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應當承擔怎樣的角色和擔當?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多邊主義、經濟全球化遭遇挑戰，全球治理面臨著復雜形勢，國際秩序處在關鍵路口。
中國同世界的關系也在發生歷史性變化。作為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對人類社會最大的貢獻。同時，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倡導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為充滿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的國際局勢注入了正能量。
(1)新型全球化的前景路徑與中國角色擴展資料：
工業化以來，特別是二戰以後，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優勢，發達國家經濟總量最高曾佔到世界經濟的80%。後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世界體系，並且取得了快速發展，形成了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到今天，發展中國家，也就是非發達國家群體，其GDP總量已經佔到接近世界GDP的一半，按PPP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重要的是按照預測，到21世紀中期，發達國家GDP總量所佔的比例將會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GDP總量，這也是一個力量轉換的大變局。
2、當今世界格局及中國角色新定位是什麼
世界格局是一定時期內國際上各種基本力量對比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結構或體系。20世紀以來,世界格局發生了從歐洲中心到兩極格局再到多極格局的三次重大變化。當今世界格局仍處在形成之中,其基本架構是"一超多強",發展趨勢是"多極化"。
其主要特點是"一超"與"多強"並存、世界總體緩和與區域動盪並存、反霸反恐任重道遠、經濟全球化和經濟區域化趨勢不斷加強。和平崛起是新的世界格局下未來中國的角色定位,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
(2)新型全球化的前景路徑與中國角色擴展資料：
世界格局體系演變
1、維也納體系
拿破崙用戰爭向歐洲輸出革命，歐洲的封建君主非常懼怕，他們聯合對抗法國。雖然當時已處於蒸汽時代，工業資本主義已成為發展潮流。但是由於歐洲大陸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大大超過資本主義力量，拿破崙戰敗。
在制裁法國的基礎上，戰勝的歐洲封建君主們召開了維也納會議，確定了歐洲的封建統治秩序和國家體系，稱之為維也納體系。維也納體系後，英國重新控制了歐洲，並且達成了歐洲勢力均衡，世界國際關系的中心舞台仍然停留在歐洲，歐洲這種獨領風騷的狀態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2、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一戰後的格局）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是帝國主義分割世界的體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戰勝國通過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建立的帝國主義和平體系。其內部的矛盾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的加劇，這一體系逐漸瓦解。
1931年，日本沖破華盛頓體系的限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並於1933年退出國聯，為發動大戰作準備。1935年，德國撕毀凡爾賽和約，擴充軍隊，1936年德軍開進萊茵非軍事區，進一步撕毀了凡爾賽和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隨之瓦解了。
3、雅爾塔體系（兩極格局）
二戰後，美國經濟、軍事實力膨脹，蘇聯成為惟一能與美國抗衡的政治、軍事大國，在美蘇實力的基礎上，根據雅爾塔等會議規定的原則，重新劃分了世界版圖和勢力范圍，確立了戰後新的國際關系格局──雅爾塔體系。
3、在全球化的發展中中國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重要的角色，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離不開世界，中國製造全球遍地，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廠保障了世界人民的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給
4、經濟全球化與中國？
抓住經濟全球化產業結構大調整的機遇，結合中國的國情，
使外資更好地為經濟服務什麼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呢？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水平總的來看還不高。因此，我們要充分利用發達國家通過全球化進程進行產業
結構調整的機會，把發達國家技術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我們要打破「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一定是技術落後產業」的舊觀念。我們要充分發揮我國人口多、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大力發展技術含量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高技術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這不僅可以壯大我國的國力，而且可以解決十分重要的就業問題。ＯＥＣＤ一份研究報告說，中國至少在今後３０年可以為外國投資者提供一個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投資市場。這一優勢是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這樣的國家不可比擬的。
第二，我們中國又是一個大國，我們必須有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產業結構，特別是在世界上最新的產業部門中我們應佔有一席之地。我們要通過吸引外資，特別是與資金技術力量雄厚的大的跨國公司合作，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建立我們自己的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要做到這一點，關起門來引進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特別在電子、通訊、計算機、生物製品、精密儀器這些新的技術產業中，關起門來搞引進，等我們花幾年時間自己搞出產品，技術早已落後，更不要說成本、市場等問題了。因此，我們必須在開放的環境中來發展這些產業，捷徑就是外資，與有資金、技術的大的跨國公司合作，成為跨國公司的國外生產基地，成為它們整個國際生產線中的一個環節和國際銷售網路的一部分，並在這一過程中壯大我們自己的專業技術和管理人才隊伍，從而建立和發展我們的新技術產業。
總之，由於發達國家為了擺脫經濟困境，實行自己的產業升級，發起了以跨國公司為主體向外投資，尋求出路的整體戰略，為我們大規模吸引外資提供了條件，創造了機遇，這是日本、韓國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不可能得到的機會。 從全球化的新視野出發，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全面參與國際貿易
信息時代所帶來的新的生產方式和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部署生產和銷售，已大大改變了傳統國際貿易的分工模式。一個國家出於效率和成本的考慮，已不再一味地追求完整地佔領一個產業，而是根據自身的綜合實力和比較優勢，盡力搶佔一個產業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生產環節，同時把勞動密集和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留給其它國家，從而形成了新的國際貿易分工體系。我們要從這個全新的視野，看待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不要片面地認為在出口產品中製成品的比率高了，農副產品的比率下降了，出口結構就「優化」了。現在世界農產品的出口大國主要是發達國家，就從反面說明了這一點。出口結構的優勢不完全在於出口什麼產品，關鍵是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國際競爭力，看出口產品所包含的零部件中，特別是技術含量高的零部件中有多少是自己生產的，因為這才真正反映對外貿易的效益，反映外貿對於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
從觀念上走出傳統的關於優化出口結構的誤區，不僅對於發展對外貿易，而且對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有重要意義。我們不能為了優化出口結構，而籠統地提出發展外向型的製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這樣有可能使各地一窩蜂地大搞某種出口製成品的項目（比如ＶＣＤ），從而造成重復建設。
全球化帶來的新的貿易格局和貿易方式，也應該改變我國外貿「進出口」的傳統觀念，而代之以「國際貿易」的新觀念傳統的「生產什麼出口什麼，需要什麼進口什麼」的事應該主要留給有外貿權的工礦企業去做，專業外貿進出口公司應改為國際貿易公司，成為國際化生產和銷售的組織者，建立自己的國際市場網路。在加工貿易中，專業貿易公司應該承擔類似「外商」的角色，在「進料」和「來料」的過程中，在銷售出口產品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我國的加工貿易逐步走出只拿一點工本費的初級階段，從而大大地提高加工貿易的經濟效益。我們的專業貿易公司應逐步走向世界，大搞國與國之間的轉口貿易，而不應只局限於中國與其它國家的進出口，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貿易公司。這樣，我們的專業貿易公司大有用武之地，而不至於因為外貿權的全面放開而惶惶不可終日。
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是跨國公司，特別是大的跨國公司。在美國，１９９５年最大的５０家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占
了美國對外投資的６３％，英國佔了７１％，德國佔了５１％， 最高為澳大利亞，５０家最大公司佔了整個國家對外投資的９ ６％。從量上看是如此，從掌握的技術、市場網路來看，更是如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發展中國家處於劣勢的先進技術產業中，例如生產電信通訊產品、計算機、半導體產品、汽車、生物製品、光學儀器等行業中，全球化趨勢發展更快，大的跨國公司通過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可以說不參加跨國公司在這些產業的全球性生產和市場網路，就很難加入這些產業發展的世界主流。因此，我們要順應全球化的潮流，與跨國公司建立長期合作的戰略夥伴關系。今後搞好利用外資工作的一個重點，應該是吸收大的跨國公司的投資。
應該說，我們和跨國公司建立戰略夥伴關系的條件是具備的。八十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特別是大的跨國公司很大程度上調整了自己的經營戰略，主要一個變化就是當地化，技術開發、人才開發和經營管理的當地化。跨國公司的這種「當地化」經營戰略，使我們有可能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與跨國公司合作，可以用我們的一部分國內市場，吸引大的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建廠，同時換取進入跨國公司國際銷售網路的機會，換取跨國公司轉讓技術的承諾。今後如果我們能夠建立一批可以同大型跨國公司競爭的國內大企業，我們就可以在更有利的環境和條件下，搞好與外國跨國公司的合作。在以跨國經營為主要特點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有一批跨國經營的公司和管理人才。
為了推動經濟全球化，使資金、人員、技術、金融的流動更加自由、更加規范，近年來各國際組織和區域經濟組織大力倡導貿易投資自由化，也就是在全球范圍內降低關稅、減少非關稅措施和改善投資環境，從而促進了資金、貨物、技術、金融、人員在國與國之間的自由流動，表現為各國政府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以政府行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特點。
關於區域集團化問題，九十年代已經形成了一個大氣候。根據世貿組織的統計，目前世界上各種類型和層次的區域經濟貿易集團和組織已達１００多個，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其中，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合組織發展最快，影響最大，而且最具活力。區域集團化的本質就是在一個地區率先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然後以此推動全球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所以我們已經發現亞太經合組織在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很多領域已經走在世貿組織前面。
發展壯大自己，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現在看來，全球化對我們的最大挑戰之一在於我們能否建立一套相互配合、一致連貫的政策法規體系。一般來說，政府可以依賴如下幾種政策：外國直接投資政策、貿易政策、與國內經濟活動有關的政策、競爭政策等配套使用，規范經濟活動的行為規范，以確保對外經貿工作對我發展國民經濟有利。這一點應該看成是對外開放中的一個共性問題，從各行各業來看，我們應該不怕開放，怕就怕沒有一整套系統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規，沒有一支素質優良、清廉公正的執法隊伍來進行管理。
在這一方面，更具有挑戰性的還是在對外投資政策與貿易政策、國內有關經濟管理政策方面的協調。如前所說，隨著國際投資的重要性比國際貿易越來越大，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要很好地為外資政策服務。比如關稅問題以後恐怕要更多地與怎樣更好地促進吸引外資的工作聯系起來。此外，還要針對吸引外資方面存在的壟斷市場、逃避稅收、違約違法等問題，充分利用符合國際慣例的國內政策措施保護我們的利益，通過制定反傾銷、反補貼、反壟斷等法律，規范市場競爭機制，限制外資的不正當經營行為。總之，只要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規、政策體系，我們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膽地發展對外貿易，更大規模地吸引外資，加快我國加入經濟全球化的步伐。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我們只要能夠壯大自己，就一定能在這一進程中
趨利避害，在開放的大環境中，使中國成為２１世紀的經濟大 國。
5、中國在未來的全球經濟中將扮演什麼角色.
我國推進工業化的新路子，在於重視處理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系，充分發揮我國的兩個優勢—— 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
（一）要充分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我國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而且高等勞動力資源比較雄厚，勞動成本比較低，甚至比某些東盟國家勞動力成本低；而我國所短缺的資源是資本與技術。這決定我國的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就製造業言，一般製造業大多數（如紡織、服裝、食品等）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它們所需資本、技術投入較少，而吸收勞動力較多；而裝備製造業（如成套設備、數控機床、電子元器件生產設備等）則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所需資本、技術投入大而吸收勞動力較少。因此，在發展製造業中，必須妥善處理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關系問題。發展裝備製造業的重要性與迫切性是不言而喻，但對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以及勞動密集型與資本技術密集型相結合的製造業，不容忽視。因為，我們處於二元經濟向現代化經濟轉軌、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雙重轉軌結合時期，除了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以外，還有大批下崗職工（４００萬人）和失業群體有待吸收。必須發揮製造業在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方面的重大作用。在這方面，不僅國營部門要努力，還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作用，鼓勵、支持私人、個體勞動者、農民投資或集資辦廠和各種企業，應建立有利於中小民營企業發展的環境。
大力引進外資和國內富裕勞動力資源相結合，是充分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一條重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共實際利用外資累計４０００多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雇傭人員２３００多萬，各項外經貿業務的從業人員達７０００多萬。 我國吸收的外資８０％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區這三地帶，我國的製造業主要集中在三個地帶，來自內地的巨大「民工潮」也主要流向這三個地帶。最近的調研表明，不僅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將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而且一些高新技術產業（如電子及通訊設備）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對外商最具吸引力。不可輕視「三來一補」之類加工貿易方式，我國沿海地區當初就是從「三來一補」起步，至今加工貿易佔到我國出口總額的５５％，加工費較低廉，但擴大了就業。盡管最近有人擔心，「中國越成功，對勞動力的爭奪就越會推動工資成本上漲」，而「中國可能會失去作為製造業基地的光彩」。其實，這個擔心大可不必，因為中國腹地廣闊，地區經濟差別大，可供製造業基地伸展的空間還很大，等到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工資水平也上升到目前沿海水平，中國也早就進入了小康社會。
（二）還要充分發揮我國的後發優勢。我國的新型工業化，相對於發達國家的傳統工業化來講是遲來的工業化，在經濟上與科技水平上落後於主要發達國家，但我們可以充分發揮後發優勢，加速發展。這種後發優勢表現在很多方面，例如：
——表現之一，我國不必像西方國家那樣只是在工業化完成之後才搞信息化，而是在工業化過程中就涉足信息產業所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其實，高新技術產業近１０年來在我國已有所發展，例如廣東已成為我國的ＩＴ產業大省，年產值達３０００億元，東莞加工製造的某些電腦通訊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佔有相當份額。
我們的後發優勢主要表現在可以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這個優勢條件是發達國家過去在工業化階段所沒有的，它們曾依靠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來推進工業化的，當時不知道信息化為何物。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決不是用信息化「代替」工業化，其「帶動」作用，主要體現在：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傳統產業對我國來說決不是什麼「夕陽產業」。以信息化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對製造業等傳統產業有很強的滲透力和提升力，信息技術可滲透於從產品設計、研發、製作、管理、營銷等整個過程之中，並大力提升產品質量、效率與效益，使製造業等傳統產業能在與高新技術結合的基礎得到更快發展。
——表現之二，引進先進適用技術和高新技術。無論就製造業或高新技術產業來說，我們能從國外引進並獲得的不可能是最頂尖的技術，但可爭取引進並獲得先進適用的技術。我們決不可對此抱消極態度，不可主張一切靠自己從頭開始，搞「爬行主義」，而可採取「拿來主義」，充分利用別人已有的科技成果。關鍵在於不能躺在「復制」基礎上，而應努力消化、吸收和創新，變成自己的科技成果。只有引進——創新，後發優勢才能得到發揮。
——表現之三，我們可吸取發達國家在傳統工業化過程中破壞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教訓，決不走對自然資源進行破壞性開采、對環境實行「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而要在經濟發展中認真合理開發資源、高效地利用資源、保護和治理環境以造福子孫，走出一條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來。
四、一個值得重視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地區）向發展中國家（地區）轉移的歷史趨向跟發展中國家推行工業化進程結合在一起，會使我國的外國直接投資（ＦＤＴ）跟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了和復雜了。一方面，中國已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另方面中國又是製造業大國和工業製成品出口大國，而且外資企業在進出口中佔到５５％。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常跟進出口貿易緊密結合在一起，這種復雜的經貿關系，給所謂「對華貿易逆差」之類蒙上一層迷霧，甚至把它弄歪曲了。所謂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問題，就是突出的例子。這是一個涉及如何統計進出口、貿易逆差以及如何正確衡量兩國之間經貿關系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一）從微觀上看，美國的公司多跨國經營，能獲得生產要素優化配置的巨大利益，中國出口中有一半多是加工貿易，僅靠很少的工序賺取很少一部分加工費。據美國《洛杉磯時報》１９９６年統計，從中國進口一個芭比娃娃玩具，其進口價為２美元，其中原料來自中東，在中國台灣地區和美國德州加工成半成品，假發是日本生產的，包裝材料是美國提供的，上述幾項費用共計１．６５美元，中國靠最後加工組裝僅賺加工費０．３５美元。這個玩具貼上「中國造」標簽，並以售價２美元計入中國對美國出口以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實在有失公允。而這個玩具經過美國批發商、零售商到達美國消費者手裡，其售價可高達進口價的３－５倍。在這里，所謂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背後卻隱藏了美國企業的巨額隱性收益。
（二）從宏觀看，美國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國生產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與出口，並相應地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從而擴大了美國的「外貿逆差」。這樣，簡單的進出口統計，就把真實的經濟關系掩蓋了，歪曲了。據美國商務部統計，１９９５年美國跨國公司所屬海外子公司的銷售額（其中包括對美國出口）超過２．１萬億美元，幾乎是當年美國出口商品和服務總額７９４０億美元的３倍。這一年，美國按原產地規則統計出現２０００多億美元的貿易逆差，而實際上該年美國則獲得４７７０億美元的貿易贏余，其中包括有美國在華企業的貢獻。可見，所謂「貿易逆差」完全不足以反映，反而歪曲了國際經濟關系的實際情況。
（三）再則，美國因本國生產成本過高而把許多一般製造業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地區，中國以其生產成本低尤受青睞。美國以直接投資在中國開辦企業，而從中國進口大量物美價廉的產品（其中多數是吃穿用的消費品），使美國廣大消費者得到實惠。據１９９７年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美國若從中國以外其他國家進口同樣商品，其消費者每年要增加１５０億美元出口。若由美國國內生產這些商品，則消費者則須承受更多的支出。另據報告分析，若離開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定會上升２個百分點。這是美國的對華投資—貿易關系中獲得的又一隱性實惠。
總之，在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地區）向發展中國家（地區）轉移的情況下，直接投資—國際貿易的復雜情況，使得「貿易逆差」不足以反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的真實情況。必須對「貿易逆差」問題要有深層次的分析。傳統理論總是把貿易逆差當做衡量兩國之間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指標，美國也常盯住美國對華乃至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問題，並常舉起所謂「３０１條款」、「２０１條款」、反傾銷之類貿易大棒相威脅。上述關於投資—貿易相結合的復雜情況的分析，使得以「貿易逆差」為借口的種種「立法」或「法規」失去了合理依據。其實，投資—貿易相結合的情況，也發生要發達國家之間。摩根斯坦利的經濟學家奎藍在討論外國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一文中，曾談到歐洲國家與美國之間的這類復雜情況，並指出「要衡量一個國家地區受其他國家或地區影響的程度，必須兼顧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二者的分析」。這就迫切要求在新的一輪ＷＴＯ談判中，應就直接投資—貿易關系相結合的復雜情況確立或制定新的游戲規則。這也是在建立國際經貿新秩序中必須認真考慮的一個問題.
6、中國可以引導經濟全球化走向嗎？
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參與者，中國在引導經濟全球化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擁有龐大的市場和吸引外資的環境，其對外畢首開放政策也逐步放寬，經濟實力正在不斷增強。
中國可以通過沖鄭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制定、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以及提升技術水平等途徑來引導經濟全球化。此外，中國還可以倡導多邊主義、維護自由貿易、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散數頌創新等舉措來促進全球經濟發展。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國家都無法單獨引導全球經濟走向，並且目前全球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因此，在引導經濟全球化方面，各國應該加強合作，在共同推動中實現共贏。
7、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中國扮演什麼角色
政治多極化是自冷戰結束後，全球政治格局發展的新趨勢，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極力維護既得利益，阻礙多極化進程。中國是第三世界也是世界上唯一可在經濟規模上與美國競爭的國家，多元化政治對中國乃至弱國是有利的，從這一點來看，中國是挑戰美國霸權的最佳候選人，也是世界多極化中重要的一股力量。
經濟全球化是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跨國公司參與的資本轉移行為。中國是「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外資集散地，沒有中國這個巨大的消費市場的帶動，就談不上全球化，更不會有所謂的世界經濟發展。
8、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中，中國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1、織網者：像蜘蛛一樣，通過上海合作組織等組織，編織一張大網，並捆綁一部分國家，培養一批喉舌國家，遙控指揮，吶喊助威，穩坐釣魚台。
2、參與者：積極參與到國際社會大家庭去，積極發揮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見縫插針，該派兵派兵，該發言發炎，保持一個較高層面上的存在感
3、維護者：作為現行國際體系的巨頭之一（常任理事國），中國雖仍處於發展中狀態，但 卻事實層面上享受了現行體系的好處，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中國對現行國際體系的維護大有必要
4、破壞者：作為一個傳統大國，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威懾力，必要而果斷的戰爭或經濟制裁有利於展示自己的存在感，並從而攫取更大的蛋糕份額。
9、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和貢獻者，是經濟全球化的支持和捍衛者，也是經濟全球化的改革和完善者，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中國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在當前國際經濟格局轉型、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爭議迭起的重要時刻，中國再次向全世界聲明了中國的堅定立場，堅持對外開放成為黨和國家的重要方針國策。作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新興國家的代表，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已深深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從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和受益者，日益成為改革者和新型經濟全球化的引領者。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立場如何，不僅關繫到中國自身未來的發展，也關繫到全球化下一步的發展方向。
10、請論述「中國方案引領全球化發展」中的方案有哪些
第一，加強國內治理，奠定中國引領新型全球化的國內基礎。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國內治理水平決定著一國對外戰略的空間和成敗。當前，我們正處於新舊動能轉化的關鍵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和「大而不強、將起未起」的爬坡期，各種問題和風險不斷交織、相互疊加。只有不斷增強國家治理能力，實現市場、政府和社會三者的良性互動，持續提升國家的軟硬實力，才能更好地開展對外交往，參與全球治理。具體到對新型全球化的引領，我們尤其需要加強在理念供給、政策執行、理論研究和人才培養等方面的能力建設，使得中國的倡議和行動能夠真正改變全球化過程中的失衡與不公，從而激發國際社會的廣泛共鳴。
第二，凝聚政治共識，糾偏國際社會對全球化的錯誤認知。政治行動的前提在於確立共識，新型全球化首先需要尋找到國際社會在全球化問題上的最大公約數。我們必須向世界闡明當前世界的矛盾和危機，根源不在全球化，而是戰爭、貧困和疾病，是現行國際秩序的治理赤字和道義缺失。因此，一味抵制全球化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重新關起國門更不會走向美好的未來。畢竟，上世紀經濟大蕭條所引發的封閉自守和經濟民族主義沒有緩解世界危機，反而將國際社會拖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深淵。為了防止悲劇再次重演，國際社會應順應歷史發展潮流，以積極開放心態擁抱全球化，努力解決全球化過程中不公平、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構建起共同協商、平等參與、普遍受益的全球化新模式。
第三，堅持均衡發展，努力實現全球化的再平衡。當前，有些國家和人民對全球化充滿憤怒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出現了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失衡局面，根子在於全球競爭中的失敗者沒有得到必要有效的安撫。基於此，國際社會應該共同推動全球化的再平衡。在國際層面，權利資源在國家間的分配應更加均衡。應當看到，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力量，然而他們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仍嚴重不足，其合理訴求處在說不出、傳不開、沒人聽的尷尬境地。大力提升他們的國際話語權，進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是新型全球化的應有之義。在國內層面，發展成果應由社會大眾共同享有。一方面，政府應加大公共產品供給力度，通過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的政策傾斜來培育社會弱勢群體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完善利益補償和轉移機制，使得財富蛋糕能夠更加公平的分配，讓社會大眾感受到全球化帶來的切實好處。
第四，加強機制建設，為新型全球化提供製度保障。一定意義上講，國際機制的質量決定著全球化的水平和成敗。中國參與和引領新型全球化需著力解決當前國際機制在代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嚴重赤字。首先，積極推動傳統國際機制（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的變革調整，以適應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和全球化發展的新要求。其次，努力創設新的國際機制。從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再到「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正在通過重塑國際規則加強世界互聯互通，推動全球包容發展。未來，在反恐、氣候、海洋、太空、極地、網路等新興問題領域將面臨大量的機制空白，中國更需要積極參與並發揮引領作用，使得全球問題的各個領域有規可依、治理有序。再者，加強各類機制之間的銜接整合，努力消除不同機制之間的隔閡，最大限度釋放制度性紅利，以更好造福世界各國人民。
第五，合理管理預期，理性看待中國的全球角色。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一個負責任大國，中國願意為完善全球治理、推動全球化轉型升級做積極貢獻。在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義興起的國際大背景下，國際社會也強烈期待中國承擔更多責任，引領新一輪的全球化。然而，為了更好地引領新一輪全球化，我們必須對中國的全球角色進行准確定位。其一，中國引領新型全球化不是另起爐灶。新型全球化不能和現有的全球化彼此割裂，甚至完全對立。其二，中國引領新型全球化不會一蹴而就。全球化的轉型是一個復雜多維的系統工程，必須循序漸進、量力而行。其三，中國引領新型全球不搞一家獨大。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和國際權力普遍擴散的條件下，贏者通吃的邏輯日益不可持續。中國在全球治理中主張共商共建共享，努力通過自身發展帶動世界共同進步，積極開創普遍參與、共同受益的新局面。其四，中國引領新型全球化不能包辦一切。建立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全球化不是中國一家的責任，而是全人類共同的事業。我們特別需要防止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異化為過度承擔責任的陷阱。總之，只有準確詮釋自己的全球角色，減少不切實際的政治預期，中國在引領全球化的道路上才能做到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