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理解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时代意义
原文在这里
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要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漫长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它既有过支撑中国传统文明灿烂发展的千年辉煌，也有过在西学东渐的现代化门槛上被新文化运动扫地出门的百年式微。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理性文明危机的加深和全球范围内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反思，儒家文化在中国大陆逐渐开始复兴。从20世纪后期学术界关于海外新儒学研究的兴起，到本世纪初国学热的出现，儒家文化在思想界和理论界重新恢复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无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还是对于人类社会应对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下的儒学热、国学热中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例如，有些研究者在反思现代性危机时不顾启蒙精神重要的历史作用和价值而予以全盘否定，而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又不顾儒家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而全盘肯定，甚至不加分析地对之予以美化和神化。这种对待中西文化的非此即彼的片面的和非历史的态度，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对于中国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上的提升，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通过对现代新儒学和国学热中各种观点的具体研究，我们应当对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精神作出具体的、全面的和历史的分析，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各种文化精神积极对话、交流整合。这样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新文化精神的健康生成，是有积极意义的。
现代性的危机与启蒙的反思
启蒙和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一方面，从人类近现代历史发展来看，启蒙精神的生成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日益发达的理性文化精神和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地加速发展。不仅西方发达国家从启蒙精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另一方面，从迄今为止的近现代历史发展结果来看，启蒙和现代性的局限性和其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人类正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因此，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限度，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都进一步表明，启蒙的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远未解决的开放性的课题，都是重大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
应当说，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很多思想家自觉地反思启蒙精神的内在局限性，揭示现代性的危机特征和消极后果。其中不乏当代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大家，例如，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哈贝马斯等。由于这些思想家置身于发达理性文化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成果之中，同时也亲身体验了现代性的危机及其消极后果，因此，他们关于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包括中国的理论家很难企及的。但是，西方理论界的启蒙反思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虽然当代西方思想家大多反对“西方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的价值立场，但是由于缺乏对西方之外的丰富文化资源的理解，以及对自身文化的某种不自觉的优越感，因此，他们只是从西方文化资源内部去思考启蒙的局限性和解决问题的出路。在这种意义上，包括现代新儒学、国学等领域在内的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就具有某种独特性，他们把西方启蒙精神之外的丰富文化精神都纳入自己的视野，特别把与西方文化同样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儒家思想作为反思启蒙和现代性的重要借鉴和参考，这样，就为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开辟了新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具有深厚儒家文化积淀的亚洲国家的现代化的加速和成功，随着中国这一具有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大国在世纪之交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问题就吸引了更多的东西方学者的目光，成为启蒙反思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课题。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这一课题的提出和成功解答，不仅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都将产生十分重大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的传统与现代
现代新儒学首要的文化使命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推动儒学的复兴。“所谓‘现代新儒学’，是在辛亥或五四以后，主要是‘后五四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泊’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特别是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的基本价值，并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的一种学说、一个流派或思潮。”①而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复兴儒学，首先要解决的是传统和现代的文化价值冲突问题，从而解决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根基问题。所以方克立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家“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②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几代的现代新儒家所关注的共同问题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具体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即儒学同现代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总体适应问题，也就是儒家伦理和文化精神同西方理性启蒙思想的融合问题。第一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在五四时期就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他们承认中国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主义做法。在他们看来，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仍有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因素，然后与西方理性文化相会通，吸取西方文化之所长来弥补儒学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主导倾向是推动儒学适应现代西方文化价值。20世纪50年代之后，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继承了第一代新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更加明确地提出要以“心性之学”为儒学的正统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在中西方文化冲击和融合的基础上，推进“第三期儒学”的发展。他们同第一代新儒家一样，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价值，努力论证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精神同西方现代理性精神的契合与一致。“现代新儒家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文化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他们希望以科学知识系统作为‘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以民主政治作为‘新外王’的第一要务，充实中华文化生命的内容。也就是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为科学和民主立根，以西方的知性和正道补正、扩充和发展儒家外王之学。”③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代，以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应当说，在强调儒学的当代价值、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理性文化的对话和融合方面，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继承了前两代新儒家的价值立场。这一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起飞和现代化进程加快从一个侧面引发了人们对儒家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价，西方发达国家理性文化危机加深导致人们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的深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这种大背景下，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自信进一步增强，对西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也更为深刻。由此，他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思考传统和现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从而使得他们关于启蒙的反思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具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应当说，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和遭遇的困境、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等，都使得我们关于“复兴儒学”这一问题的思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老文化精神到底能否与现代化对接？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对接”？在什么意义上“不能对接”？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人类文化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合理定位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用？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充分肯定现代新儒家、国学家和其他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还远未获得令人信服和令人满意的成果。实际上，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有的学者主张弘扬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弥补现代理性文化精神和启蒙价值的不足；有的学者则强调东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以及更多的文化资源的对话、交流和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还有的学者则把按照“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逻辑把儒家思想文化和西方启蒙精神简单对立起来，主张用儒学的复兴取代已经陷入深重危机之中的西方理性文化，④这种极端的观点，在一些现代新儒家和国学家那里也不少见。
在这一问题上，第三代新儒学代表——杜维明启蒙观的情形比较特殊。应当说，同前两代新儒学思想家相比，杜维明对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现代性的复杂命运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更为直接的体验，因此，他关于西方启蒙思想遭遇和儒学文化当代命运的理解更为全面，更具包容性。一方面，他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具有充分的国际交流的学术视野，因此能够冷静地判断儒学的当代价值的限度，他在揭示西方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负面时一直坚守启蒙的核心价值，同时，在阐发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时也没有忽略其局限性和“阴暗面”，因此，杜维明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中缺乏民主等现代文化精神，因此必须经过现代转型才能与西方启蒙精神及其他文化精神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才能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⑤另一方面，虽然杜维明已经意识到，儒家文化即使经历了现代转型，也不可能取代西方启蒙精神，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资源来支撑现代化。不过，杜维明的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儒家文化的历史制约和内在局限性，但是从年轻时代就确立起来的推动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又常常使他把儒家学说理想化，脱离开儒家思想文化产生和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构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和儒学的当代复兴的前景，并由此强调形成以儒家伦理支撑的另一种现代性，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⑥在这种“美好的愿望”支配下，在没有对东亚工业或者亚洲现代化内在的文化资源和价值取向做出实证研究的情况下，仅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获得了现代化的成功这一结果，就做出东亚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对接的成功典型的结论，的确缺乏说服力。不难看出，上述两个方面实际上显示出杜维明启蒙观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如何把握儒家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
在破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把握各种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定位。特别是关于儒家思想文化，我们一定要形成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和全面的分析把握，不能脱离儒学产生和赖以发生作用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确立“儒学复兴”等笼统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在这一问题上，当前的“国学热”就明显存在着不做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而笼统地美化传统儒家文化的倾向。从总体上看，儒学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土壤是农业文明、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等，这些社会条件和土壤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进而，儒学的主旨是维护等级制度、等级秩序，缺乏启蒙理性和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民主、正义等核心价值。在这方面，杜维明虽然意识到儒学内在缺乏民主的价值取向，但是，他认为儒家文化中包含着正义等核心价值，这是一种表面化的、不确切的解读。正如张锡勤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所谓“公平”和“公正”思想是以维护等级制和等级秩序为大前提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乃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等级不平等的大前提下追求、实现公正、公平的。在古代，即使最公正、公平的人，也不可能突破阶级压迫、封建剥削的大格局”。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全面复兴儒学，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并且期待以儒家伦理来支撑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张锡勤指出：“概言之，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宗族制的社会结构乃是传统儒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母体。而到近代，中国历史既已发生历史转折，古老的中国社会业已艰难曲折地转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价值观念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传统儒学的主流、统治地位势必随之终结。”⑧包遵信也同样强调了儒家整体地和全面地复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基本价值同现代文化价值是不相容的。他在讨论现代新儒家关于儒学文化的“内圣”和“外王”的“强”与“弱”的争论时指出，现代新儒家提出要使儒家文化的“外王”更强一些，更富于弹性，以便让它能够兼纳科学和民主，这是不确切的说法。在他看来，“强”与“弱”是我们站在今天的文化价值系统的评价，从传统文化自身说，却完全与它的价值系统相一致，新儒家既然肯定“内圣”的“道统”地位不能变，他们实际要维护的也正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而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是科学和民主政治。“如果儒家传统价值系统不变，科学和民主又怎么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即使有了科学和民主，又怎么能有效发挥它们的功能呢？新儒家企图不触动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把科学和民主当作‘外王事功’纳入中国文化，以为这样办就能实现儒家的现代转化，岂非过于天真，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团泡影。”⑨
当我们这样来判定儒家文化的社会历史定位，并非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一种完全消极的和悲观的态度。相反，只有我们丢掉那种从总体上或者整体上让传统儒学复兴，让它承担替代现代启蒙精神而拯救人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才可能真正脚踏实地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儒家文化精神中优秀要素的当代价值。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确立的理论基点在于：第一，弘扬传统文化，不是为了把传统儒学整体搬到今天并使之复兴，而是为了塑造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就特别突出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文化价值。第二，重视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重点不在于使之成为刺激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而在于使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文化平衡机制或制约机制的作用，修补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负面后果，对其形成合理的价值约束。第三，我们重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和内在关联问题，不是要用它来替代或者否定启蒙精神，不是运用儒家伦理来支撑一种与西方启蒙精神完全不同的现代性，而是为了积极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从而共同塑造有益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新的文化精神。在这种意义上，杜维明的许多探索对于我们的启蒙反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儒家思想的当代社会价值?
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必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科学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面对我们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和泱泱古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感受着现当代社会文化融合带给我们的芬芳。源远的儒家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使我们树立远大理想，激扬爱国之志，陶冶精神情操。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辩，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命题的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万物一体”论的形成，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这种主流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文化百花齐放的今天，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宗法和唯心主义，弘扬其整体、和谐、统一的合理内容，树立严谨的人文科学态度，进而使先进的文化传统得到繁荣，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束缚
纵观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发展，特别是在长期的君主专制社会中，无论是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学术、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物宝藏，一直到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都可以说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息息相关，在儒家思想传承的过程中，精华与糟粕杂陈。到当代社会仍然有许多不好的或糟粕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我认为这种负面上的影响主要有二个大的方面。
1、君主专制制度和专制主义思想的惯性，对当代社会影响深远。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最为活跃。诸侯国日益强大，逐鹿中原，争霸称雄，征战不已。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重视，“重士”、“征士”、“养士”成为一种风气，思想相当活跃。他们对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及自然界进行了新的观察探讨，出现“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儒、墨、道、法、阴阳、名辩、纵横、兵、农、杂家及史家等各种学派，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吸收补充，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为以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思想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或实学等，对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哲学宗教、学术理论等都有所发挥或发展。但是，这种发展越到后来也越为缓慢，乃至成为八股教条而僵化，科举考试只能在经书中寻章摘句作文章，特别是尊卑贵贱，君道臣节，专制主义尤为严重，这也是影响当代社会人文思想的根源所在。
中国君上专制的历史很长，从商代开始，君主就自称“余一人”，以示其独尊无二。周代君主称为“天子”，开始“奉天承运”，管治兆民。春秋战国时，法家主张君主专制独裁和中央集权。在传统的治国之道中，儒家主张仁政德治礼教，被称为“王道”。法家强调“不贵义而贵法”，“以法为本”“以法为教”被称为“霸道”。其实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通互补的。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当然是肯定德政礼制，否定政刑。但是，他又称赞法家的代表人物郑国大臣子产的“宽猛相济”。孔子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所谓“猛”，即最严刑酷法，不惜民残的。“宽猛相济”，亦可谓德法互补、礼刑结合，这种传统的影响也很大，以后儒法结合即源于此。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到了秦始皇，依据法家学说，厉行法制，富国强兵，削除六国，建立起中央专制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采取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颁布严厉的刑法，建立起绝对皇权。西汉初年，鉴于秦法繁苛，以致很快灭亡的教训，曾实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但仍坚持了秦朝的法制原则。以后历代的儒法互补、儒法结合、外儒内法等，实际上都是“宽猛相济”，“霸王道杂之”，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基本传统。正是由于这种专制的长久性和固有性，使得我们很容易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看到它的影响，如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官僚主义、以权代法、权大于法、贪污腐败等种种现象也就顺理成章。
2、儒家思想长久的文化专制氛围，对当代社会思想的束缚不可低估。
在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传统也是相当长久的。春秋战国虽然是百家竞说，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影响吸收，但是仍然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如孔子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己”和孟子的“辟杨墨”即是。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废封建改郡县制，是个进步。但是他接受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开端。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坑”与“尊”正相反，但君主统治的文化专制则是一样的。从汉代起，历代王朝实行的多是儒法结合，或曰“外儒内法”、“霸王杂之”，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又有儒释道结合，但孔子儒家思想的地位仍然高高在上。儒家被视为官学，科举考试只能在经书中寻章摘句作文章，八股教条严重束缚了人们思想的发展。最为严重的还有文字狱，统治者可以从奏议文书乃至诗词、书信中寻找某些词句任意歪曲，制造冤狱，杀头或流放。从秦始皇“焚书坑懦”开始，到以后的历朝历代文字狱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近代中国的落后和所经历的屈辱无不是这种专制思想束缚的结果。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为摆脱外国列强压迫和国内专制统治，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同时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民主民权、自由平等、进化论、人权说，进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但是并未能改变专制统治，专制主义和专制思想可谓根深蒂固。五四新文化运动热情宣扬民主和科学，宣传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猛烈进攻，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思想解放，发现自我，追求真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出路。但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这个启蒙运动未能彻底进行下去。毛泽东就曾说过，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民主和科学，立下了伟大的功绩，但是，那时还只是开始。要使全国人民完全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力气，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时曾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各种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他还谈到，在我们党政机关存在的特权、家长制、官僚主义、以权代法、贪污腐败等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提出肃清封建主义传统影响，“解放思想”，“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逐步贯彻实行。
二、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的传承，除去糟粕外，仍有许多精华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应该给予肯定。我认为儒家思想在关于人的问题上表现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对于人生价值的内涵、类型、层次、标准等问题，都有充分而精辟的论述，这些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人生价值观包含着对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观点，包含着怎样做人，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的看法。人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也与一定的自然环境发生联系。怎样做人，实质上就是怎样对待自己，以及怎样对待与自己构成相互作用的其他三组基本关系。这三组关系是：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正是通过对待自我、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关系而实现的。
1、关于人与自我的关系。
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一个人格塑造的问题，人格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人品。什么是具有崇高人格的人，怎样才能达到和保持崇高的人格？这是古代思想家所热心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人人应具有独立的意志，也就是肯定人人都具有独立人格。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的崇高人格，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动摇。庄子也提倡崇高人格，他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认为至人具有不受任何环境影响的独立精神和自主精神。庄子还提倡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主张从万物平等无差别，即没有价值区别的理念出发，超越自我，以与天地同在。儒家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相比较，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就是儒家为了保全仁义道德价值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典型表述，这些论述对后世深远影响。不难看出要正确对待自己，塑造崇高人格，最关键的就是要正确对侍生命与道德、人格的关系。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是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价值。
2、关于人与他人的关系。
人与他人的关系是关于人伦与群己的关系问题。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者提倡人与人应当互相亲爱，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并对人伦的准则与规范有着详细的论述。苟子论述人类合群的必要性时提出“群道”的概念，他认为，人所以能群，在于有职分与道义；合群是人类能够战胜万物的保证。苟子重视合群之道，强调对待他人的方法要得当，这就为妥善对待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群休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的依据。儒家思想的仁、礼、和、义、信，就是关于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仁”，是孔子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其含义是“爱人”“泛爱众”。孔子解释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我具立，人我具达，也即是人人和谐。孔子提倡爱人，但又承认等级差别。墨子主张兼爱，谓“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孔子的爱人和墨子的兼爱都表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礼”是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孔子重视礼，说：“不知礼，无以立。”认为必须知礼才能自立，自立然后才能立人。他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主张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礼，以达到仁的境界。也即以礼待人，尊敬他人。应有的礼节、礼貌还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行为规则。儒家以“和”为价值的中心原则，“以他平他谓之和”，“和”是不同事物相互联系、会聚而得其平衡，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此外“义”的基本意义是公正，公正是对待他人应有的规范。“信”则是诚实、信用、守信。认为朋友之间应当遵守信用。信用是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时代最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
3、关于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民族是历史形成的一定人们组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汇合而成的统一体。国家既指政权，也指该政权治理范围内的国土和人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以关心社稷民生，维护民族独立和捍卫中华文化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传统，以爱国主义为人生的崇高价值。中国古代还提倡“忠”，忠的原则是对别人尽心尽责。到了汉代以后转义为对国君尽忠，强调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以维护君主专制。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废除了君主，尽管对儒家思想的“忠”我们曾一度存在偏见，但是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大力提倡的“忠”，是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忠，是责任心、事业心的体现。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每一个国民的崇高职责。
4、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人应当怎样对待自然是入类社会必须首先和着重解决的问题，也是历来中国哲学探讨的一个根本问题。古代所论“天人之际”的“天”含义多样，一般是指自然界，“人”指人类，“天人之际”主要就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孟子最早提出“知性则知天”的天人统一思想，认为人性是天赋的，天与性相通，知性也就能知天。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说，宣传人体结构与天体结构相副的“天人相类”的观点。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强调天道与人性的统一。至于“天人之分”说，主要有苟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说法，含有征服自然的思想。再就是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认为天与人各有特殊的功能，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不同的。应当指出，“天人合一”说，是侧重于宣扬天人的统一，但并不排斥天人的区别，而承认区别正是强调统一的前提。此外，在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儒家思想还有“因任自然说”，即自然界是和谐美好的，应当排斥一切人为，以免破坏自然状态。“控制自然说”，即主张治理自然，利用万物以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相互协调说”，即要重视自然变化及其规律的客观性，掌握自然规律，又要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获得完满的成就。这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为最高理想。
综观上述四个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关于人生价值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观点，它构成了互相联系的统一的人生价值观。正确对待自己是正确对待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基础，而一个人人生价值的完满实现，又是通过正确处理与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关系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是统一的。
3、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何价值
政治和谐的基石：为政以德
孔子认为，“德”在治理政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因此，执政者应施行德治，用道德来教化民众，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落实在“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实践层面上，这就要求执政者在政权建设时重点要做好五件事：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诚信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在农闲时役使百姓。执政者把这些事做好了，实际上就实现了政治和谐，社会也得到全面发展。
“为政以德”是孔子政治和谐思想的基石，那么“德”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执政者怎样做才算达到“德”?在孔子看来，作为政权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就要像泰伯一样“三以天下让”，“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德”的核心是“让”，泰伯为了父亲的遗愿让天下给三弟季历，在孔子看来，是最高的德性。在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礼乐崩坏，各地诸侯为了夺取权势到处杀戮，使民众流连失所，整个社会出现“白骨露千里”的惨状，面临惨淡的社会，孔子多么希望执政者少一份欲望、多一份责任，像泰伯一样，让出自己的权力，那么社会就没有了血腥的局面，民众则可以生活在其乐融融的社会中。与为权势而争斗相比，泰伯的让难道不是“可谓至德”吗?另一方面，执政者也应关注民风，合理引导。整个社会真正的和谐必定是老百姓所构建的群体平衡，厚德的民风也是社会和谐的反映。而底层民众的和谐主要靠执政者合理的引导，他们既能“众星共之”，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也能揭竿而起，推翻政权，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怎样培育厚德的民风?孔子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老百姓不可能像士大夫那样为了国家政权而煞费心血，英明的执政者应是引导他们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的祖先，通过这样的形式让老百姓形成对祖先的孝，进而实现对国家的忠，这样国家就会安定，社会就会得到和谐发展。
孔子倡导以德治国并不反对以法治国，他也认识到法令的重要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无耻。”(《论语为政》)有一次，季康子曾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执政者应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措施，而不应片面强调杀戮，只有这样，政权才能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否则，必然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对。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以道德自律为主的社会机制，因为道德是法律文明的内在、深层的精髓与内核，是法律文明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的最终目标，是法律的最高原则。法律和道德是作为主体人参与社会活动要受到的两种控制力量，如果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与法律相抵触，拒绝遵守法律，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从根本上说，法律的社会认同离不开道德教化，只有借助道德教化的力量，使法律条文转化为道德的善恶判断标准，才能对社会成员产生实效，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政治和谐的内容：行之以仁
现代国家实行公共管理的关键是在于建构起人与人之间能够产生“仁”的责任，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价值导向应该对人性起重要的引导作用，使社会成为一个由真正善良的人来治理的政治共同体。孔子“仁”的思想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建立在关注人、保障人、凝聚人与引导人的目标之上，以人的自身和谐为出发点，正确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实现人际和谐，为寻求和谐社会的建构寻找一条现实的途径。因而，作为一种内化于人的行为之中的“仁”比外在的法律、权力等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更加现实的约束力和规范力，只有这样社会的整合与和谐也才将会更加有效。
政治和谐的途径：约之以礼
约之以礼是实现政治和谐的途径，对执政者来讲必须以礼待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主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就会忠于君主，君臣之间和睦相处，整个国家政权管理层一定会出现和谐的局面，政权的和谐必定实现社会的和谐；如果执政者“为礼不敬”(《论语八佾》)，那么政权就得不到和谐，国家也会很快瓦解。另一方面，好的执政者绝不应该用武力去强迫人们接受他的管理，而应该以礼为武器，去征服民心，让人们心悦诚服地追随自己：“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居易使也”(《论语宪问》)，如果这样“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孔子所提倡的不是僵化的“礼”，而是人们内心真情的流露：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诱导人们向自然摄取更多的资源，以满足社会的需求，随之而来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就凸现出来，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人们内心的躁虑也不断增加。这些问题的解决，仅靠个人是无法完全解决的，必须靠政府加以引导，也就是说是政府在推进技术革新、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要下大力气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不仅是政府的社会责任，而且也是执政能力的体现。孔子一生倡导的为政以德、行之以仁、约之以礼的思想，最终目的是为实现自己构建的大同社会。这个理想的社会关键靠政权来推进，没有稳定和谐的政权，怎能实现和谐的社会?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使“社会更加和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表明我们党高度重视国家的政权建设，因为政权建设不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而且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实现。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不仅要遵循社会法则，更重要的是回归传统文化，重新整理传统思想中的精髓，以企先哲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能够再次绽放出崭新的花蕾希望采纳为答案 谢谢
4、儒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
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