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的發展一定要付出環境代價嘛？
全球化對我國環境的影響
在經濟方面，全球化為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提供了發展機遇。2007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高達2600多億美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超過20%。同時，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全球化在環保意識、環保技術和全球治王單等方面為中國的環境改善做出了積極貢獻。人們通過中外思想觀念交流，增強了環境保護意識，學習到了先進的環保理念和技術;外商投資、國際貿易等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清潔生產、環境保護的技術和設備;全球化推動中國積極參與環境全球治理，使中國在提高本國環境保護能力的同時，更有能力為改善全球環境做出貢獻。另一方面，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目前，中國就環境可持續性而言，2005年在146個國家中排名第133位;就環境績效而言，2008年在149個國家中排名第105名。廢棄物進口也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作為資源供給的一個重要來源，中國每年從美國、西歐各發達國家進口數千萬噸的廢棄物。其中廢舊塑料進口超過1000萬噸;全世界每年產生的約 5000萬噸以上的電器和電子廢品中有70%以上被運到中國。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對資源的需求，但卻帶來了環境污染。有關專家對廢棄物貿易的研究發現，許多進口廢物在中國經過再生處理後的產品往往又運回發達國家，沒有起到補充國內資源不足的作用，付出的環境代價只換來微薄的利潤。另外，重化工產品的大量出口加重了國內環境污染。以焦炭為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2002～2006年的五年中，中國出口焦炭共計8586萬噸，在目前焦炭行業的技術和管理水平下，生產這些焦炭排放的二氧化硫至少達30萬噸以上。此外，還有大量其他污染物排放。以鋼鐵為例。鋼鐵是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排放產業。 2002～2006年，中國共出口鋼鐵1.6875億噸，按照中國目前鋼鐵產業平均技術水平，生產每噸鋼排放二氧化硫3.6公斤，共排放二氧化硫60多萬噸。再以成品油為例。成品油生產加工過程產生的大氣污染物主要是硫化物、烴類、氮氧化物、煙塵。2002～2006年中國共出口7783萬噸成品油。按照每噸成品油生產排放 0.9公斤二氧化硫的水平測算，排放二氧化硫至少為7萬噸。此外，還有大量有機物和廢水排放。以鋁為例。鋁的生產企業是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發達國家已很少再建電解鋁廠。2002～2007年中國共出口鋁產品1238萬噸。按照目前每噸鋁排放二氧化硫9公斤計算，共排放二氧化硫約11萬噸(以上出口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和中國海關官方網站)。僅上述四種產品的出口在中國就排放了108萬多噸二氧化硫，佔中國年排放總量的近0.72%。還有數量巨大的廢水、煙塵粉塵等。
三、應對全球化對我國環境影響的對策
為減少全球化對中國環境的不利影響，並充分利用全球化對中國環境的積極作用，中國要走「內外兼修」的路徑：對內，必須探索和實踐一種適合中國的有益於環境和人類的經濟發展模式;對外，要通過國際合作廣泛參與全球環境治理。
(一)探索和實踐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中，我們必須及時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探索和實踐一種解決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之間矛盾的經濟發展模式，即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國「十一五」規劃將發展循環經濟確定為重要任務，使之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從企業到工業園區、從縣市到省展開了大規模的試點，使循環經濟從理論走向了實踐。到2007年，通過循環經濟模式，中國鋼鐵行業約相當於鋼產量 40%、數以億噸計的固體廢棄物幾乎得到全面的回收再利用;數以億噸計的電廠粉煤灰被用作製造水泥;一些發電廠(如西柏坡火力電廠)、鋼鐵廠(如上海寶鋼)甚至整個工業開發區(如天津泰達)等通過廢水回收循環利用基本實現了污水零排放。中國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模式已初見雛形。如果這一模式取得成功，將在總體上縮短工業化道路，還將為發展中國家創造一種成功範例，幫助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矛盾。當然，中國的循環經濟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是無條件的，它要求相應的體制創新，即建立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法律和政策體系，促進產業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優化。
1 建立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法律和政策體系。發展循環經濟以減少污染排放，涉及企業外部性問題，在增加社會福利的同時會增加企業的成本。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通過法律和政策創新改變企業生產的邊界條件，使企業排放污染物具有較高的成本，而循環利用廢棄物、減少排放能降低企業成本。制定並認真執行污染物有償排放政策是根本途徑。需要注意的是，從污染免費排放到污染高價排放，在社會經濟系統內加入新的成本要素，必然會使經濟「總成本」提高，使得價格總水平上升。所以，必須動員全社會理解和承受這一後果，並通過社會保障政策來減輕低收入群體因環境成本的加大而帶來的生活壓力。
2 重新構建國民經濟的成本——價格體系。價格是生產和消費行為的指揮棒。各種經濟政策如果不通過成本——價格機制發生作用，就不會產生長期效果。成本——價格機制是在一定製度和政策框架內形成並運行的。因此，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調整，可重新構建有利於資源、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新的成本——價格體系。如，通過增加能源資源稅和消費稅的制度創新，提高循環利用資源和廢棄物的比較利益，使循環利用廢棄物成為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徑。
3 促進產業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優化。產業組織結構代表著產業的規模經濟性，而技術結構決定了一個企業循環利用廢棄物的可能性。在一般情況下，產業的組織結構直接決定了行業的整體技術結構。在政策和技術標准上推進產業組織結構優化，實現產業發展的集聚和規模效應，加速企業技術創新，利用工業園區模式推進工業化，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要求。
(二)加強全球協作，共同參與環境治理。探索和實踐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有利於解決環境問題。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環境問題還需要通過積極的國際合作和全球的環境治理來解決。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是國際環境合作中的重要力量。中國要積極參與國際環境合作、國際環境機制建設和國際環境規則制定，彌補自身在資金、技術和人員等方面的不足，節約實現環境治理目標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這樣既能保證本國的利益，也能更加積極和現實地履行國際環境規則。另外，中國還要爭取發達國家更多的支持與合作。作為「世界工廠」，中國事實上為發達國家承擔了部分污染。發達國家有責任和義務向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積極轉讓資源高效利用和再生利用的環境保護技術，而不是將之僅僅作為貿易的對象。
2、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現在世界上真正的大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
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
正是經濟全球化使發展問題上升為全球問題。
一般來說，經濟全球化是指商品、勞務、技術、貨幣、資本在全球大量流動，
使各國經濟緊密聯系，日益互相依賴的經濟現象。
隨著世界經濟聯系的不斷加深，發展中國家自身所面臨的困難具有了新的意義，像債務、人口、能源、環境這樣的問題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關系整個世界資
源合理分配及合理使用的問題。
中國也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深入發
展，處於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整體聯系日趨緊密。可以肯定，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建設和發展必將產生越來越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既有積極有
利的一面，也是新的發展機遇。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利於吸引外資。
2.有利於擴大對外貿易。
3.有利於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
既有消極不利的一面,也是嚴峻的挑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經濟全球化為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資本開拓了尋求更高利潤的地域和
空間。
2.
經濟全球化有利於發達國家構築以其為中心的國際經貿基礎，。
3.
經濟全球化使得經濟傳遞和同步性加強。
4.
經濟活動從來都不是孤立進行的。
在這種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復雜局面下，如何應對成為關鍵。
在這一艱難的實踐進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基本原則：
1.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2.適度保護，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有條件地參加經濟全球化。
3.
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4.
高舉和平與發展的旗幟，促進經濟區域化。
總的來說，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歷史進程，是不可逃避的。對於發展中的中
國，參加經濟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我們只是要通過經濟全球化的手段，來
達到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鞏固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
3、談一談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弘揚傳統文化
談一談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弘揚傳統文化。
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弘揚傳統文化，就回要秉承以下的做事原答則。
首先一定要繼承我們的優秀文化遺產，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有著上下五千年的發展歷史，在這歷史長河中祖先留給我們很多優秀的文化遺產。作為中華兒女，我們一定要繼承我們的優秀文化遺產，讓我們的優秀文化遺產發揚光大做好申遺工作把我們的文化遺產烙上中國的印記。
其次，弘揚傳統文化，就應該讓人民大眾都了解理解，我們的傳統文化精髓，保護好傳統文化的繼承人，讓我們新一代更好地理解和傳承我們的傳統文化，採用形式多樣的方式傳播，讓我們的傳統文化在新一代的學生青年中繼承下來。
還有我國幅員遼闊民族有很大的區別，各民族的傳統文化都要保存和發揚下去，讓世界全球了解多樣化的中國文化。
我們新時代的青年有責任有義務去弘揚傳統文化，去繼承傳統文化，有自己的責任感和歷史感，讓我們去傳承自己的文化，並把它發揚光大讓這一使命成為我們青年人的光輝使命。
4、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面臨怎樣的挑戰？為此中國採取了哪些具體對策？
(一)中國正在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
過去20多年間，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並逐步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動參與者。世界銀行認為中國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少數幾個最大的贏家之一。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在過去22年裡擴大了約22倍，世界排名從開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80年代初的不
到20億美元，上升到現在的400億美元左右，從1993年以來一直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資東道國，如今累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已達3500億美元。中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國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吸收外國投資與擴大國際貿易，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國民經濟運行效率，增強了綜合國力，使中國在國際經濟與政治事務中能夠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之所以在經濟全球化中贏得主動，是因為中國政府從本國的比較優勢出發，制定了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並一以貫之地加以實施。總體而言，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其低廉的勞動力與土地，成體系的製造業基礎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規模；比較劣勢則主要是一些重要技術開發能力弱、某些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和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國並行地在汽車、石化等「制高點」領域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和在勞動密集型部門實行「出口導向」戰略。這兩種戰略的同時實施，使中國避免了其他單純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發展中國家所出現的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惡果。為了克服體制上與國際規則不接軌的劣勢，中國在經濟特區、開發區等局部地區率先實行與國際接軌的體制和優惠政策，這種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進了吸引外資與國際貿易的擴大。
上述開放戰略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當高。例如，汽車、石化等「制高點」產業由於長期受到過度保護，其國際競爭力一直較低；出口導向部門具有「大進大出」的特點，與國內經濟聯系少，對國內經濟的帶動作用有限；國內市場的部門分割與地方保護現象普遍存在，大國經濟的優勢難以發揮；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在稅收、市場准入、投融資等諸多方面存在著普遍的差別待遇，嚴重影響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等等。
中國加入WTO以後，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以往實行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行的戰略將有必要調整，逐步轉向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謀求競爭優勢的戰略。競爭優勢的基礎是比較優勢，這個問題已經有了較多的研究。人們通常強調的是中國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相對較低的優勢，國家幅員遼闊，某些資源供給充足的優勢等。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值得重視的優勢。
一個優勢是大國市場的規模經濟。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處在經濟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長階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中國已經和正在進入對具有顯著規模經濟效應的家電、汽車、電子通信等產品的需求迅速擴張期。這一市場條件有可能使某些相關產業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規模經濟效應，其中既包括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也包括由於產業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規模經濟。由此而產生的低成本不僅會使國內消費者受惠，也有助於提高這些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另一個優勢是具備了重點發展加工組裝製造業的有利條件。一些年來，中國經歷了以輕紡工業、重化工業為重心的發展階段，目前正在進入一個以加工組裝製造業為特徵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可以提供加工組裝製造業所需要的資本、勞動力(特別是技術人員和熟練勞動力)，利用有較高水平且相對成熟的技術，生產出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逐步提升的產品。從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走勢看，一批有較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的加工組裝產業也會向中國轉移。近年來，頗具規模的計算機組裝加工基地在中國的珠江三角州地區快速形成，已經顯示了這一趨勢。一般認為，汽車產業是中國加入WTO後受沖擊較大的領域之一；但據我們的研究，在經過必要的調整後，在今後10年左右，中國極有可能成長起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較優勢能夠成功地轉化為競爭優勢，在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新形勢下，中國完全有可能在國際分工格局中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
(二)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已經取得的進展
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有力地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為了避免國內經濟體制與國際通行的市場規則的不一致，中國在經濟特區等局部地區率先引入市場機制，實行符合國際慣例的經貿規則。特區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場化改革的實驗田。中國政府將特區的成功經驗向更大范圍推廣，形成了開放與改革良性互動的局面。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方向和界定依據逐步得到明確。1993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同時，要培育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和維護平等競爭，調節社會分配和組織社會保障，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管理國有資產和監督國有資產經營，實現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政府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段論述概括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在政府經濟職能上的認識進展，同時也指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按照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來政府職能發生了多方面的積極變化。
——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框架初步建立。計劃、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計劃、金融、財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調控機制。國家計劃突出了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減了指令性計劃指標，強調計劃指標要少而精，總體上是預測性和指導性的。財稅體制正在由計劃經濟下的生產建設經營性財政向現代市場經濟下的公共財政轉變，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財稅體制初步形成。金融體制擺脫了計劃經濟時期「財政的出納」的窠臼，正在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構建現代化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調控監管體系。政府通過綜合運用財政稅收政策、貨幣信貸政策等經濟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調節經濟運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後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貨緊縮趨勢，逐步積累了在經濟轉軌過程中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有益經驗。
——培育、規范、監管市場體系取得一定進展。中國政府在不斷發展商品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培育生產要素市場，努力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日益明顯。2000年，在社會商品零售額中，按市場價銷售的比重已高達95%，比1995年提高6個百分點。上海、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過1000家，股票總市值48000多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7%，成交金額60800億元。外匯市場、勞動力市場和技術市場獲得長足發展。90年代以來，相繼頒布實施了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公司法、商業銀行法和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對風險較大的期貨市場和證券市場，通過健全上市規則、交易規則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強了風險防範和監管機制。政府在規范、監管市場主體、市場組織形式和市場交易行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軌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政企分開邁出較大步伐。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經商辦企業的做法，已經改變。政府各部門解除了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直屬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不再直接管理企業。電信、電力、鐵路、民航等壟斷性行業的改革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在加強所有者監督職能方面，政府採取了向重點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派駐監事會，以及向資產經營機構和大企業授權經營國有資產等措施，以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家提出「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正在對國有經濟實行戰略性調整。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發生了重要變化，國內生產總值中非公有制經濟所佔份額接近1／4。中國政府已經承諾，加入世貿組織後，政府不對國有企業施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保證各類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
——在管理涉外經濟方面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外貿、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逐步深化，通過降低關稅、減少配額、取消出口補貼，及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外貿、外匯運行機制。引進外資的地域和行業限制逐步放鬆，各級政府在健全有關法律法規、依法管理外商投資、簡化辦事程序、改善投資環境等方面作出積極努力。
——政府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職能有所加強。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資源、環境和社會保障對現代化建設的壓力日益增大。適應這種形勢，中國政府制定和實施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教興國戰略，並積極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目前，中國人口出生率已經降到一個較低水平。政府實行了嚴格的資源管理制度，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強了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將應用型科研機構推向市場。普及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體製取得明顯進展。與新體制相適應的包括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正在有序推進。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進展。首先，確立了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賂，提出建立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的目標，並努力付諸實施。按照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國家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重視和加強了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監察工作，建立並逐步完善公務員制度和廉政建設制度。其次，政府機構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來，從國務院到地方政府，相繼開始了力度較大的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這次改革強調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按照精簡高效、權責一致的原則，較大幅度地調整和精簡機構和人員編制；重點加強綜合經濟部門和執法監管部門，精簡撤並專業經濟部門，適當調整社會管理部門。機構改革後，國務院組成部門從40個減少到29個，部門內設機構精簡了1／4。移交給企業、社會中介機構和地方的職能200多項，人員編制減少一半。機關工作作風和效率有了一定改進。各級地方政府也進行了相應精簡，職責許可權進一步明確。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進。更多地聽取專家、公眾意見和接受媒體監督，促進了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通過直接選舉區、縣人民代表和農村基層政權領導，以及推行政務公開和村務公開等，基層民主政治得到發展。公益組織和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機制也逐漸發育，在爭取公共利益、協調經濟社會矛盾以及補充、替代和監督政府職能等方面，開始發揮積極作用。
(三)政府職能轉變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各級政府的職能轉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同時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從總體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後於經濟體制轉軌的進程，政府職能轉變力度也小於機構改革的力度。政府職能轉變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況下是主動推進的結果，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是迫於形勢壓力，缺乏遠見、深度和系統性，治標不治本。在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自主治理的關繫上，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尚待解決。
——政府對微觀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直接干預依然過多，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尚未形成。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經濟轉軌時期又有某種擴展的行政審批制依然廣泛存在，特別是企業設立、領導人任免、投資、外貿等領域的行政審批亟待清理、削減。值得注意的是，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某些政策的實施又產生了強化行政審批和個案處理的副作用。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股票發行以及兼並收購等資產重組活動中，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往往出於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長官意志，對企業進行不適當的行政干預。例如，強行要求效益好的企業在投資、擔保貸款、資產重組等方面照顧劣勢企業，甚至向企業攤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戰線過長的問題依然突出，對其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力度不夠，進展遲緩。對非公有經濟的限制依然過多，公乎競爭環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混淆不清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如何構建新型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系，已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所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滯後。在投融資領域，存在著政府以直接干預微觀投融資活動達到宏觀調控目標的傾向，其結果往往達不到宏觀調控的預期目的，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對投融資活動的不正常的干預。不少部門和地方政府仍然過多地承擔著投融資主體的職能，花費大量精力爭資金、爭項目，投資決策依賴於行政機關的層層審批，不按科學嚴謹的、市場化的投資決策程序辦事，缺乏嚴格的投資風險責任機制，屢屢造成重大的投資失誤。
——規范、監管市場秩序的力度不夠。一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仍不健全。例如反壟斷法遲遲沒有出台，難以運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壟斷；證券市場的退出機制至今沒有最終建立，難以保證上市公司質量。二是執法不嚴，管理鬆懈，紀律鬆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規章和制度形同虛設。三是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分割不斷變換手法，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些因素導致了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騙匯和走私活動猖獗，社會信用關系紊亂，逃廢債務現象相當普遍，建築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的問題嚴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門出現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化傾向，公共服務職能弱化，乃至體制性腐敗加劇。政府改革中專業經濟部門陸續撤銷以後，綜合經濟部門、執法監督部門和社會公共管理部門的公共服務職能需要加強。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門在制定規劃、方案和法規時，或在處理部。門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時，往往受到本部門或所管轄的行業利益的局限，對國家利益、公眾利益考慮不夠，甚至作出違背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決策。隨著市場化改革向壟斷性行業的逐步深入，相關領域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門兼有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的狀況，容易強化部門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門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戀行政審批權。由於對微觀經濟活動設置了過多的行政審批事項，使體制性腐敗難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責權利關系尚未理順。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有：(1)國家財權財力在中央和地方間的分配關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財政可支配的財力明顯低於國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資和養老金搞建設，把欠帳留給中央和省級政府，不利於中央政府實施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也不利於通過轉移支付手段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國家稅收立法權過於集中於中央，稅權劃分缺乏穩定的法制基礎，難免導致地方政府變通國家稅法、越權減免稅和濫用收費權。(2)在分權過程中，一些應當下放給企業的權力沒有落實到企業。中央政府放給企業的一些自主權，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遲遲不願向企業放權，在政企分開方面落後於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權一分權一收權的框框還沒有根本突破，按市場經濟規律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經濟職能、責任和權利的框架還不清晰。人們習慣於按計劃經濟下「先集權、再分權」的思路考慮問題，還沒有確立市場經濟下「分權優先、集權居後」的觀念。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國家制定的優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層次、行政區劃進行試點再逐步推廣，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區劃的范圍內實施。這樣往往增加行政層次，例如計劃單列市的設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更加復雜。中央政府對不同地區實行差別性優惠政策，不利於加強區域經濟聯系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不適當的分權容易導致宏觀經濟失控、地區差距擴大和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反過來又可能成為重新集權的誘因。
——依法行政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與立法進程不協調，影響執法效果。目前中國在制定有關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和宏觀調控的法律法規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展，但是由於經濟體制轉軌和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執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實施經常遇到行政性壟斷的阻礙。其次是執法落後於立法。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違法不究的行為缺乏有力的監督制約，人治大於法治的現象在許多地方時有發生，嚴重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門、地方政府的法規甚至內部文件與國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執法實踐中，出現內部文件的權威大於部門法規，部門法規的權威大於國家法律的現象。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在處理矛盾和問題時，往往先依據本地內部文件和法規，然後才考慮中央政府的法規、部門規章和國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不是以國家法律法規而是以內部文件甚或長官意志作為判決依據。此類問題較多地表現在企業改制和涉外經濟糾紛等方面。
(四)加入WTO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新挑戰
應當說，在經濟轉軌的復雜環境中，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能夠取得已有的進展是很不容易的。國際社會對此也作出了積極評價。改革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是難以避免的，只能通過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求得解決。中國加入WTO，對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戰，甚至在某些方面規定了政府改革進展的時間表，這就大大增強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緊迫性。
加入WTO是中國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動的選擇。之所以作出這種選擇，是基於對國際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解，對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競爭潛力的認識和信心。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WTO和經濟全球化都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新機遇。例如，中國可以抓住當前國際產業轉移的時機，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加速中國工業化進程，提升產業結構；可以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分工，發揮本國現實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可以抓住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發揮後發優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後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由於市場對外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國內經濟勢必面臨國際市場的強大競爭壓力。中國傳統的優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會受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強的挑戰。在吸引外資方面，我們面臨周邊國家強有力的競爭。中國在加入WTO談判中承諾了開放市場的義務，「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相結合的戰略將難以像過去那樣繼續實施。國際上有的研究報告指出，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的經濟競爭力非但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後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經濟競爭力，將對中國構成嚴峻考驗。加入WTO後，對中國現行經濟體制將會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其中最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級政府面臨的挑戰。
——對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實質上是按照統一的市場經濟規則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能否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和引人競爭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關鍵在於國內市場機制能否充分發揮作用。中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初步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框架，但國企改革、建立國內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等方面還相對滯後。如果這些領域的改革不能加快並取得顯著成效，擴大開放市場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對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趨利避害，實現以開放促發展提出了較高要求。加入WTO後，中國政府要履行所承諾的開放市場時間表，所涉及的問題包括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放開貿易經營權、開放服務貿易市場、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這些變化大部分將在2005年以前實現，時間緊迫。市場開放將會引入競爭壓力，有利於提高國內的資源配置效率；但開放過快，也可能使國內產業受到過大沖擊，引發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對開放與改革進程產生不利影響。這就要求政府在擴大開放前加快國內改革，提高國內企業和市場對外部沖擊的適應能力，同時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採用得力措施化解開放市場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負面效應盡可能降低。
——對政府在開放條件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後，中國經濟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來自國外的沖擊。從理論上講，一國政府難以同時兼顧獨立的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目標，政府只有具備較強的在開放條件下穩定本國宏觀經濟的能力，才可能為本國企業創造一個較平穩的市場環境。同時，面對種種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要求政府在危機治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上表現出更強的能力。
——對政府管理機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後，要求政府機構更加精簡和人員更加精幹，決策更加科學，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潔程度提高，效率進一步改進。只有如此，才能創造出有利於增強中國經濟競爭力的「軟環境」，使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中居於有利地位。
5、3.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應該怎麼做
經濟全球化過程無疑會給中國各種現實的或潛在的諸多挑戰，但其
不可逆轉性又意味著像中國這樣的全球化後來者要改變其落後面貌，就必須融入
該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機遇，奮起直追地趕超發達國家，為此要制定
正確的戰略：增加綜合國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
與國際競爭；要積極支持和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和地區性經濟組織，加強區域經濟
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風險防範機制。
經濟全球化過程無疑會給中國各種現實的或潛在的諸多挑戰，但其不可逆轉性又意味著像中國這樣的全球化後來者要改變其落後面貌，就必須融入該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機遇，奮起直追地趕超發達國家。恩格斯曾就落後國家在利用傳統來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時明確指出：只有「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
----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後的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的道路。」
中國在這方面有著慘痛的教訓。自近代中國人被西方國家強行納入全球化過程後
，曾經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變自己在世界經濟體系中邊緣地位的機會。例如，第
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實現了現代化，而當時的中國遠離甚至抵
抗了這個全球化過程，造成自身的封閉和僵化而無法從中獲益。1978年以後，中
國新的現代化領導人面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緊緊抓住其為中國所提供的有利外
部環境和寶貴發展時機，結束了與世隔絕狀態，轉變了經濟發展模式，實行改革
開放政策，主動加入到了全球化過程中：在經濟上以優惠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從
而比較順利地參與到國際分工格局之中；進行了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體
制的建設，積極與國際慣例接軌。改革開放使中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現
代化建設所需的資金、技術、信息以及市場。中國的發展經驗證明，「關起門來
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和對
待經濟『全球化』的問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誰也回
避不了，都得參與進去。」因此，中國今天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時，只
有勇往直前地應對，絕無後退可言。
----要增加綜合國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綜合國力的競爭更多地代替了政治
軍事
力量的較量。從
長遠看，一個國家只有加強自身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才
能保證國家的經濟安全。為此，中國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現代化
建設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國的經濟實力；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即經濟與人口
、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後勁。為了服從國內提高綜合國
力的經濟發展戰略，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國際戰略的重點仍然是服務國
內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在國際上廣交朋友，在不失原則的前提下盡量避免
與他國的沖突；在加入全球化進程時要注意時序問題，即根據自身經濟的適應能
力來選擇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領域的時間，以盡量減少風險和成本；在參與全球經
濟合作與競爭中，注意通過國內的制度安排或影響國際的制度安排來維護國家經
濟主權，在資源、基礎設施、支柱產業、重要的服務業以及信息技術產業方面國
家要掌握主動權，以保證國家的經濟安全。
----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對外開放只是手段，經濟發展才是目的。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不對
外開放如同不發展一樣，只有死路一條。事實證明，只有那些快速參與經濟全球
化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獲得了較穩定和快速的增長，反之亦然。可見，經濟
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論的始作俑者普雷維什也指
出：發展中國家要謀求經濟發展，要像歷史上的美國和日本那樣由經濟體系的邊
緣變為中心，正確的做法「並不是努力割斷與中心的聯系，而是明智地利用這個
聯系」。[1]經濟全球化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大程度地擺脫了資源和市場的
束縛，為企業利用最有利的地點和資源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這就自然帶來了國際分工的發展、產業的轉移和生產要素的流動。中國應該在
不形成對外過分依賴的前提下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利用國際市場
的有利資源，彌補本國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稀缺；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
和後發優勢來迅速實現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經濟結構的變革。
例如，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中國可以首先從大力發展此
產業入手來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具備適當的積累後適時進行產業升
級，這會有助於經濟發展的成功。韓國的產業發展就走了從勞動密集型逐步到資
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道路，結果不僅成功地實現了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而且在比
較短的時間內趕上了發達國家，在許多高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具備了一定優勢
。再如，中國要實現經濟現代化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最終還得發展自己的高新技
術產業，但是中國的資本稀缺，科學技術還相對落後，因此，中國就需要在集中
有限的物力財力對部分重大科學技術項目進行重點攻關的同時，利用自己的後發
優勢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和超越。從
實踐來看，像日本和韓國這樣的現代化後起之秀，無一不重視引進和吸收國外先
進技術。根據統計，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術進口仍然大於出口；韓國20世紀
60-80年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術主要以引進為主，特別是80年代更是如此，「
據初步統計，1981-1987年韓國引進的技術共2598項，是過去25年總和的60%；專
利支付費約15億美元，為過去25年總數的77%」 。
----要積極支持和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和地區性經濟組織，加強區域經濟合作
。
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個國家、地區和民族的相互依賴程度加深
，世界的整體發展和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離不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參與
。因此，解決全球性問題的世界性經濟組織和行動越來越多，這也部分地反映了
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求改革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實現各國經濟協調發展、切實
解決南北差距拉大 [3]等問題的強烈願望。不過，今天的全球化過程不同於19世
紀的全球化過程，它不完全以西方為中心，而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特點，即全球
化過程與經濟區域化趨勢並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組成了數
十個形式各異的區域性經濟集團。
中國在當今國際經濟環境大變換過程中，還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經濟規則制
定權之外，這與其近年來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經貿發展速度和所擁有的巨大發
展潛力極不相稱。因此，中國要有原則地盡快加入各種世界性的和區域性的經濟
貿易組織，以促使國際的制度安排更有利於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盡量在即將成為
其中一員的世界貿易組織中有所作為，因為它仍然是規范與完善國際經貿行動的
最重要組織；要力爭在APEC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和影響；要努力參與和培植地區性
經濟組織，特別是以台港澳為主體的華人經濟圈和東亞經濟合作組織，因為區域
經濟合作能夠減少或抵禦像亞洲金融危機這樣的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對中國
的政治和經濟安全以及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努力提高和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包括國家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國家競爭力是由宏觀
經濟、科技水平、國際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資源等因素構成；企業競爭力是
由創新能力、公司治理結構、要素組合方式、相關產業的競爭能力等因素構成。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全球統一市場的形成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國與國之間
的經濟競爭最終是企業間的技術創新能力的競爭，國家的競爭力取決於企業的競
爭力。因此，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關鍵。為此，
在不保護落後的前提下，注意保護民族幼稚工業和提高民族工業的自主發展能力
，對境內的外資企業盡量都要實行國民待遇原則，減少甚至取消對外商的優惠政
策和特殊待遇；同時，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態勢，中國企業必須努力提高
自己的技術水平和經濟效益，在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基礎上和在市場經濟規
律許可的前提下，積極組建我國的大型企業集團或者跨國公司，開展國際經營，
參與國際競爭，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風險防範機制。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借債在很長時期內一直是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後外商直接投資逐漸成為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獲得
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到1996年中國的外債總額約為1288億美元，其中80%
以上是長期債務，總債務償還占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百分比僅為8.7%。按照國際上
通行的債務安全指標，中國對外債務規模合理，有足夠的償債能力。但是，我們
要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因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使資本自由流動加速，其
中絕大部分是進行投機性炒作的短期資本，常常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有鑒於此
，我們在進行現代化建設時，應當立足於內資與合理利用外資相結合，像日本和
四小龍進行現代化建設時一樣，固定資本投資主要靠內部積累，讓整個金融盡量
處於「高儲蓄率-高投資率-高經濟增長率-高儲蓄率」的良性態勢中；加強政府
在利用外債方面的統一管理，以利用中長期外債為主，保持適當的速度和規模，
防止形成債務災難和危機；利用外資應以外商的直接投資為主，並根據國民經濟
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需要，引導外資的投資方向；在資本流動方面切忌不顧國情
過度開放，特別要注意謹慎開放資本帳戶，控制投機性過強的短期資本的大進大
出。
總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
的進步。中國只要能夠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趨利避害、揚長避短，參與程度與自
己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承受能力、吸納能力相適應，保持自己獨立自主的發展
特色，充分利用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清醒地認識和防範它可能帶來的不利
因素與風險，不斷增強自己的國際競爭力，那麼經濟全球化不但不會危及自己的
經濟安全，反而有助於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促進現代化戰略目標的早日實現。
6、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我們應該是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
當然是是支持。
因為中國是全球化獲利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7、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該如何走向世界？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幾乎都有自己的文化，而且沒有一個民族願意拋棄自己的傳統文化，只要看清這一點，就應該清醒過來，別奢望我們能夠以傳統文化去「引領世界」！是的，在四大文明古國之中，中國五千多年的文化，得到最好的傳承。但是要讓全世界都認識到中國古代文化的真正的價值，進而以中國文化的精髓來整治自己的國家，可以說絕無這種可能！所以我們國家一向強調文化交流的意義是増進互相的了解和友誼，這樣也可以取長補短，促進本國的發展。從國家長遠的發展角度，中國強調的是文化自信，也絕對不會將中國文化強加於人。所以，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國門「引領世界」，是一個偽命題！無須討論熱議。還是專心做自己的事情，別總想著引領世界。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喜好，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此，世界才精彩紛呈，生機勃勃。
有悠久的歷史，有璀璨的文化，這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理應倍加珍惜，將其發揚光大。同時，我們也放開眼光敞開胸懷，不斷學習收收外來文化，為悠久而璀璨的文化注入新鮮血液，讓其更加絢爛奪目。魅力來自別具一格，來自特色鮮明，文化傳統的生命力也源於此。這樣一想，便不難明白:誰願意被引領呢？誰又能輕易地成為引領者呢？！要真正弄懂傳統文化的精氣神所在；其次，傳統文化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發展。核心就是：要不斷總結與發展當下世界政治文明——憲制文明是主流，憲制精神：依憲治國依法行政尊憲守法。傳統文化和這個憲制精神相違背的東西就必須割除。 現代自由平等科學的文明思想與傳統倫理的結合。
8、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面臨怎樣的挑戰
為了適應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形成的新國際經濟環境，發展中國家應根據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比較優勢，分階段逐步與世界經濟接軌；要積極參與全球和區域經
濟合作，努力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改革；切實加強自身的發展與進步，不斷提升本國的綜合國力；採取謹慎態度，逐步開放金融市場，規避金融危機的沖擊。
能否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流中去,是我們面對的第一個挑戰。盡管人們對經濟全球化有不同的看法,它作為一種趨勢
卻是不能不承認的事實。今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試圖脫離這一趨勢而尋求獨立發展是不現實的,因此,那些希望國富民強的人們,不管喜歡還是厭惡,都必須融
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去,並且是融入到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流中去。然而,有趣的是,不管人們對經濟全球化的態度如何,願意還是不願意,能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
主流中去,本身就是一個不以他們意願為轉移的問題。以資本為例,資本流動的全球化被看作迄今為止經濟全球化的核心。的確有大量資本在尋覓著投入的場所,但
這並不意味著它會在你所希望的時間投向你所希望的地點。據統計,
80年代後,國際資本的80%在三角地帶(美國、西歐、日本與「四小龍」)流動,多數發展中國家被排擠到邊緣。1980年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范圍內吸收了世
界流動資本的55%,
1990年這個數字下降到2%。而「大多數貧困國家和地區,除了國家捐贈、多邊援助以外,幾乎沒有獲得任何外援資本。[7]這不奇怪,資本是要「吃東西」
的,沒有利潤的地方它絕對不去,因此,必須「誘」之以「利」才能獲得資本。推而論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主流中去,要以做好許多事情為前提。
能否保持輸出輸入過程中系統的平衡是我們面對的第二個挑戰。經濟全球化固然開拓了市場,但該市場是雙邊的而非單邊的,當本國產品進入對方市場時,對方的
產品也大量涌進本國市場。由此產生輸出輸入過程中系統的平衡問題。輸出輸入過程中系統的平衡問題不是簡單的貿易平衡問題,而是商品進出口過程中,特別是商
品進口過程中,以國家為單位的社會有機體或社會系統的適應問題,即我們能否應對滾滾而來的強大的西方物質欲流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巨大沖擊。其中包括,電
子、通訊、汽車、農業種植業等比較劣勢經濟的生存發展問題,以及由此而來的中國經濟的自主性、合理性問題;結構調整和高新科學技術應用帶來的就業壓力問
題;金融業、商業服務業所面臨的國外同行的殘酷競爭問題;國際金融市場、商品市場波動,大量資本出入所產生的金融風險問題;西方影視音像產品的沖擊以及與
中國傳統文化意識形態的矛盾問題,等等。如果我們不能在輸出的同時妥善解決輸入帶來的上述問題,中國社會機體就會發生畸變,中國社會發展就會遭遇重大挫
折。雖然迄今為止尚未聽說哪個國家因入世而有滅頂之災,但已有報道說,拉丁美洲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和全球化對拉美國家來說,只意味著進口的大量增
加,而出口的增輻則很小,其直接後果是拉美國家外貿赤字增加,競爭力不強的本國企業將受到沉重打擊。[8]這個現象告訴我們,不能應對進口的挑戰,市場的
開拓就根本不是機遇,或者勿寧說是他人的機遇。
現有經濟體制、結構及其運行機制怎樣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情況、新問題是我們面對的第三個挑戰。如前所述,資本投向某個地方是為了利潤,資本所有者進行投資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保證自己所獲得的利潤能夠返回手中。為此,無論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
是跨國公司、財團以及它們的代表——國家政府,都訴諸規則,要求用具有契約性、同構性、高效率的規則保障自己的權益。各類商品和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也要求有一套統一的規則並加以執行。這套規則就是一個行業、一個部門、一個國家的體制或制度,包括其
結構、功能和機制。它們構成該行業、該部門、該國家「投資環境」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國家現行的經濟體制、結構和機制脫胎於計劃時代,
20年間雖經改革而有很大變化,但對內距離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對外距離以WTO為代表的現行國際規則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改變這一
不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狀態的辦法似乎一目瞭然,這就是以「接軌」為取向,深化和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然而,問題的復雜性在於,
WTO的規章制度、現行國際經濟交往規則,主要是由西方國家或以西方國家為參照制定的,其基本精神是自由化、私有化、放鬆經濟管制,這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
的目標設定存有差異,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也有抵牾。歷史經驗證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若不能揚棄傳統而與先進文化同道,其生命力將會漸次枯竭;但是一個國
家、一個民族倘若照搬他人的模式,則會重復東施效顰的故事。
於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結構調整和機制
轉換,就面臨著既要「接軌」又不能照搬、既要民族特點又要時代精神的復雜性,能否從多重矛盾的糾纏中走出一條新路,成為中國能否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主流中
去和能否在輸出輸入過程中保持機體平衡的要旨所在。因為,無論引進外資還是開拓市場,從根本上講,都離不開順乎歷史、合乎國情的制度創新。對於後發展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