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預計全年退稅減稅約2.5萬億元，減稅的本意是什麼？
減稅的本意有兩個，一是降低個人稅收負擔，二是促進消費。接下來，我們就從這兩個角度來仔細看一下減稅的本意。
以下內容皆為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1.降低個人稅收負擔
這個滾寬是減稅的根本意義，因為稅收對於一些人來說，的確是負擔，畢竟家裡面那麼多人要養活。就像我國的很多中產階級，他們月收入剛破萬出頭，有房貸有車貸還有孩子要養。這些都需要花錢，如果減稅，他們就可以因此多幾千塊的錢在手，這點錢也許相對於他們的工資不多大洞亮，但聊勝於無。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們的生活壓力。當然，如果你月收入不足五千，那就別想了，月收入低於五千都不收稅的。月收入低於五千要是還收稅，那對你的個人生活負擔也就太大了。如果超過五千，你就可以去申請退稅了。但是，每年可退的稅有限額的。
2.促進消費
退稅的最直接作用就在這里了，稅退到你手裡，最後你還是要拿去消費的。那也就等於再次間接繳稅了，而且這還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你想一下，你拿著退稅的錢去買東西，就等於有需求，你有了需求，工廠就要多生產商品，你消費的商品和工廠生產出來的商品也可以算到GDP上面。可以說，退稅帶來的利益是巨大的。而且我國的每個商品都是有稅費在裡面的，出廠的時候工廠幫你交了而已，所以顫握說，退稅除了促進消費、促進經濟發展，同時還可以再次收稅，穩賺不虧的買賣啊。
總的來說，退稅減稅的本意就是降低公民的稅收負擔以及促進消費，然後帶動經濟發展，這可以說是一波三贏的買賣啊，所以，趕緊去申請退稅吧。
2、約1.5萬億留抵退稅怎麼退？
，留抵退稅約1.5萬億元，退稅資金全部直達企業。如此大規模的留抵退稅如何實施？2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部署。
對所有行業的小微企業、按一般計稅方式納稅的個體工商戶退稅近1萬億元。其中，存量留抵稅額6月底前一次性全額退還，微型企業4月份集中退還，小型企業5、6月份退還；增量留抵稅額4月1日起按月全額退還。
對製造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6個行業企業的存量留抵稅額，7月1日開始辦理全額退還，年底前完成；增量留抵稅額也要從4月1日起按月全額退還。
對小微企業以及製造業等6個行業實施存量留抵退稅，將企業此前多年形成的存量留抵稅額退給企業，將顯著增加企業現金流，緩解資金回籠壓力，有助於提升企業發展信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同時，增量留抵稅額也將按月全額退還，體現了增值稅留抵退稅制度不斷完善。
中央財政在按現行稅制負擔50%退稅資金的基礎上，再通過安排1.2萬億元轉移支付資金設立3個專項，支持基層落實退稅減稅降費和保就業保基本民生等。其中，對新增留抵退稅中的地方負擔部分，中央財政補助平均超過82%、並向中西部傾斜
建立資金預撥機制，逐月預撥、滾動清算，確保地方國庫動態存有半個月的退稅所需資金。
3、大規模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實施首月，8015億元退稅款退到納稅人賬戶
4、留抵退稅政策建議
一、正面回答：
2019年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增值稅增量留抵退稅制度。今年，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制度，優化征繳退流程，對留抵稅額實行大規模退稅，把納稅人今後才可繼續抵扣的進項稅額予以提前返還。通過提前返還尚未抵扣的稅款，直接為市場主體提供現金流約1.5萬億元，增加企業現金流，緩解資金回籠壓力，不但有助於提升企業發展信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還能夠促進消費投資，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優化。
二、詳情分析：
國家稅務總局2022年5月10日公布數據顯示，自2022年4月1日大規模留抵退稅政策實施以來，4月1日至30日全國已有8015億元增值稅留抵退稅款退到145.2萬戶納稅人賬戶。加上一季度繼續實施老的留抵退稅政策退稅1233億元，2022年1至4月，全國共有9248億元退稅款退到納稅人賬戶。
三、留抵退稅意義
增值稅留抵退稅是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的重要舉措。留抵退稅政策落地實施，有助於緩解山東省企業資金壓力，支持企業擴大投資，促進技術裝備升級，有效激發市場活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5、超2.1萬億元退稅已到賬，大規模留抵退稅的意義何在？
超2.1萬億元退稅已到賬，大規模留抵退稅的意義如下。
一、超2.1萬億元退稅已到賬從上半年開始，納稅人收到的退稅款達到了20131億元，加上一季度繼續執行此前出台的留抵退稅政策1233億元，累計已有21364億元退稅款退到納稅人賬戶，大規模留抵退稅存量留抵稅額集中退還任務圓滿完成。
今年留抵退稅優惠政策惠及企磨飢業眾多、覆蓋面廣，已有121條便民服務舉措，幫助企業更好地享受到優惠。統計數據表明，今年第二季度，全國稅務系統的留抵退稅比上年同期多出100多倍，符合條件的企業從申報至入賬的平均時間比上年瞎李返同期大幅壓縮。
二、大規模留抵退稅的意義21364億元退稅款使各市場主體在“輸血”和“造血”方面發揮空前的作用。
從實際應用情況來看，大規模的增值稅留抵退稅可以提高企業的現金流量，對於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促進企業生產經營的恢復和穩定宏觀經濟的穩定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擾敬
大規模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促進了公司的運營逐漸好轉，促進了公司銷售的加速增長，促進了新的經濟增長。
研究結果表明，稅收減免對企業穩定企穩、解困效果顯著，企業對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的滿意度也很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一項快速調查，發現在實行大規模留用退稅後，有96.2%的公司對此政策感到滿意，90%的公司說有了改善的現金流量。
在取得剩餘資金回扣的小型和微型企業中，94.6%的企業對此政策感到滿意，84.5%的企業對此有了改善；其中95.4%的企業對稅收優惠政策感到滿意，87.9%的企業對此有信心。
6、今年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稅緩費超3.7萬億元助力穩住宏觀經濟大盤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文子玉
「稅收數據顯示，截至11月10日，全國稅務系統合計辦理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稅緩費超3.7萬億元。」11月16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王道樹介紹，今年以來，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和多重超預期因素沖擊，全國稅務系統與有關部門一道，統籌抓好落實稅費支持政策、依法組織稅費收入、優化服務便民辦稅、規范稅收執法等各項工作，著力促消費、穩外貿、擴投資，為廣大市場主體辦實事、減負擔、增便利，助力穩住宏觀經濟大盤。
大規模增值稅留抵退稅是今年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重頭戲」。國家稅務總局總審計師兼收入規劃核算司司長蔡自力介紹，截至11月10日，留抵退稅合計已達23097億元。從政策效應看，留抵退稅是「真金白銀」，發揮了為企業「輸血」「活血」的積極作用。截至11月10日，工業企業共退稅8313億元，幫助盤活流動資金，助力工業經濟平穩運行。同時，為小微企業和旅遊、民航、鐵路、道路運輸等受疫情沖擊較大的困難行業，分別退稅9178億元、5092億元，為保市場主體、保就業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在促進新動能加快發展上，為高技術行業和高新技術企業退稅4056億元。
據介紹，今年大規模留抵退稅政策實施以來，出現了騙取留抵退稅的情況。為維護稅收秩序、保障各項稅費政策落實，今年以來，稅務部門堅決貫徹黨中央關於加強稅務稽查、打擊涉稅違法的部署要求，統籌加快退稅進度和加強風險防控，重點嚴查狠打騙取留抵退稅等違法行為，有效護航各項稅費支持政策落准落穩落好，努力確保政策紅早並基利精準直達守法誠信經營的市場主體。「截至11月10日，稅務部門通過查處一批涉嫌騙取或違規取得留抵退稅企業，挽回各類稅款損失合計142.9億元。」蔡自力說。
為進一步加快製造業新增增值稅留抵退稅辦理速度，國家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負責人吳曉強介紹，稅務部門通過進一蔽滲步升級信息系統，按日跟蹤調度各地退稅辦理情況，在各個工作環節，向辦理人員實時提示提醒，確保製造業增量留抵退稅優先辦理。同時，通過電子稅務局、稅企溝通平台、微信、簡訊等渠道，開展精細化服務輔導，不斷優化納稅陸謹人退稅申請方式。此外，通過構建「事前預審」機制，對製造業納稅人進行「一戶式」信息歸集，將退稅審核等工作程序前置等優化流程實現快速辦。「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國各省(區、市)和計劃單列市的製造業增量留抵退稅到賬平均時間均壓縮至2個工作日以內，提速近80%。」吳曉強說。
「為支持汽車市場發展，國家延續了新能源汽車免徵車購稅政策，及時出台了減征部分乘用車車購稅政策，對促進汽車市場回暖企穩，刺激國內消費發揮了重要作用。」王道樹說，為落實好這兩項稅收優惠政策，稅務部門通過加強稅法宣傳輔導，讓納稅人應知盡知、早知早享。及時升級信息系統，實現自動判別條件、自動享受優惠，進一步提升納稅人享受優惠政策的便利度。同時，不同部門協作配合加快政策落地。如，稅務部門與工信部門通過信息共享，自動識別新能源汽車免稅標識，2019年至2022年11月，兩部門共發布了38批《免徵車輛購置稅的新能源汽車車型目錄》，涵蓋14333款車型，保障了購車人精準享受稅收優惠。
7、在2021年基礎上預計今年退稅減稅約2.5萬億元，退稅流程是怎樣的？
你首先需要下載個人所得稅APP，隨後在個人所得稅APP中申報自己的稅款，最後進行相關退稅操作。
從3月1號開始，在2021年度繳納過稅款的用戶可以自主申報稅款，同時也可以進行相應的退稅操作。為了進一步幫助基層員工提高生活質量，我們的個人所得稅的退款流程在進一步優化，退款方式也非常簡單，我會通過以下幾點做具體闡述：
一、2021年的全年退稅減稅額度將會達到2.5萬億元。
這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概念，在整個2021年裡，我們預計會退稅減稅2.5萬億元，這已經創下了歷史第一的記錄。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考量，主要是為了幫助很多基層員工提高收入，通過這樣的方式讓員工和企業獲得更多的現金流，進而達到促進消費的作用。
二、退稅的流程主要集中在個人所得稅APP。
在你想要退稅之前，你首先需要通過正規渠道下載個人所得稅APP。在此之後，你要對自己的身份信息進行驗證。在核實無誤之後，你可以點擊個人所得稅APP中的申報頁面，在申報頁面裡面確認自己的全年繳稅情況。與此同時，你可以對自己的全年納稅情況進行相應折扣減免，具體的信息在個人所得稅APP中的詳情頁面。
三、退稅的後續流程是申報-審核-打款。
在你申報了自己的個人所得稅之後，你需要等待稅務部門進行審核。每個人都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申報稅款，在審核無誤之後，你在個人所得稅APP中所填寫的銀行賬戶將會受到相應退稅金額，這筆金額將會以現金的形式發放。
最後，退稅的開始時間是3月1號，你在3月1號之後才可以開始相關操作。
8、預計全年退稅減稅約2.5萬億元，退稅資金全部直達企業
2022年3月5日（星期六）上午9時，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開幕會。中國網現場直播，以下為文字實錄：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著力穩市場主體保就業，加大宏觀政策實施力度。完善減負紓困等政策，夯實經濟穩定運行、質量提升的基礎。
實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堅持階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結合，減稅與退稅並舉。一方面，延續實施扶持製造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減稅降費政策，並提高減免幅度、擴大適用范圍。對小規模納稅人階段性免徵增值稅。對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100萬元至300萬元部大手好分，再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各地也要結合實際，依法出台稅費減免等有力措施，使減稅降費力度只增不減，以穩定市場預期。另一方面，綜合考慮為企業提供現金流支持、促進消費投資、大力改進增值稅留抵退稅制度，今年對留抵稅額實行大規模退稅。優先安排小微企業，對小微企業的存量留抵稅額於6月底前一次性全部退還，增量留抵稅額足額退還。重點支持製造業，全面解決製造業、科研和技術服務、生態環保、電力燃氣、交通運輸等行業留抵退稅問題。增值稅留抵退稅力度顯著加大，已有力提振市場信心。預計全年退稅減稅約2.5萬億元，其中留抵退稅約1.5萬億元，退薯畝稅資金全部直達企業。中央財政將加大對地方財力支持，補助資金直達市縣，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建立健全工作機制，加強資金調度，確保退稅減稅這項關鍵性舉措落實到位，為企業雪中送炭，助企業煥發生機。
加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支持。用好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優化監管考核，推動普惠小微貸款明顯增長、信用貸款和首貸戶比重繼續提升。引導金融機構准確把握信貸政策，繼續對受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企業給予融資支持，避免出現行業性限貸、抽貸、斷貸。發揮好政策性、滾鉛開發性金融作用。推進涉企信用信息共享，加快稅務、海關、電力等單位與金融機構信息聯通，擴大政府性融資擔保對小微企業的覆蓋面，努力營造良好融資生態，進一步推動解決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
推動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清理轉供電環節不合理加價，支持地方對特殊困難行業用電實行階段性優惠政策。引導大型平台企業降低收費，減輕中小商戶負擔。進一步清理規范行業協會商會、中介機構等收費。要開展涉企違規收費專項整治行動，建立協同治理和聯合懲戒機制，堅決查處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要加大拖欠中小企業賬款清理力度，規范商業承兌匯票使用，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要帶頭清欠。餐飲、住宿、零售、 旅遊 、客運等行業就業容量大、受疫情影響重，各項幫扶政策都要予以傾斜，支持這些行業企業挺得住、過難關、有奔頭。
落實落細穩就業舉措。延續執行降低失業和工傷保險費率等階段性穩就業政策。對不裁員少裁員的企業，繼續實施失業保險穩崗返還政策，明顯提高中小微企業返還比例。今年高校畢業生超過1000萬人，要加強就業創業政策支持和不斷線服務。做好退役軍人安置和就業保障，促進農民工就業，幫扶殘疾人、零就業家庭成員就業。深入開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強雙創平台服務能力。完善靈活就業 社會 保障政策，開展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堅決防止和糾正性別、年齡等就業歧視，著力解決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突出問題。增強公共就業服務針對性。繼續開展大規模職業技能培訓，共建共享一批公共實訓基地。使用1000億元失業保險基金支持穩崗和培訓，加快培養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急需人才，讓更多勞動者掌握一技之長、讓三百六十行行行人才輩出。
9、2022年增值稅留抵退稅合計已達23097億元！一圖了解哪些行業企業受益
10、平台經濟與社會主義：兼論螞蟻集團事件的本質
【文/ 趙燕菁】
一、圍繞數據平台企業的爭議
數據平台企業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首先在於其超高的估值。以香港股市為例，金融類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Price Earnings Ratio，簡稱P/E或PER）為18，如以傳統金融業務為主的金控集團中信股份的P/E為4.2，招商局集團的P/E為3.8。資訊 科技 類企業的平均市盈率為24.8，其中阿里的P/E為33.7，騰訊的P/E為51.8，而螞蟻集團的預計發行價格為68.8元/股，對應的動態市盈率高達96.48！即使根據原計劃的發行價和2020年6月30日前12個月的每股收益測算，螞蟻集團的市盈率也高達43倍。
實際上，不僅螞蟻集團，世界上與之類似的數字金融公司，也都具有超高的市場估值。比如，MasterCard的市盈率為43，Visa為52，Paypal為85，Square為227；保險 科技 類公司，如SelectQuote，其市盈率為39。理財 科技 類公司，普信的市盈率為34，東方財富為53。微貸 科技 類公司，以消費者信用評級公賣做高司作為標桿，其中TransUnion的市盈率為47，益白利為49，艾可菲為38，費哲金服高達71，此類企業的平均市盈率約為52。
對於這些基於數據平台企業的超高估值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
一種觀點認為，螞蟻集團之所以估值這么高，不是因為它的業務多好，而是因為它借道「 科技 公司」逃避金融監管。傳統的金融公司，都要接受巴塞爾協議的限制，可是螞蟻集團通過將自己「包裝」成 科技 公司繞過了監管，把風險轉嫁給傳統金融公司。一旦螞蟻金融出現金融風險而國家出手救助，就意味著讓全體居民一起幫其分擔和承受風險損失。
另一種觀點認為，螞蟻集團的技術優勢來自於壟斷。不是其他企業做不了，而是因為數據平台企業通過數據壟斷，跨界「剿滅」了其它商業模式和競爭對手。壟斷的定價權，帶給平台企業不公平的利益。
在本文看來，這兩方面的批評都是基於過時的經濟學框架。
來看第一種觀點，為什麼螞蟻集團可以不受巴塞爾協議的限制？不是因為它將自己包裝成「 科技 公司」，而在於螞蟻集團和傳統金融企業的風控能力完全不同。在傳統金融下，由於銀行對小額貸款進行風險評估的成本很高，小微企業的資金需求無法得到金融系統響應。高利貸是這類企業的無胡爛奈選擇。平台企業通過機器學習和大數據實現了低成本風險控制——通過將小微企業的信用「提純」，給以前無法從傳統金融機構獲取融資的中小企業徵信。盡管螞蟻集團的貸款規模巨大，但相對於傳統的金融公司，它的壞賬率反而更低。面對技術的變遷，用馬車時代的交通規則監管 汽車 時代的交通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二、「企業群落」及其結構
對螞蟻集團的高估值批評的第二個理由——壟斷，主要是基於對平台企業性質的錯誤理解。在傳統經濟學看來，所有的企業都是同質的，但現實中，企業是有結構的——它是一組由平台企業和依附其上的普通企業共同構成的企業「群落」中尺。普通企業從事私人產品生產，平台企業為這些普通企業提供服務。這兩類企業在不同的「維度」上分別參與不同市場競爭。
為什麼企業內部會存在不同「維度」？這是因為隨著分工深化和市場規模擴張，普通企業逐漸衍生出對一些共同的生產和消費的需求。比如，所有企業都需要電力，但如果讓每個企業都自己挖煤、運輸、發電和送電……，世界上就不會有幾個企業了。家庭可以視為從事人口再生產的小微企業，對大部分家庭而言都有獲取教育的需求，但如果讓每個家庭都自己去建一所學校，這樣的教育是沒有幾個家庭能夠負擔得起的。這時 社會 分工就會在企業群落中演化出一類新的經濟組織——平台企業——專門為普通企業提供公共服務：統一建設電廠，普通企業只要安裝一個「插座」；統一建設學校，家庭將孩子送去讀書。類似的還有道路、機場、港口等都是依循相同的邏輯由平台企業提供的。平台企業的出現使原本需要重資產運行的普通企業得以輕資產運行——不需要自己發電、自己打井、自己修路……，這些重資產都由平台企業統一提供。
理解了企業的結構，我們就可以更好地描述企業間的競爭。表面上看市場競爭發生在普通企業之間，但其背後卻是依託不同平台的「企業群落」之間的競爭。由於平台企業的重資產可以顯著降低每個搭載其上的普通企業的固定成本，是否有平台依託以及平台效率的高低，都將會極大地影響不同「企業群落」間普通企業的競爭。一旦一個企業群落的平台企業被另一個企業群落的平台企業擊垮，所有依附於這個平台企業的普通企業都可能被擊垮。
圖1 平台可以顯著降低企業盈利所需的固定成本
平台企業重資產的特點，決定了它必須依靠巨大的規模才能分攤固定成本。而平台的固定成本越低，普通企業的負擔就越小。因此，通過反壟斷進行拆分會導致平台企業的規模變小，反而導致所有普通企業成本的上升。按照這個定義，政府的本質就是一個平台企業，其通過空間收費（即稅收），為所有依附於其上的企業提供公共服務。這就是為什麼傳統經濟學拚命抹黑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卻找不到一個經濟體能在「無為」政府治下獲得成功。當數據平台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像政府一樣具有平台性質，規模經濟決定了這類公司也一定需要壟斷。
正確「反壟斷」絕不應當是縮小平台企業的規模，更不是降低平台企業的市場佔有率，而是限制平台企業「降維」進入普通企業的業務。如果將足球職業聯賽視為一個平台，那麼作為聯賽的組織者的足協，就不能自己也辦一個足球俱樂部，否則其他俱樂部就無法與足協的球隊競爭。同樣的道理，一旦提供路網的平台企業自己也開始生產 汽車 ，提供電網的平台企業也自己發電、提供通訊服務的平台也自己生產手機，其他普通企業就無法公平競爭。按照這個推論，無論微軟的市場佔有率多高，都不構成將其拆分的理由。正確反壟斷應當拆分的是Windows操作系統捆綁office。因為這種捆綁很容易被用來打擊office 的競爭軟體（比如WPS）。現實中，谷歌就是通過剝奪華為手機接入安卓平台來打擊華為的終端業務的。
結論是，反壟斷不是反對平台企業的水平整合，而是要反對其垂直整合——把電網拆分成國網和南方電網是「錯誤的反壟斷」，把五大電廠同電網分開則是「正確的反壟斷」。這當然並不是說平台企業就無需市場競爭。事實上，所有平台企業都在參與另一個「維度」的競爭。比如，政府雖具有高度的壟斷性，但政府之間同樣存在激烈的競爭；高速公路網也具有壟斷性，但它要同高鐵網，甚至航空網展開競爭。數據平台企業也是如此，不同的數據平台企業之間的競爭，一點不小於普通企業之間的競爭。如果錯誤的反壟斷導致平台企業的效率下降，那麼整個「企業群落」的競爭力都會受到影響。這就需要根據平台化程度的不同以及平台化的方式不同， 探索 不一樣的拆分模式。
一個國家的實力，取決於其普通企業所依託平台的競爭力。各國最後比拼的不是一個個孤立的普通企業，而是其「企業群落」所依賴的平台。若阿里巴巴不如亞馬遜，那麼所有依託亞馬遜的企業相對依託阿里巴巴的企業就會擁有不對稱的競爭優勢。只有依託強大的平台企業，普通企業才能通過更輕的資產運營，獲得額外的競爭優勢。在這個意義上，像馬雲、馬化騰這些能創造出平台企業的企業家，都是其「企業群落」的「英雄」，他們創造的平台企業，都是該「企業群落」的核心資產。縱觀全球，真正導致壟斷的從來都不是平台企業，而是不完善的監管。允許平台企業「混業經營」的規則——如同不區分重量級的拳擊——才是導致平台企業壟斷的真正原因。
三、互聯網平台的價值之源
回到前面的問題，螞蟻集團為什麼會有如此高的估值？這可以從螞蟻金服改名為螞蟻 科技 的舉動中看出端倪——螞蟻集團的高估值不是因為其是「金融」，而是因為其是「 科技 」。它上市所賣的不是傳統的金融服務，而是一種全新的資源——大數據。資源是人類活動產生的權益，大數據也是一樣，它是現代經濟活動創造的一種全新的資源。麥克斯韋和馬可尼發現了無線電的用途，從而使頻譜資源變得稀缺而昂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從而使得煤炭資源的價值倍增。想像一下，如果馬可尼的公司擁有了所有的無線電頻譜，瓦特的公司擁有了所有的煤炭，這些企業的市值會有多高？大數據就像是無線通訊時代的頻譜、蒸汽機時代的煤。數據平台企業之所以有超高的估值，乃是源於它們在把大數據這一公共資源據為己有。
也許有人對大數據的公共屬性提出質疑，認為所有個人在無償使用互聯網提供的服務時，都會簽署一個協議，向數據平台企業讓渡數據的使用權。在一般人看來，數據是數據公司一種基礎性生產要素。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渠道積累和使用數據，與傳統企業使用資本、人才等要素一樣，是正常商業活動的一部分。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質疑，乃是因為沒有正確區分數據企業和數據平台企業——前者使用的是「數據」，後者使用的是「大數據」。「數據」在被單獨使用時，往往沒有多少價值，因此，數據的所有者通常會在一對一交易時，無償讓渡「數據」的所有權；真正有價值的是海量「數據」匯聚成的「大數據」，就包含的信息而言，數據和大數據可以被視作兩種完全不同的資源。
包括螞蟻集團在內的數據平台企業能有如此高的估值，乃是因為市場將中國龐大的用戶群體所創造的大數據的價值，一並計算在了這些公司的資產之中。沒有這些海量用戶，數據平台企業的價值就會一落千丈。這就解釋了為何數據平台企業的市場估值往往與其業績無關，而與其用戶數量高度相關。2011年以後，騰訊的營業額增速和利潤開始跌落，此前是60%-80%的增長，之後的相關數據基本是在50%以下，且利潤增速掉落到20%-30%之間。但騰訊的市盈率卻從原來的23倍上浮到47倍。對這一獨特現象的唯一的解釋，就是用戶數量的增加導致了數據財富的增加。
不僅騰訊，其他的數據平台企業也都具有類似的特徵，即低利潤、低分紅、低納稅，但卻高估值。2020年12月亞馬遜的市盈率高達89.98！如果此次螞蟻集團上市，按照68.8元/股的發行價格，對應的動態市盈率也高達96.48倍。這些都說明數據平台企業上市賣的不僅僅是其創造的價值，而更多的是其使用的資源——大數據。當初把谷歌、推特和臉書之類的互聯網企業排除在中國市場之外廣受知識界詬病。現在回過頭來才理解，其真正意義乃是保護了中國的大數據，為後來的BAT的國內平台公司的崛起留下了寶貴的資源。假如當初放任這些互聯網巨頭在中國開展業務，哪怕這些業務不賺一分錢，海量數據的價值也會投射在他們的股價上，這些企業依然可以從資本市場上獲取巨額財富！
四、初始資源的權屬
數據平台企業價值的來源是大數據。接下來需要回答是，在互聯網平台上產生的大數據究竟應當屬於個人，還是平台，抑或 社會 ？ 歷史 上資源的初始產權既有私有，也有公有，都是由不同的制度決定的。但不同制度的實踐卻表明，資源的初始產權界定的不同，會極大地影響制度的績效。
一個可以用來參照的資源就是土地。對於城市政府這一平台企業而言，土地是其最主要的初始資源，所有城市都必須經歷土地集中，配套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再私有化的過程。其中第一步——土地集中——是城市化第一個也是最難跨越的門檻。我們把英國治下的殖民地分為兩類，可以發現，凡是將土地初始產權界定給原住民經濟體，比如印度等，基本上都沒能完成城市化；而那些將土地界定給政府的非原住民經濟體，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香港，都進入了發達經濟體行列。這是因為工業化必須依賴城市這個平台實現輕資產運行，所以凡是不能完成城市化的國家，都被擋在了現代化的門檻之外。
中國的城市化很大程度得益於1982年憲法將城市土地的初始產權界定給了城市平台的主要提供者——地方政府。正是因為地方政府壟斷了土地一級市場，中國才得以參考香港的土地金融（也被誤稱為「土地財政」），成功開啟中國城市化的偉大 歷史 進程。中國成為全球少數能完成城市化的原住民國家。對比初始土地私有制的印度與實行土地公有制的中國，可以明顯看出兩者在城市基礎上的顯著差異。
正是因為依託強大的城市平台，同樣加入WTO的中國才沒有像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淪為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庸。不僅如此，依託世界級城市平台的中國企業還在全球「攻城略地」，反噬了發達國家的市場。盡管有很多人批評說，中國的農民在政府征地時沒有得到足夠的補償，但是由於城市居民就是原來的農民，城市平台顯著降低了城市經濟活動所需重資產的成本，相當於對原住民的土地喪失進行了間接補償。
從中印兩國由土地初始產權界定導致的經濟增長績效的差異上，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平台所需資源的初始產權，應當界定給平台的提供者而不是其原始所有者。按照這一規則，大數據的初始產權應界定給提供平台的企業而不是私人。任何以私人隱私為理由的數據私有制，最終都會制約平台的創立和運營，並最終危害「企業群落」的整體競爭力。
五、平台企業的制度演進
平台企業超高的市場估值，來源於全體用戶創造的大數據。盡管資源的初始產權界定給平台提供者，有利於平台的創設與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平台的所有者應當攫取大數據價值帶來的全部利益。具體到螞蟻集團上市，那些在事後被曝光的投資者，是否是應該是平台企業天量溢價的合法所有者？平台企業運營不可避免地要捆綁大量全民所有的自然資源，這些資源的溢價體現為平台公司的超額收益。平台企業的所有制必然涉及到巨大 社會 財富的分配。數字 社會 也是如此，它是成為一個公平的 社會 還是一個貧富分化的 社會 ，這都取決於平台公司的所有制。
與土地資源國有化路徑相反，中國的礦產（特別是煤炭）資源 探索 了一條私有化道路。其結果不僅沒有像土地那樣創造出數以億計的中產階級，反而是暴富了一批正巧「家裡有礦」的原住民。由於大數據往往是數據平台企業在提供服務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正好在大數據的「富礦」上，所以大數據就被想當然地當作公司財富的一部分計入了該上市公司的市值。今天那些通過數據平台企業上市不勞而獲的股東們，和那些地下正好有礦的原住民沒有本質差別，只不過他們賣的不是礦產，而是大數據。
嚴格上講，「大數據」是平台企業與大眾在交易「數據」時共同創造的。但無論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發展中的 社會 主義中國，都將「大數據」的產權武斷地界定給了平台企業，原因就是前面講到的初始產權——初始產權沒有給到平台公司，就根本不會有平台。真正的問題是平台企業本身一定要私有嗎？要回答這個，就必須觸及到一個常被討論的話題——公有制。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破除具有「大鍋飯性質的公有制」開始的，公有制的特點，就是追求資產安全，而與風險厭惡共生的就是難以創新。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中國目前還是實行「大鍋飯性質的公有制」，根本就不會有以阿里巴巴和騰訊為代表的一批偉大的平台企業。
但私人創造，卻不一定意味著私人擁有。一旦普通企業發展為平台企業，也就開始了從私有企業逐漸向公有企業（public company）的演化。最典型的平台就是政府。政府誕生於為所有人提供財產安全的需求——居民只要給政府交稅，就無需自己去供養一支軍隊。由於平台的規模效益，政府從創立伊始就是天然壟斷的。隨著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領域增加，政府就逐漸成為整個 社會 經濟活動運行的平台。政府也從普通企業變成平台企業，其所有制也逐漸從一開始的私有變為混合所有，乃至徹底公有。所以大家看到，在現代國家體制中，純粹由私人擁有的政府已經非常少見了，哪怕是採用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其國王也都是虛設的，真正的權力是通過議會代表全民來擁有的。政府的領導人不論在任時權力多大，到離任時也不能把任期內政府創造的財富帶回家。
政府平台化後其所有制從私到公的制度演進 歷史 ，有助於我們預判基於數據的平台企業未來可能的演進方向：平台企業被私人創造出來後，其公共的屬性，決定了它也一定會逐漸演變為一個公眾公司（public company）。平台企業內在邏輯決定了：（1）凡是保留了私有的平台企業的地方，最終一定會產生系統化的貧富分化；（2）凡是有系統性貧富分化的地方，你都可以追溯到深層的平台私有。互聯網企業在其發展的最原始階段，存在諸如私人「跑馬圈地」的現象實屬正常，就像最初的政府也是私人企業一樣；而一旦互聯網企業演變為大數據平台企業，貧富差距就會迫使它遲早會演化為某種形態的公眾公司——這要麼是通過以自我演進為主要特徵的制度創新實現，要麼是通過以某種外力迫使為主要特徵的制度革命實現。
六、平台企業公眾化
所謂的公眾化，不是簡單地沒收，然後宣布國有。而是要通過制度設計，將使用公共資源創造的價值從平台企業「萃取」出來返還給公眾。在實踐中，有很多制度路徑和產權組合，可以在不影響平台企業運作的前提下，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
首先，應當通過反壟斷政策，將數據平台企業的平台部門和應用部門（如淘寶和天貓、京東和京東自營）分開（這有點像政府從非公共產品領域退出一樣），確保普通企業不能依託平台，獲得相對其它普通企業額外的競爭優勢。分離後的平台部分，從監管到運營，從投資到分配，都要有更多的公共利益代表進入，要「公進民退」；在非平台部分，可以完全私有化，「公退民進」。對於那些數據資源無法在使用環節拆分的互聯網商業模式，可以在分配環節公有化，比如對數據使用收稅，然後把稅收返還給公眾。長期以來，像谷歌這樣的年利潤超過1600億美元的公司，其非美利潤一直在享受個位數的有效稅率，僅約為其海外市場平均稅率的四分之一。例如，市值接近7900億美元（一度曾突破過萬億）、2018年凈利潤高達112億美元的亞馬遜，不僅未繳納任何聯邦稅，反而獲得了1.29億美元的退稅。這顯然是非常不合理的。對比之下，阿里巴巴2018年的繳稅總額達到了516億元人民幣。
針對這一問題，各國開始研究對互聯網巨頭徵收數字稅。從2020年4月開始英國帶頭對Facebook、谷歌和亞馬遜等企業徵收2%的數字稅。稅收的本質就是作為「平台企業的政府」強制性參與作為「依附企業的平台企業」的分紅，然後利用這筆收入去提供公共服務。
更加有效的做法，是政府通過PPP代表公眾參與數據平台企業的投資，代表公眾持有數據資源部分的公共利益。現在一提到PPP，很多人就以為是單方面的「國退民進」。事實上，PPP正確的作法是政府在退出非平台領域的同時，在平台領域「國進民退」。所謂「國進民退」不一定是政府親自「下場」做平台，而是在平台企業初創時入股，去做風投，扮演類似當初淘寶創立時孫正義那樣的角色。
當前的企業改革，一個比較大的爭論，就是要不要「國退民進」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傳統的經濟理論無法區分平台企業和依附企業，企業產權只能在全部公有或全部私有兩端進行選擇。一旦引入分層的企業結構，就可以在平台和非平台企業選擇不同的制度組合。 社會 主義和資本主義也可以被重新定義——只要平台企業是公有的，哪怕普通企業都是私有企業，這個經濟也是 社會 主義；反之，只要平台企業是私有的，不論普通企業是什麼所有制，這個經濟就是資本主義。
圖2 當今的 社會 主義和資本主義實際上是市場 社會 主義和市場資本主義之間的競爭
平台企業一開始都是普通企業，發展成平台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什麼階段政府要進入平台企業？一是在創投階段，公眾基金對有可能成為平台的公司進行風投，這樣做風險大但收益也高。二是在上市之前，當平台企業要上市時，可以強制要求其必須和代表公眾利益的 社會 企業（如人力資源和 社會 保障局、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等）進行談判，以發行價交出一部分（比如30%）的股份給這些公眾公司，然後由這些公眾機構保薦上市。未來該企業的分紅也好，持續經營的利潤也好，全體老百姓都能夠分到一部分。
具體到螞蟻集團，就應該在其上市前，將那些企圖通過私自佔有數據財富獲利的私人投資者（比如私募、投行和「趙薇」們）踢出原始股東，將原始股按照市場公允的價格劃撥給養老基金等公眾基金（相應地，政府可以給持有公眾股份的平台企業一定的稅收減免）。隨著公眾基金占股的比例逐步提高，平台企業會逐漸從初創時的私有過渡到公有（類似君主立憲制的政府過渡模式）。2016年，我和周穎剛教授在《 財經 智庫》上發表的《中國資本市場再設計：基於公平效率、富民強國的思考》一文中，曾提出通過保薦制由公共資本主導股票一級市場的建議。這個建議現在看來並不過時。
以上還都是比較簡單的辦法，實際上還有一些更復雜的操作。比如，央行基礎貨幣發行。現在央行的基礎貨幣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貿易順差結匯被動生成的。外匯實際上都可以折算成美元，而美元的本質是美國財政部的債務。央行實際上是通過持有美國政府的股份來發行本國的貨幣，這一貨幣生成方式導致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基礎貨幣仍無法自主內生。如果中國仿效美國通過購買國債發行貨幣，就需要巨大的財政赤字才能使貨幣供給與巨大的市場規模相匹配。這樣的貨幣生成模式不僅與中國限制政府舉債的法律相沖突，也不利於央行執行獨立於財政的貨幣政策。
平台企業的一大特點，就是具有穩定的收益。如果能把平台企業創造的穩定現金流直接抵押給央行，央行就可以以這些具有固定收益的資產為錨，獨立自主地發行市場運行所需的貨幣。央行就不需要依靠外貿順差或者發行國債來生成貨幣。按照博爾頓和黃海洲的研究，中央政府的債務本質就是國家的股權，使用貨幣的老百姓，實際上也相當於持有了國家的股份，由此，通過貨幣渠道，實現了平台財富的全民所有。
七、通往公平與均富之路
數據平台企業是中國「企業群落」的核心資產，對於依附平台之上的普通企業降低成本、參與世界競爭具有系統性的重要性。一個國家能否在國家競爭中勝出，取決於其平台企業是否能在與其它國家的平台企業的競爭中勝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必須培育和保護包括螞蟻集團在內的所有關鍵性數據平台企業，並將之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
數據企業演進為大數據平台是一個過程。若在大數據還沒有被發現之前就對相關公司實行公有化改革，其結果就是：由於缺乏有效的激勵，平台企業根本就不會出現。此時，對平台企業的扶植是必須的，打壓平台企業，就是打壓其所在的「企業群落」。
要防止平台企業私有化必然導致的不可逆的貧富分化，防止平台企業被私人資本所挾持。是 社會 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不取決於你是否對資本徵稅，而取決於你是否對資本擁有所有權。在收入環節征稅已經被皮凱蒂證明無助於緩解貧富分化，只有平台公有，才能「馴服」資本。為什麼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無論是在財富分配的平均程度還是家庭的致富速度，無論是對沖市場波動還是應對經濟危機的沖擊上，其表現都遠遠好於以股票為核心的其它國家的資本市場？原因就是一級土地市場的公有使得城市這個平台為財富分配提供了一個公平的基礎。中國以土地財富為基礎的城市平台，為管理以數字財富為基礎的互聯網平台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怎樣看待平台企業、看待壟斷，怎樣理解市場競爭導致的貧富分化，需要全新的經濟學理論。如果監管緊盯著平台企業的壟斷，並將市場佔有率作為壟斷的標准，就可能在反壟斷上犯方向性的錯誤。壟斷是由平台的本質所決定的。監管真正應該盯住的是平台的運營是否出現「降維」，特別是要盯住平台企業所依賴的全民所有資源，盯住上市公司背後那些企圖將公眾的「大數據」據為己有的股東。一旦對於平台經濟的討論從壟斷轉向產權，我們就會辨識出新經濟通向均富和公平的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