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的两面性
所谓全球化，就是在现代条件下国家之间就像人群一样，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程度更加密切与复杂，这些关系体现在全球信息空间、世界资本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正在形成；体现在工艺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种族和宗教冲突及安全问题都趋于国际化等方面。
目前，学术界对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理解和内涵尚无统一的观点。
众所周知，在前苏联及其体系解体之后，多年来被“战胜”的资本主义在一片批判声中仍然存在，尽管它并没有克服原有的“自身缺点”和许多新问题。因此，由资本主义衍生出来的“全球化”曾被当作解决所有灾祸的灵丹妙药，被认为是保障所有国家和人民走向富裕、繁荣和社会民主的良方。
有人认为，现阶段全球化的粗放形式已明显地接近尾声，宽度方向的发展实际已经完成，开始进入深度发展的阶段。全球化正在向自身的强盛阶段过渡，“信息革命”成了主要的加速器。更广泛更综合的全球化问题已出现并与日俱增，许多问题的解决已不能靠单独的国家和地区性的国家联合，而要求全人类的共同力量。例如，环境保护问题，保证地球人口所需的粮食生产问题，寻找新能源问题，保护核武器时代人类的生存问题等。
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在发达国家深受欢迎，而在发展中国家却引起严重的担忧。据联合国估计，在1980～1993年期间约有15个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使15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在这段时间里有113个国家出现了经济不景气，约有16亿人口的收入下降。有些国际分析家断言：“如果现在的趋势一直维持下去，那么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将从不公正变为不人道。”全球化将加剧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社会的两极化。世界劳动组织第81次会议的报告中援引的数据表明，1960年时占全球20%的富裕人口占有的资源比另外20%最不发达地区人口占有的资源多29倍，而到1990年这个差距扩大为58倍。谁都不可否认，全球化的过程在刺激所谓新经济和新市场走向财富积累的同时，将加深富裕国家的繁荣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贫困之间的鸿沟。
同时，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在发达国家，全球化也使一些社会政治问题更加尖锐化。例如，发达国家内部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外转移，就严重地打击了本国的传统产业，导致许多企业倒闭和失业人员增长。
很明显，市场和信息空间的一体化、工业与财经的全球化肯定将是一个不平坦的过程，1997～1998年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就是全球化过程中的第一个危险信号。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所有部门都走向集中，其中一些垄断部门掌握的资本几乎相当（甚至超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例如，去年“爱立信-移动”联合企业的营业额（21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瑞典经济的总量（2280亿美元），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营业额则超过了丹麦的国民总产值。达沃斯经济论坛创始人和主席克拉乌斯·史瓦勃警告说，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应该“给大多数人民带来好处，而不仅仅是为大垄断企业和投资者带来好处”。国际货币基金主席指出，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已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英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拉格曼前不久在伦敦出版的著作《全球化的终结》中指出：“全球化思想的内涵本身不准确——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自由贸易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实际情况是，生产和分配都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全球化也只是地区性的现象，而非全球性的。”他认为，今天不可能找到确切证据来证明存在着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相反，跨国公司的国际商务活动主要集中在某些国家。大多数关于全球化的论点有两个错误：一是研究后工业化世界多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有误，他们假设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必然触及到所有其他国家；二是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的概念尚无严格的定义，这是一个不小的原则性错误。按作者的意见，至少有三条理由说明所谓的全球化过程是没有意义的。第一，任何全球性的变化都是由当时最发达的经济体制引发的；第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变化都没有消除分隔世界经济和政治空间的壁垒，反而强化了这些壁垒，政治上的分歧使得经济上的壁垒更难克服；第三，所有这些看似客观的过程都贯穿着某种经济企图，所获得的最终结果都隐瞒了政治目的。所以，全球化是一种有助于形成“单极世界”的理念。
有些研究人员指出，评价全球化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还为时过早：所谓全球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全球经济，因为几乎还有一半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封闭经济”状态，它们既未涉及国际合作，又未实行国内的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
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已导致两种倾向：一是世界经济以美国为中心的力量被加强了，并为经济中心向政治中心转变创造条件；二是经济全球化越来越依赖于美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类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很明显，以上对全球化正反两方面的分析对于俄罗斯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谈到俄罗斯的优势领域——矿产资源（矿物原料基地）全球化问题时，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加速了矿业国家之间的竞争，可促进矿物原料的生产；又要看到全球化也对稳定本国矿产资源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世界金属产业大国加拿大为适应全球化过程制订了“加拿大政府关于矿物原料和金属方面的政策”，及时而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全球化引起的变化，强调了在贵金属、有色金属和其他有用矿产的储备和开采方面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理念。
2、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结构矛盾
首先，治理体系有失均衡。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在金融危机中虽受到冲击，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治理机制，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垄断着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因而可望通过资本链与货物链向下游国家转嫁危机。危机发生以来，20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载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首次以平等地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崭露头角，但仍不足以抗衡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
第二，治理主体存在缺失。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了数以百计的政府间组织，这些组织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推进国际治理。但是，现行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缺乏主权国家享有的排他性公共权力，因而无法有效行使话语权。
第三，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治理机制均有待于适应全球治理新形势。20国集团虽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但仍停留在“临时性政治俱乐部”阶段，尚待建立和完善全球化监管机制、政策执行机制、治理主体结构，等等。
第四，治理客体存在争议。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因而需要通过国际制度或非制度安排，就需要治理的领域和具体问题达成一致。然而，世界各国对各类问题的关切度不同，因而围绕全球治理的议题设定展开激烈的博弈，围绕治理规则展开较量。
第五，治理效果有待彰显。缺乏监管机制的经济全球化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样，缺乏“同舟共济”精神的全球治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受国内政治或本国利益驱使，纷纷利用其政治和经济优势，利用全球治理推销西式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维护本国既得利益，而置他国利益于不顾。
第六，治理理论存在争议。回顾历史，全球化主要由跨国公司推动。然而，迄今为止，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主要停留在国家层面。进而言之，现行全球治理理论由发达国家学术界率先提出，因而有悖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第七，需要适应国际法规。全球治理需要各主权行为体依法让渡一定的主权，并容纳更多的非主权行为体成为全球治理的伙伴。显然，上述行为直接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独立的原则相违背。如何处理好国际法和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各利益攸关方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八，国际社会亟待培植集体行动意识。从全球范围看，受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影响，各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各行其是倾向愈益明显。未来，南北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地位失衡的状态均难有改观，任何新的治理机制和规则的创立，只要无法得到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只得“绕道走”。
3、什么是金融市场全球化?
金融市场全球化是指金融业跨国发展，金融活动按全球同一规则运行，从而形成全球一体化的趋势。金融市场全球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长期目标，主要表现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实现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
1、实现汇率市场化。即投资者和融资者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符合自己要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资本流动也全球化了。人民币的汇率实现自由浮动，对外投资、出口外汇兑换手续更加便利。
2、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作用越来越大，但仍受很多限制。必须让金融机构在国外广设分支机构，形成国际化或全球化的经营，努力使人民币称为通用货币之一。
3、实现交易全球化。现在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24时小时国际金融市场不休息，每时每刻在地球的各个地区都可以开展各种形式的金融交易，极大地便利了资本运营和客户运作。
4、就全球化时代，世界文明冲突的根源和实质谈谈你的认识？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易于把握的论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幅的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在中国内地投资的进一步增加，文化产业迅速兴起。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开通，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是学者们在纸上谈论的话题，而切切实实成为生活中随处可以触摸的存在物。无论是遍布街头的麦当劳、肯德基快餐店，还是诸如“国际接轨”、“全球同步发行”一类的广告用语，以至于奥运会、世杯赛和格莱美、奥斯卡颁奖的直播等等，都在有意无意地昭示或暗示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不过，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外来文化如何进入中国，而是这种进入对中国传统文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全球化作为一种发展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将产生何种影响。应该说，这种作用和影响既取决于外来文化的性质，同时也取决于当今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前者而言，如果我们将文化全球化理解为是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征服，用西方文化的价值尺度去评判其他文化从而作出取舍，那么毫无疑问，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峙、冲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而如果我们将文化全球化理解为一种既体现了整个人类文化的共同追求，同时又包容了不同民族各自价值取向的综合体，则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便有可能经由交流而走向融合。就后者而言，关键是一个如何正确自我估量的问题。我以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及现实处境来看，以下两点是不应忽略的：首先，文化全球化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来文化的碰撞。在中国历史上，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历过多次异域文化或异族文化的冲击，而结果都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其所以如此，固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当时的大国地位，就是说，经济的强盛和政治的稳固为文化吸纳奠定了基础；而自近代以来，情况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逆转，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屈辱的接受，这同样应归因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其次，这种影响也不同于20世纪初的全盘西化。由于明确意识到中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落后，人们很难再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保持先前那种自傲的心态，尽管也有人对物质文化和精神加以区分以保留些许自尊，但“师夷之长”亦即学习、接受西方文化，却成为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在今天看来或许不无偏颇，在当时却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再次，反观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处境，可以看出与上述两个时期有明显的不同：一方面，文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一体化，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在当今世界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西方并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北美、俄罗斯在政治上利益并非总是一致，在文化上也有各自的价值选择；而亚洲尽管经历了金融风暴的冲击，其在经济上的实力仍不容小觑，何况亚洲素来以文化渊源著称，如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在今日亚洲仍占据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国已改变了先前完全被动接受的局面，恢复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事实上，经过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学习、接受西方文化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人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不会再有先前或盲目自大，或自轻自贱的偏颇。
概而言之，文化如山，高者俯视，低者仰视；文化亦如水，高者与之，低者受之。而构成山基水源者，则不仅仅是文化自身。同时，山之高低与水之上下又不是亘古不变的，季羡林先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正可看作是东西文化此消彼长关系的形象表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中国传统文化置于一个特殊的境地，一个具有多种发展可能的境地。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对讨论对象的界定。庞朴先生曾经提出应该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汤一介先生对此深表赞成，并作了阐释。他说：“‘文化传统’是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而‘传统文化’应是指已经过去的文化，是一个静态的凝固体。对后者，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历史上的现象来研究，可以肯定它或者否定它，而对前者，则是如何使之适应时代来选择的问题，因此它总是既有特殊性或民族性而又有当代时代精神的文化流向。不管人们愿意或者不愿意，一个能延续下去的民族的文化总是在其文化传统中，而且不管如何改变它仍然是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从对问题的辨析来说，作出上述区分确有必要，但从本文的题旨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一词似乎应该兼顾以上双重含义。这不仅是因为文化产业的兴起既立足现代也指向传统，而且还因为任何传统其实都不过是当代人眼中的传统，即使是作为一种历史的陈迹，对它的认识、研究仍受制于当代人的视界。考察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显然不能仅仅局限在已经成为历史的部分，还必须关注它在今天的传承与发展。
说到当代人的视界，便不能不涉及我们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视角和方法。这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说必须追问的第三个问题：我们以何种文化身份，以什么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之进行描述如果我们承认，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必须借助于某种外在的参照物，必须有一个异于考察对象的文化体系，那么，在我们确立这个参照系的同时，会不会因此而妨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特征与价值的正确认识举例说，当我们用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来分别概括西方与中国文化特征时，我们是否在凸现某种特征的同时又遮蔽了其他特征如果遮蔽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又该怎样跳出这样一个两难之境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无论如何审慎，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与价值的认识都是有缺憾的，置身井底固然所见有限，俯瞰庐山也未必就能真切认知对象。在这方面，著名后殖民理论代表人物、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范例。就其对“东方主义”的剖析和抨击而言，赛义德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但对于是否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东方”以及如何予以真实地描述这一问题，赛义德却难以正面回答。异域文化身份学者的研究所得，自然不免因其视角所限而有所偏离；可是，在多种文化交汇并存的今天，又有哪一个本土文化学者真正能够确定纯粹属于自己的坐标呢？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此问题上就束手无策也不尽然。我们的确不能避免一种先入为主的视界，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有预设的标准，而在于从何立场、基于何种动机去预设标准。如果说，20世纪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主要基于一种中西二元对立模式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之后，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我们，便应该跳出、应该超越这一模式，应该站在整个人类文化的高度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考察和评估。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放到全球文化格局之中，我们才能真正超越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狭隘或局限，客观、公正并富于建设性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历史特征及当代价值。
当然，指出必须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模式，并不等于说先前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及价值的认识全无意义。应该承认，对一种文化之特征及价值的考察评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既受制于对象，也受制于考察者本身。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同时又是其在今天的自然延续，这样一种动态的、不断发展更新的文化形态必然不满足于仅仅作静止的描述；而作为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之一，除了以本民族的眼光加以考察之外，还需要站在异域或异质文化的角度进行观照，这样才能更好地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所以，先前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及价值的认识，不论是基于本土主义立场还是出自对异域文化的好奇，都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描述，也都有其特殊的价值。比如说，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宗法文化，以及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其人本主义情怀、自然与人的和谐、重人伦道德、以群体为本位等等，固然是切中肯綮之论而值得格外重视；但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无视个体的价值、忍让甚于进取、人治高于法治等，也并非就没有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异域文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这里说的“误读”，主要是指由于文化差异和接触有限所导致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解上的变形。受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和现实需求的制约，人们在对异质文化进行解读时往往不免有所偏离，有所修正，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极为常见的，来自异域文化的学者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误读”，中国学者同样也会对异质文化产生“误读”。从中外文化交流史来看，“误读”并非一无可取，相反，它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传播往往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方面，乐黛云和勒·比松主编的《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一书提供了不少饶有趣味的事例，其中孟华那篇《“移花接木”的奇效———从儒学在17、18世纪欧洲的流传看误读的积极作用》尤具有说服力。该文通过对史实的分析论证表明，正是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和对西方天主教义的修正，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实现了首次中西文化的实质性交流：在将西洋宗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他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而由此得出如下结论：误读是文化过滤的一种形式，是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免的现象，这确实道出了文化误读的特殊意义。
由此说到近年来中国电影的一个特殊现象，即那些能够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作品几乎全是以表现传统文化为内容的，不论是张艺谋的“黄土地”系列，还是最近刚获奥斯卡四项大奖的《卧虎藏龙》，都毫无例外。这应该不是巧合。有论者认为，张艺谋的电影所以能够频频在国际上获奖，原因在于他迎合了西方观众对东方文化的审美取向，因而这种获奖并不值得特别称誉。同样，以华人的眼光看，对于获奥斯卡四项大奖的《卧虎藏龙》，在同类题材作品中也难说有特别过人之处。这些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强求西方观众或各类电影大奖的评委撇开其文化背景，像我们自己一样来选择评判。说到底，游戏规则并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制定的，除非我们不参加，若要参加游戏，就不能不遵从这个游戏规则，即使它在我们看来是多么不合理。可是，我们能不参加吗中国文化若要得到世界的承认，若要融入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就应该积极争取一切机会以表示自己的存在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只有经过这一历程，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和真正价值才会在世界面前逐渐显露出来。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处在一个冲突与排斥、交流与融合、传承与变异共存的阶段，全球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将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与其将全球化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发展的一种威胁，不如将其看作是一种挑战、一种机遇。
在20世纪下半叶乃至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化语境中，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遭遇到强有力的挑战。根本的问题是：从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乃至到中国比较文学界 “以西释中”的比较阐释法，它们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逻辑根据乃是出于一种整体主义一元化的理论预设，而这种理论预设在知识论上实质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
20世纪后期，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首先从西方文化内部异军突起。60年代，西方掀起旨在摧毁“元叙事”、普遍主义的“解构”思潮。德里达从语言、意义、知识三者的内在关系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元知识论设。按德里达的描述，知识是由语言的意义来承担的，而意义并非先验绝对的给予物，它在变动不居的语言符号之相互指涉的关系之中，因此，意义是流动的、不稳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所确认的那个不变的“客观世界”以及由逻辑理念所构成的“真理世界”不过是语言建构的产物。由于意义的不稳定性，决定了所有知识的相对性和历史性，没有一个“终极所指”或永恒稳固的“中心”可以保证任何知识可以成为元知识或真理之声。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功绩在于：他内在地论证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不可靠和元知识论设在逻辑上的不可能。福科进一步将对知识历史性的关注推进到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考察。他的知识谱系学(genealogy)着力考察各种知识话语的历史形成：知识是经过一套什么样的机制运作而认定为“知识”的。通过对一些 “局部知识”的历史发掘，而非对所谓“人类知识进化”的整体主义的考察，福科发现所谓人类的知识积累实际是由无数的“知识断层”或一套套各自独立的“话语”垒积而成，它并不是一个统一整体的有机进化物。而在这个垒积的过程中，确定知识的等级、中心、规则、标准和程序的真正力量是“权力”，今天西方文明的知识大厦是由各种历史力量穿行较量的结果。由此，现代西学所确立的“科学”和普遍理性霸权不过是某种历史力量的普遍化表征，与其它知识样式相比较，它并不具有先天的优位性和对所谓“普遍真理”的独家垄断。福科的功绩在于，他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入手论证了知识的历史性。由于含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话语都是历史的并受历史力量的内在支配和制约，因而没有一种知识可以超逸历史、独霸普遍性而成为元知识。
后殖民主义将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元叙事的批判推进到东西文化即异质文化之间。赛伊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人对“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论述深刻揭示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元知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实质。在赛伊德等人看来，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尚不彻底，它只是实现了在知识的自在领域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而未能揭示逻各斯中心主义元叙事所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扩张的帝国主义逻辑。这种逻辑经由如下步骤实现对异质文化的“殖民化”：首先，它将发源于欧洲的地域性知识形态视为元知识、普遍知识、标准知识，从而以自身为标准实现对东方知识或非西方知识的合法性的剥夺。通过这种元叙事，西方知识与非西方知识的等级秩序被确定下来：相对于西方的“科学知识”，东方的知识总是“原始的”、“前科学的”、“神秘的”、“野蛮的”。进而，知识的等级意味着文化的等级。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关系被改变为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在这种文明等级论的视野之下，西方文化以自身为标准虚构了一个神秘、愚昧、他者化的东方。再进一步，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被改写为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西方的方向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东方的进步被改写为西方论。于是，向西方学习就是东方自身的文明化和合法化。我们看到，在殖民时代，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预设实际上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和文化扩张充当了合法性基础，而在后殖民时代，它又为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垄断承担着辩护人角色。全球化，即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说是欧洲中心主义在当代世界总体资本主义进程中的文化结果，它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总暴露。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努力是要揭露欧洲中心主义的元叙事与现代资本主义强大一体化力量之间的共谋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地域性冲突与文化冲突上升为世界性冲突。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是代表西方学界内部对该冲突所作出的警示与回应。根本的问题是：文化冲突和地域性冲突蕴含着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文化多元化的呼声。站在不同文化平等对话的立场上考量文化冲突，当然不是要论证冲突的合法性，而是要提请人们注意：文化冲突上升为世界性冲突，表明文化多元化的呼声已成为不可遏止的世界性潮流。在当代的世界性背景中，所谓“文化多元化”，实质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而在知识论上，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要解构以西学为背景的元叙事预设。在现实力量的对比中，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实质是对当代世界垄断性的一体化、中心化力量的分解和抗拒。在整个世界业已西化的状态中，唯有通过这样的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病毒才有可能被遏止或减少。传统的第三世界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少数民族文化批评乃至女权主义批评、大众文化批评等等，在总体上都可以看作是“文化多元化”潮流的不同的声音。
5、中国经济学家排名
TOP.1 吴敬琏
2001年在中国股市论战后上镜率极高，只要吴教授出现，就会成为焦点。
吴敬琏教授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
在商务人士中颇受好感，点击率达到70%。给人感觉是一位公正、睿智、博学、为民请命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
他的主要欢迎人群平均分布在男女老少之中。让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也有人把近几年中国股市的不景气部分归罪于他。
TOP.2 厉以宁
厉教授是2001年与吴教授论战的排头兵，由于网上流传有关其家族暴富内幕的文章使得有关厉教授的争议和其著述一样脍炙人口。
厉以宁教授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所以在海内外享有"厉股份"之称。
受到商务人士中高端人群的欢迎。
TOP.3 林毅夫
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他的头衔多得像在纸上画了一棵大树。
林毅夫教授治学勤奋，研究领域比较广泛，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思想。他强调制度的内生性，早在1980年代后期，他就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带有赶超色彩的发展战略。
TOP.4 茅于轼
带有浪漫主义思想色彩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先生的"厉害"在于他对微观经济学的资源配置问题的透彻研究和精妙阐释， 他曾 经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微观经济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 充分竞争下的供求均衡达致资源 配置最优。 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由于深入浅出，颇得经济学之妙处，所以成为很多青年学者进入微观 经济学领域的介绍信。由于其著述语言引人入胜、观点精练，茅于轼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 茅于轼迷"。 由于其宽容平和的性格，关注民生问题，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楷模。
TOP.5 樊纲
樊纲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出色的理论阐释者， 他的 《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 比较和综合》奠定其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樊纲在《"不道德"的经济学》中所提到的："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甚至也应该 作传经布道的工作；但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引起不小的争论。在最近 的关于经济学家之间的"战争"中，又和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一起成为关注的焦点。 樊纲在众多大经济学家中可以称的上"少年英俊"， 参加此次评选的女性认为樊纲很像某 位电视台主持人，所以颇受青睐。
TOP.6 张维迎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 zgzf 有关 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 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 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张维迎最近推出了《大学的逻辑》一书，作为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积极推动北大教育的改 革，颇受争议。
TOP.7 郎咸平
郎咸平在国内的知名度极高，他以保护中小股民为理念因而被媒体尊称为"郎监管"，他 又以仰融的独立第三方出现而深受瞩目。 最近郎咸平提出人民币应该"再贬值2％以打击进入 中国市场的游资"，"企业不应做大做强而应精益求精"等观点，并炮轰海尔、TCL、科龙等中 国知名企业，再次惊动天下人。 郎咸平的《整合》《运作》《操纵》在图书市场上销量也极好。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世界 、 、 一流商学院的普遍认可。
TOP.8 胡鞍钢
胡鞍钢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 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 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他是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00年初，胡鞍钢 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该中心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 思想库。 他所带头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是 zgzf 四大智囊团之一。
TOP.9 萧灼基
萧灼基教授在国内学术界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 权与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问题。提出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提出生产资料 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所 有制结构；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完善全民所有制的经营方式。 萧灼基多年研究《资本论》 ，近年着重运用《资本论》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TOP.10 张五常
张五常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理论主张在学术界引起 广泛争议。其对国内股份转让、外汇转让、政府管制等发表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张五常在广 州谈中国应对 WTO 挑战时， 认为中国农业人口未来应降到25%……几乎他的每次公开言论 都会引起一片哗然--当然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有张五常教授对自己夸张的评价赢得了很多眼 球的作用。 他的经济学"实用论"亦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有的人评价他是天才，有的人说他哗众取 宠。
谁是中国最厉害的经济学家？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圣路易斯分行所属的IDEAS经济研究机构近日公布的今年五月排名，全球3万2千余名经济学家中，排名前5%的1621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中华裔经济学家有18人。
在这18名经济学家中，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合主任邹恒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尚进、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白聚山、俄亥俄州大学教授李龙飞、美国加州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兼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贤旺排在前五，其中邹恒甫教授名列第146位，这也是首次有华裔经济学家进入世界排名前150。
这份排名统计了在RePEc (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经济学研究论丛) 上注册的经济学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著作及期刊数量及其学术著作等被引用、下载及浏览的次数，依据31种不同的标准（例如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独立作者或是几人合著、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被下载次数、被引用论文的年代递归影响因素等）来评判所有经济学者，分别制定了31个不同排名；而将以上标准加以综合考量，去掉最大与最小值，取其调和平均值便获得了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综合排名。
调查截止时间为2012年5月。仅在美国经济学研究论丛（REPEC）注册的经济学者和在REPEC上所列出的论文才会被予以考虑。需要注意的是，该排名虽然影响力日趋扩大，但其主要基于论文数量及其引用数的排行方法有所偏颇，对学术研究中同行评议、学术声望等其他因素重视不足，也没有给予非英文作品公平的衡量标准，在学术界内部仅被作为参考指标。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健在微博上评价道：“这个排名看看就行了。太认真就被行内人笑话了。”
在这18位华裔经济学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学，5位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4位涉及货币政策，3位涉及农业经济学，可见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成为华裔经济学家研究领域的两大主流，同时也可注意到，所有华裔经济学家均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16位于美国，1位于加拿大，1位于澳大利亚），他们中的大多数均在美国高校或经济机构任职，但近年来出现陆续受聘于中国高校、回中国授课的趋势。
值得思考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份并不全面的榜单，在全球前100位经济学家中也未见华裔身影，华裔中排名第一的邹恒甫博士仅名列全球第146位，华裔经济学家离世界顶尖水平究竟还有多少差距？
这18位进入全球Top5%的华裔经济学家为：
1、邹恒甫 全球排名第146位
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财政和宏观经济学。
现任教于中国中央财经大学。分别于1986年和198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世界银行研究部资深研究员和国内高校教授等职。1998年他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奖。
2、魏尚进 全球排名第152位
主要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政府治理和改革、中国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学。
现任职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香港金融研究中心， 同时任教于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
3、白聚山 全球排名第342位
主要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
美国波士顿大学终身教授，现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92年获得加州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
4、李龙飞 全球排名第357位
主要研究方向：微观计量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现任教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1976年和1977年分别获得纽约罗彻思特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5、张贤旺 全球排名第466位
主要研究方向：汇率动态学。
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经济系、香港城市大学经济系，任山东大学讲座教授。1990年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
6、萧政 全球排名第472位
主要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
现任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7、查涛 全球排名第552位
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现任美国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高级研究员、美国艾默里大学经济系教授。1993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8、史寿永 全球排名第553位
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货币理论与政策。
目前任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他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套能够修正原有货币理论不足的新的货币基础理论
9、王平（音） 全球排名第745位
主要研究方向：理论经济学、货币和宏观经济学，健康和空间经济学。
现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经济系。1987年获得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
10、黄有光 全球排名第922位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问题，福利经济学与公共政策。
现任教于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经济系。 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
11、张俊森 全球排名第1007位
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计量经济学。
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1990年在加拿大迈马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2、郎咸平 全球排名第1050位
主要研究方向：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
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北京华夏管理学院特聘教授。1986年获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财务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6、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正面影响：充分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既可以通过扩大外需的方式带动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引进资本、技术、人才、制度等生产要素带动经济增长。
负面影响：由于比较优势动态升级也需要一定的成本，容易形成安于现状的惰性思维，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满足于现有国际分工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7、黄玲的科研成果
“金融开放的多角度透视, 《经济学（季刊）》， 2007年第1卷
从金融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看次贷危机根源”， 《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蒙代尔-弗莱明的逻辑推演与引申”, 《江西财大学报》, 2010年第6期
资本管制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吗？” 《经济学（季刊）》已接受，将于2011年发表
Combating China's Export Contraction: Fiscal Expansion or Further Instrial Reform?, with Rod Tyers, submitted to China Economic Review 货币贬值的原因改变了吗？
货币贬值的产出效应
‘诸侯中国’？从价格数据分析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 （与魏尚进合著〕
When are devaluations contractionary?
金融一体化：定义与衡量
法定的与实际的资本流动性的差距的决定因素初探
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互动关系研究
人民币外汇衍生品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信贷泡沫”与次贷危机
资本管制的历史经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启示 2007-2008年 参加施建淮老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对汇率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完成两篇研究报告:
“外汇衍生品市场与宏观经济调控”
“外汇衍生品与金融危机：原理与案例”
8、全球化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吗？
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第一,全球化使得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从目前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世界语言的多样性面临着严峻挑战。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据估计,目前世界尚存的五六千种语言,在21世纪将有一半消亡,200年后,80%的语言将不复存在。有的科学家预言,到2100年,可能将有90%~95%的语种消亡或趋于消亡。美国阿拉斯加费尔班克阿拉斯加本土语言中心M·克劳斯指出:“据保守的推测,在下个世纪里,平均每年将有20种语言消亡。不用说那些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就是那些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也面临着激烈竞争。目前英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是强势的,随着英语的传播和使用,英语文化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向全世界扩展。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85%是用英语传播的,在联合国各种场合中使用的语言95%是英语,而国际经贸活动中几乎100%使用英语。经济全球化对英语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消亡,对文化多样性产生了威胁。
第二,经济全球化为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代写论文中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己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2]”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动力。世界上有60多亿的人口,200多个国家,2 500个民族,6 000多种语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努力创造了各种人类文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更加频繁,也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表现出更加鲜明的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才进一步表现出具有各自民族特征的多样性。
第三,经济全球化不会导致文化单一化。目前,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占到60%~70%,甚至占到80%以上。美国文化产品出口额超过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达每年600多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因此,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将代替世界多样性的文化: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将会代替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不会导致文化单一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同时,不同国家在吸收它国文化的基础上也会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如巴塞罗那市前市长特鲁诺所言:“自然界因为生物多样性而美丽,人类也因为文化多元化而丰富。如果全世界都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世界该是多么单调。[3]”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文化千姿百态,各有所长。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催生出新的文化形式。
第一,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化的起源就是多元的。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笔下描绘的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等8种文化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26种文明形态;从具有区域特色的亚洲儒家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中东阿拉伯文化等到一个国家内部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都以雄辩的历史展示了多元世界文化图景。现今地球上共有将近190个民族国家,从美国、日本这些经济技术大国,到克罗地亚这样的新国家和几内亚、毛里塔尼亚、贝宁这样一些经济上欠发达的国家,以及列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的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第二,企业文化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
企业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体,其中跨国公司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最近的调查报告说,2006年全球6·52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58·5万多个分支机构,实现的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1/4。在目前全世界所有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中,72·8%左右是支付给跨国公司及其境外子系统的,这表明跨国公司正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空前强大的势力。这些不同的国际关系体,无论是微软、沃尔玛、索尼等大的企业还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文化成为企业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源泉。
第三,网络文化正在成为全球文化的新亮点。发达的电信网络使信息的流动不再有国界的限制,从而导致各种有关文化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活动的范围被扩展到全球规模的水平上。网络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时空界限,为人们提供了体验全新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网络文化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丰富。
三、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安全
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生物界那样必不可少。一种文化如同一种基因,都拥有自己的历史精神和人文传承,有独特的魅力和智慧,多基因的世界才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我们提倡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但是文化的多样性不能成为保护落后文化、拒绝先进文化和闭关锁国的理由。我们应该做到:
第一,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振兴中国文化产业。文化多元化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产物。我们崇尚文化多元化,但是文化多元化不是简单地保留现状,更不是复旧。中国文化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成为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元。扩大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是最基本的战略选择,要吸取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与现代文明相联系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只有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才能使中华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要建立先进文化体系,必须注意维护文化安全。只有处理好文化开放和文化安全的关系,才能为构建中国先进文化提供基本保障,才能振兴中国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一个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要特点的产业系统,是一个涵盖包括文化艺术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电影业、音像制品业、娱乐业、版权业和演出业在内的庞大体系。[4]”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了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通过中国2008年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我们从数字上看,中国的文化产业得到了快速、平稳的发展。2006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为1 099·1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8·04%。通讯产业在整体上也是平稳快速增长,2007年在2006年基础上再次增加1亿用户,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分别达到3·68亿户和5·46亿户,互联网上网人数达1·8亿。2006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65·4亿元,增速高达73·5%。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化产业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欧美,我们必须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完善以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以及相应的文化投资体系改革,牢牢掌握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集团;实施文化精品战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提升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立足于国情来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远景规划,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产业力。
第二,加强民族文化传播,提升软实力。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不仅要拥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硬实力,还要有以文化力为核心的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不拥有软实力,那么它就只拥有一个物质外壳而缺少内涵,不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强国。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在推动力,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托夫勒教授等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目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的焦点。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将成为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谁将掌握未来[5]。尽管这代表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极端观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文化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在经济力量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减,软实力的差距就成为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素。能否提升软实力,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提升软实力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胡锦涛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6]”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文化传播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形成了多种语言、多种媒体并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模式。从广播电台、报纸和杂志到电视、互联网,中国的传媒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然而我国的文化传播体系与西方国家全球化的综合信息传播体系相比,还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必须加快文化传播硬件和软件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扩大报刊、计算机网络等在国内外信息辐射的范围;增强各种媒体自身的吸引力;同时必须加强现有媒体的合作与改造,形成中国传播事业的合力,共同迎接来自境外媒体的挑战成为必由之路[7]。
第三、增强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自觉性,抵御英语语言霸权。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下,英文成了世界上独霸的语种,它在国际交往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国际互联网络上的信息约有80%以上是通过英语来传递的。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曾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8]”英语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宣传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思想的载体。虽然汉语不是濒危的弱势语言,但是英语的霸主地位威胁到了汉语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普及,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抵御英语的语言霸权。
首先,我们应该落实国家的语言政策,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学习、宣传和实施工作,自觉的应用和推广普通话,提高国内人民大众的汉语水平。
其次,扩大汉语在网络中的使用率,注意在国际会议、外交、贸易、科技、教育、文化、传媒、体育等领域逐步增加汉语的使用量,以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领域中的价值。
最后,根据需求市场,培育和引导汉语教学,要大力培育汉语教学机构、教师、考试和教学方法的品牌,着力发展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现代远程教学,使汉语教学的发展与汉语的国际传播良性互动,国内外相互配合,扩大汉语的应用范围和辐射范围,形成推动汉语的国际使用和学习的新局面。
9、全球化对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相互依、学习。而现代化，更是标着当今社会的进步与变迁，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主要强调人的个性解放和生产力的解放。这两种现象关切每一个人当下生活的重大问题，因为“全球化”与“现代化”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与变化，更带来了文化、价值观念及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冲击。
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是在各个层面都可见的，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人们切实感受到这个世界在一点点的缩小。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随着这种全球化、现代化进程逐渐改变。全球化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外貌，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人们的穿着打扮不再是70年代的那种单调的藏蓝色，而是更追求品位、潮流，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更是追寻所谓的品牌，穿着一定要来自国外的顶级设计师的特殊设计。还以恒隆广场为例，它的流线型玻璃体主体地建筑风格，更是具有浓厚的欧美风情，显然，也是受到了全球化风波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地发展，我们所接触的食物种类越来越多，饮食方面自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在全世界都正开始爱上营养健康的中餐时，中国消费者却对汉堡包、炸鸡腿、和用转基因土豆做成的薯条趋之若惊。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全球化的产物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过去，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饭、蔬菜，豆类为主，换心血管疾病的人远远要比西方国家的人少的多。如今，随着饮食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为了肥胖，还有胆固醇过高而产生苦恼。而以前传统饮食方式，一大家人坐在一张大餐桌上说说笑笑的吃饭，也开始被这几分钟就可以啃完的汉堡而取代，也难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冷漠？
这种人情的冷漠，不禁让我们开始反思中国人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影响下，价值观的改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接触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人们的价值观也逐渐从单一转向多元，从封闭转向开放，从传统转向现代。举个最简单地例子，就拿婚姻来说，在古代，甚至改革开放以前，婚姻大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结婚年龄也都是在十几和二十几岁之间，而结了婚之后也基本上会白首偕老，不会有太多的离婚事件发生。而如今，三四十岁的未婚女强人随处可见，而结婚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不像以前那么单纯。小三，婚外恋，这种熟悉的字眼似乎也在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像“同志”这样传统的词汇也有了新的一层含义。真不知道我们是应该为这种开放的观念而感到欣慰，还是应该为这逐渐遗失的人性的纯真而感到悲哀！
全球化和现代化不仅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产生了影响，大众文化更是逃不出它的冲击波。随着科技、网络的发展，各种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影视作品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遍全球。我们的ipod里边播放的音乐都是来自lady gaga，super junior，所钟爱的影视作品是那些好莱坞大片，韩国的肥皂剧，这些早已取代了我们传统的京剧和各种民俗歌曲。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种“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的圆”的媚外观念开始在中国人的内心繁衍滋生，而五千年文化的传承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正是这种挑战引起不少中国人的反思，开始反省对自身文化的定位，加入保护传统文化的行列。由此而见，虽然全球化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冲击，但也正是这种冲击成为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动力，一种基于文化识别与文化定位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打下基础。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大潮流下，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然而，就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中国化”，无论是在经济上与中国的紧密合作，还是在文化领域的互相学习，这些都展现了那些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无限兴趣。至于全球化与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无论积极还是消极的，都在各个方面有所体现。全球化与现代化还在继续，中国到底会在这两种潮流下变成什么样子，还是取决于中国能否好好利用全球化与现代化带来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