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苏联主导全球化,冷战初期在欧洲展开了怎样的争夺?
楼主您好！以下是美国和苏联冷战初期在欧洲展开的争斗！
美国方面：
（1）政治内上：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容
（2）经济上：推行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
（3）军事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
苏联方面：
政治：1947年9月，苏联、波兰等9国成立“情报局”，以协调和统一各国党的行动。
经济：1949年1月苏联与东欧国家成立了经互会（经济互助委员会）。
军事：1955年，苏联和东欧7国成立了华约（华沙条约组织）。
典型的列子：
1、柏林危机 。
2、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
3、修建柏林墙。
希望对您有帮助！
2、柏林墙的倒塌对全球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柏林墙的倒塌是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失败的表现之一(其他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 ，柏林墙的倒塌,给西德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给东德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资金并使东德的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柏林墙的倒塌代表了一个统一的德国,作为欧洲经济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的发展可以带动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使世界经济向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并有利于形成,欧美日三强鼎立的经济格局.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德国的统一，也推动了前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
3、成吉思汗 拉开了人类全球化的序幕 不是汉化 是全球化 ！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什么是全球化？
一起来吧：全球化是指人类社会
拿烟昌达，
耶鲁重新连接，2002年19
/>今天，世界各地的材料，思想，机构，以及人员的交流中的指数增长，这种现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追求更美好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一直在鼓舞了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贸易和思想文化的交流。
1962年，“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我们的词汇现在，这个词已经从一个时间的技术术语变成了口头禅。 “经济学人”杂志（“经济学家”）把它称为“二十一世纪是滥用最多的话。”在最近的记忆中，没有的话，如“全球化”不同的含义在不同的人群中，没有的话可以召唤丰富的情感。很多人把它作为佛教里面的涅磐 - 一个祝福，和平与繁荣，和平与繁荣，但同时也有一些人??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无序和混乱。
如果“全球化”这个词，可以是一个适当的定义和应用，人们会发现它非常有用。我们可以解释全球化为人类历史上的主旋律。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趋势已得到增强，为进一步加快速度，但随之而来的优点和缺点也逐渐变得清晰。随着地球的气候在过去的漫长岁月创造一个自然的环境，数千数万年的文化和社会的接触与相互影响，促进全球人类社会的整合。
“全球化”韦氏词典“的定义是”全球空间和实践领域“，以促进各种活动，生下的动机的解释，而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出现在全球化这个词根“球”（GLOBE）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事实上，他们的迁徙和繁殖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早期的全球化。大约5万年年前，原始人类的祖先最早出现在非洲东部，他们慢慢地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北美和南美的冰河时代的结束，由于海水上升，美洲和欧亚大陆分开，形成两个大洲。直到1492年哥伦布意外地登陆加勒比海的小岛，只有重新连接两大洲。同年，德国地理学家马丁·北海亩（马丁Behaim）发明了全球。
1492人类重新连接被称为“哥伦布交换”，它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发现了新的世界隔离万年人团聚。它的意义的植物和动物物种的交流，是不寻常的。马铃薯在秘鲁的球根植物，例如，自那时以来在世界各地，墨西哥辣椒蔓延到亚洲，从巴西到越南的埃塞俄比亚咖啡，在世界各地定居。不同的社会在此期间，不仅在不同的发展方式和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且还发明了一种不同的技术，种植不同的作物，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发展。这种多样化，使不同文明的重新充满挑战和高利润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四个重要的动机，促使人们离开自己生存的家园：征服（欲望），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扩大政治权利;繁荣（追求更好的生活）;传教士（宗教的传播，把更多的追随者），一个看似平凡，但总是更多的动力因素 - 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旅行。因此，全球化使者往往是最重要的士兵，水手，商人，传教士和探险家的历史。商标全球化的初期，可以发现在内部弹非洲，这证实了几千年前，他们的产品在大洋彼岸长途跋涉，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的商人，传教士在沙漠跋涉，穿越在海洋之上的传教活动，佛教从印度传入印尼，打造一个全球化的纪念碑 - 婆罗浮屠;显著和尚第四世纪中国和法国的印度之行，一千年以后，亚洲，非洲，欧洲，阿拉伯探险家伊本·巴图塔（伊本·巴图塔），3大陆的行程，旅客谁一直在寻找新的领地，努力创造一个新的，不熟悉的领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虽然这种旅行是很慢，而且很危险，但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有事业心，永不满足的领导者谁是领导的部队，远离家乡，去征服新的土地。这样的征服意味着双向的全球化冲击征服了因为这些统治者当地的文化的影响。
这些人建立凭借实力和意志承担个别及其他一次性关系和伙伴关系，但它的生存模式会随时间而改变17世纪，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那些携带工具，骑在船上的商人所取代一小群的崛起。大型企业。大型宗教团体也需要更换前的朝圣者和传教士孤单的身影，在传播自己的宗教，语言，文学作品和建筑风格闯荡江湖。在过去的几百年中，遥远的国家挂钩少数冒险家和探险家，今天已经这样位于连根拔起数十万跨越国界，移民，以及数以百万计飞行的游客前往世界各地，他们是跨越国界的，左右移动。这些人来去深化和扩大在世界各地的货物，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也方便他们的传播。
在过去的五百年的商业历史趋势和贸易活动的特点，发挥相互关联的加强区域的作用。巴西丛林里面的橡胶树移植到马来西亚，英国殖民者在20世纪初，这些橡胶用于制造轮胎的福特汽车公司提供原料，橡胶工人的契约仆人，由中国和印度也永久改变的民族组成的马来西亚。引进新的作物，如玉米和甜土豆在新的世界，在人口分布世界上有一个巨大的影响。抑制中国的人口已经被使用，因为缺乏稻田，它已迅速增加，引入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同样，车臣的人口的快速增长，由于新的世界，玉米的种植。
从罗马帝国的两个一百年前，“潘，伟大的英国时代”（大同全书），到今天的“潘AM时代”（美国主导）超级大国的力量成为相互依存改变世界的另一股力量。西方跨国公司和美国发挥领导者的角色中今天的全球消费电子产品的供应链。
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圈子扩大，它也孕育着一个新兴的中产阶层，这部分增加全球商品的生产和国际旅游的需求的人在社会的最令人惊讶的，当然你要计算世界2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个人自由和政府职能的权利的国民是也改善。虽然大部分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仍然不佳，但的值吗？？民主，人权和媒体自由已蔓延整个。国家从1974年的30％，以作为多60％，今天的多党系统在192个国家约世界
可视为跨越国界的传播民主和人权思想20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工业革命的下半，电话，电视，互联网是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革命中，在19世纪后期，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花16个半小时到大西洋，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今天，大量的信息以各种形式（如文档发送到对方的问候语，音频，视频）中光的传输速度。一个三分钟的电话，从纽约到伦敦，现在只需要不到10美分，相比之下，使用相同的电话费在1930年是300元。降低电信资费方便的好处人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的大部分地区。
同时，卫星电视等发明还穿在海上链接的人的情绪：英国王妃戴安娜香港模具新闻通过电视传播到世界各地，立即吸引了无数的花圈。信息的自由流动，也有助于弥合政治分歧的人：9/11恐怖袭击的悲剧，甚至让伊朗年轻人举办了烛光祈祷聚会。当然，这个信息流在某些时候也变得更加顽固的意识形态障碍，例如，阿拉伯半岛电视（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暴力，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差距扩大。 BR />
通信，降低运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文盲率减少和医疗水平的改善，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今天，世界各地的体质的人更强大， ，并不断延长寿命，贫穷人口减少，大部分地区的（虽然生长在非洲和南亚）。
的快速增长，但成本带来了很多的行动，消除世界贫困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例如，由于农业和森林产品贸易的扩大，全球每年有近1％的热带雨林消失，紧密相连的全球运输和通信网络，以帮助经济增长的同时在面对疾病，破坏和恐怖主义，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脆弱。最明显的例子，可以算作艾滋病，病毒会传播在非洲和南美洲现在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到14000人，每天的感染人数，在1997年的同一病毒感染，“我爱你”的电脑制造病毒从一台计算机在马尼拉，向全世界7亿美元的亏损。9/11劫机者被成功地使用电汇操作资金，他们需要依靠在互联网上买了票，组织的整体运作。本·拉登的喜爱与外界接触的恐怖袭击，躲藏在一个山洞里，由于卫星电视。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优点和缺点，而不是以前存在的历史，技术的突破总是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获胜者将新旧交替，当殖民者和探险家在连接欧亚旧世界和新的世界，他们带来的传染病，如天花，流感，细菌，几乎在四个当地的印第安人的人口组成的种族灭绝因为这些疾病，这将有3人死亡，许多地方的殖民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加快当地经济的融合，而且还扰乱了传统的社会结构，这些地方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美洲地区，由于开采的白银产业，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需求，还有约1000万奴隶从非洲运到美洲。此外，稀有金属和新的工业产品贸易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欧洲和亚洲两大洲之间的。
早期产品的全球连通这项工作，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重要的角色，但美国本身，也有现代全球化发挥六千万元离开自己的家园，在19世纪后期全球化高潮和移民里面的人，绝大多数来到美国，新世界奴隶建造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从水磨坊蒸汽机，美国人在世界各地汲取养料，最终成为最强大的引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创新领导者。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役，以及整个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达到了最高点在冷战结束，柏林墙的秋天结束标志的全球意识形态的分歧，并促进新一轮全球化高潮。当然，很多人对全球化现象与美国的品牌等号
同时，也带来了冷战的结束的焦点，世界上的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全球化的确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人，但也有很多人陷入了贫困的泥潭。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社会系统和教育系统的工业化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向世界开放，无疑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最贫穷的，而不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有的甚至还是向后。因此，虽然整体在世界上的贫困率在降低，但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世界，他们中的许多生活无电饮用水。富国和穷国和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类之间的差异确实是扩大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过程中的规则，以及这些规则的实施机构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反映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权力失衡的享受。
由于广为传播的信息，和现在差的人更清楚地知道在西方母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和西方的价值观？举行了国内名校的差距，而这种意识往往能成为源的不满和抗议，是一个典型的反美示威在委内瑞拉和菲律宾。发达国家的商品，思想和娱乐产业转移或明或隐含的政治和文化信息，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传统社会的强大影响力。很多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吸引的暴政，酷刑美好生活，所以很多人到其他地区寻求财富和自由，非法移民现在也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关注。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的联系人的商品和思想的交流，也激发了许多相互矛盾的反应，两个礼拜有怜惜反对民族主义，宗教的阻力。学生的同时，争取美国人的生活在伊朗，很多的西方世界，但在反对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是不公正的符号。世界上有大量的人甚至认为，全球化的西方国家其目的是破坏伊斯兰世界。
所有的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全球化是不是因为人们不断提高的意识和觉悟的危险（如恐怖分子开放的边境，方便地交换滥用）消退？当然，历史上也有犯罪记录的全球化消退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贸易壁垒和收缩的移民政策，自由贸易和流动人口确实已经放缓，但是这些限制，但是，并不影响从四个促进全球化的基本动力：征服，繁荣，改变宗教信仰和好奇。盟军对纳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其实重新打开了闸门全球化，贸易和旅游更大的动力。
可以肯定的是，像一种反移民情绪在欧洲，在西方国家，农业补贴，知识产权，以及9/11事件后，美国签证政策收紧的整合问题全球化受伤的发动机，但人们连接到世界的长期趋势难以扭转。在追求繁荣，推动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扩大，人们的诱惑慷慨捐款买最好的产品是不再生产的产品方面。好奇心，给了伊本·巴图塔（伊本·巴图塔）今天还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离开自己的家园，或游历，或观??看外国电影，品味异国情调的美食，享受的域外音??乐和体育赛事。今天的全球化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可见度和速度，全球互动的加速放大的影响，各地媒体这些效果立即，我们看到，这种传播阶段，在过去发生的慢慢它往往是难以访问了人们的视野，重新连接了人类社会充满了希望，在历史过程中的坎坷不平和，无疑会继续，它会变得更加清晰和更具挑战性的。无论是普通公民，学者或政治家，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全球化，我们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优势，规避其负面的影响。
钱喝采“杂志主编，首席耶鲁全球在线。他的文章并不能反映点在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4、<富爸>中说了,柏林墙的倒塌...
1.柏林墙的倒塌不仅象征东西方军事对抗壁垒的瓦解，也意味着冷战时代那种世界市场分隔与经济相对封闭状态的改变。生产的国际合作，资金的跨国流动，商品的全球交换，推动着各国利益相互渗透与相互融合。
2.标志苏联模式终结
3.同年，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
苏联模式终结于信息时代的黎明
陶文钊
苏联曾是一个科技大国，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很多领域，如数学、物理、化学、宇航、核技术等，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在科技上同西方国家差距拉大，在高技术领域几乎落后一个时代。戈尔巴乔夫承认，“我们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时代，而西方国家已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就是高科技时代。在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地以节约原材料、利用最新工艺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为主的经济结构改革的同时，我们的科学技术进步却停滞了”。
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苏联主观上不重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都有一系列加强科学技术的战略和措施。勃列日涅夫时期将“科技革命”作为苏联的战略核心，以赶超美国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落实到诸如科学、研发、技术人员的训练。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科学家、工程师人数比例高于西方国家。苏联信息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模式与信息技术革命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冲突。里查德·巴布鲁克的判断是：苏联没有能力领导信息技术革命。苏联的政治经济结构，保守僵化而缺乏弹性，反应迟钝而缺乏敏感，与信息技术所具有的弹性、灵活和变化是不协调的。苏联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指令，强调等级和权威，也不会容许如网络那样的分布式结构。互联网的非中心、交互性、平等性等，只能是开放和自由社会的产物。苏联政治上高度集权，强求政治统一与思想灌输，很难容许每个人拥有如互联网哪样不受监视的自由沟通方式。
苏联模式对于信息技术的开发和成长来说，是一块贫瘠的社会土壤。苏联模式与信息技术的内在冲突，体现在以下诸多具体的方面。
1.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利于信息技术的创新。
计划经济模式规避风险，不鼓励创新。计划经济体制在本性上就是一个摹仿型经济体制，即摹仿业已成熟的技术体系的经济体制，而非创新型经济体制。技术创新本身具有不可预见性，无法进行事先计划安排。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发明，从蒸汽机、电动机到电话、飞机，都不是事先计划的产物。技术创新在本质上具有风险性。计划经济的官僚式决策体制下，决策一般都是回避风险。在美国，领导信息技术革命是一些风险企业。不仅亚马逊公司、电子港湾公司等具有代表性的网络公司时风险投资的公司，就连微软公司、英特尔以及思科系统公司在创业阶段也都是属于风险公司。而在苏联，技术创新成果只有在与全社会的工业化体系的不相冲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计划经济体制所容纳。这样的创新至多只能是原有体系内的小改小革。那些起初很不成熟，然而将来却会形成新的技术体系的原创性革新，必然被严密计划下的现行大工业体系所排斥和扼杀。
中央集权的垂直的指挥链，不利于网络式合作。苏联中央计划的核心有两个机构：第一个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从长期规划到年度计划、从重工产品到生活消费品、从整个国家到具体单位的计划需求，然后给工业、农业甚至是服务业下达一定的生产指标和原材料配给。另一个是国家材料与设备供应委员会，负责全国商品供应，触角无所不在，控制货品与原材料的流动。苏联整个经济是垂直的行政命令推动，由计划机构下令给执行机构，执行部门下达给生产单位。这种计划体制之下，科研与工业生产制度上是分开的，工业企业依靠自己的研究中心。科技部门与生产部门自成体系，两者之间缺乏直接的内在联系。研究部门之间也缺乏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苏联也曾试图解决生产与科研的脱节问题，20世纪60年代的曾经尝试建立“科学生产结合体”，但在计划经济的垂直管理的大环境之中无功而返。例如，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与邻近的工厂虽地处一地，却是两个世界。两个体系相互分离，科学院建立自己的工厂提供实验所需要的设备，而工厂却依靠远在莫斯科的科研中心提供技术支持。这种严格的单位之间的垂直分离，使得“做中学”的过程无法进行，而“做中学”正是西方创新技术的关键。
缺乏竞争压力和不计经济效益，技术创新缺乏内在激励机制。苏联体制之下没有竞争的压力，技术创新可能没有奖赏，工业生产和科研体系缺乏内在的技术创新的动因。在生产单位方面，计划经济中价格只是一种会计办法，不反应供应与需求的关系。以卢布衡量产值，每年的产值的比较决定了计划实施程度，也决定经营者和工人的津贴。因此，即使是更好的技术或者更好的管理，如果不能增加产值，就不愿意采用。在科研单位方面，科技经费全部依靠国家预算拨款，科技成果实行无偿转让制度，致使科研单位缺乏财政约束力和经济刺激力。这些使本来就不多的科研成果很难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科研成果采用率低，只有25～30%；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长，平均需10～12年。相比之下，美国85%的成果可在5年内转化为生产力。对于周期短、更新快的信息技术来说，苏联体制的反应迟钝就意味着致命的落后。
2.苏联的片面强调国防工业的政策，妨碍信息技术的扩散。
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发展顺序是：农业让位于工业，轻工业让位于重工业，一般重工业让位于军事工业。苏联高度集中而又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大量资金和人才集中投向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国防支出占15%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的比例高出2倍。苏联大约40%工业与国防有关。巨大的军事工业体系对苏联国民经济损害深远。庞大的军事工业集中最有才华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拥有最好的机器和最佳的技术资源，拥有自己的研究中心、最先进最全面的技术，以及进口配额的优先权，但却无法回馈社会。军事技术的副产品很少，民用品通常低于10%。军工技术发展是配合军事上的特殊需要，很少扩散到社会中。主要是为了安全的理由，也是为了控制信息，苏联军工企业所走的技术轨道愈来愈远离社会的需要。军事部门在苏联经济中扮演着黑洞角色。信息技术的特点是应用范围广泛并且扩散迅速，而苏联倚重军工的体系压抑和限制了它的应用和扩散。
3.苏联模式的相对封闭，窒息信息技术交流。
在“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对外经济活动基本限于半封闭的经互会范围内，与发达的西方在经济和技术发展上脱离。20世纪50、60年代苏联对外贸易总额中，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约占55%，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仅占15%。20世纪70年代苏联提出以缓和代替冷战，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合作关系，与西方的贸易额有所扩大。但是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又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直到1985年，与西方的贸易额才增加到约占27%。贸易额的比重较小，以及进口技术受“巴统”组织的限制，使苏联难以获得西方的尖端技术和最新技术。相对封闭也使苏联接触到国际学术界的机会十分有限，只有少数科学家在受到监督的情况下才能接触西方。这些使科学交流遭到限制，研究信息经受过滤，科学传播受到控制。在全球化的世代，这种封闭或与世界脱钩，只能意味着落后。例如，美国芯片生产上使用的1/10英寸，这在公制上是很奇怪的2.254厘米。苏联官僚为了简化起见，决定在芯片生产上采用自己设定的“公制英寸”。这样苏联的芯片看起来相似于美国制造，实际上插座不合。这使得苏联半导体设备不能生产西方尺寸的芯片，微电子产品无法出口。
4.苏联的意识形态政策，抑制信息技术的使用。
苏联历史上曾经有过政治干预科学研究的“李森科事件”。虽然这在后来被纠正，但苏联科学技术仍然继续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抑制，尤其是信息技术。苏联一直延续着十月革命后以控制纸张供应作为控制信息的基本做法，印刷、复印、信息加工以及通讯传播器材一直受到严格的监管。使用影印机需要得到安全许可：俄文要两个部门签字，非俄文要三个部门签字。长途电话线以及电传在每个单位都受到特殊程序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个人拥有电脑都在客观上会对苏联官僚体系包括科学官僚体系造成颠覆，更不用说非中心、交互式、开放性的互联网了。焦尔·莫基尔指出：技术保守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似乎是统治者害怕技术改变可能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信息技术被称为是自由的技术，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采取压制的政策是自然的。
约瑟夫·奈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一、二次工业革命是有用的，是重工业模式。三十年代西方经历了大萧条，五十年代苏联经济恢复的很快，计划体制是有用的。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不好的。计划经济对钢铁、电力等重工业有利，但对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是灾难，因为信息循环很短，很多信息产品寿命只有1-2年，市场经济能对这种变化即时做出快速反应。如果按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个产品就过时了。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更进步，组织更分化，经济发展需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然而，苏联没有适时进行体制上的改革，顺利促成这种转变。正是因为如此，巴布鲁克写道：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在信息时代甚至最狂热的左派都对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幻灭。那种模式的共产主义不能代表信息社会的未来，而是代表着工业时代的福特主义的过去。
苏联模式终结于信息时代的黎明参考资料：http://mzixu.home.bj001.net/show_hdr.php?xname=5T10401&dname=VHVRG01&xpos=10
5、求一篇“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论文，字数不少于3000，
全球性与民族性
——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庞中英
从“全球同质性”谈起
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
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
全球性在加强
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
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
“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
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
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
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
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
（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
（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
（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
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
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
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
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
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
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
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
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
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
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
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
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
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
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
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