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題 面對經濟全球化 中國如何克服困難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大國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謂「全球化」,是指人類活動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在世界范圍內展現出的物質、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聯系、溝通、交流、互動的客觀歷史趨勢。它是伴隨著人類交往的不斷擴大,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18世紀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在西歐迅速發展,突破了農業經濟時代的地方狹隘性,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進程。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深刻變革。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一） 經濟全球化的一般性問題
所謂「全球問題」，是指在發生規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質，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國家、地區的根本利益，並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行動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那些問題。
全球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對此，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是承認的，但他們對全球問題的理解卻並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於對哪些具體問題有資格進入全球問題的認定上以及如何區分各問題之間的主次關系，例如，前羅馬俱樂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問題歸結為人口增長、社會的差距和分工、社會的不公正等近30個問題構成的總問題;前蘇聯學者M"M"馬克西莫娃則認為全球問題包括核戰爭的威脅、飢餓、貧困。
哈貝馬斯較早地就開始關注全球問題了，他曾把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他稱後者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對全球問題的關注是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分析的重點，在《合法化危機》一書中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增長的後果作了這樣的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給國際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在這里我所說的是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對人格系統一貫要求的損害(異化)，以及對國際關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壓力」。在他看來，造成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在於「系統」侵入了「生活世界」，人們的交往被扭曲、異化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構理性，建構一種交往理性，也就是主體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和一致，從而實現人們之間交的合理性，實現社會的合理化。
建構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離析的傳統理性是哈貝馬斯的理想，這也是他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並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雖然有的學者認為他所提倡的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規范的建立與貫徹來消除當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實現一種「無暴力統治」的社會秩序的理想是一種空想，但是，哈貝馬斯幾十年一直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論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是有著相當重要理論價值的。
（二）中國的問題
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就選擇了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道路。這樣一條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和平發展的道路。
20多年來，中國的這一歷史抉擇經受了考驗，和平崛起的進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但是還遠遠沒有完成。一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決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我們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說矛盾凸顯，就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而言，帶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戰：
第一個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中國人均資源佔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後列；同時，由於發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藝總體水平低，中國製造業的單位和總量的資源消耗包括能耗，卻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隨著世界製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能耗轉移」。這就使得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短缺，成為困擾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大難題。
第二個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中國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狀況惡化、資源耗費巨大回收率低而導致環境破壞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同時，這也是中國領導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背景。
第三個是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既要使GDP持續快速增長，又要加快社會建設步伐；既要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又要擴大社會就業；既要保持東部地區的強勁發展勢頭，又要促使東中西部共同發展；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從各方面反哺農村；既要注重公平、縮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擴大吸引外資，又要優化引資結構；既要以市場換技術，又要增強科技自主創新；既要深化各項改革，又要保持社會穩定；既要推進市場競爭，又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兩難問題，都不能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統籌兼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另外，全球化的發展對於中國的進出口體制、貨幣體系、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金融體系監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場化的趨同要求。
因此經濟全球化無論從內在體繫上，還是外在環境上都需要中國政府的大國策略。
（三）中國的大國策略
中國是歷史上文化大國，也是現實中地緣政治大國，正致力於成為未來的綜合性大國。所有這些決定了她的戰略定位及其選擇不同於任何大國。作為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實力不斷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要，就構成了國家戰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種需要之間彼此聯系，形成一個有機系統：從基本的生存權益需要到更高層次的需求，從而通過自助成為一個對國際社會有重要貢獻的大國。
第一，主權需要。它包括領土完整，內政不被干涉，這是一國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權需要與國家統一密切相聯，互為一體。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主權過時論」在西方興盛一時，「新干涉主義」抬頭，在這種情況下，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就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二，穩定需要。與主權需要一樣，穩定需要同樣涵蓋了國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內涵。穩定分為內部社會穩定與周邊環境的穩定。前者需要強大政府並建立有力的政治、經濟秩序，是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必要保障；後者是指建立在「主權需要」層面上的「防衛需要」，「防衛需要」也就是擁有影響和控制周邊危險事態能力的需要，從而才能保證外部環境的安全。
第三，發展需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在拚命迅跑，以在未來競爭中爭奪力量制高點。對中國來說，發展既必要又緊迫，因為惟有發展才能提高綜合國力，並使和平自主的對外政策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穩定是發展的保障，反過來，社會不發展、經濟衰落，則內部社會震盪及民族問題會被激活，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也不論國家制度及意識形態差異，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個國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權不完整的表現。對平等需要的強調，是對強權政治及霸權行為的反對，它要求利益與機會均等，反對因文化歧視、貿易歧視而對某國作出的單方面限制。
第五，正義需要。中國的地緣政治及文化歷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於其他大國的使命，即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使命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已為自己樹立了作為大國的必要道義形象。這種正義需要包括作為一個大國在聯合國扮演積極的更富有建設性的角色，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小國、弱國權益、反對霸權主義方面始終樹立自己的正義形象。一個國家惟有發展具備一定實力，才能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更大貢獻，反過來，一個成為負責任的國家從而樹立起正義形象，也必然給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與支持。
簡言之，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求，是一個由基本層次向更高級層次的逐步遞升的過程，利益需要層次的拓展，也就為外交及戰略目標的進一步推進提供更深的內涵和意義。
三、 交往理性的指導性意義
（一）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內涵
.哈貝馬斯是通過分析語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動來揭示交往理性內涵的，而這種分析主要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動理論中。這一理論通過對生活世界和以語言為媒介的主體間交往活動的語用學分析來發掘交往行為的理性內涵，並從語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之中，歸納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結構和基本規范。因此分析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範式，可以從他關於語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論論述中著手進行。
1、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內蘊於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結構中。他對交往行為下了這樣的定義:「交往行為是以象徵符號為媒體的交互活動(interaction)。這種交互活動是按照必須遵守的社會規范進行的，而必須遵守的規范又是給相互期待的行為下定義的，並且至少必須被兩個行動著的主體理解和承認。」從他對交往行為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說的「交往行為」具有如下特點:第一，交往行為是至少兩個主體之間以達到共識為目標的行為:第二，交往行為是以語言(符號)為媒介，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體必須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對話，通過對話以求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一致」。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總是與三個有效性要求相關聯，即真實性，「言說者必須有提供一個真實陳述的意向，以便聽者能分享說者的知識」;正確性，「言說者必須選擇一種本身是正確的話語，以便聽者能夠接受，從而使言說者和聽者能在以公認的規范為背景的話語中達到認同」:真誠性，「言說者必須真誠地表達他的意向以便聽者能相信說者的話語」。
哈貝馬斯聯系言語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因為交往行為反思地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所以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不明確地提出對應的言語有效性要求。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客觀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事態存在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該是正確的，「社會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規范存在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該是真誠的，主觀世界是「主觀經歷的總體」「可以通過真實表達的經歷原理來說明主觀的東西」。
他還特別指出，在語言行為中，語言的有效性要求總是同時浮現，即使一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體性地使一個有效性要求凸顯出來，三個有效性要求在一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例如，當一個聽者接受一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確性時，一致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哈貝馬斯認為，人際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語言原初地蘊含著「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這便是哈貝馬斯稱之為「交往理性」的基本內涵。
（二）哈貝馬斯對全球問題的設想
哈貝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分析與全球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哈貝馬斯解決全球問題的設想可以概括為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商談倫理學說，一個是超越民族國家理論。這兩個方面其實是交往理性在現實中的應用。
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他把合法性問題與規范有效性聯系起來，認為合法性問題本身應當是一個規范有效性問題。對於規范有效性問題，有與危機理論相關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交往共同體，一個是普遍利益。哈貝馬斯認為，如果人們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規范上可以達成共識，就無法說明規范有效性問題。交往共同體成員之間通過商談、對話共同或一起來確定規范的有效性，這不僅是一種認知活動，更在於這是一種普遍利益的共識。規范有效性的實現要求普遍利益原則能夠得到貫徹，所謂利益的普遍化，哈貝馬斯指的是可以通過交往(溝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機意味著普遍利益受到壓制。
對於擺脫資本主義對普遍利益的壓制，哈貝馬斯寄希望於以語言作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錢和權力作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於以可普遍化原則作為先決條件的話語論辯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說，哈貝馬斯把「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作為社會變革的目標。讓溝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為的交互主體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壓制的生活世界裡。哈貝馬斯在解決全球問題上同樣主張以語言為媒介，交往主體通過對話、溝通達成一致和相互理解，從而實現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在解決全球問題上還有一定的空想性，那麼主張超越民族國家，則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的具體措施。
哈貝馬斯清楚地認識到，飛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由此而來的社會緊張，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西方國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利用民族主義的推動力將社會沖突引向對外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之後，民族主義的整合力已消耗殆盡，西方各國不得不在社會總產值中支配很大份額，實行有力的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就業的政策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促進經濟的活力，保障社會一體化，化解了階級對立，穩定了資本主義。但是，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的經濟框架中，民族國家要保持其國際競爭力，就不可能再繼續福利國家的政策，而必然要「採取有害於社會團結一致，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的削減政策」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而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即使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夠把它所造成的社會代價維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問題還不僅如此。一旦放棄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勢必要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又勢必破壞自由的政治文化，喪失民主的基礎。哈貝馬斯認為「只有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這種職能」.再說經濟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國家的能力。也就是說，只有從民族國家過渡到一個超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繼續原先由民族國家採取的社會福利措施，對抗資本無限擴張的邏輯，保障和進一步擴大民主。他認為只有堅持政治先於經濟，對在全球范圍內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加以「政治馴化」，才能使現有的社會長治久安。
經濟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們成為風險共擔的共同體，有著無法迴避的集體命運。一方面，市場的擴張遇到了地球幅員的限制，資源開發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變小的世界己不允許人們將行為後果外化:無須擔心制裁，而把代價和風險轉嫁給他人一如其他社會部門、其他地區、其他文化或子孫後代—的機會越來越少。這無論在重大技術的跨地區風險上，還是在富裕社會的工業所製造的危害整個地球的有害物質上，都表現得同樣明顯.」單個國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和軍火貿易，都不是哪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並且，解決這些問題必然也必須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有所限制。面對上述人類共同的嚴重問題，「各個國家都必須在對內政策上鮮明地被納入一個負有世界義務的國家共同體的有約束力的合作過程」
他一再指出，經濟全球化造成大多數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導致貧困者和無社會保障者增多，這方面的指數確鑿無疑，社會分化的趨勢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都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
哈貝馬斯的設想，具體而言，就是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是由於地理的和經濟的基礎擴大而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加強自己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地位。他還認為僅將原先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轉移給跨國性的政治共同體是不夠的，關鍵是要以政治來克服「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具體做法是，「要引進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意志構成因素，並保證政治決策的約束力」也就是將國內的民主擴大到國際范圍，藉助各政治實體的市民社會和政治輿論，形成世界性的強制互助意識。只有當公民要求大力轉變對內政策形成觀念壓力，具有全球行動能力的行動者，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意識才會發生變化，才會日益把自己視為一個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顧利益的共同體的成員。
（三）哈貝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約束工具理性
哈貝馬斯系統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濫給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嚴重問題，他認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確立交往理性。在現在看來，他的這一思想，對我們解決全球問題同樣是適用的。由於工具理性的擴張，使人們片面地認識和對待自然以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就產生了許多全球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工具理性的實質是:在目標確定的情況下選擇達到這一目標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給定的條件下現實地權衡和制定所要實現的目的。在他看來，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間的交往中遵循著一種完全不同於技術規則的特殊規范。這種規范必須通過語言的共識來形成，並以語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為人，並不僅僅在於能自覺地進行物質必需品的再生產或工具的使用，而在於能夠使用語言。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對人的行為的分析最終必須落實到語言。以語言形式進行的交往活動主要應歸結為建立在特定觀念和原則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諧共處。也就是說，要克服工具理性帶來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在主體間建立一種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形成共識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主張通過交往理性來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們，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現實中，就是要正確地認識科學技術的兩面性，人們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為評判一切的標准。雖然科學技術能大大發展生產力，能極大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但是，我們不能無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貝馬斯對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雖然作了過分極端的評價，認為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的功能，但是他對濫用科學技術的後果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堅決反對科學主義、技術至上論。對於當前的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自然問題說到底還是人的問題，是人如何看待人類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科學技術本身並沒有錯，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應用科學技術。我們在改造自然時，也有一個限度問題，不能無限度索取。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系。哈貝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來約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規范
針對目前的全球問題，各利益主體也達成了不少協議，但是到目前為止，有些國際公約的執行情況很不令人樂觀，甚至有的協議形同虛設、有的協議事與願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規范的制定出現了問題。哈貝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對規范的作用做了闡述。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強調以語言為核心的交往活動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會規范建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將生活世界合理結構的整復定位於交往理性的重建，並將此提升到「話語倫理學」的高度，視其為社會倫理的根本原則，主張依此來約束人的行為、人與人的關系乃至整個社會實踐，使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中權力和暴力的使用成為非法，從而建立合理的社會秩序。實質上，「話語倫理學」是哈貝馬斯交往理性在實踐中的運用，即他的「實踐理性」。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關系是人類的基本關系，人們之間必然會發生交往關系和交往行為，於是，人們就必須相互理解，而人們之間要實現相互理解，就必須具有確定性和規范性的准則，這一方麵包括共同的語言背景和語言規則，另一方麵包括共同的價值准則。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規范是對話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但是他認為普遍化的規范的確立，必須排除強制的因素，也就是說對話倫理學的規范原則，必須是人們能夠自願接受的。
那麼，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怎樣才能保證規范為一切人所接受?哈貝馬斯認為共識並不像利奧塔所說，必定會抹殺個性，取消話語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築在對個性和多元性的承認之上的，但承認多元性和個性決不意味著異質多元的話語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可以超越語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問題的實質在於，通過何種途徑來達到差異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識決不會否定差異，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價值領域內，對對話論證的形式規則達成主體間認識的合理的一致，並將這一前提引入語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據的乃是建築在邏輯合理性之上的語言規則的統一，目的是使論證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獲得保證。
哈貝馬斯認為，建立普遍承認和遵守的規范是主體間順利展開對話，實現交往合理化的條件之一。規范的本質特徵在他看來就是普遍有效性，這是他的對話倫理的一個基本原則，那麼，如何確保規范的普遍有效性?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原則，即論證原則。他認為真理是由共識形成的，陳述的真理性條件是參與對話的主體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說，一個規范是通過參與對話的主體共同論證的結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參與討論的過程中都根據自由意志確定何者為普遍規范。在這一過程中，不是現存的普遍原則決定人們提出的倫理規范是否正確、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體的相互討論中，由共同認同產生普遍的規范。規范既然是各利益主體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經過論證而形成的，那麼規范就體現著各主體的共同意志，他們必然會遵守規范。
四、結論與建議
（一）理論指導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從不同利益主體通過對話、商談並遵從一定的互相認同的規范而達到合作與協調、尋求共存、互利發展的心理趨向、認知構架與行動取向。哈貝馬斯認為運用著認知構架可以較好地分析顯示社會以及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重大變革。總的看來，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消除沖突、達成協調和尋求互利發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處在於真正突出了社會歷史共在主體的作用，它不再把社會共同主體看作先天地內在同一的普遍化整體，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會群體提升為歷史的唯一主體，而把其他社會成員排斥在歷史主體之外，而是看到各個歷史行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差異的同時找尋到了社會歷史共同主體的內在同一性的根據及現實途徑。
我們要解決全球問題，除了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全球問題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鑒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哈貝馬斯的理論，積極尋找全球問題的出路。
（二）實踐指導——以貨幣為例
在此基礎上，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具體操作層面上，還應採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論，與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各類利益主體進行長期重復進行的合作博弈，在國際范圍內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爭取能源、資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貨幣秩序陷於混亂。金融自由化浪潮又為國際資本流動開放了大門。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獲得高經濟增長後，由於國內經濟體系內在扭曲，相繼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幾十年的奮斗的成果被國際資本吞噬。拉美開始出現「美元化」現象，被認為是全球化消除貨幣民族特徵的一個標志。但從交往理性的角度，這明顯不是一個平等的合作。在亞洲范圍內需要一個實力與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國家來承擔亞洲貨幣一體化的火車頭，目前還期待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崛起，以及國際交往能力、制定協議能力的增強。
因為，現代國別貨幣(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種制度工具,它以本國的經濟實力為基礎, 又服務、支持並刺激本國經濟的發展。當一種國別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時,這種工具不僅給該貨幣的發行國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使發行國無償地、長期地佔有他國的部分商品和勞務,也有影響、為難甚至於左右他國經濟的功能,並影響他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以至於文化、意識形態等。國別貨幣的國際化,有著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國際社會權力效能。在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樣的國際化,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 反過來,經濟的全球化又進一步強化了國別貨幣國際化的效能。
由此可見，國際范圍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個利益聯系體，其次相互理解與信任是基礎，第三還需要維護機制運行的約束機制。
在貨幣合作方面，歐盟、歐元走在東亞的前面，啟動東亞的貨幣及經貿合作。可以成為建立中國、日本、韓國為領頭羊的亞洲貨幣機制良好借鑒。
（李謂文 原創）
六、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M】.洪佩郁，藺著譯.重慶:重慶出版，1994
[2]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M].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A]貝克等.全球化與政治【c】.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2、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及中國機遇與挑戰
經濟全球化是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只有深刻理解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邏輯和發展趨勢，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全球化歷史進程背後的必然性，掌握參與和引領經濟全球化的主動權。
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
第一，殖民擴張和世界市場的形成。西方國家憑借敲詐勒索、強權佔領、殖民擴張，在一戰前基本完成了世界的劃分，世界各地區各民族都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14世紀，義大利佛羅倫薩等城市出現了具有僱傭關系的工廠手工業，資本主義開始萌芽，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早期的資本家和冒險家渴望獲得歐洲以外的特產(如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他們還希望將歐洲商品銷往中國、印度和其他東方國家。經過迪亞斯、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的探索，開辟了通往東方和世界各地的新航線。新航路的開通徹底宣告了世界范圍內隔絕狀態的結束，世界開始成為一個整體，從歐洲到亞洲、美洲、非洲的交通日益密切。開辟新航路的過程，也是殖民國家征服和掠奪殖民地的過程。美國大片土地的開發，導致了三角貿易的興起和繁榮。歐洲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出到非洲，卻換來了近億奴隸；美國的金、銀和工業原料用船運往歐洲，促進了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1765年，英國織布工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機，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科技革命由此開始。1785年，瓦特改進的蒸汽機使用於紡織領域，人類進入了蒸汽時代。隨後，蒸汽動力被使用於交通部門，火車和汽船相繼發明，生產效率迅速提高。資本主義國明虧前家的工業品銷往國外，亞非拉成為其工業原料供應基地和商品傾銷市場，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19世紀70年代，以電力的廣泛使用為標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開始了。汽車、電報、電話、飛機等。相繼問世並投入使用，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壟斷組織開始形成，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壟斷階段。1969年蘇伊士運河正式通車並由英法控制，1914年巴拿馬運河正式通車並由美國控制，大大縮短了世界各地的航程，使世界經濟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第二，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階段。生產力在推動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也將資本主義推向自我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在蘇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與新的社會制度的建立相對應的是新的生產方式的出現。這種全新的生產方式不僅在蘇聯，而且在全世界都顯示了它的生命力。因此，一個新的世界市場出現了。二戰結束後，隨著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獨立，世界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形成，這個新的世界市場成為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並行的存在。這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並不是完全相互封閉的，而是在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航空航天、微電子和生物工程等技術突破為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既相互激烈競爭，又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對內，深化各自系統內的合作，推動各種形式的融合發展；對外，資本正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新一輪擴張，推動經濟全球化走向系統化和制度化。總的來說，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進一步加深，世界各地的聯系更加便利。
在新世紀，經濟全球化的「向前動力和向後阻力」有了新的發展。一方面，以信息革命為先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奏響了世界互聯互通的新樂章，各種新技術新體系將世界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進一步深化了全球利益和責任的共享。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思潮風起雲涌，美國提出「美國第一」口號，在國際事務中推行單邊主義，經濟全球化發展遭遇巨大阻力。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全球化必將繼續發展。
經濟全球化會遇到如此大的阻力，與舊的生產激清關系雖然阻止不了新生產力的發展，但在退出歷史舞台之前，會竭盡全力阻礙新生產力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范圍內和國家內部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舊的財富和權力分配格局並沒有被打破。舊格局、舊體制通過留存的力量阻礙了與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相適應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對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構成巨大挑戰。
其次，經濟全球化會放大經濟危機，形成經濟全球化的第二次自我否定。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世界各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日益頻繁，相互依存度逐漸增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當代經濟全球化主要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主導，這使得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隨著經濟全球化擴展到全球。當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空橡發展到一定程度，世界經濟危機就會爆發。此外，經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市場經濟在全球擴張的同時，也將其自發性和盲目性延伸到全球，從而加劇了世界經濟的無序性和風險性，誘發了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可見，經濟全球化不僅可以實現商品、資本、技術、勞動力等資源的全球流動，還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同時也會將單個國家的經濟風險分散到其他國家。如果經濟全球化按照現有模式進一步發展，全球危機的風險會越來越大，對經濟全球化的批評會越來越強烈。
最後，經濟全球化會放大社會動盪，形成經濟全球化的第三次自我否定。第一，經濟全球化使財富分配更加全球化，導致財富分配的不公平。一個國家的社會階級矛盾擴大到了全世界。可以說，隨著當前和過去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階級矛盾會加深，捲入的人會越來越多，影響的區域會越來越廣，如果出現社會動盪，規模會更大。這使得經濟全球化很可能遭到希望緩和階級矛盾的人的反對。第二，經濟全球化使各國
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的聯系與互動增強，國際問題誘發國內動盪、國內問題引發國際動盪的機率增大。原本只會在局部或一定國家內發生的動盪，很可能會通過要素的流動擴大到全世界。那些被牽連而引發動盪的國家很可能將自身損失歸罪於經濟全球化。
盡管如此，我們要看到，經濟全球化是與新的生產力發展聯系在一起的。當前，隨著社會發展與時代進步，以人工智慧、量子信息、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突破和使用，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使各國的聯系更加緊密。例如，不斷涌現的在線直播、短視頻、移動游戲、在線教育、雲計算等新型信息服務模式都具有全球消費的特徵。實體經濟與信息技術深度融合，物質產品的數字化、網路化、智能化水平不斷提高，藉助信息網路、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等信息技術，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為實物產品的使用者提供信息技術支持。信息溝通突破地域限制，從量變走向質變。僅就信息而言，人類甚至將從「地球村」躍進到「一家人」的程度，信息技術為人類交往、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更廣闊的天地。
進入新世紀，生命科學的新發現、生物技術的新突破、生物技術產業的新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類及社會發展的進程。例如，日益成熟的轉基因技術、克隆技術以及正在加速發展的基因組學技術和蛋白質組學技術、生物信息技術、生物晶元技術、幹細胞組織工程等關鍵技術，推動了生物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深刻改變著人類的醫療衛生、農業、人口和食品狀況。這不僅將給予人類個體更長的生命，擴大全球交往的機會和意願；還將帶來觀念的改變，最大限度地從個體的角度降低沖突的發生、財富的損失，使世界更加和平與穩定，使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更加安全。融合機器人、數字化、新材料的先進製造技術正在加速推進製造業向智能化、服務化、綠色化轉型，正在加速發展的以清潔高效可持續為目標的能源技術將引發全球能源變革，空間和海洋技術正在拓展人類生存發展的新疆域。這也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空間正在不斷地拓展。另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積聚力量，催生大量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將給全球發展和人類生產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切都意味著，經濟全球化是物質力量作用的結果，必然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
中國的發展要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勢
「經濟全球化是歷史潮流。長江、尼羅河、亞馬孫河、多瑙河晝夜不息、奔騰向前，盡管會出現一些回頭浪，盡管會遇到很多險灘暗礁，但大江大河奔騰向前的勢頭是誰也阻擋不了的。」因此，中國的發展必須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大邏輯、大趨勢，緊緊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性機遇。
第一，攜手打贏全球疫情防控阻擊戰，站上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新起點。疫情防控期間，中國主動同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開展合作，保質保量向國際社會提供急需的防疫物資，以實際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力證明了團結合作是國際社會戰勝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優化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機制是捍衛公共衛生安全最好的方法。打贏全球疫情防控阻擊戰，應強化世界衛生組織等多邊機製作用，將抗疫國際合作中形成的經驗做法切實轉化為立根本、管長遠的制度體系，築牢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的銅牆鐵壁；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推動世界經濟復甦。
第二，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新格局。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新格局，是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建設一個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為此，需要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優化全球產業鏈布局，保障全球供應鏈安全，建立健全貿易摩擦解決機制，加快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磋商；倡導多邊自由貿易機制，擴大自由貿易「朋友圈」，主動分享發展經驗，增進民生福祉。
第三，適應世界大變局，完善全球治理體系。進入新世紀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當下，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不是推倒重來，不應採用冷戰、零和博弈的舊思維，而要在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前提下，積極補充、改革、完善現有國際秩序，推動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機制的改革，促進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儲備更強大的體制機制紅利。
第四，促進文明對話和綠色發展，蓄積經濟全球化發展新動能。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堅持開放包容、互學互鑒，推動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加快全球綠色發展，加強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和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共同呵護好地球家園，同築生態文明之基，同走綠色發展之路。通過文明對話和綠色發展，為經濟全球化發展拓展新的空間和機遇，促進經濟全球化基礎更牢、程度更深、更可持續。
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大勢還應深刻認識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因素。第一，要統籌好開放與安全。既要打開窗戶，擴大開放，也要裝好紗窗，更好維護經濟安全。在新發展階段，必須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謀劃國內發展，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全面擴大開放促進市場化改革、促進高質量發展，以更強的產業競爭力、經濟實力、綜合國力來保障經濟安全，以更加安全的經濟體制參與更高水平的經濟全球化。要順應大國經濟發展規律，切實把擴大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立足點，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統籌好開放與改革發展，找到開放與安全的黃金結合點。
第二，要有效防範化解風險。要堅持底線思維，堅決守住底線和紅線，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穩住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把風險防範落到實處。要把握好擴大開放的力度、進度和深度，積極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風險，更好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第三，要提升參與和引領經濟全球化的能力。要提升規則制定能力，多邊、區域與雙邊並舉，積極參與新一輪全球規則制定，反對保護主義，維護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要提升安全保障能力，運用國際通行規則，健全產業安全機制，完善經濟安全風險預警，健全外資安全審查、產業損害預警、貿易救濟等機制，維護我國發展利益。要提升人才保障能力，積極培育經濟、法律、管理、談判等方面的國際化人才，增加我國在國際組織的代表性。
經濟全球化作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無論人們如何批判，無論其發展過程會出現什麼樣的曲折，都是不可能否定得掉的。因此，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深刻理解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發展趨勢及其背後的必然性，以「勇敢者」的態度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趨利避害，掌握發展主動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相關問答：經濟全球化的表現表現為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資本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經濟全球化已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並對世界各國經濟、政治、軍事、社會、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維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沖擊。這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任何國家也無法迴避，唯一的辦法是如何去適應它，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在歷史大潮中接受檢驗。
3、經濟全球化從無序向有序是什麼意思
經濟全球化呈現出「從無序向有序」發展的趨勢。
說明：
新航路開辟後的早期殖民擴張，顯示出全球化開始時的無序狀態。18世紀後期開始的工業革命，促進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擴大，確立了國際經濟交流的基本准則。19世紀後期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促進了世界經濟的整體化趨勢，第一次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勞動分工的基本格局。20世紀中葉，世界銀行等世界性經濟組織的建立，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體系化、制度化。20世紀末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標志著全球有序的自由貿易新時期的開始。
4、全球化與經濟危機
坦率說，全球化在金融危機的疊加過程中功不可沒。沒有全球化，就不會有出口型國家、資源型市場，也就不會有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開放其金融體系，使得次貸風波轉而快速蔓延到全世界。有學者以阿根廷為例認為，在沒有向發達國家開放本國銀行體系之前，阿根廷是能夠從局部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的。從目前來看，全球性的貨幣和資本自由流動的確加劇了金融危機。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正是源於全球化，各國的利益才空前聯系在一起。各國才會發現求助於國際合作可能更為有效。自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後，人類並沒有出現過全球范圍的經濟蕭條，這其中政府調節和國際合作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各國在資本市場出現問題之後，可以通過合作監管或者對外開放來解決；比如轉向海外投資，以跨國行為平衡本國金融困境等。
當然，也正因為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上行和金融無節制衍生產生的利潤，使得各國更加青睞新自由主義在經濟領域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並非沒有暴露過問題。墨西哥金融危機、韓國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都曾經發出過警告，金融自由化一旦安排不當，首先引發的是無法有效分配，其次則是財政赤字。但因為這些危機沒有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就沒有引起重視。近年來，改革世界金融體系的呼聲雖也強大，但是也都被理解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爭奪金融主導權的對抗。
而如今，加速擴展深化的全球化使得金融危機輕易便蔓延全球，全球各國都已感受到威脅。然而，也正是因為各國經濟金融的相互關聯度遠遠要高於20世紀30年代。因此，解決金融危機的國際合力也要遠大於全球化之前。
這就使我們確信，正因為有了全球化這個理想主義的目標，像20國集團峰會這樣的國際論壇才能夠在解決全球金融危機中發揮團結作用。而且，最為關鍵的是，至少到目前為止，全球化並不是擴大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全球化中的無序或者惡性秩序才是加速器。這場危機缺少的恰恰是「有序全球化」———從金融體系開放、資本流動、到分配手段都需要秩序。
或許，以上的論斷遠不能對全球化給出科學的評析。但是歷史總是前進的。19世紀，恩格斯說，有了電報，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被消滅了90％，因為印度的商人再也不用擔心生產的棉花在半年後送到英國時，突然發現市場已經過剩。100多年來的經驗證明，如果技術能夠縮短國際交往的空間，歷史就能夠縮短金融危機的時間。關鍵只是在於我們能用多快的時間，重構「新的秩序」。
5、(3)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過程中,全球化怎樣向著有序的方向發展:每個階段及？
（1）①新航路的開辟，打破了世界彼此隔絕的狀況，使各地區各民族之間擴大了經濟文化的往來。世界市場開始形成。於此後幾個世紀，西歐各國加緊對殖民地的掠奪，客觀上加強了世界各地經濟的聯系。③工業革命導致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促使資本主義工業國到世界各地搶占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把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捲入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成為其經濟附庸。世界市場初步形成。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是世界市場初步形成的證明。④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列強掀起對世界的瓜分高潮，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最終形成。
（2）英法；英德；西歐、日本與美國。
（3）資本主義國家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重視制定國民經濟發展戰略與計劃，推動生產社會化、超越國界向國際發展。社會主義國家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把企業推向市場，與世界經濟接軌。
本題以市場問題為中心，求答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過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市場的爭奪和當代經濟全球化形勢下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為發展經濟，順應市場的政策舉措。解題的難點在第（3）題，應注意所答政策舉措必須是圍繞市場這一中心。
作業幫用戶 2017-11-03
6、如何看待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第一,經濟全球化加速了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這對彌補我國資金短缺,技術相對落後等缺陷,迅速實現產業優化,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資金短缺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我國也不例外.在全球性產業結構調整中,發達國家正把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含一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資本的全球化為我們提供了吸引外資的機遇.同時,經濟全球化加快了新技術的交流與合作,而引進先進技術對我國加快發展至關重要.只要我們積極參加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合作,大量引進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就能盡快提高我國產業的技術水平,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第二,經濟全球化有利於中國提高國際競爭力.經濟全球化給中國國內經濟主體帶來了壓力,迫使它們不得不進行改革,以提高自身的競爭力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挑戰.第三,經濟全球化將世界各國連成一個整體,經濟上的相互關聯與合作使各個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進一步增強,逐漸形成一個了相互間的衰榮共同體.由此,各國增強了全球意識,為相互妥協,相互協調,共同合作創造了條件,減少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和斗爭.從而為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創造了相對緩和的外部環境.因此,中國經濟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從我國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只有把本國經濟融入到全球經濟中去,才能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縮短走向現代化的時間,大大提高中國經濟的整體素質,從而在世界經濟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全球化在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無限機遇的同時,又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挑戰.細致說來,經濟全球化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風險和挑戰:首先,經濟全球化增加了中國金融產業的風險.經濟全球化使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更加無序,為國際資本投機提供了興風作浪的機會,增加了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另外,中國現行的金融運行體制方面存在的諸多弊病,容易造成中國金融機構在與國際金融大公司競爭時成為犧牲品.其次,經濟全球化對民族工業沖擊巨大.目前,中國企業規模普遍較小,與國際大集團相比,無論是技術人才,管理,設備等方面,還是在品牌的知名度,市場佔有率等方面都處於劣勢.尤其是新興信息高科技產業,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再次,經濟全球化給中國的體制改革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主要是因為經濟全球化使得經濟傳遞性和同步性加強,中國的改革特別是體制改革,在時間和空間上均受到強烈的擠迫.中國今後的改革政策選收稿日期:2003—11—02作者簡介:王琳(1967一),女,天津市人,講師,研究方向為: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王琳:淺談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對策?13?擇將更加困難,尤其是對漸進改革與激進改革,平等主義與自由市場主義,國內保護與市場開放,短期後果與長期效應等一系列問題,處理起來都相當困難.最後,經濟全球化會使中國的國家主權受到某種程度的削弱.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生產資本全球化的配置權掌握在跨國公司相對集中的經濟大國手中.它們把生產活動和就業帶給發展中國家的同時,也使這些國家在自己的宏觀經濟管理上處於被動地位.這是構成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總是處於相對虛弱地位的根本原因.同時,千百萬的投資者為了獲取收益的最大化,猛烈沖擊著主權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課稅,補貼,借貸,調整等等主權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我國的主權.總之,經濟全球化是雙刃利劍,它在為我國經濟大發展提供有利影響的同時,也對我國經濟發展也帶來了不利的影響,這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國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呢?二,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對策面對全球化時代提出的種種困難和挑戰,我們必須冷靜思考,沉著應付,積極尋找應對策略和措施,並獲取利益最大化.第一,最根本的,是要加快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步伐,健全我國的法制環境為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必須加速我國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市場化規則,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我國只有加速社會主義市場化步伐才能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進程.在此進程中,應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同時還應當高度重視與市場化的進程相適應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第二,適當調整對傳統國家主權觀念的認識,盡量化解與經濟全球化的矛盾.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代,國家主權雖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只要民族國家猶存,國家主權就不會消失,國家主權就仍然是國際關系變革與發展的基石.我們應堅持國家主權原則,同時也應充分注意防止將主權擴大化和絕對化,不能僵化地看待國家主權,更不能因噎廢食而拒全球化於國門之外.第三,處理好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的關系.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我國的對外開放必須始終建立在從本國實際出發的基礎上,始終立足於主要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搞建設,求發展.我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雖然可以藉助外國
7、我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對策有哪些
面對經濟全球化，我國要：
（1）堅定不浮害第轎郢計電襲釘陋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機遇和條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
（2）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市場經濟法律法規；
（3）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科技進步和創新，提高國際競爭力；
（4）堅持獨立自主，加強防範工作，維護我國經濟安全。
8、如何在世界經濟關鍵轉折點推進全球化
第一，通過創新驅動經濟增長。世界正在步入人工智慧、移動互聯網時代，經濟增長方式正在因互聯網而發生變革。2016年，G20杭州峰會通過了《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為適應時代的變化，世界各國需按照《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來促進經濟增長。
第二，雙向開放，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動力。中國連續多年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計劃在未來五年將進口8萬億美元商品，在吸引6000億美元外資的同時，對外投資將超7500億美元，出國游將超過7億人次，這些將創造大量有效需求和供給，直接拉動世界經濟強勁增長。
第三，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提出加強「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全球合作的中國方案。「一帶一路」朋友圈正在擴圍。為促進經濟增長就要加強資金、人員、信息往來和互聯互通，促進貿易投資全球化，加強面向全球的自貿區網路，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第四，世界經濟增長需要加強全球合作。世界經濟要增長就需要各國一道攜起手來，加強國際合作，可以通過「一帶一路」來貢獻中國方案，分享中國智慧，來增強世界經濟增長的活力。促進全球經濟有序發展，解決貧困問題，提升工業化水平，增強世界經濟增長。
第五，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擴大開放，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產品高標準保質量貿易。2008年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尚未走出金融危機陰影，發達國家同樣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目前中國正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結構的改變，促進經濟質量更好增長，將有利於推動全球經濟發展。
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和本質發生了根本改變，由發達國家引領的全球化已經轉變為客觀上由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國家來共同參與、引領。以中國等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正在發掘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創新增長方式，推進經濟全球化，促進世界經濟增長。
總之，經濟全球化不僅不是增長困境及金融危機的原因，而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互聯網信息時代的必然走向，是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必然趨勢。中國將與世界各國一道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深入推進全球化，進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