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99年怀特被困电梯
999年10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尼古拉斯·怀特经历了他人生最长的吸烟休息。34岁的怀特当时是《商业周刊》的生产经理，当天他因为特刊加班，刚在办公室餐厅内看完一场电视转播棒球赛，突然想要抽烟。他告诉一位同事他很快会回来，然后就搁下外衣，下了楼。杂志办公室位于迈克格雷希尔大楼第43层。怀特抽完烟，返回大厅，挥手和一名正在擦地板的清洁工打招呼。然后，他走进30号电梯，按下43楼按钮。电梯启动。这是一台高速电梯，39层以下不停，整幢大楼已没剩下几个人。片刻后，怀特感到一阵摇晃。灯光熄灭又打开。电梯停了。
控制面板发出噼啪一声，怀特等了等，期望有声音提供信息或指示，但什么也没有。他按下通话按钮，但是没有反应。他又按了一下，然后开始在电梯里踱步。过了一会儿，他按下紧急按钮，启动安装在电梯车厢顶上的警铃，但是，警铃的音量太小。他又按了几下，最后干脆拔出按钮，让警铃响个不停。又过了一段时间，但他不知道到底有多久，因为他没有手表或移动电话。他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最好不要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因为，无论故障出在哪里，他认为撞击电梯是不明智的，因为他还希望做个被困电梯的模范雇员（想到此，他不禁笑了。）他希望，等有人来救他时，他显得沉着冷静。他不想被指责破坏公司财产或让自己陷于危险境地。假如电梯车厢门突然打开，他也不想有人看见他在吸烟，所以，他没有碰身上带的香烟。他还剩3支烟。警铃不停地叫，他开始担心这样叫法可能会引发火灾，因为电流、摩擦或散热什么的。不久前，大楼里曾发生过一次小火灾，导致电梯无法使用。《商业周刊》的员工们不得不步行走下43层楼。他开始听到铃声中的震动：幻听。不久，他想到死。
询问任何垂直交通工业专家，要他列举一次电梯自由下落事故———由于缆绳磨损，电梯车厢从电梯井中坠落下来———他会说，他只能想起一个例子。就是1945年发生在帝国大厦的事故。一架B-25轰炸机飞行员在浓雾中错误转向，撞进大楼第79层，扯断了两台电梯的缆绳。两个车厢都坠落到底层。其中一台从75层落下，里面还有一名电梯操作员（另一台电梯的操作员外出抽烟了）。当车厢撞到电梯井中的缓冲器（作为最后的保护措施的水压装置），一千英尺长的缆绳堆积在电梯下，起到类似弹簧的作用。电梯高速下落使井中的空气急速压缩，仿佛形成一个“气垫枕头”，大概也起到一定缓冲作用。虽然如此，电梯车厢摔得还是很惨。但是，幸运的是，电梯操作员蜷缩在一个角落，虽然严重受伤，但还活着。
拽引电梯———那种用钢缆悬吊的，不同于水压泵电梯或送饭菜的小升降机———通常有6至8条吊缆，每条依据（美国）国家电梯安全标准都能承受比电梯的最大负载重25%的重量。一条主缆与一个特别装置相连，能发现电梯是否在以超过最大设计速度25%的速度行驶，一旦超过该速度，装置将启动安装在电梯井垂直轨道上的刹车装置。这些刹车装置能够迅速让车厢停下，但不会过于突然，导致车厢内人员受伤。这些安全措施非常有效，因此，电梯自由下落的事故极其罕见。
然而，电梯传说还是充满恐怖的情节：被困、大火、溺水、被斩头。2001年，9·11恐怖袭击中，约200人死于世贸中心的电梯内。他们中许多可能是被摔死，但也有相当部分死于大火或吸入浓烟。电梯工业特爱强调，在没有被飞机冲撞的情况下，多数事故均是人为错误导致。比如，当电梯门即将关闭时，还试图冲进去明显是自找麻烦；当电梯被卡在两个楼层之间时，试图爬进去也不是明智之举；同样错误的是把工具卡进刹车装置里。4年前曼哈顿时代广场的货运电梯因为工具卡进刹车装置，导致电梯配重下坠（配重的作用是帮助电梯上升，减缓电梯下降速度，通常比空车厢重40%），电梯车厢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冲上去，撞上电梯井顶端的横梁，车厢内的服务员当场死亡。将要丢弃的圣诞树扔进空电梯车厢，按下到顶楼的按钮，在电梯门关上前把点燃的火柴扔进去。当车厢抵达顶端，车厢已变得滚烫，导致连接车厢和钢缆的合金（巴比合金）融化，仿佛火球般的车厢坠落深渊。这种曾在纽约政府廉价房区流行的做法也是愚蠢的。
虽然如此，电梯仍相当的安全———远比汽车和其他形式的垂直交通工具安全。电动扶梯才该让人害怕。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美国国家电梯工业行会负责人爱德华·唐纳休说，“没有人去收集这种数据”），但是，根据电梯行业专家的声明，电梯比电动扶梯安全10倍。因为，电梯数量是电动扶梯的20倍，但电梯事故却只有扶梯事故的1/3.每年，美国有26人在电梯中（或电梯上面）死亡，但是，这其中多数是维护安装电梯的工人。虽然如此，这个数字似乎还是有点高，但是，如果你知道每5个小时就有同样数量的人死于汽车事故，你的想法可能会有所改变。在纽约，共有5.8万台电梯，每年，人们乘坐电梯次数累计110亿次，每天3000万次，然而，因为电梯事故需要送医院的还不足两打。世界最古老最大的电梯制造商奥的斯电梯公司宣称，其公司的产品每5天搭载的人数就相当于全世界总人口。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加快———每年，在发展中国家，6000万人迁移到城市———这一数字还将上升。
有两样东西让摩天大楼成为可能：钢筋构架和安全的电梯。被忽视小看的电梯对于城市的重要性，正如纸张对于书写或火药对于战争。没有电梯，将没有垂直化密集居住，也没有城市的节能和经济高效优势。地球的人口将散居在星球表面，人们将不得不把更多时间浪费在交通堵塞中。电梯是一种节能的交通工具，配重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的做功。最新的系统还能自行发电。
人们曾写诗赞美飞机、火车和汽车，但是赞颂电梯的语句却很罕见。它就会“上上下下”，有什么好写的？小说《直觉主义者》罕见地以电梯检查员为主角；探讨的主题中包括寻找“黑盒子”———完美电梯———但是它究竟完美在哪里却没有交代。在银幕上，影片《电梯井》（“你的下一站是……地狱”）讲述某曼哈顿高楼中的致命电梯。该片不幸选在9·11前的星期五首映。一些动作片偶尔出现的电梯场景也是不真实的（比如《生死时速》），多数电梯井中没有梯子也没有灯光。电视剧———比如《波士顿法律》、《格雷的解剖》———常常依靠电梯让角色相聚。电梯成为了某种强迫亲密，强迫交谈的工具。机智对话、亲吻、争论等关键情节常在短短的电梯旅途中发生。对某些人，坐电梯就是一种社交。
电梯也是瞬间转换场景的重要工具，这抓住了电梯交通的一大特色———那种心灵传输的错觉。你从一个地方进去，出来时已到另一个地方，很容易忘记自己刚呼啸穿过一个漆黑的电梯井。当你等电梯时，很少想到在门的背后是一个漆黑的垂直通道。有的时候，电梯门不合时机地打开，车厢还未抵达，有人一脚踩进去掉进深渊。这种情况得谨记在心。
人们不喜欢坐电梯也不喜欢等待它们。许多人甚至从未乘过电梯，或者会尽量避免。“他们不是精神病患者。”华盛顿的认知行为医生兼美国忧虑症协会会长杰瑞林·罗斯解释说，“只是‘逃避-战斗’反应发生错误。”电梯恐惧症是幽闭恐惧症的一种。罗斯的病人之一大卫·霍伯曼是电视剧《侦探蒙克》的制片人。剧中好多集描绘了蒙克先生的电梯恐惧症。“我有同样的病，”霍伯曼说，“那种恐惧绝对真实。我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乘电梯。”
霍伯曼接受行为电梯治疗已经6个月。一开始，他的治疗师把他领到加州大学心理学系，将他锁在一个电话亭大小的黑盒子内。第一次，霍伯曼只坚持了5秒。四五次治疗后，他已能坚持10分钟。不久之后，他开始在治疗师陪同下乘电梯。他们乘遍了大学校园内的所有电梯。不久前，他在洛杉矶建了一幢房子，里面安装了一部电梯，因为他父母坚持说等他老了，电梯将大有用场。“我绝不会用它。”霍伯曼说，“我并不害怕死在电梯里，也不是怕电梯失去控制。我害怕被自己的思想所困。”
尼古拉斯·怀特没有恐惧症，但他也不喜欢电梯。当还是孩子时，他和同伴曾被困在电梯里。根据他的回忆，所有孩子中，只有他问过消防员钢缆会不会断。
怀特拥有他在麦克格雷希尔大楼被困电梯期间监控摄像机拍摄下的录像带。他看过两次———录像带以正常速度的40倍录制，从画面上看，他就像是被关在盒子里的虫子。最让他惊奇的地方是，录像带中还包括其他3台电梯车厢中的画面，可以看到有工人在先后对它们实施维护。显然，他们从未想到怀特被困其中的那台电梯。（当怀特被困期间，8名麦克格雷希尔的保安经过闭路电视；谁也没有从监视器屏幕上注意到他。）
一段时间后，怀特决定抽烟。他推测，由于大厅正在进行维修，大楼员工可能因此关闭了他乘的电梯，所以不仅未来两天，接下来整个一周都可能保持这一状态。这意味着，取决于维修工程的进展，他们可能把他留在里面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开始想象，10天后，当工人打开电梯，发现他已经死在里面，尸体蜷缩在角落，像只蟑螂。几小时内，他抽光了剩下的香烟。
某个时候，他决定撬开门。他把脚顶在门缝之间。门外是一堵煤灰墙，上面写着3个数字“13”，一个用粉笔，一个用红油漆，最后一个用黑油漆。真是令人泄气的一幕。他判断，自己必定被卡在第13层。由于这是一台高速电梯，电梯井内没有通往39层以下任何一层的出口（这样的电梯井又叫盲井道）。他朝电梯井墙壁望下去，下面漆黑一片。在底部略有微光，看上去相当遥远。突然一阵风从底下刮上来。
他开始大叫。“哈罗？”他把手做成喇叭形状放在嘴上声嘶力竭大喊。“救命！有人在吗？我被困在电梯里啦！”他坚持喊了一阵。
不久前，纽约城最臭名昭著的电梯组之一位于万豪伯爵酒店内。酒店建造于80年代初，共43层。中庭中央，玻璃电梯像花瓣一样围绕一条混凝土“茎干”。多年来，客人们抱怨等一趟电梯就可能花掉20分钟。
一天早上，我见到詹姆斯·富钦。富钦是一名和蔼可亲的工程师，也是纽约万豪酒店大厅电梯的设计师。但是，讲理地说，酒店电梯的缺陷并不是他的错。将大堂放在第8层，这一设置导致电梯必须加倍工作才能把客人送去各自房间。（“这大楼电梯不足，”富钦告诉我，“我们已经尽了力。”）富钦可能是世界上最繁忙也是最著名的电梯顾问，尤其是100层以上高楼的电梯专家。这样的摩天大楼正迅速地在世界各地冒出来，部分功劳属于像富钦一样的顾问提供的电梯方案。电梯顾问各种各样。一些顾问的主要收入依靠在电梯事故官司中作证；其他人和建筑师及发展商合作，解决摩天大楼中的人力交通问题。富钦属于后者。
4年前，62岁的富钦退休，当时他已是利沛（LerchBates）电梯顾问公司总裁。不到2周，他就无法抵御电梯的召唤，在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敦创建一家新电梯顾问公司。他的客户主要在海外，尤其是亚洲和中东。单在中国就有几十座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富钦说，“每座城市都希望有一幢标志大楼。”迪拜、多哈等波斯湾城市也急需电梯顾问。
世界最高的10大建筑中，富钦曾担任其中5座的顾问。在利沛时，他参与了世界最高建筑台北101塔的电梯设计。该楼拥有世界最快电梯———速度超过每秒55英尺，或者说35英里/小时。电梯车厢经过加压，以避免乘客耳膜损伤。他还参与了迪拜塔的电梯顾问工作。（有报道说，迪拜塔的高度已经超过台北101，跃升世界第一高楼。）完工后，迪拜塔将有46台电梯，包括两台直达楼顶的双层电梯。（富钦说，“我爱双层电梯。”）大楼设计师艾德里安·史密斯还在构想高达几百楼的宏伟高塔，但是，这些“垂直城市”所需的交通工具尚未出现。两周前，一位沙特王子宣布在吉达（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建造1英里高的大楼，它将是迪拜塔的2倍。富钦也准备参加那个项目的投标。1956年，美国著名设计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曾设计过一幢1英里高528层的大楼作为垂直密集居住的建筑典范。赖特设想大楼内安装76台5层电梯，行驶速度60英里/小时。“我曾研究过那个设计，”富钦说，“他的计算差远了，得需要215至225台电梯。”
看着万豪酒店里像太空舱一样上上下下的电梯车厢，富钦向我解释了电梯学（elevatoring）的一些入门知识。所谓电梯学指设计一幢大楼电梯系统遵循的规则：数量、负载量、速度，等等。你必须预计有多少人使用电梯，他们的行为方式。这虽然不如火箭科学高深，但也有复杂微妙的地方。电梯顾问乔治·斯特拉科什在他所著的行业圣经《垂直交通手册》中形容它是“朦胧之谜”。忽视电梯学的后果可能使整幢大楼功能紊乱，让它的住户痛苦烦恼。
像生活一样，电梯学的基本变量也是时间和空间。一幢电梯配备合理的大楼使其中的居民能迅速抵达目的地，却不会让电梯组占据大量空间。尤其在超高建筑中，得把大量乘客送到很高的地方，用于电梯的核心空间可能大到影响建筑的结构或经济可行性。这一限制长期制约着摩天大楼的高度。直到1973年，世贸双塔设计师琢磨出天空大堂（skylobby）。天空大堂像个中转站：一辆快车将你运载到此，你再换乘局域电梯。（当世贸双塔遇袭时，富钦正在设计一个双塔电梯升级项目。）
有两种基本电梯学尺度：一种依据容量：目标是在5分钟内承载大楼人口总量的一定百分比。13%是个较理想的目标。另一种依据间隔，或者说服务频率：一台电梯往返一次的平均时间，再除以电梯总数。在典型的美国办公楼中，你会希望间隔少于30秒，平均等候时间为30秒的60%.时间再长点儿，人们就会烦躁不安。在住宅楼或酒店中，人们忍耐时间较长，但最多长10至20秒。上世纪60年代，许多大楼配备电梯时稍微作弊———间隔设计为34秒，负载容量11.5%———结果后悔不已。普遍来说，英国建筑电梯过多；印度建筑则电梯配备不足。
富钦带着一张“可能停留”表格，标明了乘客数量、行驶楼层数和电梯停靠次数的关系。如果10人同时乘坐行程跨越10层楼的一台电梯，停车次数平均6.5次。10人，13层，平均停9.5次。（最令人恼火的是，有时电梯会莫名其妙地停下，并无人上下。这种情况未包括在表格中。）其他因素还包括电梯门打开关闭的时间，乘客进出电梯时间，加速频率，减速频率，加减速都必须迅速而温柔。你肯定听说过楼层之间要命的交通堵塞，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一些上下一层也要坐电梯的家伙，更让人气急的是，这些人回家后会花半小时在跑步机上排泄白天没有释放的汗水。另外，把咖啡厅之类的公共服务场所安排在底楼之外的任何楼层都是一种灾难。
一幢电梯太多的建筑浪费空间，影响房东收入。而电梯不足的建筑则让住户或零售商受苦，让人发疯。在极端情况下，等候电梯时间漫长到令人无法承受。去年，纽约布朗克斯区家庭法庭系统几乎崩溃。原因是法庭电梯频繁故障，又碰上楼梯因安全原因被封闭，导致等候电梯的时间长达1小时，许多人错过出庭时间，造成改变人生的家庭纠纷。
富钦带我乘了几趟电梯。虽然有写作任务在身，乘电梯仍然是无趣乏味的事情。通常走进电梯车厢后，人们的表情和脑袋都变得空空如也。奥的斯公司曾专门研究，加强坐电梯的体验———让乘客体验到身体在呼啸着上下运动———是否能帮助增加人们乘电梯的乐趣。奥的斯惊讶地发现，人们更希望忘记正在乘电梯的事实。原本为放松乘客设计的电梯音乐，现在由于和电梯有太紧密的联想也逐渐被淘汰。
但是，在万豪酒店的电梯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征。首先，玻璃车厢使你能够看到电梯的不同构件，感受到电梯上下的速度———有的人觉得是一种享受，有人则觉得是折磨。根据富钦的观察，女人们通常紧盯着电梯门，避免看外面飞奔过的景象。另一个特色是酒店引进的“楼层分配”系统。几年前万豪是北美第一家这样做的酒店。现在，这种“智能电梯”已经进入了十多幢纽约大楼，其中包括《时代》、赫斯特出版公司和新闻集团总部。“楼层分配”根据乘客目标楼层为其指定电梯，目的是让每台电梯停靠次数减到最少。通过大堂的中央控制板输入目标楼层，你将被告知该乘哪台电梯。
采用“楼层分配”后，在大堂中等待电梯的时间可能变长，但是，路途中的时间缩短。由于已经知道自己该乘坐的号码，等候电梯时再也无须左顾右盼，紧紧张张。
智能电梯给人奇怪的感觉，因为车厢内没有控制面板；电梯知道你去哪里。许多人发现，乘没有按钮的电梯让人焦虑，他们觉得自己似乎被坏蛋绑架。无助感可能加剧幽闭恐惧症状。在旧系统中———进电梯，按按钮———乘客还有控制的幻觉，电梯制造商想方设法给乘客制造驾御电梯的错觉。许多电梯中———至少90年代早期在美国建造和安装的电梯———关门按钮根本就是摆设。它在那里的作用主要是给乘客制造操作假象。（在发生火灾的情况下，消防员确实可以用按钮关门。但是首先需要一把开启钥匙和一场大火。）
了解这一点后，看到人们不自觉地拼命按关门开关会让你觉得很受启发。门最终关上巩固了他们对按钮威力的信任。这有点儿像对上帝祈祷。电梯设计根植于欺骗，它不但竭力掩盖车厢由几条缆绳拽引的事实，还让无助的乘客产生驾御的错觉。楼层分配的最大缺点除了新添的失控焦虑感，还有就是，一旦上了电梯无法中途改变主意。要改变目的地，只能出去。虽然乘电梯临时改主意的情况罕见，有选择总是比较好。此外，一旦适应了这种新系统，进入有按钮的电梯，乘客很可能忘记按按钮。不过，无论如何，这种尴尬总有发生的时候。
严格说，楼层分配最早由瑞士的辛德勒集团引进，但是，它的原始版却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由A.B.See电梯公司发明。公司创始人A.B.See先生是声名狼藉的大男子主义者。他曾说，“如果世界得依靠女人的发明创造力，我们都还睡在草原上。”然而，在微处理器诞生前，楼层分配执行起来却很困难。辛德勒的版本Miconic10由工程师约赫斯·施罗德尔发明，他写了厚厚的论文解释他的“服务成本最小化运算法则。”辛德勒宣称，该系统比标准电梯效率提高30%.其他大电梯公司也相继推出类似系统。无论什么样的版本，每组电梯都必须有自己的群体分配逻辑（哪台电梯载谁）。“它们必须能互相沟通，”富钦说。而乘客必须信任它们的选择是合理的。
第一幢使用智能电梯的美国建筑是位于印第安纳玻利斯的美瑞泰克大楼。该楼曾雇佣哑剧演员帮助人们适应这一系统。由于仍然相对罕见，万豪酒店安排一名服务员引导不知所措的乘客。富钦说，“在酒店中采用这样的新系统很难办，当客人开始熟悉系统时，他们亦将离开。”
富钦建议我们去看7号世界贸易中心，一幢两年历史的新楼，只有52层，750英尺高，却有“最先进的电梯系统。”这些电梯由奥的斯公司制造———7号世贸中心的发展商拉里·西尔弗斯丁是奥的斯的忠实客户———其楼层分配系统和保安系统连成一体。在一个十字转门处，它能阅读你的身份证，指派你去某台电梯。富钦说，“接下来是和面孔识别技术结合。”
奥的斯在7号世贸中心有一名常驻技工。他名叫辛恩·莫兰，我们走进大楼时，他正在十字门边溜达。富钦问楼层分配系统工作情况如何。“人们像绵羊一样听话。”莫兰说，“他们看指示，然后去电梯门口等候。”
我们乘D1号电梯抵达38层。抑制按按钮的冲动有点儿像戒烟。富钦解释说，楼层分配虽然看似新奇，其实在很多方面是回归老式系统。“这听似疯狂，但是，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去了。”在早期，每个电梯车厢内必须有一位操作者，在大堂还有一位持执照的分配者。他负责向人们指派电梯。车厢内的操作者通常为女性，而分配者为男人。他通常知道每个操作者的名字、面孔和状态。他可以把电梯指派到相邻楼层，告诉女孩什么时候启动，指引老板进入空出来的临时私人电梯。“他就是电梯运行的逻辑。”富钦说。上世纪中，电梯系统改成自动，分配者和操纵者消失，中央逻辑也随着消失，电梯运行变得杂乱无序。
富钦和我换乘电梯，来到顶楼，一片开阔空地，放眼周围都是风景：一片电梯井的丛林。电梯专家习惯用X光视线看城市，透视隐藏在大楼内部的不同电梯种类———奥的斯无齿轮型、辛德勒、富士达。对于他，建筑物只不过是掩盖内部电梯的装饰品。我们脚下的大坑将是自由塔（建在世贸双塔废墟上的新楼）的地基，富钦眼里却只有蒂森克虏伯电梯，最近，这家德国电梯公司在投标中打败过奥的斯。
电梯乘客们似乎本能地知道，在电梯里该如何站位。两名陌生人会自动退到后面两个角落。第三人会乖乖站在门边，排位呈现等边三角形，第四位乘客进入。三、四号乘客会自动移向前面两个角落，留下正中空位给第五位乘客，以此类推，排列好像骰子上的点。一有乘客加入，人们的身体自动调整，保持身体之间最大距离，避免不必要的亲密接触。在图书馆、地铁中也可发现类似情况。乘客们的面孔朝前，目光下垂或朝上，如果一定要看前方焦点也对准老远。通常，任何人都该避免在电梯内说话。多数人能够忍受进电梯前已经展开的小声寒暄。沉默规则的信徒———或者叫电梯贵格派———最无法忍受那些在电梯中高声喧哗者。
电梯大小必须能容纳目标载客数。公共空间设计师们已琢磨出最大平均单位尺寸，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一个人需要占据多大空间，他或她能忍受的最少空间限制。空间分配的艺术大师是约翰·富因。他于1971年出版《人行道规划与设计》，讨论了人群密度对心理状态影响。1987年，该书由电梯专业杂志《电梯世界》出版社再版。（1月号《电梯世界》附有立体眼镜，供读者观赏年度最佳电梯———卢森堡DexiaBIL银行中心电梯———的布局图。）富因发明“身体椭圆”概念———代表个人所需空间的空中俯瞰图。基本上，它是等肩宽的椭圆形，头位于中央。他还发现了近似最大人体体积标准：宽（肩膀处）24英寸，高18英寸。如果绕这个形体画一个紧贴的椭圆形，可以得到2.3平方英尺，这是纽约地铁和美军车辆设计时所采用的个人空间标准。富因提出，3平方英尺内为“接触区”；7平方英尺为“非接触区”；10平方英尺为“个人舒适区”。带头研究空间关系学的爱德华·霍尔称最小范围———人体之间相距少于18英寸———为“亲密距离”。此时，你能够闻到他人的体味，感到他（她）的温度。富因说，“在此距离内，不自愿的接触对峙，对许多人是一种心理折磨。”
标准的电梯设计，平均每个乘客占有2平方英尺———过分亲密，让人难受。富因在书里写道，“电梯代表一种特殊环境，在其中行人自愿接受通常情况下无法承受的亲密接触。”并未详细探讨“自愿”定义。书中包括两张空中拍摄的电梯满载照片（根据设计，电梯车厢几乎不可能超载，除非乘客罕见的高。）一张照片中，车厢内装满了女人，每人拥有1.5平方英尺空间。另一张照片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每人有1.8平方英尺空间；男人体积较大，女人通常采用交叉抱手臂的姿势，试图占领更多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在用监狱犯人实施的实验中，研究者发现有暴力和精神分裂倾向的犯人对个人空间的要求比普通人多15倍。
在亚洲，人们对等候电梯的时间和车厢内个人空间的要求不像美国人那么挑剔。“在中国，一辆载重4000磅的电梯里可以装下25人。”奥的斯公司的里克·普林告诉我，“在这里简直闻所未闻。”普林说，在奥的斯香港总部，人们耐心地排队等候进电梯。“纽约人绝对不能容忍。”
尼古拉斯·怀特撬开电梯门小便。他希望自己的排泄物能掉到下面大堂，引起某人的注意。可惜没有成功。然后，他又想到点燃火柴，把它们扔下去。最后理智告诉他，这样做可能并不明智。警铃继续响着。他来回踱步，朝监视器摄像头疯狂挥手。他无法判断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为打发时间，他打开自己的皮夹，开始对比旧20美元钞票和新版的区别，然后，他掏出活塞篮球队周日下午比赛的门票，仔细阅读后面的小字。他将永远错过使用这两张票的机会。
他想像自己是电影《胜利大逃亡》中的主角，想象朝墙壁上投篮球。最后，他躺在地板上，试图睡觉。地毯粗糙如草皮，积满垃圾，很是恶心。他突感惊奇———短短的旅途中，人们可真能掉东西。他脱下鞋子，放到头下做枕头，翻开皮包放到眼睛上挡住灯光。气温并不高，他却大汗淋漓。皮包打湿了。就这样也许过了一天。他不时从梦中惊醒，沮丧地发现，被困电梯并非梦境。警铃声让他的幻听更加厉害，于是他决定关掉警报。然后，他试图用它发摩尔斯电码。他又大叫了几次。试图伸手挖门外的煤灰墙。
某个时候，他决定使用头顶的安全舱口。他想到《虎胆龙威》中布鲁斯·威利曾爬上爬下电梯井。他知道这样危险而疯狂。但是，他已经不在乎。他必须逃出电梯。他费了一通力气才琢磨出摸到安全舱口的动作，又费了一通力气终于摸到舱口，但舱口被锁住了。
垂直交通守则说，如果电梯发生故障，最安全的地方是呆在电梯内。即使电梯没有毛病，这条准则仍然适用。“电梯冲浪”———为找刺激踩在电梯车厢顶上———是危险的。因此，安全舱口几乎永远上锁。根据法律，舱口被从外面用螺钉钉死。这样的设计是方便外面的救援人员进入，而不要里面的乘客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