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整个发展的顶层设计战略布局上首先面临的是什么
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整个发展的顶层设计战略布局上首先面临的是现实与长远。
一，国家发展三个阶段
在发展第一个阶段。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会率先完成其资本的积累。从而开始对其他贫穷国家的资源的掠夺，在掠夺后再利用这些资源反哺本国经济，这是发展的初期模式。
比较典型的代表便是以早期英国为代表的满天下殖民的欧洲诸国。这种国家的发展模式弊端在于维稳成本过高，接手殖民地后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进行基础建设与人民教化。
二，在第二个阶段。一个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体系的建设，开始能够大量出口本国工业产品，同时大量进口资源国的资源。（通过进口的方式代替了原有的直接掠夺的形式，相对来说更加的文明，也降低了维稳的成本。相较于圈划殖民地的行为，这样培养亲本国的势力对一个新兴国家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此时诞生了第二种富裕国家，便是那些依靠出卖资源发达的国家，比较典型的代表有中东的伊斯兰诸国。其发展模式较为单一，国家主要产业相对集中。这个时候国家之间的看似关系更为平等了，但实际上先发展的国家生产的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不断地消灭贫穷国家刚刚萌芽的工业，摧毁他们辛苦建立的经济体系。
三，在第三个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完成资本积累，不断的将国内重污染，重劳力，重资源的工业转移至国外。而本国则主要保留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与此同时开始使用金融工具收割贫穷国家的财富，让较为贫穷国家代生产大量的商品，用只具有一般等价物性质的货币便能够大笔的买进他国的廉价资产。用小小的操作就乾坤大挪移般吞噬掉别国的财富。这种发展模式下，杀人是不需要见血的。
比较典型的代表便是如今不可一世的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向全世界豪征暴敛，将本国发展成本转嫁到全世界人民的头上。（等于是向全世界人民收税供养美国“人民”）这种发展模式依托的是卓逸世界的军备力量。
强大的军事实力震慑全世界，加速霸权的横征暴敛，而掠夺来的财富则用于反哺军备，进一步加强掠夺的能力。
2、关注中国汽车全球化等 全国人大代表王凤英2021两会建议
易车讯 在2021“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就中国汽车的全球化、智能化和新能源发展等问题提出了三项议案建议，分别为：《关于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的建议》、《关于推进燃料电池汽车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建议》、《关于优化法律法规 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商用化落地的建议》。
响应国家双循环发展格局 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
近年来，得益于政策支持、技术创新、规模庞大等先发优势，中国培育出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产业。2020年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确立，使中国汽车全球化发展迎来新契机，新能源汽车成为重要突破口。
然而，随着以德、日等为主的外资品牌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力，而中国新能源汽车仍以国内布局为主，“走出去”黄金窗口期压缩，中高端新能源汽车产品在全球影响力较小，芯片、钴资源等关键技术或资源依赖进口等问题，使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受阻。
因此王凤英代表建议：
一、制定5-1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规划；
二、扶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向全球发展；
三、搭建自主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提升新能源汽车整体“走出去”实力；
四、拓展国际经贸合作，带动企业互利共赢；
五、制定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全球化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
营造氢能产业健康发展环境 加快燃料电池汽车市场化进程
为实现2030年碳达峰及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我国需发展车用氢能产业，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提高可再生能源制氢比例，以加快推进低碳减排。
然而，我国氢能产业战略导向尚不明朗，支持政策尚不完善，加氢站管理缺位，车用氢能供给体系尚不健全，关键材料和零部件自主化能力还不足，整车制造及氢气价格过高导致产业化进程受阻。为支撑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示范应用，我国亟需解决产业发展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因此王凤英代表建议：
一、制定氢能的国家级顶层设计，完善标准法规；
二、引导加大氢燃料电池基础科研投入，突破核心材料和关键部件的技术瓶颈；
三、加快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能力，鼓励多手段降低推广成本；
四、加强优质资源协同，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统筹协调机制 推进法律法规修订 加快智能网联汽车商用化落地
作为跨产业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网联汽车正推动着汽车产品形态、交通出行模式、能源消费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等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并为探索解决汽车普及带来的环境、能源、交通等社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然而，现行的产业管理方式在产品标准、法律法规适用性、产业准入等方面，难以适应科技创新的快速突破，限制、阻碍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
因此王凤英代表建议：
一、加快形成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
二、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法律法规制修订工作；
三、处理好科技进步与法律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全国人大代表王凤英充分发挥行业前瞻洞察，就中国汽车取得进一步发展提出多项议案建议，旨在推动中国汽车产业紧抓机遇，直面挑战，重塑国际分工格局，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3、公司创始人如何做好股权顶层设计？
给你说说我前两天在睿融的G·SSC听课的一些结论：公司要发展壮大，开放股权是必然的趋势，这是时代的潮流。开放股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思维僵化。开放股权，关键是要有顶层思维，未雨绸缪，做好顶层设计。
创始人想要在不控股的情况下实现对企业的控制，驾驭资本而非被资本驾驭，首先在引入资本或股权激励之前，需要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做好企业股权的顶层设计（控制权设计）。通常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小股掌大权”：
1、股份比例和表决权比例分离
《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有限责任公司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约定“同股不同权”，创始人可以要求投资者或者股权激励对象让渡其所持股份的全部或者部分表决权，实现表决权和分红权分离，从而既满足资本逐利本性，又能够继续实现创始人对企业的控制，从而通过较少的股份争取获得更大的投票权。
2、通过一致行动人计划提高创始人的控制能力
“一致行动人”即通过协议约定，某些股东就特定事项投票表决采取一致行动。意见不一致时，某些股东跟随一致行动人投票。比如，创始股东之间、创始股东和投资人可以通过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加大创始股东的投票权权重。
3、有限合伙持股平台的引入（杠杆持股，以小搏大）
有限合伙通过让核心创始人担任普通合伙人，从而控制整个有限合伙公司，然后通过有限合伙公司控制公司股权。其他股东只能是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不参与有限合伙管理，也就不能通过有限合伙控制公司。
4、AB股（牛卡计划）
所谓AB股，即将企业股票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创始股东与投资人持有不同类型的股票。比如，我们将创始股东持有的股票称为“B类股票”，投资人持有的为“A类股票”。A类股票与B类股票的基本权利一致，但在以下三方面有区别：
（1）持有主体：A类股票主要由投资人与公众股东持有，B类股票主要由创业团队持有。
（2）投票权：设定不同的投票权。比如，每股A类股票可以设定为1个投票权，每股B类股票设定为10个投票权（1：10的投票权比例是美股比较常见的）
（3）转换权：A类股票无法转换为B类股票。B类股票一经转让即自动转换成A类股票。
通过上述制度安排，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出让股权对接利用外部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两级分化的投票权设计，实现创业者对公司实行有效控制，亦可以防止恶意收购。
以上是我在睿融的G·SSC顶层设计培训课堂上面学到的一些东西，希望对你有帮助！
4、如何使"顶层设计"获得成功
回顾我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历程，基本上属于“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总结基层成功经验并逐步推广的发展史。史实昭示了这样的常识：改革取得成功的许多领域，一般都不是顶层设计预先安排好的。例如，我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革等等，都经历了从上级否定、放任、默许，到各地纷纷仿效，形成自下而上、从局部到全局的制度创新过程，最后获得成功。
反之，许多由专家学者精心设计的改革方案，虽然花了极大的力量去宣传与推动，却常常因效果不彰而夭折。例如，针对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88年的“冲关式”价格改革、1994 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改革等，都因过分迷恋顶层设计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能力最终使改革难以收效，有的甚至导致“南辕北辙”式的结果。本文力求从顶层设计失误的原因进行分析，并解释如何从“多维度”分析减少失误，最后提出有助于顶层设计成功的程序性步骤。
失误的若干原因
由领导指定的“顶层设计”。政策起草人员常常习惯于“唯上”，揣摩领导意图来起草文件，使此类设计在未实施前就已经有了强烈的目标导向和价值观偏向，要么容易发生“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式失败，要么由于追求过分偏颇或极端的观念而误入歧途。尤其是数千年封建社会遗留的“为民作主”的传统思维方式，与创造政绩的强烈愿望相结合时，就容易犯下脱离实际、盲目跃进的错误
由部门主导编制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编制模式，本身就隐含着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极容易混淆市场与政府的界限，如果设计方案中的重大政策变项又未经过基层较长时间的有效的试点验证，在推行后常常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合理的顶层设计应注意防止“政府之手”过度干扰市场和百姓自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委托“学院派”编制的“顶层设计”。不少学者易受某一学术流派的影响，或先入为主脱离基层实际和历史背景，或盲目套用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 指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是基于他们的‘圣化构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这是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实践派学者的‘悲观构想’相对立的，它是一种偏激的乌托邦图景，常常自以为能提供完美的出路和解决方案。”有人认为：“学院派”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能站在公正的立场进行改革设计。但事实早已证明，市场从来就不是真空的，某些受雇于利益集团的“专家”在撰写设计报告时，可能会比注重自身声望和独立地位的机构更要罔顾事实。
5、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中国证券报：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新常态概念意味着新挑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新挑战？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李扬：第一个挑战是投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绕不过投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但投资又带来了产能过剩、增长水分等很多问题，所
以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在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对投资进行一些新的处理。
具体来说，就是要解决好投什么、如何投、谁来投三个问题。投什么是要偏向消费生态，如何投是要减少负债、增加股本，谁来投是要民间资本来投。对投资进行
处理，一要做好激励机制问题，现行GDP的考核很难对政府、企业起到激励作用。二要做好基础设施投资的商业可持续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经济结
构、调整统计方法和计价方式，让这些过剩的产能可以到有大量需求的领域中去。
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上升和杠杆率飙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
因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导致的债务危机。在危机发生时，我国的杠杆率和负债率都不算高，但这几年都飙升了。我国的实体经济总负债杠杆率的占比
目前还不高，但是企业的负债非常高，实际上与国际比较都是这样。
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问题。原来城镇化是开发计划，买地、卖地、招商，现在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镇化，要从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城市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城镇化的社会含义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个挑战是房地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从体制上削弱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经济社会基础。另外，城镇化战略的转型，终止了住房市场发展的传统动力。
未来城镇化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开发区化的城市规模扩张，所谓10-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还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城乡土地一体化时，房价上不
去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绝对大于需求量，居民的购房意愿急剧下降。
中国房地产市场将经历一个五年时间的中期调整。在这一过程中，
金融问题会产生，但金融问题还不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原因在于：一是现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但还没有造成负资产。如果造成负资产就会出现恐慌性抛售现
象；二是金融机构还没有出现大面积亏损；三是中国居民借钱比较少。对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调控，我不主张采取措施，建议把过去的措施取消掉。因为过去的措施太
多，多到我们无法看到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但要采取长期措施，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十几来年来没有顶层设计，因此，对于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回答。
第五个挑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可能长期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
40%以内，处于国际通行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加以处置，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大问题；二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我们可在不对
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单一制的政体，使得我们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国可供选择的去杠杆空间仍然
很大，包括政府资产的转卖、债转股，长、短期债务重组转换，拉长负债久期，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其实也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
问题的方案。
第六个挑战是金融问题。量宽、价高是金融的主要问题。量宽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但利率很高，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
题经常发生并且长期持续，导致我国金融结构中存在种种障碍。理论上说，这一现象阻碍了货币向信用的转移，货币向信用转移过程中，每转移一步就加一下价，最
后到实体经济手中便贵了。
6、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顶层设计”该如何设计？
改革顶层设计已成为今年两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代表委员们在从各自角度解读这一全新的概念。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改革发展已进入深水区，一方面难度和复杂性加大；另一方面路径比过去清晰了，我们的驾驭能力增强了。
严格地说，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资本市场的改革顶层设计。并且，从总体上看，资本市场的改革设计应当放置在整体改革的设计之中。我们借鉴改革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对涉及资本市场发展的目标、路径、节奏等问题进行讨论，目的是针对资本市场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寻求更好的发展。
顶层设计概念出自系统工程学，字面含义是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整体主义战略、缜密的理性思维与强调执行力，是顶层设计的三个特点。而在顶层设计之前冠以改革二字，是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首次出现，随后在十二五规划草案中、在去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被反复提到。
胡锦涛总书记对顶层设计概念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使用作过全面表述，概括起来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导方针，明确指出着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实践中不断开拓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基本内容，主要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提高辩证思维水平、增强驾驭全局能力，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协调好，同时要抓住和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关系民生的紧迫任务。三是实现路径，重点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创新。
就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而言，首先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就现阶段而言，就是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落实好十二五规划。在这一大的前提下，资本市场改革的顶层设计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增强与其它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协调力度，使资本市场改革成为整体改革的催化剂，同时自身获得其它配套改革的更大支持。
按照十二五规划草案，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主要包括收入分配、财税金融投资体制、资源环境、资本市场、集体林权制度、国有企业等。我认为，收入分配制度、财税金融投资体制、国有企业三项大的改革与资本市场关联紧密，互为支持。资本市场改革需要充分估计相关改革的部署，围绕交汇点精心设计，做出科学安排。
第二，认真评估、科学界定资本市场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改革的重点环节，安排好改革次序，把握好节奏。
今年两会上热议的问题包括：上市公司再融资、新股发行制度、三板市场、退市机制、国际板、债券市场等等。是否这些事项都是该抓紧办的呢？显然不是。
总体上，我国直接融资的比例依然偏低，供需很不平衡。即使在出现流动性过剩情形的今天，仍有许多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正是融资市场不平衡的表现。所以，进一步理顺股票等证券发行交易的机制，加强多层次市场建设，应是当务之急。全国性的三板市场应当加快建设步伐；而已有的创业板，可以进一步简化发审程序，鼓励更多合格企业上市；债券市场应当加快发展。
而为了化解市场扩容所可能引发的风险，关键是增强市场透明度，依法治市。为此，社会化的监督机制亟待建立，司法体系亟待加强，真正的退市机制应当尽早推出。
第三，显著提高资本市场理论和文化建设的投入，显著提升资本市场文化支撑。没有强大理论的支持，就不可能形成强势的舆论氛围。
客观而言，我国资本市场的理论建设十分薄弱，一定程度上，资本市场建设还停留技术认识的层面，拿来的资本市场和中国文化还没有很好地融合起来。我认为，目前市场中存在的诸如过度炒作、违法违规、信任度不高等问题，除了与监管有关，更与资本文化缺失有关。
为此，应当大力加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基本理论的研究开发，增强人们对资本市场发展所处的基本国情和市情的认识和认知度；大力加强资本文化的普及教育，传播和倡导法制基础上的公平观、监管观、博弈观、信用观。
第四，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资本市场之间的合作竞争机制，认真研究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路径。
7、如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内涵本质
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行使统治,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都希望自己执政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更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要实现善治的理想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以下五个标准。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通常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不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仅以官员的素质来看,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官员素质低劣,国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强,社会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员的素质,要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选拔机制,将优秀的公民遴选出来,授予他们权力,并且以制度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
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那么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5年中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我们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公民参与的渠道还不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官员的腐败和特权屡见不鲜,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统治危机和执政危机。化解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必要举措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中全会《决定》就是总的指导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线图和重大的战略部署。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以下六点必要举措。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极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决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七年内要完成这一任务,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与,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
总而言之,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8、电子政务顶层设计有何重要意义
在新型智慧城市规划中这种思维不可行，因为新型智慧城市过于复杂，决策层难以提出明确合理的目标要求，需要顶层设计者来帮助决策层完成新型智慧城市的目标设计。即新型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首先应当是在决策层上的顶层设计，只有在目标层次上的顶层设计完成后才能进入执行层次的顶层设计，进而才能确保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1. 城市发展与人类社会的组织化
城市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合作是生产力提升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社会的效率来自于有效的组织，城市繁荣的原因是形成了更有效率的组织模式。
以组织化的视角认识新型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是形成社会组织的粘合剂，信息技术效率的大提升必将为组织的优化带来更多的机会，因此所谓新型智慧城市则是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城市组织模式的城市。
城市组织的优化不仅仅在城市的内部，还包括与地区经济、全国及全球经济连接模式的优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反映的正是全球的组织化。
2. 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的大格局定位
关起门来自我发展的城市是无法智慧的，城市的效率不仅来自内部组织的优化，更来自地球、全国、全球的社会经济的分工合作的优化，城市是大范围全球组织的一个节点，在大格局中的准确定位是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世界也在重组，城市若在社会经济大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意味着被边缘化，意味着失去发展的机会，战略层顶层设计的重要任务是决定城市未来的大格局定位，选择好城市在大格局中的恰当定位是城市规划的大智慧。
3. 产业发展目标不能一厢情愿
要从全球组织化的视角看待新型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尤其是产业的发展目标并不能一厢情愿，因为产业是相互关联的，产业规划必须考虑到与其它城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产业的组织化有自己的规律，顺其规律发展才能兴旺，优势互补地竞合发展比盲目发展更有效率。
国内很多新型智慧城市规划缺少全球组织化的视角，一厢情愿地想着自己的产业发展目标(如智慧产业)，不研究周边城市、其它地区的产业竞争态势，致使城市战略目标严重同构化，丧失可行性，新型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必须要消除这种不切实际的产业目标。
4. 从实际出发的特色小镇更有竞争力
在未来全球组织化的大格局中，发展目标的同构化是最容易被边缘化的，没有特色的城市最容易被替代，都发展同样的产业、同样的文化城市自身的价值必然会降低，在全国、全球交通、通信充分繁荣的时代，唯有特色化能够提升城市的价值，尤其是中小规模的城市，浙江省很多地区建设特色小镇就是非常智慧的做法，特色化是城市的生存之路、繁荣之路，也是智慧之路。
虽然很多人知道特色化城市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很多城市还是不敢选择特色化之路，因为特色化有风险，领导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同构化的模式(最缺乏智慧创新的模式)最容易获得通过，对中小城市而言，能够选择恰当的特色化方向是对城市领导能力的重要考验。
金鹏信息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9、何谓企业顶层设计不足的原因分析
最近在给一家企业决策层提案的时候，我梳理了企业当前的5大问题：1.团队缺乏凝聚力，每个部门成员对公司别的业务漠不关心；2.执行力不足，决策层想法无法落地；3.客户流失，绝对数量减少，继续经营客户业绩下降；4.新品上市周期过长，创新能力弱；5.部门间协调困难，扯皮现象严重。
我梳理完这些问题后，客户高层表示：这些问题我们感同身受，可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这些问题看起来貌似不相干，但如果追本溯源，你会发现其中的本质问题——企业顶层设计缺失。
1.关于团队凝聚力的问题。
当我们在外市调不经意间问市场部人员：你知道最近公司投资了一个新业务吗？市场部人员回应了一句：不知道，然后补充了一句：新业务跟我没半毛钱关系！
如果你是企业老板，估计你会喷血了！但回过头来你想，一线人员觉得你的新业务跟他没半毛钱关系，这完全是他的错吗？你让他感受到公司的发展与他有关系了吗？你的事业和他们没有形成共同的愿景，又怎么能期望和他们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呢？
2.执行力不足的问题。
一项政策，决策层签了字，总监做了培训，半个月后去一线调查这个政策执行得怎么样，销售人员会挠挠脑袋，这个政策？我没太听清楚！
也许你觉得不可思议，但你可以对你企业的政策执行情况做个检核看看！
几年前，执行力一词曾一度风靡，所有的老板和高管们似乎都找到了一部“天山剑谱”，但热闹之后静下心想想，执行力真的提升了吗？部门总监真的能很好地实现总经理的意图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
你试想一下，老板都没清楚系统的蓝图是什么，总经理怎么可能对这个蓝图做出满意的诠释呢？总经理没有详细的路线图，部门总监怎么知道如何去组织和争取资源呢？
所以我们的老板们为什么很纠结，感觉聘的高管无法实现他的意图，高管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夭折，总感觉相爱容易相处难，说到底，根上的问题是企业的顶层设计图纸没出来，而所谓的顶层设计还只是老板的一个想法，甚至是一个零星的念头。而执行力是发自员工内心的认同，知道为什么而战，知道做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和利益，这样才能把老板的想法落到实处。
3.客户流失的问题。
很多传统企业，当前依然停留在高度同质化产品的广告战、价格战等传统操作手法上，经销商利润萎缩，很多经销商无法生存转行做了别的生意。表面上看是销售执行力不够，同时，似乎铺货率提升一些，终端生动化提升一些，促销上一些也会对销售的提升有一些推动效果。同时内部在引进一些“狼性团队”的概念，做做拓展培训，貌似生命有所回转。但热乎劲一过，一切回归平静。经销商生意不赚钱是硬道理，俗话说得好，砍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回归到根上，客户最终流失是没看到赚钱的前途在哪里，没有看到转型升级的希望在哪里！归结到根上，经销商没看到企业让他们赚钱的路径。
4.产品上市周期过长的问题。
我们在服务娃哈哈的时候，宗老板总说一句话：我们要跟随并超越！当然，我认为宗老板深得要领的是娃哈哈有一个国家级的研发机构来支撑他这个理念。对大多数民营企业而言，尤其对于粮油食品、方便面之类的企业而言，这句话就貌似成了奢望，只能跟随并跟随着！
研发团队和销售团队归属于不同的领导，各有各的目标和想法，各有各的计划和流程，研发提的计划销售不买账，销售提的计划研发不买账，实在推不动了最后问题推到总经理那。
这个问题归结到底是缺乏顶层设计导致研发和销售部门关系不顺所致，企业没有明确未来3-5年的产品开发路线图，没有建立起销售和研发协同推动工作的机制，从产品概念的提出起就无法协同一致，最后就只能看谁能说服老板了。
5.部门间协调困难，扯皮现象严重
我们的老板总希望通过统一思想去统一行动，开完会貌似大家都认可了，可落到实处，部门之间改扯皮的还是扯皮，组织智商严重低于个人智商。
天策行的观点是：员工只能统一目标，无法统一思想！
思想观念的塑造是一个长期过程，连党都无法统一，更何况一个企业。
统一目标即是统一利益，统一利益才能统一步调。所以天策行在帮助企业做咨询过程中，一般是基于两个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地图考虑。从企业使命出发，到愿景和价值观的统一，到企业财务目标的统一，从而推动客户目标统一、内部组织流程统一及个人成长目标统一。企业清晰的战略地图是一个大框架，企业高层在推动顶层设计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思考自己是否能融入到这个框架中去，不换思想换岗位，从而会推动一部分人主动融入组织。
其次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我们现在都在思考引入渠道创造价值、引入顾客创造价值，却总是在忽略引入员工共同创造价值。天策行品牌策划公司在咨询中常谈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即将个人的职业发展与企业的事业发展绑定在一起，为员工设计一个没有天花板、没有障碍的成长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