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近年来，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政治动荡，就是有力的佐证。其代价之惨痛、教训之深刻，足当引以为鉴。经济全球化已经叩开中国的大门，在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之同时，也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威胁和影响。我们必须正视挑战，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规律和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不断地表现出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试图按照其面目改造整个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化”。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具有推动与阻碍的双重影响。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冲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其格局总起来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这不仅体现在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上，更集中地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挑战上。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直接地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次，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使政治改革过程面临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孕育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
第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文化与思想观念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政治不稳定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存在着“蝴蝶效应”，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带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波动与政治不稳定。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
二、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和特点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点。
从经济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按照自由竞争原则，自发地调节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通过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链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的风险、矛盾和危机，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其表现有二，一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状况，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稳定。二是通过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影响政治稳定发展。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因素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一种综合影响力，贯穿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市场机制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从政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政府宏观控制和对话协商机制来实现各国政治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和企业根据自由竞争原则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争权逐利，导致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却不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负责。因此，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各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责，仍然需要各国政府承担，通过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使市场起到基础性配置全球性资源的作用。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市场模式”，鼓吹和采取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来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制约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过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政策稳定和政局稳定。此外，西方国家通过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调一切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办事，甚至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之上，企图迫使中国就范。这种不正当干预我国经济政治事务的“合法”手段，对我国政治稳定的隐性影响更大更深。可见，政府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
从文化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国际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及其渗透整合机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思想稳定和民心稳定。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对我国公众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但世界主要大众传播工具却被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着，少数全球性传媒公司垄断着全球信息的发布权和控制权，这实际上使我国公众处在一种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之中。发达国家借此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推销“西方价值”，妖魔化中国等活动，这对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统一和心理稳定，产生和形成了无形的渗透影响和强大的舆论压力。
从社会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也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通过各种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已经十分普遍地扩大了，我国社会公众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不断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向。由于中国与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与文化差距，人们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适应性，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可能产生和加剧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况。
当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影响的方向上是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第二，在影响的内容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叉渗透、相互转化和全面扩展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第三，在影响的机制上是结构—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第四，在影响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并存。第五，在影响的趋势上是政治稳定与政治不稳定交替发展。我们以新的姿态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保证持续稳定发展是回应经济全球化带来各种不稳定挑战的必然选择。这是一种“冲击—回应”互动关系，其运动轨迹和结果总的说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不断循环发展以至无穷的过程。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选择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我们提出以下的对策选择。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实现观念更新，这是我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当前，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与高度，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及其意义。
二是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及时进行社会政治稳定的政策调整，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关键。
三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制度创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型体制，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首先，坚持走制度创新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其次，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时抓住当前世界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体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纽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文明，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再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与进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方向。
2、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和军事的影响有哪些？
个人感觉全球化对中国军事政治没什么好的影响，不管怎么说世界主流国家（就是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本来全球化就是他们提出来方便他们的）对我们国家并不友好。他们搞全球化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变相的结盟和打开其他小国经济门户的手段。他们搞全球化，几个国家可以技术共享，政治军事上一致行动，共同发展尖端武器设备可以节约开支预算，对付阿富汗这种国家可以共同出兵降低伤亡风险，集体压制国际舆论。好处那些西方大国肯定会排挤我们，共同研发这种事情他们肯定只想要你钱不会给你关键技术的（连大型商用客机这种技术都不肯给，更别提高端军事科技）。而维护西方国家在中东巴尔干那种地方利益的那种事情我们国家肯定是不会去参与的。所以总的来说全球化对我们国家经济上有很多好处，政治军事上关系不大。
如果你想写论文之类交差的话，那你肯定要写什么发展和挑战共存，和西方国家能有更多接触的机会，为了世界和平作努力什么的。
3、从政治层面讲,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怎样发挥作用？
从政治层面讲，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发挥着一个促进和领导的作用，他的一些经济决策促进了社会全球化的。进行和发展。
4、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中国扮演什么角色
政治多极化是自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格局发展的新趋势，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极力维护既得利益，阻碍多极化进程。中国是第三世界也是世界上唯一可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竞争的国家，多元化政治对中国乃至弱国是有利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是挑战美国霸权的最佳候选人，也是世界多极化中重要的一股力量。
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跨国公司参与的资本转移行为。中国是“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外资集散地，没有中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的带动，就谈不上全球化，更不会有所谓的世界经济发展。
5、（高一政治）辩论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利弊
有利于提高国企和民族资本的竞争力，有利于中国资本和商品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有利于提高国家经济的增长率，有利于中外企业，文化的交流，
有利于中国学习和引进国外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管理理念，
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另外，由于国外资本和商品的进入，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更低的
价格，同时竞争会促使服务质量的提高。
6、政治论文：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应如何应对?
（1）中国面临的机遇。其—，世界形势的缓和，为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其二，在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的形势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高。
（2）中国面临的挑战：其一，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下，地区或集团的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使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其二，正面临着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世界两极格局瓦解以后，军备竞赛的作用相对下降，综合国力的竞争提到了首位。各国都在调整国家战略，把发展科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各国都把科技开发作为综合国力一个关键因素。如何选择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并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迎接和战胜新科技革命的挑战，是当今时代向中国提出的新课题。
第三，正面临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挑战。历史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按国际经济惯例办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任何国家已很难保持封闭的经济模式，所以，中国的唯一选择，是适应这一趋势，争取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第四，正面临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考验。在两极格局解体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推行强权政治时减少了前苏联的牵制，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也会相应增加。
（3）面对以上挑战，只有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只有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才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迎接各种挑战，尽快地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7、政治题 面对经济全球化 中国如何克服困难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国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
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
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
（二）中国的问题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
（三）中国的大国策略
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
三、 交往理性的指导性意义
（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
.哈贝马斯是通过分析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揭示交往理性内涵的，而这种分析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中。这一理论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来发掘交往行为的理性内涵，并从语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之中，归纳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结构和基本规范。因此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可以从他关于语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论论述中着手进行。
1、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内蕴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他对交往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体的交互活动(interaction)。这种交互活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至少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从他对交往行为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交往行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交往行为是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以达到共识为目标的行为:第二，交往行为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体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通过对话以求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真诚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
哈贝马斯联系言语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因为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所以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对应的言语有效性要求。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客观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事态存在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该是正确的，“社会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规范存在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该是真诚的，主观世界是“主观经历的总体”“可以通过真实表达的经历原理来说明主观的东西”。
他还特别指出，在语言行为中，语言的有效性要求总是同时浮现，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体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显出来，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例如，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确性时，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语言原初地蕴含着“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这便是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的基本内涵。
（二）哈贝马斯对全球问题的设想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与全球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哈贝马斯解决全球问题的设想可以概括为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商谈伦理学说，一个是超越民族国家理论。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交往理性在现实中的应用。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他把合法性问题与规范有效性联系起来，认为合法性问题本身应当是一个规范有效性问题。对于规范有效性问题，有与危机理论相关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交往共同体，一个是普遍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规范上可以达成共识，就无法说明规范有效性问题。交往共同体成员之间通过商谈、对话共同或一起来确定规范的有效性，这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更在于这是一种普遍利益的共识。规范有效性的实现要求普遍利益原则能够得到贯彻，所谓利益的普遍化，哈贝马斯指的是可以通过交往(沟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机意味着普遍利益受到压制。
对于摆脱资本主义对普遍利益的压制，哈贝马斯寄希望于以语言作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钱和权力作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于以可普遍化原则作为先决条件的话语论辩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让沟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为的交互主体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压制的生活世界里。哈贝马斯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同样主张以语言为媒介，交往主体通过对话、沟通达成一致和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空想性，那么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则可以说是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的具体措施。
哈贝马斯清楚地认识到，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利用民族主义的推动力将社会冲突引向对外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之后，民族主义的整合力已消耗殆尽，西方各国不得不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份额，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就业的政策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化解了阶级对立，稳定了资本主义。但是，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再继续福利国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一致，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问题还不仅如此。一旦放弃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势必要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又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丧失民主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再说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从民族国家过渡到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继续原先由民族国家采取的社会福利措施，对抗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保障和进一步扩大民主。他认为只有坚持政治先于经济，对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政治驯化”，才能使现有的社会长治久安。
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们成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一方面，市场的扩张遇到了地球幅员的限制，资源开发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变小的世界己不允许人们将行为后果外化:无须担心制裁，而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他人一如其他社会部门、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或子孙后代—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无论在重大技术的跨地区风险上，还是在富裕社会的工业所制造的危害整个地球的有害物质上，都表现得同样明显.”单个国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军火贸易，都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也必须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有所限制。面对上述人类共同的严重问题，“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
他一再指出，经济全球化造成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困者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多，这方面的指数确凿无疑，社会分化的趋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
哈贝马斯的设想，具体而言，就是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是由于地理的和经济的基础扩大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加强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他还认为仅将原先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转移给跨国性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以政治来克服“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具体做法是，“要引进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意志构成因素，并保证政治决策的约束力”也就是将国内的民主扩大到国际范围，借助各政治实体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舆论，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意识。只有当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形成观念压力，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行动者，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政治共同体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变化，才会日益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的成员。
（三）哈贝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约束工具理性
哈贝马斯系统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滥给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他认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确立交往理性。在现在看来，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解决全球问题同样是适用的。由于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们片面地认识和对待自然以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就产生了许多全球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的实质是: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给定的条件下现实地权衡和制定所要实现的目的。在他看来，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间的交往中遵循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技术规则的特殊规范。这种规范必须通过语言的共识来形成，并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能自觉地进行物质必需品的再生产或工具的使用，而在于能够使用语言。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最终必须落实到语言。以语言形式进行的交往活动主要应归结为建立在特定观念和原则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要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在主体间建立一种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交往理性来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现实中，就是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人们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虽然科学技术能大大发展生产力，能极大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虽然作了过分极端的评价，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他对滥用科学技术的后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对于当前的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自然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是人如何看待人类自己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科学技术。我们在改造自然时，也有一个限度问题，不能无限度索取。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哈贝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来约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规范
针对目前的全球问题，各利益主体也达成了不少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些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很不令人乐观，甚至有的协议形同虚设、有的协议事与愿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规范的制定出现了问题。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对规范的作用做了阐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依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从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实质上，“话语伦理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即他的“实践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人们之间必然会发生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于是，人们就必须相互理解，而人们之间要实现相互理解，就必须具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准则，这一方面包括共同的语言背景和语言规则，另一方面包括共同的价值准则。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规范是对话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但是他认为普遍化的规范的确立，必须排除强制的因素，也就是说对话伦理学的规范原则，必须是人们能够自愿接受的。
那么，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怎样才能保证规范为一切人所接受?哈贝马斯认为共识并不像利奥塔所说，必定会抹杀个性，取消话语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识决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对话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据的乃是建筑在逻辑合理性之上的语言规则的统一，目的是使论证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获得保证。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普遍承认和遵守的规范是主体间顺利展开对话，实现交往合理化的条件之一。规范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就是普遍有效性，这是他的对话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确保规范的普遍有效性?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原则，即论证原则。他认为真理是由共识形成的，陈述的真理性条件是参与对话的主体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说，一个规范是通过参与对话的主体共同论证的结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都根据自由意志确定何者为普遍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是现存的普遍原则决定人们提出的伦理规范是否正确、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体的相互讨论中，由共同认同产生普遍的规范。规范既然是各利益主体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经过论证而形成的，那么规范就体现着各主体的共同意志，他们必然会遵守规范。
四、结论与建议
（一）理论指导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从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对话、商谈并遵从一定的互相认同的规范而达到合作与协调、寻求共存、互利发展的心理趋向、认知构架与行动取向。哈贝马斯认为运用着认知构架可以较好地分析显示社会以及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总的看来，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是如何消除冲突、达成协调和寻求互利发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处在于真正突出了社会历史共在主体的作用，它不再把社会共同主体看作先天地内在同一的普遍化整体，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提升为历史的唯一主体，而把其他社会成员排斥在历史主体之外，而是看到各个历史行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差异的同时找寻到了社会历史共同主体的内在同一性的根据及现实途径。
我们要解决全球问题，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全球问题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鉴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积极寻找全球问题的出路。
（二）实践指导——以货币为例
在此基础上，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应采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论，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各类利益主体进行长期重复进行的合作博弈，在国际范围内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争取能源、资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秩序陷于混乱。金融自由化浪潮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开放了大门。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获得高经济增长后，由于国内经济体系内在扭曲，相继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几十年的奋斗的成果被国际资本吞噬。拉美开始出现“美元化”现象，被认为是全球化消除货币民族特征的一个标志。但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这明显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在亚洲范围内需要一个实力与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国家来承担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火车头，目前还期待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崛起，以及国际交往能力、制定协议能力的增强。
因为，现代国别货币(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种制度工具,它以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又服务、支持并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当一种国别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这种工具不仅给该货币的发行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使发行国无偿地、长期地占有他国的部分商品和劳务,也有影响、为难甚至于左右他国经济的功能,并影响他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以至于文化、意识形态等。国别货币的国际化,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国际社会权力效能。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样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反过来,经济的全球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别货币国际化的效能。
由此可见，国际范围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个利益联系体，其次相互理解与信任是基础，第三还需要维护机制运行的约束机制。
在货币合作方面，欧盟、欧元走在东亚的前面，启动东亚的货币及经贸合作。可以成为建立中国、日本、韩国为领头羊的亚洲货币机制良好借鉴。
（李谓文 原创）
六、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著译.重庆:重庆出版，1994
[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A]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c】.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8、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全球化对国家政治产生哪些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起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
具体的对国家政治挑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贫富差距可能扩大
2、文明以及价值观的冲突
3、由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经济的股份的增长
4、部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
5、部分发达国家把工业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遭到破坏
6、移民的增长，包括非法移民
7、恐怖主义也在全球化，参与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分子很多时候不在本国行动，而且与本国无关
8、通过诸如互联网和电话等的技术使得共享的信息资源不断增长
。。。。。。
还有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些挑战都对国家政治产生的影响随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什么新殖民主义，什么南北谈判等等，统统让位于全球化，让位于各国间的自由竞争。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不再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或现实中的不平等关系，不再是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自己成了自己落后的唯一原因。解决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公正的途径，不再是调整国际秩序，而是全球化。
对公正的诉求被推到了世界议题的背后，一个新的理论和信仰开始升起。这是一个建立在丛林原则上的信仰。表面上看这种信仰提倡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必须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拯救自己。实际上这种信仰提倡的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竞争”，资本对劳动的“自由竞争”，强国对弱国的“自由竞争”。这种信仰表面上赋予了强者和弱者同样的自由，但是在这种“自由”面纱下，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强者对弱者的掠夺。
9、历史题 中国如何适应世界政治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标志，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居于强势地位。这就意味着全球化给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从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两个层面对我国政治文化产生负面影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取向，要以全球性和本土性交融互动为路径取向，加快经济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主体意识，以发展中国政治文化。
全球化是一种进程或一种发展趋势。它主要是指人类不断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超越制度、文化的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的交流、对话、协调和沟通，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实践认同的发展趋势。尽管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一样：“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定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上的任何变化都会从政治上表现出来，特别是通过政治文化率先表现出来。
全球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认识和道德习俗规范的复杂综合。一般由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两个层次构成。从积极方面讲，全球化给政治心理、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思考空间，从而形成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全球化进程促进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它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普遍传播，被不同的民族共同利用。世界各国在交往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存的局面，使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观念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例如开放的政治心态；民主的政治观念；改革进取的思想精神；不屈不饶，敢于与强权政治作斗争的政治立场；振兴民族，完成社会统一的政治认识；参政、议政的政治欲望等等。其次，全球化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全球交往的日益深入，文化交流和相互撞击机会大大增强，人们对各自文化的反省空前深刻，这就为重新构建各自文化提供了一个绝好时机。
另一方面，从消极角度讲，全球化也会给中国政治文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由于某些西方大国坚持冷战思维模式，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人为地加剧了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它们在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播西方的政治观念和游戏规则；利用互联网、广播、卫星电视等传媒，传播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极力扩散西方道路的示范效应；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封建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全球化从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显示了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唤起了人们对于改变现状的政治渴求。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压力下，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和现代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十分渴望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人们的这些政治渴求一方面会呼唤出激情，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产生激进的心理，提出与现实情况不符的过高要求，甚至产生一些激进行为，从而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动摇安定团结的政治秩序，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汤林森博士指出：“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使在经济上强势的国家，亦不能幸免于此。”因为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剩余价值，具有天然的不断扩张性。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其资本总量的优势而希望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最大限度地拓展世界市场，攫取别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种经济上的内在要求，必然促使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充当霸主，以维护其经济利益。为此，他们挑起、操纵或发起所谓的捍卫“人权”或“道义”的国际争端，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消失论”，很容易诱发文化理念上的“全球主义”，引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高科技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冲破了民族之间相互隔离的界限，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大大加强了世界人民之间的联系，从而也将改变人们心目中原有的民族国家观，使其产生一种文化离心力。
这种文化向心力的削弱，很容易导致人们的政治冷漠心理，削弱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有很大消极作用。
全球化对政治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政治信仰和政治理论两个方面。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指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西方运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种手段，并已经为之做了多个世纪的努力。布莱克说出了西方世界的心理话，他毫不讳言指出“当代世界的政治被看作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内战”，并自诩“西方的优势在于有更多的资源，更丰富的经验，而且更贴近势在必行的政治发展路线”，结论自然是东方应该放弃自己的模式，投入到西方的模式中来。在经济全球化中，西方由于暂时占据强势地位，所以更加不会放弃这一“心愿”，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攻击和颠覆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另一方面，他们利用、调动各政治资源兜售西方的价值观、政治观、人生观以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受西方社会的影响，现代化的思想浪潮正在向全球渗透。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多元主义、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政治理论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尤其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对我国政治理论的影响尤为重大。巴林顿·摩尔把西方社会通往民主政治的道路概括为三种模式，即英国模式法国道路和美国道路，塞缪尔·P·亨延顿的设计则是传统稳定期、现代化起飞期、城市突破期限、绿色崛起期、现代化巩固期和现代稳定期。这些概括是以欧美历史为基点，带有浓厚的“欧美中心论”色彩，对政治发展的某些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是对西方政治现实有很强的解释力，正因如此才会对我国政治理论构成压力和动力。但是它们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相对价值，只能对我国政治理论的发展提供某些参考。在中国，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和改革时期，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邓小平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
以上分析都是从政治文化的具体要素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面我们试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对待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态度的角度来分析。
与其它文化一样，政治文化也具有民族性和开放性，并且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即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不能离开世界有机整体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没有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文化也无以继承和发展。全球化使得各种政治文化十分顺利地进入中国，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的同时，又难免不对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形成强烈的冲击。在实践中很容易形成两种对立的主张和倾向：（1）政治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打上封建的、专制的、人治的标签而全盘否定，并主张中国要走上现代化，就必须全面开放，全盘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观。（2）政治文化上的保守。这种观点认为在全球性的大众传媒的冲击下，传统政治文化日益衰落，我们的精神家园日益遭到摧毁，现代化所需要的传统基石不断动摇，为此发出类似“救亡图存”的复兴儒学的怒吼，要求以儒学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宗旨，以抗拒西方文化的渗透。这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实际上都是割裂文化的开放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科学的，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开放的胸襟走向世界，在全球化浪潮面前，我们一方面要敢于迎接挑战，勇于吸取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强警觉，要有防范意识，建立一个开放吸收与防范并存的合理的运行机制。
在全球化大潮一浪高过一浪之际，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摆脱西方强势文化、主流文化的负面影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里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思路：
1、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民主是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法宝。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一直缺乏民主和法治的传统，这就使得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中缺乏民主和法治的传统支撑，造成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困难。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封建家长式的非民主的东西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还根深蒂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要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价值呢？对此，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当然，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为核心价值取向，并非只是基于某位领导人讲话，而更主要的是基于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追求和对西方民主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理性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抵制西方政治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更加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
2、坚持以全球性和本土性交融互动为路径取向
近代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融入世界，结果让我们尝尽了被世界所抛弃并因落后而被动挨打的滋味；“文化大革命”既闭关锁国，又与传统决裂，让我们独吞了将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割裂造成的苦果。有鉴于此，在全球化趋势下，我们在构建中国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走全球性与本土性交融互动的道路，既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自身进行客观的反省，开拓本土政治文化资源中的精华部分，又要以开放、求实的态度吸纳全球政治文化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优秀成果，如同邓小平指出的一样：“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生产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3、加快经济发展，为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奠定物质基础
加快经济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仅可以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可以缩小当前我国在全球化中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尽快改变落后的状况，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坚定人们的政治信念和提高人们的民族自信心，最终从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层面上影响政治文化，避免全球化中西方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
4、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主体意识。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认同，这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中国未来的保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既要肩负继续保持人类正确发展方向的重任，又 要改变迟发型国家的地位，如果没有一个有着现代化价值取向的坚固的权威核心，就无法动员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就无法调动广大公民的热情，从而无法改变落后的局面，并且完成历史使命。同时，作为权威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获得人民的认同，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和培育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活力和核心就在于它是人们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如何激发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提高公民的参政能力，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