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美关系紧张对汇率的影响
5月9日至10日，在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期间，美方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升至25%，并计划对额外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中美贸易再掀波澜，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周之内贬值超千点，收于6.845，而且是在美元指数走弱的情况下大幅贬值。中美贸易战下，人民币汇率将向何处去?
我们认为，中美贸易冲突迭起势必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但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贬值的空间都没有。而若中美贸易谈判走向缓和，人民币汇率仍将受到更多支撑：金融对外开放带来外资流入，以及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区间，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因素。
看形势：中美贸易战势必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
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是市场供求推动的结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提振了市场情绪，而与政策干预关联不大。而人民币汇率近期快速贬值，也与中美贸易谈判的反复相吻合(图1)。当前情境，与去年6月下旬美方决定加征关税后，人民币汇率的一波急贬有相似之处，但市场供求的主导性更强。当时，人民币中间价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贬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币中间价的变化也呈现出这一迹象，但市场供求是主导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贬值有待观察(图2)。上周期权市场反映人民币贬值预期快速蹿升，体现中美关系反复导致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转变。
看美元：人民币与美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元震荡偏强但缺乏持续大幅上行的动能，因此人民币汇率有阶段性的、较有限的贬值压力
当前，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现状尚未根本改变。近期受困于“火车头”德国经济的波折，欧洲经济复苏之路依然蹒跚反复，只有美国经济依然保持相对强势的状态。不过，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表现强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转圜、得益于全球风险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贸易关系走向恶化，这一切可能都会打个折扣。根据IMF的测算，对中美之间所有贸易征收25%的关税，将使美国的GDP下降0.3%-0.6%，使中国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国经济超预期的程度已持续弱于欧洲，其在中美贸易战中面临的“双输”冲击，将会进一步限制美元指数上行的空间(图3)。
看经济：外部冲击下需要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机械承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不太可取
中美贸易战最直接的冲击就体现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来，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贸易向2015-2016年的形势演化。2018年对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导致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对中国商品全面征收25%的关税，将对中国出口产生重大冲击。
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凋敝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减速的一条主线。2012年，中国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8%，当年中国GDP增速目标不再“保8”(从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业作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首要目标。国内政策也只进行了有限的宽松，继续践行房地产调控，当年4月12日人民币汇改也进行了一次比较实质性的改革，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0.5%扩展到1%;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从6%下挫至-3%，当年8月11日的汇改引入了人民币中间价的市场定价，国内政策在宽松基础上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
回顾过去，至少有两个启示：1)出口减速是倒逼中国加速改革调整的因素;2)出口减速要求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
当前中美贸易谈判正酣，美国率先加征关税，而中国不加干预，让人民币按市场供求方向贬值，是短期博弈的一个层面。但中美贸易谈判只要继续，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贬值的空间都没有：大幅升值，不符合当前人民币汇率并未明显低估的基本面，也会显著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并可能加剧不利的资本流动压力;大幅贬值，不符合秉持重商主义理念、施压中国迅速削减对美贸易顺差的美方诉求。目前来看，中美汇率协议的大框架或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汇率部分相似：更加注重汇率(调整)规则的“公平”，而不以促成美元大幅贬值为目的。何况，人民币也不是美元指数的构成货币!
如果中美贸易谈判走向缓和，那么人民币汇率仍将受到支撑。
第一个支撑是，金融对外开放带来外资流入。2019年，受益于MSCI提高A股纳入因子、富时罗素GEIS指数集合纳入A股、彭博巴克莱指数纳入中国债券，海外资金被动流入将大幅增加，规模保守估计在1000亿美元以上。对比2018年中国国际收支总差额为1087.7亿美元，该体量不容小觑。而且，海外还可能继续主动增配中国。目前，全球资金对美国资产的配置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超高配)，但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已经超过60%，中国又是新兴市场的佼佼者，海外资金的重新配置有望带来可观的外资流入。
第二个支撑是，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区间。
随着美联储暂停加息并于5月启动停止缩表计划，年初以来美债收益率震荡下行;倘若中美谈判走向缓和，以当前中国经济展现出的“韧性”，以及中国政府不“走老路”的决心，中国利率下行速度应不会太快。短期内，中美利差能够提供一定缓冲，但其走向取决于中美贸易战的形势
2、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所贬值,引起人民币贬值的原因
去年人民币贬值的原因就是美元走强，美元对多数货币都是升值的
同样人民币也升值，它只对美元贬值了，所以分析原因应该从美元走强来看，去年投资回流美国的经济还是比较好的
3、国际贸易对利率的影响
2018年至今贸易战的影响既有预期层面的影响，也有实际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预期，货币政策必须积极。
未来怎么看？
结合过去贸易谈判的情况和中美双方的表述，我们认为，随着贸易谈判进展，汇率政策偏被动，这个时候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利率弹性，以应对与防范外部冲击、稳定预期，首要条件是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环境，其次是要保持利率向下的弹性。
虽然今年我们不可能再向去年那般进行债市的川普交易，但是我们依然有着可观的货币弹性空间和至少稳定的流动性环境，债市可以继续保持积极。
市场点评与展望
1. 策略展望：贸易谈判会如何影响利率与汇率？
中美贸易谈判再度出现剧烈变化，成为五一假期之后市场的主导因素，怎么看待贸易谈判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我们还是从货币政策出发展开讨论，首先分析贸易谈判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最后落脚到汇率和利率的分析：
1.1.贸易谈判和货币政策
回顾过去一年多中美贸易谈判进程，边打边谈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货币政策的演进：
2018年4月3日美方宣布500亿美元关税商品清单后，2018年4月17日央行宣布降准100个基点置换MLF；
2018年6月15日中美谈判破裂，美方宣布更新500亿美元关税商品清单，6月24日，央行宣布定向降准50个基点；
2018年9月18日美方宣布对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关税，10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降准消息。

2018年12月1日，中美谈判趋缓，在G20会议上中美双方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措施，并设定了为期3个月的谈判期限，3月2日期限截至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10%，直至另行通知。
5月6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25%，并于5月11日生效。5月6日央行盘前宣布对中小银行实施较低存款准备金率框架，释放2800亿元流动性。虽然央行在事后的新闻稿中只字未提贸易摩擦问题，但这次降准是2012年以来央行首次在5月实施，也是首次交易所开盘前降准，并且发生在特朗普推特数小时之后，应对外部风险稳定国内和市场预期的意味跃然纸上。

回顾贸易谈判过程，似乎可以简化得出一个结论：央行始终保持了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一方面当然是国内稳增长、调结构对流动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抵御外部风险的需要。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输入性风险”，表明对外部环境的重视。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近期央行还有两大行动：
其一是央行货币政策执行委员会委员马骏于5月10日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参照过去一年中美贸易摩擦几个阶段的实际影响来判断，即使贸易冲突按美国所威胁的版本升级，中国也采取相应的反制，这些措施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或者说会明显小于2018年股市反应所隐含的冲击力度。我们用经济模型的计算结果是，如果美国把来自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中国也实施相应的反制，这个情景对中国GDP增速的负面影响在0.3个百分点左右，属可控范围。”
“去年股市跌得很惨，部分原因是当时资本市场无法判断贸易摩擦对经济的真实影响，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另外，去年我国还面临着经济持续减速、影子银行融资渠道过度收缩、一些不当舆论冲击民企信心、减税等改革红利尚未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叠加对当时的资本市场信心造成了严重冲击。”
其二是4月金融货币数据公布之后，5月10日下午央行特意召开媒体吹风会就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其中就有货币政策如何应对外部冲击的问题。
孙国峰在回应中明确：“面对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我国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内外部不确定性。”
而周学东则补充到：昨天晚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接受了《金融时报》的采访，就外部冲击问题谈了一个观点，我很赞成。从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来看，国际贸易摩擦，更多的是对市场预期的影响，特别是心理预期。对心理预期和市场预期的影响要大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他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税加到25%，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也就是0.3个点，比我们感受的要小。当然，应对外部冲击说到底要看宏观经济自身怎么样，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看，还是从CPI、PPI，或从金融信贷数据来看，这些宏观数据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们心里还是有底气的。
显然，在应对外部冲击中，央行不可能坐视不管，一定会积极应对，所以此前我们的简单梳理贸易摩擦和货币政策演变并非简单拼贴。
更何况贸易摩擦本身对于实体经济确有影响，前文马骏的分析以外，海外牛津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测算结果也显示，在最新关税情形下，贸易战2019年对中国GDP的影响在0.3%-0.4%之间，和马骏的提法基本一致。

从应对实体经济下行压力的角度，货币政策更是责无旁贷，所以2018年至今贸易战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既有预期层面的诉求，也有应对实体经济增速下降的诉求，央行要改善预期和应对下行风险，投放流动性释放积极信号是首要选择。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就可以直接外推，对未来流动性保持乐观呢？
这里面必须要考虑汇率问题，因为涉及到货币政策独立性。
1.2.汇率约束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贸易谈判必定涉及汇率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明确中美两方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
美方的诉求主要是在贸易协议中必须加入和汇率有关的条款，即中国承诺不进行竞争性贬值，并且在干预市场方面保持透明，要求公布“国际储备余额和外汇市场干预的数据，以及季度国际收支平衡数据和其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开报告的数据，以避免汇率操纵。”同时要求中国信守诺言。

对于汇率，中方的态度可以概括为：
（1）不搞竞争性贬值；（2）货币政策以国内为主；（3）加强汇率逆周期调节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


易行长在两会期间的答记者问基本将贸易谈判所引致的汇率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清晰的回答。
结合过去贸易谈判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在贸易谈判进展顺畅时，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或者走强，在贸易谈判曲折反复甚至陷入僵局时，人民币有所走弱或者贬值压力上升。
固然这里面可能有谈判本身对于市场预期和行为的影响。
但是人民币汇率随着贸易谈判的进程而出现波动似乎由来已久。
就本轮而言，2018年5月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谈判，在此之前美元指数大幅上升，人民币并未跟随贬值，6月15日谈判破裂，人民币迅速贬值；12月1日中美设定3个月谈判时间，在此期间，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人民币汇率跟随美元指数的下跌而升值，随后美元指数在高位保持稳定，人民币继续小幅升值，在近期特朗普宣布提高关税后，人民币显示出贬值的趋势。总接来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是在美元指数的基础上，随着贸易谈判的节奏上下波动。

上述波动一方面是市场预期的行为反应，另一方面也是谈判过程中的策略运用。但是从方向来说，考虑中美贸易顺差情况，人民币单方面贬值的可能性甚小。

既要宽松政策稳定预期，又要汇率稳定促进贸易谈判。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如果汇率相对稳定甚至有所升值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对的空间和弹性如何？毕竟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利率上。
首先来看利差约束。

（1）外部形势：美债利率下降
一方面是外部形势的变化，随着全球周期下行以及美联储暂停加息，美债利率自2018年末开始下行，中美货币周期由冲突走向趋同，利差压力大大减小。

（2）实际思路：如何保持资本流动和汇率平稳？
事实上，即使在前期美债收益率上行时期，我国也做到了压减利差的同时保持资本流动/汇率平稳。
我们在前期报告《鱼与熊掌能否兼得？》中指出，
利差主要反映的是汇率和资本流动压力。考虑2种情况：
如果通过干预手段，稳住汇率，逆转市场贬值预期，进而使得资本流失压力稳定，则由于汇率被“逆周期调控”，那么利率可以获得一定的空间，利差约束相对“偏软”，甚至在强干预下，利差完全可以不成为约束：

另一种情况是，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不在汇率。汇率自由浮动原本可以平衡内外压力，但研究表明：在新兴市场，由于不存在自然汇率，贬值预期会自我叠加，使得汇率自由流动加大资本流失压力——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不成立，往往成立的是“二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只能二者取其一）。这种背景下，大国央行着重选择的仍是货币政策独立，那么，其实宏观调控的方向主要是资本流动管控，这种背景下，利差则是“弱约束”。
如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是汇率的“行政干预”或者要着力于管控资本项目流动，则利差是一个“弱约束”，利率会释放出明显的空间。在这种思路下，我国的外储消耗不大，内生贬值压力降低。

1.3.汇率和利率的未来可能走向
贸易战对于利率的影响，主要存在两个逻辑线条：
（1）防范贸易摩擦风险，稳定预期：
不管贸易谈判进展如何，目前贸易战对外需的冲击已成定局，2019年外需已经开始下降。

除此之外，贸易战还带来对市场信心的影响：
去年股市跌得很惨，部分原因是当时资本市场无法判断贸易摩擦对经济的真实影响，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另外，去年我国还面临着经济持续减速、影子银行融资渠道过度收缩、一些不当舆论冲击民企信心、减税等改革红利尚未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叠加对当时的资本市场信心造成了严重冲击。
——马骏2019年5月接受《金融时报》采访
风险的表现之一是市场的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举例来说，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利率可以达到300%多。刚才说货币市场利率是2.6%左右，上限是百分之3点多，下限是0.72%。外部冲击可能导致利率达到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几百。所以货币市场如果受到预期或者外部冲击，波动可能很大，政策要防止这些风险在市场之间的传染。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018年12月在长安论坛上的讲话
人民银行始终高度重视外部冲击的影响，我们将前瞻性地做好相关政策储备，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018年7月答记者问
央行要改善预期，对冲外需下行，投放流动性、释放积极信号是必要选择。
（2）汇率先行，利率被动应对
如果贸易战谈判演进到汇率层面，应对美方对于汇率的要求，人民币汇率被动升值，从而导致利差的被动收窄，利差反而受制于汇率，这可以从80年代日德经验看。
80年代，美日、美德贸易摩擦为代表的贸易战情况下，在美国压力下，日元、德国马克被迫升值。以日本为例，80年代，日元的汇率相对于国内的政策明显是先行的（外生），日本的国内政策随之调整：
由于存在持续的升值压力，日本央行为了释放这一压力（降低投资日元资产的收益，遏制日元升值）、刺激国内经济（宽松货币政策），日美短端利差大幅收缩，同时也带动了长端利差的显著收缩。日元升值伴随了日美利差的收敛（转向了负利差）。

因而，利率作为防范外部冲击，稳定预期的工具，首要条件是充足的流动性环境；此外，如果汇率先行，利率被动反应，则可能伴随中美利差的收窄。
总结来看，
（1）贸易摩擦谈判过程中伴随着多次降准和货币宽松信号。
（2）2018年至今贸易战的影响既有预期层面的影响，也有实际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预期，投放流动性释放积极信号是首要选择。
（3）汇率稳定是美方主要诉求之一，这也是缩减中美贸易逆差的要求。既要宽松政策稳定预期，又要汇率稳定促进贸易谈判，既要又要的政策诉求似乎受制于汇率-利差约束。
（4）然而，一方面，外部形势发生变化，美债利率自2018年末开始下行，中美货币周期由冲突走向趋同，利
4、人民币兑美元下降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进出口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会扩大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减轻进口能源和原料的成本，使进口增加。对于依靠进口能源或原料的企业来讲，将减轻进口成对外汇备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储备资产的汇兑损失。 热钱会继续流入，延后升值可能造成更多的以人民币计算的储备资产的蒸发。
二、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使出口结构一直得不到优化，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一直扮演“世界打工仔”的角色。
三、影响就业 人民币升值将加大国内就业压力。
四、有助于缓和贸易摩擦 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和我国和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人民币适当升值，不仅有助于缓和我国和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少经贸纠纷，而且能够树立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人民币汇率变化会影响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
人民币汇率变化会影响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从而影响我国的 经济发展。
一、影响国际贸易
人民币汇率走低不利于进口，有利于商品出口增加。 以进口为主的企业，因为购汇需要支付更多的人民币，相同的人民币换得的美元更少，所购买到的货物量更少，导致进口成本增加，进口商品的竞争力和利润会降低。 贬值有利于出口企业， 因为出口货物所收到的美元，能从银行换回更多的人民币，利润会增加，汇率贬值的实质是对出口商品变相补贴。消费、出口、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保持币值稳定，更有利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
二、影响国际资本流动
当人民币贬值成为持续性趋势，投资者将购买并持有美元等外币资产以保值。大量人民币兑换成外币，从而引发国内资本特别是国际热钱大幅度外流，国家的外汇储备减少。贬值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不利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投资。人民币升值会吸引国际资本投资中国，人民币币值坚挺，有利于人民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主要货币储备。从长远讲是利好。 
汇率变化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既有消极也有积极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经济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只有当人民币汇率变化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时，才会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好似一把双刃剑，升值与贬值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正面以及负面的影响。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关键性时期，和谐安定的社会景象来之不易，因此国家政府在制定人民币汇率政策时，必须慎之又慎。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变化，不仅为我国对内改革提供了保障，同时也活跃了我国进口与出口，这对稳定经济秩序有着积极作用。现如今，我国人民币汇率总体的变化趋势是升值，但是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全局考虑，弊大于利。为此，我国面对着这样的压力，一定要采取积极的对策来调控人民币汇率。
5、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有影响吗？具体是怎样影响的呢？
汇率和贸易之间的的联系一、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的几个路径从理论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汇率变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渠道影响贸易收支。1、汇率变动引起的贸易商品价格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汇率变动可通过引起国内和国际市场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影响进出口和贸易收支。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成立时，本币贬值可降低本国产品相对价格，提高国外产品相对价格，这样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强，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有利于扩大出口量，限制进口，促进贸易收支的改善。但是贸易收支对汇率变动的这种价格传递和竞争效果，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到进出口商品价格的调整是否存在时滞以及时滞长短影响。在国际市场中，汇率变动引导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可在瞬间完成，但其引导的进出口价格的变动相对迟缓，因此本币贬值可能导致本国贸易收支先恶化后再逐步改善，存在J曲线效应。另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引起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程度的影响。现今大部分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商品也不是同质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进出口价格变动幅度可能并不等于汇率变动的幅度。由于进口和出口是相对的，将汇率传递定义成汇率变动引起价格变动幅度。但是由于出口商有一定的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利，而商品价格的变动必然引起需求弹性的变动，使得本国货币贬值并不一定引起进口商品价格同比例上升，一般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要小于汇率贬值的幅度，这就是不完全汇率传递。2、汇率变动引起的收入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汇率变动可以通过影响国民收入来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如若贬值国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产品的需求。贬值的这种支出转换效应会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自主性贸易余额的改善会通过凯恩斯乘数的作用，提高一国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会相应提高国内支出。如果贬值引起的自主贸易余额改善超过因国民收入增加而带来的进口增幅，即满足罗宾逊一梅茨勒条件，则货币贬值的主要影响仍然是改善贸易收支。另一方面，贬值通常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国民收入中支出于进口的比重很高，则贸易条件对支出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国内货币贬值后，在同样名义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包括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也就是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必然导致贬值国支出的下降，从而改善贸易收支。3、汇率变动引起的价格水平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汇率变动除了影响贸易品相对价格外，还会影响本国一般价格水平，进而影响贸易收支。在货币贬值后，主要可以通过三条渠道影响国内物价水平。首先，贬值使得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品价格上涨。进口品本币价格上升，一方面直接影响进口原料与半成品的价格，进而使得本国商品成本提高，就比如当前的能源价格；另一方面由于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必然会推动本国工资水平上升，间接影响本国商品成本。这两方面共同导致本国国内价格水平上升。其次，若贬值在短期内促进了贸易收支的改善，则引起贬值国的出口需求增加，从而总需求增加。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在出口大于进口时，意味着该国总收入水平大于供给国内需求的产品和劳务。在此条件下，国内会由于过度出口造成国内产品供应不足导致通货膨胀。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这种状况会尤其加剧。相反，在国内需求不足时，出口会缓解通货紧缩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如果一国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只会使资源利用程度提高，更接近充分就业程度。再次，贬值后出现贸易收支顺差，则外汇储备会增加。外汇储备的增加，将使央行通过购买外汇而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多。实际上，当国际储备增加时，很可能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扬。国内价格上升，从两方面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第一，在名义货币供应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涨使得公众所持有真实现金余额下降。为让真实现金余额恢复到意愿持有水平，公众一方面会出卖有价证券，从而使市场利率上升，投资下降；一方面会减少消费支出，两方面作用结果是国内总支出下降。这样必然影响贸易收支的变动。第二，国内价格上涨幅度超过本币名义汇率贬值幅度，同时假定国外价格水平不变，则名义贬值不但不会引起货币实际贬值，反而会导致实际汇率上升，最终会恶化贸易收支。4、汇率变动引起的支出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汇率变动能够通过影响支出变化进而影响贸易收支。支出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代表结构变动的支出转移，另一种是代表数量变动的支出改变。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通过支出转移和支出改变共同完成的。汇率的变动会引起两国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本币贬值则本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而本国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上升，所以本国商品相对于外国商品而言更便宜了。这样贬值就会使得国内外支出从外国商品转移到本国商品。支出转移能否实现以及其效果是否显著则取决于国内外商品的供求弹性一。供求弹性大时，则汇率变动后通过影响支出转移就可以改变贸易收支状况。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只是通过影响支出转移来达到，还会通过改变支出规模达到。本币贬值则本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改善。但是随着本国出口商品的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将增加，从而本国的支出规模就会扩大，从而就会导致进口增长，这样贸易收支的改善程度将减小。这就是汇率变动通过支出数量的改变进而影响贸易收支的原理。如果考虑回传效应，那么本币贬值后本国的国民收入提高，则本国的支出规模扩大，从而提高了外国的国民收入，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了本国产品的出口。这样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就更为复杂。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正面影响1、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减轻贸易摩擦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来实现出口导向战略，凭着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市场。面对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必然会加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2、人民币升值可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 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特别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设备的价格。企业将会加速技术引进，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产品动态比较升级。同时由于进口产品绝大部分用于复出口，故随着企业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得到提高，有助于我国企业从产品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 。3、人民币升值将促进贸易结构优化升级。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可以有效率地把制造业中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的挤出去，这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引起行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增强竞争力，让那些富于创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强者变得更强，并能减少无效率的企业在海外的相互恶性竞争，另外还能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三、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出口可能表现出来的负面效应1.由人民币升值产生的商品结构变化将影响部分地区和居民的利益资源性商品、一部分大宗农产品和低附加值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放慢甚至下降, 短期内对中西部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农业比重较大地方的经济发展, 对一部分以农业为主的农民的收入、一部分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2.人民币升值可能给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造成一定困难有一些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从签约到交付使用需要5- 10 年, 付款时间可能更长。如果人民币长期保持升势, 企业难以预测远期汇率水平, 而金融机构一般只提供一年左右的外汇对冲工具, 所以企业承担的汇率风险以及规避风险的成本将较大。3.人民币如果升值过快过猛, 将造成出口下滑, 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和幅度过大, 那么它对进出口增长的影响可能就不那么温和了。一是可能造成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回落, 那样不仅对资源性、低价位和低附加值商品, 也会对整个出口加工产业发展以及就业造成较大打击；二是可能刺激一部分商品大量进口, 冲击国内市场, 甚至引起一定通货紧缩。4.对美、欧的贸易不平衡仍会继续, 但顺差增长可能减缓由于存在着需求刚性和结构互补性, 即使人民币对美、欧、日三大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出现5%以上的升值, 我国与美、欧贸易的较大顺差和对日、韩等贸易的较大逆差仍然将存在, 但是顺( 逆差) 的增长速度将会放慢。这有利于缓解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争端和摩擦。四、对策与建议1、转变我国发展战略, 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单纯的依靠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非常危险的, 过度的依赖国际市场, 很容易受到国外市场的冲击,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扩大内需的政策可以冲销人民币升值后可能下降的外需。2、理顺汇率与贸易条件之间的互动关联, 改善贸易状况, 促进经济的发展。其着眼点在于短期内,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 不仅可以限制由于出口量的增大而导致的贫困化增长, 同时对国内要素成本与进出口商品结构将产生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或地区, 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必须协调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既要发挥本国比较优势, 更要注重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 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质量与水平。3、调整我国进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从我国的贸易商品结构可以看出, 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国需求弹性较小, 而且面临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 而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国内需求弹性相对较高, 这一贸易结构特点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改善。我们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产品的供给弹性, 同时也要注意技术引进和产品研发, 注重质量, 创品牌效应, 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减少高科技产品如光学、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等对国外的依赖, 通过在进出口两方面的努力来减轻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不利影响。4、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我们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去国外投资，增加能源、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这样既可以增强我国企业的经营能力，又可以绕开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扩大出口，同时还可以满足我国能源和原材料依赖型企业对能源以及原材料的需求。
6、中美贸易战推动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
贬值。一、看形势：中美贸易战势必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
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是市场供求推动的结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提振了市场情绪，而与政策干预关联不大。而人民币汇率近期快速贬值，也与中美贸易谈判的反复相吻合。当前情境与去年6月下旬美方决定加征关税后，人民币汇率的一波急贬有相似之处，但市场供求的主导性更强。当时，人民币中间价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贬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币中间价的变化也呈现出这一迹象，但市场供求是主导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贬值册悄有待观察。上周期权市场反映人民币贬值预期快速蹿升，体现中美关系反复导致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转变。
二、看美元：人民币与美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元震荡偏强但缺乏持续大幅上行的动能，因此人民币汇率有阶段性的、较有限的贬值压力
当前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现状尚未根本改变。近期受困于“火车头”德国经济的波折，欧洲经济复苏之路依然蹒跚反复，只有美国经济依然保持相对强势的状态。不过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表现强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转圜、得益于全球风险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贸易关系州尺渣走向恶化，这一切可能都会打个折扣。根据IMF的测算，对中美之间所有贸易征收25%的关税，将使美国的GDP下降0.3%-0.6%，使中国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国经济超预期的程度已持续弱于欧洲，其在中美贸易战中面临的“双输”冲击，困局将会进一步限制美元指数上行的空间。
三、看经济：外部冲击下需要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机械承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不太可取
中美贸易战最直接的冲击就体现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来，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贸易向2015-2016年的形势演化。2018年对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导致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对中国商品全面征收25%的关税，将对中国出口产生重大冲击。
其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凋敝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减速的一条主线。2012年，中国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8%，当年中国GDP增速目标不再“保8”（从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业作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首要目标。国内政策也只进行了有限的宽松，继续践行房地产调控，当年4月12日人民币汇改也进行了一次比较实质性的改革，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0.5%扩展到1%；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从6%下挫至-3%，当年8月11日的汇改引入了人民币中间价的市场定价，国内政策在宽松基础上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