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美关系紧张对汇率的影响
5月9日至10日，在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期间，美方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升至25%，并计划对额外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中美贸易再掀波澜，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周之内贬值超千点，收于6.845，而且是在美元指数走弱的情况下大幅贬值。中美贸易战下，人民币汇率将向何处去?
我们认为，中美贸易冲突迭起势必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但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贬值的空间都没有。而若中美贸易谈判走向缓和，人民币汇率仍将受到更多支撑：金融对外开放带来外资流入，以及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区间，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因素。
看形势：中美贸易战势必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
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是市场供求推动的结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提振了市场情绪，而与政策干预关联不大。而人民币汇率近期快速贬值，也与中美贸易谈判的反复相吻合(图1)。当前情境，与去年6月下旬美方决定加征关税后，人民币汇率的一波急贬有相似之处，但市场供求的主导性更强。当时，人民币中间价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贬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币中间价的变化也呈现出这一迹象，但市场供求是主导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贬值有待观察(图2)。上周期权市场反映人民币贬值预期快速蹿升，体现中美关系反复导致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转变。
看美元：人民币与美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元震荡偏强但缺乏持续大幅上行的动能，因此人民币汇率有阶段性的、较有限的贬值压力
当前，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现状尚未根本改变。近期受困于“火车头”德国经济的波折，欧洲经济复苏之路依然蹒跚反复，只有美国经济依然保持相对强势的状态。不过，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表现强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转圜、得益于全球风险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贸易关系走向恶化，这一切可能都会打个折扣。根据IMF的测算，对中美之间所有贸易征收25%的关税，将使美国的GDP下降0.3%-0.6%，使中国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国经济超预期的程度已持续弱于欧洲，其在中美贸易战中面临的“双输”冲击，将会进一步限制美元指数上行的空间(图3)。
看经济：外部冲击下需要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机械承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不太可取
中美贸易战最直接的冲击就体现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来，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贸易向2015-2016年的形势演化。2018年对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导致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对中国商品全面征收25%的关税，将对中国出口产生重大冲击。
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凋敝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减速的一条主线。2012年，中国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8%，当年中国GDP增速目标不再“保8”(从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业作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首要目标。国内政策也只进行了有限的宽松，继续践行房地产调控，当年4月12日人民币汇改也进行了一次比较实质性的改革，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0.5%扩展到1%;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从6%下挫至-3%，当年8月11日的汇改引入了人民币中间价的市场定价，国内政策在宽松基础上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
回顾过去，至少有两个启示：1)出口减速是倒逼中国加速改革调整的因素;2)出口减速要求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
当前中美贸易谈判正酣，美国率先加征关税，而中国不加干预，让人民币按市场供求方向贬值，是短期博弈的一个层面。但中美贸易谈判只要继续，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贬值的空间都没有：大幅升值，不符合当前人民币汇率并未明显低估的基本面，也会显著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并可能加剧不利的资本流动压力;大幅贬值，不符合秉持重商主义理念、施压中国迅速削减对美贸易顺差的美方诉求。目前来看，中美汇率协议的大框架或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汇率部分相似：更加注重汇率(调整)规则的“公平”，而不以促成美元大幅贬值为目的。何况，人民币也不是美元指数的构成货币!
如果中美贸易谈判走向缓和，那么人民币汇率仍将受到支撑。
第一个支撑是，金融对外开放带来外资流入。2019年，受益于MSCI提高A股纳入因子、富时罗素GEIS指数集合纳入A股、彭博巴克莱指数纳入中国债券，海外资金被动流入将大幅增加，规模保守估计在1000亿美元以上。对比2018年中国国际收支总差额为1087.7亿美元，该体量不容小觑。而且，海外还可能继续主动增配中国。目前，全球资金对美国资产的配置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超高配)，但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已经超过60%，中国又是新兴市场的佼佼者，海外资金的重新配置有望带来可观的外资流入。
第二个支撑是，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区间。
随着美联储暂停加息并于5月启动停止缩表计划，年初以来美债收益率震荡下行;倘若中美谈判走向缓和，以当前中国经济展现出的“韧性”，以及中国政府不“走老路”的决心，中国利率下行速度应不会太快。短期内，中美利差能够提供一定缓冲，但其走向取决于中美贸易战的形势
2、在岸美元兑人民币急跌650基点，未来的走势如何？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6.7040,调升960基点，再创近一个月新高。有分析认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调整是由于美元流动性泛滥造成的金融市场动荡引起的。在岸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指数报6.6825,连续两个交易日急跌650基点。而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有所收窄，市场预期趋于稳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活动放缓，加之疫情在全球扩散，导致全球避险情绪上升。美国6月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令市场担忧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前景。全球股市以及避险资产表现相对强势，给人民币多头造成了一定压力。在此背景下,7月15日早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境内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960基点，报6.7034。日内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960基点，报6.7028.这表明人民币汇率有所贬值。
在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贸易战压力，甚至加征关税的背景下，美元指数也出现了大幅下跌，人民币与美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局面。尤其是进入7月以来，人民币汇率连续调整后，中间价一度下跌至6.71,之后虽有回升，但仍低于7.1。尤其是近期人民币快速升值引发了市场的过度恐慌情绪，从7月1日到15日,10个交易日内累计升值超过8%。
这主要是受到短期市场因素的影响。比如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7月14日央行进行了100亿元7天逆回购操作600亿元，当日无逆回购操作，无逆回购到期量1200亿元，实现净回笼1000亿元。此外还通过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了500亿元。央行表示已连续6个月保持净投放200亿元资金的流动性充足状态。从目前国际资金流动状况看并未出现明显逆转的趋势。
3、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汇率是两个国家之间货币兑换的比，目前1美元等于6.79人民币，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使用人民币，那么就不存在汇率问题。美元兑换人民币为什么经常变动
在甲岛（中国）上，一双草鞋标价100元人民币，一支香水也是100元人民币；在乙岛（美国），草鞋标价10美元，香水标价100美元，这时候会发生什么？
美国商人会发现，出口1双10美元的草鞋，可以换来一支100美元的香水，这个生意太划算了。这个时候1美元兑换10人民币。
很快，在美国卖香水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国卖草鞋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快，中国一双草鞋需要80元人民币，一支香水160元人民币；在美国草鞋涨到20美元，香水价格跌到40美元。
草鞋与香水之间的套利被抹平，汇率稳定在4人民币兑换1美元。
在现实中，两个国之间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且每个商品的价格会不断的变动，所以汇率就会不断的发生变化。
目前，一个中国企业出口商品到美国，收到的美元先进入到银行，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交给企业。
中国进口企业在国外购买商品的时候，就需要用到其他企业挣到的这些美元了，所以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外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别人不认可人民币，只认美元。
汇率与什么相关？
1、国家经济增长水平
2、国家货币政策，也就是印刷的货币多少。
3、国家政策，国家可以干预汇率，使其脱离市场波动。
最近几年，人民币兑美元变化挺大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变化。
2015年汇改后，人民币结束了要么单边上涨，要么单边下跌的态势，有了更大的震荡空间。
汇率可以在一定区间波动，但如果只是单边走势，对经济发展没有好处，这个与股市提出慢牛是一个道理
4、中美贸易战又升级 美金对人民币汇率是多少
当前最新汇率换算：1美元=6.2752人民币元，以上数据仅供参考，交易时以银行柜台成交价为准。
5、二战之后主要货币兑美元的变化情况。主要货币：日元，英镑，马克
1949年-1973年2月份，日元和美元是固定汇率的，1美元兑换360日元
1971年-1978年
1971年8月5日，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宣布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1盎司黄金=35美元)，并加征10%进口税率，史称“尼克松冲击”。随着美元的大幅贬值，日元兑美元的固定汇率也出现波动，由360升值到306。
1973年2月，日元正式从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随后，日元兑美元持续升值，截至1978年末，汇率升至194.3比1，七年累计升值高达85.28%。
1985年广场协议后
1985年9月，日元兑美元在250比1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200比1附近，升幅20%；1986年底，进一步升值至152比1，1987年最高达到120比1
2、德国马克兑美元
1949年到1960年，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大家的兑换比比较稳定，基本在1德国马克兑换0.238左右，后来微调到0.26
71年起，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但马克和美元是固定汇率，变化不大
73-79年时德国马克升值的时候，从73年的0.4132到了0.5464
85后开始贬值，贬到了0.3448
6、中美贸易战推动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
贬值。一、看形势：中美贸易战势必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
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是市场供求推动的结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提振了市场情绪，而与政策干预关联不大。而人民币汇率近期快速贬值，也与中美贸易谈判的反复相吻合。当前情境与去年6月下旬美方决定加征关税后，人民币汇率的一波急贬有相似之处，但市场供求的主导性更强。当时，人民币中间价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贬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币中间价的变化也呈现出这一迹象，但市场供求是主导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贬值册悄有待观察。上周期权市场反映人民币贬值预期快速蹿升，体现中美关系反复导致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转变。
二、看美元：人民币与美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元震荡偏强但缺乏持续大幅上行的动能，因此人民币汇率有阶段性的、较有限的贬值压力
当前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现状尚未根本改变。近期受困于“火车头”德国经济的波折，欧洲经济复苏之路依然蹒跚反复，只有美国经济依然保持相对强势的状态。不过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表现强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转圜、得益于全球风险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贸易关系州尺渣走向恶化，这一切可能都会打个折扣。根据IMF的测算，对中美之间所有贸易征收25%的关税，将使美国的GDP下降0.3%-0.6%，使中国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国经济超预期的程度已持续弱于欧洲，其在中美贸易战中面临的“双输”冲击，困局将会进一步限制美元指数上行的空间。
三、看经济：外部冲击下需要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机械承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不太可取
中美贸易战最直接的冲击就体现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来，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贸易向2015-2016年的形势演化。2018年对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导致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对中国商品全面征收25%的关税，将对中国出口产生重大冲击。
其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凋敝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减速的一条主线。2012年，中国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8%，当年中国GDP增速目标不再“保8”（从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业作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首要目标。国内政策也只进行了有限的宽松，继续践行房地产调控，当年4月12日人民币汇改也进行了一次比较实质性的改革，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0.5%扩展到1%；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从6%下挫至-3%，当年8月11日的汇改引入了人民币中间价的市场定价，国内政策在宽松基础上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
7、国际贸易对利率的影响
2018年至今贸易战的影响既有预期层面的影响，也有实际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预期，货币政策必须积极。
未来怎么看？
结合过去贸易谈判的情况和中美双方的表述，我们认为，随着贸易谈判进展，汇率政策偏被动，这个时候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利率弹性，以应对与防范外部冲击、稳定预期，首要条件是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环境，其次是要保持利率向下的弹性。
虽然今年我们不可能再向去年那般进行债市的川普交易，但是我们依然有着可观的货币弹性空间和至少稳定的流动性环境，债市可以继续保持积极。
市场点评与展望
1. 策略展望：贸易谈判会如何影响利率与汇率？
中美贸易谈判再度出现剧烈变化，成为五一假期之后市场的主导因素，怎么看待贸易谈判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我们还是从货币政策出发展开讨论，首先分析贸易谈判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最后落脚到汇率和利率的分析：
1.1.贸易谈判和货币政策
回顾过去一年多中美贸易谈判进程，边打边谈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货币政策的演进：
2018年4月3日美方宣布500亿美元关税商品清单后，2018年4月17日央行宣布降准100个基点置换MLF；
2018年6月15日中美谈判破裂，美方宣布更新500亿美元关税商品清单，6月24日，央行宣布定向降准50个基点；
2018年9月18日美方宣布对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关税，10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降准消息。

2018年12月1日，中美谈判趋缓，在G20会议上中美双方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措施，并设定了为期3个月的谈判期限，3月2日期限截至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10%，直至另行通知。
5月6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25%，并于5月11日生效。5月6日央行盘前宣布对中小银行实施较低存款准备金率框架，释放2800亿元流动性。虽然央行在事后的新闻稿中只字未提贸易摩擦问题，但这次降准是2012年以来央行首次在5月实施，也是首次交易所开盘前降准，并且发生在特朗普推特数小时之后，应对外部风险稳定国内和市场预期的意味跃然纸上。

回顾贸易谈判过程，似乎可以简化得出一个结论：央行始终保持了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一方面当然是国内稳增长、调结构对流动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抵御外部风险的需要。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输入性风险”，表明对外部环境的重视。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近期央行还有两大行动：
其一是央行货币政策执行委员会委员马骏于5月10日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参照过去一年中美贸易摩擦几个阶段的实际影响来判断，即使贸易冲突按美国所威胁的版本升级，中国也采取相应的反制，这些措施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或者说会明显小于2018年股市反应所隐含的冲击力度。我们用经济模型的计算结果是，如果美国把来自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中国也实施相应的反制，这个情景对中国GDP增速的负面影响在0.3个百分点左右，属可控范围。”
“去年股市跌得很惨，部分原因是当时资本市场无法判断贸易摩擦对经济的真实影响，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另外，去年我国还面临着经济持续减速、影子银行融资渠道过度收缩、一些不当舆论冲击民企信心、减税等改革红利尚未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叠加对当时的资本市场信心造成了严重冲击。”
其二是4月金融货币数据公布之后，5月10日下午央行特意召开媒体吹风会就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其中就有货币政策如何应对外部冲击的问题。
孙国峰在回应中明确：“面对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我国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内外部不确定性。”
而周学东则补充到：昨天晚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接受了《金融时报》的采访，就外部冲击问题谈了一个观点，我很赞成。从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来看，国际贸易摩擦，更多的是对市场预期的影响，特别是心理预期。对心理预期和市场预期的影响要大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他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税加到25%，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也就是0.3个点，比我们感受的要小。当然，应对外部冲击说到底要看宏观经济自身怎么样，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看，还是从CPI、PPI，或从金融信贷数据来看，这些宏观数据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们心里还是有底气的。
显然，在应对外部冲击中，央行不可能坐视不管，一定会积极应对，所以此前我们的简单梳理贸易摩擦和货币政策演变并非简单拼贴。
更何况贸易摩擦本身对于实体经济确有影响，前文马骏的分析以外，海外牛津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测算结果也显示，在最新关税情形下，贸易战2019年对中国GDP的影响在0.3%-0.4%之间，和马骏的提法基本一致。

从应对实体经济下行压力的角度，货币政策更是责无旁贷，所以2018年至今贸易战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既有预期层面的诉求，也有应对实体经济增速下降的诉求，央行要改善预期和应对下行风险，投放流动性释放积极信号是首要选择。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就可以直接外推，对未来流动性保持乐观呢？
这里面必须要考虑汇率问题，因为涉及到货币政策独立性。
1.2.汇率约束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贸易谈判必定涉及汇率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明确中美两方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
美方的诉求主要是在贸易协议中必须加入和汇率有关的条款，即中国承诺不进行竞争性贬值，并且在干预市场方面保持透明，要求公布“国际储备余额和外汇市场干预的数据，以及季度国际收支平衡数据和其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开报告的数据，以避免汇率操纵。”同时要求中国信守诺言。

对于汇率，中方的态度可以概括为：
（1）不搞竞争性贬值；（2）货币政策以国内为主；（3）加强汇率逆周期调节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


易行长在两会期间的答记者问基本将贸易谈判所引致的汇率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清晰的回答。
结合过去贸易谈判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在贸易谈判进展顺畅时，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或者走强，在贸易谈判曲折反复甚至陷入僵局时，人民币有所走弱或者贬值压力上升。
固然这里面可能有谈判本身对于市场预期和行为的影响。
但是人民币汇率随着贸易谈判的进程而出现波动似乎由来已久。
就本轮而言，2018年5月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谈判，在此之前美元指数大幅上升，人民币并未跟随贬值，6月15日谈判破裂，人民币迅速贬值；12月1日中美设定3个月谈判时间，在此期间，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人民币汇率跟随美元指数的下跌而升值，随后美元指数在高位保持稳定，人民币继续小幅升值，在近期特朗普宣布提高关税后，人民币显示出贬值的趋势。总接来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是在美元指数的基础上，随着贸易谈判的节奏上下波动。

上述波动一方面是市场预期的行为反应，另一方面也是谈判过程中的策略运用。但是从方向来说，考虑中美贸易顺差情况，人民币单方面贬值的可能性甚小。

既要宽松政策稳定预期，又要汇率稳定促进贸易谈判。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如果汇率相对稳定甚至有所升值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对的空间和弹性如何？毕竟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利率上。
首先来看利差约束。

（1）外部形势：美债利率下降
一方面是外部形势的变化，随着全球周期下行以及美联储暂停加息，美债利率自2018年末开始下行，中美货币周期由冲突走向趋同，利差压力大大减小。

（2）实际思路：如何保持资本流动和汇率平稳？
事实上，即使在前期美债收益率上行时期，我国也做到了压减利差的同时保持资本流动/汇率平稳。
我们在前期报告《鱼与熊掌能否兼得？》中指出，
利差主要反映的是汇率和资本流动压力。考虑2种情况：
如果通过干预手段，稳住汇率，逆转市场贬值预期，进而使得资本流失压力稳定，则由于汇率被“逆周期调控”，那么利率可以获得一定的空间，利差约束相对“偏软”，甚至在强干预下，利差完全可以不成为约束：

另一种情况是，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不在汇率。汇率自由浮动原本可以平衡内外压力，但研究表明：在新兴市场，由于不存在自然汇率，贬值预期会自我叠加，使得汇率自由流动加大资本流失压力——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不成立，往往成立的是“二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只能二者取其一）。这种背景下，大国央行着重选择的仍是货币政策独立，那么，其实宏观调控的方向主要是资本流动管控，这种背景下，利差则是“弱约束”。
如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是汇率的“行政干预”或者要着力于管控资本项目流动，则利差是一个“弱约束”，利率会释放出明显的空间。在这种思路下，我国的外储消耗不大，内生贬值压力降低。

1.3.汇率和利率的未来可能走向
贸易战对于利率的影响，主要存在两个逻辑线条：
（1）防范贸易摩擦风险，稳定预期：
不管贸易谈判进展如何，目前贸易战对外需的冲击已成定局，2019年外需已经开始下降。

除此之外，贸易战还带来对市场信心的影响：
去年股市跌得很惨，部分原因是当时资本市场无法判断贸易摩擦对经济的真实影响，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另外，去年我国还面临着经济持续减速、影子银行融资渠道过度收缩、一些不当舆论冲击民企信心、减税等改革红利尚未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叠加对当时的资本市场信心造成了严重冲击。
——马骏2019年5月接受《金融时报》采访
风险的表现之一是市场的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举例来说，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利率可以达到300%多。刚才说货币市场利率是2.6%左右，上限是百分之3点多，下限是0.72%。外部冲击可能导致利率达到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几百。所以货币市场如果受到预期或者外部冲击，波动可能很大，政策要防止这些风险在市场之间的传染。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018年12月在长安论坛上的讲话
人民银行始终高度重视外部冲击的影响，我们将前瞻性地做好相关政策储备，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018年7月答记者问
央行要改善预期，对冲外需下行，投放流动性、释放积极信号是必要选择。
（2）汇率先行，利率被动应对
如果贸易战谈判演进到汇率层面，应对美方对于汇率的要求，人民币汇率被动升值，从而导致利差的被动收窄，利差反而受制于汇率，这可以从80年代日德经验看。
80年代，美日、美德贸易摩擦为代表的贸易战情况下，在美国压力下，日元、德国马克被迫升值。以日本为例，80年代，日元的汇率相对于国内的政策明显是先行的（外生），日本的国内政策随之调整：
由于存在持续的升值压力，日本央行为了释放这一压力（降低投资日元资产的收益，遏制日元升值）、刺激国内经济（宽松货币政策），日美短端利差大幅收缩，同时也带动了长端利差的显著收缩。日元升值伴随了日美利差的收敛（转向了负利差）。

因而，利率作为防范外部冲击，稳定预期的工具，首要条件是充足的流动性环境；此外，如果汇率先行，利率被动反应，则可能伴随中美利差的收窄。
总结来看，
（1）贸易摩擦谈判过程中伴随着多次降准和货币宽松信号。
（2）2018年至今贸易战的影响既有预期层面的影响，也有实际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预期，投放流动性释放积极信号是首要选择。
（3）汇率稳定是美方主要诉求之一，这也是缩减中美贸易逆差的要求。既要宽松政策稳定预期，又要汇率稳定促进贸易谈判，既要又要的政策诉求似乎受制于汇率-利差约束。
（4）然而，一方面，外部形势发生变化，美债利率自2018年末开始下行，中美货币周期由冲突走向趋同，利
8、战争对美元汇率的影响
美国过去总是在石油产地进行战争，其中就有支持美元地位的作用。因为目前国际石油市场使用美元结算的，而石油价格会因为石油产地爆发战争而飙升，美元也会随之提升地位。
伊拉克战争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欧元的强势被彻底打掉。
(8)贸易战美元汇率如何变化扩展资料：
美元(United States dollar 货币缩写:USD;ISO 4217货币代码:USD;符号:USA$)是美利坚合众国、萨尔瓦多共和国、巴拿马共和国、厄瓜多尔共和国、东帝汶民主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基里巴斯共和国和帕劳共和国的法定货币。
流通的美元纸币是自1929年以来发行的各版钞票。
1792年美国铸币法案通过后出现。当前美元的发行是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控制。
自1913年起，美国建立联邦储备制度，发行联邦储备券。现行流通的钞票中99%以上为联邦储备券。
美元的发行主管部门是国会，具体发行业务由联邦储备银行负责办理。
在二战以后，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达成协议同意使用美元进行国际支付，此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国际货币。
截止2021年12月16日晚10点，里拉对美元汇率已经超过15.6，创下新低。2021年以来，里拉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50%。
"$"是美元标志的一种代表符号。
提起"$"的由来，要追溯到16世纪初，当时西班牙铸造了一种名为"PESO"(比索)的银元。
这种银元的图案，一面是皇冠和王徽(狮子和城堡)，一面是两根柱子。根据西方神话，它们是大力士赫居里斯的柱子，代表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山峰。
相传，很久以前，欧洲和非洲，彼此连接，后来被大力士赫居里斯拉开。
1732年墨西哥城用机器铸造出一种"双柱银元"，其图形与"PESO"差不多。只是在两柱之间加上了东西两半球的图案，两柱上各有一条卷曲成"$$"状的图形。时间久了，人们就将"$"视作银元的记号了。
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不少的国家采用"$"作为本国货币符号，因此，有时为区别这些国家(地区)的货币(包括美国)，会在"$"前加上该国(地区)的英文名称缩写，如美元(USA$)，加元(CAN$)，港元(HK$)。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写作"$"。
关于这个美元标志的由来，有许多说法，其中较为普遍的有两种。
一种说法认为，这个符号是将一个写得较窄的U放在一个写得较宽的S上形成的，所以它代表了美国(United States)的美元符号。另一种说法却指出，它是PS叠合写法的演变。PS是18至19世纪期间美国的一种圆形硬币比索(Pesos)的缩写，这种硬币在1974年美国正式建立造币厂以前一直在全国通用。
后来美国政府认可了$这个符号作为新货币的一个单位，即一美元。在书写时，$要摆在数字前面。如1美元应写成$1，50美元写成$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