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 名词解释
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诸如：战争与和平、南北关系、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信仰危机等。
2、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s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
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起研究热潮。
(2)全球化百科全书扩展资料：
全球化的表现
当今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冲击，其社会使用功能正处于逐渐弱化或消失的危险境地。
因此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应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抢救濒危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
当代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方面。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
自由化常常被经济学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则更多地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于文化上趋于同质化。星球化则涉及消息的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
3、用tcelohs组成一个英语单词
clothes
英音：[kləuðz]
美音：[kloz]
名词 n. [K]
1.衣服;服装
I bought a suit of clothes.
我买了一套衣服。
2.被褥,寝具
scholte 肖尔特：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 ,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 New York & London : Routledge, 2007
《全球化百科全书》，罗兰·罗伯逊、杨·阿特·肖尔特主编，纽约和伦敦：路特利支出版社，2007。
4、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的现代社会,你认为古老的万里长城今天还有什么价值?
长城是古代用来军事防御的，现在科技发达，以及现在是以和平为主，所以，长城已经没有什么军事价值了~
但是长城在今天还有认识价值，思想价值，教育价值，历史研究、建筑史研究价值，文化价值，旅游价值等
长城不仅有着鲜明的建筑艺术特色，同时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万里长城屹立与中华大地已数千年，我们从现在的长城上可以看到许多历史的沧桑与古老的文化价值。其中又流传着多少有关长城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可以说长城是中国历史的见证，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很多时候艺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就会给人一很多想象的空间，此时人们不在只是看到那冷冰冰的城墙，看到的是更多的历史，更多的沧桑。
综上所述，中国的长城在外观与构造、规模与效用上都是世界上其他长城所无法比拟的，长城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着中国古老的建筑艺术特色。
5、全球文化与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思考
近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就全球化带来的文明冲突与融合、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世界文化格局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 化的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首都师范大学杨生平教授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问题的几个层次，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问题首先是一个作为经济、政治与观念统一的制度文化，当前全球化发展不单是经济与科技问题，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张，而全球化发展的真正希望所在应该是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应该巧妙地利用当前国际形势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调整策略，联合众多发展中国家将世界引向多极化和平发展道路，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发展时间与空间。同时应该考虑到民族文化的特质及其作用。民族文化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其核心价值有很强的稳定性与独立性，在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前，应该打好民族文化这张牌，要利用民族文化处理好不同民族国家关系、增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民族凝聚力，反对各种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
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面对全球化，文化最根本也是最深层的问题就是确立文化自我，文化自我除了有维护和实现自己利益功能之外，还有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和实现自己的文化价值和内在价值，确立自己形象和地位的作用。文化自我不光是一种精神产品和精神观念，也是作为积淀下来的人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和生存方式。突出自我意识，并不是排斥全球意识，文化自我与全球意识二者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要区分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界限。他认为在正确确立文化自我的问题上，应该处理好文化的整合和交流、文化的创新与调试以及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等几个重要问题。
中央编译局杨金海研究员在对当前中华文化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比较后指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复兴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而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当时世界发展还比较局部的情况下实现的部分世界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复兴的首要问题是全民族应当有文化复兴的自觉，文化复兴要面向现代化，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文化，要创造一种包括全新的话语体系、全新的战略观念，全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等的文化。他认为迎合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实现两种思维方式转变：一是从革命斗争的思维方式转向和谐建设的思维方式，二是从封闭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转向开放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
清华大学肖鹰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核心词，它充斥着中国学术文献、商业广告甚至娱乐生活。这种全球定位意识固然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国际社会的需要，但也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学术文化盲点，使我们的学术活动从选题到立项，从研究到评估都着眼于大题目、大角度、大工程，从而丧失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对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切入能力。他认为应当倡导依存于逆势思维的学术创新意识和批判意识，培养切入微观问题的分析能力。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认为，对全球化应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其一，全球化为人类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二，全球化为当代人类的发展和交流创造了条件；其三，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其四，全球化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在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要在确立中华文化身份的同时克服两极对立思维，文化身份是一个走向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在我们在和世界文化对接的过程中应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要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不断建构全球共同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认为，文化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世界认同两个方面。在当前条件下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区分全球社会与国际社会两个概念。全球社会是包含着民族国家以及越来越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各种共同体，它有如下特点：其一，全球社会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其构成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其二，全球社会的主体是多元的；其三，全球社会是一个不以任何国家和民族以及共同体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我生长过程；其四，全球社会的结构是易变的、多元的、理想化的。与全球社会相对应的国际社会有如下特点：其一，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单一的，即民族国家；其二，国际社会的生存与基础是自我保存、自我发展与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其三，国际社会是自我生长与强制发展双重过程；其四，国际社会的结构相对单一。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在全球社会与国际社会双重结构中进行。从国际社会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世界发展困难重重；而从全球社会结构来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却有着较大的空间。他认为，从全球社会结构着眼，应该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增加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二是要将文化发展导向解决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要把追求世界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和包容精神的发展和构建当成全球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全球化与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具有国际学术前沿性和现实前瞻性，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当前国际学术研究动向来看，像亨廷顿、哈贝马斯、吉登斯、詹明信、贝克、沃勒斯坦、罗尔斯、费彻斯通等相当多国际著名学者都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上。事实上，全球化也从某种意义上改变着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如正在西方兴起的后哲学文化、全球史对世界历史的重构、新世界百科全书的重建等。从实践方面看，许多国家都在关注全球化与文化发展问题，纷纷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并以此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问题，为政府建构民族精神、提高文化软实力等提供政策咨询。就中国而言，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研究有着民族精神重建与文化发展方面的意义。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秩序变化给中国政府提出了如何正面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如何营造合理的国际舆论和良好的国际发展氛围、如何构建有世界影响的民族精神、如何利用世界历史规律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如何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建立并发展先进文化等若干问题。本次论坛对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理论作出了积极思考与探索，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6、“国学”何以“为体” “西学”如何“为用”——浅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创新
此时此刻，我们重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似乎老得掉牙、土得掉渣的旧题目，显然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不合时宜之举。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去除先入为主的成见，平心静气地重新审视及思考这个题目，即不难发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所提出的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学术问题，经过百余年的学术争论及思想斗争，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没有得到切实的答案，而且仍然是造成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诸多深层结构性困难的根本原因。此一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在今天全球化大潮日益泛滥的紧迫形势之下显得更为尖锐，并已经成为亟须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时代问题。
关于此一问题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学界早有详尽的考证和研究。然而，我们首先认为，“西学”之“体”并非什么民主自由政制和法律教育体系，而是决定西方文明面貌及走向的西方哲学；同样，“中学”之“体”亦并非什么儒家道统及君主政制，而是维系中国文明及社会数千年于一统的中国哲学。在这里，笔者尝试重返自严复至梁漱溟的传统研究视界，径直从中西之“学”这两者的思想及哲学内核的相互比照着手，进而重新阐述“中学”必须“为体”，“西学”应该“为用”的论题。当然，此一论题实在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涉及广泛的学术题目，没有数十万字以上的专著根本不可能全面地说清道明。因此，笔者这篇小文章肯定会挂一漏万，错失谬误所在多有，尚祈读者诸君抱持宽大为怀之念一览，更望有以教之。a
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成因
当前，人类所身处的这个以“经济一体化”及“社会信息化”为表征的全球化时代，并非偶然地在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中外学者指出，始于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运动拉开了“全球化”的历史帷幕。在此一运动之前，由于分隔着广袤的陆地及浩瀚的海洋，分布于世界各大洲的各个人类古文明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直接交往，基本上是处于不相闻问、各自发展的独立状态。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间由于巨大的地理障碍及科技水平的局限，始终无法展开连续的、全面的直接交流。而于中世纪时期兴起的阿拉伯文明由于地处欧亚非大陆的交汇点，通过经贸来往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设了一条狭窄的“海桥”，并打开了一扇小窗口。但发生于十二、十三世纪史无前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多次“蒙古西征”却在无意之中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流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陆桥”，由此传入西方的中国古文明成果更对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哥伦布在追求“东方财富”的利欲驱动下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刺激着后来者终于实现了环球航行，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开端。新大陆的发现与环球航行的成功及其所带来的丰厚成果又极大地刺激了西方思想文化本身早已潜藏着的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本质，因此，以“恢复”古希腊文明为号召的“文艺复兴”运动应运而生。建立在早期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之上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强烈地冲击着封建贵族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推动着西方科技不断地向前发展。进入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帝国主义时期，西方文明已经充满自信地以“世界主人”自居（如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然而进入复杂多变的二十世纪后，人类历史的发展却意外地呈现出混乱而又矛盾的面貌。
一方面，自黑格尔身后，西方哲学便不再产生能够建立形而上学经典体系的世界级大师。随着尼采“上帝已死”的哀鸣，尤其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想界突然发现自己的终极信仰彻底破产，只好龟缩在分析哲学的“象牙塔”以及存在主义的“小贝壳”里自慰度日。而同样出自西方哲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本来颇有成为人类思想指导原则的发展前景，可惜的是同样无法突破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先天局限，由于其自身形上理论的阙如和意识形态的硬伤，使得西方人自己都无法全盘接受，反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以外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就，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导原则。另一方面，西方科技却仍然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一往无前地突飞猛进，推动着西方工业在短短一百年里连续跨越了机械时代和电子时代并已全面进入信息时代。在科学基础理论方面，西方各国大师辈出，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普郎克首倡的量子力学再到高能物理学领域的基本粒子学说，无一不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压倒性的领先地位。同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则推动着西方社会从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向政府与财团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冷战结束后，更促使美国进入追求及维护单极全球霸权的帝国资本主义阶段。至此，所谓“全球化”进入了高潮的一幕。
二、西方文明无法突破时代困局的深层原因
两相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思想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现状竟然出现了侏儒和巨人同处一室的有趣场面。西方国家凭借其“巨人”般的科技基础建立了“令人生畏”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意图以此主宰世界；但其“侏儒”般的思想理论却又每每无法调和世界范围之内的各种矛盾，甚至令其一再在世人面前出乖露丑。当前，已经取得全球霸权地位的美国自然毋庸置疑地成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因此她本应利用自身庞大的国家实力秉持其一贯提倡的“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立国原则，推己及人地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以及人类发展规划，则不仅事事得心应手，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仰，更能为美国自身的长远发展奠定万世不易的坚实根基。然而美国的统治阶层不但意不及此，反而继续奉行等而下之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意图藉此建立“绝对安全”的绝对霸权。换言之，美国将自我吹捧为普世原则的，并依仗强大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的美式“民主自由”，其实质不过是推行其全球霸权的政治工具而已。此一行径连基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都尚未达到，更遑论超越了。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身上，恰恰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文明的巨大优点及其致命缺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文明内部存在如此鲜明的优缺点兼具的特征呢？
我们认为，西方文明至今仍然无法突破自二次大战以来的发展“困局”，其深层根源不在于科技的高度发达，亦不在于某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而是渊源于西方哲学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核。众所周知，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蓬勃发展的西方古典哲学并非建立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之上，而是远奉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为祖。因此，成中英教授在《论中西哲学精神》一书里精辟地指出，“西方哲学可说是从一开始就有知识的取向，希腊人素来就对知识理性执著地追求。知识理性与方法意识密切相连，于是就从求知导致对方法的寻求”。“从总体来看，西方哲学方法的核心是‘理性’的建构方法。理性本身是求分的，经常‘援理以释性’，往往知分而不知合”（1）。
在古希腊哲学发展前期，哲学家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研究“世界本原”方面。但到了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著名观点后，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便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柏拉图继而提出了将追求心灵内在原则与德性的一般定义客观化的“理念论”，首次确立了西方哲学的唯心世界观；又提出了注重“知性分析”的“辩证法”以及“至善的造物主创造世界”的“宇宙原型说”。而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了“第一推动者”的概念，并首次将“哲学”确立为一门研究“实体”（亦即‘世界的本质’）的独立学科，更建立了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等实证学科门类，为西方哲学打上了深刻的“科学”印记。
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基本上决定了西方哲学既注重知识理性又固守唯心理念的发展路向和思想面貌，其实质就是从“人”自身的视角及立场观察和研究整个世界（自人观天）。注重“知识理性”的结果必然推动着科学技术的研究及应用，亦潜藏了诱导实用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深层因素；固守“唯心理念”以及将“本体（神）”人格化的结果则必然导致宗教盛行及破坏自然（天人对立）。故此，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后的笛卡儿（心物二元）、康德（知识架构）、黑格尔（精神本质）这些能够自成系统的西方哲学家基本上都沿袭了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方向，并构成了西方古典哲学的主要内容。但他们并未能突破及超越古希腊哲学在形而上学领域的先天局限，反而是在充实发展古希腊哲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又大为加强了西方哲学的这种先天局限，以致今天的西方哲学后继者陷于此一困局而无法自拔。
质言之，“西学”之“体”存在着方向性的错误，而“用”则得到了正确的发展。正是在西方哲学注重知识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戳破了西方哲学的唯心世界观，导致了西方思想终极信仰的破产，并至今难以修复。因此，西方文明“体”“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造成了今天西方科技高度发达而西方哲学却“萎靡不振”的时代特色。同时，盛行于西方社会里将“个性解放”推到极致的极端利己个人主义，其实质是放纵了人性的负面因素，大大加深了西方文明当前所遭遇到的时代危机。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定位
与西方文明主动追求“全球化”截然相反的是，中国文化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六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表明，历史的幸运女神其实是首先眷顾中国人的。可惜，谨守从“地大物博”之中孕育出来的中华道统的“天朝上国”极其“大方”地将这个历史机遇拱手让给了西方。“由于中国哲学在早期往往过分强调整体经验，乃往往陷于知合而不知分之弊，更由此疏于掌握部分，分析条理；并以为，只要抓住了整体，在整体的基础上不变不动，就可以求得安稳平衡。这显然就是一偏之见了”（2）。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采取强制手段意图将中国完全纳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一体化”体制之内，导致中国社会遭逢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的种种生存危机，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地为中国文明寻找历史的出路。这种努力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一，从龚自珍、林则徐开始，到魏源写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再到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被写进光绪帝的“诏定国是”之中，而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标志着传统的“中体西用”思想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其二，写出《天演论》的严复首倡“全盘西化”的先声，指出中国文化必须全面学习西方文明成果，后继的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明确号召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引入西方的 “民主”与“科学”；与此同时，辜鸿铭、梁漱溟两位“文化异人”却反“新文化”之道而行，认为应该是“唯器”的西方文化向“全道”的中国文化学习，加上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所提出的“科学万能破产论”以及后来的“十教授书”派，此类学说均被冠以“民粹主义”或“文化保守派”的帽子饱受各方批判。其三，走过一段因战争及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学术空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又提出了“西体中用”论，主张“把‘西体’‘用’到中国”，虽然其观点及理论仍然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和游移不定，但亦可算是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新思路。
我们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上述思想主张，目的都是要为中国文明及社会的存亡接续探求一条合理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是，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检验，我们的反思不能再仅仅追循这些主张或争论本身的思路来进行，而应该重返“中”、“西”、“体”、“用”这几个基本概念，首先确认什么是“中学”的“体”和“用”？什么又是“西学”的“体”和“用”？
传统的“中体西用”论所要维护的“体”显然是指儒家纲常伦理及君主专制政体。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有云，“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因此，传统的“中体西用”论显然不能适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以及满足中国现代化的要求。“全盘西化”论以及“新文化运动”虽然适时地切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启蒙需要，亦对其后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其自身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及强烈的“矫枉过正”的文学功用，以致不仅无法为“中学”确定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体”，反而无意中将中国现代化发展引到了一个错误的历史路向。也许是有意修正并接续“全盘西化”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将“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日常生活、现代科技、政治体制、观念文化”等等全部塞进其所主张的“体”之中。如此一来，通过上述各个领域的简单类比，普罗大众当然是认为“中”不如“西”，因此，顺理成章地就可得出必须以“西学”为“体”而以“中学”为“用”的结论。笔者认为，李泽厚鱼目混珠地“以末充本”的“西体中用”论是以更为无理和野蛮的伪学术手段来推行“全盘西化”，尤其可悲的是，近十余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却基本上是对此一理论的实践。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检验，我们惊奇地发现，那些曾经被打成是“逆天下潮流而动”的“腐儒之说”在今天看来竟有如“先知的预言”。精通九种外语的辜鸿铭在英国小说家毛姆面前指斥，“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故诸君（指西方人）当弃其错误之世界观，而采用中国之世界观”；他更以流畅明达的外文向西方国家译介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欧洲各国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被视作东方文化的代表人物。而早年学佛的梁漱溟却一折入儒，敏锐地从文化哲学角度指出了西方现代社会因物质生活导致精神异化所带来的困惑、苦恼、失落等情感问题，在国内学界一片打倒传统及拥抱西方的呐喊声中，振聋发聩地发出了“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3）的呼声。
然而，辜、梁等人虽然指出了“中学”高于“西学”的事实，但因其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将儒家学说定为“中学”之“体”则是错误的。质言之，同样由于时代局限的原因，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既未能正确地认识到“西学”之“体”，亦未能正确地探寻到“中学”之“体”。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学说才是“中学”之“体”呢？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则是道儒墨三家思想与易经哲学的有机综合，而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就是一个字——“道”！换言之，道家思想正是“中学”之“体”。
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建构
首先声明一点，将道家思想确立为高于“西学”的“中学”之“体”，绝非出于“狭隘民族感情”以及“文化本位意识”，而是笔者通过自身对中西哲学长期的学习、研究与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其次，不论古今中外，任何完备的哲学体系均以宇宙论及本体论为思想基础和核心理论，任何缺乏形而上学的哲学大厦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必然会产生倾斜甚至倒塌。而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惟有道家哲学具备最早的、也是最完善的宇宙论及本体论，这早已是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此外，以道家思想作为中国哲学“主干”的观点，早有古代及现代学者提倡此一学说，当代学者则以原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的陈鼓应先生鼓吹最力。
关于“道”作为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中外学术界早有大量的研究及阐述，在这里，笔者只想简明扼要地谈谈个人的一点体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在《道德经》里对“道”作为宇宙本体的经典表述。过去，囿于科技水平所限，人类对宇宙及自然的哲学探索除了通过最基本的感性观察外，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借助抽象思维来进行或完成。因此，所有涉及宇宙本体及物质存在的“玄思”往往只能归于“各持己见”的结果，而无法进行有效的、令人信服的科学实证检验（当然，人们还是会根据一般经验选择那些最为大众所接受的理论作为指导原则）。然而，到了现当代，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西方科技在高能物理学以及高能天文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大大拓展了人类在宏观及微观两个世界里的视野。即使仅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惊奇地发现，当代最先进、最尖端的科学所遵循的原理及揭示的结果竟然是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相通及互证的！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系统论专家卡普拉（F·Capra）在1976年出版的《物理学之“道”》一书里指出，“在最近的阶段上，西方科学终于开始克服这种观念（指与东方哲学对立的传统观念）而返回早期希腊哲学和东方哲学的宇宙观上来。然而，这一次它已不仅依靠直觉，而且还依靠高度精确和复杂的实验，以及严格而一致的数学表达方式”。据刘笑敢的研究所得，老庄的“道”作为“宇宙本根”的“客观的实在”，是产生天地万物，并决定其存在及发展的世界“总根源”、“总根据”和“总规律”，因此具有“绝对性”、“永恒性”、“超越性”、“普遍性”、“无差别性”及“无目的性”（4）。而在现代高能物理学及高能天文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如波粒二象性、薛定谔方程、海森堡测不准定理、哈勃红移、大爆炸宇宙模型理论、宇宙背景射线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在古今中外众多的宇宙本体及起源学说里，所有人格化的大小神祗、宗教化的造物主以及理念化的主客观“实体”都毋庸置疑地被否决，惟有早就超越宗教意识及人类意志的、最接近世界本原状态的“道体”学说，才最大限度地符合上述科学原理及科技成果的实证检验（关于此一观点的详细论证，因本文体裁所限而无法展开，笔者将另行撰文专述）。
《易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前的人类文明成果表明，近百年来高度发达的西方科技（“器”、“用”）验证及扩充了二千多年前高度发达的中国哲学（“道”、“体”）。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方面的缺陷导致西方文明偏重科学及知识的研究与应用，并促使西方科技发展到了今天的高度；而由于中国哲学里高度发达的“道体”学说使得中国文化偏重形而上学而压抑了方法论的研究和应用（道儒两家均不提倡“智术”），导致两千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发展，以致后继学人无从依循有效途径去了解“道”的真义而不得不承袭原已得到极高成就的旧说。质言之，历史上的各家中国哲学流派囿于历史条件所限，故而一直无法正确理解中国哲学核心理论的真正面目以及功用；今天我们只有借助西方科技成果（“用”）才能有效地理解“道”（“体”）的本义（一个具有绝对整体性、无限包容性及自我创生能力的“道”），亦即只有“天人合一”的“道”才能包容、利用自命“人定胜天”的“器”（以道制器）。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今人类社会在思想、政治、文化、艺术等各个重大领域均遭遇到深重的发展危机。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危机，则必须利用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及现代哲学的理论工具建立一整套全新理念的宇宙论及本体论；而放眼全部人类文明体系，能够贯通中西文化、融会哲学科学的理论母体只能是——“道”。有言至此，相信读者亦能基本了解笔者所持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来龙去脉了。
我们认为，应该在道家宇宙论、本体论及认识论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出适应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道家人生观及方法论；亦应大力开展对蕴含丰富“对立与统一”唯物辩证法的儒家中庸思想的研究与应用，并将之提升至与孔孟仁学相齐的高度；墨家思想自秦末至今已中绝两千余年，自清朝毕沅及孙诒让相继为之作注始，后经梁启超、胡适两人的大力研究和呼吁，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墨学才在中国思想史上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但对其学说理论的研究及应用远未达到与其学术思想价值相等的高度。而易经哲学的情况则较为特殊，《易经》经文的形成比道儒墨诸家学说都要早得多，其思想理论实质正是中华民族远祖先人与自然相处相争的生活、经验、价值和智慧的总结，也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此后的道儒两家均对其作出了大量的研究及应用（正因为如此才无法将易经哲学简单化地归并进道儒任何一家），甚至还以此发展出中国最具影响的本土宗教——道教。因此，笔者主张将易经哲学及其繁衍思想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思想）单列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派别，以榷清中国哲学思想源流。
当然，确立了新式“中体西用”论的认识，我们仍未能认为就此可以完成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正是在大量研究、掌握及借鉴西方工业革命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对西方古典哲学作出历史的总结，并于此一基础上进而创造了推动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哲学及文化有必要在“中学为体”的认识基础上再进行一番“西学为用”的重建与创新。质言之，“以西方哲学来分析和批评中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使中国哲学也能够去分析和批评西方哲学；使中国哲学能够接受西方哲学的挑战而作出反省和回应。这种转化不仅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再生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类的哲学理性的再生和发展，并使人类面临的各种现实的问题（不论个人的、社会的、乃至全世界的；在文化上或科学上，价值上或知识上）都产生新的突破，同时，也使哲学在人类文化活动中扮演积极而重要的角色”（5）。经过如此一番解构及创建，中国哲学及文化即能以充满自信的、焕然一新的面貌与世界各国及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展开全面而广泛的交流，并于此一基础上创建一个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球化秩序作出较大贡献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系。
结 语李慎之先生曾经提出，“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我们认为，只有在确立“中学为体”的认识基础上，中国才能真正地掌握及驾御“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以为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服务。衡诸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及当今实际，现代中国哲学不是饱受战乱及政治因素的阻碍就是深受盲目崇洋的困扰，而始终难以独立地、客观地进行思想以及理论建设。故此，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仍未完成，而且极有必要继续持久地、深入地开展下去。最后，我们仍以李慎之先生的一句话作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
7、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编辑推荐
著名语言学家、《不列颠网络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委员、顾问周有光推荐说：“我诚恳的建议，每一所大学、每一所中学，都应当置备一部《不列颠网络全书》，这是学校图书馆的首选藏书。教师们时时查看网络全书，能够提高自身的学养，提高教学的质量。学生们学习查看网络全书，是自学求进的几本训练。你如果想做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知识公民，你最好首先进入《不列颠网络全书》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不列颠简明网络全书》的三大看点：一、文化看点，作为世界上最著名和权威的信息来源，通过《不列颠简明网络全书》可以零距离接触世界。作为西方文化的标志，中国读者可以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历史、经济、政治、文学艺术、地理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知识，从而引导民众了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关系。二、科教看点，《不列颠简明网络全书》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文化纪实，是一座充满求知、进取、探索精神的宝殿，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是一片与世界文化同步的星空，将激发民众笃信“知识就是力量”，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增强科教兴国的理念。三经济看点《不列颠简明网络全书》的传播有助于丰富全球化经济的文化系数，提升人文奥运的信息参数，启发人文经济的正确走向，将有助与营造一个“文化先锋”的经济大环境。
8、全球化包括什么方面？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
当代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方面。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
自由化常常被经济学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则更多地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于文化上趋于同质化。星球化则涉及消息的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
全球化的表现
当今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冲击，其社会使用功能正处于逐渐弱化或消失的危险境地。
因此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应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抢救濒危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
当代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方面。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
自由化常常被经济学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则更多地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于文化上趋于同质化。星球化则涉及消息的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
9、对gis全球化的理解
关于全球化GIS这个观点,早期，Roger Tomlinson博士在英国就召开过一个专家会议来讨论这个观点怎样才能实现，那个会议的结论仍然和现在相关。
从根本上讲，如何创建一个全球化GIS有两种技术观点。其一，是要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标准化数据集，基于一致的数据模型以多样的图层方式来描述全球地理构造。这方面的例子包括NGA的世界数据表格，全球地图项目，NASA的关于地球科学的遥感数据集，食物和农业组织的全球土地数字化。他们都希望获得整个地球表面的连续数据集。
另一种观点，是将许多分属于特定地区和特定主题的上万个分布的数据集逐个的匹配在一起。这个概念由许多不同的组织创造、管理和共享每一小部分地球上的地理信息。
这两个模型，一个可能类似于一部组织良好的百科全书，而另一个则是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互联网，与GIS门户一起(如Geospatial One-Stop)能将这两种观点整合成一个单一的全球化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