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古代對外輸出的商品有什麼？
輸出的商品有絲綢，茶葉、陶瓷、葯材、紙等。
漢代：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張騫通西域後，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綉沿著通道不斷西運；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諸國即印度半島等地進行經常的貿易往來。
唐朝：對外貿易繁榮。唐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唐朝和朝鮮的貿易往來繁盛，朝鮮輸入唐朝的有牛、馬、麻、人參，唐朝輸入朝鮮的有絲綢、茶葉、瓷器、葯材、書籍等。中亞、波斯商人足跡遍及各地，把胡椒、波斯棗、葯品、香料、珠寶等輸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等也源源不斷運往波斯，並從那裡運銷西方。對外交通有陸路和海路；與朝鮮、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貿易頻繁。
兩宋：北宋政府在廣州、杭州等地設置"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事務，徵收商稅。南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南宋政府採取鼓勵外商的政策，在一些港口設有番坊，有外商長期在此居住。同南宋通商的國家眾多，以阿拉伯人最多。紹興末年，廣州、泉州兩個市舶司歲收稅高達200萬，超過北宋一倍多。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茶葉等遠銷日本、東南亞等地，輸入商品以香料、珠寶為主。遼、金與高麗通過使節貿易保持聯系，並在邊境設榷場，互通有無。日本、波斯、大食等國也同遼、金有貿易關系。主要對外貿易港口有泉州、廣州、明州，對外貿易東達日本、朝鮮，西至非洲一些國家。
元朝：泉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經常停泊著數百艘海船，大量貨物在此匯集和起運。高麗的土特產人參、水獺和虎豹皮在我國內地受到歡迎，布在我國民間也很流行。我國的植棉、棉紡織和火葯技術在此時傳人高麗。
明朝：鄭和下西洋與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貿易，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寧波、福州。
清朝：政府實行閉關政策，一方面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另一方面限制外商來華貿易。只開放廣州一地對外貿易，還幾次下令實行海禁。在正當的中外貿易中，中國處於出超地位，出現貿易順差。
2、被譽為「中國名片」的青花瓷，傳入歐洲後，經歷了怎樣的變革？
青花瓷在歐洲的變革其實是源於在與元朝時期的瓷器貿易，當時中國的瓷器開始走入以青花瓷為主導的時代，所以貿易到歐洲後，青花瓷逐漸成為了歐洲的主流瓷器款式。而青花瓷本身的魅力也由此而來，不過對於青花瓷而言，產生還是源於染料的進步和高嶺土的燒制工藝的改進，所以當時青花瓷成為了中國的一張獨特名片，而被世界所接受。
南宋末期，蒙古鐵騎除了正面與南宋軍隊作戰以外，還在中亞與各個小國作戰，所以這迫切需要一些成本低並且耐用的瓷器來支撐軍隊作戰，而當時蒙古騎兵從中亞帶回來的染料就給景德鎮瓷器燒造處一個啟發。
如果利用藍色的染料進行簡單繪制，並利用高嶺土高溫燒制快速形成一種輕而耐用的瓷器，不就解決了軍需問題了嗎？可當初的軍需問題後來成了貴族都追捧的玩物，所以這也一時間興起了青花瓷熱。不過在青花瓷剛剛誕生的那段時間里，青花瓷的圖案還是比較單調的，直到元代中葉才形成了較為復雜的瓷畫，這給歐洲後來青花瓷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參考。同時在16世紀初，歐洲就已經形成了完備的青花瓷生產工藝走出了屬於自己的獨特藝術之路。
一、歐洲青花瓷的起步晚但發展快
相比於中國在元朝初期就發展青花瓷，歐洲要晚上400年，也是在中國明代晚期，歐洲青花瓷才自成流派，成為一個獨具藝術價值的一體。不過這也是明朝隆慶開國貿易以後帶來的發展轉變，原本實行貿易壁壘政策的明朝居然主動開國做起了貿易。
一方面是為了彌補嘉靖時代留下的財政赤字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增強國力。所以明朝開國做生意以後，吸引了歐洲大批瓷器生產商，希望明朝能夠回購一批，不過明朝的回購不代表歐洲的瓷器水平就已經真正趕上了中國，相反歐洲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所以明朝時期的回購瓷器也是給了歐洲一個信心，讓其相信還有有機會可以追上中國的。
明朝外貿促進了歐洲大力生產瓷器，除了義大利的幾個瓷器生產企業以外，在神聖羅馬帝國內部也有幾處瓷器生產點為出口瓷器做准備。雖然同樣用高嶺土燒造，可是歐洲差的一些功夫卻要在後來利用工業化生產工藝的方法來彌補，所以此時出口明朝的瓷器也只能說是處於中國青花瓷的中流水平，遠達不到皇室要求的水準。
而同一時期明朝生產的官窯卻是遠銷歐洲給歐洲瓷器生產企業帶來了巨大沖擊，因為當時不少官窯瓷器的出口依舊是歐洲貴族的一個把玩奢侈品的渠道。相比於歐洲本土生產的青花瓷，當時的明青花瓷不僅在顏料上更勝一籌，並且在瓷畫上表達也更為豐富，成為歐洲各家瓷器生產企業所要模仿的對象。雖然當時歐洲在管理上很有優勢已經形成了具有規模的股份制公司，可還是不得不承認中國依舊還是比較有優勢的，所以這也導致了歐洲青花瓷真正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二、歐洲青花瓷具有獨特的繪畫風格
雖然歐洲後來的青花瓷脫胎於明代的青花瓷，可是在瓷器繪畫上卻獨具自己的風格，不像明青花瓷那樣單調，而當初明青花瓷設計單調圖案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明朝在開國時期對貪官打壓形成的一貫對策，所以較為簡朴的圖案有利於明朝進行反腐倡廉的運動，而這項反腐倡廉的工作一直到了萬曆時期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
明青花瓷開始變得華麗了起來，可是在外貌上這也讓歐洲瓷器設計師第一次看到了如此精美但又華麗的青花瓷，所以歐洲的青花瓷藝術也是在明朝萬曆年間開始走向從模仿到獨立創作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不少歐洲的瓷器生產企業也逐漸脫穎而出成為了當時上流社會的寵兒。
其實最早開始嘗試生產青花瓷的歐洲瓷器生產企業在法國，也是應波旁王朝的要求，第一批帶有獨特歐洲紋路的青花瓷開始出現在歐洲各地。而當時來看，因為瓷器是一個體現實用和珍藏價值的結合物，所以一直受法國貴族的青睞，可是法國當時生產出來的青花瓷並不能嚴格意義的成為青花瓷，因為它僅僅只是在高嶺土的燒造上變得可以逼近中國，可真正趕上並超越中國只是歐洲在繪制圖案上有了獨特風格以後，形成了一種藝術上的超越。
當然後來因為法國內部的戰爭導致青花瓷生產量越來越低，最終歐洲青花瓷的主要生產基地幾乎都集中在了神聖羅馬帝國之中，而最為耀眼的就是梅森和皇家哥本哈根公司了。原本都屬於羅馬教廷專用的瓷器生產基地，在後來逐漸成為德國統一以後拿的出手的奢侈品，雖然如今奢侈品都是以義大利和法國為主，可實際上在19世紀前，奢侈品集中地主要還是神聖羅馬帝國。
當時義大利尚未統一，依舊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所以羅馬教廷將主要的工業生產基地幾乎全部搬遷到了相對安全的地區，而其中瓷器又是重要的一環，所以瓷器生產基地的搬遷又意味著歐洲瓷器生產基地將主要集中在中歐地區。一方面是上層社會喜歡，另一方面又是瓷器過於昂貴。
而神聖羅馬帝國區域內沒有什麼成行的瓷器加工點，因此在瓷器生產基地搬遷至此以後還要降低瓷器的生產成本是一個主要目的，當然鐵礦的匱乏讓羅馬教廷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瓷器來賑濟災民，所以這兩家瓷器生產點可謂是承擔了諸多使命。可兩家生產至今的瓷器生產企業之所以能生存至今，是因為在瓷器普及化中做出了巨大貢獻而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同時又能保證自己的利潤水平，可謂是一舉兩得，所以這兩家瓷器生產企業在當時卻是不折不扣在運作國家體制。
三、歐洲青花瓷的繪畫風格差異巨大
歐洲青花瓷的畫風差異巨大，這是留給不少第一次看歐洲青花瓷的觀眾的印象，因為歐洲青花瓷在繪畫上更加偏重於形象表達，所以在歐洲的青花瓷，更加偏重於繪畫藝術的直接表達，不少青花瓷上甚至出現了一整幅寫實的畫，這也是代表青花瓷在歐洲的發展其實更加偏重於寫實性藝術而已，所以在繪畫上就如此。
不過對於歐洲較早一批生產青花瓷的梅森瓷器而言，現在都可以看到其風格藝術，在瓷器上印一個logo就出廠，在歐洲生產青花瓷早期因為技術不成熟，所以有一段時間被迫只能採用簡單性的logo表達，只表達自己為官窯瓷器的身份就可以了，所以不少歐洲瓷器收藏家都很關心瓷器的出產地問題，無非也就是對於品牌問題的糾結而已。
同樣的問題在中國的官窯上卻不會出現，主要還是中國的官窯不僅印有國家獨一無二的時期性標志，而且官府燒造的瓷器，無論在圖案的復雜性還是藝術性表達上都是民間瓷器所不能相比的，所以在中國瓷器的發展中，自從元代選擇景德鎮以來就一直沒有改變過生產基地。
而在歐洲則不然，雖然早在16世紀就開始生產青花瓷，可是生產基地上一直不穩定，這也與羅馬教廷的選擇有關，如果羅馬教廷選擇了所需要的生產基地，那麼不少諸侯國也無法干涉，正如同原本的義大利的生產基地搬遷到了神聖羅馬帝國一樣，表面上是對戰爭的避難，實際也是對諸侯國的變相征稅。
部分諸侯國也利用這個機會燒造僅屬於羅馬教廷的專用瓷器，獲得了羅馬教廷更多的經濟支援，所以也有了日後德意志的強大，不過當時羅馬教廷並沒有想這么多，它僅僅只是一種對諸侯國的變相征稅而已。以至於會不會促進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它變全然不管也不顧，最終導致了管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越來越大，這也是導致局部戰爭的一個誘因。
但不可能否認自從在燒造瓷器的基地搬遷至神聖羅馬帝國以後，瓷器的發展更加迅速了，將寫實的畫搬進瓷器中也是諸侯國們打算回饋羅馬教廷的一種方式，而它最早則是源於奧地利贈送給羅馬教廷的禮物，以便於穩定奧地利在神聖羅馬帝國中的主導位置，可是這樣一來就打開了青花瓷繪畫的新篇章。
四、歐洲瓷器繪畫得益於顏料技術的進步
歐洲發展青花瓷不足百年就發展出了獨具特色的瓷器繪畫體系，主要還是得益於顏料的進步。歐洲化學工業在16世紀有了一次質的進步，也是這一次進步讓歐洲在瓷器製造水平上快速趕超了當時的主導者中國，雖然當時中國也在瓷器繪畫上大有改進，並且也是瓷器燒製革新的一個時代，可是與歐洲在化學工業上的進步相比還是稍有一點落後，因此顏料的生產速度比不上歐洲，質量也不如歐洲鮮艷，所以如此一來歐洲燒造的青花瓷開始占據市場有利位置。
因此到了17世紀，中國陷入動盪的時期，歐洲在青花瓷生產上便更進一步，也開始占據市場的主流地位，而歐洲這些瓷器生產基地真正成為企業還是到了18世紀初，因此神聖羅馬帝國來了一次整體性改革，而改革的推動人就是當時波旁王朝的外交官員，他建議神聖羅馬帝國也要與法國一樣做國有資產改革，改成股份制公司，比較有利於國家徵集資金，以及動員戰爭。
這樣一來，神聖羅馬帝國也做出了相應了的改革，於是有兩個大型的瓷器生產企業誕生了，當時也都在神聖羅馬帝國。一個在丹麥的哥本哈根，也是皇家哥本哈根的雛形；一個在維也納，也是德國梅森瓷器的雛形。所以這兩個歐洲瓷器生產巨頭也是在後來國有企業改革中形成了股份制公司，不過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生產瓷器，在成立公司以後生產瓷器變得越來越講究獨特性，而梅森瓷器也是第一個印有本公司logo的瓷器生產企業也是代表了當時羅馬教廷的選擇，在當時也是絕對的奢侈品。
皇家哥本哈根的發展與梅森瓷器類似，但也得益於顏料工業的進步，因為在此之前它僅僅只是丹麥皇室自營的一家小作坊而已，每年的生產量比較低所以在顏料工業進步以後，皇家哥本哈根也做出了改革，引進了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梅森瓷器相比，它算是北歐地區規模最大的瓷器生產企業，也是在市場上與梅森瓷器競爭最為激烈的一個。
皇家哥本哈根是最早學習梅森瓷器首先在瓷器旁印一個公司的logo，然後再進行其他的瓷器繪畫。不過皇家哥本哈根的瓷器繪畫很特別，這種波浪形的紋飾，是不少人對皇家哥本哈根的第一印象，後來也是鑒別它的主要圖案的方法，本意還是更加突出這個公司文化與品牌文化的信念，所以在品牌文化上，梅森和皇家哥本哈根都比較佔有文化優勢。
當然這也是當時對付市場上強勁對手中國瓷器的方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中國瓷器在藝術繪畫上可謂是花樣繁多，所以在當時中國無論是民窯還是官窯相比於這邊些本土生產瓷器的公司而已都是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因此這些公司原先打算以數量取勝，後來又形成以繪畫風格來取勝，總之兩者都表現出歐洲在瓷器發展上要取勝於中國瓷器就必須通過加強印象的logo，以及集中的產品數量和迎合歐洲人欣賞水平的瓷器，這樣才能做到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雖然歐洲青花瓷起步較晚，可是發展比較快，比較具有地方特色，最後還形成了股份制的製造瓷器公司，這些都體現出歐洲在瓷器發展水平上其實並不落後於中國，只是在一襲技術上的瓶頸突破以後走上了與中國瓷器發展差異比較大的路線。
習慣將瓷器作為一個繪畫的工具，而中國則喜歡將瓷器作為身份的一個象徵性表達。二者雖然有目的重合之處，可是歐洲更加偏愛於企業文化以及藝術的表達，所以權力在官方瓷器上表達並不多，而中國則不然，權力在瓷器上有一個完美的表達閉合，比如官窯和民窯有著巨大差異等等，這都是體現權力導致了價值的不同，而歐洲則是由里至外用藝術表達的獨特性來顯示出瓷器的價值所在，這也是後來歐洲瓷器受追捧的原因。
3、廣州是明清時期的貿易港口，那麼中外貿易往來的商品都有哪些？
貿易商品可以分為二部分內容：
第一，就是最熟悉的朝貢給賜貿易。
外國派使者團到明廷進貢，進貢品被稱之為稱為「正貢」，也就是比較正規的貿易商品。正貢是送獻給明朝王室的寶貴財富，如有瑪瑙、象牙、琉璃製品、玳瑁、盔甲、孔雀、犀牛、金銀器物、長頸鹿等珍稀動物，還有一些龍延、檀香、蘇木、胡椒等當時中國珍貴的香料、調料等。
之後，明代也贈送了一些禮物給外國使者團，如國王的金印、國王的皇家服裝、日歷、金銀鈔票、精美的絲綢製品等。
自朱元璋以來，明代以厚而薄的原則為基礎，多獻貢品，既表現出皇帝的慷慨，又滿足了皇帝的虛榮心。這部分，如傳統觀點所示，沒有任何經濟利益，只是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一種禮物交換，一些中外領導人在我們的領導人來訪或接待外賓時，為了表達他們的善意而互相贈送禮物。
第二，朝貢中的附進物品貿易。
進貢使者所進貢的商品貿易，其中少部分商品被稱之為「附至番貨」或「附搭貨物」，這些貿易商品可以在京師會同館或者市舶司等地方進行二次交易。但並代表所有的貿易商品都可以二次交易，在當初明政府是針對不同的物品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式。正常老講：就是有明政府出錢購選一些所需的物品，其它都會交給當地市場自由貿易交易。
4、晚清時期與明清時期我國對外貿易有什麼變化
明清海外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註：這里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曾德昭《大中國志》
到了明中葉以後，市舶貿易的出口商品，其品種和數量比朝貢貿易的賞齎品就更加繁多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236之多，包括手工業品、農副產品、礦產品、動物和肉製品、干鮮果品、中草葯品和文化用品等八大類，其中手工業品共127種，占總數一半以上（明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
明末，中國出口商品中，手工業品占總數一半以上，其中最大宗貨物是生絲，絲貨，棉布。當時從廣州出口商品的航線有三條，一，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歐洲各國，二，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日本，三，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菲律賓馬尼拉而轉口運往拉丁美洲，從萬曆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的10年間，每年運往印度果阿的絲貨為3000擔，崇禎九年(1636)達到6000擔，崇禎年間(1628—1644)每年由廣州經澳門輸往長崎的生絲2460擔，從這三個數據可以看出明末絲貨的出口數量之巨大。
「1591年菲律賓總督發現，菲律賓群島上土著居民因為服用中國衣料，不再種棉織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國的絲綢和其他中國衣著原料。1592年這個總督報告西班牙國王說，中國商人收購菲律賓的棉花，轉眼就從中國運來棉布。棉布已成為中國貨在菲律賓銷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採用自己種植的棉花自行紡織，可以向墨西哥輸出肆十萬比索的布匹。這只不過是一紙空文，以後土著居民還是大量服用中國衣料。「中國紡織品還經過馬尼拉銷售到西屬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紀末葉，中國棉布已經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貨。有的文獻說，因為中國棉布價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國貨而不用歐洲貨。中國絲綢就更為暢銷了。嚴中平說，實際上，中國對西班牙殖民帝國的貿易關系，就是中國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系。至遲到1580年代初，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威脅到西班牙產品在美洲的銷路了。17世紀初，墨西哥人穿絲多於穿棉，所謂穿絲，大多是穿中國絲綢，以至於墨西哥總督於1611年呼籲禁止中國生絲的進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況愈發嚴重，墨西哥的絲織業都以中國絲為原料，墨西哥本土蠶絲業實際上被消滅了。鄰近墨西哥的秘魯也是中國絲綢的巨大市場
，中國絲綢到秘魯的價格只抵得上西班牙製品得三分之一。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出售和穿著中國綢緞。中國絲綢不僅泛濫美洲市場，奪取了西班牙絲綢在美洲的銷路，甚至繞過大半個地球，遠銷到西班牙本土，在那裡直接破壞西班牙的絲綢生產（《晚明史》）。
從《晚明史》一大段話中，可以看到中國絲綢和棉布對西班牙紡織業的沖擊，很顯然，如果沒有明末中國紡織業的沖擊，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不會衰弱。
再看看清代前期，
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在此後一百餘年間，茶葉並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 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佔其船貨價值的11 ％，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於茶葉投資。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 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18世紀2丨0年代後，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 Constant 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從17世紀2丨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佔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進入18世紀， 中荷茶葉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171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要荷印當局訂購6～7萬磅茶葉，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萬磅，到1719年，荷蘭的訂茶量達20萬磅（鴉丨片戰爭前中荷茶葉貿易初探）
18世紀對中國的歐洲主要貿易國是英國和荷蘭，這兩個國家在18世紀從中國進口的最大宗貨物為茶葉，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從18世紀2丨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很顯然，明末到清代，中國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不再是絲貨棉布，而是茶葉。當然，如果絲貨和棉布在明末的基礎上大量增加，自然也無可厚非，但事實呢？
生絲，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為1833擔，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為19200擔，增加十倍多；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1780—1790)增至27128擔，又增加29％；到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增到51662擔，再增長90％（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
初一看，數字似乎很大，可實際上呢，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每年的生絲出口量為74擔不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平均每年480擔，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1780—1790)，平均每年2467擔，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平均每年為5166.2擔。也就是說，清代的生絲出口，直到鴉丨片戰爭前夕，才和明末相當。
至於清代的棉布出口則開始於18世紀30年代。如果從明朝滅亡的1644年開始，棉布出口中斷了近一個世紀。
當十八世紀英國人的工業革命從棉紡織業開始的時候，他們的棉布市場在美洲，這時候，英國人沒有遭遇任何的競爭對手，在一百多年前，先英國人走上海上貿易擴張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還有荷蘭人，他們都遭遇到了價廉物美的中國紡織品的瘋狂沖擊，然後走向衰弱，一百多年後，英國人的棉紡織業開始擴張，這個時候，中國只是在緩慢地恢復自己的傷口，那點可憐的棉布出口，其出口的航線的控制者也是英國，當中國的棉布出口瘋狂擴張的時候，中國走到了1840年。
十八世紀初，中國的茶葉出口以極快的速度增長，茶葉為中國換來了大量的白銀，但茶葉無法帶給中國工業革命。曾經，中國的棉布與絲貨毀滅了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但，當英國人的工業革命開始與棉紡織業的時候，中國的棉紡織業不過是在被摧毀的土地上，緩慢恢復。
那廣垠的市場，不是英國棉布擊敗了中國棉布，而是中國的戰亂摧毀了中國棉布。那個年代，中國並非沒有保存手工業的機會，但清人的鐵騎南下的時候，江南很多地方選擇了放棄抵抗。他們放棄抵抗是無恥，但他們在試圖保住江南的手工業。明初，常遇春北伐，明太祖為了防止常遇春濫殺無辜而親往其軍營反復告誡，明末，在紫氣東來中，除了殺戮，剩下的就是廢墟，江南的繁榮，一夜之間，成瞭望不盡的廢墟。
5、如何評價明朝中後期的對外貿易？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明朝中後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
作者：陳昆
【提 要】明代中後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巨量白銀流入有兩個原因：貿易順差和套匯。文章考察了這兩個因素形成的機制。與晚明時期類似，當前我國也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政策所致。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判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海上貿易；套匯；白銀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歐海路開通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大衛.休謨[1] 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根據這一理論，在以貴金屬為本位貨幣的時代，理論上並無一國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1]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佔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十分龐大，因此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地說明了明清中國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白銀。[2]
弗蘭克[3]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
關於國際貿易，他認為，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於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路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態笑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3]
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種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由此產生套匯機會。供大於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於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3]
本文循著弗蘭克的思路，從海上貿易和套匯兩個方面對明朝中後期白銀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液閉薯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佔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佔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4]
中國自明代中期以來開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這依賴於中國強大的商品製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中國商品擁有千百年間發展起來的精湛工藝，質量優良。而且當時許多日用品生產技術為中國所專有，占據了有利的市場壟斷地位。就紡鬧者織品生產而言，中國是麻類纖維原產地，千餘年間積累了豐富的生產技術，對麻縷「半浸半曬」、硫磺熏蒸等漂白技術均居當時世界領先水平。中國生絲製作的產品經得起海風吹拂而不變色，歐洲絲綢產品的款式、織法、圖案設計、印染工藝無不受到中國的影響和啟迪，更有甚者，英國直到1690年以後才織出質量較好的亞麻布。
明代中期，中國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葯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 [5]當時一個西方作家也報道說：「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 [6]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產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 [7]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生絲、絲織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除了質量優越之外，明代中國商品的價格優勢也很突出。一方面由於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於宋明之間中國白銀需求增長一直快於供給增長，明代白銀購買力相當於宋、元時期的兩倍，而恰在此時，美、歐正處於「價格革命」時期，歐洲各國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涉及所有工農業商品、持續約一個世紀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在這場通貨膨脹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價從16世紀30年代到17世紀普遍上漲3倍左右，英國、法國、德國物價從16世紀中期開始上漲兩倍左右。這大大削弱了歐洲各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相對於歐洲各國，中國商品以白銀表示的相對價格極為低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大的價格優勢。當時國際市場上中國主要大宗出口商品與外國同類產品價格對比如下：
絲織品：墨西哥市場上中國絲織品價格是西班牙同類產品的1/3，在秘魯是1/9，在東南亞是荷蘭同類產品的1/3，在歐洲是歐洲產品的1/4-1/3；
麻織品：墨西哥市場歐洲麻織品幾乎比中國同類產品貴8倍；
銅、鐵製品：菲律賓市場中國鐵釘價格為西班牙產品的1/4，致使秘魯總督卡涅特於1590年專門派船赴菲購買中國銅、鐵製品，還有位西班牙人維拉曾建議在菲律賓購買廉價的中國銅鑄炮，然後運往墨西哥和秘魯；
生絲：162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價格采購一批台灣生絲，運到歐洲市場後售價為每磅16.8盾，毛利率達320%；
肉類、蔬菜、水果：當時的一個西班牙神甫馬丁德拉達驚嘆中國肉類、蔬菜、水果價格低得象是分文不取一樣……[8]
西歐迫切需要質優價廉的中國商品，香料、葯材、茶葉、瓷器、絲綢等物都深受西歐人的歡迎。由於多年戰爭和自然災害的影響，西歐能向外輸出售於東方的貨物卻非常有限，必須用現金即貴金屬白銀貨幣支付。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
質優價廉的中國商品在與歐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較量中勢如破竹。中國與歐洲、美洲海上貿易航路的開辟，為中國日用消費品獲得了廣闊的國際市場。輸入馬尼拉的中國貨物有生絲、絲織品、天鵝絨、綾絹、綢緞、棉布、麻織品、珠寶、工藝品、鋼鐵錫鉛製品、硝石、火葯、食品、家禽、家畜等，其中紡織品為大宗商品。由於西屬美洲市場需求很大，中國絲織品和棉織品很快躍居馬尼拉大商帆輸往美洲貨物榜首，並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貿易的終結。直至十八世紀末，中國絲綢等商品仍占墨西哥進口總值的63%。[10]
中國紡織品湧入菲律賓，當地土著「不復種棉織布……忘記了紡紗織布的傳統工藝技術」。在拉丁美洲，中國商品使得西班牙商品銷量到17世紀初下降了一半以上。在當時歐美人筆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漸停止紡織」，「西班牙所有的絲織工場全部毀滅了」，「中國的麻織品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渴求，一旦中國產品短缺，盡管歐洲產品充斥市場，他們也絕不問津」，「中國絲織品以它低廉的售價、獨具特色的技藝和裝飾上的魅力，對歐洲市場構成一種挑戰」 …… 諸如此類的記載比比皆是，法國一些絲織品廠商為擴大銷路甚至不得不給自己的產品印上「中國製造」字樣。[11]由於西歐各國商品難以與價廉物美的中國貨競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後來躋身對華貿易的荷蘭人、英國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額白銀購買中國商品，因此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一直保持到西歐工業革命之後、鴉片貿易興起前夕。
二、明代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導致白銀持續內流
1545年和1548年，秘魯之波托西（Potosi，今屬玻利維亞）和墨西哥之薩卡特卡斯（Zacatecas）的銀礦被相繼發現、開采和大量向外輸出。16世紀末，西班牙佔有世界貴金屬開采量的83%，[12]僅波托西一礦1581-1600年間平均年產量即達25.4萬公斤，占當時全世界白銀年產量的60%強。17世紀末波托西銀礦日漸枯竭，墨西哥銀礦又開始取而代之，其產量在18世紀增長約5倍，到1789年佔世界產量的5/8以上。[13]
中歐海上貿易航線建立後，美洲白銀通過太平洋運到馬尼拉，再轉至中國，是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主要渠道。據索薩的研究，美洲白銀通過太平洋運到菲律賓的數額，在1590—1602年估計為2，010噸，1602—1636年約2，400噸，1636—1644年約210噸，總共達到4，620噸。[14]艾維泗指出從阿卡普爾科運到馬尼拉的白銀，每年125噸，在1597年，也就是萬曆二十五年，高達300噸。[15]
另外，還有部分輸入歐洲的美洲白銀通過貿易轉運澳門，然後流入中國內地。僅1631年一年內，由菲律賓輸入澳門的白銀就達1，400萬兩，大致相當於永樂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內中國官銀礦總產量的2.1倍，是萬曆年間明朝國庫歲入的3.8倍。中西歷史文獻中有關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W. L.舒爾茨在《馬尼拉大商帆》中記載，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國商人把從新西班牙運來的白銀幾乎全部運走了」；一位西班牙海軍上將則驚嘆道：「中國國王能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修建一座宮殿。」[16]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之大，竟一度使歐洲貴金屬輸入量銳減。美國經濟史學家漢密爾頓（Earl J.Hamilton）曾經指出，與1591-1600年間相比，1641-1650年間美洲黃金輸入歐洲數量銳減92%，白銀減少61%，這一減少與中國-美洲貿易擴大有關。[17]由於美洲白銀通過菲律賓大量流入中國，17世紀上半葉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議放棄菲律賓殖民地。
美洲白銀流入歐洲再流入中國，是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另一個渠道。在1500到1650年這一個半世紀里，從美洲運到歐洲的白銀約16，000噸。[18]根據沃德·巴雷特統計，1493—1600年世界銀產量是23，000噸，美洲產量就達17，000噸，佔全部世界銀產量的74％。他認為美洲白銀大約70％輸入了歐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亞洲。[19]美洲通過歐洲轉手運到東方的白銀大約有8，000噸，除去流入印度和奧斯曼的，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國，估計約有5，000噸。[20]15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至少運送100萬杜卡特（Ducat）白銀到遠東，大部分流入中國。17世紀，英國和荷蘭也開始把西班牙白銀運往東方。1601-162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運出75萬英鎊的西班牙白銀（約合250萬杜卡特）到遠東，多數流入中國；崇禎十年（1637年），該公司船隻首次到達中國，「沒有賣出一件英國貨，只是拋出了八萬枚西班牙銀元」。[21] 17世紀後期，該公司運出的金銀更是急劇增長，僅1700-1701年度就達70萬英鎊。荷蘭東印度公司出口金銀在1618-1700年間從50萬杜卡特增長到125萬杜卡特（約合4萬公斤）。[22]
大量白銀外流讓歐洲白銀輸出國西班牙、葡萄牙等政府惶恐不安，曾幾度設限。1593年1月1日、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國王三度頒發敕令，規定每年從墨西哥運抵菲律賓的白銀以50萬比索為上限，企圖遏止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恰在當時歐洲諸國普遍奉行重商主義政策，視金銀貨幣為財富的唯一形式，主張國家經濟政策唯一目的就是盡可能多積累金銀貨幣。然而，市場規律是不能夠挑戰的，除非宗主國製造業競爭力大幅度增強，否則，欲以一紙敕令在市場上遏止價廉物美中國商品的洪流，終究枉費心機。
而且，限制美洲白銀流入中國不符合菲律賓殖民當局的利益。菲律賓殖民地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經濟支柱是轉口貿易，殖民當局財政對關稅收入尤其倚重。荷蘭官員在1618年估計，西班牙政府（指菲律賓殖民當局）每年僅從中國絲經菲律賓轉運美洲的貿易中就可徵收約50萬比索商稅。1586-1645年間，除1586年至90年代以外，中國貨物進口稅在馬尼拉每年的全部進口稅中所佔比重一直高於60%。其間，1611-1615年間為91.5%，1636-1640年間為88.6%，1641-1642年間為92.06%。[23]顯然，對於竭力追求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菲律賓殖民當局，理性選擇就是千方百計維持、擴大作為骨幹稅源的中國貨物進口稅。宗主國政府頒發敕令限制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無疑於斷了菲律賓殖民當局的財路，因此，這些敕令從來就難以獲得菲律賓殖民當局的配合。加之西班牙殖民帝國腐敗成風，各級官吏把到殖民地政府任職視為發財良機，歷任菲律賓殖民地總督本人都公然違反敕令，攜帶大量美洲白銀進入菲律賓，這些敕令最終都擺脫不了淪為一紙空文的必然命運。西班牙殖民宗主國政府後來多次將限額提高到200萬比索，實屬無奈之舉。
三、三方套匯與白銀流入
歐洲人在中國、日本、歐洲之間開展的三方套匯業務是白銀流入中國另一條重要渠道。16、17世紀間，主要由於貿易導致的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精明的歐洲商人將日本、美洲白銀輸入中國套換黃金，單程即可獲利一倍以上，如此套利，大發橫財。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就是到了18世紀，中國白銀價格仍然高出歐洲50%的利差，這導致了18世紀墨西哥白銀生產的繁榮，世界各地的白銀再次爭先恐後地大量地輸入中國。
早在1609年，一位擁有25年在亞洲經商歷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羅 德 芭薩就注意到：「通常1個金比索可以兌換5個或5個半銀比索，如果中國白銀發生短缺的話，從外地購買白銀，價格就上升到1∶6或6.5銀比索。我所見到的最貴的和在廣州城購買的黃金是7個銀比索兌換1個金比索，我從沒有看見比這個價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個金比索通常值12個銀比索，因此，顯而易見從中國購買黃金意味著可以產生75%至80%的利潤。」[24]
關於國際間的套匯問題，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中也寫到：「當歐亞初通貿易時，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金銀比價，比歐洲高得多，……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價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也不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因此，對於航行印度的歐洲船舶，一般地說，銀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對於向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爾科船舶來說，也是如此。新大陸的銀，實際就是依著這種種關系，而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處相隔遙遠的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銀的買賣為媒介。」[25]這說明，貨幣也是是名副其實的商品，正是對貨幣的需求才使市場上供應商品和人們用貨幣購買商品成為可能。因此，這種套利兌換的普遍現象反映了當時已經出現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性金融市場。
據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爾德斯（Arturo Giraldez）的研究，美洲殖民地時期1540年代至1640年代，是一個套利周期。[26]恰在此時，中國開始了經濟貨幣化的進程，因而產生了巨大的白銀需求。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間（約1470年代），白銀在民間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後因朝廷認可而朝野皆使用白銀。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廣等地的稅糧按一定比價折收白銀—「金花銀」，這大大加快了田賦貨幣化的進程。1460年代以後（成化年間），廣東南海已用白銀交租。16世紀初以後，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銀支付。到1520年代，白銀貨幣化基本完成。其後嘉靖、萬曆年間，廣東、福建率先實行「均徭」、「均平」和「一條鞭法」等賦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銀折納都是重要內容。由於15世紀中期中國明朝紙幣體系的崩潰導致了銀幣的替代和白銀稅收體系的建立，而當時的中國擁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倫敦和巴黎大許多倍的城市，其「白銀化」帶來了全球巨大反響。正是中國的巨大需求引起了中國的白銀價值兩倍於世界其他地方，這種懸殊的差價反過來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白銀。在16世紀初，中國的金與銀比價是1∶6，而歐洲為1∶12，波斯為1∶10，印度為1∶8。到16世紀末，中國最具代表性地區之一的廣東的金與銀比價為1∶5.5或1∶7，而西班牙為1∶12.5或1∶14，這表明中國白銀的價格是西班牙的兩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為1∶10，在莫卧兒的印度為1∶9。直到17世紀40年代中國的白銀價格才最後降低到與其他地方的價格大致相當的程度。
從對中國明代史料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整個明代時期，白銀價值一直比較昂貴。洪武八年（1375）制定金銀錢鈔之間的比價兌換體系時規定，1貫鈔，摺合成1千文銅錢、1兩白銀以及1/4兩黃金，即金銀比價是1: 4。洪武十八年（1385），金銀比價變為一當五或一當六[2]，但主要是一當五。「永樂五年，令各處折收鈔，金每兩四百貫，銀每兩八十貫。是高帝時，賜鈔千貫為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而永樂中，賜鈔千貫，為銀十二兩五錢、金止二兩五錢矣。」[27]由是可知，永樂五年時，金銀比價仍是l:5。永樂中期，金銀之間的比價突然拉大，至永樂十一年（1413年）時，金銀比已變成1:7.5。同時，「永樂十三年四月庚寅」條雲:「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鹽乞定例召商，許以金銀銅錢中納。於是戶部定議：金一兩給鹽三十引，銀一兩、銅錢二千五百文各給鹽三引。從之。」[28]據此可知，金銀官方比價當時為l:10。需要說明的是，金銀比價1:10出現的地區和時期並不是多，絕大部分時期內是維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萬年間。應當注意的是，在這如此長的時期內，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是官價與市場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銀之間的比價驟升，發生在崇禎朝時期。萬曆時期金銀一當七八甚至一當五，至崇禎中變成一當十，而且江南地區的某些地方還存在一換十三的情況，以後還曾暫時回落到一換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維持在一換十三的價格水平。
由上述金銀之間的比價變動情況來看，黃金是處於較為穩定的升值，銀則相對貶值的狀態。學者錢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紀中外金銀比價變動情況（見表）。本來，整個明朝，黃金平均價格每兩摺合白銀6兩4錢7分，約等於宋元時代平均價格（10兩3錢弱）的63%，最低曾達到折白銀1兩6錢7分。[29]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銀大量流入後，中國明清兩朝金銀比價出現了一個明顯變化趨勢，16世紀30年代開始從1∶6左右逐漸上升，17世紀初基本上穩定在1∶7—8左右，30年代後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國市場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變成l:13，這一價格水平仍然要遠遠滯後於同時期歐洲金銀比價。在1492年以前，東方中國和印度的金銀比價還是1:5的時候，歐洲就已達到1:11或l:12。在歐洲頻繁發現銀礦後，從1519-1650年，金銀比價從1:11變成1:15.5左右，僅中間短暫時期內保持在1:10.6。
而中國直到清中葉大概在乾隆時期金銀比價才達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紀中葉，中國金銀比價已經基本上與歐洲拉平，甚或時有過之。日本、印度金銀比價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過程，不過日本銀礦資源豐富，印度與歐洲通商歷史較早，因而其金銀比價與歐洲拉平時間早於中國而已。
結論及比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銀流入，主要是中國通過海上貿易用商品交換而來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經濟體，這種核心地位是基於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其貿易保持著很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於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銀錢以及後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世界白銀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3]
除了貿易順差之外，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金銀比價一直低於外國金銀市場的比價，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16、17世紀間，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對白銀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銀價。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從1550年到1645年明朝滅亡前的百年間，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有14，000噸之多，是這一期間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30]
為什麼中國需要這么多的貨幣？為何這么多貨幣沒有像歐洲那樣導致通脹？根本原因是中國有著很強的貨幣吸收能力。弗蘭克的回答是，「貨幣支撐和製造著有效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刺激著供給」。但是，貨幣並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夠製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經具備生產能力，因此「有通過投資和提高生產效率來擴張生產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貨幣才能製造有效需求。[3]弗蘭克認為中國有這種能力。中國這種能力是基於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高額的貿易順差。這主要基於它的絲綢、茶葉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
歷史總有驚人相似的一幕。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加工製造業和對外貿易，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經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晚明時期類似，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出現了嚴重的人民幣套匯現象。晚明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白銀大量流入，這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人均產出和收入與西歐相比並不遜色。在銀本位制下，白銀大量流入滿足了國內貨幣需求，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市場，促進了商業發展和農業、手工業的專業化生產，江南等地早期的工業化也藉此得到了發展。但遺憾的是，晚明政府從打擊海上敵對勢力等政治需要出發，對海外貿易嚴格限制，海外貿易遠未能發揮其對市場開拓、專業化生產和資本形成的推動作用，使得晚明中國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與晚明抑制外貿發展的做法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大力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對外貿易，實行「獎出限入」的傾斜政策，通過各種手段發展出口，對進口實行一定限制。這些傾斜政策加上勞動工資偏低，社會保障不健全，環保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等，都降低了出口企業成本，增強其價格競爭力。近年來，除傳統的加工貿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資本密集型製造業發展過快，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出口迅速擴大，我國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更加糟糕的是，當前的巨額順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在中外歷史上非常罕見。類似地，美國在1874年以後的90多年間，德國從1880年代到「一戰」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從1981年到最近，對外貿易均長期順差。這些國家在上述階段經濟較快增長、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儲蓄相對投資過剩並不奇怪。當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低，資本對勞動力的比率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資本相對稀缺。此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理應較大，更可能出現儲蓄對投資的不足也即貿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貿易順差導致白銀流入，在銀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促進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且不存在外匯風險問題。目前我國外貿持續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策扭曲導致的。當前外貿順差過大加大通脹和資產價格波動壓力，我國外匯資產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
從根本上說，晚明和當代中國對外貿易共同問題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影響了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歷史教訓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持續的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我國當前應當調整傾斜外貿政策，減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強內需，否則就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持樂觀態度。
6、明朝經濟的外貿
海外貿易的需求日益強烈。明朝中期，有關禁海、開海的斗爭由地方達到中央，私人海外貿易與倭寇合流，成為影響沿海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這種情況為前所未有。隆慶年間開放海禁之後，大批中國商品以東南亞為跳板流入歐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響了歐洲工業技術的革新，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做出了貢獻。與海外貿易的發展相聯系，白銀貨幣化成為明朝後期乃至清朝引人矚目的現象。明初以銅錢、紙鈔為法定貨幣，白銀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紙鈔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導致信用下降，漸至名存實亡，銅錢則因幣材缺乏，鑄幣量難以滿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銀之禁，而通過海外貿易大量流入中國的白銀恰好彌補了國內銀礦不足的缺陷。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時，即規定賦稅折銀徵收，說明民間使用白銀已比較普遍。大額交易通用白銀，政府財政也以白銀為計算單位。白銀作為貨幣，具有不變質、易分割、價值高等優點，其貨幣化本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7、比較明代後期與清代晚期對外貿易的不同之處
首先，明代後期的對外貿易主要以民間貿易為主，而清代晚期的對外貿易主要以官方為主。明代中後期由於北有蒙古、南有倭寇，所以國家政策傾向於保守，政府明令禁止對外貿易；但是由於茶、絲綢、瓷器等中國商品擁有巨大國際市場而且商路順暢，所以民間商人抵不住利益的誘惑。清政府雖然也秉承禁止對外貿易（保留對外出口——廣州），但是鴉片戰爭以後，清廷政策轉變，對外貿易是實現了解西方的重要手段，所以大型采購、興辦大型工廠都是官府所為。
其次，明代的時候主要是向外輸出本國產品，當時明朝人口過億，勞動力和生產水平都大大超過海外，再加上產品的獨有性，商品幾乎都是對外傾出的。而清代則主要從國外輸入產品。清朝時，西方經過工業革命生產力大大超越中國，則理所當然產品向龐大中國市場傾銷。值得指出的是，中間使用的貨幣是美洲的白銀。
最後，明代晚期的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和西北、東北等疆域邊緣地區；而清代晚期的對外貿易則深入到沿江的內陸甚至其他地區。明朝由於是民間貿易，所以邊疆地帶有地理優勢。而清代在鴉片戰爭以後，陸續開放通商口岸，這其中就有內地的沿江等地，而且政府籌辦的民用、軍用工廠也有很多設立在內地。
值得指出的是，明清兩朝疆域差別很大，對西北方面的貿易也有很大不同。
8、明朝中國與歐洲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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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貿易的發展14—16世紀，亞洲的東西方貿易十分興旺。東西方貿易發展的標志：一是改變了進出口商品結構。15世紀中葉以前，東西方在貿易中主要是供應貴族所需的奢侈品和特產。自15世紀末以後，西方國家除從東方進口奢侈品外，還進口中國的絲綢、陶瓷、茶葉，印度的紡織品、地毯、葯材、藍靛、珠寶，東南亞的香料、胡椒、丁香、肉桂等商品。西方國家向東方國家輸出的商品有羊毛、呢絨、金屬製品等。亞洲各國的外貿都處於順差地位，取得了大量的金銀。二是開辟了新商路。地理大發現前，東西方貿易的商路有三條：一條是古「絲綢之路」；另一條是地中海商路；再一條是印度航線。這三條貿易商路跨越亞、非、歐三大洲，將東西方貿易聯系起來。地理大發現後，歐洲殖民者開辟了從歐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從而促進了東西方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和對外貿易額成倍的增長。印度莫卧兒王朝初期，計有30種棉織品、23種絲織品、10種織棉、毛毯等產品遠銷各國。
進入20世紀後，歐洲在世界上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中國與之關系更加復雜，回顧中國與歐洲的交往史，總結經驗教訓，成為中國史學界面臨的任務之一；加上這時中歐人士之間來往互訪比以前增加，存於歐洲的有關歷史資料被中國史學家發現者越來越多，為研究中歐交往史提供了便利。因此，明代的中歐關系也成為這一時期研究的一個熱點。一方面研究明朝與歐洲國家間的各種交往，另一方面特別著重研究天主教的傳入和耶穌會士來華的問題。關於前者，出版有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四傳注釋》（哈佛燕京學社，1934年）等論著。關於後者，出版的成果可分五類：其一為天主教傳入研究。包括陳垣《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圖書館館刊》8卷2期，1934年）、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聖教雜志社，1938年）、方豪《中國天主教史論叢（甲集）》（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年）、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青年協會書局，1940年）等論文和專書。其二為來華耶穌會士生平研究。包括國安《利瑪竇東來之前後》（《清華周刊》32卷1期，1929年）等論文。其三為來華耶穌會士著述研究。 包括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949年）等論著。其四為以耶穌會士為主的來華歐洲人傳入歐洲文化成果研究。包括翁幕《明清之交西學東漸考》（《學燈》，1924年8月）、 方豪《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文史雜志》3卷1、2期，1944年）以及張蔭麟、李儼、 陳垣、向達、鄭鶴聲等所寫的有關論文，這類論文數量極多，而且對耶穌會士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基本上給予肯定的評價。
9、閉關鎖國的明朝，如何獲得世界上80％白銀的？
閉關不出的明朝，如何得到世界80%的白銀，主要是實力強大！
閉關鎖國明朝建立於1368年。明初，由於沿海倭寇猖獗，朱元璋下令海禁。這次海禁是明朝關閉的開端。此後直到清朝，這一政策可以說一直有效。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朝雖然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但卻獲得了全世界80%左右的白銀。這讓很多人想不明白，這一切都已經閉關自守了，是怎麼得到這么多白銀的？
首先來看看明朝的閉關鎖國究竟是怎樣的。第一，我們認為閉關自守就是完全封閉自己，不與外界交流。然而真正的閉關鎖國並非如此，閉關鎖國也是對外交流，也是進行貿易的，不過貿易的地點，時間，方式等等都由政府控制。就閉關自守而言，明朝對外貿易雖少，但也只留下一小部分地方對外貿易，且貿易量不大。第二，明朝並非一直對外封閉。
明王朝閉關鎖國，是斷斷續續的，有時關，有時關。到了開國之初，明朝對外貿易規模較大，商品種類繁多，因此收入也很高。那就是明朝真正的閉關狀態。看看明朝閉關自守的局面，再看看明朝究竟是如何與他國進行貿易才能獲伏伏汪得這么多的白銀的？由於我國畢竟是一個農業大國，並一直堅持著重農抑商政策。在這樣的環境和政策下，即使是外貿也很難賺到那麼多錢。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觀察我國古代歷史中找到一點，那就是版圖很大，幅員很廣廳穗。盡管我們國家是農業國家，但是物產很豐富，有很多東西可以用來參與商品交易。小農經濟的主要特點，當然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其餘的東西都可以買賣。一般而言，小農經濟中用於交易的東西並不多。但是由於我國地大物博，經濟總量很高，一般都是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0%左右，所以，能用來交易的東西一般都比較多。那時歐洲的經濟總量都遠不及我國，用剩下的東西與歐洲做生意還綽綽有餘。
誠然，我們的國家物產豐富，但也並非萬事俱備。我們外貿的主要商品是絲綢，茶葉，瓷器等。這些東西是我國古代生產的，質量很好，深受各國歡迎。這類物品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幾乎都屬於當時的奢侈品。他們成本很低，但是銷售價格高，所以利潤很大。想像一下，一個國家向外出口這些東西，怎麼就不能賺錢呢？明王朝正是靠這些東西賺了大量的白銀。
明代在擁有一些東西後，仍然具有對外貿易的一個必要條件，即海上貿易十分發達。明成祖時期，明朝派遣鄭和下西洋，歷經三代，鄭和船隊最遠抵達非洲東海岸。明代以後雖沒有進行過如此規模的遠洋航行，但為以後的貿易積累了不少經驗。並且還打通了外貿航線，以後想要外貿完全可以通過這些航線。當其它國家想與明朝做生意的時候，也可以通過這些途徑來到明朝。
據說明朝有各種外貿條件，有東西也有技術。但若按以往歷史發展來看，明朝也是沒有那麼多銀錢的。此時，歐洲發生了一件大事，正是這件大事使明朝獲利頗豐，缺仔這就是地理大發現。這是一個地理大發現，它與白銀進入明朝有關。
在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開始了大航海。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致力於產業發展，處於世界前列的是位於伊比利亞半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他們都是第一個支持航海的國家，因此獲得了巨大的利益。簡言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持下，他們發現了許多新大陸，以及許多新航線。它們在新發現的土地上進行殖民統治，其中以美洲和非洲佔主導地位。特別是美洲，兩國幾乎已瓜分完畢。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佔領美洲後，在此進行了殖民掠奪。美洲的各種資源都很豐富，其中最主要的是金銀。十六世紀時，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平均每年從美洲掠奪黃金2900千克，白銀5500千克。通過對歐洲的掠奪，兩國一躍成為全歐洲最富有的國家。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從美洲獲得這些東西後，並沒有把它們用於發展資本主義。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揮霍掉了絕大部分的金銀。
由於他們從世界各地購買奢侈品供自己享用，因此大量的金銀從美洲流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後從西班牙和葡萄牙流入世界各地。許多人覺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銀流入與明朝無關，實際上兩者之間的關系很大。在此之前，我們曾談到，當時我國對外出口的絲綢、茶葉、瓷器等，都是奢侈品，而金銀製品則是奢侈品。
而且這兩個國家也對這些東西著迷，所以我們國家生產的東西，通過各種途徑，最後全部進入歐洲。並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銀器，也是通過各種途徑，終於全部進入明朝。因此，明朝成為地理大發現的大贏家。不對外建立殖民地，不進行殖民掠奪，正常的外貿貿易，就得這么多金銀。
許多人認為明朝得到這些白銀也太容易了，光靠簡單的對外貿易就可以得到這么多白銀。實際上，明朝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多的白銀，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外貿如此簡單，它還擁有強大的外貿實力。當歐洲國家向外殖民擴張時，看到明朝輕而易舉地賺到那麼多錢，也很眼紅，於是他們也開始招明。葡萄牙人攻過明朝，荷蘭人也攻過，不過都被明朝打敗了。明代以武力保證了本國對外貿易的正常進行。
如今，我們再一次回顧這一事件。明代外貿的數量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為其整體實力很強。而且明王朝能夠一直保持正常的對外貿易，因為它有強大的軍力作保證。總而言之，一言以蔽之，明朝因為有了這么大的力量，才能賺這么多錢。能夠說，自己強大了，才是硬道理。
白銀的大量流入，當然也改變了明朝。明中後期，白銀成為主要交易貨幣。而面對白銀的大量流入，明朝也進行了相關改革。但是，這些都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