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現實主義

1、為什麼當今世界有各種反全球化的思潮

「反全球化」並不是要反對全球化這種趨勢，轉而尋求傳統的發展道路。從本質上講，「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種全球化的結果，因為它的成員享用了交通、信息傳遞等全球化帶來的各種便利條件，否則，來自世界不同地方、不同行業、不同組織，擁有不同的政治觀點的人不可能走到一起。

安南在2000年4月發表《千年報告該報告》，在第一部分重點談及全球化問題，認為很少有人、團體或政府反對全球化本身，他們反對的是全球化的懸殊差異。原因在於：

第一，全球化的好處和機會仍然高度集中於少數國家，在這些國家內的分布也不平衡。

第二，最近幾十年出現了一種不平衡現象：成功地制定了促進全球市場擴張的有力規則，並予以良好實施，而對社會目標無論是勞工標准，還是環境、人權或者減少貧窮的支持卻落在後面。

更廣義地說，全球化對許多人已經意味著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無法預測的力量的傷害，造成經濟不穩和社會失調，文化完整性和國家主權可能處於危險之中。甚至在最強大的國家，人們不知道誰是主宰，為自己的工作擔憂並擔心他們的呼聲被全球化的聲浪淹沒 。

1、在世界范圍看，新的全球矛盾仍然是窮者與富者的對立。在全球化加速的情況下，未來世界的危險性是資本的統治、技術的統治與少數集團、少數國家統治，即全球民主喪失下的全球治理。因而新的世界矛盾與沖突不可避免。如果全球化最後導致的是全球大多數人們沒有得到利益，甚而失去家園、失去基本生存保障，那麼全球化的後果將不堪設想。

2、全球化使得民族認同與民族主義問題空前突出。那些無法在全球經濟中支配自己命運的人更需要民族認同與民族國家。多元文化、認同、文明如何與單一經濟共存是一大世界性挑戰。

3、「反全球化」力量多為那些在全球化中最沒有競爭力的、最容易受到傷害的群體、邊緣化的最不發達國家與民族（族群、部落）、被排斥的人群、試圖保護自己的特性不受影響的團體與個體等等 。政府與公司不得不增加全球化的人性面，特別是善待全球化中的少數者問題。

第一， 一類相當突出的反全球化力量, 是那種旨在維護以至弘揚本文明、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體系的宗教文化運動, 它們抵抗全球化大潮中主導的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體系的侵蝕和支配。

第二， 以跨國公司和美國的經濟文化實力為主要靶子的一些反全球化思潮或意識形態。

第三， 由於全球化威脅或剝奪其就業而反對全球化的發達國家部分勞工，他們構成那裡勞工界的反全球化運動及其社會基礎。

第四， 社會主義等「左派「力量、環境保護主義者和人權運動分子等成分構成的部分反全球化運動。

從本質上講，「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種全球化的結果，因為它的成員來自世界不同地方、不同行業、不同組織，擁有不同的政治觀點，沒有全球化帶來的各種便利條件如交通、信息傳遞等，這些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來的。因此說，離開了全球化，「反全球化」也就不復存在 。

1、原始主義

將人類的歷史看作是以往那種美好狀態的衰落，就是人們最初的狀態是最好的，然後慢慢人類歷史就走下坡路了，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歷史倒退論的觀點,主要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文化不受到別人的侵擾。

如，芝加哥有這樣奇觀，大街上汽車跑，四輪馬車也跟著跑。這些人都是自己織布、自己做衣服，婦女包著頭巾，不學別的就學本民族的語言、本民族的文化，上本民族辦的學校，不和外族通婚，也是怕別的文化侵擾到他們。如果和外族人通婚，就要被趕出部落。

2、社會改良主義

社會改良主義並不從根本上反對全球化，它反對的是西方國家現行的全球化的政策和策略。

社會改良主義強烈地反對世界銀行、世界貨幣組織、WTO等國際機構，包括是一些國家的全球化政策和策略。認為，當今世界的兩極分化，是西方發達國家現行的全球化政策和策略造成的。要求這些國家調整他們的全球化政策和策略。 如綠黨，他們有一系列的主張，比如說反對市場經濟、反對物質主義、反對消費主義、反對壟斷、反對核威懾等等，主張生態經濟、宣傳和平主義思想，倡導社會公平原則，這些也都是針對西方發達國家現行的全球化政策和策略。如今綠色政治思潮在歐洲政壇上影響很大，綠黨已經佔了歐洲議會的很大席位。

3、民族主義

本意是要反對西方價值觀的入侵、普遍化擴張，但卻走向了民族主義和反全球化。北朝鮮是一個典型。

4、原教旨主義

是主張按照某一套原教旨主義重新組織全部社會生活的集體行動形式。反對的是一直以來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反對按照西方的價值觀念所建構的全球性。原教旨主義實際上是想用自己所主張的那個價值觀的普遍化擴張，來對抗全球化中西方價值觀念的普遍化擴張。

2、中國那些地方推動世界發展

在全球化站在十字路口的今天，中國有責任承擔起與自身經濟體量相符合的國際責任，反哺全球化。基於長期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推動中國全球化發展的實踐，我們嘗試探索一條推動全球化實現包容性和公平性發展的路徑，通過發揮中國的優勢和特點，讓中國為全球化發展注入新動力。


《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提出了推動全球化發展的三大支柱與七大路徑。其中，三大支柱分別是人本全球化、開放性的區域主義以及全球的共存與共治。

人本全球化

人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發展的產物，也是全球化發展的原動力。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首先要以「人本全球化」為切入點，凝聚全球華人華僑、留學生等群體的力量，溝通全球，構建共識。

從現代視角來看，人的跨域流動可以用「移民」一詞囊括，既指遷往他地長期居住的人，也指人遷徙前往他地的這一現象和過程。據聯合國估計，2020 年，全球約有2.81 億移民，佔全球總人口的3.6%。移民流動催化了貨物、資本、技術、文化等全球化發展要素的流動，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這一過程的人的自身發展，同時也對移民接納國和輸出國具有深刻影響。以「人」為出發點，從微觀視角分析全球化這一宏觀歷史趨勢發展脈絡的研究方式，即為人本全球化。

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三次移民潮，並由此形成了至今分布在世界近200 個國家和地區的6 000 多萬華僑華人。此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國留學生數量增長迅速，教育部數據顯示，1978年至2019年，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已達656萬人。一批批中國留學生為其留學目的國帶去了全新的中國面貌，扮演了傳播中國文化、連接中外社會的角色。在亞洲，由於傳統上的文化紐帶，這些留學生與日、韓「儒家文化圈」國家民眾的交流更為順暢，其帶來的區域文化融合效應也更加令人期待。

開放性的區域主義

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關鍵節點，以區域一體化發展帶動全球多邊主義合作，亞洲無疑潛力巨大。亞洲開發銀行預測，到2030 年，亞洲將會貢獻全球近60% 的經濟增長，在24 億全球經濟中等收入群體新成員中，亞太地區將佔90%。推動亞洲一體化發展，進一步激發亞洲經濟潛力，對推動全球化實現新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一背景下，再論亞盟既是亞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對進一步推動亞洲及世界繁榮穩定發展有著現實意義。而且，以歐盟、東盟為鑒可知，打造地區一體化組織，對於減緩甚至避免地區政治軍事沖突具有積極作用。在亞洲崛起背景下，緩和亞太地區地緣政治之爭，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可在「東盟+3」基礎上打造亞盟，並進一步推進亞太區域一體化。

2013 年，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為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了發展契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舉世矚目。同時，「一帶一路」還可成為國際多邊合作與全球治理在貿易、人才流動、教育合作、環境保護等眾多領域實現創新發展的機制。然而，「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一些西方國家質疑它是中國開展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則因債務問題與其保持距離。誠然，「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推進仍有待進一步完善，但它為世界各國加強「互聯互通」、實現全球化再平衡提供了一個創新思路和可行方案，是中國在全球化新發展階段提出的新倡議，搭建的新平台，為國際社會提供的新的公共產品，是21 世紀全球化新的推動力量。機遇總是和挑戰並行，通過加強合作、協力共進，多邊化發展的「一帶一路」可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遇。

全球的共存與共治

長期以來，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方面形成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

中國一直主張合作共贏，積極參與和推動南南合作向多領域拓展，新的全球化時期，南南合作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我們建議進一步提升與亞非拉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的深度、廣度和高度，搭建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台，推動全球化向更包容、更公平的方向發展

全球化時代變局之下，中國與歐盟關系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未來歐亞大陸的內部經濟互通和整合程度，並為全球治理奠定新的基礎，而中歐保持友好也是對中美關系的有效平衡。通過合作模式的創新，中歐可以攜手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並為國際合作探索新的路徑。

當全球化遭遇挫折時，中美關系也在經歷著巨變。特朗普執政的四年中，兩國關系急轉直下。貿易戰，以及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重重阻礙，成為這一時期中美關系的重要特徵。拜登入主白宮後，中美雙方開始尋找新的定位。中美應堅守兩國關系的三條底線：戰略互信、經貿合作、人文交流，同時，繼續推動雙邊經貿談判、密切中美商界合作、大力開展「州級外交」、暢通中美人文交流、拓寬中美合作領域、攜手全球治理改革。

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新興國家的崛起推動多極化趨勢增強，地緣政治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同時，氣候危機、能源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及網路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凸顯，人類面臨更多全球性挑戰，全球治理落後於全球發展和全球實踐，舊有全球治理體系已無法滿足各國解決現階段全球問題的需要，全球治理面臨時代困境。

我們認為，全球治理2.0 需要體現三個原則。首先，需要更具包容性。這意味著要更好地代表新興經濟體的聲音和利益，並動員包括發展中國家和非國家行為主體等來共同應對全球問題。其次，全球治理需要進一步整合。需要以全球和區域組織、國際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全球聯盟和機構之間的牢固聯系為基礎，以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復雜的跨領域挑戰。最後，後疫情時代世界要建立更具靈活性的全球性機構。大型組織可提高參與度，但容易效率低下、行動遲緩，起關鍵作用的主體所構建的小型組織更具靈活性，可在推動改革啟動方面發揮積極有效的推動作用。

要實現包容性、集成性和靈活性的全球治理2.0，需要從以下幾點入手。

第一，聯合國、IMF、世界銀行和WTO 等現有的全球機構仍保持核心地位，對其進行更新，以使發展中國傢具有更多發言權，並更好地關注諸如氣候變化和數字經濟等21 世紀全球性問題。全球治理是對當代人類面臨的各種緊迫、嚴峻的全球性問題的治理，而諸多全球性問題的解決與公共事務的處理，又有賴於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與管理。在以無政府狀態為特徵的國際社會，各國在對待全球公共物品的態度上，往往採取經典的現實主義思維和國家主義理念，把應對全球化和全球性問題的全球治理視為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至於是否或怎樣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則取決於趨利避害的國家利益衡量。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中，公共物品應該被重新提上議程，同時還應當在實踐中拓寬並明確這一概念的外延。在國際關系與公共政策領域，諸如和平與安全、平等自由、環境保護、遏制全球變暖乃至彌補區域間發展不平衡，都可以被納入廣義的公共物品范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國際社會已經目睹了幾乎沒有全球多邊合作可言的「全球抗疫」行動在災難面前是何等的無力，而公共衛生安全恰好也是廣義上的公共產品。與此同時，中國等新興國家有能力也有意願重建公共產品供應體系，這一點在中國積極的對外公共衛生醫療產品技術援助中也得到了驗證。因此，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公共產品的供應不僅會重新得到重視，同時還會有更多發展中國家參與。這將是彌合南北國家鴻溝、增進南北對話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會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國際話語權，有利於促進邊緣國家發聲，進而推動新型的全球化體系的誕生與完善。

第二，在全球框架下，允許由規模較小、更具活力的國家集團組成新的區域多邊倡議，發展和探索新的合作途徑，最終也可以反饋到聯合國等機制中。在全球治理新格局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是更深層次、更具多樣性的區域合作。需要注意的是，區域合作的加深並不意味著對全球化的背離，相反，區域一體化將會作為新型全球化體系的重要一環，兩者以嵌套的形式共存。誠然，當今世界，無論對全球化持有何種態度，都不可否認，全球化現象已經深植於人類生活，全球范圍內的經貿合作和商品交換，更是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復甦，社會文化生活和科學技術取得突破性發展的基石。換而言之，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因而完全逆全球化發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當下全球化暴露出的諸多問題也是真實存在的，其背後的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區域之間、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在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中，會更加傾向於強調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將不同地區的「貧困」視為同一種問題，因而時常忽略了發展中地區和地區之間的差異，使得部分地區和國家難以在本地一些緊迫性和嚴重性較強的問題上獲得實質性的幫助。同時，由於主導國際合作的許多國際組織，如WTO 等，自身都面臨著亟待改革的挑戰，這就更容易造成國際社會對某些發展中地區的忽視，加深這些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的技術、人文鴻溝。因此，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中，各區域將會不可避免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開展區域內的多邊合作，並適時靈活調整區域一體化的外延，超越地緣政治的界限，吸收和容納來自其他地區的合作夥伴。RCEP、CPTPP 等都是新時期區域合作進一步加深的最好註解。有理由相信，這樣深層次又多元化的區域關系，不僅將更加重視區域夥伴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同時也將會成為未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第三，可建立新的全球機構，對現有體系形成補充，發揮包括非國家行為體在內的各種利益攸關方的力量來解決共同問題。主權國家一直是國際事務中的主要行為體，但當前全球治理領域的眾多核心問題—如氣候變化、難民、人權等問題，往往超越了單個主權國家的能力范疇，迫切需要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展開合作。在未來的全球治理中，主權國家、國際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個人行為體將組成一個多元化的、網路狀的「全球社會」。非國家行為體可觸及主權國家難以覆蓋的領域，同時監督和制約主權國家的行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將非政府組織提出的全球性議題納入議事日程，提升了在相關領域的全球治理水平。非政府組織具有的獨立性、民間性、靈活性的特點，也更容易得到其他國家政府、公眾的信任，從而建立起溝通渠道。例如在氣候變化議題中，以羅馬俱樂部為代表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喚起了人們對氣候問題的關注，高校教授和學者發表了氣候變化的研究成果，為相關決策提供依據，聯合國組織了國際氣候問題談判，非政府組織自發對跨國公司的污染排放進行監督，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形成了一個多層次、多角度的行為網路，共同尋求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又如，「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AGTO）」和「國際電商聯盟D50」作為兩項全球化智庫（CCG）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成功入選首屆巴黎和平論壇，其中在第三屆巴黎和平論壇上，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舉行了成立儀式，由理念變成了現實。隨著非政府組織甚至公民個人願望和能力的增強，不同類型的治理主體共同協商合作，發揮各自優勢，解決全球性問題，將成為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特點。

我們認為，中國需要積極創新全球治理體系，主動分擔全球治理責任，在現有全球治理機構改革中發揮更多作用，倡導基於「共治」理念的多邊合作機制，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打造「東西共治」「全球共治」的新格局。具體來看，可以從推動聯合國、WTO等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建立全新高效的大國協調機制；成立世界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立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組織；建立全球數據安全組織；建立全球稅收組織；建立全球數字貨幣組織；推動國際人才組織聯盟發展；建立國際電商聯盟；建立全球智庫組織等方面推進。

選自《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王輝耀、苗綠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6月出版


目 錄

序 言
第一章 全球化向何處去
站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既往全球化問題重重
全球化應向何處去
第二章「全球化」變遷與理論發展
什麼是全球化
全球化的理論發展

3、國際關系理論有哪些主要學派？各學派的核心觀點是什麼

1、國際關系理論主要有三大流派：

（1）、現實主義學派的國際安全觀。

（2）、理想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安全觀。

（3）、建構主義的安全觀。

2、三大學派的核心觀點：

（1）、現實主義學派的國際安全觀

基於對國際安全問題的高度重視，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政治的本質以及戰爭與和平問題進行了長久而深入的思考。

在現實主義學派看來，國際安全在本質上是稀缺的，國際安全問題只可以緩解，卻不能最終得到解決，而獲得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擁有強大的權力。

因此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就是圍繞權力斗爭的關系。

無政府狀態成為認識國際政治的基本起點，安全困境則是每一個國家必須面對的現實。

現實主義學派主要有以漢斯摩根索為代表的古典現實主義、以肯尼思沃爾茲和羅伯特吉爾平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和以約翰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

漢斯摩根索一生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戰爭的慘痛經歷使他一直堅持人性本惡的觀點。他認為存在於人自身罪惡的本性不可能根本改變，因此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安全的國際社會。

而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經常會感到岌岌可危，為了能夠安全，人們必須自保，要自保就必須獲得權力。而國家權力就是這種個人權力的延伸和擴大。

在他看來，權力，主要是軍事權力,是國家行為的目標。在國際社會里，國家對外行為的動因就是出於對權力的追逐。

而不斷追逐權力的結果，則使國與國之間的交往過程中產生相互懷疑和不信任，導致「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其邏輯結果是國際沖突。

因而獲得國家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擁有強大的軍事權力。

肯尼思沃爾茲強調世界處於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條件下國家的第一考慮就是生存。

他認為在這樣的體系中，國家的目的不是獲得和維持權力，而是力圖確保生存，兩極均勢有利於降低戰爭危險。

新現實主義的另一代表人物羅伯特吉爾平認為，除了國際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應該考慮到國際經濟方面的因素，尤其在全球化浪潮中，國際經濟方面的因素越來越佔主導地位。

在國際安全方面，他強調只有提升包括國家經濟實力在內的整體實力才能更好的獲得安全。

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約翰米爾斯海默強調權力是大國政治的根本，大國為追逐權力而互相競爭，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特徵和權力分配不公導致國際沖突，只有獲得權力最大化才能盡可能地確保自身安全。

他還提出了5個基本假設：

1、國際體系是無政府體系。

2、大國擁有相互傷害和相互摧毀的軍事權力。

3、國家永遠無法確認它國的意圖。

4、生存是第一目標。

5、國家是理性行為體。

可見，進攻性現實主義是將現實主義的基本命題發揮到極至，國際安全極為稀缺，國際沖突不可避免，只有掌握最大化的權力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

現實主義學派關於國際安全的邏輯是「安全困境」。

在無政府狀態中，國家間具有高度猜疑性，使它們對對方行為總往最壞的方面估計。

國際安全是稀缺的，為了獲得安全，一國增加軍備，必然會使另一國感到威脅，從而引起另一國增加更多、更強大的軍備，最終使軍備競賽無法避免。

（2）理想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安全觀

「強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難」仍然是國家在安全問題上的切實感受。

自助、結盟、集體安全等成為國家維護自身安全的可求途徑。理想主義學派認為：除了戰爭，國家還可以通過和平手段來實現自身的安全。

以一戰為界點，國際關系的理想主義傳統開始轉向現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

與現實主義相比，理想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更加註重集體安全和相互依賴。

理想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認為建立國際組織、健全國際法和國際公約可以確保和平和安全。

在國際安全問題上，該學派提出三個重要理論假設：

1、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戰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發動戰爭的有利可圖，使一些人的良知誤入歧途。

一旦喚醒良知，消除誤解，世界即被拯救。

2、主權國家的根本利益是和諧的，國際安全是充裕的。

結束秘密外交，建立國際組織（國聯）來解決各類分歧的矛盾。

3、國家主權不是無限的，必須以國家集體安全體系來保障國際安全。

20世紀70年代，國際關系出現大分化，大組合，一度有美國國力衰落之說。

對此，以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流派開始對現實主義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

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沖突雖然是國際社會無政府性的產物，但國際沖突是可以抑制的，武力並非有效的政策工具。

國際社會成員可以通過建立國際組織、制定國際制度等，實現國際合作。

物質性權力在維護世界穩定中並不能起到絕對的作用，必須加上制度等非物質性因素。

制度對於國際安全的意義在於：

1、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社會成員之間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

而通過建立國際制度、成立國際組織可以增進成員之間的了解，促進成員之間的溝通和合作。從而降低這種無政府狀態下的不信任感。

2、在一個相互依賴的國際社會里，戰爭的成本越來越高，國際行為體之間建立的國際制度的規約作用，可以降低爆發戰爭的機率，加強國家間的合作。

總之，基於互惠基礎上運作的國際制度，至少是維持和平的重要力量。

集體安全體系是理想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一直倡導的。

所謂「集體安全」是指「所有國家和地區以法律約束和條約承諾，向無論何時何地發生的侵略行為做出制止和反擊的行為。

」國聯與聯合國都是實施國際集體安全的實例。通過集體安全體系可以緩解「國際安全困境」，它將防止任何一個國家的任務和責任轉嫁到每一個國家的頭上。

但在集體安全實踐中也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集體安全無力對大國實行有效的制裁措施，也無法對付有盟國或大國支持的國家，面對侵略國家和侵略行為，成員國就是否干預或怎樣干預難以達成一致的意見等。

（3）建構主義的安全觀

新自由制度主義學派對國際制度的強調已經突破了物質權力這一現實主義的硬核，將制度、規范這些屬於社會范疇的非物質性內容帶入了國際關系體系的研究中，並使其成為最主要的研究變數。

那麼，建構主義學派則是把非物質性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亞歷山大溫特1992年的論文《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被學術界公認為是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宣言。

建構主義對於國際安全問題給出了不同的解讀：國際合作是完全可能的，國際合作是通過國際政治文化推動的，而國際政治文化又是由國家之間的互動建構的。

無政府性不是國際關系的第一推動，因為無政府性本身也是國際社會成員在其相互的實踐活動中建構起來的。

無政府性本身具有多種內涵：既可以是敵對沖突的霍布斯文化狀態，也可以是競爭共存的洛克文化狀態，還可以是友好合作的康德文化狀態。

這根本取決於國際社會成員如何去建構、互動它們之間的關系。

主體間的實踐活動建構了國際政治文化、觀念，文化又決定了國際社會行為體的身份和行為。

以和平和友誼為特徵的康德文化將從根本上消除國際沖突並締造國際和平。國際社會發展的趨勢是向康德模式邁進。

建構主義還認為，「安全困境」是主體間相互建構的產物，因此也可以被解構。而解構「安全困境」就是靠建構國際「安全共同體」。

這種「安全共同體」是建立在「一國為大家，大家為一國」的國際政治文化基礎上的。

通過建構國際「安全共同體」，一國安全為另一國的不安全的惡性循環就此打破，國家安全的相對性轉變為絕對性。

你之安全即是我之安全，與「你之安全即為我之威脅」的「安全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

國家安全不再是競爭性的，而是合作性的。

通過國際「安全共同體」可以有效的解決國際沖突實現國際和諧。

(3)反全球化現實主義擴展資料：

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各學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

新現實主義：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

新自由主義：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賴》，《霸權之後》。

建構主義：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

參考資料

網路-現實主義學派

網路-國際關系理論

4、現實主義者如何處理非國家行為體

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權力中心，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中的國家，除了他國的權力制約，幾乎不受任何限制。現實主義對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持懷疑態度。對於現實主義者而言，國際關系結果的最終仲裁者是權力，而結果一般會對最有權力的或最有效運用權力的國家有利。現實主義者還認為，在當代世界中，國家是擁有最多權力的組織。非國家行為體的影響主要依賴於它們是否能成功地改變最強勢的國家的政策和偏好。［2］

就政府間國際組織而言，它們是由國家締造的，其規則是由主權國家制定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依賴於國家的資助，而且只有得到大國的支持才會取得成功。政府間國際組織反映了現有的權力平衡和強國的利益，與其說它們是發揮著獨立影響的獨立的行為體，還不如說它們是國家權力斗爭的工具。至於國際非政府組織，現實主義者認為，它們要麼是明顯地掩飾特定國家利益的幌子，要麼就是尋求削弱民族團結和國家體系穩定的潛在的革命者。跨國公司也並未取代國家而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一些大型的跨國公司實質上是美國等大國權力和外交政策的工具。總之，現實主義堅持認為國家是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行為體，盡管它並不否認非國家行為體的存在，但認為非國家行為體的影響相對於國家來說可以忽略不計。

自由主義強調國際合作，對國際法和國際組織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建立世界性組織（或世界政府）來實施集體安全，達到規范國家的行為、制止侵略和實現和平的目標。與理想主義傳統一脈相承的新自由主義，在承認國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時，更重視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盡管國家仍然理所當然地是強有力的行為體，但是，它們現在必須與越來越多的非國家行為體分享國際政治的舞台，這本身就是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政治體系形成了沖擊和挑戰。戰後，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各國無論在經濟領域還是政治領域都出現了日益增長的相互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