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呈现出以调控国内均衡为主的特点。但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调控模式将受到外部经济的强烈冲击。本文在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关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各种理论之后，提出了中国应该选择内外兼重，双重平衡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观点，同时认为在具体模式构建上，应积极发挥人民币浮动汇率稳定国际收支的作用，同时重点采用浮动汇率条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较优势的货币政策实现国内均衡，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遵循WTO的有关规则，强化政府在供给政策中的作用，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调控 外部均衡 内部均衡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和计算机通信以及网络技术的强力推动下，各国市场进一步融合，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世界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其次，从国内情况看，总供求关系出现了根本性转变，经济开始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选择将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与趋势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市场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沿海地区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据《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显示，20年里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656亿美元，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左右。据专家估计，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照此推算，外资投入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在6%左右。显然，国际间要素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生产率。据有关统计表明，9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通过扩大投资和提高要素生产率，对GDP平均增长10.7%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构成上都有很大变化。在收支规模上，1979-2000年累计进出口总额约为3万亿美元，是建国以后前29年的15倍多。我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随着国际收支规模的扩大，国家外汇储备总水平不断上升，2000年底达1513亿美元。近20年来，除进出口和侨汇两个传统项目以外，其它如旅游、运输、服务承包和资本项目收支急剧增长，其中资本项目收支增长尤其明显。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断加深，涉外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为例，1988年为25.6%，2000年则上升到约40%。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国民收入得到了飞速的增长，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二）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始于199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国家采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加以辅助和引导，这种调控区别于以往的计划手段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使得其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对外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面对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经济，中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侧重于对国内均衡的追求，显然这是由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仍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以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且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确实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现的市场震荡和1989年供给缺口的拉大导致了1989-1991年的经济急速滑坡。1991年经济步入低谷并缓慢回升，1992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势头特别猛烈，但1994年发生了中国改革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1.7%，消费价格上涨了24.1%。1993年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开始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口号，实施了抑制经济过热的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整个国民经济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长的势头。97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虽然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但增长的速度却有所放慢，目前维持在7%左右，同时国内有效需求逐渐转向不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状态，物价出现了负增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现今，但已开始表现出反弹的迹象。1988年和1989年高达20%以上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潮，针对该种状况，中央政府于1989年下半年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即在全面紧缩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又大力紧缩信贷。在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下，实现经济硬性着陆，这使得经济由过热陷入过冷之中。1992年以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期，但同时又引发了过热问题，针对这一次的投资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国务院实施了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并不是全面的紧缩。此次财政紧缩不是针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紧缩，而只针对引发投资冲动的房地产和开发区投资的紧缩，货币政策并非全面的信贷紧缩，而只是针对乱集资，乱拆借的信贷紧缩，正常的生产和建设的资金供给没有受到影响，有效地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97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对此国务院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增发国债，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进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和物价的回升，目前已经显现出积极的效果。在国内宏观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却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不均衡状态。国内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出口与外商投资的政策倾斜，引发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年年递增。同时，虽然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顺差的不均衡状态，但是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呈现出贬值的状况而促进了出口的增加，事实证明顺差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有利的。人民币的汇率之所以表现出上述特点，这是由中国国内市场体系与国际市场体系接轨所产生的效应决定的，以往人民币一直处于名义汇率高估状况，人民币汇率体系在1996年被改革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银行结售汇制，加速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一直高估的名义汇率不断贬值向实际汇率接轨，使得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有利的顺差状态，同时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对外经济呈现出顺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必要急于改变这种状态，而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经济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之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明显地表现出侧重于对国内经济周期的调控之上，并且这一策略的选择有效地平抑了国内的经济周期，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挑战对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与外部经济的联系对该国经济的运行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在经济全球化为该国经济提供了许多封闭条件下不具备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冲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调控不但要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且要确定经济开放的合理的程度，这样就必然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协调上的矛盾。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原先只侧重于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均衡问题的宏观调控模式必然受到开放经济下经济运行方式的冲击，带来内外均衡的冲突，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都可以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首先，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接轨，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是极其不利的，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要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其次，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继续减速，2001年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0%。市场信心不足，投资和消费不振。日本经济，欧元区经济，我国的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经济受美国经济大幅滑坡的影响，都明显表现出经济衰退的迹象。近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低了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4%，低于IMF原先预计的3.5%。联合国则预测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4%降为2001年的2.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将从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造成我国出口的巨大压力，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其需求紧缩势必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亚洲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也非常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增长，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视。如果出现逆差的话，采用紧缩需求的方式进行逆差的调节必然加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对逆差调节的政策经验，因而对国际收支逆差的调节将是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确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条件下，家庭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更强，他们更能准确地对事物做出判断和预测。因而，经济全球化下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模式发生了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不致于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成为完全理性，但预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递进必然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而完全归于无效。另外在出现巨额逆差的情况下，在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预期的自我持续可能酿成国际储备大量流失，资本严重外逃的货币危机。在货币危机中，市场投机者的贬值预期因名义利率机制的作用表现出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成本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放弃对外汇市场与汇率的干预而爆发货币危机。从这一投机者与政府的动态博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预期模式对政府干预政策的冲击与影响。因而在以上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受预期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第四：中国即将加入WTO，然而WTO的多边规则对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首先，WTO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的规则。另外WTO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地区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将受到WTO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而在加入WTO后，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机制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的、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要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形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教育，人力资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政府应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等方面创造出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从各个不同层面塑造出研究与开发，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运作机制。由此可见，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面临着对本国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合理开放性之间的协调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一致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此时，当政府采取措施努力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这一措施可能会同时造成另一均衡目标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均衡目标的干扰或破坏，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同样也会促使政府对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理论研究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关于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则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等理论的出现发展了开放经济下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开放经济的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是以预算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来论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的分析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的升贬值可以明显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斯旺认为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对付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应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虽然蒙代尔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对实际经济作了相当简化处理的基础之上，但其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作用的。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对外部均衡调控的主要目标。最早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可追溯到18世纪休谟的物价一现金流动机制学说，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分析法是琼•罗宾逊在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着重考虑货币贬值取得成功的条件及其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该理论分析认为，当国民收入大于国内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逆差。相应，政府对顺差和逆差的调节应着手于对国内吸收水平的调节上，以扩张性的政策调节顺差，以紧缩型的政策调节逆差。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法由哈里•约翰逊和雅各布•弗兰柯在货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逆差实际上是一国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超出了名义货币的需求量，因而对逆差的调节主要在于实行紧缩的货币供应政策。货币论的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政府应当紧缩国内信贷。国际收支分析结构论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给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长期性的供给不足往往是由经济结构问题引起的，如经济结构老化，经济结构单一和经济结构落后等。如果国际收支失衡是由经济结构导致的话，那么调节政策的重点就应在改善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政策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调节国际收支以实现外部均衡时应灵活运用上述各种理论分析具体问题，吸收上述各理论正确的部分，摒弃不合理的成份，灵活地加以综合运用，力争使政府的决策与分析切合现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况相比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它是以标准的IS--LM模型为基础，针对开放的小国，假定总需求不足，对国际资金流动采用了流量分析法。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一般都比较有效，一国可以自主控制货币供给，货币政策会通过对汇率的影响而加强其效果。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例，它会带来产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这两者都会带来国际收支的恶化从而使本国货币汇率贬值，这就又加强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同时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是相对无效的，虽然在不存在国际资金流动时，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变动会引起汇率的调整，从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财政扩张政策为例，它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带来国际收支的改善，顺差会带来本国货币汇率升水从而削弱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论证了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比较优势，对于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该模型还在很多方面被进一步改进，但主要理论结论并没有太大变化。由该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浮动汇率制下，一国可以更为主动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标，这一分析结果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向理性预期的递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政府相机诀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会完全被微观经济主体基于理性预期下的行为所抵消，这就构成了宏观经济问题中政府与大众之间的动态不一致。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中解决动态不一致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建立和保持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对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大众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奕。关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誉又具体有委托模式，契约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论。所有的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设计出激励机制促使政府有维持其政策信誉的动机。在这些旨在寻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誉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之中，对策论的引进起了关键的作用。对策论方法强调预期的关键作用，以及理性预期概念的不完备性。信誉博奕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情形，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其制定政策必须要从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实践中能够产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话，将会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从而能达到防范货币危机的目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不但要在总需求方面进行经济调控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而且还要有效地运用供给政策对开放经济的总供给方面进行调控。关于供给政策的理论重点目前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政策的讨论之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国际竞争也主要表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仅应该要做到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应着重于克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流动的障碍，因此政府要在宏观上予以调控，建立解决结构性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业制度。如果开放经济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么政府就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政策主要体现在企业制度上，包括企业创立时的投资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对开放经济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目前还重点体现在对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之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参与国的经济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性，仅仅通过一国的政策搭配还不足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各参与国应该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国际协调。特别是在浮动汇率制下，国际间政策协调已受到广泛的重视。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研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学者们设计了很多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政策协调方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为着名的方案包括：托宾提出的各国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的托宾税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汇率目标区方案、麦金农提出的恢复固定汇率制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实现内外均衡的各国协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国际间政策协调因各国的主权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碍，而且参与国际政策协调本身也有成本收益问题，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实践。
2、全球化的核心要素，求大家帮忙啊，不知道啊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要素分布：
1国际竞争与全球化的隐性冲击
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稀缺，资本收益必然高，而劳动力收益必然低。二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销售渠道即市场要素是特别稀缺的。三国际经营管理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要素。四全球企业网络是另一种特殊要素，这一网络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掌握的
2知识经济的要素分布与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
一知识型劳动力要素。二知识要素。三信息要素。四金融要素。五创新能力要素。六核心技术要。
3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
一要素收入的分配转变为国家之间分配二开放经济改变要素供应量从而改变要素价格。三要素收入的国际分配是通过要素的国际流动实现的。四要素的国际流动不会完全消除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异。五要素的国际流动并不完全消除国际贸易。六全球要素价格由全球要素稀缺性决定。七要素收入转变为国民收入
文化全球化不太主要
3、GDP与GNP的相同点是什么（简答题）
相同点：
1、GDP与GNP作用相同。两者均用以反映一国或地区当期创造的国民财富的价值总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规模的最重要总量指标。通过计算GDP增长率或GNP增长率，可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通过计算人均GDP或人均GNP，可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达程度，或反映国民收入水平及生活水平的高低。
2、GDP与GNP价值构成相同。两者在价值构成上均表现为“增加值”。
不同点：
1、GDP与GNP计算口径不同。GDP计算采用的是“国土原则”，即只要是在本国或该地区范围内生产或创造的价值，无论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创造的价值，均计入本国或该地区的GDP。
而GNP计算采用的是“国民原则”，即只要是本国或该地区居民，无论你在本国或该地区内，还是在外国或外地区所生产或创造的价值，均计入本国或该地区的GNP。
2、GDP与GNP侧重点不同。GDP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是“生产”的概念。GNP则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
GDP=GNP－本国居民在国外的收入＋外国居民在本国的收入;；GDP=GNP－(本国生产要素在国外取得的收入－本国付给外国生产要素的收入)； GDP=GNP－国外要素收入净额。
(3)国民收入经济全球化扩展资料：
相对来讲，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一国财富总量的统计，GDP越来越优于GNP。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主要侧重采用GNP和人均GNP。
但进入90年代后，96%的国家纷纷放弃GNP和人均GNP，而开始重点采用GDP和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增长快慢以及经济实力的强，一般将国民总收入GNI看做是GNP，各国（包括中国）也仅对外公布GDP与GNI数据，GNP数据已基本不再统计和发布。
4、专家谈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弊？
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盛行，保守政策增多增强，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最大后遗症之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曾一度波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只是当时还停留在民间层面。经过近十年的积累，民粹主义上升到国家层面，开始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从柏林墙倒塌到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历经了一个高潮期。一方面全球经济秩序从“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转向全球统一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伴随高速经济增长，全球商品、服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以“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引发的后果之一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劳动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收入不平等状况急剧恶化。
收入分配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之所以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显现出来，根本原因是经济停滞或增速放慢。在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做大蛋糕的过程，但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使分配问题成为焦点。尤其是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或纾困措施直接刺激了反全球化的浪潮。
如果说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志的反全球化指向的是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那么随后这些年一批西方政界人士则利用民粹主义倾向，把国内收入分配问题归咎于外部冲击，即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尽管经济全球化能够提高全球福利水平是一个客观事实，所有国家都从中获益，但在他们看来，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更大，而发达国家获益相对过小。这种相对收益分配不均的原因被归结为规则本身出了问题或发展中国家破坏了现有规则。
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质疑自由贸易原则，倡导所谓的公平贸易原则。他们从多边主义开始转向区域主义，少数国家进而转向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比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质疑世界贸易组织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执政伊始就要求对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直至目前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争端。
发达国家出现反全球化浪潮，客观上反映了其内部全球化受损群体的诉求，但他们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必然是错误的选择。对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打着反全球化的旗号反对多边主义、倡导“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它会完全退出全球化，放弃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领导权。相反，它不会轻易放弃来自全球化的收益，只是不愿意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想独善其身或以邻为壑，其结果都只能是四处碰壁。世界经济的未来是一个再全球化的过程，即重塑全球经济秩序与规则，让经济全球化的成果造福世界各国人民。这事关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考验着主要经济体的大国担当和责任，注定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内容来源于《 人民日报 》
5、从国民收入账户角度看,开放经济与封闭经济有什么区别
一、定义的不同
1、开放经济指一源国与国外有着经济往来，如存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往来，也就是对外有进出口和货币、资本的往来，本国经济与外国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即为开放经济。
2、封闭经济，指一国在经济活动中没有与国外的经济往来，如没有国际贸易或国际金融、劳动力的交流，仅仅存在国内的经济活动，本国经济与外国经济之间并未存在密切的往来，成为处于封闭经济状态。
二、前景的不同
开放经济是与封闭经济相对立的概念，开放经济的好处是交流了经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接近于开放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发展开放经济已成为各国的主流选择，在开放经济中，既出口，也进口，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既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对资本流动限制较少，从发展前景来看，开放经济要远远优于封闭经济。
(5)国民收入经济全球化扩展资料：
“中国开放的力度将更大，惠及世界的程度会更深”，中国始终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党的十九大也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出重大部署。
进入新时代，开启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征程，我们必须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在开放中筑牢自信，于自信中扩大开放，我们就能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不断汇聚发展新动能、开辟发展新境界。
6、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这是历史发展，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他产生了失业，南北差距加大，环境污染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我依然要说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任何发对全球化的都是可笑的。经济全球化我认为不仅在经济上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最为重要的是有利了国与国之间人民的交往交流，使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经济等等一系列东西趋于同质化。这点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欧元区，或许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人民币区，美元区，甚至是世界货币的统一，这都取决于经济全球化。当然要出现世界货币那么经济全球化要达到一个高度。
资本主义自诞生起，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等四个发展阶段。所谓当代资本主义，就是以二战结束为起点，处在国家垄断阶段上的资本主义。时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典型形态的当代资本主义，无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特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曾经感叹，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现在，经过二战后50多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生产力，又远远超过了以往数百年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惊人记录。同时，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有所减缓。二战以前，美国平均每个发展周期为50个月，而战后则延续为75个月以上；而且，每个周期中经济增长的时间在延长，危机持续的时间在缩短，所造成的破坏力也有所下降。此外，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已经不到3％，美国只有2％；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这三个产业的比重，实际上反映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在新科技革命推进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转变；目前，正在由传统的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
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产权关系上，不少发达国家在坚持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对财产所有形式进行了调整，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二是企业股权的分散化。战后，社会个人买股票和企业法人之间互相购买股票的越来越多，出现了所谓股权分散化和资本社会化的趋向。在劳资关系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坚持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比如，80年代以来，欧盟各国就普遍实行企业共同决定制度，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参与决策，否则就是违法。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坚持以剥削为特征的按资分配的前提下，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目前，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上，其中欧盟国家已接近50％。在以国家财政形式集中起来的这一部分国民财富中，大约50％以上主要用于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养老金发放等社会福利开支，使工人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
在上层建筑方面，西方国家同样在坚持资产阶级根本统治不变的前提下，在国家政权结构、社会管理形式、法制建设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调整。国家政权结构及其运行日益法制化，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也进一步加强。
以上变化说明，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依然面临着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但客观地说，当代资本主义仍具有一定的发展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这种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消失的。
资料国家垄断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和拥有的资源，对国民经济某些领域进行的调节和控制。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其具体实现形式主要有：在部分重要企业实行国有化经营或控股；在某些行业实行国家专营；运用国家财政和货币体系垄断社会管理和调节体系。国家垄断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有限的私人资本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减少了私人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消极影响。
既然资本主义是腐朽垂死的，为什么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还能以较强的势头发展？这是因为———
7、高分悬赏，世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国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
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
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
（二）中国的问题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
（三）中国的大国策略
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
三、 交往理性的指导性意义
（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
.哈贝马斯是通过分析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揭示交往理性内涵的，而这种分析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中。这一理论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来发掘交往行为的理性内涵，并从语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之中，归纳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结构和基本规范。因此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可以从他关于语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论论述中着手进行。
1、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内蕴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他对交往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体的交互活动(interaction)。这种交互活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至少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从他对交往行为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交往行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交往行为是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以达到共识为目标的行为:第二，交往行为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体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通过对话以求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真诚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
哈贝马斯联系言语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因为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所以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对应的言语有效性要求。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客观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事态存在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该是正确的，“社会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规范存在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该是真诚的，主观世界是“主观经历的总体”“可以通过真实表达的经历原理来说明主观的东西”。
他还特别指出，在语言行为中，语言的有效性要求总是同时浮现，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体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显出来，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例如，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确性时，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语言原初地蕴含着“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这便是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的基本内涵。
（二）哈贝马斯对全球问题的设想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与全球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哈贝马斯解决全球问题的设想可以概括为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商谈伦理学说，一个是超越民族国家理论。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交往理性在现实中的应用。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他把合法性问题与规范有效性联系起来，认为合法性问题本身应当是一个规范有效性问题。对于规范有效性问题，有与危机理论相关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交往共同体，一个是普遍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规范上可以达成共识，就无法说明规范有效性问题。交往共同体成员之间通过商谈、对话共同或一起来确定规范的有效性，这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更在于这是一种普遍利益的共识。规范有效性的实现要求普遍利益原则能够得到贯彻，所谓利益的普遍化，哈贝马斯指的是可以通过交往(沟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机意味着普遍利益受到压制。
对于摆脱资本主义对普遍利益的压制，哈贝马斯寄希望于以语言作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钱和权力作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于以可普遍化原则作为先决条件的话语论辩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让沟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为的交互主体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压制的生活世界里。哈贝马斯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同样主张以语言为媒介，交往主体通过对话、沟通达成一致和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空想性，那么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则可以说是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的具体措施。
哈贝马斯清楚地认识到，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利用民族主义的推动力将社会冲突引向对外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之后，民族主义的整合力已消耗殆尽，西方各国不得不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份额，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就业的政策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化解了阶级对立，稳定了资本主义。但是，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再继续福利国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一致，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问题还不仅如此。一旦放弃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势必要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又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丧失民主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再说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从民族国家过渡到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继续原先由民族国家采取的社会福利措施，对抗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保障和进一步扩大民主。他认为只有坚持政治先于经济，对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政治驯化”，才能使现有的社会长治久安。
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们成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一方面，市场的扩张遇到了地球幅员的限制，资源开发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变小的世界己不允许人们将行为后果外化:无须担心制裁，而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他人一如其他社会部门、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或子孙后代—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无论在重大技术的跨地区风险上，还是在富裕社会的工业所制造的危害整个地球的有害物质上，都表现得同样明显.”单个国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军火贸易，都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也必须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有所限制。面对上述人类共同的严重问题，“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
他一再指出，经济全球化造成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困者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多，这方面的指数确凿无疑，社会分化的趋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
哈贝马斯的设想，具体而言，就是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是由于地理的和经济的基础扩大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加强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他还认为仅将原先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转移给跨国性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以政治来克服“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具体做法是，“要引进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意志构成因素，并保证政治决策的约束力”也就是将国内的民主扩大到国际范围，借助各政治实体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舆论，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意识。只有当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形成观念压力，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行动者，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政治共同体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变化，才会日益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的成员。
（三）哈贝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约束工具理性
哈贝马斯系统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滥给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他认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确立交往理性。在现在看来，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解决全球问题同样是适用的。由于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们片面地认识和对待自然以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就产生了许多全球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的实质是: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给定的条件下现实地权衡和制定所要实现的目的。在他看来，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间的交往中遵循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技术规则的特殊规范。这种规范必须通过语言的共识来形成，并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能自觉地进行物质必需品的再生产或工具的使用，而在于能够使用语言。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最终必须落实到语言。以语言形式进行的交往活动主要应归结为建立在特定观念和原则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要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在主体间建立一种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交往理性来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现实中，就是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人们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虽然科学技术能大大发展生产力，能极大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虽然作了过分极端的评价，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他对滥用科学技术的后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对于当前的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自然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是人如何看待人类自己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科学技术。我们在改造自然时，也有一个限度问题，不能无限度索取。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哈贝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来约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规范
针对目前的全球问题，各利益主体也达成了不少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些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很不令人乐观，甚至有的协议形同虚设、有的协议事与愿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规范的制定出现了问题。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对规范的作用做了阐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依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从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实质上，“话语伦理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即他的“实践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人们之间必然会发生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于是，人们就必须相互理解，而人们之间要实现相互理解，就必须具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准则，这一方面包括共同的语言背景和语言规则，另一方面包括共同的价值准则。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规范是对话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但是他认为普遍化的规范的确立，必须排除强制的因素，也就是说对话伦理学的规范原则，必须是人们能够自愿接受的。
那么，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怎样才能保证规范为一切人所接受?哈贝马斯认为共识并不像利奥塔所说，必定会抹杀个性，取消话语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识决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对话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据的乃是建筑在逻辑合理性之上的语言规则的统一，目的是使论证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获得保证。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普遍承认和遵守的规范是主体间顺利展开对话，实现交往合理化的条件之一。规范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就是普遍有效性，这是他的对话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确保规范的普遍有效性?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原则，即论证原则。他认为真理是由共识形成的，陈述的真理性条件是参与对话的主体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说，一个规范是通过参与对话的主体共同论证的结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都根据自由意志确定何者为普遍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是现存的普遍原则决定人们提出的伦理规范是否正确、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体的相互讨论中，由共同认同产生普遍的规范。规范既然是各利益主体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经过论证而形成的，那么规范就体现着各主体的共同意志，他们必然会遵守规范。
四、结论与建议
（一）理论指导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从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对话、商谈并遵从一定的互相认同的规范而达到合作与协调、寻求共存、互利发展的心理趋向、认知构架与行动取向。哈贝马斯认为运用着认知构架可以较好地分析显示社会以及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总的看来，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是如何消除冲突、达成协调和寻求互利发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处在于真正突出了社会历史共在主体的作用，它不再把社会共同主体看作先天地内在同一的普遍化整体，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提升为历史的唯一主体，而把其他社会成员排斥在历史主体之外，而是看到各个历史行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差异的同时找寻到了社会历史共同主体的内在同一性的根据及现实途径。
我们要解决全球问题，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全球问题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鉴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积极寻找全球问题的出路。
（二）实践指导——以货币为例
在此基础上，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应采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论，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各类利益主体进行长期重复进行的合作博弈，在国际范围内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争取能源、资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秩序陷于混乱。金融自由化浪潮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开放了大门。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获得高经济增长后，由于国内经济体系内在扭曲，相继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几十年的奋斗的成果被国际资本吞噬。拉美开始出现“美元化”现象，被认为是全球化消除货币民族特征的一个标志。但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这明显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在亚洲范围内需要一个实力与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国家来承担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火车头，目前还期待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崛起，以及国际交往能力、制定协议能力的增强。
因为，现代国别货币(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种制度工具,它以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又服务、支持并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当一种国别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这种工具不仅给该货币的发行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使发行国无偿地、长期地占有他国的部分商品和劳务,也有影响、为难甚至于左右他国经济的功能,并影响他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以至于文化、意识形态等。国别货币的国际化,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国际社会权力效能。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样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反过来,经济的全球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别货币国际化的效能。
由此可见，国际范围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个利益联系体，其次相互理解与信任是基础，第三还需要维护机制运行的约束机制。
在货币合作方面，欧盟、欧元走在东亚的前面，启动东亚的货币及经贸合作。可以成为建立中国、日本、韩国为领头羊的亚洲货币机制良好借鉴。
（李谓文 原创）
六、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著译.重庆:重庆出版，1994
[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A]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c】.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8、为什么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
1．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据统计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额的82%,而占全球人口75%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仅占14%和18%.世界上20个最富有国家国民的平均收入是20个最贫穷国家的37倍.两者之间的差距比40年前增加了一倍.这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后果.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优势、为主导的经济运动.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发展中国家虽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政治力量,但是,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经济上摆脱历史形成的国际分工的影响,并未改变历史形成的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的地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格局进一步发展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外围”或“边缘”)的对立.这实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处于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控制的地位,并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更发展,世界范围的“富国”与“穷国”的分化更剧烈.由此可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达”与“不发达”的对立、“发达”对“不发达”的剥削和控制,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2．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基础.经济全球化是指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加快、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情况下,把世界的生产、贸易、金融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开放.在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经济走向全球化,因此,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新科技革命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国际贸易的高度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国际间相互投资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它促进了世界贸易、就业和投资的增长；其次,它使世界市场实现一体化,某些商品全球性过剩成为可能；其三,它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扩大,国家经济主权逐渐弱化；最后,它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投机因素,增大了国际经济运行的风险.3．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基础是：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基础.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是以国际分工的发展为基础的.发达的国际分工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革命之后出现的,它是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国际分工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的过程.生产的国际化促进了资本的国际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资本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商业资本的国际化；而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国际化主要是通过资本输出并带动商品输出,形成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最终形成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体系等体现出来的.这一时期,资本国际化的形式除了商业资本国际化之外,借贷资本的国际化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生产资本或产业资本的国际化比重还很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具体表现就是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不断扩大在国外的投资,兴建生产性企业.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发展,促使国际经济关系逐步向深度和广度扩展,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产生.4．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关系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它发展的物质条件是：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物质条件.经济全球化是指在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巨大发展的推动下,把世界的生产、贸易、金融等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使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逐步走向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的新阶段.(考试大)新科技革命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条件.科技革命及其成果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促使发达国家经济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高,国际间的分工和合作关系越密切,客观上要求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日益密切,从而整个世界经济也就连接成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加强了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密切交往和联系,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明显特征.5．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优势、为主导的资源配置国际化的经济运动.这一实质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中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生以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为现实基础、以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为理论基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生使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融人了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方殖民者”与“受殖民者宰割、凌辱的多数落后的民族、国家”结构的存在,奠定了经济全球化实质形成的基础.这种结构,在经过三次科技革命使生产力成百倍地提高之后,经济日益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虽然瓦解,发展中国家虽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政治力量,但是,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经济上摆脱历史形成的国际分工的影响,并未改变历史形成的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的地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格局进一步发展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外围”或“边缘”)的对立.这实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处于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控制的地位,并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更发展,世界范围的“富国”与“穷国”的分化更剧烈.由此可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达”与“不发达”的对立、“发达”对“不发达”的剥削和控制,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6．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跨国公司是一种国际性的企业,它以一国的总公司为基地,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从事跨国生产、销售和其他经营活动.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代国际范围内生产和资本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它们在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领域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成为国际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7．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优势、为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实质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中形成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要求世界市场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统一整体,各个国家都必须面向这个全球市场,实行规模生产和经营,积极参与世界竞争.目前,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虽然瓦解,发展中国家虽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政治力量,但是,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经济上摆脱历史形成的国际分工的影响,并未改变历史形成的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的地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格局进一步发展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外围”或“边缘”)的对立.这实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处于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控制的地位,并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更发展,世界范围的“富国”与“穷国”的分化更剧烈.8．跨国公司是一种国际性的企业,它以本国总公司为基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子公司,从事跨国生产、销售和其他业务活动.它的实质是：跨国公司的实质.跨国公司是一种国际性的企业,它以本国总公司为基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子公司,从事跨国生产、销售和其他业务活动.它的实质是：高度国际化的资本垄断组织.它凭借其技术优势、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等条件,绕过贸易壁垒,使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代国际范围内生产和资本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它又以其全球性生产经营的企业形态,以其相互间的联合与合作的形式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以及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联系,形成了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活动中囊括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空前巨大的网络,从而使全球化的经济成为网络型经济.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盟更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因为这种联合与合作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强强联合与合作,它有利于突破贸易壁垒、分散投资风险、引进新技术、开拓新市场,使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使国际竞争在更大的规模上得到开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它们在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领域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成为国际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9．经济全球化要达到共赢的目的,关键在于: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新秩序是相对于国际经济旧秩序而言的.它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消灭剥削和控制,建立起真正体现平等互利、互助合作原则的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要达到共赢的目的,关键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其内容上反映了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平等互利,即各个国家之间主权平等,对支配自己的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主权,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享有主权,在国际贸易、金融、技术等领域进行的交往必须公平互利；二是相互依赖,即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合作,消除世界上的贫富差距,促进共同的繁荣.发展中国家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上已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目标：第一,维护本国的主权和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第二,改善贸易条件,稳定或提高初级产品的生产；第三,实施必要的国际金融调控,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第四,通过国际立法规范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侵害.10．产业资本国际化是下列哪个历史阶段资本国际化的特点产业资本国际化.资本全球化是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资本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商业资本的国际化；而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国际化主要是通过资本输出并带动商品输出,形成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最终形成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体系等体现出来的.这一时期,资本国际化的形式除了商业资本国际化之外,借贷资本的国际化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生产资本或产业资本的国际化比重还很小.战后,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趋势空前加强.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全面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新现象.产业资本国际化,是指产业资本的运动越出国界向国际范围扩展的趋势,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在国际范围内行使其职能,把整个国际范围作为自己的活动领域.由于产业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循环过程中,仍然要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因此,产业资本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货币资本国际化,生产资本国际化和商品资本国际化的统称.11．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阶段中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走出去”战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还必须“走出去”.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发展契机,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如何趋利避害,保障我们的经济安全,必须考虑如何行使世贸组织赋予我们的权利,因此,采取“走出去”战略就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应对之策.可以认为,采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发展到新阶段的一项重大举措.“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全局具有很深远的影响.“走出去”战略以在境外投资厂为龙头,全方位带动我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创造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主动态势,可以更好地促进“引进来”,更充分地利用“两个市场”.“走出去”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人世贸组织的新形势,结合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实际作出的战略选择.它可以使我国企业在实施这一战略中,全面提高自身参与国际竞争的素质和能力,了解和熟悉国际环境和国际规则,提高在新形势下处理经济事务的水平；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来发展我国的经济,这必然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12．我国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走出去”战略主要是指：“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是指：到境外去投资厂.“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我国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都可以通过合资、合作、控股等形式走出去,投资厂,利用国外各种资源优势增加生产效益,逐步形成我国的跨国公司.第二,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交流和合作.“走出去”不仅包括对外投资,而且还包括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如对外设计咨询、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等.“走出去”战略的这一内容实际上是国内过剩生产能力向国外转移的反映,它可以缓解国内市场上的过度竞争,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扩大产品实现的空间,突破需求限制对企业发展的束缚,也可以为我国集中精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走出去”战略的这一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还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和对境外资源的充分利用.我国企业可以通过合资、合作,借助直接、间接和政策性融资方式,在境外利用外资.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和生产经营,也可以获得或直接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13．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实行这一国策的前提和基础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国策的前提和基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指在坚持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基础上,从本只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实行的对外开放,才是真正的对外开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要保证,也是在对外开放中提高经济实力的必要保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锁国、故步自封,关起门来搞建设,盲目地排斥同国外进行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而是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增强本国自力更生的能力.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正确处理好从国外进口商品、引进技术设备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具体情况出发,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资金来发展民族经济.1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当前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是: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二〇〇六至二〇一〇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规划.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完善投资核准和备案制度,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健全政府投资决策责任制度.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15．扩大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是:扩大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对外贸易主要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对外贸易一般由商品的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组成.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相等,就称作外贸均衡；如果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就称作外贸顺差；如果进口额大于出口额,就称作外贸逆差.对外贸易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和主要形式.发展对外贸易,可以通过组织商品和劳务的出口,增加外汇收入,补充经济建设资金的来源；可以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可以丰富国内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以加快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16．社会主义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对外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必须融人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生产社会化特别是经济国际化的客观要求.1）对外开放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客观要求.2）当今世界经济国际化使对外开放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和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同时,对外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1）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要求实行对外开放.2）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要求实行对外开放.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看,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综上所述,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生产社会化特别是经济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被世界各务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是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的国策.17．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扩大对外贸易、吸收和引用外资、发展对外技术交流时,都必须要坚持的一个共同原则是：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原则.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原则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的原则1）平等互利,就是国家不分大小,不分贫富与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有何差异,都应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对待,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意愿,使双方都能获得各自的利益.2）平等互利既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也是各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前提.因为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是主权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这种经济交往必须是平等、互利的.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总要求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按照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闭关锁国、封闭式的自我循环的经济状况,力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技术上缩小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联合对外.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之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自力更生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是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