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一个比较深奥的问题，什么叫做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要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希腊开始谈起。
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和如今不同，它是众多城市的一个集合体。每一个城市自行管理各自的事务。不过，希腊首都雅典当时是群中之首。早在两千多年前，雅典就有了所谓“人民统治”的民主观念。但是拥有选举权的仅仅限于男子，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成人男子可以投票选举自己城市，也就是雅典的领导人。
欧吉斐博士是公民社会问题的专家，他解释了古代雅典民主的特点：“在雅典民主中已经包含了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秩序的理念。不过和当代民主相比，它的最大区别是，古希腊时代，人们还没有独立权和独立自治的观念。他们认为，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由城市赋予其市民的。” 这些权利不包括妇女、穷人、奴隶以及驻在雅典的外国人。不过，古希腊提出的公民权的概念却是十分重要的。它意味着，权利，不仅仅把持在帝王将相的手中，就像其它许多古代文明社会那样。当然，公民社会的理念在另一个古代文化中也得到发展，那就是罗马。
理念的形成
公元前七世纪的罗马，还是位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村落，不过，在几百年后，罗马成为鼎立于世界的洋洋帝国。到了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军队已经统治了欧洲西南部、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而罗马人的许多灵感都是从邻国希腊人的政治和文化中获得的。其中之一就是公民社会的理念。罗马人也像雅典一样，只把公民权授予一少部份人，那在当时看来是极大的特权和荣耀。开始，先是罗马的居民，然后才逐渐扩大到整个罗马帝国的范围。
罗马公民不能选举他们的领导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享有某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实际上，英语中的许多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词语都是从拉丁文而来。比如，CIVIL公民这个词，就是从拉丁文中的CIVIS公民而来。英语社会一词，也是从拉丁文的SOCIETAS借用过来的，连拼写都所差无己。意思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一个群体。那就是社会。
欧吉斐博士解释说，罗马和希腊人有很多共同的理念：“希腊的成就是巨大的，而罗马的成就更为辉煌。不过在公民理念上，这两个文化都承认，它是人的本性中都有与社会交往的需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秩序的需要。他们都认可人的社会和政治属相。不过，他们所定义的公民权利是要由政治统治者所赋予。”
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欧洲人的政治与社会理念，是个人自由及权利观念的基础。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衰落下去，以分裂的小国取而代之。从那后，又过了一千多年，才又出现社会理念的新突破。
剧烈变革
十五世纪之后的意大利，人们又重新唤起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兴趣，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开始，其中，也包括了对公民社会理念的重新认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几百年里，欧洲出现了巨大的科学进步，同时也出现了战争与冲突。哲学家们用心良苦地构思勾画出一套有关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理论。以十八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为例，皇权被推翻，并由人民选举了民主政府。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军队就是唱着这首歌跨越欧洲大片地区，传播自由与民主思想的。虽然，法国民主革命失败，但是，主张由人民主宰自己事务的理念却将持续下去。
史学家路易斯博士说，在当今剧烈变革的形式下，「公民社会」的理念再度时髦起来，这就足以反应人们担心动荡的心里：“人们开始在想，我们如何才能把社会力量聚集在一起呢？于是，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从那时开始，人们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并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向传统提出挑战。”
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新发现，人民对传统的挑战日趋明显。在英国人们开始向政府提出各种疑问。其中之一就是贩卖奴隶的问题。
反奴役运动
压力团体＜国际反奴役运动＞的奥尔德解释说，他们是在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之后才取得成功的：“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国际反奴役运动，经过了五十年的努力之后才见到成效，英国通过了第一个反奴役法律，禁止英国军舰被用作贩卖奴隶的工具。”
英国反奴役运动的成功为其它国家树立了一个样板，使人们看到，普通老百姓可以团结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人们在推进反奴役运动过程中首次借助议会制度。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要争取建立反奴役立法，那么就应该首先说服每个议员。所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们便开始了游说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克拉克森了。他是反奴役运动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骑着马从一个社区走到另一个社区。据说，一年下来，他平均要跋涉四万多公里。．．．渐渐地，形成了游说活动的传统。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反奴役运动也趋于高涨。一首家喻户晓的黑人歌曲，在美国南部的非洲裔黑人中极为流行它表现了受奴役的人们对自由的渴望。
美国反奴役运动所采取的方式同英国类似：会议、书籍、传单、报纸广告游说演讲以及向政府施加压力等等。不过，在是否废除奴隶制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进而导致了美国的南北战争。
从1861到1865年，经过了四年的长期斗争，北方获胜，一八六五年，美国在法律上正式废除奴役制。不过，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现象仍然司空见惯。而且，直至今日，人们仍然能看到许多公民社团在为实现社会平等的目标，弃而不舍地持续奋斗。
理念的扩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民社会」的理念不断扩展，同时也得到进一步升华，以至天赋人权的理念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人权标准。也就是说。不论肤色、种族、和宗教信仰多么不同，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在废除了奴役制之后，又出现了更多的社会形态和制度，比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在集权社会里，在统治者所强调的集体主义的招牌下，个人的权利被忽视，甚至被剥夺。在二十世纪里，「公民社会」团体又再次展开了同集权主义的斗争。
人们需要一个空间，他们首先需要有一块地方，使他们能集思广益和提出反对意见。「公民社会」就成为他们赖以实现上述目标的途径。因为在集权政治里，老百姓没有集会的地方，所以，「公民社会」就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至今，「公民社会」的理念已经演变了两千多年。从西方到东方，世界各地都有人在为推进「公民社会」的理想而做着不懈的努力。
2、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贝克文集
编辑导读内容简介本书试图将全球化的多重价值、多种含义及其不同领域引入到上世纪末那场举步维艰的全球化讨论中，并进行阐述和评论；它将揭示各种思想陷阱并建议如何尽可能规避这些陷阱，但最主要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拓展政治上应对全球化的视野。作者在本书中重点要解决的是两个简要且棘手的问题：什么是全球化？如何从政治上构建全球化？尽管自本书德文原版面世已十年有余，但全球化轰轰烈烈的发展恰恰印证并实践了作者的观点和建议。作者简介本书目录前言第一部分 导论一、潜在的纳税人二、在世界经济和个体化之间民族国家丧失了主权吗？三、全球化恐慌：一场迟来的讨论第二部分 什么是全球化？领域、分歧及其界定四、开拓世界视野：全球化的社会学(一)社会学作为理性的秩序力量：社会集装箱理论(二)跨国社会领域(三)全球化的逻辑、领域及后果五、跨国公民社会：世界主义视角是怎样形成的？(一)小结：“方法论的国家主义”及其反驳(二)象征性策划的集体抵制：世界公民的主动性和全球亚政治(三)多地婚配：个人生活领域中全球化的突破口(四)如何实现文化间批评？六、世界社会的雏形：不同的视角(一)第三类文化还是全球公民社会？(二)世界主义民主(三)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四)世界风险社会：现代樊笼正在开启(五)作为非民主合法政治的世界社会(六)前景：跨国国家第三部分 全球主义的曲解(一)世界市场?形而上学(二)所谓的自由世界贸易(三)经济上面临的问题是国际化而非全球化(四)风险戏剧(五)作为革命的无政治(六)单向思维神话(七)对灾难思想的批判(八)黑色保护主义(九)绿色保护主义(十)红色保护主义第四部分应对全球化(一)国际合作(二)跨国国家或“相容主权”(三)按资分配(四)教育政策的新导向(五)跨国企业家是非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六)公民劳动联盟(七)继大众汽车出口国之后将出现什么？新的文化、政治、经济目标定位(八)经验文化、短缺市场和社会自我更新(九)开放的企业家与自主的劳动者(十)反排斥社会契约？七、欧洲作为应对全球化的方案八、前景：欧洲的巴西化精彩书摘
3、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有区别吗？
有,前者总体素质水平高于后者.
4、《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pdf下载在线阅读，求百度网盘云资源
《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徐贲）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资源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yvIX1xZ1AK69dmEuE9eMw 密码：bfra
书名：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作者：徐贲
豆瓣评分：8.5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9-3
页数：429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你在意你周围的公共文化吗？怎样的公共文化才能让人生活得更有尊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公民们应该如何在民族国家内的公共生活中维护人类的共同尊严？
本书以公共文化为文化批评的具体对象，通过全球化和民族认同的一些议题，来关注公共文化的核心问题——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不仅涉及直接可见的生活现象，更触及背后的制度分析和批判。
20世纪人类经验承载了太多的蔑视和无尊严。
我们看到，隐藏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凶残和野蛮可以多么轻易地把人的无尊严确立为一种当然的生活方式。阶级的、民族的、政治差异的互相敌视和酷烈斗争、暴力残害和制度性压迫、以消除某种人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法则，这些都在蔑视和嘲笑人类的完整存在。在人种的、民族的、阶级的或政治集团的强者眼里，自然和历史是不同情弱者的，弱者必须灭亡。他们的结论是，人类不可能以共同的完整存在来判断是非和美丑，人类必须以虚无和绝望来接受道德地狱的未来。
全球正义拒绝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地狱之门打开之后, 全球正义也还是要坚持重申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类的共同尊严。
目录
前言
绪论：从公共生活看全球正义和公民群体认同
第一部分全球化和全球正义
第一章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
第三章全球化中的市场和民主
第四章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第二部分社会正义和国族认同
第一章正义和社会之善
第二章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
第三章 从惩罚到权利的法律正义
第四章正义、非正义战争和群体认同分歧
第三部分全球化中的公众和公共生活
第一章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第二章公民新闻、公众和公共政治
第三章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第四章保护弱者、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
第五章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
第四部分全球化中的群体生活和公民社会
第一章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第三章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第四章公民社会和新全球伦理秩序
第五章全球化、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徐贲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另著有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5、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各国各地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形形色色的国家主权观应运而生
完整的近代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生而形成的。此后，民族国家便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民族国家建立在众所周知的三要素之上：领土、主权和人民。直到现在，这样的民族国家仍然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中心，因而也是人们政治想象的基本依托所在。然而，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对领土、主权和人民三要素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国家理论与政治现实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全球化挑战主权国家的现实，必然地导致了人们对传统的主权国家观念的重新思考，传统的国家理论因而也受到了严峻挑战。在民族国家遭受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后，许多新的国家观和国家主权观便应运而生。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上，至少出现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新国家主权观。
1）“民族国家终结论”。 鉴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公民认同所构成的挑战，一些学者直接就把全球化的过程定义为“非民族国家化”的过程，认为全球化正在消除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一致性。
2）“国家主权过时论”。 一些学者断定，传统的国家主权已经开始彻底崩溃，国家主权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国际政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经来临。
3）“国家主权弱化论”。许多学者指出，国家主权遭到了全球化的强烈冲击，国家主权已经被严重地削弱了，它不再具有先前的那种绝对性和至高无上性，但国家主权依然存在，远没有消失，也没有过时，在国内政治生活和国际事务中依然处于核心和基础的地位。
4）“国家主权多元论”。一些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尽管依然存在，但它不再具有传统的那种绝对性，它变得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国家主权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变得真正的多元化，它同时向两个方向转移和让渡，一方面对内向国内的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转移，另一方面对外向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转移。
5）“国家主权强化论”。 与当代各种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和国家理论截然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的终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全球化不仅没有削弱民族国家的地位，没有使国家主权消失，没有改变国家主权的性质，甚至也没有使其弱化；相反，国家主权的属性和功能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
6）“世界政府论”。一些学者相信，全球化为世界政府奠定了深厚的现实基础，也使“世界政府”和“世界社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必要，也更加具有现实条件。
7）“新帝国主义论”。新帝国主义是传统帝国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最新发展，是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所谓新帝国主义，实质上指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无视国家主权的客观存在，在通过全球化过程进行经济扩张和金融垄断的同时，想方设法将其文化价值、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以“主权过时”、“反对恐怖”、“国家失效”等为名公开谋求国际霸权。
8）“全球治理理论”。在当代西方的各种新国家主权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是全球治理理论。基于全球化进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这一认识，许多学者主张，一种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全球秩序已经出现，传统的国家间合作或国际合作应当向全球治理转变。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以下5个：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对象或客体，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
二、国家主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纵观形形色色的国家主权理论，我们不难看到，虽然它们之间的观点各不相同，有些甚至相互对立，但绝大多数理论的背后，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影响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已经对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国家主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根据我们的研究，从总体上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至少正在从以下8个方面改变着民族国家的主权。
1）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 一些重要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开始深度超越各主权国家的传统边界，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进程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特别是联合国及其所属的各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了突破性的拓展。国际组织权力的加强与国家主权的削弱，是同一进程的两个不同侧面。
2）跨国公司不仅操纵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全球市场和跨国组织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是相冲突的，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客观上都要求冲破领土和主权的束缚。当国家的领土疆界和主权性质与资本的全球要求相矛盾时，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组织就会想方设法使国家的主权要求从属于资本扩张的要求。
3）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在世界范围内，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政治发展趋势之一，便是政治上的分权化。这种分权化从两个方向对通常集中于中央政府的传统国家权力进行分流。其一是纵向的权力分流，即传统的国家权力开始明显地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分化。其二是横向的权力分流，即国家权力的多元化。
4）国家的传统职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削弱。作为经济全球化基础之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国家原来对市场的调节和管理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跨国组织，在世界市场面前民族国家往往变得无能为力。诸如跨国公司的设置和投资策略、全球金融市场的规制、在全球劳动分工和资本缺乏控制的背景下单个国家的税基等问题，都难以完全由民族国家单方面决定。
5）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 全球化几乎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纳入到国际政治经济紧密联系的进程和全球的互动网络之中，那些自我封闭的国家几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受到外部因素的直接影响。对内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成为民族国家政治发展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任何国家，即使是十分强大的国家，在就重大国内事务进行决策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国际环境对这些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决策对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6）全球问题的增加使得国家权力的边限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变得模糊。 全球化使得一些原来的国内问题成为国际问题，反之，一些原来的国际问题成为国内问题。所谓的全球问题涉及到生态保护、动物保护、疾病控制、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控制，等等。所有这些全球问题同时也是个别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国内问题。作为国内问题，任何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管理和处置，它不受外部力量的干预；但作为全球问题，每个民族国家在处理它们时又必然受到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制约，必须与国际社会共同担负起全球治理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的传统边限就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7）民族国家的认同遭到了危机。民族国家认同是人类社会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政治认同，它是公民政治支持、政治服从、政治忠诚和政治归属的基础。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传统、文化、价值产生了强烈冲击，有时甚至直接影响到国民的身份和利益，从而使得许多国民产生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使得更多先进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性，日益获得各国人民的认可和接受，开始出现一种所谓的全球认同。
8）全球化正在重塑国家的自主性。 全球性与自主性是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相互对立但相互依存的属性，全球化在产生全球性的同时，也制造着自主性。全球性表现了同质性，自主性表现了异质性。自主性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对全球性的一种抗体。全球化并没有消除国家的自主性，相反它凸显了国家的自主性。然而，全球化正在赋予国家的自主性以新的意义，社会的自主性逐渐开始取代国家的自主性。
三、国家主权仍是民族国家的基础和最为重要的政治权利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确实受到了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同样清醒地看到，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仍处于核心的地位并且起着核心的作用，国家及其主权的基本功能并未消失。在我们看来，民族国家在可见的将来不仅不可能消失，而且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国家主权仍将是民族国家的基础和最为重要的政治权力。
概括地说，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依然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一，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 国家的政治权力在全球化时代急速地对内对外同时分流，越来越多的非国家组织开始分享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政治权力，所以权力主体比以前明显地增多了。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国家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国家相提并论。
第二，领土仍然是划分国家的基本标识。 全球化确实催生了大量新的政治社群，并且使各种政治社群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但是民族国家仍然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政治社群，它与其他所有政治社群之间的界限相对说来依然最为明晰。特别是，在区分民族国家的所有标识中，领土仍然是最重要的标识，捍卫国土安全仍然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职能。
第三，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 即使撇开领土这一民族国家特有的标识不论，在区分政治社群的其他标识中，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也仍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人类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当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其他政治认同发生冲突时，国家认同仍然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国家仍然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归属，也仍然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效忠对象。
第四，国家的公民权仍然是最重要的成员资格权。 随着政治社群的迅速增加，人类个体各种各样的成员资格权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其作为民族国家成员的资格权，但是这种民族国家的成员资格权即公民权或国民权仍然是人类个体迄今最重要的政治权利。
第五，国家利益仍然是根本的政治利益。 全球化的过程确实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利益调整和利益分化过程，但这一调整过程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国家利益至上”这一民族国家的普遍原则。从国家内部来看，其他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仍然是所有国家的基本准则。从国际社会来看，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第六，国家仍然是正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组织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分享更多的权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在国内层面，国家仍然垄断着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从而依然是法定规则和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在国际层面，民族国家是其中绝大部分重要国际规则的主要参与者，而且只有当民族国家参与这些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实质性地支持这些规则在本国的实施时，这些国际规则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使得国际政治生活中“无国家的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现实。但是，这些非国家组织或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其实是对国家间组织的一种补充，它们不能完全替代国家间组织的作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间组织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国际社会的众多行为主体中，民族国家仍然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
第八，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国家的作用甚至有所加强。 就其一般趋势而言，民族国家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确实明显弱化，但国家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是不平衡的，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民族国家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
四、发展起一套应对国家主权挑战的战略策略
正是因为一方面全球化确实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及其主权仍然具有核心的价值，所以，如何应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挑战便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增进国家利益，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发展起一套应对国家主权挑战的战略策略。
在我们看来，这套策略应当遵循以下思路。
第一，深化对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相互关系的研究，根据我国的特点和国家利益，形成中国自己的全球化战略和全球治理战略。要正确看待全球化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一方面，要看到全球化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其国家主权的性质和要素，以及实现主权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任何国家都必须顺应这种变化，而不能躲避这种挑战。另一方面，同样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操纵者和全球化规则的主要制订者，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则处于被动的地位，其国家主权特别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伤害。因势利导地积极迎接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而不是消极地对抗和躲避这种挑战，是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唯一正确方向。
第二，深入分析当代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和国家主权的各种观点，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和国家主权理论。这样一种新的理论，必须充分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充分吸取各种合理的理论观点，具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主导者，全球化的性质、特征和利弊在西方国家展现得更加充分。身临其境的西方学者对全球化的经历更长，感受更丰富，对全球化的利弊也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他们对全球化的各种观点对我们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西方学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毕竟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使他们怀着最虔诚的“价值中立”动机，做出最客观的分析，也难免某种潜意识的片面性和偏见性，如不少学者不自觉地体现出来的那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所以，一种全球化理论和国家主权理论，若没有充分吸取发展中国家学者的观点，它就不可能是全面的。此外，一些西方学者的全球化理论和主权理论直接或间接地是为其政府的对外政策服务的，一些国家也正是利用了某种全球化理论、全球治理理论或主权理论来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的，对此，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和针锋相对的措施。
第三，想方设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强国之本，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途径。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根本所在。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的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国防力量，是增加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其他要素也变得日益重要，例如，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储备情况，政府的合法性与凝聚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主权，仅有经济的和军事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的、文化的和道义的力量。
第四，继续加大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积极发挥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国家主权的结构和功能在全球化挑战下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国内政治权力和国际政治权力的重构过程。正像全球化过程一样，国家主权的重构过程对于民族国家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应对失策，国家主权就将受到损害，而应对得当，国家主权就会更加巩固。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与国际社会合作，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在全球治理中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作用，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捍卫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全球治理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实际需要，是目前唯一可抗衡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现实选择。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和平等的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所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当在全球治理中主动肩负更多的道义责任。
第五，改进政治教育的方式，增强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公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公民效忠国家的基础，也是爱国主义的基础。传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正在遭受全球化的强烈冲击，应当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及时调整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的方式，改善政治社会化途径，培育和强化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培育与全球化要求相适应的政治认同，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充分吸收普遍的人类价值，将它融入传统的政治价值之中，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要将爱国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爱国主义的基础是国家利益至上，但是，国家利益与公民的个体利益及人类的普遍利益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从根本上说，它们应当是统一的。所以，热爱国家并不必然排斥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和超越国家的人类利益。最后，要引导公民将其国家认同的重点，首先放在民族国家的政治价值、法律体制、传统文化和根本利益上来。
第六，建立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全球化时代也是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国家安全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的安全战略应当做相应的调整。领土安全已经远不是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人才安全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因此，我们应当有一种新的整体国家安全观，除了维护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国防安全以外，也把降低金融风险和经济依赖、保障战略资源储备、保护战略人才、弘扬民族文化、维护生态平衡、保证物种安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等，提高到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的高度，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信息、资源、人才、生态等多个方面增强国家抵御全球风险的能力，保证我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独立自主。
总而言之，全球化确实已经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国际政治的权力格局正在处于重构之中，国家主权的内容和形式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维护国家主权的策略也必须做相应的调整。继续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民族的凝聚力，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树立新的整体国家安全意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巩固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根本之路。
6、全球化对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有何影响
无可否认，全球化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全球性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技术革命，正在推倒各国的经济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整体。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并从物质和观念两大方面对包括个人、组织、民族和国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产生着重大影响，进而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1]也迫使所有政府和社会为了适应这股席卷地球每个角落的变革浪潮而进行自我调整。
在这股来势汹涌的浪潮面前，有人提出，在全球成为一个大市场的前景下，民族国家将不复存在，全球将成为一个“无国界的世界”[2]但这种观点忽视了国家政府依然强大的现实。的确，全球化给民族国家的存在提出了疑问，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系列规则至少使各成员方的贸易规则和政策趋同，但民族国家并不仅仅以经济为存在的基础，国家成员对疆土边界、共同的生活方式、共享的文化的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更重要的基础。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行为虽然受到大量国际规则和因素的制约，但国家的作用也并不会因此而式微，实现国际间各领域合作的基本单位仍然是国家。当然，国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毋宁说，民族国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过程，各国政府正在通过改革相关的观念、制度、结构和政策而以新的职能定位在全球化时代展现出新的面目。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各国政府首要面对的就是公共管理的变革。
一、全球化为公共管理提出的挑战：
（一）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在世界大市场上，为了获得最大收益并为本国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每个国家都希望其它国家对自己的贸易壁垒越少越好，但在各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之上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政府，而武力不仅不能促进贸易，相反，只能阻碍贸易。所以，各国之间就必须做出努力，通过谈判达成某些一体遵行的规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WTO的一系列规则。因此，平等的谈判、协商和遵行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基本游戏规则。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只要是受规则约束的成员方，那么，就必须遵守基本游戏规则。而对基本游戏规则的遵守必然反映在该国的内部制度和管理上。也就是说，由各国共同制定并同意的旨在促进贸易的规则实际上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约束，使各政府在本国进行管理的时候，不能不受这些国际规则的制约和平等精神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对各国的管理理念基础和管理结构提出了重大挑战。
（二）全球化实际上造成权力和权威中心的非唯一性，从而使国际治理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特点。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公民个人有充分的技术资源来获得政府不可能控制也不可能审查的大量丰富的信息，从而使公民个人在信息的拥有上与政府相比至少不处于劣势。实际上，大量的似乎无穷尽的信息和新鲜事物的出现就已经使政府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招架、无法应对，更遑论对公民个人的信息获得来源与数量、种类进行控制和审查了。由于全球化以科技和知识信息为主要依托，政府运用科技对知识信息的掌握程度就成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面对纷繁无穷的知识信息，政府在国内的治理中需要寻找合作者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有效管理，而合作者正式公民社会当中的各种组织和个人。实际上，从知识和信息角度看，国家的公共管理已经不可能维持以往那种政府单一中心的格局和权威，毋宁说，政府只是多个管理中心中的一个相对的核心，与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其他管理中心并存。因此，深受全球化影响的国家内部的公共管理也不可避免地将随之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特点。
（三）全球化过程一旦启动，就具备了不可逆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跨国的流动和联系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紧密。并且，世界市场对资本、人才的优化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将越来越不受国家、政府的约束，而更多地依赖于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形成、正在形成和将要形成的各种民间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也是对国家的控制力的一个重大挑战。如果对此无动于衷，或者仍然采取压制或限制措施，则容易造成国家与由公民个人构成的社会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所以，改革管理模式以适应和运用跨国流动和联系，也成为国家在管理层面面临的现实挑战。
全球化带来的还不仅仅是这三方面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还将会出现各种我们目前难以预料的挑战。而与全球化相关的绝大多数挑战都首先要求国家层面的有效回应，特别是国家在公共管理层面的有效回应。
二、我国公共管理现状分析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公共管理从理念到体制结构和具体的管理行为实际上形成了官僚体制为中心的轻视公民的总体特点，造成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缺位，这一方面继续造就政府在管理中的全能主义惯性，并增加政府管理的成本；同时，公民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对政府管理的依赖性也丝毫不减，缺乏公民意识。所以，我们的政府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公共管理负担仍然在加重，难以对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各种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分析，从而做出有效的决定来应对纷繁复杂的环境变化和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又造成公民参与管理无门，在参与热情与参与冷漠之间游离。同时，更深地涉入全球化过程又意味着透明度等国际规则对我们国内公共管理的制约和极大推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公共管理应该如何应对呢？
7、全球化对环境有什么不利影响吗
英盛观察为您解答：全球化对生态环境(以下简称环境)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相互交织、颇为复杂。一方面全球化加重了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全球化在为中国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为减少全球化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充分利用全球化对中国环境的积极作用，我国必须走“内外兼修”的路径：对内，必须探索和实践一种适合中国的有益于环境和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外，要通过国际合作广泛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莱维特(Levitt)于1985年在《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首次使用“全球化”一词来概括1985年以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从那以后，全球化成为人们概括资本、技术、资源、信息、劳动力等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重组、配置而导致全球经济和社会日益融合化、一体化现象最常用的词汇。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有很多具体的表现形式，包括以资源、投资、劳动力、技术、贸易、消费的国际流动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以知识交流、观念互动、信息共享、技术流动为特征的知识全球化，以国际协议和机构为平台开展的治理全球化，等等。不同表现形式的全球化对改进人类总体福利提供了很多机会，也产生了很多挑战，在环境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
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对环境的影响有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而且二者相互交织、颇为复杂。一方面全球化加重了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
(一)全球化对环境的消极影响
1 扩大了环境危害的范围。自由贸易拓展了人类攫取资源的范围，扩大了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如，木材的国际贸易对热带雨林的损害;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的非法国际贸易对生物物种生存的威胁;贸易范围的扩大使异地物种侵入他乡，导致当地物种及生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丧失;国际贸易的发展还增加了大量有害物质、危险化学品的交易而引发跨国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风险。
2 加剧了全球资源消耗，加深了全球范围内环境和生态危害的程度。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是以更快速度的消耗更多的资源和能源为代价的，对化石燃料、土地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影响尤其突出。如，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源开采和产品运输的大量增长，使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迅猛增加，大量占用有限的农业用地和植被占地;导致对化石燃料的消费大大增加。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水平之下，资源的大量消耗将不可避免地加剧环境破坏。
3 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很多不利影响。全球化通过三种方式导致污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利的环境影响。一是通过全球化的投资和生产，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等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美国39%的高污染产业已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日本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也已转移到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二是通过国际贸易使废弃物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具备劳动力优势，废弃物处理费用较低，同时环境标准较低。废弃物国际贸易既有合法交易，也有非法交易。合法的废弃物转移，如果处理技术水平不高、管理不严，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二次环境污染。而随着废弃物转移数量和需求总量的逐年增加，非法废弃物或有毒有害废弃物的进口也屡禁不止，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三是在自由贸易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消耗型产品。由于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通常过低及环境污染没有真正计入企业成本，就相当于用其资源和环境作为代价去补贴国外消费者，而把大量污染留在国内。
(二)全球化对环境的积极影响
1 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及环境污染控制能力。知识和技术的全球化流动能促进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由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治理能力。首先，多数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针对出口市场，其对产品质量的较高要求促使企业应用更清洁、更高效的资源和能源新技术，能在投资国起到一定的环保示范作用。有些跨国企业大量开展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活动，其“溢出效应”对改善投资国的环境保护有很大贡献。其次，通过货物和技术的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可直接引进发达国家更清洁高效的生产和环保技术设备。这两种方式一方面从源头极大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推动环境污染末端治理，从而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治理水平。
2 能提升全球的环境保护意识。技术、观念、文化和信息的全球流动，提高了国际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西方发达国家较早遇到了环境和生态问题，较早反思自己的教训，在资源和环境管理方面已度过了学习曲线的缓慢进展阶段，不断形成并发展了一些核心的价值观和科学理念。而一些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也有自古传承的优秀的自然与环境理念。知识和观念的全球化传播和相互学习，促进了全球环境意识的提高。同时，在全球环境组织网络的带动下，在全球公民社会环境运动的促进下，全球环境保护意识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3 为环境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了条件。全球化使环境信息收集、处理和流动更加便捷，促进了环境资源信息共享，为决策者把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创造了前提条件。全球化生产和贸易刺激了创新技术的传播和对旧技术的替代，促进了清洁生产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的传播。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采纳更清洁更环保的生产方法的动力和渠道，促进人们使用新的环境管理工具和政策。
4 推动了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第一，推动了各类环境保护组织大量涌现，促进了全球性的环境运动。第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环境合作的方式、深度和范围都有很大发展，形成了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环境组织、跨国公司之间国际和区域全面环境合作网络，并建立了以全球峰会、多边环境谈判、国际公约协定、全球环境基金、全球环境监测和评估系统、环境管理标准(IS014000系列)和生态环保标志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环境保护制度体系。
二、全球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全球化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提供了发展机遇。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600多亿美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20%。同时，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在环保意识、环保技术和全球治王单等方面为中国的环境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人们通过中外思想观念交流，增强了环境保护意识，学习到了先进的环保理念和技术;外商投资、国际贸易等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清洁生产、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设备;全球化推动中国积极参与环境全球治理，使中国在提高本国环境保护能力的同时，更有能力为改善全球环境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目前，中国就环境可持续性而言，2005年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33位;就环境绩效而言，2008年在149个国家中排名第105名。废弃物进口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作为资源供给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每年从美国、西欧各发达国家进口数千万吨的废弃物。其中废旧塑料进口超过1000万吨;全世界每年产生的约 5000万吨以上的电器和电子废品中有70%以上被运到中国。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但却带来了环境污染。有关专家对废弃物贸易的研究发现，许多进口废物在中国经过再生处理后的产品往往又运回发达国家，没有起到补充国内资源不足的作用，付出的环境代价只换来微薄的利润。另外，重化工产品的大量出口加重了国内环境污染。以焦炭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2～2006年的五年中，中国出口焦炭共计8586万吨，在目前焦炭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下，生产这些焦炭排放的二氧化硫至少达30万吨以上。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污染物排放。以钢铁为例。钢铁是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排放产业。 2002～2006年，中国共出口钢铁1.6875亿吨，按照中国目前钢铁产业平均技术水平，生产每吨钢排放二氧化硫3.6公斤，共排放二氧化硫60多万吨。再以成品油为例。成品油生产加工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硫化物、烃类、氮氧化物、烟尘。2002～2006年中国共出口7783万吨成品油。按照每吨成品油生产排放 0.9公斤二氧化硫的水平测算，排放二氧化硫至少为7万吨。此外，还有大量有机物和废水排放。以铝为例。铝的生产企业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发达国家已很少再建电解铝厂。2002～2007年中国共出口铝产品1238万吨。按照目前每吨铝排放二氧化硫9公斤计算，共排放二氧化硫约11万吨(以上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官方网站)。仅上述四种产品的出口在中国就排放了108万多吨二氧化硫，占中国年排放总量的近0.72%。还有数量巨大的废水、烟尘粉尘等。
三、应对全球化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对策
为减少全球化对中国环境的不利影响，并充分利用全球化对中国环境的积极作用，中国要走“内外兼修”的路径：对内，必须探索和实践一种适合中国的有益于环境和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外，要通过国际合作广泛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一)探索和实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必须及时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探索和实践一种解决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十一五”规划将发展循环经济确定为重要任务，使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企业到工业园区、从县市到省展开了大规模的试点，使循环经济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到2007年，通过循环经济模式，中国钢铁行业约相当于钢产量 40%、数以亿吨计的固体废弃物几乎得到全面的回收再利用;数以亿吨计的电厂粉煤灰被用作制造水泥;一些发电厂(如西柏坡火力电厂)、钢铁厂(如上海宝钢)甚至整个工业开发区(如天津泰达)等通过废水回收循环利用基本实现了污水零排放。中国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模式已初见雏形。如果这一模式取得成功，将在总体上缩短工业化道路，还将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一种成功范例，帮助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当然，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是无条件的，它要求相应的体制创新，即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促进产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优化。
1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发展循环经济以减少污染排放，涉及企业外部性问题，在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通过法律和政策创新改变企业生产的边界条件，使企业排放污染物具有较高的成本，而循环利用废弃物、减少排放能降低企业成本。制定并认真执行污染物有偿排放政策是根本途径。需要注意的是，从污染免费排放到污染高价排放，在社会经济系统内加入新的成本要素，必然会使经济“总成本”提高，使得价格总水平上升。所以，必须动员全社会理解和承受这一后果，并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来减轻低收入群体因环境成本的加大而带来的生活压力。
2 重新构建国民经济的成本——价格体系。价格是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指挥棒。各种经济政策如果不通过成本——价格机制发生作用，就不会产生长期效果。成本——价格机制是在一定制度和政策框架内形成并运行的。因此，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可重新构建有利于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的成本——价格体系。如，通过增加能源资源税和消费税的制度创新，提高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的比较利益，使循环利用废弃物成为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径。
3 促进产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代表着产业的规模经济性，而技术结构决定了一个企业循环利用废弃物的可能性。在一般情况下，产业的组织结构直接决定了行业的整体技术结构。在政策和技术标准上推进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实现产业发展的集聚和规模效应，加速企业技术创新，利用工业园区模式推进工业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
(二)加强全球协作，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探索和实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环境问题还需要通过积极的国际合作和全球的环境治理来解决。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国际环境合作中的重要力量。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国际环境机制建设和国际环境规则制定，弥补自身在资金、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的不足，节约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这样既能保证本国的利益，也能更加积极和现实地履行国际环境规则。另外，中国还要争取发达国家更多的支持与合作。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事实上为发达国家承担了部分污染。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转让资源高效利用和再生利用的环境保护技术，而不是将之仅仅作为贸易的对象。
8、应当鼓励和推动什么样的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是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政府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对政府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过程。政府创新一般不涉及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改革,而是一种国家治理机制的改革。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政府都希望自己的执政能够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公民能够更加满意,得到公众的更多支持。因此,政府创新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和世界性趋势。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进步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改革,而主要是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集中体现为政府体制的改革创新。
从2000年开始,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共有1500多个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申报该奖项,经过课题组初选和全国专家委员会复选,共有114个项目获得入围奖。这些入围的政府创新项目,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部门、课题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典型地反映了过去十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重点,也体现了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对政治改革的价值导向。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入围奖项进行简单的分类,并按照各类项目入围数量的多少来分析和论述,我们应当鼓励和推动什么样的政府创新。
一、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体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建设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类入围项目数量最多,共计12项,占总数的10. 5%多) 。
政府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兼有政治统治和公共管理的职能,前者主要体现为强调性管制,后者则为公共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政府不断走向服务政府的过程。服务政府的基本意义在于,增进和维护公民的公共利益成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能,政府主要通过对公民的服务而不是管制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府的管制性职能将逐渐减少,服务职能将日益增加。进入21世纪后,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府改革目标,这既反映了执政党执政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体现了政府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各级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相当缺乏,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偏低,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些部门依然比较严重(公共服务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石泉县委、县人民政府“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建设”; 2. 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政府“为民服务代理制”; 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改进基层政府公共服务”; 4. 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人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 5. 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服务承诺制”; 6. 广西南宁市“社会应急联动系统”; 7. 河南省焦作市构建“三级服务型政府”; 8. 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台”; 9. 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工委、办事处“康乐工程”; 10. 浙江省衢州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农技110”; 11. 中共南京市下关区委、区人民政府“政务超市”; 12.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财政局“财政支农方式创新”) 。
二、简化审批,减少管制,提高效益,方便群众(行政审批类入围项目11项,占总数的9. 6% ) 。
管制政府强化行政审批,增大政府寻租的机会,而市场经济和服务型政府则必然要求减少行政审批的环节与程序,提高行政效率,最大限度地方便公民。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政府,应当是一个高效的政府。一方面,政府应当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包括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讲求时效等,效益政府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是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政府应当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政府不是企业,不应当有获利的动机,但政府应当像企业那样有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为准则。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和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必须本着节约的原则,以最少的成本来取得最大的效益。在过去的十年中,从中央到地方,有将近一半的行政审批程序得以减少,由此明显地提高了行政效益。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的行政成本畸高,相当一些领域中行政管制过多,但在某些领域则出现了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带,在行政管制中,政出多门的现象尤其严重
(行政审批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海口市委“实行行政审批的‘三制’”; 2. 深圳市人民政府“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3.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政府“对个体工商户实行公开评税”; 4.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流程再造”; 5. 天津市南开区“超时默许”新机制; 6.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效能革命”; 7. 广东省深圳市监察局“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 8. 中共咸宁市咸安区委“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9.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一窗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0.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 11. 新疆兵团农七师“天北新区管理体制改革”) 。
三、实施扶贫政策,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弱势群体权益类入围项目11项,占总数的9. 6%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市场经济不仅不会自发地消除困难群体和贫困人口,反而会催生新的弱势群众。实施扶贫和救助政策,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责任。在这方面,各级政府充分利用了现行政治体制的优势和传统的政治资源,在扶贫和救助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方面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长久的、持续的扶贫机制,实现从以输血型扶贫为主,转向以造血型扶贫为主;在政府救助之外,尽快建立民间的社会救助体制;除了继续注重对困难群体的物质性救助之外,更加注重教育、司法、环境等方面的制度性救助,除了继续注重对贫困人口的帮助外,更加注重对妇女、儿童、民工、残疾人员和少数民族的帮助,从而全面地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的权益(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总工会、成都市总工会“省际工会联动维护农民工权益”; 2. 广东省揭阳市总工“民间社团建工会”; 3. 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 4. 福建省泉州市总工会“构建外来工维权新模式”; 5. 北京市延庆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 6. 河北省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保护教育中心”; 7. 河北省迁西县“妇女维权”;8. 北京大兴区“巾帼维权岗”; 9.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 10. 中共鹤峰县委“扶贫项目民营
企业业主负责制”; 11. 中共金平县委“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 。
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保障类入围项目10项,占总数的8. 8% ) 。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势必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造成教育、卫生、安全、参与、养老甚至司法的不公平。对于市场经济的不足,只有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逐渐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社会保障作为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公平正义的一项基本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相继推出了许多重大举措。但从总的情况看,中国大陆的社会保障程度还相当低,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呈现出继续扩大的态势,覆盖全民的福利国家体制亟待建立(社会保障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市民健康信息系统建设”; 2. 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政府“农村宅基地换养老”; 3. 重庆市中共黔江区委、区人民政府“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创新”; 4. 中共青县“农村合作养老制度建设”; 5.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7. 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教育券制度”; 8.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爱心超市”; 9. 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政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五保村”建设) 。
五、广泛推行村民自治,改善乡村治理机制,促进农村城镇化转型(乡村治理类入围项目10项,占总数的8. 8% ) 。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与城镇的人口比例为8 ∶2,在急速城镇化的三十年后,变为4. 5 ∶5. 5。因此,中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所谓的“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民问题,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就无法实现。无论是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如竞争性的选举,首先都是从农村开始的,这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战略眼光。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遵循中央的改革思路,在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的突破性改革。但是,现行的农村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要,曾经对众多农民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家庭承包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正面临着严重困难,对农村治理进行结构性改造,建立新型的农村土地、房屋、行政、自治和公共服务制度,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任务(乡村治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湖北省秭归县“撤组建社”; 2. 中共青县县委“青县村治模式; 3. 中共广水市委组织部容“两票制”选拔村党支部书记; 4. 吉林省梨树县“海选”; 5. 中共武义县委、县人民政府“村务监督委员会”; 6.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农村合作协会”; 7.江西省民政厅“村落社区建设”; 8. 宁夏盐池县外援项目办公室“推动农村社区公众参与”; 9. 中共湄潭县纪委“村民集中诉求会议制度”; 10. 南京市中共六合区委、区人民政府“自然村中的‘民议会’”) 。
六、逐步扩大竞争性选举,实质性地推进民主政治的进步(竞争性选举类入围项目9 项,占总数的7. 9% ) 。
民主离不开选举,尤其是竞争性选举。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竞争性选举,选举就可能变成推举。但是,中国没有选举的文化传统,公民一般都缺乏必要的选举知识和经验。中国近代以来的几次大规模选举,或者受制于军阀,或者给国家带来了分裂,基本上都流于失败。因此,竞争性选举给我们造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困境:不推进竞争性选举,民主政治就难有突破性的发展;若推进竞争性选举,则有可能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继广大农村实行竞争性的“海选”后,在乡镇和县两个行政层级,一些改革者大胆而审慎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竞争性选举试验。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进展很少。我们对竞争性选举还存在着极大的恐惧心理,竞争性选举制度也很不完善,试点性的突破改革也不多见,甚至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县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也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机制而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竞争性选举类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 2. 四川省平昌县“公推直选乡镇党委班子”; 3. 四川省雅安市“直选县级党代表”; 4. 浙江省台州市“乡镇(街道)团委书记直选”; 5.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县(市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6. 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直选乡长”; 7. 中共深圳市大鹏镇委“‘三轮两票’制选举镇长”; 8. 中共遂宁市市中区委“‘公推公选’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 9. 河北省迁西县妇女联合会“村妇女代表大会直接选举”) 。
七、大力推进行政机关自身的改革,确立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目标,提高政府机关的绩效(政府自身建设与绩效评估类入围项目9 项, 占总数的7. 9%)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党和国家一直强调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执政能力。政府自身建设的重点,是合理地设置政府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职能,提高政府行为的绩效;强调依法行政,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更多地听取公众对政府机关的意见,在政府绩效评估中日益增大民意的比重,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严重流失,依法行政的程度还不高,离法治政府的目标还有遥远的距离,科学的政府绩效和国家治理评估体系急需建立(政府自身建设与绩效评估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江阴市委、市人民政府“‘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干部考核机制创新”; 3. 中共青岛市委、市人民政府“多样化民考官机制”; 4.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5.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6. 北京市人民政府绩效管理办公室“市级国家行政机关绩效管理体系”; 7. 沈阳市沈河区“诚信体系建设实践创新”; 8. 重庆市“创建法治政府四项制度安排”; 9. 中共庆元县委组织部“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 。
八、发挥现行政治体制的优势,探索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扩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民主决策或协商民主类入围项目7项,占总数的6. 1% ) 。
在党和国家着力推动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种民主形式中,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民主选举可以解决权力产生的问题,民主决策则可以解决权力的运用问题。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这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民主选举方面,中国现行法律的制度授权相对不足,但在民主决策方面,现行的制度空间则相当广阔。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决策民主和协商民主方面作出了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但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决策民主的制度化程度不高,一些好的做法迟迟不能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形式主义现象在各种协商民主和决策民主尝试中比较普遍存在(协商民主或民主决策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开放市民旁听”; 2. 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 3.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开放式决策”; 4. 中共河南省社旗县委“实行领导干部‘下访’制度”; 5. 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6. 中共开县麻柳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八步工作法”; 7. 中共乳山市委组织部“全面推进党内民主”) 。
九、化解矛盾,加强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稳定类入围项目7项,占总数的6. 1% ) 。
社会稳定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公民安居乐业的基本前提。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本策略。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社会根本性转型的过程。旧的利益格局瓦解了,传统的管理体制打破了,正统的道德价值观沦落了,这一切都引发了众多新的利益冲突和价值观冲突,从而使得社会稳定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各级政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从整体上维护了转型时期的稳定局面,这种努力和成绩必须充分肯定。但以下问题仍需要我们高度警醒:犯罪率居高不下,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明显不足,恐怖活动成为新的威胁,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机制尚未建立,而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机制正在积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稳定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遂宁市政法委“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2. 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草原110”;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预防和减少犯罪机制创新”; 4. 中共沈阳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新机制”; 5. 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区人民政府“‘大综管’信访维稳机制”; 6. 中共尼木县委、县人民政府“寺庙管理服务机制创新”;7. 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社区矛盾调解”) 。
十、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政务公开类入围项目6项,占总数的5. 3% ) 。
政务公开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事关公民的正当知情权和信息权,在信息化时代,这已经成为公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其次,它关系到公民对政府政策和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没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再次,它关系到决策的民主化,决策过程和决策信息的公开是决策民主化的前提;最后,它还关系到政府的廉洁,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遏制官员的严重腐败。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推出了许多重大的改革举措,例如,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进行重大政策公示和官员任前公示等。但下面这些问题仍然不可忽视:政务公开的相关法律和制度机制很不完善,作为核心权力机关的各级党委的政务公开明显落后于政府机关,不少地方政府没有切实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决策公开性远远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政务公开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江苏省公安厅“执法告知服务制度”; 2. 乌鲁木齐市七道湾乡人民政府“少数民族地区村务公开”; 3. 中共沭阳县委“干部任前公示制”; 4.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政务公开”; 5. 江苏省淮安市信访局“阳光信访”; 6. 山东省青岛市“‘阳光救助’工程”) 。
十一、拓宽监督公共权力的渠道,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权力监督类入围项目5 项,占总数的4. 4%) 。
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导致官员的腐败, 这是政治学的公理。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腐败进入高峰期,至今仍没有实质性下降。为了遏制严重的腐败,党和国家推出了众多的反腐倡廉法规。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另辟蹊径,以加大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力度,例如,开始进行预算监督的试验,这些新的监督形式意义极为重大。但在权力监督方面的突破性举措不多,预算监督等重要的监督新方式得不到推广,权力监督主要局限于体制内的自身监督,体制外的公民监督严重缺乏(权力监督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参与式预算改革”; 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机制改革”; 3.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在线监督’预算执行”; 4.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政府“公众全程监督政务”; 5. 浙江省金华市审计局“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 。
十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增大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产管理类入围项目5项,占总数的4. 4%)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除了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之外,所有制形式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从原先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国家、集体、私人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如何防止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流失,并保持其增值,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尝试。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例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林地制度的改革、矿产开采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如何有效防止花样翻新的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等等(国有资产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林业产权制度改革”; 2. 广东省深圳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 3. 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小城镇公益事业民营化”;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
十三、改革社区管理体制,促进城市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类入围项目4项,占总数的3. 5% ) 。
快速的城镇化、大量农民工进城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催生了当代中国众多的城市社区管理问题。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不仅严重损害外来居民的正当权益,而且也不适应户籍居民的正当需求,并开始影响城市社区的和谐稳定。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开展了包括户籍制度和社区管理制度在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是,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现行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城市居民自治和城市社区管理都面临着严重挑战(社区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浙江省湖州市“户籍制度改革”; 2. 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区人民政府“社区治理体制改革”; 3.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街道管理体制创新”; 4.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政府“淮海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
十四、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公民参与类入围项目3 项, 占总数的2. 6%) 。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公民参与是人民民主的实质性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其政治参与的需求也随之急剧增大。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不仅关系到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政治稳定。在公民政治参与需求日益增大的条件下,如果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将不断增大,轻则影响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重则爆发严重冲突,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央屡屡强调要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一些地方政府也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但总的看来,这方面的探索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严重短缺,相关的法律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政府对公民参与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公民参与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办事处“参与式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 2. 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区人大“创建人大代表工作室(站) ”;3.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 。
十五、改革完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发挥公民社会的建设性作用(民间组织管理类入围项目3 项,占总数的2. 6% ) 。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原先高度一体化的社会,逐渐分化为三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部分,即以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国家系统,以企业组织为主体的市场系统和以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系统。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原先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已经严重不适应这一重大变化,为此,一些有远见的地方政府开始探索新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其着眼点不再是阻止和防范民间组织,而是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建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在培育公民社会方面,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是:现行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目前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并形成了对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束缚;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制度性和财政性支持不够;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从总体上说,现存社会组织的行政化色彩过重(民间组织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办事处“社区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2. 广东省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3. 江苏省南京市民政局“社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
十六、推广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电子政务类入围项目2 项, 占总数的1. 8% ) 。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电子政务对于政府管理创新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政府事务的透明度,扩大公民参与的渠道。在过去的十年中,经过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引入了电子政务系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电子政务方面差距很大,许多地方政府缺乏电子政务的长远规划,不少已经建立的电子政务系统实际效率不高,电子政务的普及率与网民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电子政务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府“政府利用网络实行政府与市民互动”;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政府“‘一站式’电子政务新模式”) 。
通过对过年十年中一百多个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决定性地影响过去十年间政府创新的主要变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公民政治需求的增大、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全球化的冲击以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与善政和善治的理想目标相比,中国地方政府在创新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是对政府改革缺乏整体性和战略性的长远规划,政府创新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政府决策机制存在公共利益部门化的明显倾向,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在一些地方还严重存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创新举措没有及时地在更高的层面上加以制度化,党委、政府和人大等公共权力之间缺乏明确的边界与合理的分工,分权和监督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未来的十年中,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将是政府创新的重点领域。对于有远见的决策者来说,政府改革的目标应当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9、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对什么理论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对全球治理理论的重要贡献。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
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
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
(9)全球化与公民社会扩展资料：
实践意义
虽然全球治理的理论还不十分成熟，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这一理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就实践而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各国的国家主权事实上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而人类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生态等问题则越来越具有全球性，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全球治理顺应了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在全球化时代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
就理论而言，它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等，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的合作过程；它力图发展起一套管理国内和国际公共事务的新规制和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