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全球化对南北方经济贸易有哪些影响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国家经济体制，它反映了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也给当前国际关系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 1.促进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系统正在逐步形成。各国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争端和摩擦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零和、输赢规则已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非零和及双输、双赢规则取代，要么一损俱损。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时客观要求相互沟通。协调与合作正在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就与经济全球化这一因素密不可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冷战结束之后两国关系麻烦不断，一度曾面临严重危机。但是，由于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美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急需开拓国外市场，因而，中美间的经贸关系仍迅速发展。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对中国的直接出口为美国提供了30多万个就业岗位，双边贸易至少为美国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经济上的互惠互利推动着两国间的接触、对话不断发展，双方搁置分歧，增进了解，加强协调，扩大合作。两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元首频繁互访，并设立首脑热线，及时就全球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中美两国还在资源、能源、环保、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2.对南北关系产生双重影响 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剥削与控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首先南北关系长期以来的紧张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过去南方对北方的单向依赖已变成双方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南北经济交往的规模和密切程度空前增强。彼此都认识到，只有保持南北双方和谐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地运行。双方都在处理南北关系时表现出务实性和灵活性，放弃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其次，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新的发展机遇，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南方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南方国家之间要求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呼声很高。 从消极方面看：（1）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便利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无国界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它要求国家减少干预，甚至出让部分经济决策权，由全球协调和仲裁机构去实行。从理论上看，主权让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对等的，而且都可以共享。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便利，单方面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在发生危机时又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增大了发展中国家承担风险的概率。东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钻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的空子而引发的，这本身就是出让主权的结果。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紧急援助贷款，又是以发展中国家出让主权，放弃亚洲发展模式为条件的。有的东南亚国家把这一模式称为“新殖民主义”。所以，南北关系的实质依然是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 （2）扩大了南北两级分化和贫富差距。市场经济就是实力经济，其成果按实力分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同而所得相差十分悬殊。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财富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1997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资料显示，1965年，世界上7个最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7个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19倍，而到199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8倍。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还有13亿人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全球还有1亿人每天在挨饿，15亿人上不起学。 （3）使南南合作面临挑战。七八十年代，在77国集团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南方国家组织的主导下，南南合作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一度被视为南方国家摆脱北方的经济控制，走上自主发展之路的根本途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南方国家间经济实力有限，经济结构趋同而缺乏互补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经济上存在互补性的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金融新秩序的新的“游戏规则”的制订。这又要求首先加强南南合作。 3.推动区域内国家联合 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各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小国，都希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又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有着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国家就通过区域内国家的联合，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加强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近年来，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增多，60年代只有9个，70年代发展到28个，80年代有32个，到1997年达107个，共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有的还参与了多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 地区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促进地区范围内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区化的经济组织是以承认成员国主权平等为前提的，发达国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比较注意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且，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规范，这就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利于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 二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为了给本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或者为了增强区域集团的实力地位，往往还注重加强其他方面的合作，从而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美洲国家组织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调解了厄瓜多尔和秘鲁长达50多年的边界争端，两国议会都表示无条件地接受保证国提出的解决有争议领土的方案，这是在地区一体化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范例。西非经济共同体也成功地化解了长达9年的利比里亚内战。 三是有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来巩固其成果，这就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步向政治一体化发展。地区政治一体化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例如：建立于1967年的欧洲共同体，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1995年扩大为15国的欧洲联盟，盟内生产总值达到7.5万亿美元，占该年全球生产总值23万亿美元的1/3，首次超过美国该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26万亿美元。欧盟成为与独霸世界的美国抗衡的一大力量。政治上，1991年12月，共同体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政治联盟和经贸联盟条约》（简称马约），向建立全面超国家一体化的欧洲联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7年10月欧盟15国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促进了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1999年1月1日，欧盟中的11个成员国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统一使用欧洲单一货币——欧元。这标志着一个新欧洲由理想初步变成了现实，它将大大增强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并进一步冲击美国经济和它的世界霸权，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亚洲东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场、非洲的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在成为影响经济政治的重要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世界的主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7]。展望世界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它对国际关系还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应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把握当前国际关系的种种特点，趋利避害，抓住机遇，促进我国的振兴与发展。
2、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话，简单的说,就是经济结构单一,人才资金匮乏,处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弱势地位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
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
为巩固政治独立，二战后相继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都把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放在首位。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顽固地维持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利用其掌握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从而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仍居于从属地位。这种依附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生产领域，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国际分工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原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个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等方面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而且，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推行经济霸权主义主要工具的跨国公司，在不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同时，把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使它们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加工厂”和“装配厂”。过去单一型的传统分工，转变为一种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最高层，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底层。
在技术领域，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对技术研究和销售的垄断，造成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国家在技术转让中，不仅严格限制向发展中国家当地公司转让先进技术或关键技术，或者设置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商业惯例条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而且还常常索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据统计，在世界已注册的约500万项专利权中，发展中国家只占1％。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控制世界技术转让的80％，其中美国约占50—65％。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中的垄断地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索取300—500亿美元的购买专利权费用。
在贸易领域，西方垄断资本极力操纵国际市场，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规定种种歧视性的贸易壁垒。目前，各种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已达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严重的不等价剥削。1980年至1989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下跌33％，仅1989年就损失1065亿美元。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对象又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这就使它们在贸易上处于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
在国际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不仅在货币制度上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中完全处于无权地位，而且，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政府贷款，国际多边机构贷款和国际商业银行等形式，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处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银行还在发展中国家广设分支机构，力图操纵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
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量，使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贸易逆差、损失惨重。据联合国有关资料，在双方的贸易中，以1980年发展中国家单位出口价值（以美元计价）为基数，1988年下降为83，而1988年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额为6791亿美元。仅此一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就达1150多亿美元。从进口看，以1980年为基数，1988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单位价值指数却上升为106.2，而当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为6391亿美元。也就是说，由于进口价格的上涨，发展中国家为此要多付出370多亿美元。两项合计，发展中国家损失了1520亿美元。
外债加重，资金倒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材料，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急剧增长。积欠的中长期外债由1972年的992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亿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债1972亿美元，总计12397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11.5倍。由于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居高不下，使发展中国家为此支付的利息负担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还不足25亿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亿美元，增加了32倍多。并且从1983年起，发展中国家出现向西方发达国家严重的“资本外逃”。从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国家倒流资金930亿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达500亿美元。仅拉美国家1973至1985年间就累计达1510亿美元，占同期外债增加额的40％以上。出现了“从贫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现象。
外资利润增加。如美国公司1980至1985年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利润率在20％左右。这些利润，一部分用于当地的再投资，一部分汇回本国。80年代以来，汇回本国的那部分利润早已超过这些国家新输出的资本额。
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带来的后果，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从而使它们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将面临着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如区域、集团化的影响；资金流入减少，资金短缺问题难以解决；外债问题严重；科技差距继续拉大；人才短缺与外流；产业结构落后；贸易条件继续恶化；人口增长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继续遭到严重破坏；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等。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激进派提出了中心——外围理沦。这种理论认为：（1）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发达国家）——外围（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体系，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具有依附性，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2）联接中心——外围的经济机制是不平等交换及其价值转移。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了外国国家的大量“剩余”来促进本身的发展，而外国国家却由于“剩余”的流失而造成贫困，所以，发达与不发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两者互为因果；（3）外围国家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因为它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满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它们在经济结构上不可能象独立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工业化。它们越发展，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积极地反抗把它们（指外围国家）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连结在一起的链索，它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换产生价值转移来论证不发达的根源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这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论，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有助于揭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情绪，同时，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
但是，这种理论看不到发展中国家战后历史地位的变化和发展的内部动力，过分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极作用，忽视了生产领域，只是集中在交换领域，把不发达归咎于不平等交换。这种理论未能对全世界的资本积累进行动态的、辨证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看作是“外围”完全依附于“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这种理论在应用方面也比较薄弱，比较简单化。很少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一整套设想，而往往陷于一种简单的逻辑之中：要么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闭关自守；要么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实际上，中心——外围理论是主张切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的。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这种理论缺陷的实质，就是抹杀了殖民地经济和获得独立后的民族经济之间的区别，抹杀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对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及其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
发展中国家要彻底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必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变世界经济中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格局，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改善贸易条件，实现价格指数化；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术转让，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自然资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能对其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据主权原则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要对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的体制和规章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使发展中国家能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过程。为此，必须继续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
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一度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诸如巴西的“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本息为先导，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又相继出现了偿债困难的问题，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为首的拉美国家最为严重。尽管第三世界国家本身、债权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国际商业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危机一直未得到根除。进入90年代后，债务问题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项沉重负担。
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背景，又有现实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内部原因的促成。
从历史上看，它是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直接恶果。长期的掠夺和剥削，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型，经济发展落后，使南北方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运行，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世界贸易和货币金融领域中都居于垄断地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尽管取得了民族独立，但仍未摆脱受剥削受掠夺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7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两次石油提价的冲击。由于油价上涨，需要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费用猛增，债务负担急剧加重。1973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经济帐户赤字只有110亿美元，1974年这一赤字升到376亿美元，1975年达460亿美元。仅油价上涨引起的超额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间就增加了2600亿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进口的借款利息也计入的话，则达3350亿美元；（二）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条件日益恶化。西方发达国家为转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机，在加强对外倾销的同时，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世界银行认为，如果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拉美出口收入减少10％，那么该地区为此付出的代价将相当于它全部债务的年实际利息。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增长减慢，偿债能力下降，1985年，初级产品价格已降到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来，拉美出口商品贸易比价累计下降20％，1986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减少数十亿美元。1986年，16个重债国的外贸顺差总额至少减少了一半以上，从290亿美元降至130亿美元；（三）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主要是国际商业银行提供的。1979年以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致使金融市场利率提高。如美国的利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导致了债务国的债务负担加重。仅1982年巴西因实际利率提高就多付债务利息79亿美元。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的主体是美元债务，高利率形成的美元汇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据统计，从国际范围看，利率每上开一个百分点，债务国一年就要多付40—50亿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圈，这些集团化经济日益表现出的排他性，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战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对付。同时，集团内部资金对流也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巨大的债务难以偿还。
从内部因素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胀及经济政策、措施失当也是引起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一）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处于滞胀状态。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82至1987年，整个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5％。而通货膨胀却日益严重。1982年拉美通胀率47.5％，到1988年已高达223％；（二）对外债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控制。当70年代西方银行界大量倾销“石油美元”等过剩资本时，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以为“良机”已到，错误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偿还能力的大量贷款，尤其是大量的国际私人商业贷款。如拉美各国70年代的外债一般只有几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亿。与此同时，债务国又没有根据偿债额、投资额、利息支付率以及它们各自的长短限期、外汇储备情况等有关因素，对外债进行综合考虑，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科学的外债偿还战略，从而常常顾此失彼，形成借新债还旧债，借新债还旧息的局面；（三）外债资金使用不当，引进项目经济效益差，创汇率低。用外债支持的项目往往是规模庞大而又不切实际的长期建设项目，有的借款项目根本没有形成任何生产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马的三座核电站耗资35亿美元，至今未能发电。从而使债务国中长期外债总额的平均偿还期小于这些资金用于项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债被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间，电视机的进口增加了7942％，化妆品和香水的进口增加了6500％。还有的国家外债管理人员贪污腐化，将外债资金挪作私人不动产或外国证券投资。这样，外债没有给国家整体带来生产能力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形势突变之时，难以应付而无法如期偿还债务；（四）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资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对本国经济和货币失去信心。对债务国来说，债务积累越多，债务危机就愈严重，本国资本外流就越多。本国外流资本越多，国内资金就越匮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债。如此形成恶性借环。据世界银行报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三国外流资金的累计总额分别相当于外债总额的61％、44％和77%。据估计，在过去的几年中，拉美国家的外流资金仍相当于对外债务的一半。
基于以上分析，从本质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经济殖民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已历时10年。其外债形势有如下特点：（1）债务总额急剧膨胀，偿债能力持续下降。1982年，债务总额是8390亿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7％。1990年又突破134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1992将增加到13880亿美元，将比上年增长约4％。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相继出现清偿危机。自1986年以来，秘鲁、巴西、科特迪瓦、赞比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后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利息；（2）债务危机涉及的范围广泛，资源出口型国家负担更为沉重。1970年债务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14个，到1985年增加到63个，年债务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在1970年时根本没有，1985年有16个，1987年达27个。到1989年底，负债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达31个。债务问题几乎涉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3）债务结构显著变化，贷款条件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债务和债权的重点分别由官方债务和债权转向私人债务和债权；二是短期债务增加。由于债务国经济形势恶化和政局不稳，债权国银行对发放长期贷款越来越谨慎，条件日益苛刻，造成长期贷款减少，短期贷款增加。（4）国际债务格局呈现债务国与债权国分布集中的特征。作为债务国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灾区”。拉美国家所欠外债占1989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34％，达4340亿美元，非洲国家同年外债总额也高达2500亿美元，约占外债总额的20％。自198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外债的半数以上集中在17个债务负担最为沉重的国家，它们的债务总额仍在增长，当年应偿还的债务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为41.6％。它们的债务总额一直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半数以上。这两项指标都超过目前国际公认的25％的警戒线。在17个重债国中，其中拉美就占了12个。名列17个重债国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负债额达1213亿美元。债权国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据世界银行统计，1985年在17个主要债务国的外债总额中，美国商业银行的债权比重为24.5％。在对中南美10个债务国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中，美国的商业银行占40％，日本占16％，英国占15％。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卷入债务问题的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这种债务与债权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只要一两个债务国拒付或无法支付，则美国的银行体系首先受到打击，然后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经受动荡，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持续数年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不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情况十分严重，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1）债务负担严重地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70年代，发展中国家借外债是为了发展生产，而80年代，本来可以用于发展生产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于还本付息。从1982年起，竟出现奇特的资金倒流现象，发展中国家不但不能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资金，自己的资金反而倒流向发达国家。1982至1987年间拉美地区资金流失额高达1456亿美元。1988年拉美地区还本付息额为260亿美元，而所得新贷款仅60亿美元，倒流了3倍多。这种情况导致了许多债务国国内资金贫乏、生产瘫痪、金融市场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政治动荡等一系列灾难频繁发生，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2）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对本国落后的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清偿外债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许多债务国不得不把原准备进口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外汇用来偿付债务本息，加上生产投资的压缩，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下降。同时，主要出口创汇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又太低，所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陷入困境；（3）债务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调整。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都确立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发展一些新产业新项目等。但因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偿债，使得有些计划被迫取消或无限期延缓。所以，债务危机不仅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严重地影响着它们未来的经济腾飞；（4）债务危机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债务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无力走出危机，没有发达国家的贷款，既不能偿还旧债的本息，也无法发展生产，甚至不能维持生存。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抗衡发达国家转嫁危机能力削弱，而且，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重新落入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控制的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乘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急需资金之时，以“意向书”的形式向受援国提出种种先决条件，左右受援国的经济政策。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所指出：“外债对主权和我们人民的自决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及发展战略，如降低发展速度，减少借债；扩大出口和压缩进口，以外贸出口提高偿债能力；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及外债外汇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债务国家在80年代后期的财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偿债能力有所提高。但是，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严重的负作用，导致了生产性投资衰退、对外贸易的畸形发展和国内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它不仅威胁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西方国家丧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场。因此，为防止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和维护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先后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所谓“救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政策。相继抛出了“宫泽计划”、“密特朗计划”、“贝克计划”，但皆以失败而告终。1989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计划”，其中心内容是：鼓励商业银行取消债务国部分债务；要求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向债务国提供新贷款，以促进债务国经济发展；提高还债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计划”把解决外债的重点放在债务本息的减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上。这一计划改变了美国过去坚持逼债的僵硬立场，意味着美国的债务政策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严峻的现实迫使美国政府开始承认减免债务是解决债务问题必由之路。尽管这一计划有可能导致民间银行削减贷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尚属疑问，但比过去向前走了一步，给缓解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但也应该看到，美国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目前，减兔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措施，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债务资本化。外国债权银行将自己帐面债务形式折价出售，债券购买者买下债权后，通过当地银行贴现转换成债务国的货币再进行投资。对于债权者的有利之处是：找到了按票面价值运用其贷款的办法。对债务者的有利之处是：顺利清偿了部分债务，减少了债务负担。据统计，1988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资本化了的债务就达88亿美元。但是，债务资本化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负效应：一是加剧了债务国的通货膨胀；二是加强了外国投资者对债务国经济的控制。（2）现金回购，一国按一定折扣以现金购回它的债务。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维亚的债务回购计划。玻利维亚于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购回它的商业银行债务的40％（合3．35亿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类似安排。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这种方式不可能广泛适用。（3）减少债务偿还额。无条件地取消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基金，并降低利率。这种做法目前已越来越多地被债权国所采用。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本身，要摆脱外债的沉重负担，必须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具体措施来扭转被动局面，应力图做到：（1）继续调整改革国内经济结构，大力推行出口促进战略，通过扩大出口来克服债务危机，进而把出口的盈余用于经济发展；谋求外资来源多样化，保持经济发展与偿债能力呈正比关系；从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创造条件提高外资使用效率，促进国内储蓄的提高；（2）发展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力量，改善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借债与还债的条件；（3）开展南北对话，积极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组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跨国公司，组建自己的区域性金融机构，通过南南合作促进债务问题的解决。
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有所缓解如1991年拉国家的外债比上年减少2.1％。但也应该看到，长期形成的全球性债务问题要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债务问题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然而只要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同时努力，摆脱债务困境仍是充满希望的。
3、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加强合作直接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哪一趋势？该趋势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说明了世界经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出现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关系，也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随着世界经济总量的扩大，各国、各地区经济资源配置不断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优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达到更高的水平。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区域内的国际分工寻求扩大经济合作，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10+3”模式与“10+1”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开始步入体制化发展的新阶段。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区别和相互关系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生，我们应当将它看作是国家和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系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它不仅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而发展，并且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而发展。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首先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而世界市场的分割首先是主权的分割。当国际分工的发展要求经济活动突破国界的限制，使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并且使国内市场进一步成为国际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时，需要“国际惯例”和一定范围内的“制度性安排”为国际商务活动提供便利，由于地区性安排较之多边安排协商范围较小，更易实践，也更易成功，所以区域经济合作广受欢迎，并得到加速发展。
2．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并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特别是由政府间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趋势在加强。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世界市场环境的变化，各国对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竞争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国际分工，吸引更多的跨国投资为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繁荣提供条件。地区内各国实施经济一体化措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可以使各有关国家享受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国际分工利益，而且可以通过创造稳定的区域市场环境，提升区域经济吸引跨国投资的能力，保持区域内各国经济和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
3．显然，经济全球化是比区域经济一体化更为强大的一种具有结构性特征的趋势。因为，世界市场的全球化能够造就吸引企业投资环境的基础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世界市场经济的主体一跨国公司的行为和意愿是决定市场走向和市场结构变化的主要力量，也是影响乃至可以成为改变许多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力量。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已经成为刺激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说，目前区域经济更加注重内部合作的趋势是区域内国家应对全球化的一种战略调整，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要求的一种区域性体制安排。
4．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后者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建立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的基础上。但是，尽管其发展动力和实施途径不同，最终都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各个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企业创造更为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范围内的商务活动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辅相成，可以实现两种潮流互动，共同发展。
5．目前的国际经济合作在双边、地区和多边这三个层次上并行发展。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单个国家在应对国际竞争中实施经济措施的效果减弱，需要新的应对力量，所以地区合作和多边合作受到普遍的重视。况且，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都已成为富有成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使区域内有关国家得以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为自身的经济发展谋取利益，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因此，目前的区域经济合作异常活跃。对于国家而言，参加地区经济合作已经成为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必不可少的一种形式。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各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小国，都希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又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有着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国家就通过区域内国家的联合，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加强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近年来，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增多，60年代只有9个，70年代发展到28个，80年代有32个，到1997年达107个，共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有的还参与了多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
地区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促进地区范围内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区化的经济组织是以承认成员国主权平等为前提的，发达国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比较注意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且，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规范，这就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利于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
二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为了给本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或者为了增强区域集团的实力地位，往往还注重加强其他方面的合作，从而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美洲国家组织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调解了厄瓜多尔和秘鲁长达50多年的边界争端，两国议会都表示无条件地接受保证国提出的解决有争议领土的方案，这是在地区一体化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范例。西非经济共同体也成功地化解了长达9年的利比里亚内战。
三是有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来巩固其成果，这就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步向政治一体化发展。地区政治一体化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例如：建立于1967年的欧洲共同体，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1995年扩大为15国的欧洲联盟，盟内生产总值达到7.5万亿美元，占该年全球生产总值23万亿美元的1/3，首次超过美国该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26万亿美元。欧盟成为与独霸世界的美国抗衡的一大力量。政治上，1991年12月，共同体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政治联盟和经贸联盟条约》（简称马约），向建立全面超国家一体化的欧洲联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7年10月欧盟15国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促进了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1999年1月1日，欧盟中的11个成员国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统一使用欧洲单一货币——欧元。这标志着一个新欧洲由理想初步变成了现实，它将大大增强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并进一步冲击美国经济和它的世界霸权，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亚洲东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场、非洲的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在成为影响经济政治的重要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世界的主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7]。展望世界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它对国际关系还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应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把握当前国际关系的种种特点，趋利避害，抓住机遇，促进我国的振兴与发展。
4、世界矿业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此文系本书作者和鲍荣华合作。原载《中国矿业》2004年第13卷第1期
摘要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矿业的全球化，近年来世界矿产品贸易普遍大幅度增加，矿业投资在全球化范围流动，跨国矿业企业并购浪潮此起彼伏，发达国家鼓励本国公司到海外勘探开发矿产资源，发展中国家纷纷改善矿业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勘探、开发本国矿产资源。
关键词 世界矿业；全球化；趋势
1 经济全球化促进矿业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主流。经济全球化促进矿业的全球化，由于矿产资源在地域上分布不均衡，只有国际化才能实现矿产资源最佳配置。同时，因为矿产资源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来源，所以矿业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矿业生产要素将流向质优价廉的矿产地。
矿业全球化表现为：矿产资源跨国勘探、开发，矿产品跨国加工和销售，矿业公司跨国并购和上市，矿业资金跨国流动，大型矿产勘查和开发项目多国多家公司联合投资以及矿业信息国际共享。
（1）矿产品贸易全球化。
近年世界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总体上呈大幅度上涨趋势。如：1997年比1993年，世界主要铁矿石、煤、硫出口量，分别增长了近18%、37%、28%。1999年比1993年，世界铝、铜、铅、锌、锡、钾出口量，分别增长了29%、68%、83%、51%、53%、15%。磷酸盐岩1998年比1993年出口增长了17%。
同时，世界矿产品的贸易增幅远大于产量增幅。2000年世界矿产品贸易量比上年增加了42%,1999年比上年增加15%，而同期矿产品产量的增幅只有3.5%和2.0%，可见用于国际贸易的矿产品占产量的比重在加大。例如铁矿石世界贸易量占产量的比重由1998年的43%，上升到1999年的45%。
（2）矿业投资全球化。
矿业投资全球化的主要趋势是矿业资本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向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流动，即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南非、英国等向全球数十个发展中国家流动。
近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本国找矿难度增大，成本增高，矿业受环境保护制约和土地准入的法规限制越来越严。因此，他们到某些勘查开发投资环境好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矿产勘查活动明显增加，最近10年内预计有数十亿美元用于亚太地区的矿业开发。
（3）矿业服务的全球化。
有资源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在标准、规范、矿业权评估、资源评价、独立勘查地质学家、矿业经纪人、劳务合同公司等领域与国际惯例接轨，努力实现矿业服务的全球化。
2 世界矿业集中度提高
（1）跨国矿业企业并购浪潮此起彼伏。
矿业全球化的发展，使矿业公司之间的竞争加剧，为了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营成本，加强核心业务，提高国际竞争力，矿业公司兼并浪潮席卷全球。
金属矿业公司经过1992～1997年大规模兼并之后，自1995年以来，并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1998年全世界金属采矿和冶炼业用于并购的费用超过25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最大的一宗铝业公司并购金属交易是美国铝业公司（Alcor）以46亿美元并购其美国同行——铝生产商Reynolds。另外两大并购事件均发生在铜业部门。据统计，1990～1999年，交易额在2500万美元以上的全球基本金属业公司兼并案合计达135件，交易额共计278.2亿美元；金业公司的兼并案达146个，交易额共计283.15亿美元。最大的矿业公司BHP公司和Billiton公司于2001年3月9日完成合并，涉及案值280亿美元。
（2）矿业产业集中度提高。
矿业生产集中度提高。根据瑞典RMG 1997年对世界矿业公司的排名，32家矿业公司的矿产产值总额占全球矿产总产值份额的50.38%，在这32家公司中，有6家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矿业公司。
根据总部设在斯德哥尔摩的原料集团公司（RMG)2000年统计，目前参与世界矿业经营活动的公司约有8000家左右，但矿山产量的大部分仅由少数几家公司控制。在世界50强大矿业公司排行榜上，最大的25家公司中，美、加、澳、英和南非的发达国家的矿业公司就占19家，其控制产量占25家公司总产量的78%。
金属矿产控制程度更高，4家公司控制西方总产量的75%;10家公司分别控制西方国家铅和锌总产量的58%和51%;10家公司控制70%的铝土矿、铜矿和铬铁矿的产量，及60%的铁矿石产量和镍产量。
煤炭生产的集中程度也在提高，如美国，1976～1993年，煤产量由6.21亿吨增至8.56亿吨，增长37.8%；而煤矿数却由6533个减至2475个，减少62.1%；每个矿的平均产量由9.5万吨提高到34.6万吨，12个年产1800万吨的公司的总产量占全国的41%。
矿业勘探投资也比较集中。1999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勘查投资预算占全球总预算的39.5%。1998年加拿大矿业公司勘查投资占全球矿业公司总勘查投资数的37%，美国占17%,澳大利亚占9.5%，南非占3%，英国占1.3%，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主要（包括秘鲁、智利、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等）占15.2%。
3 发达国家鼓励本国公司到海外勘探开发矿产资源，发展中国家纷纷改善矿业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勘探、开发本国矿产资源
长期以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努力实施全球资源战略，鼓励本国公司到海外勘探开发矿产资源。其意图就是为了获取廉价、优质的矿产资源，扩大对全球资源的控制能力，保证本国资源供应，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1）建立专门机构支持对外矿业投资。
有些资源贫乏的发达国家，通过组建专门机构，大力推行“技术援助、经济援助及合作计划”，为矿业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全方位支持，并通过“以合作求发展”的战略，与国际投资机构、与有欧美背景的跨国矿业公司及资源公司加强合作，大力推进跨国矿业公司以不同方式广泛地参与全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如：前西德联邦地质调查所（BGR），与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合作，现已成为德国在国外进行探矿活动的中心。日本建立了金属矿业事业团，以对探矿事业开展必要的贷款工作。法国的地质矿物调查所（BRGM），是金属和非金属资源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该所在国内外的事务所有30多个，工作人员达2000多人，其中国内研究人员约有900人，该所费用主要来自政府的委托费。另外也从民间企业委托的勘探活动中获得资金。
（2）通过财政、金融、税收、保险等多种手段，全方位鼓励矿业企业的跨国经营。从政治、外交等不同角度支持和促进在海外建立矿产资源供应基地。
如前西德曾拨给联邦地质调查所4000万马克进行国外调查，此外还拨给技术合作费用约3000万马克，以支持联邦地质调查所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调查和技术合作。加拿大政府对矿业提供低息贷款、投资建铁路、公路等。
（3）对国外勘探实行投资保险制度。
由于矿产资源生产国政治形势和经济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使企业开发国外矿产资源具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矿山建设周期长，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前景的不易估计，这都会影响民间企业对开发国外矿山的积极性。为此，一些国家政府采取了投资保险制度。
如：前西德在20世纪70年代与49个国家签订了两国间的保护协定，保证在国外的企业，在国有化的情况下也能自由经营。这一政策已成为德国企业在国外积极进行开发活动的支柱。
（4）实行部分矿种探矿补助金制度。
日本、法国和英国都曾经实行部分矿种探矿补助金制度。其中日本补助19种，联邦德国补助除石油、煤炭以外的矿产，法国只补助铜、铀两个矿种，英国补助有色金属矿。
（5）矿业融资。
通过融资取得矿业勘探、开发资金，是国外矿业公司的普遍做法。在草根勘探阶段，可进行私募，即依靠个人或基金会的自有资金募集少量资金进行踏勘，各方按事先约定分享权利；当找矿有一定前景时，可进行证券融资；以有一定找矿前景的矿权为基础，经咨询公司认定其找矿价值，按风险资本上市的要求，通过证券市场融资；还可以通过出让部分矿权，换取勘探开发资金。
（6）改善投资环境。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个别地区实行有效的政策吸引鼓励外来投资。1975年以来，随着整个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面对本国矿业开发资金缺乏、管理工作混乱、技术落后等诸多困难，它们采取各种措施吸引私人资本及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开发本国矿产资源。
改善矿业投资环境的主要做法有：修改矿业法、降低矿业税收、简化勘探开发行政审批程序、加强公益性地质调查和信息服务、扩大外商可勘探开发的资源范围等。如：阿根廷把投资鼓励和矿权管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矿业法规。它远远超出了传统矿业法的范围，包括税收优惠、外汇管理、投资保证、争端解决、海关法规、优先雇用东道国公民和培训职工、优先由东道国供应材料、劳务、运输和动力，以及防止矿业公害等内容；这是一种更有效的促进矿业投资、发展本国矿业的适当办法。通过这些措施，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地区1999年吸引了西方矿业公司固体矿产勘查投资的51%，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25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吸引了近2/3的世界大型矿产开发（采选）项目投资，其中，拉美地区占一半以上，其次是亚洲、非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