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工业革命对传统手工艺设计的冲击对艺术设计带来哪些危机？
1820～1850年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相继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初步完成，工业革命对传统手工艺设计的巨大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之下所形成的艺术设计的严重危机，终于暴露了出来。
首先，在工业化大生产的冲击之下，部分手工艺设计被纳入了工业体系之中，手工艺人成为了熟练工人；部分手工艺设计日益萎缩，大量作坊关闭，工匠失业，技艺失传，工艺门类濒临灭绝；部分手工艺设计退居穷乡僻壤，凭借乡村交通的闭塞、资讯的阻滞、经济的落后、生活的单一、观念的保守而得以留存；部分手工艺设计为了与工业产品设计拉开距离，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实用性质，大力发展其非凡的技艺性和高度的艺术观赏性，由生活必需品向生活点缀品转化。
其次，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设计与制作活动相分离，导致了设计专业化的出现。传统手工艺中的设计与制作活动是一体的，心中所想，应手而为之。工匠作为器物的设计者与创造者，比较了解实用中的各种条件与需求，同时又掌握着较为全面的艺术技能，因而具有较强的创造性。而机器大生产割裂了设计与制作的内在统一关系，工人长期重复单调划一的机械性操作必然导致创造性的衰退。不仅如此，艺术与技艺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艺术家沉迷于自己的象牙塔，不屑于从事日用品的设计工作，而工厂体系中的设计者、制作者又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与艺术技能。
最后，工业革命动摇了具有较高文化艺术素养的优游自在的贵族阶层的经济基础，使得他们很难继续充当手工匠人和设计者艺术趣味引导人的角色。同时，工业大生产也造就了一批新兴资产阶级，许多出身微贱、粗浅无知的暴发户为了改换门庭，虽也想附庸风雅，但终难摆脱其市侩、伧俗的作风。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使得整个社会的审美水准普遍下降。
1851年，英国政府为了检阅工业革命以来的伟大成果，展示英国睥睨天下的雄厚国力，而在伦敦召开了首次世界博览会。该博览会在集中展现工业技术巨大威力的同时，也全面暴露出产品设计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工业产品美学质量的低劣和手工艺设计传统的丧失令人深感揪心。当时的《伦敦时报》不禁发出这样的慨叹：“展览中的装饰设计明显缺乏明确的原则——在我们看来，整个欧洲的工艺品制作者都彻底地陷入了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的形势主要表现为两大弊端：一是盲目复古、风格芜杂；二是堆砌装饰、华而不实。
2、在现代社会,对于中国的传统工艺美术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将更有利于其发展?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绵延五千年而没有中断，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代表精英文化传承的典籍文物与代表民间文化传承的生活习俗，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流经千年而积淀丰厚、传之久远。传统工艺美术蕴含着精湛的技术与丰富的知识，更负载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功用价值，使得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其绚烂多彩的外在形式和深远厚重的文化内涵，彰显和改变着人们的审美意识。从陶瓷、丝绸到今天涵盖整个生产生活领域的传统工艺美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工艺美术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忽视传统工艺美术的文化内涵，手工技艺与机器生产的矛盾加剧，这一切都使得传统工艺美术面临着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体制还有待完善，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亟待建立，支持行业发展的投入政策、税收政策还有待探索。传统工艺美术发展面对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发展传统工艺美术事业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特征在于以人为本的活态传承，传统工艺美术作品与产品以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制作的技艺与知识却积淀在人的身上，其中绝大部分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因此，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要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框架中来。同时，要在保护的前提下改革创新，大力发展传统工艺美术产业。
继承与创新是传统工艺美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与机制是传统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关键、建立健全传统工艺美术发展的政策保障是基础、建立传统工艺美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是当务之急、加强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是传统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5 个方面，概括和论述了传统工艺美术在新的发展时期的主要任务。他最后指出，保护与发展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3、经济全球化阻碍中华传统文化发展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的方向和促使它的发展。
新的世纪，经济的全球化向我们展示了文化信息产业的发展特性：
第一，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快，文化产业加强了对全球资源的争夺和分享。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智能资源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新的信息载体不断出现，一些现代化程度高的图书馆和资源库收藏的新载体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包括各种实物和博物资料，如书画、乐谱、手稿、服装、电视节目等，涉及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一切纪录及其载体。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就已经收藏了200万件乐谱、音乐家手稿、档案，90多万件录音资料，6.2万件录像资料，2.8万件多媒体资料和30万份数字化影像资料以及400个唱机设备。这些丰富的信息资源为文化从业人员进行文化生产，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数字化革命强化了知识的编码过程，各类资料、图像、音像等都可以编码化，电子网络则将各种信息资源连接起来，这便可以大大加快可用知识存量的增长速度和知识流量的流通速度，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网络。美国学者J·W·豪斯指出：好莱坞从业人员大量收集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资料，每投入100小时即花费时间成本1500美元（每小时折合15美元计算），形成的创意和构思平均可产生效益7720美元。难怪英国“滚石”广播电台不惜巨资，千里迢迢来上海录制老码头工人哼唱的“码头号子”，1992年好莱坞安布林娱乐公司从网上获得了中国云南禄丰的侏罗纪恐龙化石，以及轰动世界的河南西峡恐龙蛋的资料和图像，受到极大启发，摄制出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园》。为此，他们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商业利润，上演31个星期国内票房收入达3.4亿美元，而海外票房更达破记录的5.3亿美元！
第二，资源配置的国际间合作。文化资源国际化的基础是工业的大规模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场的开拓。以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已经发展成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资源。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和《朝日新闻》从1996年2月起同时在香港开设卫星版。设在东京的报社总部每天将排好版的样报，采用电脑和通讯卫星传到香港，几分钟后，香港的印刷厂和日本的印刷厂几乎同时开印，再利用香港作为信息中心的优势，迅速传播到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实际上也是由7个国家的30多家公司协作完成的，其中的特技制作包给了有16家多国中小技术公司协助的DigitalDomain公司，音乐制作包给了索尼公司，它的高质量的音乐制作使全片获得极大的商业成功，音乐场面占有全片的75％长度；又如美国的《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发行，它的48种国际版本发行量达到2800万份，远远超过它在国内480万份的发行量；针对妇女的美国《大都会》杂志也有36个国际版本，1996年国内发行270万份，而国际销售额突破450万美元。它的北美部负责人说，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分工协作，谁就能有效地拓展全球市场！
第三，资源利用的集团组合。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资源，许多文化企业纷纷走向联合与兼并，形成大的集团。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通过共同使用机器设备、信息网络、交通工具、专业人员等，降低成本，提高产出；（2）通过产权交易、兼并和破产，把效益差的不良资产抛向市场，再把优良资产组合起来，提高资产效益。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0年，美国有400个独立电视台和电视台集团在产权市场上被出售，等于全美75％的电视台被交换了一次所有权。而1993－1994年间，又有200个以上的电视台进入了产权市场。
联合与兼并为提高资源利用率，迅速增强文化产业的实力提供了可能，也为产业资本的跨行业渗透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不仅采取赞助和政府拨款的形式，更大量地采取参股、控股和资产运作的形式，比如法国著名出版集团Hachette股份的50％为法国经营航天、通讯和高速铁路业的马特拉工业大财团所购买，后者投入了大约20多亿美元；另一个出版集团Cite的65％股份也被法国通讯公司和电子公司所掌握。1998年初，法国公用事业、建筑业和通讯业的巨头CGE公司投资控制了世界第五大综合出版集团哈瓦斯集团30％的股份。[3]除此，还有社会投入的多元化和资源投入的无形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全面地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以资讯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结构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加以改造和转换，否则，它将阻碍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一个新时代是不可能建筑在旧文化上的，但是旧文化却可能拖延新时代的进程。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在加入世贸，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和遵循国际经济惯例，还应当注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应该包含中西文化的合理内核，又具时代性。它要求人们抛开实用理性的消极方面，剔除理论理性的偏激部分，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审视周围的一切，追求真理，直面人生而不是埋头感官享受、玩世不恭；崇尚法治而不是推崇强人政治；要求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而不是趋炎附势、依傍权力；提倡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欺上瞒下、黑箱操作的旧式文化，如此等等。[4]我们说中国的入世是中华民族一次新的更全面的对外开放，这里就包括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开放和更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国人文化意识上与国际接轨，取人之长补已之短，扬已之优抑人之劣，激浊扬清，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家庭之中。
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入世不仅引起了国人的关心，同时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接纳的这个新成员不同于一般：它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它既有汉民族文化的辉煌，同时又有多民族文化的灿烂；它既是一个经济上发展中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昨天它曾经影响了世界，今天它要接受世界的影响。中国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世界也要全面地认识中国，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双边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还有着闭关锁国的惨痛教训，一旦国门真正全面打开时，对于百姓大众来说总有一种或多或少的不适应和不可名状的滋味。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加入WTO，随着经济的全面介入，引起文化上的冲突是必定无疑的。文化冲突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一个社会集体的文化接触到另一个社会集体的文化，必然会出现内在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文化冲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对产生它的环境是适应的，但对其他的环境却不一定完全适应。[5]这种不适应便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而其前提则是相互交流中的比较和差异。
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演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注重和谐、秩序，信奉天人合一，不崇尚征服自然，而倾向于顺其自然；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视社会稳定，政治价值优先，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对国家和集体的无私奉献精神，肯定对国家和社会的报恩或献身意识，肯定上下级的忠诚关系，遵守纪律，官本位，官民一体化，习惯于“人治”，办事讲“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突出个人，以家庭为本位，稳定家庭生活。家庭有照顾好成员的职责，重视教育，望子成龙，以储蓄、勤俭为核心的财富态度，坚守以孝道为中心的家族主义，个人利益服从家族或组织利益，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等等。[6]中国传统文化好比是太极图，圆满、优美、包容性强，是内敛型的；而西方传统文化的图腾是十字架，即锋芒毕露，刚劲有力，是发散型的。中国人古代修长城是为了把自己同外界分开，而不是为了向外界进攻，中国近代的开放也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下进行的。与此相应的是中华文明在海外大范围主动传播的机会较少，对于偶尔传入的异质文化的整合力却非常强；而西方由宗教信仰演化而来的“天赋使命”观，使他们相信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是最符合人性的，因而值得在全世界推广，这种基督救世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7]随着中国加入世贸，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增多，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
第一，事物价值判断标准上的差异。对相同事件或现象的不同评价，是好还是坏，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有用还是无用，是优良还是低劣，这都反映出一个人、一个民族对事物评价的价值观，而决定这种价值标准的却是植根于人们头脑里的文化理念。
最近，由美国医学博士斯宾塞·约翰逊撰写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世界，在全球的销量已超过2000万册，连续78周蝉联亚马逊网上书店最畅销书榜首！自然，这本字数不到4万，定价16.8元的小册子，也在中国的大地上走红，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开印9次，各种书报的广告宣传和书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呢？作者在书中虚构了四个角色：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这是一篇寓言故事，作者通过四个角色的演绎，告诉人们如何在今天变革的时代，笑对变化取得成功的方法。道理简单得很。这本书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他的朋友肯尼思·布兰查德合写的小册子《一分钟经理》一样，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完全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是，就是这样的著作却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睐，促使年轻的一代和广大读者从书中受到教益，正确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作者是一位医学博士，却写了管理方面的著作，这在国人看来又是“不务正业”了。）一年又一年的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评比奖励，有多少学者为着那厚厚的著作和长长的论文而煞费苦心，因为字数和厚度不够而被淘汰者更是大有人在；而被出版、发表、评上职称的作品，又有多大的受众面，对社会又有多少促进作用，这是参评者和主评者心里都明白的事情。但是，有关部门至今仍乐此不疲，参与者仍需忙于应付。尽管有了老院士老教授们上书呼吁，要对科普作品予以关注，予以奖励[8]，但是此意始终未能成行。什么是学问，怎样做学问，看来中西方的学者和大众们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文化素质高的人愿意接受高深的学问，文化素质低的人喜爱读通俗的读物，但是，这在中西方有时却相反：20世纪80末，在中国大陆曾风行一本由丹麦出版中国翻译的大书，名字叫《戴尼提：自我心理调节技术》，37万字，书很专业也不好读，但是在北京一次发行就是20万册。中国的出版商和广告商还有新闻传媒，不遗余力地为其大作宣传推销，外国人的钱是赚饱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90年代，中国也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本是王元化的《思辨随笔》。要说这两本书也都不是通俗读物，也没有什么言情，特别是王元化的著作，还有几分晦涩。但是，在大陆，在年轻人中间却还很受欢迎，一版再版重印了好多次。一种变革时代的浮躁可见一斑，一种在开放背景下的文化迷乱可见一斑。
对一件物品，除了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外，如何把握它潜在的精神意义，中西方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到国外旅游的人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容易买到一件纪念品回国，打开一年原来是中国制造的。笔者曾到欧洲大陆出访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参观法国国家第三电视台，客人们回赠给我们的纪念品有手表和文件包，很精致也很漂亮。但是，打开文件包一看，在夹缝中却发现“MADE IN CHINA”的字样。参观巴黎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纪念品购物处购买的却是中国温州生产的铁塔玻璃镜框。一个国家的标志物，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出售和送给客人的物品却不是本国生产的（这些纪念品不仅是送给中国人），这在中国是不会出现。从来没有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售美国或其他国家生产的具有反映中国形象的纪念品。但是，外国做到了，而且很坦然。他们完全从商品的价格考虑，只要委托国生产的商品既便宜又精美，他们能赚到钱，顾客又喜欢，请哪个国家生产都行。在这里没有中国人一般认识的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等精神的束缚。
人们的文化观念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在特殊情况下，在紧要关头，训练有素的民族也会有它出色的表现。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遭遇恐怖袭击，让热爱和平的人们永远记下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其中有两个细节却更令世人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因为她揭示着美国民族中最温馨最光彩的瞬间。
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上大厦，电梯瘫痪，成千上万的人汇集到唯一的安全通道楼梯上。在最为危急的关口，它竟然畅通无阻，不光身强力壮的人逃了出来，伤员被抬了下来，心脏病发作者被救下来，连盲人牵着导盲犬也从人流中走了下来，几乎所有从楼梯而下的逃生者都逃了出来。难怪人们要赞美，秩序是文明，是礼仪，秩序更是生命。而为了这秩序，人们经受了怎样的生与死的考验。
“9.11”事件中还有第4架飞机，那架飞机上曾经有一个男人用手机给地面上的妻子打过一个电话，最后的一句是，“男乘客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飞机后来在匹兹堡附近坠落，歹徒与乘客同归于尽。在文明社会中，遭遇劫持，放弃搏斗是普遍接受的惯例，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不能以别人的生命作为冒险的代价，去完成那一类“英雄行为”。但在获悉世贸大厦已经被袭击的前提下，搏斗则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生命牺牲，为此打破惯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正义的。尽管如此，也必须征得他人的同意。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还能想到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自由。这就是美国民族在“9.11“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积淀。这种积淀不是一日之功，它正如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所言：“如果没有1787年费城制宪以来的200多年积累，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事例。我们也难以否认，没有宪政环境中一生养成的习惯，就不会在最后一分钟以那样谦卑和自然的口气说，我们投票决定。”[9]再来看看中国大陆上发生的几次火灾和事故，尽管里面也有我们时常供奉的“人民公仆“，却很难见到他们在危急中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1994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一剧场由教育部门组织上千学生观看演出。突然，剧场因电线短路发生大火，结果有324人死亡，其中有288人为学童。造成这么多人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逃生时教育官员和老师不仅没有很好地组织撤离，有的还为了防止大火烧到自己竟堵住了通道，结果致使不少学生在争相逃生时互相践踏致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陆开始注重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这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在城市里在繁华处大都有了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有的设施与外国的也大致相同。但是，在红灯面前，中国有不少人的表现是与外国朋友大相径庭的：外国人见了红灯，不论是有车还是没车、有人还是没人，都要站住，不会通行；而我们有些同胞，遇到红灯，先看有没有车，如果没车，可能会通过；如果没车又有人先过，他保准会通过。西方人心目中的“红灯”是法律条文和道德约束，“红灯”和“绿灯”分别代表着“合理合法”与“违法悖理”；而我们有些国人心目中的“红灯”是“被人看见”，是“目击者”，只要没有“目击者”，红灯绿灯都是可以通过的。对此，有学者从“人格底线”上进行深刻的阐述：中国人为人处事最在乎他人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他人取向”；而西方人为人处事最在乎法律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法律取向”。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只要不伤害他人，也就是说不违反法律，他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越是我行我素，就越是具有好的人格形象，越是具有独立人格；而对中国人来说，人生道路上的绿灯反倒很少，举手投足，都要顾忌别人会怎么说怎么看，他人的意见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逆他人意见而我行我素，其代价是人格形象的丧失。这种“他人意见”常常是与“法律意见”相抵牾的，“他人取向”的红灯常常有意无意地替代了“法律取向”的红灯。[10]在当今与世界接轨的形势下，中国的国民应建立起新的价值判断体系：一方面要继续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加强民主和科学的教育；另一方面则应该请进“马（Market）先生”和“骡(Law)先生”，即加强市场和法制的观念。用法律的“红灯”规范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同时对个体在“绿灯”下的合法行为持宽容的态度。从现实的层面考察，这种价值判断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为个体的人格行为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又可以保证个体自觉地遵守法律和道德的“红绿灯”。全球的现代化从工业化到科技化和信息化，只是物质和工具层面上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人类现代化的全部，更不是现代化的实质。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1]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我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对生活方面的满意度在很多项目底于西方国家（见表一）。在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上也有不少的差别（见表二）。这也是引起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加入了世贸，在经济步入全球化的同时，作为人的现代化的任务更加繁重和漫长，这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经济利益和人们的文化观念的不同，在相互的交往中由差异而发生冲突这在国际上是常见的事，我们也不必过分忧虑。如美国和加拿大虽然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而且两国相邻，交往多年，但分歧仍然存在。
加拿大与美国有将近8900公里共同的边界线，对多数人来说是共同的语言——英语，来自英国历史的共同传统，接近的政治经济制度、共同的防卫体系，特别是学术和行业的联系，以及贸易和投资关系。在经济上，它们是相互之间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的投资者和消费者。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而加拿大在美国的投资，也比在其它任何国家都多。两国每年的边境往来达数千万人次。然而，在总的友好关系中，也有不和谐的音符。这两个北美邻居之间最伤感情的冲突包括大众传播方面的争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电视率先发展起来，而加拿大是从1952年才开始电视广播的。由于大多数加拿大人生活在美加边界以北的沿线一带，处于美国电视的覆盖之下，40年代表50年代初，加拿大观众广泛地接收美国电视节目。其后，加拿大线缆系统发展起来，并热衷于从边境美国电视台转播节目信号。从此，在所有加拿大的主要城市和许多小城镇，多数居民都可以享受热门的美国节目且无需付费。加拿大广告商认识到美国电视节目在加拿大观众中的影响，便开始在美国边境电视台购买广告时间，这些广告是针对加拿大消费者的。于是，滚滚财源流入美国电视台，70年代每年达2千万美元。终于，位于边界线以南的24家美国电视台卷入了争议，其中最主要的电视台是3大电视网在纽约州布法罗市的3家电视台和在华盛顿州贝灵汉市的一家附属台。这场争执被报界称为“边境战争”，美国电视节目被称为“特洛伊木马”。
为了遏制加拿大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广告流向美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加拿大政府采取了几种政策法规。70年代中，当政策付诸实施后，美国和加拿大的几届政府都介入了长期的国际争端。
美国和加拿大几十年的争论，无碍乎两大因素，一是经济利益，二是文化观念。加拿大担心自己的文化被美国所吞噬，他们追求的是文化的发展，他们把广播当作提高文化和民族特征的工具来使用。他们不承认所谓“简单的保护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罪名；而美国却强调自由经济，市场竞争，借助实力，建立霸权，他们追求的是消费者的选择。他们也不承认所谓“帝国主义和商业侵略”的大帽子。[12]由于文化传统和经济利益的不同，争论也许会长期进行下去。但是，随着双方的交流与沟通，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产业都将会促进两国的发展。这不仅是两国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所然。
由于差异产生冲突是很自然的事，一般来说文化冲突不会像政治冲突那样升级为战争（当然也不排除像科索沃和中东地区由民族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引起的战争）；相反，在相互的交流中，通过彼此的了解和调适达到融合倒是其主流。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最终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一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就像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样，充分利用文化传播这一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不断地以汉文化为基础融合我国各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从而使其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繁荣灿烂；另一种则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这种融合是在深切了解异质文化的深层意蕴的基础上，扬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把本民族文化提高到异质先进文化所达到的时代水平。如满族在汉化的过程中，它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融入到汉文化中。[13]以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为例就足以说明世界各国在相互的文化交流中促使了文化的融合。据史料记载，日本人来华，“目睹东方文化发祥地的中国，有统一的政治组织，有灿烂如花的物质生活，更有崇高理想的精神生活，而因对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爱慕与追求”。[14]“必须突进文化母国，直接移植优秀的文化，才能满足其欲望。”[15]与此同时，从宋代开始，日本有些文化也传播到中国。如日本的民族绘画——大和绘在中国广泛传播，锋利的日本刀剑也大量销往中国。[16]
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由于其层次的不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人们的接受中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庞朴先生所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启示人们：物质文化因为处于文化系统的表层，因而最为活跃，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系统的中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因而稳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为深藏于文化系统的核心，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最为保守，较难交流和改变。”[17]不论交流与融合的层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交流与融合中，为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4、随着我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一些传统的工艺品越来越濒临灭绝。我们该怎么？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一些传统的工艺品正濒临灭绝的现象，特别是一些手工工艺品。对此我们应该给予传承和保护。国家应该出台政策，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和扶持，培养一定的继承人。
5、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的全球化带来频繁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尊重，但全球化的趋势也不可避免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具有特色的手工艺、民族特色在消失，有的渐趋消亡，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 专家说在今后的一百年间,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不同的语言将会消失. 不要说全球化的问题, 即使看全国化的问题也可见一斑, 比如说川菜, 比如说海鲜, 比如说小吃, 这些东西越来越标签化, 越来越向美式快餐那样全国都是一个味道, 在地域文化中占一个非常重要位置的饮食文化也在逐渐消亡.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文化交融, 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些文化的交融往往发生在战火纷飞, 朝代更替的年代. 春秋战国年代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 数百年战争, 人民的流动造成文化和传统的大冲击. 但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战火和朝代更替可能消灭了一些传统的文化和传统价值观, 比如说周礼和奴隶制度等, 但新的文化, 新的价值观在不断地诞生, 九流十家, 老庄哲学, 孔孟之道, 这些文化和道德观统治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 其影响之深不仅仅是对泛中华民族, 而且还影响了世界. 第二次是五代十国隋唐交替的动乱时代, 灿烂的唐朝文化让世界给各国至今称中国人聚集的地方为唐人街. 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的年代, 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 冲击, 出现来一大批文学, 政治, 军事, 工业的新思维, 新文化, 新的价值体系. 因此, 可以看到全球化却是会对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价值体系带来冲击, 但只要是加以诱导和规范, 新的思维体系, 新的文化和道德观的建立, 不但不会影响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发展, 反而会促进本地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6、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影响呢？
第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可以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双赢。
时至今日，我们经常听说“经济全球化”，但除了经济以外，政治、文、化科技也在实现全球化。特别是文化，是全球化的“重点项目”。别的不说，近些年来在海外开办的孔子学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地文化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
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孔子学院为载体，和世界各地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和它们求同存异，维持一个和平相处的局面。在异国他乡，开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花朵”。
除了优秀儒学思想这样的传统文化以外，其他优秀的文化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和世界文化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我相信，凭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优秀肯定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站稳跟脚。
第二，会加速淘汰一些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样。尽管大部分优秀，但还是有一部分糟粕混杂其中，比如愚忠、愚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君爱国、侍奉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他们是对是错，都要严格地执行。这样的文化属于糟粕，天地之间本就不存在什么“天子”，人人生而平等，刻意强调人的等级性会使社会倒退。
更何况是人就会犯错，父母和“天子”不可能全是对的。我们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判断对错。
第三，让其他国家更加了解历史悠久的中国。都说文化是了解一个国家历史发展和意识形态的最好途径，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世界人民可以充分了解中国的发展和一贯的友好和平主张。这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更全面的作用，是有利的。
7、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对工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所以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谁把双刃剑。
8、我国许多民族传统工艺逐渐衰落，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如何更好的保护、传承本民族的传统工艺，谈谈看法
民族传统工艺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目前，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22个民族的人口在10万以下，有的不足5 000人。由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核心文化区范围小，其文化传承的状况堪忧。面对这一现象，当务之急是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文化。
一、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现状与所面临的问题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中吸引的各种外来文化的涌入，不断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同时也导致许多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其主要表现在：
1.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认识不够，在追逐潮流中开始西方化。
2.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无人，其面临着消亡的境地。我国一些传统的技能和民间技术是老一辈人智慧的结晶，其中包涵着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质朴的特性。其技能的掌握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现代人甚少有人愿意长时间的去学习一门技能。这就导致我国需要珍贵的民族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
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人员短缺，国家相应保护法律的缺少，导致大量的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文化实物和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
二、传承与保护。
1.树立民族民间文化认同感，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在研究、保护时，要将乡民艺术“还鱼于水”。“只有从乡民的具体生活出发，将乡民艺术视为乡民生活与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理解其魅力与真谛。”
2.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知识产权。完善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律、法规，包括对民族民间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包括著作权，使用权、商标权、专利权等。使得我国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免受其他国家或组织的盗用，以及民间组织、个人的非法牟利性行为。可以利用先用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保护，并对存在法律漏洞之处及时修订或者出台新法规。借鉴别国的成功保护模式，以充分实现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文化、经济价值，对其进行有法可依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3.建立完善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机构。
4.利用传媒力量普及民族民间文化知识。
5.大力培育民间文化人才，壮大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人才队伍。
人才的保护包含两个主要方面：①注重对现有掌握民族民间文化技术的人才为其提供艺术继续创造的周边生活保障，为其传授文化记忆提供有力的扶持性政策，如提高其待遇，以及申办技艺传授教学单位在政策上的扶持和奖励；②注重对未来青年文化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做到民族民间文化技艺和教育的深度结合，和其他文化课程一并列入教育课程之中，培养青少年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和热爱之情，建立一套保护民族民间人才培养和未来就业方面的教育和社会保障、鼓励机制，从而壮大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人才队伍。
总之，对我国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一项长期、伟大的历史性任务，是政府部分和社会组织以及每一位公民共同肩负的责任。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支持之下，加大民族民间文化设施配置，深入民族文化调研。从教育机制上广泛的培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继承人，使其后继有人。并开展民族民间文化组织活动，促进民族民间文化融入人们意识之中，“以人为本”做好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使得我国传统民族民间文化能够源远流长。
9、怎样理解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造成严重冲击
一、既然你只是想要理解，那我就以我国为例，用通俗的语言说一下吧。
二、你可以把经济全球化理解为一种全球各国都参与的经济交易模式。我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关口，允许外国商品进入我国（发展中国家市场），和清朝那会的闭关锁国就不一样了。
三、当外国商品进入我国市场后，就要和我国生产的产品竞争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基础都较为薄弱，质量工艺也不如外国产品。所以外国产品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冲击。就以汽车为例，如果你是大富豪，你会选择德国宝马、奔驰、宾利还是浙江吉利？
四、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些优势，新科技方法、新营销方式、新的企业管理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