧的传统观念形成了尖锐的对照，这就决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进行辩证分析，这是基本出发点。中国传统文化要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应该站在世界的高度对待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彻底否定，也不能全面复兴，只能是对优秀传统实现弘扬超越。所谓弘扬，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继承性，弘扬就是不割断历史，而是尊重历史、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它充分体现出民族的历史继承关系。二是选择性，弘扬不是全面复兴，一定要有所选择，不能让封建腐朽的东西在社会上流行，也不能让优秀的文化传统丢掉。三是时代性，弘扬不是原封不动地复古，而是将传统中的优秀成果为新的时代所用，解决好古为今用的问题。所谓超越，是指在弘扬的基础上超越。超越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创新性，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东西，一定要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二是超越性，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既包含着优秀的成果，又包括传统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不仅作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也在现代社会中产生影响，只有对传统的负面效应进行系统清理，才能超出古代的圈子，实现时代的跨越；三是前瞻性，文化的进步性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前瞻性，前瞻性就是前瞻未来，把传统、现在与未来连接起来，在超越传统的基础上，面向世界与未来。对于关系到人类未来的世界性课题，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进行解释和阐发，是前瞻性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可以焕发这种前瞻性的意识。总之，弘扬超越作为一种整体性思维，是讲站在世界的高度看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弘扬，在弘扬的基础上超越。
第二，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看世界，实现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主动参与世界文明进程。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民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实现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就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外来的东西做出符合中国特点的选择。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文化礼仪之邦：有着近四千历史的优美的汉字，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灿若星辰的文学之秀，浩如烟海的古籍图书，众彩纷呈的哲学思想，悠久富宏的教育传统，绚丽辉煌的艺术成就，丰富的农林牧渔水利经验，卓越领先的科技理论及发明创造，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丰富精湛的医药卫生知识及技能，珍爱生命的养生之道及体育传统，出奇制胜的军事权谋，五光十色的宗教文化，以及建立在这些文化科技哲学基础上的强国兴邦爱国爱民的治世经验、仁爱礼义的人伦道德规范、崇德齐贤高风亮节的情操修养……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博大，内涵丰富，底蕴深厚，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承传优秀的文化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继承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读《论语》，一读就是六年。”1938年10月，他在延安特别叮嘱全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可以预言，中华智慧必将而且正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儒家文化的核心——伦理道德精神、社会伦常、天道自然观、人性修养，被东方诸国所尊崇。《论语》被称为东方人的“圣经”，被尊为日本工商界的“圣经”，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所著《论语加算盘》一书，提倡道德经济合一论，成为企业家们的必读书。王阳明（宋明理学集大成者）的心学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中都被作为精神的源泉和动力，影响着一代代东方各国政治家、企业家的思想，连《菜根谭》这种普及读物也被日本借鉴为商业经典。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医学、军事权谋学等等也极大地影响着世界，中医中药已成为世界医药学的重要部分，日本、韩国的中药已占领了世界市场的主要份额。世界许多国家的军校都要开设孙子兵法课。至于“四大发明”，古代的许多科技发明，早已被外国人接过去发扬光大。……外国人尚且如此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热衷于“中为洋用”，我们华夏子孙，不好好地承传这宝贵的遗产，多么可惜！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反对那种一概否定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说得一团漆黑，斥之为腐朽陈旧的过激行为。但是也不主张一古脑儿因袭照搬。正确的态度是批判地继承。毕竟，由于丰厚而沉甸甸的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积淀下来的，自然会烙印上一些统治阶级的意识，会渗入一些剥削阶级的观念，所以，我们在了解、吸纳承传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的原则。比如说，儒家学派所提倡的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在今天，就要实行“拿来，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挑选，占有”的原则。
（一）解读中国传统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文化。它包括儒、墨、道、法、佛等，以儒家文化居主导地位。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核心思想是“仁”。主张仁爱、入世、忠君。
基本准则：“仁”，“仁”的核心是“爱人”，主张忠恕、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基本规范：忠、孝、礼、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基本手段：以德服人、以德治国
墨、道家：核心是“无我”，主张避世、重道轻器，小国寡民，回归自然。
法家：以荀子为代表。主张法治。
佛家：主张出世，修心养性，以世无争。
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朝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建立了以儒家
为核心的中国封建伦理思想体系。
2、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封建关系及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文化系统，
重德治轻法治，重社会轻个人，重内在超越轻外在形式、重人伦轻自然、重道轻器、崇古
重老、重教轻法等特质。
3、中国传统道德在人生修养中的精华所在：
（1）“以修身为本”。《大学》开篇明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
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
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
为本。”
（2）反身内省。《论语》曾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而不习乎？
（3）主敬，慎独。主敬：敬畏也，内心存德，不敢放纵；慎独：独自一人情况下，亦能按
道德准则办事。
（4）存心修性，清心寡欲。保存与扩充人性中本有的善端，不致被物欲引诱所掉失。
4、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封建的愚忠、愚孝，有利维持封建统治。
片面强调人的社会性，扼杀了人性和人的个性。
5、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借鉴意义
（1） 它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基础。
（2） 它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乃至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它对于扭转社会风气、保证社会的有序运作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4） 它是大学生进行人生修养的重要课题。
（二）对西文化的借鉴及批判
1、 西方文化主要流派及观点
（1）宗教文化：
基督教是西方影响最大的宗教文化。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赎罪论。把“爱、信、望”作为
人生的基本原则。主张仁爱、信仰上帝、把希望寄托在来世。
（2）合理利己主义：
代表：爱尔维修。基本理论是“人性论”。
主要观点：1）“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所以人本质是利己的；2）人和社会是不可分离
的，所以个人的自爱利己亦应符合社会利益，为了满足个人的自爱本性，必须把个人利益
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约束自己的私心。
（3）功利主义：
代表：边沁、葛德文。以感官的苦乐作为判断道德的准则。
主要观点：1）给人带来快乐、幸福度越高的行为，其道德价值就越高；2）人是利己的，
利他是达到利己目的在手段。
2、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西方文化具有重个人轻社会、重人的自然属性轻人伦关系、重
法器轻德教、重利轻义等特质。
1）可借鉴之处：强调人的个性发展，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才；以利为核心，有利于刺激经
济的发展；强调人性，有利于尊重人和对人的人文关怀。重视法、器的精神，有利于建立
法制社会和科技的发展。
2）要批判之处：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纵情恶欲的人生观；冷漠的人伦关系；弱肉强
食的霸权主义。
8、儒道互补的儒道互补的现实意义
人生难得，不知多少机缘的凑合才会产生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又需要家庭的抚养，社会的培育才能成才，所以人生不可虚度。如何认识人生，如何度过人生，这是一门大学问，无边无涯，深不见底，同时又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有不同的见解和选择。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应当是一种较佳的选择，因为它是一种大智慧，其妙处在于指导人们在现实与超越、前进与迂回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从而保持自我，使生命有后续力。
按照儒家的“尽性之说，一个人应当把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潜能，包括德性、才智和情意，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尽可能去帮助他人发挥其潜能，还要推动万物各尽其用。这便是《中庸》所说的“尽己之性而后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尽物之性”。性之所有，大小侧重各有不同，不能要求一律，但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儒家主张“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事情的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因素为人力所不能支配，所以不能强求。“天命”是指人生所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故人事未尽不可以言天命。按照儒家的人生哲学，人们应当积极地对待人生，利用一切条件去学习、深造、修养，使自己在“仁、智、勇”诸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并以此为出发点，主动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关心他人，关心群体，为大众做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成己成物”。
不过人生又是一个艰难跋涉的旅途，不仅道路迂回曲折、千难万险，而且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如果急于求成，或者事事求好，或者固执强行，必然到处碰壁，一身烦恼，弄不好会走向悲观主义，放弃生活。所以人的性情一方面要主动求进、刚强不屈，另一方面又要舒缓从容，柔韧难折，这就需要道家的智慧。道家智慧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其一是有所为必有所不为，不仅要学会争取，还要学会放弃。《淮南子》说:“辞所不能而受所能”，有所放弃才有所收获，这与老子“欲取固予”的智慧也是相通的。其二是顺应自然，因时制宜。事情经过努力仍未成功是由于机缘未至，不妨退一步等待，直到水到渠成，而不强行妄为。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这句话应牢牢记住。其三是保持超脱潇洒的心态，对于世事看得开放得下。同那些日常的是是非非保持距离，在做生活的主人的同时也不妨做个旁观者，站高一步，对事物采取“以道观之”的姿态。身不为形体所役，心不为外物所使，自得常乐，这样就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道家的生活态度使人的生命富有伸缩性，帮助人去承受各种打击而不丧失生活的乐趣。
儒道兼修，互补为用，实在是一种较理想的人生。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有些事情积极，有些事情消极；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又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精神空间。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儒道互补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用以安身立命，而不必去信奉一种宗教。儒道互补仍将为今和未来的人们提供一种积极入世又富有超越精神的人生哲学，人们将从其中获得教益。 政治是集团利益的集中体现，是现实性最强和斗争最尖锐的领域。当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往往发展成为军事冲突，造成人间的许多悲剧。儒道互补可以提供一种不同于斗争哲学的政治理念，它主张用高度理性化的智慧去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以造福于人类社会。
儒道互补的政治理念，首先在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提倡分工协作，各得其所，使政治管理回旋于有为和无为之间。政治管理必须有所施为，现代社会管理尤其需要管理者日理万机，全身心地投入。按照儒家的理念，管理者要“为政以德”(《为政》)，关心民众疾苦，实行仁政，使民众富裕起来并受到良好教育。是否管理越多越好呢?并非如此。按照道家的理念，政治管理又必须“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也就是说管理者不专断不包办，其职责是为民众创造发挥才能的良好环境和社会保障，这样民众自然就会各在其位，各谋其职，各尽其才，形成共同管理、共同参政的局面。
其次，在国家、民族、集团之间，提倡通和之学。儒道两家都反对侵略战争和以强凌弱，主张和平友好。儒家提倡“和而不同”(《子路》)、“和为贵”(《学而》)。儒家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因此人们应当有一体之爱。王阳明说:“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大学问》)，人们不仅应该爱同类，还应该爱自然万物。人们之所以彼此隔膜和敌对，是由于得了病，才“麻木不仁”。道家提倡慈德，坚决反对战争。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三十章)，“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三十一章)。又说:“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道家认为“道通为一”，世界上的事物本来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彼此依存，不应人为加以割裂。
儒家的“和”，既反对“斗”，也反对“同”，它主张多样性的和谐。为了和，必须沟通。中国近代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学》)，用道家的“通”解释儒家的“仁”，所谓“通”，是指开放、交流、沟通。仁爱通和之学最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今人类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信息、交通的发达，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地球村，国家、民族、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开始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所以在处理国际和族群间的争端时，必须用仁爱通和之学来取代斗争哲学，开展对话，促进沟通，淡化宿怨，实现和解，此外人类没有别的出路(参看牟钟鉴:《宗教在民族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人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包括具有价值体系和审美功能的哲学、宗教、艺术，也包括十分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现代科技文化在提高人类素质和生活的同时，又使人类外向化和工具化。现代人可以拥有汽车、楼房、电脑，但难以拥有真情、纯厚和青山绿水，这是令人悲哀的。这里需要两个平衡:一个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一个是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平衡。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事实上科学属于工具理性，它是造福人类的手段，却不能解决意义世界的信仰失落和道德滑坡，科学的成果被用于不正当的目的，还可以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儒家重人文重教育重亲情的文化精神，可以纠正科学主义带来的人情淡薄、人心冷化的弊端，恢复理想、信仰、道德的尊严与热情。人文主义当然是好的，它可以促进文化的繁荣。但是过多的人为，过度的人情，过重的教育和过繁的法律法令又会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纯朴真情的疏离。道家重自然重质朴重回归的文化精神，又可以弥补偏面的人文主义带来的人情拖累和生态恶化的弊端，恢复人性的纯朴和优美的环境。儒道互补可以在这个重理轻文、重物轻人、重现实轻理想的现代社会，为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找到一个健康的方向。人类必须重视儒家的“仁义”理念，和道家的“自然”理念，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这种文明包括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人文生态要求人性内部的德性、才智、情感的平衡，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然生态要求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自然界自身形成生态链条之间的良性循环。下个世纪的人类应当借鉴儒道互补的文化理念，走出一条新路来。
9、中国在经济体系转型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
据报道，前不久开始，世界各国媒体纷纷以醒目的标题和突出的位置发表相关报道，称中国在经济体系转型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点赞共 产 党带领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报道称，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位，近年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经济体系转型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
还有报道称，让发展中国家深感鼓舞的是，中国承诺到2020年彻底消除贫困，过去5年，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反腐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等工作都取得了成效，其力度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成绩深得民心。
中国在过去5年里，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不断取得的显著成就，无疑让人们对中共思想体系的兴趣越来越大！
10、历史老师应该读的书籍
历史教师必读书目
1.彭明《五四运动史》
2.寿彝《中国通史》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4.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
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7.吕一民《法国通史》
8.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2009年
9.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三联书店，2010年
10.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杨奎松：《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3.张鸣 著《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4.钱乘旦等：《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15.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16.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17.冯玮：《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18.张荫麟：《中国史纲》新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版
19.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
20.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1.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华书局，2008年版
22.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
23.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4.王立群：《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5.张鸣《摇晃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