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究竟是什麼孕育了工業革命
在許多教科書中，工業革命的時間被定格為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1765年哈格里夫斯發明珍妮紡紗機則被視為工業革命的開端……許多人的潛意識中，工業革命似乎是一個科技進步事件。雖然熊彼特的科學主義理論把19世紀經濟知識的增長歸功於科技進步，但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業與增長理論的奠基人埃德蒙·費爾普斯仍認為，科技進步不可能是知識經濟在19世紀爆炸式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荷蘭烏特列支大學經濟史教授揚·盧滕·范贊登顯然是這一理論的堅強擁躉，在他看來，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人類歷史上有著重要進步意義的工業革命理當有著更深刻更寬廣更復雜的內因：「工業革命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過程的結果」「自中世紀晚期以來，西歐在制度、人力資本形成以及經濟績效三個方面都具有（持續）突出的表現」，而「工業革命是內在激勵、經濟結構、知識積累和人力資本形成之間特別互動的產物」，因此，「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階段（才）是通向『騰飛』的工業革命的一條『漫長的跑道』」。
按照埃德蒙的分析，工業革命至少有這么三大特點：一是雖然重大發明較多，但大都是「群眾智慧」的結晶，創新已經成為一種能夠激發普通階層智慧並為全社會大力推崇的社會文化，說簡單點就是創新實現了平民化自覺化；二是工業革命與必要的科學知識不可分割，只有當普通人擁有足夠的知識水平，某一集中時段內重大發明「爆棚」才有可能；三是發明從來都不是什麼氏世「奇技淫巧」，而是可以為公眾帶來巨大收益預期，也就是利益推動創新。范贊登則著重於從歷史、社會、政治、經濟、科學等多種學科角度對知識經濟的內涵進行了挖掘。
正因如此，范贊登在歷史長河中分析了歐洲政治發展變遷，發現正是因為私權的確立和保護，才為公民財產實現增量發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個人發展總是面臨難以突破的權力天花板，私產就不可能實現獨立地可持續地發展。而歐洲婚姻模式的出現，進一步削弱了父母對子女、丈夫對妻子的權威，客觀上刺激了子女與女性在社會發展中的自主性和能動性，釋放了更多民智。
印刷技術是范贊登分析中不可迴避的重要內容。客觀地看，印刷技術出現後，過去為精英階層壟斷的科學知識，通過大量書籍源源不斷地流向了平民階層，大大提升了平民知識水平。但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比歐洲印刷術發明更早的中國印刷品數量本來也很可慧核螞觀，之所以印刷術沒有助推中國掀起工業革命，一個重要原因或在於，中國的印刷術更多局限於文學層面，對科學技術關注得少傳播得更少。
在分析制度因素時，范贊登反復強調了制度效率這一概念。高效的制度「可以產生低利率、大量熟練和非熟練的勞動力以及形成高水平的人力資本」。構成制度效率的因素同樣很多，比如「利率、技能溢價、市場參與水平以及市場融合度」。范贊登更看重的一點是，「高效的『縱向』制度的關鍵特徵是他們保護無權者以對抗那些掌權的」。公共博弈規則的確立，正是法治的源泉。只有博弈實現法治化，制度才可能真正免除大眾投身發展的後顧之憂。
與埃德蒙的研究方法略顯不同，范贊登將工業革命研究拓展到公元1000年-1800年這一漫長的時段，還特別注重通過對比方式，以中日為研究比較對象，藉此分析尋找工業革命的「活水源頭」。
范贊登並不贊成北海地區的分流（即「小分流」）始於17世紀的說法，認為這一時間點應前移到「15世紀後半葉」。理由是「『小分流』得以發生的基礎是英國和荷蘭的商業迅速擴張，商業的擴張引發了大西洋國家巨大的制度變遷」，為「英荷贏得了逐漸擴大的國際服務的份額，以及擴大了前埋在關鍵出口工業中的份額」。
商業發展並非北海地區「小分流」的唯一因素。「在1700年前的兩個世紀中，由於採用了現代火器而出現的大規模的戰爭」，對歐洲的集中與分裂形成了強大壓力。為了「抵禦領土面積較大國家的侵犯」，一些有助於「維持歐洲的競爭性的國家制度」在北海地區小國中應運而生，制度效率得到加強。特別是為了「激發」公眾捍衛國家安全的熱情，「公民權」逐漸從法律角度得以具化。「公民權」既是一項政治權利，也是一項經濟權利。當公民的權益包括經濟權利能夠得到有效保障時，亞當·斯密所說的「市場中看不見的手」才可能掙脫權力與道德的束縛，坦然走到陽光下。當公民維護個人權益為自己謀利成為一種普遍能夠接受的文化觀念時，實際表明市場經濟的種子已悄然種下。
中西方的「大分流」向來是學界研究的重點。18世紀中後期，英國經過工業革命駛上了經濟發展快車道。而在所謂的「乾隆盛世」，GDP佔全球1/3，糧食產量最高達2088億斤，財政收入最高達8000萬兩，此三項均創下截至乾隆時期中國歷史的最高水平。盡管如此，在這場原本看來至少勢均力敵的賽跑中，清廷最終完敗，若干年後還被英國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國門。
如果說「小分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公民個人權益從法律角度得到更好保障，那麼「大分流」則是因為英國自下而上的經濟改革，從而推動了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相比之下，面對外國列強，雖然清廷也偶露出奮起直追的雄心，但因選擇的是自上而下式改革，對上層權力的道德自覺要求特別高，非但未能突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堅硬外殼，最後還落得個被外國列強分食的可悲下場。
這里有必要說明的是，同樣是自上而下式改革，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實現「脫亞入歐」，而中國的維新運動僅延續了短短的「百日」便以夭折謝幕。范贊登認為二者結局之所以不同，關鍵在於中日制度效率存在巨大差異。相較於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人的雄心壯志，年輕的光緒有心維新，但無法藉助手中脆弱的權力壓制既得利益群體的瘋狂阻撓，作為同代人的李鴻章更是瞻前顧後，最後還被釘死在道德的恥辱柱上。
范贊登認為，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呈現出的「小發明潮」具有特定歷史背景。范贊登把這個背景拉得足夠長，只為說明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什麼樣的土壤才會有什麼樣的收成，工業革命只不過是英國知識經濟發展的水到渠成。
英國首相丘吉爾部說過，「看得到過去多遠，就能看得到未來多遠」。如果以歷史的眼光去審視恢弘的工業革命，我們很容易想到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人類未來是否還有工業革命？如果有，這樣的工業革命會在哪裡重現輝煌呢？
這樣的追問不無道理。既然工業革命離不開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那麼今天知識經濟的發展用日新月異來形容毫不為過。知識普及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就成為許多國家的重中之重，而藉助於越來越完善的市場經濟，世界變得越來越平。「根據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估計的數據來看，現在我們每天生成的數據高達250兆億個位元組，超過過去兩年裡生成的數據總量的90%」。大數據本身就是知識經濟的量化體現。
工業革命之所以為人注意，權因地域和時間均相對集中。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知識經濟內涵得到空前豐富，各種競爭發展更是空前激烈，各類重大發明也是前所未有且絲毫不見放慢腳步的跡象……誰能斷定我們就沒有處在新的工業革命時代呢？只不過這次工業革命的地域可能寬廣到整個地球村，站在「漫長的跑道」上的國家更多。
2、有誰給我簡單分析一下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對國家經濟的影響。有資料請註明來源，謝謝
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
－－評格林菲爾德的《資本主義精神》
韋森2004-7-23
十五世紀以來，在西歐、北美和東亞地區的許多發達國家中先後萌發了巨大的經濟增長。就一二百萬年的人類演化過程和數千年的人類文明社會史而言，世界范圍的近現代經濟增長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奇跡。把近現代世界范圍的科技進步和巨大經濟增長置放在人類文明演變得歷史長河中來審視，一個問題自然是：世界各國近現代的經濟增長，究竟是人類文明社會沿革過程中的一些偶發事件，還是有其產生的必然邏輯？進一步的問題是：近現代世界歷史中一些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是究竟什麼？
到目前為止，圍繞著上述問題的解答，可謂是眾說紛紜，且仍然令人困惑不解。眾所周知，馬克思曾用科學技術、生產方式和交往關系的動態關聯和相互作用的鏈條對此予以解釋；韋伯則把它歸結為以新教倫理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文化精神；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史學家諾思把西方世界的興起歸結為產權的明晰界定。與諾思相若，美國經濟學家小錢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則把現代經濟增長歸結為由「看得見的手」的工業組織創新所帶來的「規模經濟」。與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樂觀的歷史決定論不同，歷史學家往往是非決定論者。譬如，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時，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和經濟學教授蘭德斯（David S. Landes）曾說：「首先是體制和文化；其次是錢；但從頭看起且越看越明顯得是，決定因素是知識」（《國富國窮》）。但進一步的問題是什麼（社會機制）決定了人類知識在近現代的加速度積累性增長？蘭德斯好像並沒有回答。美國的另一位歷史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一書中也想從文化與制度的關聯中梳理出近現代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因，並力圖找到其史事證據，但在談到其「原動力潛能」和「現代性潛能」時，他好像也含糊其辭了。
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未來學家的眾說紛紜和莫衷一是，自然會誘使更多的學界思想探險者。美國波士頓大學的政治學和社會學教授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的新著《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譯本），在回答這個問題上又增添了一種新的解釋：在近現代世界歷史中發達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而不僅僅是條件），有賴於民族主義（nationalism）萌生與張揚。
格林菲爾德的回答顯然是韋伯式的，即從一族國（nation，而不是「政國」，即「state」）的文化精神資源上來尋求其經濟增長「終極動因」。然而，與韋伯的回答不同，格林菲爾德不是把這種動因歸結為以西方社會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外在形式所昭顯出來的新教基督徒的個人文化精神——即通過禁慾式的強制節儉而進行資本積累「工作倫理」，以及新型企業家的那種追求經濟擴張的「天職」（calling）——，而是把它歸結為一族國內部整體的民族主義。用格林菲爾德自己的話來說，「民族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精神的源頭」；「資本主義精神生來就是經濟民族主義」。從這一視角出發，格林菲爾德相信，「現代經濟的持續增長特性並非是自我維持的，它需要民族主義的激勵和支撐」；「民族主義必然促進現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社會結構類型」；並且，「民族主義提供了一套新的倫理理念和社會觀念，賦予經濟增長以正面價值，並將分散的社會能量集中於經濟增長」。
為了證實和檢驗這一理論假說，格林菲爾德教授努力從英國、荷蘭、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近現代歷史中尋找證據。據她說，民族主義首先出現在近代的英格蘭。到1600年，民族主義在英國就已成了占據支配地位的社會觀，並有效地改變了英國人的社會意識。接著，英國的民族主義先為英國自身、然後為全世界帶來了創造「經濟奇跡」的能力。格林菲爾德教授還用荷蘭的例子進一步來佐證自己的這一理論猜想：盡管在近代西方社會歷史上荷蘭經濟崛起最早，但到18世紀末之前，與英國相比，荷蘭經濟已經「衰老」了。照這位社會學思想家看來，荷蘭經濟的衰老，其原因就在於在「荷蘭共和國不存在民族意識」，並且荷蘭人的集體道德意識是含糊不清的。這導致了荷蘭人的創新經濟思想並沒有以「國家財富」的源泉為焦點，從而使荷蘭在實現共和之後缺乏整體競爭性，因而也缺乏支持經濟持久增長的必要發展動力。
如果說資本主義初興時期的荷蘭因缺乏民族主義精神而不能維系其經濟增長的話，那麼，在法國曾一度時興的近代重商主義也不能取代民族主義而成為經濟增長持續維持的發動機。格林菲爾德發現，盡管在近現代歷史中外貿一直是法國經濟中最為興旺的一個部門，法國的民族主義思潮也在大革命中時漲時落，但法國重農主義的歷史傳統，君主政體下貴族們的反商業精神，加上歷史發展進程中恐英情緒，這一切釀就了法蘭西民族——尤其是法國企業家——對商業資本主義的一種矛盾和復雜心態，致使「法國商業在民族主義之前既沒有信譽可言，也缺乏鼓勵之辭」。格林菲爾德由此認為，即使這種矛盾心態沒有禁錮法國資本主義精神的興起，也至少妨礙了其傳播。這最終導致了法國在近現代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上與英美相比是個「落伍者」。
如果說用民族主義的匱乏或精神障礙從反面解釋荷蘭和法國近現代歷史上多少令人失望的經濟績效還有些牽強的話，用這一咒符來解釋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奇跡可能就非常有效了。格林菲爾德認為，英國成為超級大國首先不是個人主義使然，德意志帝國更非是如此。德國在近現代歷史上之所以有能力和勇氣對英國發出挑戰，可以肯定地將之歸因於強烈的德國民族主義的「轉化精神」：在德國，民族主義就像安徒生童話中的那隻魔杖，它能把灰姑娘的南瓜和老鼠變成一駕富麗堂皇的四輪馬車。與德國民族主義所導致的現代經濟轉型相比，日本在東亞的崛起更可以歸因於隨著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向西方門戶開放而興起民族主義精神。於是，一個非歐洲種族的日本人的獨立工業騰飛，就成了社會學思想家所能解釋得了的了。就連日文中的「keizai」（經濟），不就是意含著德高望重的統治者替天行道，統治和治理全族國，使國家富裕，解除萬民之疾苦，並且大功告成么？日本的民族主義精神，原來浸透在日語「經濟」一詞的語義之中！於是，這就有了格林菲爾德的結論：「日本民族主義從問世之日起就以經濟為重心並首先成經濟民族主義」，「這一精神之強烈，足以推動小小的日本追求並保持經濟世界的頂尖地位，以與美國一爭高低」。那麼，美國呢？社會思想家的回答有點出人意料：盡管大部分早期美國人是從英格蘭移民而來，並隨之帶來了在17世紀的英國已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識，但格林菲爾德卻認為，美國的民族主義對美國經濟的發展，特別對美國的經濟騰飛並進入持續增長的過程，並沒有構成直接的促進作用：「民族主義是美國發展的條件，而不是原因」。為什麼會是如此？格林菲爾德認為，道理很簡單，在英國移民把現代市場經濟秩序帶入北美新大陸時，其本身已經早制度化了。於是，美國的經濟騰飛和保持持續的活力，並沒有必要再與美國人的民族主義精神相關。但是，由於資本主義市場制度歸根結底只不過是民族主義精神的外在化，持續的經濟增長是無法不與民族主義相關聯的。於是，格林菲爾德最後得出了如下結論：「定位於持續增長的經濟活動，即賦予現代經濟之現代性的獨具特色的『資本主義精神』，其存在本身應歸功於民族主義。一般而言，『資本主義精神』是民族主義所固有的集體競爭意識的經濟表象——而民族主義本身則是國家成員對國家尊嚴或威望情感投入的產物」。這就是格林菲爾德為近現代世界歷史上經濟增長故事所描繪的一幅抽象圖景。
思想家總是喜歡解釋歷史，而歷史又好像是一位非要出場表演的小姑娘。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解釋歷史，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就成了她的化妝師。以社會學、社會思想史以及經濟學和經濟史的多樣和多重色彩，格林菲爾德已把近現代世界經濟增長的歷史裝扮成了一個跳著「民族主義」圓舞曲的小妖精。但經格林菲爾德化妝後的這個小妖精是否比馬克思、韋伯、諾思、蘭德斯和彭慕蘭所曾搭就過的各自理論舞台中的她自己更迷人和美麗，還尚未可知。高明的歷史化妝師，可能還是法國的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 Braudel）吧！——與其讓歷史濃妝艷麗地在理論家的戲台中跳舞，還不如盡可能地讓她以「朴實」或至少以其淡妝素雅的面孔出現在人們面前。蘭德斯曾說過，與經濟學家和生意人這些樂觀主義者不同，歷史學家是未來不可知論者，因而實際上是悲觀論者。就連格林菲爾德教授不是在這部書中也承認「歷史並沒有目的」么？
如果宋代大才子詩人蘇軾讀過馬克思、韋伯、布羅代爾、諾思、錢德勒、蘭德斯、彭慕蘭還有格林菲爾德的歷史解釋，他會寫出「若把歷史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詩句么？
2004年5月5日星期三於上海楊浦復旦書馨公寓
民族主義的「經濟價值」
● 周兆呈
在故宮保和殿東南角的Starbucks咖啡店，雖開張僅有兩個多月，面積也不到十平方米，卻在皇城根下掀起了不小的反響。帶有強烈美國色彩的Starbucks咖啡「侵入」皇宮禁地——中國歷史、人文的集中象徵，引起媒體大量報道和民眾的密切關注。
在西方媒體看來，這些反應體現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強烈。《華盛頓郵報》在最近的一篇報道中刻意引述一位解放軍軍官的談話：「我反對它。這是美國產品，它是帝國主義，我們應該把它踢出去。」在這篇報道里，軍官無疑被單方面賦予了威權、保守、反美的意象，來迎合西方日益豐滿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構想。盡管不少民眾反對咖啡店進入故宮，並不只是因為它來自美國，更不代表他們就支持雜耍表演、賣糖葫蘆等極具中國民間色彩的行為在故宮出現。人們要維護的只是故宮的整體美感與和諧。
有趣的是，筆者相信在這場論爭中獲利最多的就是Starbucks。不管是繼續在故宮駐足，還是被迫撤出，它已經在這場有關民族主義的爭論中，成功地被塑造成美國潮流的代表、時尚文化的象徵而廣為人知。這或許又是一次成功的企業營銷策劃，利用美國潮流與中國傳統的對抗這一敏感點來觸動傳媒炒作的神經。所以這家咖啡店的老闆就很高興，「我們真正喜歡的是這種曝光，這使我們的名字在市場上傳開了。」
民族主義成傳媒炒作佐料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此事，不免讓人覺得有時民族主義成了傳媒炒作的佐料、商家搞噱頭的法寶，且在中國屢試不爽。中國似乎面對著這樣一種矛盾，既欣賞西方在經濟上有先進的管理和制度，又自尊地不願看到西方特質的文化大行其道。這就給發揮民族主義的「經濟價值」留下了空間。
90年代後期，在外資進入越來越多經濟領域、國有經濟受到沖擊的背景下，中國曾熱烈討論什麼是民族工業、外資企業算不算民族工業的問題。其後便有聰明的企業嗅出民間的這層心理，扛起「民族主義」大旗，號稱自己為「民族品牌」。幾年前曾有上海的地產「榮華雞」，要與肯德基門對門對決，希望人們支持「國雞」。雖一時成媒體焦點，不過經營、管理等都相距甚遠，僅靠口號，如何是對手？也曾有多家媒體與企業聯手，搞起民族品牌排行榜，你唱我和，實可成為市場營銷策劃的典型案例。
從如今咖啡店的事件看來，不僅中國企業要扛「民族」旗幟，外資企業似乎也學會了用其人之道。雖說手法口號各有不同，但目的異曲同工。說到底，還是不少人目前對文化的觀念過於狹隘，沒有對人類文化的多元性和互動性抱持開放、寬闊的胸襟，拘囿於非黑即白的兩元論。
麥當勞在中國的沖擊
「全球化」已是大勢所趨，但全球化不等於美國化或全球西化，文化的「同化」是相對的，也從來不是單向的。它既有外來文化的本土化，也有傳統文化吸收外來文化後的復興和再創造，更有對外來文化的反作用和推動力，相輔相成。
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沃森（James L. Watson）曾主編《金雙拱門東進：麥當勞在東亞》一書，研究麥當勞在東亞地方化的過程和意義。書中提出，麥當勞成功之處就在於他們雖然在飲食品種、服務和管理上仍保持美國式，卻通過參與社區活動、慰問教師、升中國國旗等多種方式，適應中國文化環境，在中國百姓面前塑造成地方企業的形象。
沃森教授還在今年中的美國《外交事務》上發表論文《麥當勞在中國的沖擊》，文中說，對從小就吃麥當勞的中國孩童來說，麥當勞顯然就是本土的。反過來，中餐如今在美國大行其道，華語正快速成為美國實驗室里的支配語言，華語電影擁有比以前更多的熱情觀眾，美國孩童更是模仿李小龍多過蝙蝠俠。他接著提了一個有趣而又嚴肅的問題，「那麼，這到底是誰的文化？」沃森認為，如果你非要問個清楚，就已經坐失時機了。
其實何止是麥當勞，不少西方產品到了中國，都被改變並賦予新的本土意義。撞球剛剛興起的時候，大多露天營業，大街小巷到處都是；正式場合穿西服，在城市具有開放的象徵，不過在農村，就連下田耕作都有人穿；葡萄酒成宴會上選，但很多地方喜歡加入香醋、雪碧，起名「紅粉佳人」，這種中西合壁的口味風行一時。
中國文化在海外的變遷不也是如此？中餐雖由華人經營，但口味、配料、調料都各有不同，帶有不少當地風味。
中國改革開放雖已有20年，但心態的改變則需更長的過程。進入WTO之後，企業不能依賴地方保護主義或是民族主義，人們對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交流撞擊更不要局限在一方視野，非此即彼。對外來文化多一些寬容、少一些狹隘，對傳統文化多一些進取、少一些自閉，假以時日，類似的新聞再怎麼炒作，大概都很難激起人們的強烈反應了。就像20多年前，由人民大會堂初次租給外商舉辦宴會而引起的軒然大波，如今已變得稀鬆平常一樣。
《聯合早報》http://www.zaobao.com/special/wto/pages/wto131200.html
經濟模式中的民族主義——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http://www.topchinesenews.com/listo.aspx?topic_id=5&msg_id=3958&level_string=0&page=1
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西北為例http://www.studa.net/Nation/060421/15160158.html
3、《棉花帝國》：一朵棉花折射出資本的力量
國家圖書館收藏了一副《御制棉花圖》，共計16幅圖，描繪了從種棉花、摘棉花、紡織、印染的全過程。這幅圖是清朝乾隆時期，直隸總督以乾隆皇帝參觀腰山王氏庄園為背景製成的棉花圖譜，也是至今僅有的棉花相關專著。 對於中國來說，棉花是一個外來物，大約在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國，但一直在邊疆地帶種植，在宋元時期傳入內地，清朝的棉紡織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了。但是，正如呈獻給乾隆皇帝的《御制棉花圖》是以一個庄園為背景，中國的棉紡織業始終局限於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存在。農民在種植糧食作物的同時種植棉花，在滿足自身穿衣需求的同時向上進貢，產、銷均未成規模。而在同時期，沒有棉花種植業的英國卻建帶棚旅立了一個龐和李大的、遍及全球的棉花帝國。 在18世紀之前，全球經濟都在緩慢增長，但是到了18世紀末期，英國人突然就開始富裕起來，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從政治到經濟，影響力覆蓋全球。對此，經濟史學家彭慕蘭提出了「 」大分流」理論：「 」直至1750年左右（中國正處於乾隆統治時期），身處工業革命核心區的英格蘭仍然與同時期的中國江南地區在社會發展水平上相差無幾，但之後就出現了「 」大分流」，彼此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美國歷史學家斯文·貝克特想要考察和研究大分流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是什麼原因讓一個國家超越地球上所有國家，走上騰飛之路，締造了一個超級帝國。貝克特認為，是棉花產業幫助英國實現了這一經濟奇跡，是工業革命的一塊跳板。透過棉花工業，可以管中窺豹，了解全球資本主義及現代世界的締造和重塑的變遷過程，於是就有了這本書《棉花帝國》。 為什麼是棉花而不是其他產品呢？比如大航海時期就已經到達歐洲的香料、糖、橡膠等。這是因為，唯有棉花集聚了兩個勞動密集型產業，一個是農田，一個是工廠，另外，棉花的衍生產業也同樣需要大規模的勞動力，比如棉布的紡染、成衣的製作。 棉花進入歐洲，是貿易的結果。最開始通過地中海貿易， *** 商人和威尼斯商人經過多次轉手，將印度、埃及等地產的棉布運至義大利，再由義大利銷往德意志、法蘭西等地。隨著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和歐洲三十年戰爭的巨大破壞，地中海貿易衰落，歐洲人將重心從地中海轉移至大西洋，開始了更廣闊的海上探索。 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為全球貿易體系邁出了第一步。1497年，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了印度新大陸。歐洲人第一次可以和世界上主導生產棉花的原產地建立直接聯系。此後，印度的棉花、有技術的紡織工人源源不斷地進入歐洲。美洲發現的新大陸沒有給歐洲殖民者帶來足夠多的金銀，但給了他們大片肥沃的土地。此時，印度的棉紡織品成為了硬通貨，由歐洲人買下，賣給非洲統治者，作為貨款，他們捕獲黑人勞動力，送往歐洲人在美洲的種植園，種植甘蔗、水稻、煙草等。 這是歐洲人第一次形成全球貿易，資本的力量操縱和推進著亞洲、非洲和美洲之間的關系，歐洲人需要更多的黑奴前往美洲，就需要更多的印度紡織品，從而加強了歐洲和印度的聯系；同時，黑奴來源於非洲，歐洲商人就在非洲更積極地擴張；大量的黑奴帶來的勞動力，也讓歐洲商人更有動力在美洲獲取更多的土地。貝克特將這個體系定義為「 」戰爭資本主義」，因為這個體系不是靠單純的貿易維系的，它的本質是歐洲商人在 *** 的支持下，用堅船利炮、發動對美洲原住民的戰爭得來的。商人們攥取的權利來源於對原住民的屠戮和對非洲人的奴役。 資本有逐利的本質，追逐利益時染上底蠢凳層民眾的鮮血則是必然的。隨著歐洲人對印度領土的控制和隨之而來的政治權威以及經濟壟斷權，歐洲貿易商在收購印度紡織品時，為了減少中間環節、降低成本、控制生產，開始計劃撇開印度中間商，直接和生產織工聯系。歐洲商人通過在印度建立的公司，由公司代理人直接提供定金給印度織工。印度織工原本因為掌握著核心技術，從而掌握著定價權，但歐洲商人這種向大量織工預付定金模式全面推廣以後，歐洲公司網羅了大批人才，印度織工逐漸喪失了定價權，變得像普通的受薪工人一樣了。 然而，到了17世紀中葉，歐洲和印度的貿易出現了波折。由於印度棉紡織品大量進入歐洲，尤其是英國，對英國本土的羊毛產業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在羊毛商人的影響下，英國本土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出台。一開始是征稅，到了1721年，法令徹底禁止在英國售賣印度棉布。 印度原本是歐洲的原棉產地和棉紡織工業基地，貿易保護主義使得印度失去了這一重要地位，原棉產地被美洲替代，棉紡織業的工業基地則轉移到了英國本土。英國仍然手握原材料和技術，但是印度則被徹底拋棄。 英國本土不斷開發出適應現代生產的機器，如珍妮紡紗機、動力織布機等。機器的出現帶給了資本家巨大的利益空間，他們組織大量工人進入工廠，站上流水線，其中大部分都是兒童和婦女。這便是中國、印度和英國大分流的開端。中國和印度農民被牢固地依附在土地上，一切以自給自足為主。而英國工人已經走出田地，走入車間，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分工，有人專門從事種植，有人專門從事生產。 棉紡織業的發展使其迅速成為了英國經濟的核心。英國從棉紡織品的進口國，搖身一變，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促成的工業發展，成為了棉紡織品的出口國，1800年的出口總額將近600萬英鎊。而印度，這個古老的棉花中心，在失去了棉紡織產業後，反而成為了棉紡織品的進口國。 英國一手掌握著美洲的棉花種植園，一手掌握著國內先進的棉花加工業，成千上萬的棉紡織品從英國工廠流出，流向需求高速增長的亞洲和拉丁美洲。而這些地區有一個重要特點，他們無法在政治上 *** 英國的猛攻。殖民主義和半殖民主義是隱藏在工業革命之下，英國得以迅速擴張的根本原因。 不是棉花讓英國變得強大，而是英國在持續地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強勢輸出，才讓英國得以構建一個覆蓋全球的棉花帝國，它的中心則位於英國本土的利物浦。利物浦集中了全球棉花貿易的所有核心功能，產銷分離，也讓棉花行業得到了徹底重塑，建立了按照棉花品質劃分的質量等級。采購者不再拘泥於從某一個地區購入棉花，而是按照不同的等級購入棉花。隨著棉花產業的持續繁榮，棉花帝國的核心從實物轉向了信貸，形成了真正的期貨市場，棉花帝國成為了信貸帝國。 然而，棉花帝國在1861年4月12日，引來了第一次危機。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南方的黑奴尋求自由和解放。 對於棉花帝國來說，失去奴隸，就意味著失去原材料。資本沒有正義，也無關好惡，資本只關心利益。棉花利益集團推動著英國 *** 向美國施壓，要求鎮壓南部的起義。他們甚至一度支持美國南北分裂，只為了維系南方的奴隸繼續種植棉花。 當歷史的滾輪將奴隸制徹底拋至塵埃中時，英國不得不直面現實，重新尋找新的原材料供應地，或者更准確地說，重新尋找可以種植原材料的勞動力。貝克特在書中這樣寫道：「 」正如奴隸徹底改變了棉花帝國一樣，奴隸解放迫使棉產業資本家走向了自己的革命，他們瘋狂地尋找組織世界棉花種植勞動力的新途徑。」 資本家們找到了這樣的途徑。一方面，奴隸們雖然獲得了自由，但是他們也失去了可以耕種的土地，他們不得不和種植園達成協議，以佃農的形式在沒有皮鞭的管理下種植土地，從地主那裡得到補給，然後用他們種植的作物的一部分來支付給地主。另一方面，統治者和官僚越來越依賴穩定的工業來促進國家的繁榮，而資本家也意識到，需要利用國家的力量來改造農村、改造社會。他們聯合起來，制定了各種法律，比如流浪法，禁止工人在不工作時在市中心待著，再比如法律允許地主懲罰惹麻煩的工人。貝克特評價道：「 」資本主義令人敬畏的進步不僅依賴各種各樣的勞動制度，而且也依賴令人咋舌的暴力手段。」 在資本家和統治者的合力之下，非洲裔美國人又回到了棉田裡，棉花帝國又恢復了運轉。利物浦掛出的棉花價格顯示，南北戰爭之後的1894年，甚至低到了7美分，比戰前的11美分還要更低。 然而，歐洲和美國的雙重樞紐也沒能夠運轉太久，到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日本、德國、俄國等國家日益強盛，他們也加入到種植棉花、加工棉花的產業鏈當中。他們擴大種植棉花的區域，建立加工棉花的工廠，對英國統治的棉花帝國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除此之外，還有兩股力量也在動搖英國建立的棉花帝國的根本，第一是西方國家內部的民主化進程，包括英國本土工人對自身權利的主張，他們要求提高工資福利，縮短工作時間，這些增加的成本讓英國的棉紡織品不再具有價格優勢。第二則是全球南方國家本土資本家的崛起，當地的棉紡織工業不再依賴英國建立的金融體系，而是以民族資本主義的保護姿態，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棉紡織生產鏈條。 英國建立的棉花帝國就此落幕，棉花的種植和生產全面回歸了全球南方，包括印度、中國、緬甸、越南等國家。現如今，光是中國就提供了全球50%的服裝製品。 棉花帝國的擴張過程，是一個資本擴張的過程，棉花的全球化，也是資本的全球化。我們能看到資本在其中充當了分化、整合的力量，它引領了戰爭，它重塑了行業，它是那隻看不見的翻雲覆雨手，將幾乎所有的國家和社會捲入它既定的軌道之中。棉花帝國已然落幕，但資本的故事還將繼續。
4、2021新高考 | 聊聊論述題題乾的分析方法
大家好，我是Louis老師，
論述題是高考歷史中的常考題型，一般試卷上會給出一段歷史材料，要求考生根據史料，自擬題目，自定主題或有限制性主題，運用合理的史觀並結合史實，展開論證。具體我們可從 長郡中學2021屆10月高三月考卷 中窺之一二：
24.（12分）閱讀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世界史協會圖書獎一直是美國世界搏譽桐史研究的風向標,並有著廣泛的國際影響。該獎項自1999年設立以來至2008年共有十部圖書獲獎,分別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探路者:地理大發現的全球史》《世界史上的科學與技術》《太陽下的新事物:21世紀的世界環境史》《大分流》又名《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大屠殺:聖嬰飢荒與第三世界的形成》《法律與殖民文化:世界史中的法律體系》、《奇異的相似:全球背景中的東南亞》、《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以及《控制太平洋:從澳大利亞到阿拉斯加的土地、殖民者以及原住民》。
——張旭鵬《全球史視野下的世界史研究——以美國為中心的考察》
結合世界史的所學知識,從上述圖書中提取一個共同涉及的研究話題並加以闡釋。
(要求:簡要寫出話題,對話題概述和闡釋准確全面)
本題是長郡中學2021屆10月高三月考歷史試卷的最後一道題（即所謂的「壓台題」），分值12分，占非選擇題總分的24%。
拿到題目，首先第一步是分析題乾和題目要求，虛敗具體的過程如下：
（1）「一看」：看材料的作者和出處，判斷作者寫作本書的核心主題。
通過這道題，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張旭鵬」。好了，到這里我們絕大多數同學們立馬就明白一件事，那就是——
這人誰啊？沒聽過！
那麼我們只能進行第二步，看出處。
《全球史視野下的世界史研究——以美國為中心的考查》。
那麼我們從這個長長的書名，總結一下有用信息，可以看出：
第一， 這本書是寫 世界史 的，而不是寫中國史。
第二， 這本書是以 美國 為中心來研究世界史的，而不是以歐洲，或者以亞非拉其它國家為中心的。
第三， 這本書所用的史觀是 「全球史觀」 。
所以總結一下，我們能知道這些信息：
第一，大家寫論文的時候，必須用全球史觀來寫，不能用其它的史觀，像文明史觀啊，自然史觀巴拉巴拉，都不可以。
第二，大家寫的論題，必須是世界史的東西，就算要寫個跟中國有關的論題，那也得是中國深受世界影響，或者中國影響世界的一個主題，否則就跑題了。人家出題老師煞費苦心想看你寫一篇文采斐然的世界史論述文，閱卷老師眼巴巴地等著看到你的一小短篇世界史的論述文，結果你可倒好，讓老師們失望，後果可是有點嚴重滴。
那麼把握住這兩點，別的先不說，至少你不會寫跑題咯。要知道不管是語文也好，政治也好，歷史也好，一個文章要是跑題了，那可是連一半以下的分數都沒有。就算你論證再充分，言語再准確，也是白費功夫。所以我們的「一看」是保命用的。
（2）「二畫」：把材料按照句號和頓號的位置，畫斜線，畫一道斜線，就把前一句的句子小結以下，看看是什麼意思。
好多同學，尤其是基礎比較薄弱，或者藝考基坦生的同學抱怨說，一看到材料題密密麻麻的文字，就看不下去，腦袋炸了。或者說腦袋是沒炸，但是材料文字太多，看完後面的就忘了前面的，再回顧一下前面的，緊接著就把後面的又忘記了。怎麼辦？就是「二畫」！你畫一句，回顧一句，畫一句，回顧一句，加深印象，就能把材料看完，而且大概意思也能看明白了。因為很多同學們可能語文也不太好，尤其是閱讀理解，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是歷史卷子，不用考查太深刻的閱讀理解題目（那是語文卷子考查的能力），所以用我們簡單的「二畫」法就能輕松應對啦。
好了，上面是方法，下面我們繼續看這道題。如果用畫線的方法，我們可以將每句話的核心意思總結如下：
第一句，美國有個獎很牛逼，是跟圖書有關的，而且是世界史的圖書。
第二句，（這里要畫頓號啦）第一本書是「東方的經濟全球化重視白銀這種原始資本」。
第三句，第二本書是「地理大發現是世界史的探索者」。地理大發現就是15-17世紀新航路開辟時候，哥倫布麥哲倫那一幫人做的事兒。
第四句，第三本書是「世界人民不斷探索出來的科學與技術」。可以看出來，這本書是關於科技的。
第五句，第四本書是「這個世紀的環境的變化的歷史」。看得出來，這是一本關注現代化進程中生態環境的書籍。
第六句，第五本書是「歐洲、中國和世界的現代的經濟發展」，那麼這本書又回到了「經濟」這個主題了。
第七句，第六本書是「一臉懵逼」，「聖嬰」是啥？啥飢荒？只知道個維多利亞，維多利亞時代是1838年到1901年的英國，那麼末期應該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的亞子，結合所學知識可知這個時候是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崛起的國家是美國和德國，英國有點趕不上道兒了。
第八句，第七本書是「世界法律史」，而且注意這本書的前半部分標題，跟殖民地有關。當然我們知道殖民地跟新航路開辟，跟近代化，跟現代化，跟世界市場的形成，跟兩次工業革命，跟資本主義發展都有關。
第九句，第八本書是「東南亞的歷史」，那麼本書的前半部分標題是「奇異的相似」，什麼方面相似？跟誰相似？都沒交代。
第十句，第九本書是「運用大歷史觀的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那麼上過我的課的同學們都應該知道大歷史觀是什麼，也知道地緣政治格局是什麼。
第十一句，第十本書是「在太平洋沿岸的殖民擴張，南到澳大利亞，北到阿拉斯加，而且和殖民者、被殖民者以及土地有關」。
材料看完了，最後一句話是題干，它說找到這些書一個共同的主題，然後加以闡釋。要求要寫出來你找出來的那個所謂的共同的話題是什麼，並且要用歷史知識進行論述，然後找到一個能總結這個話題的觀點。
（3 ）「三定題」：進行到這一步，那就需要確定一個鮮明的主題啦。
這個步驟一定要有，而且要寫在答案的開頭，把我們的主題（有些題是讓我們觀點）擺在答題紙開頭最顯眼的地方，讓閱卷老師看到。一般會出現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有些同學可能自己不太懂這個材料，但是想好了一個主題，但是呢沒有想清楚怎麼樣簡練概括這個主題，讓它變成一個簡單的標題，所以就先寫了正文。結果後面就把這個步驟給忘記了。這個大大要不得！因為第一，這個是有分的，一般12分的題，這個標題是2到3分；第二，如果你忘了，閱卷老師會很不開心。他看完你的答案（有可能字跡還很不好看），發現寫的並不太好，而且需要他自己看完之後幫你找個你的主題。要是一份兩份還好，閱卷老師每天要看上百份卷子，心情就會很不美麗，所以分數也自然就會很不美麗了。這種影響一般不僅僅是那2分沒有了，可能連正文的分數都會多扣個1-2分哦（說不定）。
第二，有些同學可能語文比較好，經常喜歡寫散文，喜歡寫一些朦朧詩，然後寫這個標題的時候，就寫的非常「徐志摩」「戴望舒」。一定一定要切記，要言簡意賅把這個主題用書面語的方式寫清楚，讓人一看就知道說的是啥。你不能在這道題上寫得跟「撐著油紙傘的姑娘」一樣，否則閱卷老師讀完就會有一種「矩陣懵逼」的趕腳。
最後說一下這道題，我們可以看出，共同的主題有這樣兩個，第一個是「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你可以用史實來闡述西方列強殖民擴張的原因、過程，最後寫一個「總結」，這個總結就寫「殖民擴張的結果」就萬事大吉了；第二個是「世界全球化的發展」，這個主題應該是老生常談了，也是同樣闡述全球化的產生與發展，最後寫一個總結，這個總結就寫「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OK，萬事大吉！
這就是論述題題乾的一些分析方法，我們的方法只是考場上幫助大家節省時間，快速做好最對做完美，但是它的根本還是對基礎知識的掌握哦，切記！切記！不可耍小聰明，貪圖一時之快感！
bye~
5、中國為什麼努力讓「中國經驗走向世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輝煌歷程和偉大成就，為人類社會走向美好未來提供了具有充分說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選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以其持續健康增長、規模擴大和全球佔比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也應當對於人類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步履穩健地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經濟規模足夠大、增長速度足夠快、不僅改變了自身面貌也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國家。可以說，中國以其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中國為主體的新興經濟體乃至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趕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論上成立的全球經濟趨同，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世界經濟多極化的格局相應形成。1978-2018年期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GDP全球佔比從22.2%提高到36.3%，中國GDP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則從5.0%提高到36.0%。在這個時期，按不變價計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GDP總額擴大了四倍，其中中國的貢獻高達43.4%。
除了以物質產出的方式對世界經濟做出貢獻之外，得以創造中國奇跡的改革開放經驗和促進發展理念，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規則制訂的話語權、對發展觀念的有益見地和對循例的建設性建議，都是對世界經濟的公共品貢獻。中國並不謀求世界經濟霸權，也不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但是，作為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和服務出口國、第二大貨物和服務進口國，以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等地位的經濟大國，中國義不容辭對世界經濟穩定與增長做出貢獻，同時反映自身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關於國際經貿規則的訴求，引領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轉變。由於以下幾個突出特徵，中國的發展及其經驗、智慧、方案對於世界的意義尤其重要。
其一，中國擁有世界上最旦孫坦大規模的人口，2018年約為世界總人口的18.3%，占人類近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創造的成就對世界意義的顯著性和一般意義，是其他國家經驗所無可比擬的。鄧小平同志指出：「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 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拓展凱畢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其二，中外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者都具有探索國家興衰之謎的學術責任和好奇心，中國奇跡的創造在時間上是高度濃縮的，與許多發達國家歷史過程相比，是在極短的時間里完成的。而吸引眾多學者嘗試回答的關於中國科技（發展）為什麼由盛至衰的李約瑟之謎，也是經濟史學中同樣著名的、旨在探索為什麼16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出現大分流這樣一個謎題的中國版本。這說明中國發展經驗同樣具有人類發展規律的普遍意義。
其三，中國是迄今為止唯一經歷了經濟發展由盛至衰再至盛，並且接近於完整經歷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從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即將模桐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大國。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里，以GDP佔全球經濟的份額、人均GDP相對於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所表示的中國經濟的世界地位，經歷了一個明顯的V字形變化軌跡。特別是由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水平表達的中國經濟由衰至盛的後半程，無論從時間之短暫還是從規模之巨大來看，都堪稱人類發展歷史上的奇跡。
6、《棉花帝國》筆記/21.05.02
棉花不再由家庭種植並被紡成紗線織成布料，而是由數以百萬計的奴隸在美洲種植園里種植，供應數千英里之外的需求極大的工廠，而這些工廠又距離布料的最終消費者數千英里；在世界各大洋裝載著美國南方棉花或英國棉紡織品的蒸汽船，取代了穿越撒哈拉沙漠馱運西非棉紡織品的駱駝商隊。
為什麼是歐洲這個和棉花沒有什麼關系的地區締造並支配了棉花帝國？
多樣性中的統一性。棉花，這一19世紀最主要的全球商品，把那些似乎截然相反的事乎讓棚物——奴隸制與自由勞動力、國家與市場、殖民主義與自由貿易、工業化與去工業化——聯系在一起，然後以一種近乎煉金術的魔法將其轉換為財富。棉花帝國依賴種植園和工廠、奴隸和受薪勞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鐵路和蒸汽船——簡言之，依賴一個由土地、勞動力、運輸、製造業以及貿易組成的全球網路。
第1章 一種全球性商品的興起
四個在基因上不同的棉花品種：中美洲的陸地棉、南美洲的海島棉、非洲的草棉和亞洲的樹棉。
棉花並不是中國的本地作物。事實上，漢字中的「棉」一詞是從梵語和其他印度語言中借來的。
得益於：
勞動力的地理分工已經出現了：北方農民運輸原棉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南方的農民用這些北方運來的以及他們自己種植的原棉生產棉紡織品，其中一些紡織品還會被賣回北方。這類跨區域的貿易非常繁榮，棉布生意甚至達到帝國商業額的四分之一。
當中國人口在18世紀增加一倍達到4億人口時，中國的棉花產業也僅次於印度排世界第二。1750年，中國的棉花產量歲則約15億磅，大致相當於美國內戰前10年美國棉花產量的總和。
直到19世紀，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和歐洲，印度一直都是主要的棉紡織品供應地，古吉拉特商人和其他商人運輸了大批量的布料。1647年，一位奧斯曼官員抱怨道：「有太多的財富用來購買印度商品……世界的財富聚集在印度。」
實際上，17世紀初，印度棉紡織品就已經成為了歷史學家貝弗利·勒米爾（Beverly Lemire）所說的「第一種全球性消費品」。
正如印度聖雄甘地所說，當印度給歐洲供應棉花時，歐洲人自己「還沉浸在野蠻、無知和粗野之中」。
精明的觀察家肯定注意到，歐洲第一批棉紡織品生產者，無論義大利北部人還是德意志南部人，失敗的部分原因是他們沒有徵服供應他們棉花原材料的人。這是一個不會被忘記的教訓。隨滑賀著16世紀接近尾聲，一個全新的棉花產業崛起，其重點將是大西洋，而不是地中海。歐洲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只有國家權力的介入才能保證在這些新貿易區中獲得成功。—— 然後就開始堂而皇之的略奪。
第2章 締造戰爭資本主義
對棉花產業的重鑄最初並不是來自技術進步，也不是來自生產組織方式的優勢，而是源於一個更為簡單的原因：跨越大洋投入資本和力量的能力和意願。
通向工業革命的第一步：武力貿易的力量使歐洲能夠建立起一個復雜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海洋貿易網路；財政——軍事國家的締造使得力量得以投射到世界上遙遠的角落；金融工具的創新——從海運保險到海運提單——使得遠距離輸送資本和貨物成為可能；法律制度的發展給予遙遠地區的投資以某種安全保障；與遠方的資本家和統治者聯盟，可以接觸到當地的紡織工人和棉花種植者；攫奪土地和販賣非洲奴隸創造了繁榮的種植園。
「大分流」首先是國家權力、國家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特殊關系的分流。在這一過程中，諸多獨立的棉花世界轉變成了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棉花帝國。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在美洲登陸，這是重塑全球聯系的第一個重大事件。這一旅程引發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土地掠奪。最終，殖民者在美洲地區獲得了大量土地，使得棉花的大規模單一種植成為可能。
棉花歷史上的第二個重大事件發生在5年後的1497年。瓦斯科·達·伽馬成功地駛入卡利卡特港，開拓了從歐洲繞好望角到達印度的海上航線。現在，歐洲人第一次直接接觸到了印度織工——世界上佔主導地位的生產者——的產品。
隨著印度棉紡織品在18世紀更為流行，替代這些進口產品的願望成了推動英國的棉花生產強有力的激勵因素，最終引起了棉織產業革命性的變化。
歐洲人的棉紡織品貿易把亞洲、非洲和歐洲緊密地聯系在一個復雜的商業網路中。
當歐洲人涉足生產領域後，他們將其經濟命運與奴隸制捆綁在一起。帝國擴展、掠奪土著和奴隸制這三個步驟，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以及資本主義的最終出現中，處於核心位置。
這一新體系的核心就是奴隸制。歐洲人將數百萬非洲人販賣到美洲，這使得他們迫切地需要獲得更多的棉紡織品，從而加強了歐洲與印度的聯系。這一貿易還使得歐洲商人在非洲更積極地擴張。這一貿易也使得在美洲獲得的大片領土具有經濟價值成為可能，從而使歐洲克服了自己的資源局限。盡管這一多面的系統表現出多樣性，並隨時間推移而變化，但是它與此前的世界如此不同，也與19世紀出現的世界不同，因此，這一體系應當有它自己的名字：「戰爭資本主義」。
戰爭資本主義依靠富裕且強大的歐洲人，將世界分為「內」和「外」兩個區域。「內」包括母國的法律、體制和習俗，有著國家維持的秩序；與之相反，「外」則受到帝國支配，喪失大量土地，其原住民遭到屠戮，資源遭到掠奪，人民遭到奴役，而且大量土地被私人資本家占據。
在這一變化過程中，棉花處於中心地位，而棉花生產和分配的形形色色的諸多世界，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喪失了自己原來的地位，淪為這個新的全球范圍內組織起來的等級森嚴的帝國的一部分。
英國人對印度次大陸的入侵意味著織工逐步喪失了定價權。
戰爭資本主義使得歐洲人在主導了全球棉花網路的同時，建造了新型的更強大的國家，而這些國家持續的戰爭需要越來越多的資源，從而擁抱了國內的產業。45帝國擴張以及歐洲人日益在全球棉花貿易中佔主導地位，進一步促使亞洲知識向歐洲轉移。歐洲製造商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取得這些技術，以在價格和質量上與印度製造商競爭。事實上，歐洲開始製造棉產品，是建立在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業間諜活動上的。
第3章 戰爭資本主義的收益
世界棉花種植者、製造商和消費者之間不斷變化的空間安排。第一階段：公元前2000年—公元1600年，多極，分離。第二階段：1600年以後，網路越來越集中在歐洲，但生產仍然分散。第三階段：工業革命後，生產網路集中在歐洲，一個多中心的棉花產業變成單極世界。
工業革命故事的核心：它依賴全球范圍內的戰爭資本主義體系。
我們將會看到，棉紡織業的發展使得其他工業領域的發展也成為可能，包括鐵路網、鋼鐵業以及後來在19世紀被稱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一系列新產業。但是，棉花產業是先鋒。正如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說，棉紡織品領域的工業革命影響了「整個國家經濟」。31直到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在數字上來看，依然還是棉花的故事。
第4章 攫取勞動力和土地
滿足了出產充足的棉花需要的所有條件：新誕生的美利堅合眾國。在那裡基於奴隸制的棉花種植將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5章 奴隸制盛行
棉花生產的擴大使奴隸制重新活躍起來。棉花生產需要不斷地尋求勞動力，持久地爭奪控制權。奴隸販子、奴隸柵欄、奴隸拍賣，以及用來控制數以百萬計的奴隸的身體和心理上的暴力行為，對於美國的棉花生產擴大和英國的工業革命至關重要。
1815年到1860年間，美國出口的商品一半以上都是棉花。棉花如此主導美國經濟，以至於棉花生產統計「成為評估美國經濟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單位」。美國經濟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礎上，也是建立在奴隸制的脊背上的。
南方的種植者深信自己在全球經濟中的核心角色，他們興高采烈地宣布，他們掌握著「控制現代文明命運的杠桿」。正如《美國棉花種植者》在1853年所說的：「迄今為止，美國的奴隸勞工給世界帶來了，而且仍在帶來難以估量的福祉。如果這種福祉想要持續下去，奴隸勞動也必須繼續下去，因為說什麼用自由勞動力為世界供應棉花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棉花從來不曾由自願勞動力耕作成功過。」
第6章 工業資本主義起飛
1780年後棉花的歷史有一個確定的方向也就不足為奇了：生產率更高的機器取代了人類勞動，從而完全顛覆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製造業。
工業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徵是技術不斷創新，這個概念已經蔓延到英國的邊界之外，這是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壯大的標志。
工業資本主義最終會變得強大起來，在19世紀60年代的大危機中減少對戰爭資本主義的依賴。
資本家和政治家擁抱工業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最偉大的制度創新之一就是發明了新形式的勞動力動員體制。資本主義在美洲所需要的廣大勞動力是通過奴役非洲人來滿足的，製造業巨大的勞動力需求是通過建立一個強大的新的受薪勞動體系來實現的。雖然受薪勞工並不是不存在法外脅迫，但這是動員大量勞動力的新方法。它把勞動者和勞動力放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法律、社會和制度基礎上，而這樣做的能力是使世界上一些地方不同於另一些地方的下一個因素。
第7章 動員勞動力
世界機械化棉花產業的擴張，不僅要依賴配置新技術和取得資本和市場，還要依賴資本家把成千上萬的人變成無產者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突破阻力強加一種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能力。
從工廠到種植園，自由的擴張都依賴工人的組織和集體行動。在現代經濟學教科書中被理想化了的勞動力市場往往是罷工、工會和騷亂的結果。
第8章 棉花全球化
棉花市場不再是一群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個人自發地相互作用的場所，而是日益成了一套在市場之外形成的制度運轉的場所。
一系列集體表達的公約的結果，一個現代棉花市場正在形成，以利物浦商人的私人協會為核心。資本正在改變著我們看待棉花的方式——它很快就會改變植物本身。資本密集型工廠生產的無休止的壓力更移向了棉花種植本身那一端，把資本的邏輯強加於自然的邏輯之上。
棉花標准與另一項發明一起出現，而且事實上帶來了這項發明：銷售尚未到埠的棉花。
種貿易的日益抽象化在美國內戰期間開始繁榮起來，真正的期貨交易開始出現。可量化的、穩定和持續的機械化生產的需求鼓勵其基本原料的投入越來越抽象，保護廠家免於受到價格波動的影響，以使他們在全球市場制定成品價格。
7、鮑盛剛第三次工業革命會發生在中國嗎
中國經濟最需要的是進行一次脫胎換骨的變革，而唯有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才能做到此，那麼第三次工業革命會發生在中國嗎?回答顯然是痴人說夢話，這怎麼可能呢?第三次工業革命只能夠發生在美國。但是如果對這個問題換個問法，即第二次工業革命為何會發生在美國與德國，而不是英國?也許我們會冷靜許多。
學術界對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及14，15世紀科技革命為何會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討論了很多，但很少討論為何第二次工業革命會發生在美國與德國即後起資本主義國家，而不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對第一個問題的討論，學術界的共識是制度革命推動了科技與工業革命，並由此形成了東西方的大分岔與大分流。當馬克斯·韋伯將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歸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時候，無異於是說貪婪是西方世界興起的根源，正是對財富的貪婪激發了沖動，並由此轉化為冒險與投資，轉化為節儉與勤勉，轉化為財富的創造，科技的發展，工業的興起與城市的建立。所以，後來道格拉斯·諾斯認為如果一個社會沒有經濟增長，那是因為沒有為經濟創新提供刺激。而西方世界的興起應該歸於制度革命，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正是這樣一個有效率的組織造成了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反之如果社會沒有刺激個人去從事引起經濟增長的那些活動，便會導致停滯狀態。
那麼，對於第二個問題學術界討論的共識又是什麼呢?一般歸於落後國家的後發優勢，實際上還是制度問題，因為投資行為主要受制於預期利潤，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於制度。19世紀是歐洲的世紀，更是大英帝國的世紀，以產業效率為中心，英國創造了一個貿易的而非領土的帝國，但是，在1870年以後英國開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於資本的流出與氏升桐對外投資的加速發展，1870年至1913年間，英國的對外投資增長了近250%，1913年達到了40億英鎊，相當於近一半的英國儲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除了土地之外，英國資產的一半多在海外。無疑對外投資從短期和對資本來講比國內投資盈利更高，但是，長期來看對英國和世界經濟結構都是一種深遠的變化，這種影響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對於英國來講由於投資轉向，經濟結構由生產創新型結構轉變為食利與消費型結構，財富與殲坦利潤主要來源於海外投資而不再是國內生產，所以資本對創新與生產興趣下降，更關心金融與海外投資的回報，由此是英國錯失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是推動了後發國家的崛起，美國的崛起與繁榮很大程度上得益於19世紀後半期的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與資本和技術的轉移，當時英國人和英國公司每年都將他們一半以上的存款投資到美國，這甚至超過了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投資。雖然這些投資帶來的收益使英國每年的國民收入得到增加，但是這些投資本身讓美國企業完成了現代化，美國在一夜之間從以農耕為主的社會成為以工業為主的都市化社會，成為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功的象徵。不錯，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許多創新源於英國和法國，但是這些創新的運用卻在美國，美國不僅融入了當時英國的世界經濟體系，而且順勢而為抓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會，原因關鍵在於美國是笑胡一個生產與創新型的年輕經濟體。
但是，上世紀70年代美國開始走向由盛而衰的軌跡，美國之所以走向失落根本原因也在於其對外投資的加速與國內產業的轉移，因為高工資，以及美國國內市場的飽和，利潤空間的稀薄，導致美國公司將加工和製造遷移到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最初是轉移到日本，亞洲四小龍，然後是中國。美國跨國公司在這些國家進行生產加工，然後再將產品通過廉價的現代化運輸工具返銷到國內和世界其它地方，這樣顯然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潤。但是製造業的轉移導致美國產業的空心化，導致失業率的劇增，中產階級每況愈下。而且因為美國自己生產的東西越來越少，除了農產品和別國無法加工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美國的消費越來越依賴於進口。結果貿易赤字急劇上升，美國2010年貿易赤字總額達到49789億美元，其中對中國貿易赤字擴大到207億美元。怪不得已故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經講到，也許美國失去的就是中國得到的，中國得到的就是美國失去的。
無疑，美國是在重蹈英國的覆轍，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投資的轉向逐步改變了美國的經濟結構，從生產創新型經濟轉變為食利與消費型經濟模式，資本更加關心海外投資的回報而不是國內的生產與創新。而中國崛起無疑得益於20世紀末期與21世紀初經濟全球化與資本和技術的大轉移與大分流，中國不僅抓住了機遇而且順勢而為。由於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資本和技術的轉移和輸入，中國迅速成為全球最大和最廉價的生產和加工基地。首先，1978年以來中國獲得了500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世界投資中心，美國500強企業前10名都有在中國投資，並且它們在中國的生意份額越來越大，超過其本土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由於大量外資的湧入使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9.5%以上，是美國經濟增長率的3倍，由此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製造業大國，結束了美國在製造業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歷史。製造業的迅速發展，中國隨即又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和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根據統計中國GDP總額事實上已經超越美國。最近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發表文章預言：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但是，顯然從GDP世界第一到中國世紀還有很長的路，目前而言中國最需要的是一次脫胎換骨的經濟結構變革，而要達此目的，唯有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那麼，第三次工業革命會發生在中國嗎?顯然許多人認為這是天方夜譚，痴人說夢話。美國依然是世界創新大國，擁有許多世界一流的大學與研究機構，許多創新都源於美國，所以美國是最能夠推動與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國家。但是，從經濟結構來看，美國已經不是生產創新型國家，財富與利潤主要來源於海外投資而不是國內生產，所以即使創新，但是運用極可能不是在美國，而是在中國。相比之下中國是一個年輕的生產創新型國家，它的財富主要來源於生產，而要生產就必須創新，這樣才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也許這一差異可能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會發生在中國而不是美國的主要原因。不是嗎?第二次工業革命誰會預料會發生在美國呢?但是事實上卻發生了。
8、誰之現代？誰之世界
麥克法蘭的新書《現代世界的誕生》出版的同時，英國學者貝利的《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幾乎同時面世。武大學者劉仲敬對兩書使用的材料、研究方法和結論進行了評價。
延續早年《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這部革命性著作中的觀點，麥克法蘭以翔實的史料，顛覆了馬克思、韋伯、塗爾乾和彭慕蘭等思想家和學者關於舊制度與現代世界「大分流」的帆租經典理論，態雹兆將現代世界的源頭上溯至12—18世紀工業化的英國與勤業化的歐亞大陸之間的分道揚鑣;並對現代性的本質和特徵提出了獨到的見解，那就是經濟、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或曰宗教)等領域的徹底分立與組合。
麥克法蘭以最古老的現代國家英格蘭作例，通過描述英格蘭社會方方面面的獨特性，絲絲入扣地剖解開啟現代性大門的每一把鑰匙及其之間的關系。他希望這幅關於「英格蘭奇跡」的比較性畫面，可以幫助中國讀者理解西方的歷史與中國的現狀，思考如何在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解決最棘手的「社會凝聚」問題。
作者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 1941—)，英國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終身院士，英國皇家歷史學會院士，皇家人類學會院士，英國科學院歐洲科學院院士。麥克法蘭關注現代世界諸起源及特性之比較研究，研究對象覆蓋西歐、喜馬拉雅地區和日本等三大文化區域。著有關於英國、尼泊爾、日本及中國人類學及歷史研究專著20餘部，被翻肆老譯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韓文、中文等多種文字在數十個國家出版。
9、棉花帝國對中國近代歷史有何影響？
19世_末，英國裁縫查爾斯·沃斯在他位於倫敦的沙龍上，首次讓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法國女郎瑪麗·弗內展示他設計的服裝，服裝模特就此誕生。這個看似偶然的發明，實際有著某些必然，其意義不僅在於大大提升了人類衣著文明段位，同時還折射出人們衣著文化從傳統意義上的滿足剛需，轉入更具觀賞意義的審美情趣。而為這個轉變提供強大動力的，正是全球棉花和棉織品的放量增長。或者可以這樣說，模特是棉花帝國崛起的產物。這是一部世州通過棉花視角，管窺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的史書。2015年，本書榮獲美國班克羅夫特獎。作者哈佛歷史學教授斯文·貝克特在這部跨越400年、涉及七大洲的波瀾壯闊的歷史著作中，勾勒了商人、商業資本家、經紀人、代理人、國家官僚、工業資本家、佃農、自耕農、奴隸等諸多角色。這些人的命爛返襪運與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同時又在參與中塑造了現在這個存在著巨大不平等的世界。貝克特通過剖析棉花帝國崛起的戰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全球資本主義三個階段，讓讀者清晰地看到資本主義史如何與民族國家史、殖民史、販奴貿易史密切聯系在一起，從而打開「現代世界」之門。18世紀末的「大分流」，不僅是全球貧富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全球話語力量重塑的重要節點。盡管全球形成了越來越多的棉花生產與紡織中心，但「大分流」後，歐洲棉花中心的地位顯而易見得到了進一步鞏固。貝克特指出，棉花帝國一開始便駛入全球化的軌道。資本具有流水習性，總是向低成本的貧窮國家流動，以投資當地的棉花種植。在資本力量的主導下，棉花在全球的大規模種植，必定重塑棉花以及其他農作物種植版圖，也必將大量勞動力遷入工廠，其中相當一部分失地農民後來成為「無產者」。與此同時，棉花種植面積的飈增，又會打破原有農作物種植結構，陡增糧食安全隱患。歷史上，埃及、印度等殖民國家，都曾發生過嚴重的飢荒，死亡人數在棉產區更為集中。還有，棉紡工廠的興起需要巨大勞動力，一開始吸引的是男性，後來是女性，再後來包括兒童，像中國這樣婦女不外出工作的傳統也被打破。事實上，棉花帝國的資本家從來都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們會緊緊依靠國家力量。國家主義最直接的好處是，可以藉助比別國強得多的軍事力量，快速達成目標，前提是對方屈服或者流血後被征服;國家可以有效保障棉花穩定的種植面積;國家「發起的基礎設施項目加速了貨物流動」;「國家政飢激府同時使用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保護自己（資本家）進入國外市場」;國家可以通過建立多樣化的勞動制度，為社會分工的細化創造更多有利條件
10、論述鴉片戰爭前中國傳統經濟的主要特徵
中國傳統經濟的再評價——中國經濟史論壇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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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 濤，毛陽光 (中國經濟史論壇於2003-1-31 2:03:27發布) 閱讀1261次
2001年12月7日，「中國經濟史論壇」在首都師范大學召開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對於傳統經濟的再評價。會議由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主持，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河北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首都師范大學等科研單位的30多位專家學者，對中西方在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狀況、「西方中心論」等方面的問題的看法進行了探討。以下是各位學者發言的要點。
李伯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對明清中國經濟狀況的看法，在西方過去的幾百年中發生了幾次大的變化。
16世紀到18世紀末以前，西方對於中國（當時是明清時代）持非常積極的看法。伏爾泰、魁奈、亞當·斯密等，一直把中國看作是經濟非常發達的國家。18世紀末開始轉變，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黑格爾以來，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木乃伊式的國家，沒有發生過變化，沒有內在的動力。這樣的看法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費正清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中國內部不是停滯的，而是掘判有變化的。但這種變化是在外力的影響下，才會發生的。盡管1949年我們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體系，但是在整體看法上和西方的主流觀點還是比較一致的。
這一看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出現一些新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內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看法。認為中國明清時期經濟的發展不是靠西方沖擊下中國才能夠發生變化，並且，按照它自身的軌跡發展下去，將來可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一理論經過不斷發展，後來逐漸成為我國對明清經濟看法的主流。
在西方，與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理論比較接近的是所謂近代中國的理論，是越戰以來，出現的一個新理論。美國當時一批中年的史學家認為中國在明清時期不是沒有變化，而且，變化與西方也比較接近。他們說明了中國經歷的許多變化和西方是一致的，所以得出了中國經濟是有活力的這樣一個看法。這一看法在西方雖然逐漸得到了接受，但他們的主流看法還是中國是一個停滯的、沒有外力沖擊就不能發生變化的經濟。
到了最近十幾年，西方的看法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1999年國際經合組織發展中心的首席經濟學家安古斯·麥迪森，運用實際購買力的計算方法，對中國從漢代以來，國民生產總值特別是人均水平的國民生產總值GDP作了計算，得出的結論是叫人非常吃驚的。根據他的計算，1700年時，整個歐洲的GDP和中國的GDP差不多是相等的。在清朝的120年中，中國四倍於歐洲的經濟增長。所以，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經濟規模在世界六大經濟區中最大，而且增長速度也是第一。
在他之前，美國有一位政治學家保羅·肯尼迪，就作過一個估計，乾隆十五年（1750）時，中國的工業產值是法國的8.2倍，是英國的17.3倍。在1830年的時候，中國的工業產值是英國的3倍，法國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的工業產值才剛剛趕上中國，而法國才是中國的40％。從他們這些看法來說，清代絕對不是一個停滯的時代，而且，清代經濟的增長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內部因素成長起來的。
現在一本很出名的書《白銀資本》，從另外一個角度，從整個全球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角度，作了一定的說明。作者弗蘭克認為，中國經濟不僅是規模很大，而且當時世界經濟的網路里，它處於中心的地位。這種看法就是20世紀末最重要看法，而且比過去的資本主義萌芽或判友改者是近代早期的看法有了一定的進步。
西方學術發生了兩個很大的變化，一個是中國經濟史研究開始進入國際經濟史學的研究領域。中國經濟史研究原來告胡在西方中國史研究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西方漢學從來就不是西方學術的一個重要部分。今天，研究中國的人越來越多，而且研究近代和當代的居多。中國經濟史開始進入到國際主流學術之後，國內外的學者就可以從一個更廣闊、更全面的范圍內來看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越戰以後，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越來越激烈。科倫甚至要建立中國中心主義。到了90年代後期，在這一方面又大大進了一步。王國斌就提出，既不能是中國中心，也不能是西方中心，只能在同等的地位上進行研究。
所以，我認為，一方面是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一方面是中國經濟進入國際學術主流，第三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的進展，使我們對明清中國經濟發展的看法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轉變。當然這一看法是否正確，是不是非常合適，還有待於檢驗，但是，我自己覺得如果說還是沒有新的觀點提出，我們還是基於過去那種從萬曆到乾隆，中國從先進到落後的三百年那樣的一個看法，那麼很多今天的問題就沒法來解決。
史建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
我主要講一下最近我正在翻譯的一本書，叫《大分流》。這本書的主題是說，為什麼工業革命會發生在西歐，西歐有什麼獨有的優勢？作者彭慕蘭把所有有影響的觀點都收集起來，然後，一項一項地去進行比較研究。
他首先提到的是我們常提到的歐洲所具有的優勢的地方，包括生產資料、生活水平、人口、勞動生產率等等。他用比較翔實的材料證明了西歐並不比東亞更優越，沒有明顯優越的地方。像他提到的平均人口攝入的糖的數量，中國和西歐基本沒有差距。具體的科學技術，如農業方面，中國明顯是要比西歐高的。還有其他的一些方面。
他認為是西歐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煤，煤和蒸汽機的關系。從地理位置上講，歐洲的煤礦分布在英國，據英國十七、十八世紀的經濟核心區域非常近，運輸成本很低；中國的煤礦分布在山西，而中國當時的經濟核心區域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要把煤運到江南或是嶺南，路途實在是太遠了。從地質特徵上講，英國的煤層非常潮濕，開采時需要抽水，而蒸汽機最早的用途就是為了抽水。山西的煤非常乾燥，它的最大問題是自燃，在當時山西處理煤炭自燃問題的水平在世界范圍內是最高的。防火技術與蒸汽機不同，不能被廣泛應用到其它的工業項目中去。這實際上是歐洲的幸運。
另外在市場、女性勞動力問題、經濟制度方面、奢侈品需求方面、在保護商人私有財產的問題上、在借貸利息的問題上、在出賣官爵的問題上，作者都在進行了較詳細的比較後，認為，歐洲的優勢也不明顯。
以上作者對現在人們所認為的西歐先進的地方都進行了論述，得出的結論是，較之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西歐在當時的情況下，並不佔有明顯的優勢。除了煤的優勢外，西歐沒有一項自己自身獨有的優勢。
那末，在十七十八世紀制約發展的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作者認為，主要是生態的問題和土地的問題。並就這一問題，作者進行了詳細的論證，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十七十八世紀，西歐和東亞在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就、發展水平以及所遇到的生態方面的制約等等問題是一樣的。
在最後，作者力圖解釋英國發達的原因。除了煤的因素外，新大陸的發現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他認為新大陸的作用主要在於，它提供了土地密集型產品，即棉花、穀物和木材，也是西歐人口遷徙的落腳點。它使西歐擺脫了前面所提到的一系列生態方面的制約，最終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
在他看來，到了18世紀末，西歐和東亞的情況是十分相近的，全部的變化都發生在19世紀，而且這種變化十分劇烈，使西歐和東亞走上了兩個完全不同發展道路。他說，如果沒有美洲，英國很有可能走上一條與中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相同的道路。
吳承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
聽了兩位的講話很受啟發，史建雲講的這本書，我還沒有看見過，聽來主要是用比較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的。李伯重談的主要是兩個人一個是麥迪森，一個是弗蘭克的，都是用世界經濟的觀點來看中國的。
弗蘭克的書也是反對西歐中心主義的,中文版叫《白銀資本》。這個翻譯不太正確，而且單把白銀作為中國明清時期經濟增長的力量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有關白銀的問題，弗蘭克估計得太大了，據我的計算，沒有他認為的那麼多。而且，白銀流入並不是作為投資，它只是增加了流通，擴大了市場。18世紀白銀向中國的流入，也就是中國康雍乾的時期，實際上比這一時期要高，而弗蘭克提到很少，並覺得沒有什麼作用。這是也錯誤的。
這兩本書連同史建雲所提到的那一本，都是反對西歐中心主義的，都是從世界的觀點或是比較的觀點來看問題的，這些方法是正確的。下面我就談談「中心論」的問題。
這次討論前發的參考資料有王家范的一篇文章，他的論點比較正確。中心論應當有兩個中心論，一個是經濟中心。他認為，只有在航運事業飛速發展，新大陸被發現，世界經濟連成一體的時候，才會產生所謂的經濟中心。但是，另外還有一種中心論，就是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中心論，那麼，五千年來中國都是中央帝國，是世界的中心。這個中心是指整個歷史的文明來說的，叫歷史中心論和價值中心論。
70年代以後，興起了後現代主義的思潮。後現代主義的大師們，差不多都是反對中心論的。他們認為世界本來的面貌就是差異的、多樣化的，無論是先進的、落後的，都有它們存在的價值，不能用一個標准來衡量。
所謂對中國經濟的在評價，從剛才兩位先生和王家范的文章上看，主要是針對清代的，西歐中心論的產生也是在這個時候。關於這個問題，中國和西方都出現過認為中國的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是中國走下坡路，而且是走向反動腐朽的時期，這樣一種思想。還有一派把宋代評價得很高，認為宋以後都是停滯的。到了80年代後期，就出現了一個給清代翻案的風氣，這個翻案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的考察是實事求是的，實證主義的，同時，主要的是在考察內因。
重新評價清代的經濟，具體地就表現在整套的《中國經濟通史》的清史卷中。這部書實證性很強，結論說清代經濟的各個方面都遠遠超過了前代，是中國封建經濟的高峰。我認為，這些主要是從經濟上來研究的。從制度上講，這一時期並沒有突破封建制度，生產力的發展是在封建經濟的范圍內進行的。特別是在思想上，也沒有突破封建的經濟思想。而16世紀中國在經濟上有了很大的發展，有制度的也有社會的變革，社會結構的變革，也有思想上的躍進。16世紀的反傳統的思潮，為17世紀啟蒙思想，如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的思想奠定了基礎。晚明學者，像李贄、王夫之和泰州學派，提出要重視商業，承認資本和慾望，講自由、平等、博愛。但是，他們沒有提出民主，沒有民主，就不能突破體制的界限。這一直到了康梁變法的時候，才被提了出來，那實際上是從國外引進過來的。這也就是中國到了這一時期落後的原因。
張芝聯（北京大學歷史系）：
我今天主要談一下漢學，在我國，對漢學的看法有一個轉變的過程。我記得1956年在法國要開一個青年漢學家的會議。當時認為，漢學是帝國主義的名稱，他們研究的目的，是為了顛覆中國。後來，國外開始派學生到中國來學習，其中，第一流的人還是很傑出的。前些年，在中國興起了重視漢學，重視外國的漢學家研究的風氣，而且還編了一套叢書，把西方著名的漢學著作翻譯了過來，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是一個進步。
1995年，戴逸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18世紀到了清代的康雍乾時期，中國已經衰落了。18世紀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曙光，而在東方是封建主義的沒落。我總覺得不大合適，但是想不出一個很好的說明。吳（承明）老講，中國的明代就有了啟蒙思想，到了清代的時候就沒有了，那末，到底還有沒有？18世紀初期的人還是繼承了一些明末人的思想，如王夫之、黃宗羲等；到了雍正、乾隆以後也出現了，像袁枚、鄭板橋、紀曉嵐等還有很多好的思想；到了19世紀初期的龔自珍、魏源到康有為，還是可以找到一條啟蒙思想發展的脈絡的。
下面我想談一下彭慕蘭、弗蘭克這些人。去年五月，弗蘭克到中國來，作了三次報告。他是反對歐洲中心論的，他把研究中國的各種學派的觀點，一一進行了批判，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等，似乎都被他批倒了。當他提出自己的觀點時，就帶出中國中心論來了。他的論點是，西方從1500年以後到1800年，這三個世紀，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確實是佔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但是，歐洲建立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的基礎卻是中國經濟在東亞、東南亞一帶的影響。按他自己的話說，歐洲只不過是買了一張便宜的票，搭上了末班車，到中國來做生意。
我和弗蘭克曾經討論過世界中心的問題，我還是比較贊成布羅代爾的看法，他是多中心論的，當時有好幾個中心，包括西歐、東歐、印度、中國等等。但是經弗蘭克一說，就成了只有一個中心，就是中國，這恐怕也太過分了。而且他往前推到5000年，那時彼此接觸很少，那就更不能接受了。世界形成一體，要等到十六世紀以後，特別是到了近代，到了工業革命以後，才真正形成一個整體。但是弗蘭克的理論呢？他提出了橫向的、一體化的、宏觀的歷史的口號，世界從古至今本來是一體的，到現在更是全球化，一體的，我認為這有些過頭。歷史還是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通過各種商業活動慢慢結合起來，形成一體。《共產黨宣言》里就曾提到，到十九世紀，才真正形成一個世界市場，不能說在那麼早就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而他對馬克思的一些論點的批評，我也不贊成。馬克思受黑格爾的影響，也有西方中心論的觀點，用西方的標准衡量中國，這是不正確的，但如果仔細分析馬克思對中國的一些看法，還是正確的。弗蘭克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當然他的觀點也受到別人的影響。在他以前，大概在九十年代初，已經有一本書《Europe before Hegemony》，作者是位叫阿布·羅喀德的女士，講得是歐洲霸權主義之前，就是1100——1350年這個階段。她指出在這個階段亞洲國家是占優勢的。弗蘭克沿用了她的一些觀點，來說明自己五千年來中國中心的這樣一個觀點。
對於前面所介紹的彭慕蘭，他有一個論點，就是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英國，除了煤礦的地理位置距工業區比較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條件為英國本土節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木材、糖的供應，使英國不至於發生生態恐慌。這在西方歷史學中，這種「反事實」的推理，我認為這是他的一個新觀點。
弗蘭克、彭慕蘭，還有王國斌，他們形成了一個「加利福尼亞學派」，是研究中國史的。比較起來，王國斌的研究是比較謹慎、穩妥和全面的，他不僅有經濟數據，還把國家的形成，各種體制、制度也考慮在內。他注重中國歷史從古至今的延續，他認為，割斷歷史有礙於真正理解一些傳統。比如我們把鴉片戰爭割了一段，辛亥革命割了一段，49年又分割一段，好象每一段都有自己的特點，殊不知有些事物是從古到今一直延續下來的。他的研究把中國的政治制度，國家的形成，國家與社會，國家與經濟的關系都考慮在內。我非常欣賞他的一個論點，他認為中國社會是分成一個個階段延續下來的，政府是一個系統，但應用到地方同樣也是一個系統，所以中國的政令便於執行，政府只要與地方精英們很好的結合起來，能夠把國家治理好，所以他認為中國絕不是專制主義。他是用另外一個標准來衡量，不僅是王國斌，有些法國漢學家也是這樣認為的。認為中國政治沒有民主並不是問題，中國政治的特點是愛民、救民、教民，像剛才吳老所說的民本主義。王國斌認為中國沒有一個所謂的公共空間去發表意見，但它有別的東西，把這一部分研究出來，這難道不是中國人自己走的道路嗎？王國斌主張多元化的發展道路，對於將來，他也是這樣預測的，各國文化和歷史都有自己的發展道路。並不像弗蘭克所說，只有一個中心，然後跟著這個中心走。王國斌還認為英國工業革命是一個偶然性，並不是必然的，彭慕蘭也有這樣的看法。總得說來，這幾個人的研究各有特點，這些書翻譯後，對我們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他們的著作會引起我們對於許多問題的思考，有利於我們學術的進步。
最後，我們還是回到「歐洲中心論」，我們不要認為「歐洲中心論」在西方已經沒有了，相反還很厲害。為什麼引起這些歷史學家群起而攻之，這個靶子就是戴維·布蘭德斯，1998年他出版了《富國與窮國》，這本書全部都是「歐洲中心論」。他認為西方發展的這么快，是由於它本身的優越性和有利條件，而對於亞洲與非洲人民有許多的污衊之詞；講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就輕描淡寫。站在反對「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弗蘭克還是彭慕蘭的書，是有一定道理的。當然，我們還是要客觀一些，西方先進的地方，我們還是要承認，但我們也有自己歷史發展的道路。
所以，我覺得跟西方漢學家的討論和比較，可以引起我們許多的想法和思考，這些思考對於我們學術的進步，對我們的國家都有好處。
馬克垚（北京大學歷史系）：
我認為彭慕蘭的書比弗蘭克的好，就像吳老所說，弗蘭克提出的許多資料，是不太可靠的。他本人並不懂中文，所直接引用的中文材料很少。他指出是東方先落後，落後的原因最終還是落到了麥克·埃爾文的「高技術平衡的陷阱」理論。而彭慕蘭的書中有大量實證的東西，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且大量引用了中文基本材料，像吳老、李伯重的書，方行先生的文章，他都引用了。這里，我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看法：彭慕蘭的書的思路與麥克·埃爾文的思路相似，從人口與生態的角度看歷史。他認為中國和西方擁有同樣的發展歷程，直至十八世紀，中國並不落後。到十八世紀出現了生態危機，於是中心開始向邊緣發展，以減輕中心的生態壓力。中國由於邊緣地區的發展，使其沒有形成像西方那種中心與邊緣的關系；而西方的殖民地人口的消費品需要中心地區來供應，這樣就形成了交流，緩解了中心的生態壓力；煤的開采與運用也緩解了生態危機。在英國，煤層埋藏比較淺，解決了排水問題就可以大量開采，加之海運的便利，使煤的使用遍及全國。通過殖民與煤的運用這兩大支柱，英國得以發展起來。他提供了這樣一個數字，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應，幫助英國節省下來的土地達到2500萬到3000萬畝，而當時英國的全部耕地也不過2300萬畝，等於多了一個英國。在此基礎上，英國逐步發展起來。這是他的中心論點，我覺得這個論點似乎並不十分強有力。在這本書里，前面4章對15到18世紀中西方的發展作了對比，有許多實證性的工作，比較有啟發性，我認為比較好。像他引了李伯重的材料，認為中國家庭婦女勞動力機會成本不為零，如果一個婦女又紡花又織布，比一個男勞力幹得還多，我覺得挺有啟發。另外，他用了桑巴特的《奢侈與資本主義》，他認為中國也存在奢侈與享受，並進行了計算。書中具體的比較，我認為比較好。書中也有缺點，像「看得見的手」這一章從制度方面來說，作的不夠，很多方面只點出了幾個點來比較，雖然提供了一些材料，但並不十分有力。
需要指出的是，前面提到的幾個人的觀點，就像剛才張先生所講的，在西方並不是主流派。主流派是布羅代爾等人，當然，他們現在的研究也跨到東方來了，但我覺得他們還是以西方為中心來看待問題的。弗蘭克這些人就是要把這些觀念引過來，像彭慕蘭所反對的瓊斯，他的《歐洲的奇跡》從政治制度、生產力、生態等方面全面論證了歐洲優於亞洲，彭慕蘭的書就批駁了這種看法。十八世紀的中國為什麼落後？這個問題現在仍然需要回答。現在，弗蘭克、彭慕蘭等西方學者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答，這里既有長處，也有短處。總的來說，我覺得西方這些人所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去思考，還是很有啟發的。
李根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
傳統農業是傳統經濟的基礎。對傳統農業的評價是對傳統經濟評價的重要方面。中國傳統農業曾在土地利用率、土地生產率和農業技術等方面長期領先於世界，在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的前夕，中國傳統農業的這種優勢是否繼續保持？或者說，在鴉片戰爭前後，中西農業的發展是否有差距，如果有差距，這些差距又是怎樣形成的？這個問題與我們今天的主題可能有點關系。
說鴉片戰爭前中國農業仍然處於領先地位，不是沒有根據的。伏爾泰在18世紀中期曾贊揚中國的農業「已臻完美境地」；謝和耐在《中國社會史》中比較了中國和法國18世紀的農業，認為當時中國的農業「是近代農業科學出現以前歷史上最科學和最發達者」，同時期的歐洲農業則「顯得特別落後」。這種比較大體上符合事實。不過他們主要是著眼於農藝和產量的層面。在這種「先進」的背後，當時中國的傳統農業已經隱藏著落後的因素，它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作為農學基礎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手段的落後；二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停滯。
關於第一個問題，游修齡在《清代農學的成就和問題》一文中曾有所論述。明清時代，中國傳統農業在土地利用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精耕細作技術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發展，在農學理論上也有些新的東西，但進展不大，沒有質的變化。從馬一龍到楊屾，試圖用陰陽五行的理論來闡述農業生產的機理，解釋農作物生長發育的過程。這種理論強調了農作物生長和環境條件密不可分的關系，強調了農作物生長過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兩個方面，一定程度反映作物的生長規律，但它畢竟是一種抽象、籠統的原則，沒有深入到生物體內部，完全沒有涉及農作物從開花到結實這一關鍵時期的細節，因而不可能對農作物的生命過程做出科學的解釋。所以，這種理論雖然能較好地揭示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但難以具體深入地反映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又由於它本身的模糊性和包容性，以至「什麼都能解釋，什麼都不能解決、什麼都不用深究」。但同時代的歐洲，卻出現了新的突破。1628年，德國的 C.Schsiner用兩塊面透鏡製成最早的復式顯微鏡。 1665年，英國的R.Hooke用自製的顯微鏡發現了細胞，從此打開了解動植物生命結構的奧秘之門，植物授精的概念、動物授精的概念、植物營養的概念、病原微生物的概念相繼出現，農業生物學獲得飛躍的發展。生物學是農學的基礎，沒有生物學的領先，農業技術的創造改進就只能停留在感性階段。中國傳統農學和傳統農業，恰恰是從這里開始落後於西方的。不過，中國的這種落伍不是一下子顯露出來的。科學的發展不是各個門類齊頭並進的，帶頭的是天文學，然後是物理、化學，生物學是相對滯後的；生物學較大發展並應用到農業中去是19世紀的事情。
中國傳統農業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產率一直領先於世界，但勞動生產率就很難這么說。據寧可先生的研究，中國傳統農業與西歐中世紀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相差不遠。從中國傳統農業自身的發展看，農業勞動生產率有一個由上升到下降的過程，轉折點有的認為是在唐宋，有的認為是在清前期。學界判斷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的主要依據是人均佔有糧食的數量。這里一個突出的制約因素是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減少，使人的生產能力不能充分發揮出來。但在人均耕地減少的情況下，農民會增加糧食生產之外的副業生產。如果按人均佔有農副業產值計算，情形可能與按人均佔有糧食數量計算的情形有所不同。不過，封建社會晚期以後，農業勞動生產率停滯以至下降的趨勢恐怕是難以否定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靠生產工具的改進。中國傳統農具的發展在宋元時代達到高峰（這在王楨《農書》中獲得反映）後，就基本上停滯不前。《農政全書》所載農具是抄王楨《農書》的，沒有新創造。有些大型高效農具，如水力連磨，明清反而罕見了。在王楨《農書》時代，「北方收麥，多用釤刃麥綽……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鐮刈者，其速十倍」。但這種麥釤，明清時代基本上不用了。有的地方從牛耕退回人耕。這些都可以找出具體的原因來解釋，但深層的原因恐怕是小農經濟和人多地少的狀況缺乏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動力。鄭學檬先生曾經指出這樣的問題，中國古代農業機械很早就採用齒輪傳動的裝置，冶鐵業也相當發達，但為什麼始終沒有用鐵來製作齒輪？我想原因之一恐怕是在使用人畜力和自然力為動力的情況下，用木製齒輪就夠了，而多勞集約的傳統農業本身，還提不出使用更高級的動力的要求。在生產工具停滯不前的情況下，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不可能提高的。西歐的情況與中國有所不同。如圈地運動以後18世紀的英國，城市人口增多，農村人口減少，為了增加農產品的供應，既有改進技術、提高集約化程度的要求，也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要求。在推行諾克福輪栽制的同時，各種以畜力，水力或蒸汽為動力的農業機械陸續出現。如1701年塔爾發明的馬拉穀物條播機，1828年貝爾發明的馬拉收割機，以蒸汽為動力的飼料粉碎機、乾草切割機、甜菜切片機等等。當然，這些只能算是半機械化；歐美真正的農業機械化是20世紀初的事情。但農業發展中追求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趨勢在18世紀已經相當明顯，這和中國當時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
近現代農業不是單純由傳統農業技術自身發展而來的，它用科學改造傳統農業、用工業武裝傳統農業的結果。在西歐，18世紀的傳統農業技術雖然仍落後於中國，但當時已形成近代科學，已發生產業革命，用近代科學和近代工業改造傳統農業的過程己經開始。在中國，18世紀既沒有形成近代的實驗科學，也沒有發生近代的產業革命，傳統農業自身還不具備向更高的形態發展的條件。在農業技術繼續領先的表象下面，它與西歐農業的差距正在形成和發展，只是尚未顯露出來和被人們認識罷了。
中西農業的這種差距，中國農業落後的事實，中國人是在甲午戰爭失敗、洋務運動破產以後才猛然省悟的。中國農業這種落伍當然不時一個早上發生的