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冷战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告，这是“历史的终结”。
他说，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的资本主义“是人类政府的最终模式”。意识形态的争斗已经结束，民主和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
福山的话讲得为时过早。从科索沃到东帝汶，从卢旺达到里约，历史仍然是活生生的，而且往往伴随着令人痛苦的结果。影响波及全世界
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历史的重生，或者至少是它的骤然缓和。新千年的最初数十年中的主要任务与本世纪最后十年相同，就是妥善应对这一现实。
柏林墙倒塌带来了直接、激动人心和显而易见的结果———德国的统一和苏联的解体。
但是，同1929年发生在华尔街、或者1945年发生在广岛的事件一样，1989年柏林事件是影响波及全世界、并且永久改变了世界的事件之一。
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写道：“很难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没有受到冷战结束的影响的国家。冷战结束直接影响了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地区，比如南部非洲、东南亚和中美洲。苏联与美国、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全球竞争对这些地区的政治造成了损害。”
例如，南非在数月之内便追随其后，白人政权首先从监狱中释放了纳尔逊·曼德拉，然后帮助他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接着又在他当选总统后拱手让权。
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意识到，苏联试图同时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从而导致了自我毁灭。因此，他们让资本主义接管部分、而不是全部经济，同时牢牢抓住政权不放。
经济学和政治学正在重新划定政治疆域和盟国。随着冷战结束，前苏联共和国————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不仅是美国，而且诸如伊朗和土耳其之类的一些地区性强国都加入了对这些财富的争夺。结果是，俄罗斯、亚美尼亚和伊朗结成了一个联盟，美国、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结成了另一个联盟。启动历史力量
冷战的结束不仅改变了全球结构，而且启动了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巨大历史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在1989年11月9日就结束了，整个世界目前正在全力对付21世纪的难题。
全球经济是这些力量中最大的一股。这种全球化经济是全球通信和全球市场的产物，至少从1973年就已经存在，但直到近10年才突然引起公众的注意。
苏联试验的彻底失败破坏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封闭市场和国家控制经济的支持。正如福山所说的那样，它还标志着市场资本主义取得了明显胜利。
曾经尝试过混合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的东南亚、拉美和非洲国家迅速向全球市场开放。甚至连俄罗斯也加入进来，建立了股市，并欢迎外国投资。
第一个结果是经济繁荣，尤其是在东南亚。在那里，大量美元涌入，为建设工厂、新公路、机场、摩天大楼和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提供了资金。第二个结果是1997年的一场金融危机。
全球经济和科索沃战争明显突出了第二股巨大的全球力量，也就是国家主权的削弱，以及人们认识到，过去由国家控制的一些东西———资金、就业机会、人权———已经成为一个崭新、仍然模糊的全球社会中的国际争议问题。
全球贸易、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本主义剥夺了各国管理本国的一大部分经济的能力，从而也削弱了它们对决定自身未来的能力的信心。与此同时，大国在联合国的激励之下宣告，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国际社会有权进行干涉以制止最严重的践踏人权的行为。
这个问题的规则还远远没有确立。北约干预了科索沃，联合国干预了东帝汶。但是，同样是这些国家，却在结束卢旺达、苏丹和塞拉利昂的残酷战争的问题上逡巡不前。
如同全球经济的情况一样，关于人权和主权的规则尚在制订过程中。问题在于，应该由谁来制订这些规则？
世界上许多关键决定（关于贸易规则、何时向何地进攻、关于如何管理欧盟、关于环境法规）都已不再由有权在本国境内执行这些决定的政府作出。相反，各国政府在国际组织、在联合国或欧盟或世贸组织中集合到了一起。平民社会在形成
伴随着这种正式的规则制订，一个新的全球平民社会正在形成，其主要基础是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对全球的管理发挥着重要影响。
代表着各种公众利益的大量非政府组织纷纷出现，通过因特网跨国界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组织正学着如何支配选票和影响代表。
这些非政府组织不是选举产生的，因此并不民主。但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仍在逐渐成形的进程中的关键参与者，也许是全球民主的先行者。
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单一利益组织，集中关注海洋、劳工、妇女权利或者卫生问题。
1997年的金融危机似乎令大多数决策者相信，不能允许自由市场继续处于缺乏限制和管理的状态。如何处理自由市场的问题将留待下个世纪解决。
2、美国顶尖政治学者告诉你为什么美国要完？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希拉里精英捕获与否决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译注）
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弗朗西斯·福山不平等与阶级不满
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译注）
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
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奥巴马整饬现状
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解放广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译注。）
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
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
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
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
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
克林顿民主在复仇
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译注）
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3、弗朗西斯·福山的主要著作
《苏联与第三世界：过去三十年》
《历史之终结与最後一人》，又译《历史的终结与报废的人》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
省思民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强国论』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
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
4、弗朗西斯·福山是哪一国家的知名思想家
好象是日本人，是全球研究社会治理的著名专家。
5、在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
http://www.cqvip.com/QK/83736A/2005007/20192136.html维普网上的论文
“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内涵复杂定义纷呈的概念。总的来说，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其中经济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一些共同规则的诉求，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文化全球化问题研究的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过去只关注经济因素转变到经济文化因素同时关注，例如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自己理论的修正；另一种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来解释全球化进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学的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体系的变化过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过程。[1]综观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主要有如下问题：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全球文化的构建以及文化全球化问题。
一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对全球化与文化关系的把握。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进了研究领域，扩大了全球化理论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论的解释效力。[2]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提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文化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汤姆林森认为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引向文化领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实践内涵。关于全球化，他提出要从日常生活体验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亲近感、独特性。关于文化，他认为必须要从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实践关系去阐明文化目的性，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他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广为人们接受的特征，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这一理念来为自己的文化做注解。事实上，汤姆林森是从杂交化、传媒亲近感、世界主义等方面探讨全球化与文化的联结，提出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劳动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动，它还带来了我们文化体验的转型。这种文化体验，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他集中探讨了“非领土扩张化”概念,认为非领土扩张化是我们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状况,它存在于日常体验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诸多方面。“非领土扩张化”概念所要表达是，全球化从根本上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们的文化实践、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满活力的文化与领土定位之间的联系；这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机遇与危险并存。所以，他呼吁全世界团结一致。
美国文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也有自己的思考。关于全球化，他认为这是一个传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盖与传递文化或经济含义。但他又认为单将传播作为全球化概念的焦点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在他看来，当代传播的发展再也不具有“启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内涵。这一传播性概念既具有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层面，即被赋予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文化层面的所指或意义，对于传播网络扩展的假设已被暗中改换成某种关于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同时，又被暗中改换为一种对于世界市场与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看法。一场特大范围内的全球性劳动分工，以及充斥着商贸与金融内涵的新的电子商务路径，即它的经济方向。所以，詹姆逊认为作为与传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却并不相称的两面，产生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观点：如果只强调这种新传播形式的文化内涵，那它将会逐渐表现出对差异与分化的一种后现代的颂扬，瞬间会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处于彼此相容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广瀚的文化多元主义，让人很难抗拒；但如果倾向于对全球化经济方面问题的思考，那么它又会受到那些经济准则和意义的影响，人们会发现这一概念变得愈来愈暗淡晦涩。他认为，这里占据显著地位的是不断加强的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4]可以看出，詹姆逊是以经济文化的互动交织来定位传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经济文化式”分析。诚如他的发问：“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是否有根本的改变？”[5]
二现实与想象的文化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密切渗透，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文化全球化问题日益提上日程。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学者们更多是从全球化研究的范围及影响谈到文化的全球化现象与可能。戴维·赫尔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变革》中指出，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和影响的当代争论中，主要有极端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三种。在美国大众文化或西方消费主义的支持下，各种超全球化论者描述或预测的世界是同质性的。但超全球化论者也受到怀疑论者的挑战。怀疑论者认为，与民族文化相比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暂时性，而且，由于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阂，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具有持续的重要性。持变革论的人认为，文化与人口的相互融合与交流将产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网络。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赫尔德等人认为，跨区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际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3000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则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由于当代电信、广播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覆盖的区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6]他具体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历史形态。他们的这种分类基本上概括了当前对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态度。极端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思维的单线性，这显然不符合复杂的多元化现实。其实，不论何种态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进行中。文化全球化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
文化全球化是现实的。首先，随着文化消费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消费文化以其通俗性与普及性极大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文化得到包装并借助商品而传播， 这是非常有效的传播方式。其次，信息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这个工具，资讯传播更加方便迅捷，整个世界犹如一个小村庄， 一个消息、一条信息瞬时间就能传遍整个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性。另外，文化不是空穴来风，它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个人、组织、民族等实体，随着这些实体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的不断深入和广泛进行， 文化负载着经济，经济传播着文化，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实现。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象的。从消费文化的层次上看，初看起来似乎是同质化过程，但实际上呈现出的是混合化特征，没有任何文化会存在于不受时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从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角度来看，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环境最终总会遇见一种已经存在的参照框架的影响与制约。后者涉及一个更复杂的过程，简单的同质化概念并不能正确地记录这些问题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性质以及他们产生出来的文化创造性。所以，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是必然的。但有一个前提同样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的前提——文化主体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多元与多样。从文化全球化的实现路径来看，国内学者王宁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有两个方向：一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会渗透到这些地区；二是（ 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 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7]可以看出，王宁是以资本输出的路径来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径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它预示着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渗透，但根本上这是一个经济的做法。经济的逐渐演变成文化的，同时文化的也逐渐演变成经济的。文化是重要的经济产品，离开这一点，经济体系无法发展和扩张。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文化担负着诸如公民权这样的理念和运作，可充当民主政治的试验场，显然这是在设置文化与政治层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构建
随着不同民族文化渐渐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与渗透日益广泛、深入，这也渐渐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文化的构建。对此，也有不同观点。
第一，一元为主的“全球文化”。汤姆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公开质疑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本没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对它的不同解读；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话语中的内涵，才能得出其实质。他认为一些学者过于维护文化的差异性，否定其同质性，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发展的前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平衡，而某种程度的同一性则有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以及人类的和睦与进步。现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们的文化宿命。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经验背景，他否定同一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应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说法。
事实上，在全球有无一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即如何看待美国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并不是唯一能够在全球扩张的文化，但同时也必须肯定美国在全球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领世界风气之先这一事实。这不仅因为美国拥有制造并在全球传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无与伦比的手段，而且还因为美国具有一整套能够使其成为全球文化传播者的文化与历史特质。这种状况虽然并不意味着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质性的烙印，但也确实表明，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不得不把美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当成共存的现象看待。 美国流行文化具有约瑟夫·奈所谓的“软权力”——劝说或合作的权力。实际上，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正是想在世界范围内肯定和推广美国文化。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明眼人一眼便能揭穿。詹姆逊认为，主张同一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美国文化。他提醒人们谈到文化全球化时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不是唯一面临危险的东西，人们更应该警惕其中蕴含的另一种倾向。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美国文化已渐渐成为他们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他说：“美国的电视，音乐，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8]对此，依附理论学派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今天仍处于称霸的阶段，但是这一霸权地位却因欧洲和日本的赶超而不断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义构架来管理长期受危机打击的体系，已经进入它的崩溃阶段。近年来，后殖民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与此直接相关，美籍印度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就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构建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文化的多元共存。英国学者M.费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给一专题杂志写的导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现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全球文化的相互联系状态的扩展也是全球化进程，它可以被理解为导致全球共同体即“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这种全球文化应该是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他看来，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义的特殊化。日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实际上已成为全球化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主导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明显。因此，他认为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性，若想掩盖或者抹去这种特性，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倒退。所以，他将全球化描绘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双重过程”。另外，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样认为单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临强烈抵制，它必然会受到政治沙文主义和多种反主流文化的反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其说是朝向文化同质化，毋宁说是走向文化分化与复杂化。全球文明论者玻尔马特（H.V.Perlmutter）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导，全球化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世界文明，在这个世界文明中有一种全球“融合”的动态形式。他把这种动态“融合”看做一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方面的相互协调的过程。〔9〕
第三，文化的冲突与对话。谈到“全球文化”的构建，必然要谈及文明的冲突与对话。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并设计出一幅未来多种文明冲突的景象，声称西方文明的最大对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实际上是把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统化和抽象化了。虽然在以后的著作中有所调整，但不难看出他在文明关系上的竞争论立场。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自由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的理念已经很完美、无可匹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统性，因此，历史终结了，即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制度与行为模式。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趋同论，即世界统一于自由民主。其实，福山与亨廷顿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两者都在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虑——福山认为西方的文明已经取胜，体现出一种优越感；而亨廷顿却在为西方文明的主体地位忧虑和担心。杜维明在为联合国2001年《文明对话宣言》所写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中谈到，在21世纪，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论，文明冲突理论比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更具说服力，因为它承认文化的重要地位并希望妥善处理宗教差异。不过，杜维明明确反对文明之间的冲突，他的立足点是坚持跨文明对话，实现文化的多样化，超越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以达于各文明间的真正和解，用来标志这种和解的概念被称做“全球共同体”或另外“地球村共同体”。〔10〕
另外，德国学者哈德尔拉·米勒也表现了一种不同于亨廷顿的立场，并在《文明的共存》中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进行了批判。米勒认为，文化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对历史的发展真正起重要影响的还是经济与政治力量。在他看来，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主要不是取决于文化自身以及各个民族的文化态度，而是取决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他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既可能导致文化的冲突，也可能导致文化的融合。他呼吁人们要加强文化对话，促进文化融合。不过，对于文化对话与融合，他将更多希望寄托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身上。他说：“在21世纪，人类将走向何方，文化的差异是成为划分界限的原因，还是会演化为促进合作的原动力，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西方国家对待文化的态度。美国作为西方的领头羊，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11〕
结语
当今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间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类整体意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文化、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难以升华。可以看出，实际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须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两条逻辑，其内涵和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但不管如何，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全球化文化的发展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交织过程；二是美国文化在全球化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力，它的扩张造成了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民族狭隘主义与普世主义都有明显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过平等对话来实现，而真正的平等不仅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6、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该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撰文称，“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走
（1）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私人经济占绝对主导，国有经济比重小；私人资本集中度高，垄断性强；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很大，国家干预少；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开放度高、流动性大，就业竞争压力大。（4分）
（2）要历史地、辩证地认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美国经济模式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好处在于束缚少，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干预和严格的监控，容易出现经济危机。（3分）
7、美国为什么热衷于推广“普世价值”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所体现的深层政治意蕴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松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它的本质目的是促使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趋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一些人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企图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入西方“民主化”陷阱。这种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统领作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必须坚决抵制。
一、关于“普世价值”的相关研究
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有部分学者提出价值绝对论，认为存在时空上绝对永恒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等理念就属于这个范畴。大多数学者则认可“价值相对论”，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等理念都有阶级性、历史性、区域性，“不同种群、国家的利益需求千差万别，根本不可能产生对谁都适用的‘普遍价值’”。还有一种折衷观点，既反对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又反对把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
实际上，“普世价值”概念遮蔽了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具有把人们对价值的认识导入误区的作用。价值与真理的根本不同在于真理总是一元的，而价值常是多元的。主体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价值的各异性、特殊性和多元化。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但人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人的“普世价值”。把西方文明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这是把西方文明的特殊价值“普世化”了。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本质上只是西方的价值观。
在“普世价值”问题上，西方学者中以下几种观点很有影响。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鼓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后胜利，美国模式是“人类普世价值和最终统治形式”。另一位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冷战后的主要国际冲突都来自不同文明或文化交接的断层地带。这一观点强调冲突多样化以及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他把中国所代表的儒教文明视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威胁。德国学者孔汉思则倡导“全球伦理”，即在各种文化之间“通约”，求得“普世价值”。孔汉思1990年提出的通过对话建立世界普遍伦理的设想，试图在世界的多元冲突中寻求某种普遍的、可供冲突各方共同遵循的东西。
美国政府把“普世价值”作为其一直以来的对外战略之一，奥巴马执政后，认为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提出用“巧实力”实行美国的对外战略，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包括人权、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美国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首度阐明现政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界定，即“安全、繁荣、普世价值、合作性的国际秩序”，其不可或缺的理念就是让美国的文化、政策或价值观念具有吸引力，使别的国家模仿、理解、认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主张，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的“美国的持久利益”。美国推行的“新帝国主义论”主张利用实力优势，凭借军事强力，用美国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向其他国家输出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企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伊拉克战争和“拉美陷阱”就是美国推广所谓“普世”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所造成的恶劣后果。
二、“普世价值”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
美国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实际上是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寻找借口，最终目的是确立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通过对美国“普世价值”历史渊源的梳理，尤其是其当前对外战略中所实行的双重标准，可以发现，美国所要实现的是“全球美国化”，而不是美国一直宣称的所谓“全球民主化”。
1.美国确立“普世价值”战略的历史渊源。二战以后，美国在国家博弈中，为了取得优势，从自由贸易走向保护主义。随着美国的逐步强大，为了寻求世界霸权，美国又由保护主义走向自由贸易。20世纪80年代，为了扩大已经取得的霸权，美国把“普世价值”作为思想武器，用来争夺全球文化领导权，力图把全球纳入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完成推行全球化的战略部署。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框架，即维护安全、拓展经济和推进民主同时推进。为适应这一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需要，人权进一步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战略的重要工具之一。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可以推广到全球，强调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作用，试图通过“民主化”进程来创建一个“自由世界”。在小布什第一任期里，美国政府把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先置于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之上，开始强调不仅要通过美国的榜样，而且关键是要通过美国的力量，来重新塑造国际秩序。“9·11”事件的发生令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威胁感，宣告主要依靠“硬实力”战略的失败，使得小布什在第二任期回归到对“普世价值”等“软实力”的重视，即通过在全球推广美国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推进民主改革，以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采取的是通过建设更广泛联盟的方式，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推进“普世价值”。
2.美国“普世价值”对外战略的双重标准。美国一方面把包装起来的“普世价值”当作外交工具，无视当今世界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现实，笃信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凌驾于其他价值观之上，不择手段地向全球输出其价值观，以达到谋取本国私利和成为全球霸主的目的。更加恶劣的是，美国经常采用双重标准，用“普世价值”打压战略竞争对手来维护本国的私利。比如，在面对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政治动荡时，美国对利比亚、叙利亚和对巴林、也门采取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当利比亚、叙利亚爆发国内冲突时，美国不仅帮助反对派提供各种武器装备，还鼓动其他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叙利亚发动直接打击，这种亲自上阵的模式已经不止一次在世界上演，其背后的动因无非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显然不是用“普世价值”的理念能解释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巴林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后，美国虽然暂时停止了对其军售，但时隔一年就重新恢复了对巴林的武器出售。虽然美国一再表示，所售武器是帮助巴林政府提高对外防御能力，而不是用于控制民众，但事实上，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地，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这才是美国恢复军售的根本原因。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也门，当统治也门长达三十多年的总统萨利赫四面楚歌之时，美国并没有打出“普世价值”这张牌，反而表现得格外谨慎，甚至有些犹豫不决。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也门作为美国的反恐前线，多年来美国政府对萨利赫一直持支持态度，这才是决定美国行为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美国在中东的各种行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
8、弗朗西斯·福山的详细介绍
福山本是施特劳斯派（保守派）弟子（布鲁姆的学生），但他在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辩论（“古今之争”）中更多采取科耶夫的“现代”立场，因此他不但明言继承黑格尔——科耶夫的问题（“现代性”——“承认的政治”——“全球性普世一体化国家”——“历史的终结”）逻辑，并是用通俗的当代流行语言重新包装了科耶夫。
他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的历史的终结的观点来自于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释，在黑格尔所说的人类需要被人的欲望的推动下，历史不断进化，福山认为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他在《历史的终结》一书（2006年）又提出弱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与马克思的“强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相对照。关于伊斯兰世界的问题，他认为这“不是文化冲突，而实质上是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无关”。
他在《历史的终结》第二十六章“向和平联盟进军”中预言，以后的世界将分为两个部分，“后历史部分”（和平共处）和历史部分。“后历史部分”如何将自由民主推广至历史部分中去？福山断然否决了基辛格现实主义的（与历史部分）的妥协方案，也不认为在联合国框架下能够达成这两部分的合作和和解，因为联合国本身就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自由国家”的联盟。所以，福山把北约看成是“自由国家”的联盟，在这个意义上，他保留了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历史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发生的危机会使这些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在这一部分中，他的模糊之处是自由国家的实现方式上，他既承认武力解决的可能性，又冀望于内部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