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于全球治理，中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方案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有守有攻”
面对当前世界市场失灵、全球治理机制“力不从心”的现实，中国如何才能为全球治理提供支持的“压舱石”？多名中国政经专家开出了自己的“中国方案”。
桑百川认为，中国应做好三件事：坚定维护多边体制的治理地位、推进G20机制化以及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他解释说：“‘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对外发出的倡议，更应该被建设成惠及各方共同发展的平台，愿意参与进来的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共商发展大计。”桑百川认为，中国在参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同时，更应积极主动地向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比如“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他说：“未来，我们应当向世界推出更多类似的平台，这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
徐洪才则认为，中国应充分利用好G20等多边机制和主场外交的优势。他指出，2017年G20峰会将在德国举行。作为前任主席国，中国可在相关议题的延续性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今年中国将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两大国际性会议，可进一步将中国的理念、元素、方案融入国际规则中，推动各方形成更多共识，扛起推动全球化的大旗。
赵萍建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策略应“有守有攻”，既关注全球，也注重实现自身的更好发展和本国利益的保护机制。她指出，对外，随着对外投资高速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增多，如何保护企业和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应引起重视；对内，中国应利用好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市场换话语权。赵萍说：“如果能用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电子商务国的这一优势，中国今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角色时将增加一个筹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应着力于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两方面。他指出，在经济治理方面，考虑到特朗普上台、美国贸易保护色彩日趋浓厚，中国应坚持开放路线，坚持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在安全治理方面，中国应当沿“一带一路”拓展。他还指出，中国在向全球治理角色转变过程中应注意两大问题：一是军事和海外事务的卷入必须谨慎；二是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发展和完善不能过度，应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经济生活的活力。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则建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更应激励自身完善好内功。他指出，在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规划实施过程中，都离不开人力资本的升级。中国应持续加大科研、教育投资，放松过度管制，并吸收全球人才为中国所用。
2、谈一谈当前全球治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首先，治理体系有失均衡。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在金融危机中虽受到冲击，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治理机制，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垄断着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因而可望通过资本链与货物链向下游国家转嫁危机。危机发生以来，20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载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首次以平等地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崭露头角，但仍不足以抗衡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
第二，治理主体存在缺失。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了数以百计的政府间组织，这些组织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推进国际治理。但是，现行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缺乏主权国家享有的排他性公共权力，因而无法有效行使话语权。
第三，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治理机制均有待于适应全球治理新形势。20国集团虽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但仍停留在“临时性政治俱乐部”阶段，尚待建立和完善全球化监管机制、政策执行机制、治理主体结构，等等。
第四，治理客体存在争议。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因而需要通过国际制度或非制度安排，就需要治理的领域和具体问题达成一致。然而，世界各国对各类问题的关切度不同，因而围绕全球治理的议题设定展开激烈的博弈，围绕治理规则展开较量。
第五，治理效果有待彰显。缺乏监管机制的经济全球化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样，缺乏“同舟共济”精神的全球治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受国内政治或本国利益驱使，纷纷利用其政治和经济优势，利用全球治理推销西式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维护本国既得利益，而置他国利益于不顾。
第六，治理理论存在争议。回顾历史，全球化主要由跨国公司推动。然而，迄今为止，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主要停留在国家层面。进而言之，现行全球治理理论由发达国家学术界率先提出，因而有悖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第七，需要适应国际法规。全球治理需要各主权行为体依法让渡一定的主权，并容纳更多的非主权行为体成为全球治理的伙伴。显然，上述行为直接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独立的原则相违背。如何处理好国际法和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各利益攸关方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八，国际社会亟待培植集体行动意识。从全球范围看，受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影响，各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各行其是倾向愈益明显。未来，南北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地位失衡的状态均难有改观，任何新的治理机制和规则的创立，只要无法得到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只得“绕道走”。
3、全球化条件，详细点
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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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化定义
2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及动力[1]
3 全球化带来什么
4 全球化影响
5 质疑中的全球化
6 全球化真实再发生
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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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定义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讲，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
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
同时，全球化是个具有煽动性的词。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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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及动力[1]
(一)全球化的时代背景
工业文明的困境是全球化到来的一个前提，现代文明的危机中已经孕育着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危机把人们从现代工业文明的幻梦中惊醒，促使人们反思现有的文化模式，思考人类的未来。
以自然资源为基本要素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几乎把人类逼到了生存的绝境，人类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必然寻求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是不分国界的，发达国家尽可以把垃圾、化学废物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大气圈、水圈、自然风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人类的命运真可谓“风雨同舟”，人类只有联合起来共同解决面临的危机，才有可能渡过难关。以扩张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导致了极权主义，致使整个世界处于风险状态，导致了贫富分化，第三世界各国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贫困、疾病、战争和独裁暴政的泥潭之中。这本身就构成了对和平生活的威胁，人们不得不担心：冲突，在今天比以往更加可能了。
人们推测可能会爆发两种形式的灾难：一种是环境灾难和生态大事故造成的全球性问题；另一种是国际冲突和地区性战争的后果，在这种灾难当中富裕国家也不可能不受冲击。以上两种可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将面临的困境，也是发达国家不能回避的现实，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既然世界各地的人们认识到面临着共同的灾难，那么他们就应该联合起来去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样看来，乌·贝克的话不无道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后的今天，应当发表一篇世界公民宣言：全世界的世界公民，联合起来!”环境问题所引发的文化危机，泰勒认为只有通过全人类的联合才能拯救。虽然人类怎样联合的途径还有待寻找，联合起来的人类怎样去克服危机也还需要时间，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面临的文化危机必须通过全人类才能解决。泰勒提出：“一旦围绕环境威胁形成了一个共同理解的氛围，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当然，局部群体和全体大众之间的战斗仍会持续。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垃圾存放处，但没有人想将其置于自己后院。不过，某些局部战斗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它们被置于不同的框架中。例如，对某些原始区域的保护、保护环境免受破坏性攻击，业已被视为新的共同目标的一部分。事实上，只有当人们分开和分裂时，那些具有不可逃避性的机制才会起作用。当一个共同意识出现之时，困境就有了转变。”
总之，人类要规避各种风险现实化，要规避全球性灾难的发生，要阻止文明世界的全面崩溃，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的人们必须订立契约、共同行动，积极地寻求解决措施，自觉地形成一种全世界的文化差异和平相处、彼此尊重的全球依存状态。
(二)全球化产生的动力
全球化时代既产生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危机中，也产生于促使全球化到来的各种力量中。这些力量主要是指技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和人道主义全球化。就技术全球化来讲，它加强了世界各地的相互往来和互相理解，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习俗逐渐消解，新的观念、新的生存方式陆续出现，继而文化全球化开始生成。这里我们要注意，技术不能仅被当作一种工具来看，它在执行工具这一职能时，实际上参与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雅斯贝尔斯认识到，“技术使前所未有的交往和通讯变为可能，它造成了全球的统一。人类整体的共同的历史开始了。统一的命运控制着人类整体。全球四面八方的人都能互相理解。由于比起以前东亚对于中华帝国，或者地中海世界对于罗马来说，现在通讯联系技术更容易到达世界各地，因此全球的政治统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由于技术的发展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变成了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里共同生存的整体，这种相互依赖、风险共担、共同生活的现实是全球文化产生的最大动力，显示了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与全球历史、全球意识的关系，就是说，在自然土地上的共同生活和在时间里的共同存在造成了人类的统一。
欧文·拉兹洛则着重分析了通讯技术与人的交往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形成的多种多样的文化，现在正通过技术的中介而发生了十分广泛的密切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多样性的文化得到体现，普遍性的文化得以形成，而全球文化正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两种趋势相互作用的过程。他说：“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性的方法不是通过文化统治来消灭文化多样性，而是在现有文化之间创造更密切和更永久的交流和接触。这样做的工具是现成的：现代通讯技术不只能联系给定国家和文化内的人民，它们也能联系不同文化……以理解为基础并由通讯产生的合作与参与可能把当代世界提高到超越共存阶段而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相互依存阶段。相互依存不仅意味着并肩生活和成长，而且意味着彼此合作，互相通过对方得以生存。”由此可见，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从电话到电子计算机再到因特网的发展，消除了人们之间的空间界限，加强了各地人们之间的联系，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人造卫星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相互融合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进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组织。
就全球化来讲，不能否认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像今天这样需要有世界范围的规则，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经济上，随着大型跨国企业的建立以及伴随他们一起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兴起，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它带给很多人以富裕，然而也呼唤要求与新的经济市场活动范围相适应的游戏规则。”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往是全球化时代的动力，也是促成人们形成全球意识的一个因素。现在，加入到共同贸易协定中的国家越来越多，贸易商品的范围越来越广，世界金融市场在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一种事实。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引起了全球性的竞争，结果是出现了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金融风险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都说明了竞争的极限性，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整体性，在这个整体的世界中，发生在遥远地区的事件可以对我们产生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决定，其后果也可能是全球性的。于是人们意识到了同在一个地球的意义，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合作，认识到了相互依赖的重要性。正如汤姆林森所说：“资本主义在其生产、流通及商品消费的各个时期的原动力，对我们日渐增长的相互联系来说都是意味深长的。”
如果说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是全球化客观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人道主义因素就构成了全球化动力的主观部分，它们的存在对于全球化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为了解决全球性问题，人们创设了多种国际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红十字会、野生动物基金会等等。尽管这些机构的能力十分有限，期望它们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前景也很渺茫，但它们的初衷毕竟是针对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而建立的，如生态保护、南北关系、人权问题等等，它们发出了维护正义的声音，提供了人类为之努力的方向。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样的组织越来越多，所起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它们的存在和作用，能加快全球化时代到来，是促进全球化文化产生的重要力量。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国内问题与全球治理相联系就不再是乌托邦了，因为二者已经在实践中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在市场的波动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之下，在全球层面上运作的合作性机构在数量上已经有了很大增长。例如，在20世纪初，有二十个以上的国际性政府间机构，以及一百八十个跨国的非政府机构。而到了今天，前者的数目已经达到三百个，后者的数目将近五千个。全球性治理已经出现。”
综上所述，可以说全球化时代既产生于现代文化的危机中，也产生于现代化的成就中，现代文化成就则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对促成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各种因素作一个综合考察，阿尔布劳的概括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全球性至少在五个方面使我们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假设。这五个方面是：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讯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在有这种反省性的地方，人们和各种团体都以全球作为自己确定信仰的参照系。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就对那种认为‘现代性会不断扩张’的观点，并因而也对民族国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所以说，全球化的出现既是各种客观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人们积极参与、共同创造的一个主观进程。
关于全球化产生的背景及其动力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时代是继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之后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既不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起源，认为它已有5000年的历史。因为那时虽然不同的文化有所交流，但文化传播的规模、速度及范围都相当有限，与今天的全球化不可能相提并论。同时，全球化也不像世界体系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起源于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揭开了全球交往的序幕，但是它只是开辟了全球各国家、地区之间相互往来、相互作用的时代，却没有显示出人类相互依存、共担风险的特征。确切地说，全球化是近几十年出现的新现象、新事物。具体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球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十足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暴露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局限性，全球通讯系统的建立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相互联系、共同生存的全球化时代，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太空船”上，并且只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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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空前的全球化过程里，以往的经验都具有启发性。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可以分成四大类：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而以下四个全球化特征正对应着这四个问题。
1、缺少法治道义的全球化
任何国家内部的市场化都是随着法治环境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国际的市场化却不是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谓国际市场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立法、司法和执法都归于一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去奢望公平，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从不公平中获利的国家才去奢谈国际秩序有多公平。如果没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体现国际公义的治理。
2、无法预知国家损益的全球化
抽象谈论在全球化中获益或受损的条件非常困难。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可能获益，也都可能吃亏。传统的中国是被全球化击败的，却也是从全球化里高速崛起的。大英帝国是从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眼下的美国，虽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却呈现冷淡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美国开始感受到代价。
3、刺激追求差异的全球化
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全球化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征。全球化的资本毫无人性可言，它带来激烈的社会变迁，刺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必然伴随激烈的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往的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也带来了大革命，带来了国内战争，带来了“世界大战”。
4、促进民族主义和国家疆界的全球化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都产生于全球化。可是，全球化带来了更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护照和海关，带来了人员交往的阻隔，带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强大的国防。在以往的全球化里，获胜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国家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欧洲合众国”主义的兴起，欧洲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确立，欧洲防卫的统一。是什么刺激出这种新“西欧民族主义”？美国、日本、西欧……哪一个还在谈论国际主义？当人们已经把保卫疆界安全的战场延伸到外太空，谁还能说全球化消灭国家疆界呢？曾几何时，为普世欢乐而设立的奥林匹克和世界杯居然成了民族的角斗场，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成了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竞争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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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影响
全球范围内的通用标准的数目的增长，例如：版权法
国际贸易的增长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更快
由跨国公司控制的世界经济的股份的增长
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
更多的国际间的文化影响，例如通过好莱坞电影的出口
文化多样性的减少
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各种文化的融合及创新
通过诸如互联网和电话等的技术使得共享的信息资源不断增长
移民的增长，包括非法移民
恐怖主义也在全球化,参与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分子很多时候不在本国行动,而且与本国无关.
很多的趋势被各种各样的全球化支持者的组织看作是积极的，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化受到政府和其它人积极地推动。例如，有这个样一种经济理论：相对优势使自由贸易可以让资源分配变得更加有效，并且对参与贸易的双方都有利。
二战后通过很多诸如关贸总协定等的国际组织已经使得国际贸易间的障碍大大降低。特别是从关贸总协定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提升自由贸易
商品：较少或消除关税；建立自由贸易区来降低关税
资金：减少或消除资金控制(资金控制会影响贸易发展)
减少、消除对当地产业的津贴补助金(达到公平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在国家间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协调（通常来说，是添加更多限制）
跨国界承认知识产权限制（例如，在中国获得的专利权可以在美国获得承认）
也有很多反全球化运动人士认为这些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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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中的全球化
对关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现象还是只是一个说法还存在学术上的讨论。虽然这个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学者争论到这个现象在其它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人相信我们是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象，例如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它们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并不是制定了的。因此有很多学者更喜欢使用“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简单的说，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说，全球化程度比国际化要深。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国家的边界还远没有达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不会开始——从历史上考虑，国际化从来没有变成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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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真实再发生
但是，事实上，边界的存在越来越模糊，例如WTO的关税协定，关税壁垒已成为历史，虽然国家的边界还是存在，但之间真实的隔阂却慢慢消失，全球化并不只于某方面，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等，国于国的相互依存度，已经几乎打破国界的隔阂，我想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不容质疑的。
4、我们应当怎样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
你好，
我们应该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做到：
1、顺应世界发展趋势，积极融入全球化。
2、扶持国内企业发展，推动企业创新。
3、探索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造活力。
4、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以内需拉动增长。
5、面临经济全球化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采取什么措施？？
1.经济全球化是必然趋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目前最关键的并不是反对或支持经济全球化，而应该立足自身，全力发展本国的经济。2.我国应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把挑战转换成机遇。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4.建设资源节约型、坏境友好性社会。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积极参与趋利避害!(引用邓论内容）经济全球化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除了正视和积极参与之外，决不能因为经济全球化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风险，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我们必须树立起全球意识，具有世界眼光，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全球化进程，借助世界经济的舞台，实现振兴中华的大计。不能对全球化抱盲目乐观的态度，不应把全球化理解为西方强国会自动放弃强权政治和掠夺政策，而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有清醒的估计。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树立积极辩证防范风险的意识，在竞争中增强实力。世界一些小国面临的经济全球化风险决不比我们少，它们能够勇于参与，相信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也一定能够趋利避害。1、处理好国际关系：要协调好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关系，共享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中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早已形成“不应轻率地引发贸易摩擦。2、要推动内需：要在广阔内需基础上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企业要利用广阔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3、要转变产业结构：将全球价值链升级和国内产业结构转变结合起来，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融合，抓住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转移。要通过技术能力提升和品牌建设等，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和地位。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和地位。
6、运用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知识,谈谈中国应如何更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方向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一，继续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进一步推动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一是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谈判，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参与WTO改革，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做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者。二是并行推进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提升RCEP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契机，加快构建一个要素流动一体化大市场，以此发挥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积极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是我国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谈判和改革。二是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化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改革，增强对外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多头并举掌握外贸外资政策制定的自主权，以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来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而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第三，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深度融入国际一体化大市场。为此，一要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园区国际化建设，形成“一带一路”工业园区投资贸易合作机制，发挥园区在中国对外国际大循环中的枢纽功能。二要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重点加大对东盟国家进行有效的贸易和投资布局，提升10+1升级版相应的经济治理规则。三要借助进博会等平台，推进进口与投资便利化，加快建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过程中所需的中心枢纽城市和中心节点城市，形成强有力的中国大市场优势，进而支撑全球经济发展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现内生地改革。
第四，布局和试行央行数字货币，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结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一是发挥人民币作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的特殊作用，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需要发挥好新建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具体是，大力提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构参与国际金融机构规则磋商和制定的能力，履行其特殊定位功能，切实维护好多边投资利益，规避对外投资风险。三是稳步扩大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范围。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仍是“4+1”，即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我们要进一步地打造数字人民币的生态系统，包括它的技术基础设施，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地去提升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建立一套相应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来监管数字人民币 。而与会多位嘉宾均表示，随着数字技术在国际支付和结算领域的渗透，中国在数字货币试点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得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结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此为契机，我国应该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