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能帮帮我啊，我有一道国际贸易的题：论述H-O理论假设条件以及基本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H-O理论
H-O理论(即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以要素分布为客观基础,强调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要素禀赋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产函数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要素合作型FDI是该理论的扩展,其基本原则是转移可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的结合,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
一、赫克谢尔—俄林定理
李嘉图从跨越国界的资本的相对稳定性发现了对外贸易的原因，用各国劳动生产率
长期存在的差别解释了世界贸易的商品构成；根据相对商品价格随相对劳动成本变动而
变化的假定，他表明了自由贸易将导致每个国家出口那些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物品，而
这种贸易的结果将是各国都从中得到比自给自足国更多的好处。
李嘉图的理论没有试图去解释国际间生产率的重要差异，这种差异致使各国间比较
成本的不同，并由此引起国际贸易。在现代赫克谢尔—俄林理论中，这些生产率差异本
身被归因于各国初级要素拥有量的差异，这种初级要素拥有量的差异实际上肩负了解释
国际贸易的全部重任：比较明显的对外贸易商品构成的原因，如要素质量的国际差异以
及同一产品生产函数的差异等，都通过假设前提而精心排除了。赫克谢尔—俄林的理论
最终形成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HOT）：一个国家出口
用其相对富足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
品。这个定理看似甚有道理，但却也十分鲁莽，它用供给条件解释整个外贸商品的构成
，
如果（比如说）一国的进口需求倾向于用其富足的要素比较密集地生产的那些物品，那
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就没法解释了。
二、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对于现行形式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萨缪尔森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发表
的一系列文章的功绩，要比赫克谢尔1919年的开创性文章和俄林据此加工和发展而形成
的《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1933年）一书的功绩要大。赫克谢尔和俄林对他们认为非
常重要的许多变量，如需求条件和规模经济，均未作讨论，而他们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偏离了两位先行者自己确立的解释实际观测到的外贸结构这一目标。
由于把国际贸易看作国际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赫克谢尔和俄林均推测，自由贸易将使
要素稀缺程度、从而世界要素价格均等化，但不管怎么说，俄林还发现了这种过程达不
到完全相等的许多原因。萨缪尔森则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HOT的推论上，即要素价格均等
化定理（
2、你有没有国际贸易这本书的答案？？作者是罗伯特
书店都有的，当当应该有吧，毕业的时候专业书籍都卖了，去学校转转，卖二手书的很多
3、4个国际经济学小问题，高追加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注释】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注尾】在全球经济学理论界享有盛誉。该书是美国商务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初版于1986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发行，至1995年已重印七次。该书共收录了15位经济学家撰写的12篇有关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力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
一、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绝对优势说”堪为自由贸易理论之滥觞。鉴于亚当·斯密“地域分工论”存在着明显缺陷，大卫·李嘉图对其进行了修正，创立了“相对优势说”，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突破。但该理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及其学生俄林以“资源禀赋说”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战后国际贸易理论成了赫俄理论的一统天下。
（一）战略性贸易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种交换了，如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资本密集性产品，有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不发达国家则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的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仍然主要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但相当部分国际贸易不可简单地归因于出口国的自然优势，相反，越来越多的贸易来源于规模经济和因技术创新而形成的人造优势。
这说明国际贸易形态的历史性变迁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挑战。只有在现有贸易思想基础上发展一套新理论，才能重新解释国际贸易领域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70年代发展起来的产业组织学提出了分析寡头竞争产业的新方法，从而催生了国际贸易新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市场不会偏离“完全竞争”太远的假设之上，市场上有许多生产者，每个生产者力量都很小，不会试图去影响价格或其竞争对手未来的行为。然而，战后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说明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不合适的，现在相当一部分贸易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的经验和通信技术的创新所决定的，由众多小企业之间展开的原子状的竞争已经难以看到，而少数几家大型企业之间的不完全竞争却随处可见。例如，大型客机市场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家寡头航空公司所垄断，每一方都有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做出战略性的行动，以期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
古典贸易理论在于证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的。一国在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因此，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中，“租”非常少，因而经济中不存在“战略性”部门，自由贸易政策是各国最好的选择，在各国都支持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且一国的收益并不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自由贸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论甚至认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其他国家都一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该国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因此，自由贸易是古典理论的铁律。
在产业组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提出挑战。新理论既是对古典贸易理论的继承，又有所超越。它认为，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偶发性，是一国特定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经济政策的产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国资源禀赋差异所决定的。新理论最有意义的创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从而使国际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这一假定条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产业领域存在着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这个理论有力地挑战了古典贸易理论所认为的规模经济报酬不变的传统观点。由于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在一些产业，资本和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率，因而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如果政府能够识别出这些战略性部门，就有可能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政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因而被视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活动。
（二）选择战略性产业的基本标准。如果说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那么企业家或经济学家该怎样识别它们？克鲁格曼提出了识别战略性部门的两项标准，一是看该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回报率是否特别高；二是看该部门是否存在着外部经济，即某一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或经验对其他企业会产生技术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根据这项标准去衡量战略性部门有一定难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形式。一旦选定某些产业为战略性产业，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护这些优选产业的发展呢？克鲁格曼和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可能的应用形式。
1.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补贴。这项战略性政策涉及到运用补贴来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润从国外厂商转移给国内厂商。政府补贴可能使本国厂商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有利可图的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由于成本补贴迫使外国竞争对手削减产量，使本国厂商得到额外利润，这些利润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即厂商的受益超过纳税人的损失。这说明出口补贴（或生产补贴）增加了国内经济福利。
2.保护本国市场。比较典型和普遍运用的是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政策历来基于出口鼓励政策。保护政策的古典版本是有名的“幼稚产业”理论，最早由汉弥尔顿提出，李斯特加以发展和完善。克鲁格曼在1984年提出了一些与幼稚产业论相似的论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规模经济情况下，随着总产量上升，边际成本递减，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国内市场，不仅可以帮助本国厂商占领被保护的国内市场，也会使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获利;另一种观点基于“干中学”思想，“干中学”在结构上与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形是类似的。在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上，本国厂商生产得更多，比外国竞争者学习得更快，它的“学习曲线”向下移动。
二、新贸易理论在美国兴起的深层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美国兴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与同时代美国经济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美国逐渐丧失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日本作为经济、科技和金融大国的崛起，成为在国际竞争中对美国具有较大威胁的经济大国。8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领域明显超过西欧而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日本的对外贸易发展速度惊人，1979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较1955年增长了46.5倍，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随之从2.3%提高到6.5%，而美国在同期则从14%下降到12%。【注释】方连庆、刘金质和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524页。【注尾】当时，美国各界正在为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而担忧，日本和欧共体国家却通过政府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也应该对自己的目标产业进行扶持的争论。欧共体对农产品的长期补贴政策，使得美国有时也考虑运用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而非其竞争对手欧共体的农产品。而日本、韩国的汽车和家电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为了重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开始考虑要么采取对抗性的贸易政策，在政府保护下发展一些支柱产业同日本和欧共体竞争，要么，对日本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施加政治压力或展开贸易谈判，迫使他们降低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介入程度。在这种背景下，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在贸易理论、贸易思想上逐步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开始转向所谓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
其次，贸易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国制造业仍然主要是向国内消费者提供产品，企业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局限于来自国内的厂商。此后，贸易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据统计，1960至1980年期间，进出口占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这表明国际因素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随着企业竞争由纯国内性质的问题转变为国际性质的问题，贸易政策也不再被视为仅仅是美国的国内政策，而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提高了国家贸易政策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力，贸易政策作为达到国内目标和反击外国企业的不公平贸易的手段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已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这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古典理论的比较优势说和新古典理论所秉持的要素禀赋论的解释力降低，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新的分析框架。罗伯特·吉尔平认为“80年代的种种事态发展，已经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注尾】克鲁格曼说得更明白：“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这在客观上要求理论界重新思考国际贸易理论，创立新学说，对战后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新模式做出科学解释。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们试图解释战后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迅速增长这一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于是出现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想”，新思想的“内核”是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卖方寡头公司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日益重要性，这种公司可能利用越来越多的利润、实践经验和阻碍竞争对手的壁垒加强自己的地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201页。【注尾】 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各国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国公司执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通过财政补贴或国内市场保护等手段增强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使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
三、理论特色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国贸易代表的官员和贸易、产业政策专家参加的会议，散发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当前贸易政策问题的案例材料，希望学者们能提供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合适的分析框架。不少美国经济学家开始投身于新贸易政策的理论研究，试图藉此为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辩护。新贸易理论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
保罗·克鲁格曼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汇集了80年代美国学者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有三大特点：
首先，无论是经济学家们对新理论的探讨还是研究成果的结集发表，都反映了美国学术研究的实用传统。可以说，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们试图解释战后国际贸易的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战后60%的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北北”贸易压倒了“南北”贸易；二是它解释了产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的原因；三是它说明，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在由卖方寡头公司相互竞争的经济中，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战略博弈的基本结构，从而为本国厂商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不少学者将战后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所取得的成就归之于日本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其次，保罗·克鲁格曼为本论文集撰写的“导论”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他重在提出问题，比如，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济依据是什么？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怎样识别战略性产业？政府能否成功地实施战略性政策？日本的经济成就与战略性政策有何联系？日本的产业政策值得美国仿效吗？假定美国根据新贸易理论采取更积极的、掠夺性的贸易政策，外国政府将做何反应？等等。论文集的其他14位学者则见仁见智，分别从不同角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回答。
第三，该论文集并没有就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达成共识。从政策建议角度来看，多数学者不赞成美国政府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不赞成政府对任何特定产业进行扶持。美国有着相当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各种生产要素都是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导向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在引导资本和劳务向高技术部门转移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学者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实行干预主义的产业政策抱慎重态度。部分学者指出，战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时才能应用，而且只能是临时性的。
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难以付诸政策实践，单从理论上来说，它注重把有关公司和工业组织的理论应用于贸易关系，强调学习曲线、规模经济和外部性，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古典经济理论把重点放在解释“南北”贸易上，而新理论着重解释“北北”贸易；古典理论认为贸易只是在公司之间进行，新理论认为存在着政府与公司合谋以攫取“租”（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古典理论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不完全或垄断的，在某些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租”；古典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动是不流动的，比较优势是静态的，新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务都是流动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和人为的。
克鲁格曼主编的这部《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是目前国外关于新贸易理论的权威文献之一。它正式确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可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论断的学术地位，不仅反映了经济学知识的新进展，而且从实际出发，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模式。
4、好点的国际经济学论文题目
1、 中小企业集群现象研究
2、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3、 广东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
4、 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应用
5、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
6、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功能定位
7、 泛珠三角有关问题研究
8、 高新技术型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研究
9、 中小企业发展与就业促进
10、珠三角城镇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11、企业集群与城镇化研究
12、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研究
13、论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演进
14、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及对策建议
15、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分析及预测
16、广东城镇居民消费趋势预测与对策
17、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结构变化研究
18、科技进步对我国工业发展的贡献率分析
19、经济增长点问题研究
20、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21、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
22、政府宏观调控问题研究
23、对公用事业规制的研究
24、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研究
25、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6、论经济增长方式
27、论中国的经济增长
28、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
29、新经济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30、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史研究
31、新自由主义意识与经济全球化
32、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33、制度与经济增长
34、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
35、虚拟经济研究
36、我国的收入分配演变研究
37、广东、香港、台湾三地经济发展状况对比
38、广州支柱产业选择分析
39、广东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
40、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分析
41、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42、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机制研究
43、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
44、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契约关系分析
45、相对优势原则与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
46、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47、国民精神素质与经济增长
48、李斯特的经济发展思想及对我国的借鉴
49、转轨时期的经济思想研究
50、相关行业的经济学分析
5、1960年，美国的罗伯特·特里芬指出：“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的货币，这样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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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哪些观点？
1937年，罗伯特·卢卡斯生于华盛顿的雅奇马。他是家里的长子，有一个妹妹珍妮弗和彼得、丹尼尔两个弟弟。当卢卡斯在高中学微积分时，他帮助父亲解决了一个冷冻机设计问题，并且使用了他的计算！卢卡斯第一次品尝实际应用数学，这是激动人心的一次。
1955年，卢卡斯从西雅图的罗斯福公立学校高中毕业。他的数学很好，大家都希望他进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学习工程专业，但卢卡斯自己却希望到离家远一些的地方上学。后来芝加哥给予他奖学金，使他能够如愿。但芝加哥没有工学院，从而终止了他做工程师的梦。当他坐上前往芝加哥的火车时，对将要来到的大学生活有诸多美好的设想。
在那个时候，热门专业是学物理，但卢卡斯对此没有兴趣。真正令他激动的是芝加哥学院的人文科学，如西方文明史和知识的组织、方法及原理。这些课程中的一切对他都是新的。他选修古代史序列，并且变成主修历史。
卢卡斯由于获得了一项伍德罗·威尔逊博士奖学金，而进入加州大学攻读历史专业研究生。
在芝加哥，卢卡斯读到了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伦尼，他记述了罗马时代的终结，并强调面对政治大破坏时，人民的经济生活的连续性。对此，卢卡斯印象深刻。在伯克莱，他选修了经济史课程，并旁听经济理论课。从那时起，他开始对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决定改学经济学，并因此回到了芝加哥。
为了学到更多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卢卡斯拿起“战后最重要的经济学书籍”保罗·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虽然，其中的数学和经济学对他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他决心很大。在谈到这段时光时，卢卡斯说：“那年夏天我的所有空余时间都花费在读完前四章，一行又一行，在我需要时回到我的微积分书籍。到秋季开始，我已是一名很好的经济技术人员。而且能管理我自己的经济学教育。”
1960年秋季，卢卡斯开始学习密尔顿·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序列。这是他盼望一个暑假的著名课程，但它“远比我曾想象的任何东西更令人激动”。弗里德曼的光彩与深度，吸引着他，也激励着他。“每一堂课后，我设法把弗里德曼讲的东西翻译成我从萨缪尔逊那儿学到的数字。我知道我永远不如弗里德曼思想敏捷，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开发了一种研究经济问题的可靠的系统的方式，我将到达正确地点。”“费里德曼的课程终止了我作为一名谨慎的接近端正的A等学生的长期生涯。如果一门课程未必是一种改变生活的经验，我便失去兴趣，只偶然去听课。”
卢卡斯的有些课程的成绩开始得“C”。但是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学他认为有趣的东西。第一次选修了一门严格的分析课程和一门统计学，采用WilliamFelles的《概率论及其应用导论》的第一卷。他以极高的热情学习经济学的许多课程，如数量经济学、财政学系列。
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的学生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他及他的一些同学已成为现在享有国际声誉的人物。
1963年，卡内基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提供给卢卡斯一个教职。
卢卡斯在卡内基工学院的第一年，花了不少时间学习动态系统和在时间过程中优化的数学，并设法看一看这些方法如何可以最好地用于经济问题。那几年，卡内基—梅隆有一群杰出的经济学家对动力学和预期的形成有兴趣，卢卡斯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那时与雷纳德·莱普英合作进行项目研究，他还与爱德华·普里斯科特合作完成了一个不完全竞争产业的动力学的理论项目。并写了一篇《不确定下的投资》的文章。在此期间，卢卡斯的经济动力学的全部观点逐渐成形。
以后，卢卡斯又对萨缪尔逊的一个货币经济的交叉各代模型产生兴趣。他的观点集中反映在1970年完成、1972年发表的《预期和货币中性》的文章中。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货币中性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主题之一。1995年5月，在明尼亚波列斯联邦准备银行的赞助下，还为此文专门组织了一个25周年的纪念会。
1974年卢卡斯回芝加哥教书。1980年成为芝加哥的约翰·杜威有优异贡献教授。卢卡斯说：“对我来说，芝加哥是一个奇异的地方，我当学生即有这种体验，并且我曾被同事们和研究生教学推动到货币理论、国际贸易、财政政策及经济增长的研究，都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主要题目。”
卢卡斯第一个妻子是丽塔·柯恒，她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于1959年8月结婚。当时卢卡斯还没去伯克莱读研究生。他们有两个儿子。长子斯蒡，1960年9月在芝加哥出生，现在是纽约化学银行一个证券买卖人。次子约瑟1966年1月出生于匹兹堡，现在是波士顿大学攻读历史的研究生。卢卡斯与丽塔1982年分居，几年后离婚。1982年以后，卢卡斯与南希·托基共同生活，他们是芝加哥的同事。他们曾合写关于增长理论、财政学、及货币理论等方面的文章，并有合作的专著《经济动力学中的递归法》，于1989年出版。以后，他们共同分享家庭生活的愉悦和安谧。他们经常住在芝加哥北边的一套公寓里，夏天则去威斯康辛道尔县密歇根湖边的夏屋避暑。
1995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以表彰他对“理性预期假说的应用和发展”所做的贡献。他的研究，“改变了宏观经济的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卢卡斯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率先将理性预期假说成功地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开创并领导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直到获奖前，卢卡斯在宏观经济模型构造、计量方法、动态经济分析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分析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理性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取最大利益，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来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状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预计。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穆斯于1961年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其目的是想说明：表达商品市场动态行为的蛛网理论模型完全是以非理性预期为前提的，如果生产者的预期合乎理性，那么商品市场必将更快地趋近于它的均衡点。穆斯所提出的这一假说，尽管在当时曾被用于金融市场动态行为分析，但从未被作为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前提，因而对一般经济思想并未产生广泛影响。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现象，而货币主义者在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短期效应问题上仍无法同后凯恩斯主义主流派彻底决裂，正是在这一情形下，卢卡斯于1972年发表了《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首先将穆斯的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随后，卢卡斯本人及明尼苏达大学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理性预期假说做了进一步阐述。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个以年轻学者为主体的新宏观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形成，卢卡斯则成为这个学派的头号领袖人物。该学派的理论在货币主义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完全不同于凯恩斯学说的理论。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经济的衰退与失业，使理性预期学派在80年代以来取代了货币主义的地位，赢得了西方经济学界广泛关注，并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场大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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