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模式的主题是什么?
中国模式的主题是民主化。中国模式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新型发展道路。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尽量降低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把影响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全面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模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模式为基础，实行双调控模式即国家调节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双重调节模式。
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努力探索出来的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最主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们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
2、在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
http://www.cqvip.com/QK/83736A/2005007/20192136.html维普网上的论文
“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内涵复杂定义纷呈的概念。总的来说，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其中经济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一些共同规则的诉求，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文化全球化问题研究的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过去只关注经济因素转变到经济文化因素同时关注，例如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自己理论的修正；另一种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来解释全球化进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学的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体系的变化过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过程。[1]综观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主要有如下问题：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全球文化的构建以及文化全球化问题。
一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对全球化与文化关系的把握。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进了研究领域，扩大了全球化理论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论的解释效力。[2]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提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文化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汤姆林森认为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引向文化领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实践内涵。关于全球化，他提出要从日常生活体验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亲近感、独特性。关于文化，他认为必须要从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实践关系去阐明文化目的性，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他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广为人们接受的特征，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这一理念来为自己的文化做注解。事实上，汤姆林森是从杂交化、传媒亲近感、世界主义等方面探讨全球化与文化的联结，提出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劳动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动，它还带来了我们文化体验的转型。这种文化体验，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他集中探讨了“非领土扩张化”概念,认为非领土扩张化是我们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状况,它存在于日常体验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诸多方面。“非领土扩张化”概念所要表达是，全球化从根本上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们的文化实践、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满活力的文化与领土定位之间的联系；这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机遇与危险并存。所以，他呼吁全世界团结一致。
美国文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也有自己的思考。关于全球化，他认为这是一个传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盖与传递文化或经济含义。但他又认为单将传播作为全球化概念的焦点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在他看来，当代传播的发展再也不具有“启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内涵。这一传播性概念既具有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层面，即被赋予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文化层面的所指或意义，对于传播网络扩展的假设已被暗中改换成某种关于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同时，又被暗中改换为一种对于世界市场与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看法。一场特大范围内的全球性劳动分工，以及充斥着商贸与金融内涵的新的电子商务路径，即它的经济方向。所以，詹姆逊认为作为与传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却并不相称的两面，产生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观点：如果只强调这种新传播形式的文化内涵，那它将会逐渐表现出对差异与分化的一种后现代的颂扬，瞬间会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处于彼此相容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广瀚的文化多元主义，让人很难抗拒；但如果倾向于对全球化经济方面问题的思考，那么它又会受到那些经济准则和意义的影响，人们会发现这一概念变得愈来愈暗淡晦涩。他认为，这里占据显著地位的是不断加强的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4]可以看出，詹姆逊是以经济文化的互动交织来定位传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经济文化式”分析。诚如他的发问：“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是否有根本的改变？”[5]
二现实与想象的文化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密切渗透，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文化全球化问题日益提上日程。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学者们更多是从全球化研究的范围及影响谈到文化的全球化现象与可能。戴维·赫尔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变革》中指出，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和影响的当代争论中，主要有极端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三种。在美国大众文化或西方消费主义的支持下，各种超全球化论者描述或预测的世界是同质性的。但超全球化论者也受到怀疑论者的挑战。怀疑论者认为，与民族文化相比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暂时性，而且，由于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阂，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具有持续的重要性。持变革论的人认为，文化与人口的相互融合与交流将产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网络。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赫尔德等人认为，跨区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际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3000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则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由于当代电信、广播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覆盖的区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6]他具体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历史形态。他们的这种分类基本上概括了当前对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态度。极端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思维的单线性，这显然不符合复杂的多元化现实。其实，不论何种态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进行中。文化全球化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
文化全球化是现实的。首先，随着文化消费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消费文化以其通俗性与普及性极大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文化得到包装并借助商品而传播， 这是非常有效的传播方式。其次，信息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这个工具，资讯传播更加方便迅捷，整个世界犹如一个小村庄， 一个消息、一条信息瞬时间就能传遍整个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性。另外，文化不是空穴来风，它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个人、组织、民族等实体，随着这些实体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的不断深入和广泛进行， 文化负载着经济，经济传播着文化，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实现。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象的。从消费文化的层次上看，初看起来似乎是同质化过程，但实际上呈现出的是混合化特征，没有任何文化会存在于不受时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从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角度来看，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环境最终总会遇见一种已经存在的参照框架的影响与制约。后者涉及一个更复杂的过程，简单的同质化概念并不能正确地记录这些问题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性质以及他们产生出来的文化创造性。所以，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是必然的。但有一个前提同样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的前提——文化主体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多元与多样。从文化全球化的实现路径来看，国内学者王宁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有两个方向：一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会渗透到这些地区；二是（ 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 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7]可以看出，王宁是以资本输出的路径来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径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它预示着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渗透，但根本上这是一个经济的做法。经济的逐渐演变成文化的，同时文化的也逐渐演变成经济的。文化是重要的经济产品，离开这一点，经济体系无法发展和扩张。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文化担负着诸如公民权这样的理念和运作，可充当民主政治的试验场，显然这是在设置文化与政治层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构建
随着不同民族文化渐渐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与渗透日益广泛、深入，这也渐渐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文化的构建。对此，也有不同观点。
第一，一元为主的“全球文化”。汤姆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公开质疑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本没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对它的不同解读；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话语中的内涵，才能得出其实质。他认为一些学者过于维护文化的差异性，否定其同质性，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发展的前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平衡，而某种程度的同一性则有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以及人类的和睦与进步。现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们的文化宿命。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经验背景，他否定同一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应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说法。
事实上，在全球有无一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即如何看待美国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并不是唯一能够在全球扩张的文化，但同时也必须肯定美国在全球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领世界风气之先这一事实。这不仅因为美国拥有制造并在全球传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无与伦比的手段，而且还因为美国具有一整套能够使其成为全球文化传播者的文化与历史特质。这种状况虽然并不意味着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质性的烙印，但也确实表明，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不得不把美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当成共存的现象看待。 美国流行文化具有约瑟夫·奈所谓的“软权力”——劝说或合作的权力。实际上，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正是想在世界范围内肯定和推广美国文化。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明眼人一眼便能揭穿。詹姆逊认为，主张同一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美国文化。他提醒人们谈到文化全球化时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不是唯一面临危险的东西，人们更应该警惕其中蕴含的另一种倾向。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美国文化已渐渐成为他们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他说：“美国的电视，音乐，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8]对此，依附理论学派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今天仍处于称霸的阶段，但是这一霸权地位却因欧洲和日本的赶超而不断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义构架来管理长期受危机打击的体系，已经进入它的崩溃阶段。近年来，后殖民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与此直接相关，美籍印度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就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构建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文化的多元共存。英国学者M.费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给一专题杂志写的导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现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全球文化的相互联系状态的扩展也是全球化进程，它可以被理解为导致全球共同体即“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这种全球文化应该是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他看来，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义的特殊化。日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实际上已成为全球化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主导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明显。因此，他认为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性，若想掩盖或者抹去这种特性，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倒退。所以，他将全球化描绘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双重过程”。另外，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样认为单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临强烈抵制，它必然会受到政治沙文主义和多种反主流文化的反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其说是朝向文化同质化，毋宁说是走向文化分化与复杂化。全球文明论者玻尔马特（H.V.Perlmutter）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导，全球化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世界文明，在这个世界文明中有一种全球“融合”的动态形式。他把这种动态“融合”看做一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方面的相互协调的过程。〔9〕
第三，文化的冲突与对话。谈到“全球文化”的构建，必然要谈及文明的冲突与对话。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并设计出一幅未来多种文明冲突的景象，声称西方文明的最大对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实际上是把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统化和抽象化了。虽然在以后的著作中有所调整，但不难看出他在文明关系上的竞争论立场。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自由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的理念已经很完美、无可匹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统性，因此，历史终结了，即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制度与行为模式。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趋同论，即世界统一于自由民主。其实，福山与亨廷顿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两者都在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虑——福山认为西方的文明已经取胜，体现出一种优越感；而亨廷顿却在为西方文明的主体地位忧虑和担心。杜维明在为联合国2001年《文明对话宣言》所写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中谈到，在21世纪，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论，文明冲突理论比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更具说服力，因为它承认文化的重要地位并希望妥善处理宗教差异。不过，杜维明明确反对文明之间的冲突，他的立足点是坚持跨文明对话，实现文化的多样化，超越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以达于各文明间的真正和解，用来标志这种和解的概念被称做“全球共同体”或另外“地球村共同体”。〔10〕
另外，德国学者哈德尔拉·米勒也表现了一种不同于亨廷顿的立场，并在《文明的共存》中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进行了批判。米勒认为，文化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对历史的发展真正起重要影响的还是经济与政治力量。在他看来，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主要不是取决于文化自身以及各个民族的文化态度，而是取决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他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既可能导致文化的冲突，也可能导致文化的融合。他呼吁人们要加强文化对话，促进文化融合。不过，对于文化对话与融合，他将更多希望寄托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身上。他说：“在21世纪，人类将走向何方，文化的差异是成为划分界限的原因，还是会演化为促进合作的原动力，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西方国家对待文化的态度。美国作为西方的领头羊，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11〕
结语
当今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间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类整体意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文化、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难以升华。可以看出，实际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须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两条逻辑，其内涵和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但不管如何，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全球化文化的发展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交织过程；二是美国文化在全球化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力，它的扩张造成了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民族狭隘主义与普世主义都有明显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过平等对话来实现，而真正的平等不仅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3、国有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混合所有制是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属性的客观要求。它使得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推进到新的高度，在一定范围内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本的代理人和政府投资出资人代表，是我国社会经济群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其有序高效发展，也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进一步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完善企业产权保护制度，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优化国有企业控制权分配，实现激励约束相容，对提高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和提高效用发挥着重要作用；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当前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创新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路径在实践探索中，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主要采取三种路径：一是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二是引入战略投资者平台；三是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探索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从发展历程看，以1998年为起点到2008年的十年，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缓慢发展的尝试阶段；2013年至今，特别是2016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之后，混合所有制改革节奏明显加快，取得的进展显著。一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不断增加。二是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质有序推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先后试点推进。进一步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三是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试点推进。国有资本的布局和结构得到不断优化。经过多年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实践，一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或正在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并取得了初步成效。通过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规范，大多数试点企业已从计划经济体制附属的传统国营企业，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独立自主经营市场主体。当然，我国现有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为此，深入了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特点、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深化国企混改的基本思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概括起来应当考虑遵循以下基本思路：其一，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规范运行、效率提升的基础，合理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保障。要持续梳理与优化国有企业制度流程体系，规避运营风险，提升业务运作效率。建立并完善经营计划制订、下达、执行、反馈的闭环工作流程及机制。其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自上而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能够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能够切实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并强化对地方和部门的职责及各项制度的执行要求，构建完备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其三，遵循市场化的产权交易规则。要加快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健全公平、公正、公开、规范、有序的产权交易市场，使产权市场成为各类市场主体有序竞争、资本流动、资产重组、扩张发展的平台。从而有效推进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创新性。其四，清晰界定国有资本功能作用。现有的国有资本大部分存在于一般竞争领域，没有充分发挥其带动引导作用，也影响了其市场竞争力的形成。需要进一步调整布局，加大资本运营力度，提升国有资本运营优势与效率，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模式，推动资源整合，提升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五，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既要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更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把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与产权多元化及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提高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重要基础。政府对待微观领域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政策，要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坚持一个“活”字，即放开搞活，使企业真正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要注意区分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的不同特点，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从而促使实现国有企业市场效率的最大化和自身的正常发展。其六，正确处理好控制权分配。以市场导向为基本方向，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架构，以股权结构为基础，切实保障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的各类出资人的产权权益，防止出现国有资本边缘化或权益被弱小化。同时，要调动各类参与者的积极性，从法律层面保证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享有同股同权，即在国有企业控制权分配过程中，实现公平公正，以提高国有企业的决策效率。其七，实行激励约束相容机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加大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市场化选聘力度的同时，强化市场考核机制，促进国有企业激励约束相容。深化企业的治理结构和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企业激励约束制度的动态调整，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和经营管理效率。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其八，明晰资产产权资本多元参与。允许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明晰集体资产产权，鼓励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和外资等各类资本参与，鼓励养老基金、社保基金等各类基金介入，也包括资本市场资金等，藉此分散股权，形成股权多元化，有助于股东之间相互制衡。而且分散的股权结构有助于股东之间相互制衡，形成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而为企业融资、风险投资提供更好的平台。其九，梯度进行分类实施。区分行业和领域性质以及企业规模，具体分析、分阶段推进。针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应一概而论，一方面要根据其所属具体行业和领域以及企业规模加以区分，坚持因业施策；另一方面要分清是具备混合所有制改革条件的企业还是已经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对处于不同阶段的这两类国有企业要采取有区别的改革措施。
4、什么叫做新福利国家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福利国家”理念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三条道路”改革，推动了传统“福利国家”理念的自我扬弃和自我革新。在此基础上，一种新型的“福利国家”理念在西欧孕育产生，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新型“混合经济”理念。在传统“福利国家”理念中，所谓“混合经济”，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与消费方面，建立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政府与私人同时发挥作用的双重经济与管理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强调的是国有化和其它形式国有资本对私人经济的直接参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的“管制”和被“管制”关系。而新“福利国家”理念认为，国有化和经济“管制”导致经济低增长和低效率，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即主要不是在国有和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和“解除管制”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之间取得平衡。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方面，国家和市场有着不同的、相互难以替代的作用。强调“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新型“充分就业”理念。在传统“福利国家”理念中，“充分就业”是实现公民自我保障和个人尊严的基础，也是扩大“有效需求”，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政府的工作思路是，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根据“逆经济风向行事”和“相机抉择”原则，推行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确保“人人就业”和“终生就业”。而新“福利国家”理念认为，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必然会冲击西欧各国劳动就业市场，带来大规模失业，使“人人就业”和“终生就业”难以实现。因此，政府必须从“充分就业”的迷幻中解脱出来，一方面努力营造开放、竞争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对有限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进行重新调配，推行“灵活化”和“劳动时间部分化”相结合的全新就业理念。
新型“公平分配”理念。传统“福利国家”理念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弊病，其严重之处，不仅在于它本身，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辛勤劳动的穷人中间所造成的冤屈和不公平愤懑情绪，因而主张国家对遗产与收入征收累进税和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更为均等。而新“福利国家”理念认为，相对于“收入均等”而言，对“可能性”的公平分配，即“机会均等”更为重要，必须在“收入均等”和“机会均等”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这种平衡突出表现为，“应当尽可能地不是给予人们物品，而是给予他们能力和责任”，强调“教育是现有的最佳经济政策”，加大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加强科学研究及其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劳动力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保姆型国家”为“输血型国家”。
新型“社会福利”理念。在传统“福利国家”理念中，享受社会福利、抵御各种经济和社会风险，以及享受文明人应有的生活标准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些保障表现为公民的政治权力而不是以慈善的形式出现的”，政府有义务对此作出保障，并承担最后责任人的角色。而新“福利国家”理念认为，传统福利国家片面强调公民权利，忽视了公民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结果造成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公民工作积极性不高和对福利过度依赖等问题。因此，新福利国家必须注重培养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和自我实现意识，把国家提供福利保障和个人积极就业、努力工作结合起来，在权利和责任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同时充分发挥社区等民间组织和社会机构的作用，确立权利和责任对等、福利主体多元、公共服务多样以及服务方式灵活的现代社会福利系统。
5、怎样认识混合所有制经济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论断充分说明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特征、地位和作用。当前，我们要深刻认识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激发我国经济发展活力。
混合所有制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所有制形式，兼具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某些特点，能够更好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生产力发展要求调整生产关系，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相互融合，混合所有制经济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阐述基本经济制度时充分肯定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此后的中央文件多次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之所以坚持和发展十五大以来的有关论述，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因为当前我国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尽快发展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就要求快速积累大量资本并实现资本运营现代化，而单一所有制形式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在资本市场充分发育条件下，各种属于不同主体所有的资本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可以更好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为什么说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从基本经济制度涵盖的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行政事业性资产等的权属关系来看，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有三种实现形式：一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和集体分别拥有不同范围内的资源性资产，同时拥有大部分行政事业性资产和部分经营性资产，个人和外商等市场主体也合法拥有部分经营性资产。这种实现形式构成这些资产的产权保护制度。二是公有经营性资产分布在国有独资企业和集体独资企业，非公有经营性资产分布在私人独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它们在社会范围内并存和共同发展。这种实现形式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大量存在，后来逐步减少。三是属于不同所有者的经营性资产通过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这种实现形式近些年迅速发展，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新思路。
在实践中，股份制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企业制度形式。股份制包容公有和非公有因素，股东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和国有投资机构，能够成为多种所有制交叉混合的有效形式。随着资本来源社会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法人治理结构日益完善，股份公司正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有必要保留一些国有独资企业；更多的国有资本则应通过市场配置到社会需要的行业和领域，同其他资本结合起来运作。这样能够实现国有资本有效配置，吸引和推动更多的社会资本一起运作，从而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保值增值；同时，非国有资本同国有资本融合后，能够进入以往难以进入的领域，降低风险，借力发展，提高回报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使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6、人民日报学习连线：怎样认识混合所有制经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论断充分说明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特征、地位和作用。当前，我们要深刻认识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激发我国经济发展活力。
混合所有制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所有制形式，兼具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某些特点，能够更好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生产力发展要求调整生产关系，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相互融合，混合所有制经济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阐述基本经济制度时充分肯定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此后的中央文件多次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之所以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的有关论述，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因为当前我国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尽快发展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就要求快速积累大量资本并实现资本运营现代化，而单一所有制形式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在资本市场充分发育条件下，各种属于不同主体所有的资本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可以更好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7、中国模式的主题是什么化
民主化。
中国模式就是：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新型发展道路。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尽量降低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把影响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全面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模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模式为基础，实行双调控模式即国家调节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双重调节模式。
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努力探索出来的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最主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
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