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津市稅務局局長名字
天津國稅：
杜鐵英(黨組書記、局長)
男，1952年11月出生，漢族，天津市人，1970年5月參加工作，1985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職研究生學歷。1970年5月至1974年9月內蒙古建設兵團2師12團知青。1974年9月至1977年8月在天津財經學院學習。1977年8月到天津市稅務系統工作，歷任市稅務局紅橋區分局幹部、副科長、科長，涉外分局辦公室主任、副局長，市國稅局涉外分局副局長、稅政二處副處長、處長。1997年8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局長助理。1999年12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成員、副局長。2003年6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2007年7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書記、局長。
汲衛國（黨組成員、副局長）
男，1950年5月出生，漢族，天津市人，1968年2月參加工作，1972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職研究生學歷。1968年2月至1971年4月北京空軍033部隊戰士。1971年4月到天津市財稅系統工作，歷任市財政局財稅管理處幹部、財稅管理三處副處長，市稅務局南開分局副局長、稅政一處副處長，市國稅局稅政一處副處長，稅政四處處長。1997年7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總會計師。2000年7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成員、總會計師。2004年1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雒明山（黨組成員、副局長）
男，1955年10月出生，漢族，天津市人，1974年12月參加工作，197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職研究生學歷。1974年12月至1983年1月海軍航空兵八師二十三團戰士、特設師、副指導員、政治處幹事。1983年1月至1984年8月海軍政治學院基層政工班學員。1984年8月至1988年10月海軍政治學院天津分院政治部幹事。1988年10月到天津市稅務系統工作，歷任市稅務局人事處幹部，徵收管理處處長助理、副處長；市國稅局徵收管理處副處長，市國稅局稽查局黨組書記、局長，市薊縣國稅局黨組書記、局長，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國稅局黨組書記、局長。2004年4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郭鳳鳴（黨組成員、副局長）
男，1958年4月出生，蒙古族，內蒙古赤峰人，1976年7月參加工作，1979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職研究生學歷。1976年7月至1978年3月內蒙古赤峰縣大廟鄉知青。1978年3月至1982年5月解放軍51071部隊戰士。1982年5月到內蒙古赤峰市稅務系統工作，歷任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區稅務局稅政股幹部，赤峰市稅務局稅務二分局稅政股股長、稅務四分局副局長、市局稽查科副科長、科長、副局長，赤峰市國稅局副局長、黨組書記、局長。2001年7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成員、總經濟師。2007年6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廖忠賢（黨組成員、紀檢組長）
男，1963年5月出生，漢族，四川內江人，1983年8月參加工作，1992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碩士研究生學歷。1983年8月在四川省重慶市江北師范學校任教。1984年11月在長航重慶工程局任教。1989年9月攻讀中央財政金融學院財政系研究生。1992年4月畢業分配至原四川省重慶市稅務（國稅）局工作，歷任流轉稅處副主任科員、辦公室秘書、辦公室副主任，1997年6月任重慶市國稅局辦公室副主任，2000年6月任重慶市國稅局辦公室主任，2000年11月任重慶市國稅局人事處處長，2003年10月任重慶市南岸區國稅局局長。2004年4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成員、總會計師。2007年6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成員、紀檢組長。
張春傑（黨組成員、總經濟師）
男，1958年9月出生，漢族，天津市人，1975年10月參加工作，198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職研究生學歷。1975年10月至1993年6月歷任天津市東郊區財政局（稅務局）副所長、副科長、科長、副局長。1993年6月任天津市稅務局東麗區分局局長，1994年8月任天津市東麗區國稅局局長，1996年10月任天津市國稅局征管處處長（其間：2005年4月至2005年9月兼任天津市國稅局注冊稅務師管理中心主任）。2007年7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成員、總經濟師。
王懷鵬（黨組成員、總會計師）
男，1963年6月出生，漢族，天津靜海人，1982年1月參加工作，1987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職研究生學歷。歷任天津市河西區稅務分局專管員、科員、副科長，市財政局、國稅局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市國稅局人事處處長助理、副處長、處長。2004年6月任市國稅局人事處處長兼天津市新技術產業園區國稅局黨組書記、局長。2007年6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黨組成員、總會計師。
張延才（副巡視員）
男，1951年4月出生，漢族，山東省蓬萊人，1968年2月參加工作，1970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職研究生學歷。1968年2月至1971年4月北京空軍033部隊戰士。1971年4月至1983年5月任天津市財政局財稅管理一處幹部、副科長、副處長。1983年5月至1994年8月任天津市稅務局河東區分局副局長。1994年8月至1994年12月任天津市河東區國家稅務局副局長。1994年12月至2004年4月任天津市河東區國家稅務局黨組書記、局長，河北區國家稅務局黨組書記、局長，和平區國家稅務局黨組書記、局長。2004年4月任天津市國家稅務局助理巡視員。
天津地稅局：
楊福剛 天津市財政局 天津市地方稅務局 局長 組書記
馬強 天津市財政局 天津市地方稅務局 副局長(正局級) 黨組副書記
劉健 天津市財政局 天津市地方稅務局 副局長 黨組成員
張慶江天津市財政局 天津市地方稅務局 紀檢組長 黨組成員
陸麗珍 天津市財政局 天津市地方稅務局 副局長 黨組成員
姚來英 天津市財政局 天津市地方稅務局 副局長 黨組成員
張家林 天津市財政局 天津市地方稅務局 副局長 黨組成員
陳慶和 天津市財政局 天津市地方稅務局 總會計師 黨組成員
李偉橋 天津市財政局 天津市地方稅務局 總經濟師 黨組成員
王世弟 天津市財政局 天津市地方稅務局 副巡視員
2、盧緒章的人物生平
盧緒章，原名盧植之，1911年出生在浙江省鄞縣城區小沙泥街一個小商之家。1925年，14歲就離家赴上海源通輪船公司當練習生，後升為職員，業余就讀於上海總商會商業補習班夜校（簡稱「商夜」），學習國文、英文、薄記等課程。
受當時蓬勃興起的革命形勢影響，生性活潑的盧緒章開始關心國事，投身社會進步活動。 1932年，盧緒章與田鳴皋、錢興中3人集資150元法幣設立光大行，從事西葯及醫療器械郵購業務。由於資金少，基礎差，不久以虧損與息業。然後，盧緒章、田鳴皋又與楊延修、張平、鄭棟林等5人合作，集資500元（法幣），接辦光大行，並改名為廣大華行，繼續開展西葯郵購業務逐漸發展，一年多後，廣大華行又擴充資本金為1200元法幣，同時申請加入上海西葯商業公會，成為一家略具規模的小型西葯商行。
1934年秋，盧緒章奉父母之命，回鄉與毛梅影完婚，不久，寓居上海。
在經營廣大華行的同時，盧緒章繼續探求著人生之路。1935年華北危機，北平學生舉行「一二·九」運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又走向新的高潮。1936年2月，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成立，盧緒章積極參加救國會舉辦的遊行示威和宣傳活動，成為該會骨幹之一。1936年夏秋之際，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在上海洋行華員中籌建上海洋行華員聯合會（簡稱「洋聯」）。盧緒章、楊延修、張平以廣大華行主要負責人身份，參與「洋聯」籌建工作，同年10月「洋聯」正式成立。「洋聯」經常舉辦時局形勢報告、社會科學及哲學問題講座，還組織部分積極分子參加義勇軍訓練。1937年10月，盧緒章、程恩樹等參加上海地下黨與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聯合舉辦的抗日救國幹部訓練班。不久經楊浩廬介紹，盧緒章、程恩樹二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廣大華行在上海「八一三」事變前，業務已有很大發展。但「八一三」後受時局影響，經營面臨困難，盧緒章等五位創辦人決定將廣大華行的業務重點轉向西南地區發展，並於1938年1月設立廣大華行昆明分行。當時貨物運輸困難，廣大華行決定開辦代客運輸業務，並與上海一些公司建立銷售代理關系。同時，廣大華行正式成立董事會，推莫其昌為董事長，田鳴皋為總經理，鄭棟林為昆明分行經理，盧緒章為上海分行經理。隨著武漢、廣州相繼淪陷，滇越鐵路成為西南大後方的重要國際通道，廣大華行在西南大後方迅速站穩了腳跟。
1939年5月，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經慎重考慮，決定派盧緒章去重慶，以廣大華行為掩護，把它改建為黨的秘密工作機構，執行黨的任務。
1940年6月，廣大華行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選出楊延修、盧緒章等5人為董事。除總管理處設在上海外，設上海、昆明、重慶三個分公司，並設辦事處於海防、貴陽。西南大後方以重慶為中心，由盧緒章主持，經營范圍為醫療器械、西葯原料、西葯、五金材料、海陸運輸及其他進出口業務，由此實現了將廣大華行業務重心從上海向重慶的轉移。
1940年夏，盧緒章在到達重慶後，即在劉曉陪同下，到重慶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與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見面。周恩來詳細了解了廣大華行有關情況後，指示盧緒章說：廣大華行黨員的一切活動必須做到社會化、職業化，對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包括自己的親人。要在商言商，做好生意，對外廣交朋友，利用一切社會關系作掩護，使這一機構長期保存下去，完成黨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取得最後勝利。盧緒章緊急布置廣大華行重返上海的有關事宜，決定把廣大華行總部立即遷返上海，以上海為中心，大力開展國內外貿易，尤其是發展與美國的進出口業務。為此，他調兵遣將，派人迅速奔赴上海、漢口、天津等地開展工作。1948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乘飛機到達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10月初，由周恩來引見，毛澤東接見盧緒章，並高度評價了他們的工作。嗣後，盧按中央領導指示，積極擴展廣大華行，分別在重慶、成都、貴陽、昆明等地設立分支機構，並與民生公司合資成立民安保險公司，先後投資與人合辦萬力制葯廠、建業民行、建信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以適應自身發展和黨的秘密工作開展的需要。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統治區通貨惡性膨脹，時局混亂，中共上海局書記劉曉指示，將廣大華行業務重心向香港轉移，盧逐步收縮國內業務，把資金集中轉移到香港。1948年11月，盧緒章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要求，結束廣大華行國內分支機構，全體黨員幹部到解放區參加革命工作。次月，盧緒章隨龔飲冰及李濟深、章乃器、茅盾夫婦等一批民主人士共30多人，乘輪船到達大連，輾轉去西柏坡黨中央所在地學習，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1949年，上海解放後，盧緒章參加了上海市軍管會工作，出任上海市財經接管委員會貿易處副處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貿易部副部長等職。不久，調至天津，出任中國進出口公司經理，不久公司遷至北京。1952年9月盧緒章調任外貿部局長、部長助理、副部長等職。文革期間，受盡折磨。打倒「四人幫」後，盧緒章回北京任外貿部顧問。1977年8月，調任國務院僑辦黨組成員、華僑旅行社社長。次年轉任新成立的國家旅遊總局第一任局長、黨組書記，成為我國旅遊事業的開拓者。1981年2月，盧緒章調任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和外國投資委員會副主任。同年8月，又奉調回外貿部任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82年3月，盧緒章退居二線，改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顧問。盧緒章是新中國外貿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為中國外經貿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984年，盧緒章以73歲高齡，受黨中央和小平同志委派，來寧波幫助開展對外開放工作，並被浙江省、寧波市政府聘為特邀顧問。對於闊別多年的故鄉，盧緒章這位長期在外漂泊的遊子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與省、市領導一見面就說：「我是給家鄉來跑腿的，小平同志給我的任務是把全世界的寧波幫發動起來建設寧波，我自感任務不輕，一定盡力幫家鄉做事」。寧波當時已被國務院正式批准為全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處在一個新的歷史發展之際，盧緒章的到來，可謂正逢其時。
盧緒章到寧波後，就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幫助寧波制訂長遠發展規劃，確定寧波經濟發展的戰略方向。為了加快利用北侖深水良港，盧緒章於1985年上書小平同志：為進一步發揮北侖港的作用，建議國家將北侖二期工程的集裝箱和散貨泊位建設列入「七五」計劃，並抓好滬杭甬高速公路和蕭甬鐵路的改造等配套交通集疏運網路的建設。同時提出：立即在北侖港開展水上過駁作業，溝通北侖港與長江中下游沿江各港口運輸，為上海等大港分流，這是一個投資省、收效快的好辦法。這些意見和建議，得到中央和國家有關部委領導的高度重視。
盧緒章對寧波的重要優勢———北侖深水大港念念不忘，曾說：「我這一生就是要爭取時間，把北侖港建好，1990年4月，他不顧年老體弱又到寧波走了一圈，並與寧波黨政領導就寧波進一步對外開放和港口建設問題交換了意見。同年6月，他再度上書小平同志，提出「寧波這幾年來以發動『寧波幫』、發揮寧波港優勢來帶動寧波經濟發展。寧波對外開放的路子是正確的。但是現在主要是北侖深水良港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我總覺得在我國沿海開放地區，已經形成幾種開放模式，但確實缺少一個大型國際中轉港。為此我看過沿海很多港口，確信惟有寧波才是最佳選擇」。 1992年國家計委批准建設北侖港20萬噸級大型貨輪碼頭。1994年建成的5萬噸級算山原油碼頭，成為國內海運油港和油品集散基地。多年來，寧波市委、市政府堅定不移地實施「以港興市，以市促港」戰略，以港口為龍頭，全面推進寧波現代化建設。2006年寧波港貨物吞吐量3.1億噸，集裝箱吞吐量706.8萬噸，分別居大陸噸位第二位和第四位，提前實現盧緒章生前的願望。
「寧波幫」是寧波對外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一大優勢。動員「寧波幫」建設寧波也是小平同志交給盧緒章的一項重要任務。為此，盧緒章十分重視做好此項工作。他充分利用自己海外朋友多、聲望高的優勢，多方奔走聯絡，請海外鄉親來家鄉走走看看，加深對家鄉的了解。他首先做船王包玉剛的工作，多次到香港看望包玉剛，並於1984年10月陪同船王回家鄉訪問。就是在這次寧波之行中，包玉剛從盧緒章口中得知寧波尚無一所綜合性的大學，而家鄉人民正在醞釀籌辦，由此決定率先捐資創辦寧波大學。盧緒章對包玉剛的決定非常贊成，並協助做好有關工作。寧波大學正式成立後，盧緒章多次陪同包玉剛到寧大考察訪問，還對如何辦好學校獻計獻策。
此外，盧緒章還多次拜訪香港「影視大王」邵逸夫，盛情邀請他回家鄉看看。1987年4月，邵先生首次回故鄉，這是他幾十年來第一次回內地，受到了家鄉人民的熱烈歡迎。
盧緒章在做好寧波幫知名人士工作的同時，時時不忘做好其他人士的工作。1985年，盧緒章和夫人毛梅影應包玉剛邀請前往日本考察訪問，除了聯絡發動在日本的「寧波幫」為建設寧波家鄉引進僑資外，還參加了香港環球航運集團在日本建造的「世晶」號巨輪下水剪綵儀式，由毛梅影親手剪綵，並參加了日本僑界的多次宴請招待，盧利用這些機會向旅日僑界宣傳祖國改革開放大好形勢，同時動員寧波幫人士常回家看看，日本之行不僅促進了數百旅日華僑寧波探親祭祖，引進了僑資1億多美元，也成功地促進了中國船舶總公司和日本航運界的合作項目。1986年10月，他在聽取寧波市僑辦關於聯絡海外「寧波幫」情況匯報時說：「香港有一個甬港聯誼會，還有中華總商會，我國駐外使館人員中有不少『寧波幫』，寧波人在世界上有成就的不少，你們應好好了解、發動。『有貝之才』可請到寧波搞企業，『無貝之才』，可傳技術、講學，管理企業。要把發動『寧波幫』當作一件大事來抓。搞好了，效果不會比一個重要項目差。」
在盧緒章的關心指導下，寧波市委、市政府及有關部門一直把團結、發動海外「寧波幫」的工作放在重要戰略地位，使「寧波幫」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成為寧波對外開放的重要推動力量。截止2006年底，海外「寧波幫」已有20萬餘人次回故鄉，他們為家鄉捐款興辦文化、衛生、教育、公共事業等項目達5000餘個，總金額達10多億元人民幣，並積極在家鄉興辦企業，寧波還與400餘名海外「寧波幫」知名人士和近40個華僑、華人社團保持經常聯系。小平同志關於把全世界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的重要指示得到了較好落實，這一切與盧緒章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為了大力推進寧波的開發開放工作，早在1985年9月，盧緒章在給小平同志的信中重申開發北侖港戰略意義時，曾建議國務院成立一個專門機構。是年10月25日，小平同志在北京出席兆龍飯店剪綵儀式，當面將這封信轉給萬里副總理，並請他率領有關部委領導，一起到寧波現場辦公。1985年10月29日，萬里代總理在出席寧波大學奠基典禮後，立即在寧波召開國務院有關部委領導參加的現場辦公會議。包玉剛也應邀出席，他在會上說：「鄧主任要發動全世界的寧波人都來建設寧波，要我和盧緒章到外面跑腿，提意見。你們各方面有什麼意見，我可以拿到國際上去講。對寧波建設我個人看法，一定要有一個領導小組之類的協調機構。」在盧緒章和包玉剛等一批熱心人士的積極推動下，國務院於1985年12月成立了由國家10個部委領導參加的寧波經濟開發協調小組。國務委員谷牧任組長，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陳先任副組長，聘請包玉剛、盧緒章為顧問，下設辦公室。國務院為一個地方經濟開發專門成立協調小組，是史無前例的。
對於這個協調小組，盧緒章傾注了很大熱情。作為協調小組顧問，每次小組開會，他從議題的確立到時間、地點的安排和出席人員的落實等，都事必躬親。為此，他不顧年老體弱，在京、甬之間往返奔波，認真落實會議決定事項。從1985年到1988年，協調小組先後在北京、寧波、深圳等地召開六次會議，協調解決寧波開發開放中的重大問題，如北侖港二期工程、北侖鋼鐵廠籌建，櫟社機場建設，寧波計劃單列的實現等等，對寧波的開發開放和經濟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這中間無不凝聚著盧緒章的心血和汗水。
198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寧波經濟協調小組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但盧緒章認為，小平同志發動寧波幫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為了繼續廣泛發動「寧波幫」，並發動祖國各地的寧波籍人士關心寧波建設，1988年5月，盧緒章和包玉剛等倡議，在寧波經濟協調小組兩年多工作的基礎上，籌建寧波經濟建設促進協會，這一倡議得到了谷牧同志和海內外寧波籍人士的廣泛響應。同年10月18日，寧波經濟建設促進協會在寧波正式成立。
盧緒章首任會長期間，積極開拓會務，先後在北京、上海、杭州、天津、深圳等地建立協會分會，廣泛吸收工商、科技、文教、財貿、行政機關等寧波籍人士為會員，為寧波經濟建設增添了一支新生力量。他在1990年6月給小平同志的信中寫道：「小平同志，我受你的重託，一直深感責任重大，不敢怠懈。加快寧波開放，促進寧波繁榮，這是我餘生的最大願望。這幾年來，雖已步履艱難，力不從心，仍上下求索，內外奔波……」。顯然晚年的盧緒章已把寧波發展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為家鄉的建設與繁榮傾注了全部心血。
1991年，盧緒章因病在北京住院，他在病中仍十分關心協會工作，曾提出做好「寧波幫」第二、三代的工作刻不容緩，同時協會也要為海外「寧波幫」參與家鄉建設做好服務工作。並多次向寧波市領導推薦陳先同志為協會會長後繼人選。1993年召開協會第二層理事會，陳先當選為會長，盧緒章改任為名譽會長。在第二屆協會理事會上，通過了給盧緒章的一封慰問信。信中說：「五年來，您不顧年事已高，內外奔波，不辭辛勞，為寧波發展殫思極慮，……對您為寧波建設和促進協會所作的卓越成效的貢獻和創立的業績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這是對盧緒章任會長以來工作的高度評價。
1995年11月8日，盧緒章與世長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