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語境下的風險社會
從風險社會的角度看，全球化的發展使風險社會的出現成為可能，因為風險的後果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越了政治地理邊界，出現了全球風險；全球風險推動了不同文化和社會之間風險共識的形成，產生了全球風險意識或文化。這樣全球風險與全球風險意識就構成了新背景下風險的主—客觀形式。
具體來說，全球化與風險社會的關系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風險的來源。「我們需要了解的是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變化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沒有限制的。越來越快的技術的變化，以及生產、消費和信息的全球化，終於使我們認識到，要想使任何一種事物固定不變，那是不可能的。」全球化的核心內容是人員、物質、資本、信息等跨國界和大陸流動的加速以及各個國家、社會、人群相互聯系和依賴的增強。這必然導致原來限於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風險擴散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這些風險在擴散的過程中，彼此間還可能產生互動關系，產生新的風險源，增強風險的後果。對於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風險源的增加包括三種：（1）輸入型。流動的加強帶來了新的風險源。最典型的是傳染病的蔓延和外來物種的入侵。（2）捲入型。這種風險主要發生在相鄰國家和地區之間，空氣、河流、貨幣本位體系等是主要的擴散載體。它與輸入型風險的區別有兩點：一是它更加需要某種系統性載體，二是後者的種類更加多樣。（3）誘發型。一些外部風險發生後誘發了類似的或另外種類的風險在該國家或地區的發生，典型的是風險恐慌的產生以及通過比照，人們對治理機制產生的不信任。風險源的增加必然帶來風險種類的增多。
其次，全球化放大了風險的影響和潛在後果。風險影響的放大主要是通過兩種渠道實現的。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提高了風險後果承擔者的數量。吉登斯說：「較多的相互依賴，上至全球化的獨立系統，意味著在作為一個整體而影響到那些系統的不幸事件，在發生時就會有更大的易受傷害性。」二是發達的現代通訊技術使更多的人意識到風險的潛在後果，也容易因為信息的不完整導致過度恐慌。典型的事件就是1990年代末期出現的金融危機的連鎖反應。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風險的破壞力。
再次，全球化推動了全球風險意識或文化的形成。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克服了時間與空間對人類交往的限制，提高了不同社會下的人群對同一事件的「在場感」以及經驗、認識和知識的相互交流。「地球村」就是對這種交往擴大和深化的形象描繪。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是「文明的風險」，或者說是人類的風險。因此，面對共同的風險，人類有了基本的整體性共識：在全球風險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類「種」的延續。但是，全球風險意識還只是雛形。各種利益的存在割裂了全球風險意識，使之常常屈服在具體的、局部的利益之下。
最後，全球化呼喚著並推動著風險治理機制的變革。風險來源與影響的全球化使得治理風險遇到了諸多悖論，比如：減少風險的措施可能給處於風險中的相關人員造成更大的風險；為某個社會行為者創造安全的舉措可能無意識地給另一個行為者帶來更大的風險；減少風險的政策可能給所有行為者帶來不安全；某個團體的樂觀行為可能對另一個團體產生意想不到的不安全；對一個團體的保護可能造成了對所有團體的傷害。風險悖論說明了現代治理機制遇到了危機，必須進行全面改革。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全球化為治理機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比如多元治理主體的出現、全球性共識的達成、風險治理和傳統的國家中心治理機制的關系等。
總之，全球化的發展提升了風險秩序以及風險社會的公共性，使之具有了全球公共品和公共空間的特質。這對於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治理形態提出了挑戰。
2、政治論文：面對經濟全球化，中國應如何應對?
（1）中國面臨的機遇。其—，世界形勢的緩和，為中國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其二，在世界格局出現多極化的形勢下，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高。
（2）中國面臨的挑戰：其一，在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趨勢下，地區或集團的經濟貿易保護主義壁壘，使中國的對外經濟面臨著激烈的競爭。
其二，正面臨著新科技革命的挑戰。世界兩極格局瓦解以後，軍備競賽的作用相對下降，綜合國力的競爭提到了首位。各國都在調整國家戰略，把發展科技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點。各國都把科技開發作為綜合國力一個關鍵因素。如何選擇適應中國國情的經濟體制和科技體制，並使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迎接和戰勝新科技革命的挑戰，是當今時代向中國提出的新課題。
第三，正面臨著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挑戰。歷史進入21世紀，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按國際經濟慣例辦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和合作，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隨著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任何國家已很難保持封閉的經濟模式，所以，中國的唯一選擇，是適應這一趨勢，爭取經濟發展的主動權。
第四，正面臨著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考驗。在兩極格局解體以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它在推行強權政治時減少了前蘇聯的牽制，對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壓力也會相應增加。
（3）面對以上挑戰，只有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只有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只有堅持依靠科技進步，才能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增強綜合國力，迎接各種挑戰，盡快地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3、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我們如何增強自我保護和抵禦風險能力？
1、堅定推動公平發展。
發展中國家要進一步地提升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就不能對發達國家的金融和經濟政策亦步亦趨，需要進一步攜手共進，建立多種全球多邊機制，努力尋求自身發展。發達國家也應接受發展中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採納合理的建議和方案，在全球經濟事務中與發展中國家積極合作。
2、延續和深化全球合作。
堅持開放政策，鞏固並擴大以自貿區為主體的全球化合作。在維護WTO「非歧視性原則」「公平貿易原則」和「透明度原則」的基礎上，採用多種機制，推進不同國家、經濟體之間的自由貿易區建設，形成大規模、多層次、有深度的全面合作，比如中印自貿區和中日韓自貿區等。
(3)試論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風險社會的治理擴展資料：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受益者和貢獻者
中國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助推全球化發展，不僅改變了自己的面貌與命運，也通過改變自身而深刻地影響和造福了世界。
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做大全球經濟貿易「蛋糕」，切實推動貿易便利化，支持完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堅持與全球貿易夥伴互利發展，相互成就，不僅成為「世界工廠」，更是全球最具潛力的巨大市場和全球創新合作的重要參與方，為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4、政治題 面對經濟全球化 中國如何克服困難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大國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謂「全球化」,是指人類活動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在世界范圍內展現出的物質、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聯系、溝通、交流、互動的客觀歷史趨勢。它是伴隨著人類交往的不斷擴大,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18世紀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在西歐迅速發展,突破了農業經濟時代的地方狹隘性,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進程。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深刻變革。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一） 經濟全球化的一般性問題
所謂「全球問題」，是指在發生規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質，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國家、地區的根本利益，並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行動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那些問題。
全球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對此，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是承認的，但他們對全球問題的理解卻並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於對哪些具體問題有資格進入全球問題的認定上以及如何區分各問題之間的主次關系，例如，前羅馬俱樂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問題歸結為人口增長、社會的差距和分工、社會的不公正等近30個問題構成的總問題;前蘇聯學者M"M"馬克西莫娃則認為全球問題包括核戰爭的威脅、飢餓、貧困。
哈貝馬斯較早地就開始關注全球問題了，他曾把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他稱後者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對全球問題的關注是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分析的重點，在《合法化危機》一書中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增長的後果作了這樣的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給國際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在這里我所說的是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對人格系統一貫要求的損害(異化)，以及對國際關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壓力」。在他看來，造成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在於「系統」侵入了「生活世界」，人們的交往被扭曲、異化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構理性，建構一種交往理性，也就是主體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和一致，從而實現人們之間交的合理性，實現社會的合理化。
建構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離析的傳統理性是哈貝馬斯的理想，這也是他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並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雖然有的學者認為他所提倡的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規范的建立與貫徹來消除當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實現一種「無暴力統治」的社會秩序的理想是一種空想，但是，哈貝馬斯幾十年一直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論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是有著相當重要理論價值的。
（二）中國的問題
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就選擇了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道路。這樣一條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和平發展的道路。
20多年來，中國的這一歷史抉擇經受了考驗，和平崛起的進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但是還遠遠沒有完成。一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決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我們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說矛盾凸顯，就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而言，帶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戰：
第一個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中國人均資源佔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後列；同時，由於發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藝總體水平低，中國製造業的單位和總量的資源消耗包括能耗，卻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隨著世界製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能耗轉移」。這就使得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短缺，成為困擾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大難題。
第二個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中國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狀況惡化、資源耗費巨大回收率低而導致環境破壞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同時，這也是中國領導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背景。
第三個是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既要使GDP持續快速增長，又要加快社會建設步伐；既要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又要擴大社會就業；既要保持東部地區的強勁發展勢頭，又要促使東中西部共同發展；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從各方面反哺農村；既要注重公平、縮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擴大吸引外資，又要優化引資結構；既要以市場換技術，又要增強科技自主創新；既要深化各項改革，又要保持社會穩定；既要推進市場競爭，又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兩難問題，都不能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統籌兼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另外，全球化的發展對於中國的進出口體制、貨幣體系、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金融體系監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場化的趨同要求。
因此經濟全球化無論從內在體繫上，還是外在環境上都需要中國政府的大國策略。
（三）中國的大國策略
中國是歷史上文化大國，也是現實中地緣政治大國，正致力於成為未來的綜合性大國。所有這些決定了她的戰略定位及其選擇不同於任何大國。作為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實力不斷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要，就構成了國家戰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種需要之間彼此聯系，形成一個有機系統：從基本的生存權益需要到更高層次的需求，從而通過自助成為一個對國際社會有重要貢獻的大國。
第一，主權需要。它包括領土完整，內政不被干涉，這是一國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權需要與國家統一密切相聯，互為一體。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主權過時論」在西方興盛一時，「新干涉主義」抬頭，在這種情況下，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就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二，穩定需要。與主權需要一樣，穩定需要同樣涵蓋了國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內涵。穩定分為內部社會穩定與周邊環境的穩定。前者需要強大政府並建立有力的政治、經濟秩序，是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必要保障；後者是指建立在「主權需要」層面上的「防衛需要」，「防衛需要」也就是擁有影響和控制周邊危險事態能力的需要，從而才能保證外部環境的安全。
第三，發展需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在拚命迅跑，以在未來競爭中爭奪力量制高點。對中國來說，發展既必要又緊迫，因為惟有發展才能提高綜合國力，並使和平自主的對外政策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穩定是發展的保障，反過來，社會不發展、經濟衰落，則內部社會震盪及民族問題會被激活，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也不論國家制度及意識形態差異，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個國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權不完整的表現。對平等需要的強調，是對強權政治及霸權行為的反對，它要求利益與機會均等，反對因文化歧視、貿易歧視而對某國作出的單方面限制。
第五，正義需要。中國的地緣政治及文化歷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於其他大國的使命，即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使命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已為自己樹立了作為大國的必要道義形象。這種正義需要包括作為一個大國在聯合國扮演積極的更富有建設性的角色，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小國、弱國權益、反對霸權主義方面始終樹立自己的正義形象。一個國家惟有發展具備一定實力，才能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更大貢獻，反過來，一個成為負責任的國家從而樹立起正義形象，也必然給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與支持。
簡言之，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求，是一個由基本層次向更高級層次的逐步遞升的過程，利益需要層次的拓展，也就為外交及戰略目標的進一步推進提供更深的內涵和意義。
三、 交往理性的指導性意義
（一）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內涵
.哈貝馬斯是通過分析語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動來揭示交往理性內涵的，而這種分析主要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動理論中。這一理論通過對生活世界和以語言為媒介的主體間交往活動的語用學分析來發掘交往行為的理性內涵，並從語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之中，歸納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結構和基本規范。因此分析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範式，可以從他關於語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論論述中著手進行。
1、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內蘊於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結構中。他對交往行為下了這樣的定義:「交往行為是以象徵符號為媒體的交互活動(interaction)。這種交互活動是按照必須遵守的社會規范進行的，而必須遵守的規范又是給相互期待的行為下定義的，並且至少必須被兩個行動著的主體理解和承認。」從他對交往行為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說的「交往行為」具有如下特點:第一，交往行為是至少兩個主體之間以達到共識為目標的行為:第二，交往行為是以語言(符號)為媒介，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體必須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對話，通過對話以求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一致」。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總是與三個有效性要求相關聯，即真實性，「言說者必須有提供一個真實陳述的意向，以便聽者能分享說者的知識」;正確性，「言說者必須選擇一種本身是正確的話語，以便聽者能夠接受，從而使言說者和聽者能在以公認的規范為背景的話語中達到認同」:真誠性，「言說者必須真誠地表達他的意向以便聽者能相信說者的話語」。
哈貝馬斯聯系言語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因為交往行為反思地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所以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不明確地提出對應的言語有效性要求。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客觀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事態存在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該是正確的，「社會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規范存在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該是真誠的，主觀世界是「主觀經歷的總體」「可以通過真實表達的經歷原理來說明主觀的東西」。
他還特別指出，在語言行為中，語言的有效性要求總是同時浮現，即使一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體性地使一個有效性要求凸顯出來，三個有效性要求在一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例如，當一個聽者接受一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確性時，一致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哈貝馬斯認為，人際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語言原初地蘊含著「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這便是哈貝馬斯稱之為「交往理性」的基本內涵。
（二）哈貝馬斯對全球問題的設想
哈貝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分析與全球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哈貝馬斯解決全球問題的設想可以概括為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商談倫理學說，一個是超越民族國家理論。這兩個方面其實是交往理性在現實中的應用。
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他把合法性問題與規范有效性聯系起來，認為合法性問題本身應當是一個規范有效性問題。對於規范有效性問題，有與危機理論相關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交往共同體，一個是普遍利益。哈貝馬斯認為，如果人們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規范上可以達成共識，就無法說明規范有效性問題。交往共同體成員之間通過商談、對話共同或一起來確定規范的有效性，這不僅是一種認知活動，更在於這是一種普遍利益的共識。規范有效性的實現要求普遍利益原則能夠得到貫徹，所謂利益的普遍化，哈貝馬斯指的是可以通過交往(溝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機意味著普遍利益受到壓制。
對於擺脫資本主義對普遍利益的壓制，哈貝馬斯寄希望於以語言作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錢和權力作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於以可普遍化原則作為先決條件的話語論辯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說，哈貝馬斯把「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作為社會變革的目標。讓溝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為的交互主體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壓制的生活世界裡。哈貝馬斯在解決全球問題上同樣主張以語言為媒介，交往主體通過對話、溝通達成一致和相互理解，從而實現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在解決全球問題上還有一定的空想性，那麼主張超越民族國家，則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的具體措施。
哈貝馬斯清楚地認識到，飛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由此而來的社會緊張，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西方國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利用民族主義的推動力將社會沖突引向對外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之後，民族主義的整合力已消耗殆盡，西方各國不得不在社會總產值中支配很大份額，實行有力的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就業的政策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促進經濟的活力，保障社會一體化，化解了階級對立，穩定了資本主義。但是，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的經濟框架中，民族國家要保持其國際競爭力，就不可能再繼續福利國家的政策，而必然要「採取有害於社會團結一致，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的削減政策」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而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即使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夠把它所造成的社會代價維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問題還不僅如此。一旦放棄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勢必要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又勢必破壞自由的政治文化，喪失民主的基礎。哈貝馬斯認為「只有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這種職能」.再說經濟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國家的能力。也就是說，只有從民族國家過渡到一個超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繼續原先由民族國家採取的社會福利措施，對抗資本無限擴張的邏輯，保障和進一步擴大民主。他認為只有堅持政治先於經濟，對在全球范圍內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加以「政治馴化」，才能使現有的社會長治久安。
經濟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們成為風險共擔的共同體，有著無法迴避的集體命運。一方面，市場的擴張遇到了地球幅員的限制，資源開發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變小的世界己不允許人們將行為後果外化:無須擔心制裁，而把代價和風險轉嫁給他人一如其他社會部門、其他地區、其他文化或子孫後代—的機會越來越少。這無論在重大技術的跨地區風險上，還是在富裕社會的工業所製造的危害整個地球的有害物質上，都表現得同樣明顯.」單個國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和軍火貿易，都不是哪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並且，解決這些問題必然也必須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有所限制。面對上述人類共同的嚴重問題，「各個國家都必須在對內政策上鮮明地被納入一個負有世界義務的國家共同體的有約束力的合作過程」
他一再指出，經濟全球化造成大多數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導致貧困者和無社會保障者增多，這方面的指數確鑿無疑，社會分化的趨勢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都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
哈貝馬斯的設想，具體而言，就是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是由於地理的和經濟的基礎擴大而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加強自己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地位。他還認為僅將原先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轉移給跨國性的政治共同體是不夠的，關鍵是要以政治來克服「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具體做法是，「要引進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意志構成因素，並保證政治決策的約束力」也就是將國內的民主擴大到國際范圍，藉助各政治實體的市民社會和政治輿論，形成世界性的強制互助意識。只有當公民要求大力轉變對內政策形成觀念壓力，具有全球行動能力的行動者，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意識才會發生變化，才會日益把自己視為一個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顧利益的共同體的成員。
（三）哈貝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約束工具理性
哈貝馬斯系統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濫給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嚴重問題，他認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確立交往理性。在現在看來，他的這一思想，對我們解決全球問題同樣是適用的。由於工具理性的擴張，使人們片面地認識和對待自然以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就產生了許多全球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工具理性的實質是:在目標確定的情況下選擇達到這一目標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給定的條件下現實地權衡和制定所要實現的目的。在他看來，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間的交往中遵循著一種完全不同於技術規則的特殊規范。這種規范必須通過語言的共識來形成，並以語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為人，並不僅僅在於能自覺地進行物質必需品的再生產或工具的使用，而在於能夠使用語言。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對人的行為的分析最終必須落實到語言。以語言形式進行的交往活動主要應歸結為建立在特定觀念和原則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諧共處。也就是說，要克服工具理性帶來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在主體間建立一種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形成共識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主張通過交往理性來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們，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現實中，就是要正確地認識科學技術的兩面性，人們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為評判一切的標准。雖然科學技術能大大發展生產力，能極大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但是，我們不能無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貝馬斯對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雖然作了過分極端的評價，認為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的功能，但是他對濫用科學技術的後果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堅決反對科學主義、技術至上論。對於當前的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自然問題說到底還是人的問題，是人如何看待人類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科學技術本身並沒有錯，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應用科學技術。我們在改造自然時，也有一個限度問題，不能無限度索取。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系。哈貝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來約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規范
針對目前的全球問題，各利益主體也達成了不少協議，但是到目前為止，有些國際公約的執行情況很不令人樂觀，甚至有的協議形同虛設、有的協議事與願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規范的制定出現了問題。哈貝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對規范的作用做了闡述。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強調以語言為核心的交往活動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會規范建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將生活世界合理結構的整復定位於交往理性的重建，並將此提升到「話語倫理學」的高度，視其為社會倫理的根本原則，主張依此來約束人的行為、人與人的關系乃至整個社會實踐，使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中權力和暴力的使用成為非法，從而建立合理的社會秩序。實質上，「話語倫理學」是哈貝馬斯交往理性在實踐中的運用，即他的「實踐理性」。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關系是人類的基本關系，人們之間必然會發生交往關系和交往行為，於是，人們就必須相互理解，而人們之間要實現相互理解，就必須具有確定性和規范性的准則，這一方麵包括共同的語言背景和語言規則，另一方麵包括共同的價值准則。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規范是對話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但是他認為普遍化的規范的確立，必須排除強制的因素，也就是說對話倫理學的規范原則，必須是人們能夠自願接受的。
那麼，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怎樣才能保證規范為一切人所接受?哈貝馬斯認為共識並不像利奧塔所說，必定會抹殺個性，取消話語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築在對個性和多元性的承認之上的，但承認多元性和個性決不意味著異質多元的話語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可以超越語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問題的實質在於，通過何種途徑來達到差異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識決不會否定差異，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價值領域內，對對話論證的形式規則達成主體間認識的合理的一致，並將這一前提引入語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據的乃是建築在邏輯合理性之上的語言規則的統一，目的是使論證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獲得保證。
哈貝馬斯認為，建立普遍承認和遵守的規范是主體間順利展開對話，實現交往合理化的條件之一。規范的本質特徵在他看來就是普遍有效性，這是他的對話倫理的一個基本原則，那麼，如何確保規范的普遍有效性?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原則，即論證原則。他認為真理是由共識形成的，陳述的真理性條件是參與對話的主體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說，一個規范是通過參與對話的主體共同論證的結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參與討論的過程中都根據自由意志確定何者為普遍規范。在這一過程中，不是現存的普遍原則決定人們提出的倫理規范是否正確、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體的相互討論中，由共同認同產生普遍的規范。規范既然是各利益主體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經過論證而形成的，那麼規范就體現著各主體的共同意志，他們必然會遵守規范。
四、結論與建議
（一）理論指導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從不同利益主體通過對話、商談並遵從一定的互相認同的規范而達到合作與協調、尋求共存、互利發展的心理趨向、認知構架與行動取向。哈貝馬斯認為運用著認知構架可以較好地分析顯示社會以及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重大變革。總的看來，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消除沖突、達成協調和尋求互利發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處在於真正突出了社會歷史共在主體的作用，它不再把社會共同主體看作先天地內在同一的普遍化整體，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會群體提升為歷史的唯一主體，而把其他社會成員排斥在歷史主體之外，而是看到各個歷史行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差異的同時找尋到了社會歷史共同主體的內在同一性的根據及現實途徑。
我們要解決全球問題，除了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全球問題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鑒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哈貝馬斯的理論，積極尋找全球問題的出路。
（二）實踐指導——以貨幣為例
在此基礎上，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具體操作層面上，還應採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論，與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各類利益主體進行長期重復進行的合作博弈，在國際范圍內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爭取能源、資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貨幣秩序陷於混亂。金融自由化浪潮又為國際資本流動開放了大門。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獲得高經濟增長後，由於國內經濟體系內在扭曲，相繼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幾十年的奮斗的成果被國際資本吞噬。拉美開始出現「美元化」現象，被認為是全球化消除貨幣民族特徵的一個標志。但從交往理性的角度，這明顯不是一個平等的合作。在亞洲范圍內需要一個實力與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國家來承擔亞洲貨幣一體化的火車頭，目前還期待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崛起，以及國際交往能力、制定協議能力的增強。
因為，現代國別貨幣(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種制度工具,它以本國的經濟實力為基礎, 又服務、支持並刺激本國經濟的發展。當一種國別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時,這種工具不僅給該貨幣的發行國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使發行國無償地、長期地佔有他國的部分商品和勞務,也有影響、為難甚至於左右他國經濟的功能,並影響他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以至於文化、意識形態等。國別貨幣的國際化,有著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國際社會權力效能。在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樣的國際化,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 反過來,經濟的全球化又進一步強化了國別貨幣國際化的效能。
由此可見，國際范圍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個利益聯系體，其次相互理解與信任是基礎，第三還需要維護機制運行的約束機制。
在貨幣合作方面，歐盟、歐元走在東亞的前面，啟動東亞的貨幣及經貿合作。可以成為建立中國、日本、韓國為領頭羊的亞洲貨幣機制良好借鑒。
（李謂文 原創）
六、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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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A]貝克等.全球化與政治【c】.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5、講述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作用及結合我國實際談談我國如何正確利用經濟全球化少走彎路
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建設、經濟發展，在平等條約的情況下，有可能帶來投資資金、建設項目、人才和技術，以及貨物出口，在不平等條約的情況下，就有可能被侵佔了市場、掠奪了資源，喪失了主權，只是，後者發生此類情況越來越少罷了。 在二十一世紀這個風起雲涌的時代，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世界經濟的發展給中國的崛起帶來了一系列的機遇，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 所謂經濟全球化，其本質上是全球范圍內市場經濟一體化的歷史進程，是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和空前大發展。因此，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世界經濟的全球市場化，是一種有著多方面和多層次內容的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它能夠讓商品和生產要素跨國界自由流動，資源在全球范圍或地區范圍內優化組合。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包括生產、流通和消費領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世界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它既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化，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具體內容包括以下方面：其一，生產全球化；其二，貿易全球化；其三，金融全球化；其四，投資全球化；其五，區域性經濟合作日益加強。 不過這樣一股不可阻擋的發展浪潮，也是一把利害同存的雙刃劍，對此我們必須以客觀的眼光去看待它。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和現代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它具有促進生產力提高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各國可望在全球經濟密切交往中實現資源優勢互補，發揮各自優勢；可望科技成果在全球快速傳播；可望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實現「後發優勢」的寶貴機遇；可望更好地解決環境、資源、人口等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 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下進行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如下所述的弊端：第一，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市場經濟也隨之全球化了，市場經濟所具有的盲目性、自發性、滯後性等缺點也被全球化了；第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必然會利用經濟全球化推行對自己有利的保護主義政策，在全球范圍內實施資源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平等的國際貿易，從而使發達國家在這一全球化的博弈中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而發展中國家如中國等則將處於不利的位置，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將進一步加大；其三，局部的經濟危機極易引起全球化的經濟動盪甚至危機，就像從2008年動盪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機一樣。在處理危機的過程中發達國家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必然會採用各種手段將危機帶來的損失轉嫁到發展中國家的頭上。 這樣一把雙刃劍，再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不可否認，經濟的全球化可以給每個國家提供更為寬廣的舞台，但是一些大國所指定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存在，也將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舉步維艱。 我們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並將在這一階段停留很長的一段時間，所以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面前，一方面，我們要堅定不移地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方面又要融入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迎接全球化帶來的嚴峻挑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唯有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才能躍然而上居於人前。 那麼全球化給中國都帶來了那些機遇呢？ 第一，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為我國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可以預見，隨著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我國可以加大對外出口，發展對外貿易，同時，全球化的發展進程有助於推動世界的多極化進程，有助於促進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國際環境的形成，為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營造有利的國際條件。 第二，全球化的發展，可以讓我們加大對外的交流，可以讓我們擁有更多的機會去學習、利用世界上先進國家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來發展自己。不難想像，隨著跨國公司的到來，我國吸收、利用世界各國的優秀文明成果的機遇將大大增加；隨著對外開放實施的不斷深入，我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將會擁有越來越多的有利條件；國際金融和國際投資的發展，使我國能夠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在全球化這一有利發展條件下，我們既能「引進」也能夠「走得出去」。 第三，全球化有利於我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接軌。我們可以利用在全球化的信息、現代的企業管理理念、先進的技術手段來加快我國知識、觀念的更新和信息傳遞；加速自己的工業化、信息化的進程，從而讓我們的經濟結構不斷改善和升級。 第四，全球化也為我國的人民加強同世界人民的交流和聯合提供了有利條件，現在的學生相比以前，出國經商、購物、旅遊更加容易了。 談完雙刃劍「利」的一面，我們就來看看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帶來的挑戰和風險。 不管面對怎樣的風險，我們都應當採取積極的態度，審時度勢，趨利避害，為自己謀求最大的利益。下面就具體分析一下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挑戰。 第一，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我們必然會直面發達國家強大經濟科技優勢的挑戰，承受發達國家強大的經濟和科技優勢所產生的壓力。科技發展上的差距是不可否認的，西方發達國家在近幾個世紀利一直都是遙遙領先，特別是在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未來起決定作用的高科技方面，他們佔有巨大的優勢。盡管我國的科技研究也在不斷的發展，但由於歷史原因，我們的整體水平與比人還有不小的差距，而且這一差距在未來較長時間內仍將繼續存在。 第二，全球化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這必將會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造成強烈的沖擊。可以預見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必然會竭力採取各種手段推行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和價值觀念來誘導中國民眾。因此，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社會主義中國不得不接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進攻和挑戰的考驗。 第三，全球化將使得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直面西方發達國家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挑戰，我們的主權不可避免的會受到碰撞。因為目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運行秩序是由發達國家制定的，主要體現的是發達國家的利益。雖然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全球化這一背景下，在經濟上一定要彼此依存，但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一直都有著敵視之心，在國際敵對勢力的眼中，社會主義中國總是一種異己力量。隨著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深，西方發達國家的「西化」攻勢以及利用經濟手段達到政治目的的傾向將會進一步會加強。 第四，國家安全利益面臨威脅。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經濟安全已經取代國土安全，成為更重要的國家安全利益。於此同時，市場力量也逐漸取代政治和軍事力量而成為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經濟利益的爭奪成為各國國家利益競爭的核心。 第五，要防止污染輸入。在客觀條件之下，全球化的初級階段中，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分工中將不可避免地處在不利的位置，而發達國家必然會藉助經濟全球化這一有利條件，開始有目的地進行產業結構轉移，將勞動密集型和部分資本密集型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甚至還將污染嚴重的工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工業受到嚴重威脅。 中國的發展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和對待經濟全球化的問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誰也迴避不了，都得參與進去，因此，中國在面臨經濟全球他的嚴峻挑戰時，只有勇往直前地應對，絕無後退可言。 面對機遇我們應該牢牢把握，而面對挑戰，我們應當做到： 第一，增加自己的綜合國力，維護好國家經濟發展的安全； 第二，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第三，積極支持和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和地區經濟組織，加強區域經濟合作； 第四，努力提高和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進而提高國家競爭力； 第五，建立有效的金融風險防範機制，減小、避免發達國家可能的經濟危機的影響。 如今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在不斷增強，經濟實力也加快了步伐前進，中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及其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全球化這一發展浪潮之下，我們更應該把握機遇，迎接挑戰，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為世界上極具特色和影響力的國家，成為經濟與政治上的大國，成為世界一流的超級強國！ 從經濟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和政治穩定。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是世界市場的全球化，世界市場按照自由競爭原則，自發地調節各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關系。 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正在通過世界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鏈接，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國際經濟政治的風險、矛盾和危機，直接引導到中國社會中來，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穩定發展。其表現有二，一是直接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發展狀況，主要是經濟總量的平衡和經濟結構的穩定。近年來，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貨幣匯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產生的各種經濟波動，都直接地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著極大的影響。二是通過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來影響政治穩定發展。由於經濟全球化所特有的多米若骨牌般「溢出作用」和「聯動效應」，在一定條件下，就有可能引發我國固有的經濟結構矛盾與社會利益矛盾，加劇國際經濟發展與我國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矛盾，使經濟不穩定進一步上升為政治不穩定。 比如，我國加入WTO後，就有可能在短期內造成農業等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大幅度下降、某些國有企業難以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甚至破產、國內失業率的上升和其他社會不穩定問題，它們都有可能轉化為政治不穩定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的這些因素同時存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轉化，形成一種綜合影響力，貫穿在我國經濟政治發展進程之中。因此，市場機制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1、有利於吸引外資。對於西方發達國家來說，中國的發展為它們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資直接投資國之一，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經超過了20%。外資的大量引入，對滿足國內資本需求有巨大貢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現代化建設急需的資金，促進了產業結構的改善和生產力的發展。在吸引外資的同時，我們還引進了一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也對我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有利於擴大對外貿易。經過30多年的努力，對外經濟貿易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2013年底2014年初我國首次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近年來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額中，靠對外貿易拉動的部分約占兩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每年約1／4左右的經濟增長是靠對外貿易實現的。主要都是由於貨物貿易的巨額順差支持著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不斷保持順差余額。 3、有利於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到目前為止，我國仍是一個經濟較為落後的人口大國，每年有上千億的剩餘勞動力亟待安排就業。經濟全球化之後，從事來料加工、產品出口、勞務輸出、外國工程承包、出國求學的方式，就有600萬人，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勞動力的就業壓力，也推進了我國的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進程。
6、面對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以及挑戰中國採取了哪些措施
1．積極參與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努力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改革與調整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都與當前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相關聯。經濟全球比已使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相互滲透、相互依託，聯系越來越緊密。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各種負面影響，改善國際經濟環境，發展中國家經濟就難於順利發展，甚至可能陷入危機，而發達國家也不可能獲得更廣闊的市場，保持經濟的良性增長。通過不斷地努力來建立一個在權利與義務平衡基礎上的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已成為推動全球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 要推動全球經濟健康地發展，發達國家應以負責任的態度幫助發展中國家克服面臨的困難，採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為一些最貧窮的國家減免債務，並扭轉對窮國援助下降的趨勢，而不能只是片面要求發展中國家進行改革。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應在多邊協作領域就金融、貿易和債務問題不斷加強協調與合作。在涉及有關新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制定的談判中，要充分協調立場，共同提出一些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主張，增強在與發達國家談判中的地位，以促使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逐步得到改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當面對現實，調整立場，「求大同，存小異」，共同努力推進國際經濟環境的調整與改革。這樣做符合世界各國的長遠利益。 2．切實加強自身的發展與進步，不斷提升本國的綜合實力 通過參與全球化壯大自己，這是改變發展中國家處於弱勢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途徑。在科學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在世界范圍內正迅速進行。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發展中國家處於不利地位。如何抓住時機，充分利用不同發展階段自己具有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提高競爭力，找到本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准確位置是發展中國家順利融人全球化潮流的關鍵。這里應解決好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新的國際分工對傳統的發展模式提出了挑戰。現今，已不能僅僅從一些相對不變的有形因素，比如勞動力供應量、土地、其他自然資源狀況來衡量一國的優勢。而應從新的視角來認識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使得那些依靠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生產產品的發展中國家正面臨經濟落後和收入下降的處境，相反，那些成功地縮小了與發達國家在知識、技術方面差距的國家，則從技術進步中獲益，使本國經濟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因此，在新的國際分工條件下，加快技術進步，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已成為順利融人世界經濟的重要環節。但這同時也表明，欠發達國家，如何在以巨大努力加速實現本國工業化的同時，跟上世界科技發展的步伐，有效應對知識經濟的挑戰。面對這樣雙重的壓力，重新審視過去的發展戰略，進行必要的調整就顯得十分重要。對那些最不發達國家來說，顯然這是十分艱難而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短期內不可能解決。它們仍應從本國現有條件出發，加快國內經濟改革與調整，促進本國的市場發育和不斷完善市場機制。由於農業、采礦業仍是這些國家的主導經濟部門，因此，應重視農業和農村發展，繼續推動礦業生產，不斷提高經濟水平；在充分發揮本國資源優勢的同時，積極創造條件引進外國投資和先進技術，優化產業結構，逐步改變資源型出口的經濟結構；不斷擴大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同時加強與本地區及地區以外國家在生產、貿易、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在當今經濟區域化、一體化迅速發展的條件下，尤顯重要。
第二，知識經濟的到來意味著勞動者素質的差別對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重視人力資本投資，積極開發人力資源，是保證持續發展和減少貧困，也是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基本手段。目前，全球化的進程雖然沒有促使整體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高層次管理人員和高技能勞動力的流動大大增強。這一趨勢使發展中國家面臨嚴重的智力外流。這種「自由流動」使發達國家受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像非洲這樣的落後地區受損。自1990年以來，非洲每年流往發達國家的各類人才達2萬人。目前，一方面非洲國家急需的人才十分短缺，聘用了約10萬名外國專業技術人才在非洲工作，另一方面，有150多萬非洲人才在發達國家工作。為此，積極創造良好的環境，採取各種措施留住本國的技術人才，阻止人才繼續外流，也是發展中國家需要解決的另一難題。
7、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面臨怎樣的挑戰？為此中國採取了哪些具體對策？
(一)中國正在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
過去20多年間，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並逐步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動參與者。世界銀行認為中國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少數幾個最大的贏家之一。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在過去22年裡擴大了約22倍，世界排名從開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80年代初的不
到20億美元，上升到現在的400億美元左右，從1993年以來一直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資東道國，如今累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已達3500億美元。中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國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吸收外國投資與擴大國際貿易，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國民經濟運行效率，增強了綜合國力，使中國在國際經濟與政治事務中能夠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之所以在經濟全球化中贏得主動，是因為中國政府從本國的比較優勢出發，制定了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並一以貫之地加以實施。總體而言，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其低廉的勞動力與土地，成體系的製造業基礎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規模；比較劣勢則主要是一些重要技術開發能力弱、某些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和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國並行地在汽車、石化等「制高點」領域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和在勞動密集型部門實行「出口導向」戰略。這兩種戰略的同時實施，使中國避免了其他單純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發展中國家所出現的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惡果。為了克服體制上與國際規則不接軌的劣勢，中國在經濟特區、開發區等局部地區率先實行與國際接軌的體制和優惠政策，這種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進了吸引外資與國際貿易的擴大。
上述開放戰略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當高。例如，汽車、石化等「制高點」產業由於長期受到過度保護，其國際競爭力一直較低；出口導向部門具有「大進大出」的特點，與國內經濟聯系少，對國內經濟的帶動作用有限；國內市場的部門分割與地方保護現象普遍存在，大國經濟的優勢難以發揮；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在稅收、市場准入、投融資等諸多方面存在著普遍的差別待遇，嚴重影響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等等。
中國加入WTO以後，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以往實行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行的戰略將有必要調整，逐步轉向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謀求競爭優勢的戰略。競爭優勢的基礎是比較優勢，這個問題已經有了較多的研究。人們通常強調的是中國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相對較低的優勢，國家幅員遼闊，某些資源供給充足的優勢等。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值得重視的優勢。
一個優勢是大國市場的規模經濟。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處在經濟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長階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中國已經和正在進入對具有顯著規模經濟效應的家電、汽車、電子通信等產品的需求迅速擴張期。這一市場條件有可能使某些相關產業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規模經濟效應，其中既包括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也包括由於產業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規模經濟。由此而產生的低成本不僅會使國內消費者受惠，也有助於提高這些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另一個優勢是具備了重點發展加工組裝製造業的有利條件。一些年來，中國經歷了以輕紡工業、重化工業為重心的發展階段，目前正在進入一個以加工組裝製造業為特徵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可以提供加工組裝製造業所需要的資本、勞動力(特別是技術人員和熟練勞動力)，利用有較高水平且相對成熟的技術，生產出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逐步提升的產品。從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走勢看，一批有較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的加工組裝產業也會向中國轉移。近年來，頗具規模的計算機組裝加工基地在中國的珠江三角州地區快速形成，已經顯示了這一趨勢。一般認為，汽車產業是中國加入WTO後受沖擊較大的領域之一；但據我們的研究，在經過必要的調整後，在今後10年左右，中國極有可能成長起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較優勢能夠成功地轉化為競爭優勢，在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新形勢下，中國完全有可能在國際分工格局中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
(二)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已經取得的進展
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有力地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為了避免國內經濟體制與國際通行的市場規則的不一致，中國在經濟特區等局部地區率先引入市場機制，實行符合國際慣例的經貿規則。特區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場化改革的實驗田。中國政府將特區的成功經驗向更大范圍推廣，形成了開放與改革良性互動的局面。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方向和界定依據逐步得到明確。1993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同時，要培育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和維護平等競爭，調節社會分配和組織社會保障，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管理國有資產和監督國有資產經營，實現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政府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段論述概括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在政府經濟職能上的認識進展，同時也指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按照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來政府職能發生了多方面的積極變化。
——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框架初步建立。計劃、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計劃、金融、財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調控機制。國家計劃突出了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減了指令性計劃指標，強調計劃指標要少而精，總體上是預測性和指導性的。財稅體制正在由計劃經濟下的生產建設經營性財政向現代市場經濟下的公共財政轉變，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財稅體制初步形成。金融體制擺脫了計劃經濟時期「財政的出納」的窠臼，正在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構建現代化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調控監管體系。政府通過綜合運用財政稅收政策、貨幣信貸政策等經濟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調節經濟運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後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貨緊縮趨勢，逐步積累了在經濟轉軌過程中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有益經驗。
——培育、規范、監管市場體系取得一定進展。中國政府在不斷發展商品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培育生產要素市場，努力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日益明顯。2000年，在社會商品零售額中，按市場價銷售的比重已高達95%，比1995年提高6個百分點。上海、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過1000家，股票總市值48000多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7%，成交金額60800億元。外匯市場、勞動力市場和技術市場獲得長足發展。90年代以來，相繼頒布實施了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公司法、商業銀行法和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對風險較大的期貨市場和證券市場，通過健全上市規則、交易規則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強了風險防範和監管機制。政府在規范、監管市場主體、市場組織形式和市場交易行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軌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政企分開邁出較大步伐。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經商辦企業的做法，已經改變。政府各部門解除了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直屬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不再直接管理企業。電信、電力、鐵路、民航等壟斷性行業的改革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在加強所有者監督職能方面，政府採取了向重點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派駐監事會，以及向資產經營機構和大企業授權經營國有資產等措施，以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家提出「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正在對國有經濟實行戰略性調整。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發生了重要變化，國內生產總值中非公有制經濟所佔份額接近1／4。中國政府已經承諾，加入世貿組織後，政府不對國有企業施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保證各類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
——在管理涉外經濟方面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外貿、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逐步深化，通過降低關稅、減少配額、取消出口補貼，及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外貿、外匯運行機制。引進外資的地域和行業限制逐步放鬆，各級政府在健全有關法律法規、依法管理外商投資、簡化辦事程序、改善投資環境等方面作出積極努力。
——政府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職能有所加強。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資源、環境和社會保障對現代化建設的壓力日益增大。適應這種形勢，中國政府制定和實施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教興國戰略，並積極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目前，中國人口出生率已經降到一個較低水平。政府實行了嚴格的資源管理制度，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強了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將應用型科研機構推向市場。普及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體製取得明顯進展。與新體制相適應的包括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正在有序推進。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進展。首先，確立了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賂，提出建立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的目標，並努力付諸實施。按照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國家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重視和加強了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監察工作，建立並逐步完善公務員制度和廉政建設制度。其次，政府機構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來，從國務院到地方政府，相繼開始了力度較大的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這次改革強調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按照精簡高效、權責一致的原則，較大幅度地調整和精簡機構和人員編制；重點加強綜合經濟部門和執法監管部門，精簡撤並專業經濟部門，適當調整社會管理部門。機構改革後，國務院組成部門從40個減少到29個，部門內設機構精簡了1／4。移交給企業、社會中介機構和地方的職能200多項，人員編制減少一半。機關工作作風和效率有了一定改進。各級地方政府也進行了相應精簡，職責許可權進一步明確。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進。更多地聽取專家、公眾意見和接受媒體監督，促進了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通過直接選舉區、縣人民代表和農村基層政權領導，以及推行政務公開和村務公開等，基層民主政治得到發展。公益組織和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機制也逐漸發育，在爭取公共利益、協調經濟社會矛盾以及補充、替代和監督政府職能等方面，開始發揮積極作用。
(三)政府職能轉變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各級政府的職能轉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同時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從總體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後於經濟體制轉軌的進程，政府職能轉變力度也小於機構改革的力度。政府職能轉變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況下是主動推進的結果，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是迫於形勢壓力，缺乏遠見、深度和系統性，治標不治本。在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自主治理的關繫上，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尚待解決。
——政府對微觀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直接干預依然過多，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尚未形成。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經濟轉軌時期又有某種擴展的行政審批制依然廣泛存在，特別是企業設立、領導人任免、投資、外貿等領域的行政審批亟待清理、削減。值得注意的是，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某些政策的實施又產生了強化行政審批和個案處理的副作用。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股票發行以及兼並收購等資產重組活動中，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往往出於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長官意志，對企業進行不適當的行政干預。例如，強行要求效益好的企業在投資、擔保貸款、資產重組等方面照顧劣勢企業，甚至向企業攤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戰線過長的問題依然突出，對其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力度不夠，進展遲緩。對非公有經濟的限制依然過多，公乎競爭環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混淆不清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如何構建新型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系，已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所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滯後。在投融資領域，存在著政府以直接干預微觀投融資活動達到宏觀調控目標的傾向，其結果往往達不到宏觀調控的預期目的，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對投融資活動的不正常的干預。不少部門和地方政府仍然過多地承擔著投融資主體的職能，花費大量精力爭資金、爭項目，投資決策依賴於行政機關的層層審批，不按科學嚴謹的、市場化的投資決策程序辦事，缺乏嚴格的投資風險責任機制，屢屢造成重大的投資失誤。
——規范、監管市場秩序的力度不夠。一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仍不健全。例如反壟斷法遲遲沒有出台，難以運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壟斷；證券市場的退出機制至今沒有最終建立，難以保證上市公司質量。二是執法不嚴，管理鬆懈，紀律鬆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規章和制度形同虛設。三是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分割不斷變換手法，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些因素導致了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騙匯和走私活動猖獗，社會信用關系紊亂，逃廢債務現象相當普遍，建築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的問題嚴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門出現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化傾向，公共服務職能弱化，乃至體制性腐敗加劇。政府改革中專業經濟部門陸續撤銷以後，綜合經濟部門、執法監督部門和社會公共管理部門的公共服務職能需要加強。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門在制定規劃、方案和法規時，或在處理部。門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時，往往受到本部門或所管轄的行業利益的局限，對國家利益、公眾利益考慮不夠，甚至作出違背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決策。隨著市場化改革向壟斷性行業的逐步深入，相關領域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門兼有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的狀況，容易強化部門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門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戀行政審批權。由於對微觀經濟活動設置了過多的行政審批事項，使體制性腐敗難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責權利關系尚未理順。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有：(1)國家財權財力在中央和地方間的分配關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財政可支配的財力明顯低於國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資和養老金搞建設，把欠帳留給中央和省級政府，不利於中央政府實施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也不利於通過轉移支付手段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國家稅收立法權過於集中於中央，稅權劃分缺乏穩定的法制基礎，難免導致地方政府變通國家稅法、越權減免稅和濫用收費權。(2)在分權過程中，一些應當下放給企業的權力沒有落實到企業。中央政府放給企業的一些自主權，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遲遲不願向企業放權，在政企分開方面落後於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權一分權一收權的框框還沒有根本突破，按市場經濟規律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經濟職能、責任和權利的框架還不清晰。人們習慣於按計劃經濟下「先集權、再分權」的思路考慮問題，還沒有確立市場經濟下「分權優先、集權居後」的觀念。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國家制定的優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層次、行政區劃進行試點再逐步推廣，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區劃的范圍內實施。這樣往往增加行政層次，例如計劃單列市的設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更加復雜。中央政府對不同地區實行差別性優惠政策，不利於加強區域經濟聯系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不適當的分權容易導致宏觀經濟失控、地區差距擴大和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反過來又可能成為重新集權的誘因。
——依法行政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與立法進程不協調，影響執法效果。目前中國在制定有關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和宏觀調控的法律法規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展，但是由於經濟體制轉軌和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執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實施經常遇到行政性壟斷的阻礙。其次是執法落後於立法。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違法不究的行為缺乏有力的監督制約，人治大於法治的現象在許多地方時有發生，嚴重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門、地方政府的法規甚至內部文件與國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執法實踐中，出現內部文件的權威大於部門法規，部門法規的權威大於國家法律的現象。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在處理矛盾和問題時，往往先依據本地內部文件和法規，然後才考慮中央政府的法規、部門規章和國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不是以國家法律法規而是以內部文件甚或長官意志作為判決依據。此類問題較多地表現在企業改制和涉外經濟糾紛等方面。
(四)加入WTO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新挑戰
應當說，在經濟轉軌的復雜環境中，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能夠取得已有的進展是很不容易的。國際社會對此也作出了積極評價。改革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是難以避免的，只能通過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求得解決。中國加入WTO，對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戰，甚至在某些方面規定了政府改革進展的時間表，這就大大增強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緊迫性。
加入WTO是中國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動的選擇。之所以作出這種選擇，是基於對國際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解，對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競爭潛力的認識和信心。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WTO和經濟全球化都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新機遇。例如，中國可以抓住當前國際產業轉移的時機，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加速中國工業化進程，提升產業結構；可以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分工，發揮本國現實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可以抓住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發揮後發優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後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由於市場對外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國內經濟勢必面臨國際市場的強大競爭壓力。中國傳統的優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會受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強的挑戰。在吸引外資方面，我們面臨周邊國家強有力的競爭。中國在加入WTO談判中承諾了開放市場的義務，「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相結合的戰略將難以像過去那樣繼續實施。國際上有的研究報告指出，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的經濟競爭力非但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後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經濟競爭力，將對中國構成嚴峻考驗。加入WTO後，對中國現行經濟體制將會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其中最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級政府面臨的挑戰。
——對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實質上是按照統一的市場經濟規則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能否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和引人競爭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關鍵在於國內市場機制能否充分發揮作用。中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初步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框架，但國企改革、建立國內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等方面還相對滯後。如果這些領域的改革不能加快並取得顯著成效，擴大開放市場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對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趨利避害，實現以開放促發展提出了較高要求。加入WTO後，中國政府要履行所承諾的開放市場時間表，所涉及的問題包括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放開貿易經營權、開放服務貿易市場、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這些變化大部分將在2005年以前實現，時間緊迫。市場開放將會引入競爭壓力，有利於提高國內的資源配置效率；但開放過快，也可能使國內產業受到過大沖擊，引發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對開放與改革進程產生不利影響。這就要求政府在擴大開放前加快國內改革，提高國內企業和市場對外部沖擊的適應能力，同時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採用得力措施化解開放市場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負面效應盡可能降低。
——對政府在開放條件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後，中國經濟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來自國外的沖擊。從理論上講，一國政府難以同時兼顧獨立的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目標，政府只有具備較強的在開放條件下穩定本國宏觀經濟的能力，才可能為本國企業創造一個較平穩的市場環境。同時，面對種種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要求政府在危機治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上表現出更強的能力。
——對政府管理機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後，要求政府機構更加精簡和人員更加精幹，決策更加科學，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潔程度提高，效率進一步改進。只有如此，才能創造出有利於增強中國經濟競爭力的「軟環境」，使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中居於有利地位。
8、試述全球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
在本質上，全球化對於中國沒有影響，有影響的不是什麼全球、化，而是西化，是西方，是西方的欺騙與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